抚顺故事集读后感10篇

　　《抚顺故事集》是一本由赵松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一)：语言的安慰————评赵松《抚顺故事集》

　　语言的安慰

　　——评赵松《抚顺故事集》

　　金特

　　几年前，听说赵松在写一本短篇集，叫《抚顺故事集》。“抚顺”这两个字，我对朋友说，很绝。如果换成《葫芦岛故事集》、《铁岭故事集》或者《四平故事集》，那就是东北地方故事汇了，不是那个味道。我细读了两遍《抚顺故事集》，其实都带着明显的带入感——赵松是东北人，我也是，但这块大地，此时此刻却不在我的脚下，我就觉得有些难过，但不关乡愁。

　　《抚顺故事集》不好归类。因为在我看来里面承载了多种文本，我归纳为地理志、人物志和心灵志。赵松胜在著“书”，因此这个集，是个完整的作品，而不是作品的合集。比如说《浑河》、《北山》、《耐火厂》、《姚台子》、《矸子山》、《社宅》、《八大烟囱》、《水塔》、《北树林》、《罗台》这些短章，把抚顺这个老工业城市里的那些非常私人化的地理坐标，安置于那些人物志篇章之间，就很有意思。它们冷静而坚硬，既是现实存在，又是私人定义过的点，它们被时间腐蚀，停驻于公共意识的边缘，却又别有意味。在很大程度上，赵松为它们所塑造的是与他者无关的形象，是只属于他自己的地点形象，他为它们静静地蒙上一层记忆与想象的光纱，再徐徐掀起。

　　然而《矸子山》骤然惊蛰，它“是露天矿井开采过程中挖出的油页岩堆积而成的”，好像一块伤口，露出油页岩层肌体，这片土地的性质似乎也随即被曝了光：它注定被掠夺。伤口也好，掠夺也罢，都是由人造成的。随后的《社宅》以奶奶回归记忆书写，老太太那一句“我下去了”，如同亚伯拉罕回答以撒“儿，我在这里”一样，因为那种朴素的执著，所以动人。作为这些短章的尾篇，《罗台》写的是在一片密林之中窥视那个大伙房水库的视点，汉、高句丽、朝鲜、满等民族曾在此交汇冲突，这里还蓄积着能摧毁沈阳和抚顺的力量，而这里的水却是甜的。当情感、记忆、历史、自然，以及隐匿的气息，在日常化语言里平稳叙开，十处个人地标上仿佛缓慢升起一片异色的苍穹，在意识之外颤动，这是语言的特权。

　　人物志有十四篇，读完之后，让人心里发堵，因为人生无非生死场。我们来看《诗人》的开篇，“有时候，某些理想，对于某些人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结果。原因往往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天真。”宏大的定性，让人本能地想躲避。因为每个人都能对号入座。赵松对人的命运有刀子般的认知，砍你的时候，还很儒雅呢。但对我而言，《诗人》代入感不强，因为浓重的公务员文人气息抹杀了东北人的味道，直到看见“脑出血”，这个词太东北了。一个虚荣心得不到满足的东北公务员式文人，在成名的渴望中走过了平庸的一生，最后死于脑溢血……我感觉这个人物从始至终都被赵松压抑在叙述里，同时主人公也把自己压抑在内心不公开的叙述中，隔着双重叙述，诗人内在的暴力被历史活埋。

　　但《师傅》破冰了。“她说他指着自己的脸告诉她，如果没有这张破脸，他是不会跟她在一起的。”师傅的呐喊被师母阻挡，被叙述阻挡，依然震慑人心。“她很爱他”，他的一生被工厂套牢，身心落寞，这爱又有什么用呢？赵松在最后让师傅亲自说了三句话，叙述的帷帐破了，师傅从心底透上气，“其实人活着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么？”僵硬的身体的最后抽搐，也是人生的谢幕辞。《路超》在朦胧暗光中透露出一个脆弱少年淤积的生命状态，始终走不出目及所视的‘我’，却被一盏明灯突兀地照射，它就是路超。路超是厂长的儿子，对“我”关爱有加，但这充满怜悯的光芒却始终没能拯救“我”，因为这光更像物质，没有语言的余地，反而让“我”陷入困境。在对困境的叙说中，仿佛“我”和赵松忽然重合了，几十年过去，生命又在原点交汇。

　　《老赵》写出了父辈的失落，这代人被社会身份禁锢，在生活细节中小心翼翼地卑微。尽管时代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企业的关系，也改变了利益分配的方式，但像老赵这样的父辈们其实并不希望退出舞台。虽然拿着退休金再到外面当个技术顾问轻松拿钱，在外人看来绝对是好事，但对于老赵来说似乎并不甘心。“不过他说这样已经很满意了，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这只是应景的说辞而已。对于生命，他有自知之明，但对于自己栖身几十年的企业，他其实是宿愿难偿的感觉。轻松，从来都不是他的目的。《金姐》由一台打字机开始，金姐和“我”因此相识。“回忆或者虚构，难度是一样的”，一剂停顿之后，语言缓缓涌起，欲望开始制造错觉：“我”和没有面目的金姐，轻轻地呼吸。姐弟之情，在东北确实如呼吸般自然，这片阳性的土地生育疯狂，也培植静默。金姐就是静默的省略号，用一生谱写。“我”走了，她依然停在那，“我”对她的书写令她陌生，其实“我”就是她漫长省略号人生的一道刻痕。

　　《爷爷》、《祖母》、《佬爷》，写的是逝去的祖辈，他们是闯关东的山东人、河北人，作为孙辈，赵松用他们的经历勾勒了家族史。但这还不够，在他的笔下，几位老人和父母产生的人世纠葛，即暴露出他们相对暗淡的一面，也映射出作者在内心深处对他们的凝视，偶尔也有些厌倦。这个不完整的家族故事，其实每个成员都是主人公，甚至包括那些未曾出场的。因为血缘而组成的共同体千疮百孔，这是生活，但作者触动了人性的基点，敏感的人在地上群体不安。似乎只有老姥爷在琢磨着什么，以另外的角度……他钻入矿井，走进大地深处，用一生的经历告诉外孙：“这人哩，跟煤是差不多的，可能还不如煤呢…….”我认为《姥爷》是全书的书胆。“在这个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城市里摇晃着前行”、“那座露天煤矿方圆十几公里的巨大深坑”，这就是抚顺，露出内在朽败沧桑感的抚顺，其实它比姥爷更真实。

　　我觉得《萧叔》和《高昆》可以放在一起作对比。两个人物一阳一阴。萧叔是母亲最聪明的学生，但没用在正地方，是那种小钱不挣大钱挣不着，成天不着调的人。他的人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折腾，但性情决定了他的人生就像青春，逝去了，就是一辈子。而高昆是另一面，他静止而阴郁，像那根僵硬的小拇指不声不响，永远指向一处。他骨子里有一份坚定，却迷茫无所指，只能以阴狠表现出来，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出震慑力。萧叔和高昆，代表着东北男性的两种血气类型，但又总会归于孤独无望的结局。《书记》则是刻画了一个国企小吏的“智慧”，前半生，他精准无误地自我重复，把服侍领导的技能归于为人之道，并试图传授给“我”。后来单位解体时，书记的“智慧”让他轻松找到了新的领导位置。那“我”是怎么看书记的呢？似乎在“我”看来，书记是那些头脑僵化而又乏味的官僚里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外。

　　纵观十四篇人物志，我读出了人生的无奈，隔着记忆和语言的雾气，在某个时刻他们甚至让我失去了平静。真实的力量，不必回归核心现场，这是赵松的世界观，也是对语言的自信。这种自信，在《廖素》《若对》《马丁之痛》三篇中化为另外一种激流。时间仿佛停滞，而无边无沿的细节被放大，光彩但不刺目，流沙一般融会贯通。柏格森说：“时间是阻止整体在一瞬间被给予之物。”时间的本质是流变。在记忆的纷乱洪流里，有些人、场景、器物，会闪电般出现，缠绕着你无法解脱。但赵松放下了这个奇点，他相信语言的本质不是追寻，世界无言，或许他只想在生与逝之间，用语言繁殖一道时隐时现的桥梁，去弥补虚无。那么，连时间也要停摆了，虚无会变成最真实的主题么？但我在《抚顺故事集》中却又感受到了实在的安慰，语言的安慰。赵松时刻提醒着我不要深陷其中，不必伤筋动骨，静静地读完就好。就如同“抚顺”二字，双唇不用碰触，没有暴力，有的只是气舒丹田，不用思索，即可发声——因为那和人生又没有关系。

　　2015.6.26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二)：胡传吉：赵松的“无言”写作

　　赵松的“无言”写作

　　胡传吉

　　读赵松的《抚顺故事集》，容易走神。这不是坏事。

　　让读者走神的原因很多。作品魅力太大，读者忍不住要把一个字掰成十笔画或十个字来细读，“走神”追求的是被作者劈得魂飞魄散的感觉。作品如果稀松平常，“走神”的原因就无须解释。赵松的作品，不一样，有点怪异。赵松是从黑蓝文学网走出来的，没有体制色彩，种在网络，长在民间，自然天成。他的叙事作品，不平滑不齐整，没有匠人气，行文不避凹凸洞，文字高一脚低一脚地跛奔着来，却也不太慌张，凡事由着自己的节奏，不改生活的原色与粗纹，别有一番从容淡定的气象。读惯了“文学史教材”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再来读赵松的作品，一定非常不习惯，各种后现代文学理论在他这里基本用不上，抒情言志的说法在这里也失效了，在这个作者面前，不能耍花招。如此这般，甚是好玩。

　　《抚顺故事集》，截取历史片段，主要讲述抚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人事变迁及环境变化。看似是“故事集”，但实则有其内在的整体感，读者不妨当其为以叙事为主、但又与常规写作有区别的小说。文体设置不拘一格，随笔与小说相间，用“实”说“虚”，以“虚”证“实”，打破虚拟与真实的界限，别有心思。叙事有“天人合一”之想，先记山水环境，再说人的生老病死，作者心平气和地讲述国人无法逃避的命运，但“天人合一”乌托邦之想后面，实则是天人不能合一的惨状。

　　“浑河”、“北山”、“耐火厂”、“姚台子”、“矸子山”、“社宅”、“八大烟囱”、“水塔”、“北树林”、“罗台”这些部分，用仿宋字体排版，文体是随笔，主要写山水、工厂及环境变迁，在这里，不妨将其修辞化为“山河”二字。这是属于天的部分，它既看到善，更包容恶，天的智慧是“无言”。赵松深味这种“无言”的慈与悲，他的行文极为克制、简洁，不动声色中挟带强大的震撼力与感染力。他对场景的把握很精准，陈述时多少有去修辞化的“强迫症”——或者说洁癖，眼里容不下多少形容词。极简和极繁是内敛的两个极端。说得很多、铺张得很多，是一种修辞，读者要穿过丛林方有可能看到真相。难度好比读印度人，他们贪恋多少颜色味道，但你如何才能读出她的清丽脱俗？说得极少同样是一种修辞，读者要努力“脑补”，才能接近那些被“省略”这种极度闷骚但又魅力无穷的修辞方式装饰过的意指，这样的文本，天然地具有多义性，这种写作，更接近古典的审美趣味，有如古字画里习惯性的留白，言有尽而意无穷。极简是无限接近“无言”的表达方式，也是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的写作美德。譬如“姚台子”这一篇写到，鬼故事没能阻止“我”去姚台子玩水，但鱼被人毒死了却吓坏了“我”——可见人比鬼可怕，“我从水里露出头来，看到有几个人在洗桶，是那种调农药的红色塑料桶。没多久，已爬到岸边，坐在草丛里的我，就看到有小鱼翻白浮上了水面。我记得以前曾有人管这种白肚细鳞的小鱼叫‘马口’。那几个人走的时候，还冲我笑呢”，写到这里，文章就结束了。没有控诉，没有深挖掘，里面照样有惊心动魄之处——环境恶化对人的伤害，是永久性的。“八大烟囱”这一篇写到，“我”爬上烟囱口，往下面看了一眼，吓得手软脚软，好不容易爬下来，“浑身冰凉”，“同来的几个男孩正在旁边撒尿，比谁尿得远”，生死一线，“生”对“死”视而不见，是“生”克服恐惧的办法之一。“北塔”篇，小伙伴们听“强暴”事件听得津津有味——“我们都有点自责的感觉，因为我们竟然听得那么入神”，人很难跟邪恶完全划清界限。言语不多，但赵松总能戳中痛点。接近“无言”的极简书写，是对那些虚化生命之力量的劝喻。

　　然而，当极简的手法必须去处理更复杂的经验时，就会面临它的问题。如果不够耐心，或者缺乏严密的训练意识，极简手法就会忙乱。“山河”部分，要比写“人事”的部分好。写实的部分，比写虚的部分要好。“诗人”、“师傅”、“路超”、“老赵”、“金姐”、“爷爷”、“奶奶”、“姥爷”、“妹妹”、“萧叔”、“书记”、“廖素”、“高昆”、“若对”、“马丁之痛”，文体是小说，主要写人事。这是属于地的部分，里面有人们不甘于命运的百般呼告与挣扎，也有谁也躲不开的大限。“人事”部分，挑剔一点说，其部分语言黏度不够，黏度不够，自然影响叙事的神气，叙事很难顺势行之。叙事不能顺势，阅读难免走神。苛求之外，读者也不难发现赵松自有其过人之处。“人事”部分，篇目排序饶有趣味。“诗人”之死放在“人事”的首篇。有意思的是，这个“诗人”并不是传统意味上的愤世嫉俗的诗人，反而，他有一段时间在世俗层面得到不少名利好处，这从他死后的热闹也可以看出来。那么，这样的“诗人之死”，与被神圣化了的“诗人之死”相比，有什么值得寻味之处？！作者无意得出结论，写法本身，已有足够的杀伤力。此外，作者还写到亲人、同事、远方的人，不时有精彩的片断。写人事的时候，赵松不太在意人的最后去向，而在意活着的状态。天与人，难以合一，也无怨无怼。写作有如悟道，救人救己。心平气和的写作，大概受益于个人的修炼。

　　有见识，不循写作陈规，假以时日，语言不会成为赵松的大障碍。有“无言”的悟性，惊喜也许会陆续有来。

　　载《南方都市报》6月7日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三)：回忆在说些什么？

　　某天早晨醒来，你可能毫无征兆地回到了过去。或许由某种媒介触发，比如雨天窗外灰黄的色调，雨滴落在尘土上的特殊气味，黄瓜的清香味道。记忆使你重返过去，这种感觉会在某个难以预料的时刻突然降临，这是《抚顺故事集》中出现的纷杂的记忆碎片。回忆是什么？我们的心灵和身体都在流逝的时间中努力保持一种完整性，记忆延续了这种努力，借由这个通道，每个人“是其所是”的人生主题得以成立。《抚顺故事集》乍读的时候给人这样的印象，它平实朴素，面向过去，是一部回忆之书。可是，困惑也在阅读之后自然产生了，这部书仅仅是为回忆而写的吗？

　　对于抚顺这样的城市我们并不陌生，这里生活的轨迹是以工业为主导延展的，一切运行来说都环绕在工厂的秩序当中。这部书看上去似乎也有一种严整的结构，那些有关地点的简介文字均衡穿插在书页间，犹如坐标点清晰注明城市的方位。但是，仔细读下去会看到，这并非抚顺的全貌，而是一些跟最深刻的记忆有关的地点——浑河、北山、耐火厂、北树林等等，确切地说，作者绘制了一幅记忆之城的地图，在这里，过去的事物得以复生。那些地方、人物和故事如同柔弱的细草，不断从板结的水泥地面的裂缝中钻出。说不清楚到底是这种不起眼的生命力瓦解了制式化的生活秩序，还是人为的秩序本身就蕴含了否定的种子。 总之，这些回忆里见不到时间纵轴线上那些重要人物和事件，而一些在日常生活之外可能被遗忘了的人成为主角，他们的故事和生活细节并不乏味，反而显露了生活原本的质地。

　　那么，这部书是如何还原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故事的呢？书中有这样一类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说他们是一类人，不如说他们是在某一个相同主题名义下集结起来的人，这个纠缠了他们一生的主题可能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但是看清楚这一点并不是在当时的情境之下，而是通过回忆才得以领悟。这是一些“有理想的人”，首先出现的人物是诗人，自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诗人”是别人对他的称呼，也是他孜孜以求的身份。只是才华和学识的局限让这种追求跟现实产生了无情的距离，也使这个人物难以逃离悲剧性的结局。另一个写作者是廖素，她的理想具有某种天真浪漫的色彩。身份和名声在她那里似乎不具有什么重要性，但是她为理想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或许用书中的一段话来谈她会更加贴切。“胸怀浪漫的人在现实主义的环境里轻易就成为异类，而做异类是有代价的……它能让一个人在群体里永远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你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大家通用的游戏规则里找到某个靠边的位置，不再有个性张扬与反动，可是你仍旧不能被环境所接纳，同时又无法避免环境本身对你的腐蚀。”作为一个充满热情的写作者，她是一个不为环境所容的异类，她转身后退，直至退无可退。理想在这些经历之后带有一种虚无的色彩。

　　另一种从更为世俗化的角度来看待的理想也同样难以说清。工人老赵总想让自己出众的技术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家庭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是体制本身禁锢了人的头脑和勇气，他唯有寄望于退休之后“发挥余热”的可能性。在终于过上他认为的理想生活半年后，死于脑溢血。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是书记，这算得上是一个“实现理想”的人，可那个理想说起来使人内心五味杂陈。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官场上腾挪有术。但是，在那个环境中浸染久了，这个人物身上带有一种晦暗暧昧的气息。他在单位的散伙会的间隙向“我”提及一些人生经验，为自己很晚才悟透这些道理略感遗憾，或许他认为如果省略掉经历中的天真阶段，他将更加成功。然而，如果去除了理想当中那些虚幻和不切实际的成分，理想自身似乎也不存在了。他的开悟，其实是对理想的根本性的否定。理想是人与命运发生冲突并由此产生幻灭感的直接来源，它跟随人物在书中出现，既是这些人物无法回避的难题，又导致真实与虚幻之间不断产生分离。在被现实不断击打的理想变得越来越空洞的时候，命运的无常感也显得格外强烈。

　　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与作者产生交集，这些人物常常是以令人意外的方式出现。比如爷爷，他在遗像中的严肃表情，家里收藏的被红笔圈过的战争新闻的报道，手摇唱机，旧军装和不同型号的子弹，在孩子的记忆和想象中，所有这些物件都指向一个事实：爷爷曾经是威猛的军官，作战神勇，堪称英雄。不过奶奶说出的真相让人沮丧：他只是个普通的工人。这个结果让人不禁会想，记忆为什么又到底在哪里发生了偏差？还有一个被称为“萧叔”的人，关于这个人，你无法确定地说出什么，更不要说作出评价，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难以在记忆中拼合成形的人？路超是一个在作者少年时代的关键时刻上出现的男孩，他像一个引路者，一个保护人，一个导师，想起他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在他的帮助下，我的原本有些分崩离析的世界就这样联接起来了……而他，永远在这些场景之上，是上面的一簇光亮，近乎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不那么具体，又近乎完美。”也许可以说，“虚构”这个词语回答了前面的那些疑问，回忆对往事的过滤改换了某些真实的部分，使它们看上去如同新鲜的故事，因此，更像是对往事的一次再造过程，那就近乎虚构。不用说，再造所依赖的发生器就是时间。

　　这部故事集具有不小的时间跨度，几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抚顺，除了最后一篇。那些反复叠加的片断分割了故事，使得时间在这些故事里变得凝滞起来。所以，当你要把其中的部分人物经历当作传奇来看时却发现，连这些传奇都让人感到疑惑。暮年的奶奶说出“我真是老了”这句话的时候，你看不出这是个当年带着全家创关东的厉害女人；萧叔那个漂亮而忧愁的女友变成了发面团似的开朗媳妇；在照片里威严无比的爷爷却是个内向胆小的人；曾经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金姐，“我”再想打电话问候她的时候却不知从何谈起。好像中间过去了的那段时间改变了事物的面貌，也改变了最初印象当中的那个人。静止了的时间留存住一些人和事，同时，也有一些事物也不可避免地被遗失。

　　如果说前面的讲述还是清晰的，到了《若对》那篇却突然模糊起来，不仅是人物与故事，到了后来你会察觉，模糊的是时间的界线，所有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之后，时间也随之消失了。最后一篇《马丁之痛》这个与抚顺毫无关联的故事有点出乎意料，而结尾的一段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结构形式：当“我”想到一些人与事还有场景的时候，“有个什么东西，从心里某个角落里浮了上来，知道了，我的时间又回来了，它没有任何变化，以那种从未变化的速度，向前走下去。”在离开抚顺多年后，在去国万里的异乡，在某个出其不意的瞬间，时间回来了。这个复活了的时间犹如某种启示：时间从未真正消失，它不过是在转换，它让面向琐碎事物的凝视在回忆中重新获得意味，让过去回到现在从而获得重生，这种意味才使得回忆不停留于记录，而变成一种提升。

　　这么看来，作者当然不仅是为回忆而写，关于回忆和虚构，作者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世界在膨胀，记忆在消退，生命升起又降落，它们摩擦出火花，也有烟雾，构成了想象、错觉与幻梦。而回忆就像鱼似的游动其中。很多时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会有交叉的点，经过了那里，回忆与虚构也就浑然一体了。”虚构与回忆的界线消失之际，也就“排除了设置在精神和现实之间的一切障碍和成见”1️⃣。通过回忆创造另一个现实世界的时刻，也就“摆脱了时间的束缚，而这正是永生的定义”2️⃣。因此，“这样的时刻使艺术家感到获得了永恒。3️⃣”

　　注1️⃣、2️⃣、3️⃣：出自莫洛亚《追寻普鲁斯特》。

　　《羊城晚报》2015.3.22.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四)：朴素与温柔

　　《抚顺故事集》，小开本，硬壳精装，手感良好。

　　它大概有十几个故事，你可以从任何一个故事开始看起，事实上我就从来没遵循过书的顺序，有一回我看到一个故事的结尾才发现，我以前看过这个故事。

　　这是本适合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带到餐馆去读的书。带本书出去吃饭是件挺朴素的事情，现在的人们很少做。但这本书就是能让你想起好些挺朴素又不时髦的事。比如说像朗读课文一样朗读其中的故事。书里的句子很适合朗读，可能是因为句子都较短，语调也平稳，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气氛。这本书还适合练字，能让你心安理得地随意找些句子抄在纸上。我确实抄了个开头，我上一次练字，还是在读初中时在抄《论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

　　书里有一群人，和一个地方——辽宁抚顺，以及一个可能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末期的时间段。因为从来没有到过抚顺，合上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那儿的天气可能晴冽，空气里有煤烟味，白杨树的叶子一掉光，整个天空就暗沉沉的。书里有一群角色各异的人，诗人，师傅，赵工，或者姥爷，奶奶，妹妹，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如果仔细比较，却也没有那么不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只可能在小说里出现一次，如果不是赵松，一定不会有人再把他们写进故事里了。

　　“因为这些充气橡胶坝，在水不多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河是在流动的，那些灰亮的水面是在太过平滑了。”这是赵松在写浑河，但也像在写十几或者二十几年间的抚顺。日子只有在顺着回忆的甬道看过去的时候，才能察觉其中的变化。有一些尽力把自己活成一个故事的人，比如特别想做诗人的诗人，或者特别想做浪子的萧叔，也有从来没想过要成为故事的人，比如奶奶，或者老赵。但在书里，大家都用掉了一辈子的时间来成为自己的故事。这是一种十分老派的时间观，在这里它还在意一天中太阳阴影的位移，在意一生中无所事事的孤独。

　　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我最喜欢的是一类家族故事。书里的老人们，他们经历过饥荒、战乱、迁徙、家庭失和，甚至吊诡的血缘关系。他们对于过去的说法扑朔迷离又波澜不惊，在《爷爷》这个故事里，爷爷一开始是抗战英雄，后来据说只是个小摊贩，从老一辈儿那里继承来了几套军衣和几枚弹壳。他和奶奶的关系在亲戚的口中也莫衷一是，几经离别，但最后随着他的去世，一切都归于平静。历史感沉积在普通人日复一日与时间对峙中，渐渐让人失去耐心，它们显得陌生，无足轻重，与现实毫无关系。但对那些耐心打捞的人来说，世界仍然是统一的，从未断裂的合集，尽管你很难弄明白事实究竟是什么。

　　在相似的语调下，十几个故事中的人物经常相互串场，而抚顺就存在与这样来来回回的空间感里。在故事与故事之间，书里插入了关于抚顺地理景物描写的小片段。这些片段像是寥寥几笔的绘画背景，也像是把故事固定在某个时空的图标。片段大多写的疏阔，浑河、北山、八大烟囱，仿佛恒定与此，但读完之后你会发现，相比而言，那些凝固在故事里的人才是抚顺不变的部分，而景物与山河，都只是关于某一种幼年记忆的描绘，就像它们的名字一样，属于一个旧的时代。

　　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和作者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当一个写作者越过记忆的层层暗影找到另一个时空里的小男孩，或者少年的时候，你的确不能要求他向听故事的人保证什么。陆超，金姐，萧叔，师傅，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时候像是在写作者的笔下度过一生，有时候又仅仅像是保存在记忆里的一瞬。在《抚顺故事集》中，每个主人公都自带一种恒常的性格或者命运，而那个从来没有成为主人公的自我却时常变化。最终自我来到记忆的末端，混合着气息、影像、茂密的树冠和寒冷玻璃上的窗花，潜入与每个人的对话之中，而这是否涉及虚构已经不太重要了，它成为了小说家独有的特权。

　　书里的文字自始至终冷静而朴素，有着自我审视般的克制，又有克制之后的自如。你经常能碰上一个冷峻的开头，例如，“经过耐火厂西侧的铁道口，往北走，二十几分钟后，就能看到几块稻田间的那一片水。”或者，“他光着头，待在那里，凝固在那个黑色的木制镜框里，表情有些肃穆，嘴角略微下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故事，因为接下来，在种种细腻的诉诸感官的描述中，你将被带入一种身临其境的缓慢与温柔。事实上，克制与温柔是书中文字的两种力量，它们奇妙的相互作用。而自始至终，这些都没能掩盖住写作者对于讲故事这件事本身的热情。有时候，文字会带你走向一种意识漫游，当你就快要被放大的细节所淹没的时候，写作者讲述故事的节奏便又适时浮上水面。这更像是一种在经过长期训练之后，与故事本身达成的某种自由的关系。它们在书中发生的自然而然。

　　每个真正热爱讲故事与听故事的人，都像是口袋里有了几枚叮当响的硬币，就满心欢喜的流浪汉。如今我们假装热爱一切，因为愿意耐心讲个好故事的人越来越少。而《抚顺故事集》这本书，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用一种朴素的耐心与愿望，满足我们这种口袋见底的人。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五)：“黑镜”里的人与事

　　这个冬天，东北与东北人，似乎走进了黑镜。 观众怒着骂着鄙视着，同时又有些畏惧。 可是，除了经济下滑本山失势天佑呼麦以及大金链子小烧烤和穿白貂的扒蒜小妹，他们还知道些什么？ 老林场老煤矿老油田老兵工企业，曾经都是宠儿，又次第陷落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 白山黑水，却依旧奉献着占全国近一半的商品粮。 而且，讽刺的是，所谓东北人，尤其东北汉族人，多半属于“闯关东”的后代——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先后自发涌入的流民。 呵呵，丧钟为谁而鸣？ 半吊子的无政府主义者+面目可疑的世界主义者，原本不该啰嗦这些。 说回书吧。 2017年，我喜欢上了三位生于东北的作者——哈尔滨的贾行家，沈阳的双雪涛，抚顺的赵松。 他们，有的擅写随笔，有的擅写小说，有的擅写地理人物志书，由于都见证过国企破产下岗潮并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字里行间有种微妙的共通的气息。 他们的文字偏冷，但不至于裹挟西伯利亚寒流，暖空气常发力。 他们笔下的故乡，不是厚重的不是轻薄的，不是时髦的不是乡野的，不是清透的不是黏腻的，倒有点儿“废土流”，过去仿佛不远，未来好像看不见。 他们对东北的“传销”（毕竟，追忆怅惘反省甚至仇恨，皆因爱），真正做到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半路逃跑也会受制于你的紧箍咒。 相较于贾行家的《尘土》和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赵松的《抚顺故事集》，出版最早，我却最近才看到。 书中，绝大部分人物是白描式的，讲故事的技法非常朴素，我喜欢。 后面的《若对》和《马丁之痛》，一个写法新，一个故事新，情感吞噬力都比较强，我却觉得如同罗丹砍掉的巴尔扎克像的双手。 在这本书里，除了15个人物，赵松还穿插着写了抚顺的10个具体地点，我更喜欢。它们如同我记忆深处的某些标识，既能铺就“回家”的路，又能筑起一个个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时空。 P.S. 说赵松擅写地理人物志书，是我的“狭隘”。实际上，他在文体尝试方面兴致很高。 归根结底，至少目前的我，不过是钟意他的《抚顺故事集》这本书而已。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六)：俞冰夏评《抚顺故事集》

　　后果惨痛的天真

　　评赵松的《抚顺故事集》

　　俞冰夏

　　过年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写《惊慌庞麦郎》的记者鲸书写她四川农村的家庭故事。这个故事里具备中国式家庭成员互相虐待的所有元素。看完我觉得十分苦涩。我早就能看出写庞麦郎的鲸书远远比批评她的那些城市人更理解庞麦郎的精神根源，但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生理解。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非恶意却远大于恶意的腐蚀性，我想一个21世纪的人，很难从中找到真正的平衡。理想当中的城乡渐进式变化，在从虹桥火车站出发，经过古北、虹桥、淮海路、新天地、豫园一直到杨浦新江湾城的上海地铁十号线上最容易地看到，但这种渐进是偶然和徒劳的，上下地铁的人，无疑都只有一个起源和一个目的地。

　　面对惊慌的态度是另一回事。赵松显然深切地明白这种腐蚀性，但也许他更坚强，也许他很早就明白用一层糖衣包裹苦涩之后做成的胶囊至少可以用鲜艳的颜色堵住胃酸与之发生反应的恶性想象。一切都有关想象，理解这点对70年代初出生的赵松比90年代出生的鲸书可能要容易。一切还有关为自己寻找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这里面需要一点主观上的自我蒙蔽。

　　不可否认，赵松的《抚顺故事集》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文学技巧上的，作家本人对法国新小说叙事手法和语言节奏的偏爱非常明显，比如视角的变化（很多时候会采用第二人称叙事），情节和场景蒙太奇式的剪切，以及一种紧张但缺乏起伏的叙事语调。

　　而另一个层面是生活上的，一个中国东北小城镇及周边农村80、90年代的生活，它缓慢、压抑，不讲道理。这种生活里个人意识几乎做不到调换视角（比如，《诗人》一文里，作为第三方，赵松不断在比较这位怀才不遇的在日报副刊当主任的诗人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别人对他看法的不同，但诗人和别人之间却不能做到视角的换位）。《抚顺故事集》里的一些场景更容易让人想到贾樟柯《站台》时期的长镜头，而不是阿伦·雷奈从花到生殖器的意象切换。

　　如果说这两个层面有一定的一致，那就是一种紧张而缺乏起伏的窒息感。从生活来看，人很难从中国的城乡二元化当中找到平衡，从文学来看，你更难从先锋小说与落后生活当中找到平衡。但赵松并不想像很多某一类型的作家一样，把窒息感转化成暴力。于是他没有像朗·拉什或者福克纳一样寻找冲突。他不是个酒鬼或浪子。因此我看到的是某种沈从文的影子与某种郁达夫的影子的温良合体。我被这种赵松可能自认为是“不无辜的天真”或“后果惨痛的天真”的温良所感动，好像《廖素》一篇的开头——“胸怀浪漫主义的人在现实主义的环境里会轻易就成为异类……尽管你意志坚强，胸怀宽阔，懂得自我调侃，就像可以幽默而轻蔑地谈及那些猥琐之辈一样，然而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大家通用的游戏规则里找到某个靠边的位置，不再有个性张扬与反动，可是你仍旧不能真正得被环境所接纳。”

　　达到这种温良的过程既不是循序渐进更不是轻而易举的。这种温良里渗透着中国人独特的，难以解构的有关忍耐与无法忍耐的英雄主义，有关坚韧不拔、攀比自虐，竭力避免功亏一篑之歇斯底里的相当前现代性的生活美学追求（此处美学与美无关），于是矛盾总是在沸点附近闷烧，却好像永远溢不出水来，也永远烧不到开——也许是我们太含蓄，也许是我们彻底没有伦理自信。从这种折磨当中衍生出来的人格与文字，好像你能想象的那样，提供的不是破茧而出的解决方法或者某种宏大的立场，而是刻意为之的轻描淡写。赵松尝试在轻描淡写当中制造出符合感伤主义的诗意碎片感，但画面总是跟他对着干，他内心的狂热抵不过日常生活的惨白以及远远比惨白更为糟糕的东西——邋遢。意识形态上，赵松眼里有确实的敌人——庸俗不堪的普通人，他对他们没有多少宽容度和同情心，但他显然只能做到把仇恨转换成朝内的自我仇恨与朝外的“幽默与轻蔑”。因此赵松的语言里有关无辜、伤害、喜悦、欲望、失望的所有感情都被刻意地扁平化，压成那颗鲜亮的几乎要做出笑脸的胶囊。但只是几乎。《抚顺故事集》里其实没有几个人在笑。

　　《路超》是比较典型的篇目，他描写阴郁的80年代初，以意识流的手法做出了漫长的铺垫，我们看到了邋遢的父亲自制的电线杆子、替代玻璃的窗户纸、风吹来的作者误认为是兔子的灰色塑料布……直到叙事展开，我们看到坐着与这位名叫路超的少年之间的友谊，仿佛有些Enfant Terrible的可能性，然而这不过是一段平常的童年友谊，路超不过是个相对不那么残忍的小伙伴，他在作者笔下超乎寻常的伟岸，以及他们之间超乎寻常的友谊，作者本人都知道，可能只是种温良的想象。而真正的痛苦，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因此这个故事充满伤感，却不是感伤主义的，甚至可以说，它的感伤主义需要某一类人的个人经验来填补。

　　男性作家始终与自己的童年较劲，他们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蜕变期，才能接受自己作为个体孤零零地存在这样一个冰冷的事实。《抚顺故事集》对赵松，可能正是这蜕变的过程。

　　2015年3月

　　(刊于《外滩画报》2015.4.14）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七)：是小说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模仿小说

　　我不知道这算小说还是随笔。版权页上标明，既是小说又是随笔。

　　我当小说。

　　赵松随笔式的、回忆性地写的二十五个人和地方，因为“我”的在场而被雕刻成立，也因为“我”的退场而更巍然屹立，但他们又都指向那个“我”。我（赵松）以“我”经历的他们写我（赵松）。众人合一，真假莫辨，而又能假作真时。见多了太像小说的小说，我偏爱这种贴着生活写的小说，不酸，不空，不飘，不滑。

　　最近到处搜了读的、郭楠的《理查德》《岛屿俱乐部》《强奸》，也是这样。

　　这样的小说其实也就像是生活本身，当你置身其中时并不觉得如何，而当你抽身而出或时过境迁再回头检点之际，却发现那些细密流淌的年月日时秒之中，又无处不在暗涌着惊涛骇浪。是小说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模仿小说？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八)：东北小城的异类与边缘人

　　十年前，我就在赵松的博客里读过《抚顺故事集》里的几篇故事，尤其对《金姐》那篇印象极深。对，那还是博客时代，每次点击进“空隙里的微光”，就像进入一个光线散淡的屋子，出奇的安静。他在这里用细腻敏锐的文字每天记录生活，有时是完整的故事，有时是诗歌，有时就是某一个聚会的场景。无论写什么，他的文字能营造一个沉静的气场，让时间的速度慢下来。

　　与一个人认识十多年，而且无话不谈，几乎可以说，你们之间已经熟悉到非同一般的程度。但读了《抚顺故事集》，我发现，赵松的少年时代和沉淀在他内心的那些故事和回忆，竟然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仔细又想想，这个人最近十年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跟我在这十几篇故事里读到的他的过去，是吻合的。他时常是朋友中最和善低调的那一位，在聚会上、饭局里都喜欢笑着聆听。那些善于发表意见的人说出来的话，他总是认真地听进去，若有所思地点头，顺着那些观点谈一两句他的看法，显得慎重、客观而没有侵犯性。

　　只有在他的文字里，我才发觉，他不是在简单附和，他的观察，他的思想，都在嘈杂的饭局上默默发酵。等深夜回到家，进入他那个从床上到地上再到桌上都堆满了书的空间里，他才把一切源源不断地倾泻，文字之细敏，如同显微镜。多年以后，偶尔翻开这些文字，看到身在其中的自己，我会惊恐文字的强大魅力，它比镜头还要细微地记录了我们曾经的片段。

　　这十多年，每次见赵松，他都提着书。真的是每次，他忙碌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时间的琐碎，于是养成在各种场合捡时间缝隙看书的习惯。有时看他拎着沉重的六七本书在手上赴朋友之约，总有人会好奇凑过来，拿出一本哗哗翻两下，合上书，随意地问：这么多书，看得完吗？

　　我猜，买书这件事能给赵松很强的安全感，读书也是。他过去的不安全感和自卑已经写在《抚顺故事集》里——一个成绩并不理想的11岁男孩，寡言，敏感，压抑，封闭，“宁愿在家里为院子里的蔬菜浇水、喂鸡、晒太阳，也不愿回到那个候审席般的座位上去”。那时的他常常躲在角落里，默默环顾周遭。

　　童年的阴影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这件事，我与赵松有太多共鸣。十年前我们聊过彼此的家庭、童年往事对自身的塑造和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急于摆脱过去。所以，哪怕看到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故事，我也能理解，一个曾经不自信的边缘人，站在这个热闹世界的中心，看起来是沉默的，实际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暗自观察。

　　这些观察所形成的，就是《抚顺故事集》里的十几个简短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回忆他所熟悉的身边人，从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旧时代，写到工厂的老师傅、日报副刊编辑部的诗人、电工老赵、玩世不恭的萧叔、打字员金姐……这些普通人都有一些共通之处，有着过度的浪漫化和理想主义色彩，行为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的古怪和执拗，被周围人嗤笑或轻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北小城，这些不被理解的边缘人，带着异类通常会有的自负、自卑和孤独，在旁人看起来过得凄凄惶惶，其实他们安然自若，自得其乐。

　　在赵松眼里，这些人不是异类，而是他的同类——在离开抚顺之前，我猜赵松也曾不被周围理解。

　　《抚顺故事集》里，有两个故事的开篇一句写得精妙。也可以说，这就是这本集子想要贯穿的边缘人物的悲剧性。

　　“有时候，某些理想，对于某些人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结果。”（《诗人》）

　　“胸怀浪漫的人在现实主义的环境里会轻易就成为异类。”（《廖素》）

　　这些人，零零散散，各行各业，怪的路径都不一样。但完整读下来，你看到的却是一个容不下个性的年代，一个下着灰蒙蒙细雪的东北小城，这些形态各异的小人物就生活在里面，那是赵松念念不忘却又无法回去的故乡。

　　这些人让我想起顾长卫《立春》里的那个县城，每天认真练美声的女教师梦想登上真正的歌剧舞台，考砸无数次的男孩梦想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他们在小县城里做着纯净而不可思议的怪梦，可是，梦碎的速度之快，只留一场残酷无声的悲剧。

　　这本集子是赵松早年的作品，他在一个个人物故事中间穿插篇幅更为短小的抚顺旧景，浑河、北山、耐火厂、姚台子、八大烟囱、北树林……这些地名对生活在抚顺的人而言很熟悉，但细读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地方其实像极了你的家乡，它们本身就是中国中小城市急速发展的缩影——原本清澈见底的浑河变得污浊发臭，城郊的耐火厂停产后先是变成舞厅而后荒废，生长着几百株大叶杨树的北树林曾是童年玩乐的去处，最终也被全部砍伐，拓宽的马路和光秃秃的工厂取代了浓荫。

　　我很希望有一天，赵松能挑出其中一个故事，写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记录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九)：故事才将开始······ 《抚顺故事集》评论

　　故事才将开始······

　　《抚顺故事集》评论

　　元雅静

　　如果要问，想要了解一位作者的文字是去刨根问底地或是蛛丝马迹地寻找他的人生经历还是直接去读他的文章？或者读完他的文章仍然需要翻索有关作者的人生轨迹？我倾向的答案在那本著名的《驳圣博夫》中普鲁斯特早就有详细的分析与清晰的见解了。这与普鲁斯特那长期见不得日光的半幽闭生活无关，而跟他选择的写作方式有关。纳博科夫也极其厌恶及反对只写自己人生经历的写作手法。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所说的了解一个人的文字并不是为了探究这种所谓的人生经历，而是指一种生下来那一刻就被打上的“烙印”，一种始终无法在字里行间消散的气息。城镇、乡间；充满重工业化动荡的东北；一早就显露国际都市倾向的南方城市；但是，这种“烙印”并不仅仅是与出生地和特定的时间上的关系，而且也与你之后所赋予的一生都无法放手的某种“信仰”有关。这种本质般的“基调”在书中弥漫，这些，如同空气中无数的不可见的粒子，飞速地组成了字母、段落、不同形状的文学建筑。

　　毫无悬念，在《抚顺故事集》的书名中，抚顺是一个作者早年生活、工作的重要地方，也是在他之后的小说和文章里总能轻易找到的某种“场所”印迹的来源。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慢慢撰写上去的“烙印”，无论在哪里，那团云雾就如同乡愁般地缠绕。

　　“最先想到的，并不是人，而是物。”这是《金姐》的开头，赵松首先想起的是那台暗绿色的老旧的打字机，他轻轻吹去已经覆盖在上面的一层浅灰，用手掌覆上带有斑驳痕迹的机身。周围先是出现了街道、书桌、办公室。渐渐地又有了一些嘈杂声，是某一天的场景，也许是他第一次进入这间办公室时，也许是之后的无数天被他截帧并组合在一块的某天。身旁的人物并不是都那么地清晰，其中的金姐在对他点头微笑之后，记忆才时而清晰，时而又如那团忽暗的火花堙灭下去，幸好有那台记忆开关般的打字机的陪伴，在这个时候，它摇身一变成了当年收录语音的“录音机”，回放了当时的一些场景。而《路超》则是“需要被某种气息的引导才能回到那个遥远时段”，终于在一阵“被咬开的黄瓜的清香味儿中”或在雨天的润湿感里才能把已然在另外一个世界中的路超拉回到他们的少年，林荫路上、旧式老楼、阳台、校园和联欢会上，某个少年给了另一个少年的温暖，以及被隐藏在文章中某种隐隐的不安中，路超的去向则永远成了谜。如果要说起关于作者“文学梦”的开始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诗人》的，同样也是因为“写诗”把他和这位诗人联系在一起。《诗人》是作者“信仰”的开始，也意味着诗人“天真”的落幕。现实残酷吗，逃避真的能够欺骗自己吗？一个梦想成为诗人与“诗人”的人生轨迹上的交叉，短暂地，却碰撞出一出总落幕不了的话题：关于理想的天真与现实中的无力感。

　　其实，似乎没有谁可以重构所经历过的精神历程，也无法还原在某个时间节点中的自己。记忆是不可靠的，口述时常也会带有自我选择和清理记忆的嫌疑。但小说可以。《抚顺故事集》中大部分是写赵松生活、工作在抚顺期间的身边的人与事。那些人物与事基本上没有什么故事性，以至这本短篇小说集看上去更像是本散文集。其实不然，就如同开篇《诗人》中第一句话写得那样：“有时候，某些理想，对于某些人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结果。原因往往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天真。”赵松在回忆及试图找出那些个对他而言充满着感伤而又总是在做无谓挣扎的“小人物”身上展开着一个个想象，想象着过去的以及如果过去延续的可能。在写下这本书中的每一篇里，离开抚顺再回过头来回忆当时的那些个场景，这个时候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差让他意识到自己在当时可能存在的“天真感”并足够有勇气去打开那些被他埋藏在物件中的记忆开关。于是，一个个人物、或想象的空间便渐渐隐现了出来：无论是《诗人》、《路超》还是《金姐》，这些人物带有宿命般的落寞感，事件其实是被打乱的，也许有些并不存在，人物或许是真实的，但总是被添加或删去一些然后改头换面的重新出现。他起码在做一种尝试，一种在过去的时间线索上的，人物如同一个个梦境般地呈现。每一篇之间看似毫无瓜葛，但都是在他找到了藏起来的那把“钥匙”之后重新筑构的。这把钥匙是他开启时空之门的钥匙，是他在回忆时能够带回到那些人物身边的“穿越机器”。一次次，他沉浸在那些个喜悦或忧伤中似乎忘记了他的“回去”也是为了还原自己的一次次的“异想天开”。

　　而那些地方呢？在被夹在在书籍中的那一个个地名，这些关于当地一些重要场所的介绍，像是在整个抚顺插上了一个个坐标。这些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才加进去的地方介绍，用控制中平淡的口吻叙述，读起来仿佛在整本小说里加入了另一种空间。仍然是过去，是与小说中的过去平行的另一个时间空间。时空被拉得更远了，有些地方甚至也被改造的只剩下一些痕迹，可是，这又不就像是他笔下的那一个个人物吗？时间，不仅改造着我们身边的人也包括自己。无法预料的不仅是事物也是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似乎在若无其事的视角下达成物与故事的一种紧密而又疏离的关系。

　　《抚顺故事集》是赵第二本短篇小说集，距离他开始写的第一本《空隙》时间间隔了10年。在这个十年里，能够看出他逐渐减弱了对故事情节架构的兴趣，而是在一种更为自由的方式上对场景及事件的组合描述，甚至打乱了时间，凭借气息、味道、物件，把它们用来穿针引线，一篇小说可以同时存在多种时间和立场，用味吊出来的结构反而更加的契合及富有弹性。这突然让我想起了前不久他口述的他采访图森时的某些个场景：图森一年会有三个月隐居在某处专心写作；图森同时写作、拍电影、做艺术；图森隐居时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是走半个小时才能到达的电话亭。于是，在我的想象中，十几年前那个在某处同样缓步漫走的人，从抚顺的一个角落走向另一个地方，在北河边，在水塔下，在舍宅里，在耐火厂，在一个充满着工业气息的北方城镇中四处漫走。更在一次一次偷摸潜返回到过去的“梦境“中，在重新找出那些个曾困扰着他现在同样被困扰着的无数个瞬间里，那些个无声的过去与现在和势必延续下去的将来，这本“故事集”就像是一个开始，一种决绝，一种无法抗拒的烙印的力量始终在作用着。于是，故事刚刚结束，故事才刚刚开始 ……

　　《抚顺故事集》读后感(十)：回忆在显影液中清晰起来

　　在我翻开《抚顺故事集》之前，没读过任何赵松的作品，对这位作者的情况知之甚少，有限的信息来自豆瓣——我的同龄人，生在抚顺，现居上海。及至仔细而缓慢地读完这本装帧素朴的书，怎么说呢，他的回忆像浸在显影液中的相纸，由淡转浓，从模糊到清晰，让我随着他的文字进入到那个由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构成的中国北方工业城市众生相中。

　　我顽固地认为，我对赵松的讲述有着更加深切的认同。我同样生长在一座东北工业城市，也有在大型工业企业生活区度过的童年，从家中长辈到儿时玩伴，以及耳闻目睹道听途说的种种庸常琐碎流水时光中的所谓奇人异事，都不难从《抚顺故事集》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共鸣。那些厂房、烟囱，冰天雪地里的画面和气息，淹没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大潮中的卑微个体，就如同从纪录片《铁西区》或者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里走出来的，于我实在熟悉不过。哪怕赵松的文字平实、从容、克制，我还是在阅读过程中几度陷入近乎时空交错的代入感，我是个透明的存在，大摇大摆地穿行在书中的场景，旁观那些人物的喜怒哀乐。

　　姑且臆测，这些文字描摹的人和事介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要是说这是作者用以记录故乡抚顺的成长碎片，那么未免舒缓和沧桑了些，难道北方少年的故乡记忆不应该是在刺眼的阳光和冻出鼻涕的北风中骑车飞奔、蹿房越脊么？如果这只是基于积郁在胸中多年的记忆和情感，沉淀过后倾吐在纸上的短篇小说，略显平淡。不过，这舒缓或者平淡真美好，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能够让我不知不觉地平静下来。就算读到师傅、诗人、金姐、爷爷们的试图冲破某种藩篱后的无奈而归，心里为之而动，也不会有太大起伏。不知道是我老了，还是赵松的文字有润物无声的力量，感动并非一定要以激烈的情绪和肆意的眼泪来表达，就如同书中那些仿佛生活在我的八十年代的不合时宜的人们那样，个体经历的痛苦，来不及释放就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在轰鸣的工业噪声中，在人们各自目的茫然又忙碌不已的脚步中，还来不及爆发就沉在水下无声无息。

　　和长篇小说写作比起来，短篇写作无论从哪方面计较都显然要寂寞一些。所幸，这几年国内出现不少以短篇写作见长的作者，他们当然不是因为爱丽丝·门罗得了诺贝尔才临时抱佛脚。事实上，从叙事到结构，从情感的把握到文字的斟酌，写好短篇显然有不亚于长篇的难度。说回赵松，他在《抚顺故事集》中所呈现的文字功力以及文字间流露的那种姿态，是值得阅读并继续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