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读后感10篇
《曹寅与康熙》是一本由史景迁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一)：触不到的绊
这是一本学术性比较强的书，我主要是从两位主人公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体会他们之间的点点关系。
由于康熙的奶妈是曹寅的母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康熙会对曹寅的母亲有种别样的情感，从南巡到曹母家时就已经有所抒发，想必发小的康熙和曹寅的关系从小就有比较厚实的基础，但基于皇权和包衣的身份，康熙也会不得不保持距离，以便树立皇威。皇帝一般都以孤家寡人自称，但对于康熙，曹寅的存在确实是他在晚年所能挂念和回忆的部分，尤其在曹寅作为耳目在江南的时候，那种信任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曹寅过世后，康熙对曹家嗣子关于曹家的大小事务的过问，可以看出康熙是那么挂念曹家。要是没有皇室包衣的身份束缚，没准他们两可以称兄道弟......
社会各个层面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梳理那层看似很薄却坚韧异常的沙网才是最为重要的。
时不时让我想到了阿米尔与哈桑。
《红楼梦》是一部无论用怎样的语言去赞美都不为过的经典。这样一部书，光有超人的才华是不可能写就的，除此之外，足够的古代很少人能有的阅历才是关键所在。如果仅仅一个普通的文人墨客来写，很可能就写成了墙头马上一类才子佳人的小说了。在这一点上，曹雪芹幸运的生在了一个世代公侯的诗礼簪缨之族，追忆往昔的繁华，写就了这部奇书。
那么这个家族是如何发迹，继而成为了望族，他所依赖的制度和后台都是什么？他背后所承担的责任以及他经济来源和开销都是如何运行的呢？史景迁的史观显然不仅仅止于此，他在本书探究的是这一类的“包衣奴才”如何从下等人成为了皇室倚重之臣，又如何从宠臣跌下名位，最终成为了政争的牺牲品。
曹家之兴始于曹玺，正如红楼梦中所说，是以军功起家，不过在曹玺这一辈只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并没有到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三)：部分笔记
这本书与《红楼梦》其实无甚瓜葛，反而是作者借用红学的庞大研究，去钻研一己的历史。铺陈出在雍正建制以前，康熙如何利用当时的包衣制度，以南巡、奏折等法了解民情，又如何地方财政。切记些个。
一、 内务府
旗制与官制
满人师法汉人建筑防御工事与城池，并以明代军事驻防体系而建立八旗。将兵丁及家人编入旗下，三百人一佐领，五佐领一参领。之后随着征服，为了巩固统治将蒙汉视作盟友而非俘虏，相应建立了蒙八旗与汉八旗。满蒙汉八旗中的官僚大体维持着世袭制。
清代在旗制之外维持了明代的官制，即内阁、六部及地方的巡抚、总督。在中央，满汉以文武各占一半；地方则主要由汉军、汉人担任总督，汉人官不过巡抚，出任者众，但又是会节制省份由满人担任。
包衣
在正式的汉军成型（1630）以前所俘虏的汉人沦为满人奴仆，即包衣，其后世代相传。顺治在收编了多尔衮的正白旗以后将之奉为“上三旗”，下五旗的包衣只是亲王的奴才，地位低下。但是在内务府建制以后，上三旗归内务府统领的包衣成为内三旗（并非所有的上三旗都是内三旗）。因清代抑制太监，包衣实际上承接了太监的特殊地位，且尤其因为满汉之别，这种特殊的汉人成为皇帝收集情报、控制税源自用的特殊人群，多担任织造、盐政等肥缺，成为独立于正常官制之外的皇帝私人机构，且在雍正年间，包衣制度渐趋灵活，可经正常途径进入官制。
但是包衣实质上是奴仆，对于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从安排，因此，掌握官位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包衣可通过三个方式获得自由，有女纳为妃；基于人道赦前朝；三则原来由汉人担任的旗鼓佐领被转入旗内，在新佐领那里获得一定官位。
包衣与内务府
内务府奠基于更早的部落架构，且往往由武人依军事纪律统辖。上三旗包衣中各有三个满洲包衣佐领与四个旗鼓佐领，归隶于内务府，但是在74—95，则归总管内务府大臣节制。
内务府独立于官制之外，之后渐渐独立且拥有了正规规定。但是自此前，则可有恩荫。
理查德•沈德思：阶级是“心理~社会”群体，本质是主观的，来源于一种归属感；阶层则是由清晰的收入、职业、权力、教育等划定的人群范畴。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显然有皇族、旗人精英、汉官精英。那么没有做官的汉人地方精英的地位就需要特殊界定。尤其因为在康熙朝，为了维持统治，需要依靠旧有的官员体系，汉人官僚体系中受到了或明或暗的排挤。
许多汉人中的精英因此沦为了地方精英（乡绅），他们依靠与其他三类精英建立关系（通过交友、乃至亲戚关系）而获得自己的地位，同时科举考试可看做重要的指标。生员、监生、举人、乃至进士都可视为乡绅。但不包括士庶（为取得任何功名的童生）。
三、 在建制以前了解民情的方法
包衣制度本身就是在常规官僚体系之外，康熙控制地方财政的方法。而南巡与奏折则是他了解民情的手段。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四)：“皇帝-家奴”关系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历史，第一次看史景迁的书，作者深刻的描述了在皇帝和家奴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现如今：博导-博士的关系），作者梳理了大量的文献和典籍（有些典籍可能是国内的学者无法轻易获取的），并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进行了分析。
第一，包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借由曹家的发展阐述了“包衣”制度的演变和发展，从其最初的起源到后来在雍正时期的巅峰进行了描述。但是琢磨与康熙一朝，使得在雍正时期的“包衣”制度没有进行过多介绍。毕竟作者着眼的还是曹家这个特例。
第二，论述了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的“密折”制度。这种制度是随着明朝宦官的衰落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制度。当然这也是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系统之外，用于加强个人集权的一种有效手段。
第三，对正常的赋税制度之外的、用于皇帝个人小金库的敛财手段的描述，如盐政、织造等。并在适当的段落论述了该种敛财体系对正常的税赋体系的补充，尤其是动用此类税收去弥补河工等基础设施系统的资金。
第四，从作者对曹家的分析和研究，适当对《红楼梦》中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分析和佐证。但是作者本身并不是红学家，所以并无新颖的观点提出。
个人阅读之后，觉得有几个小的局限（个人愚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作者本身是外国人，虽然可能有新颖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史，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实际上未必能深刻体悟中国文化的蕴含，尤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的有效运作。所以书中不免在分析“包衣”对常规官僚体系的补充，以及相对应的“张力”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分析。尤其是“包衣”+“密折”制度同常规的官僚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深刻的分析。
第二，误差的放大。作者本身是写作一本书供大众阅读，所有史料必定都是中文，然后经过作者的写作（英文），再经过译者翻译回归中文。虽然没读过英文版，但是想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有所误差。这样的误差可能造成专业的汉学家对史景迁的批判。
第三，康熙一朝的党争是非常严重的，曹家也肯定是陷入党争内的，而且曹家在党争内所支持的派系显然不是后来继位的“雍正”一派。但是作者在描述曹家陷入党争时的局面（可能是缺乏史料）时，显然并未达到一定的深度。而这样的党争是曹家没落的主因。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五)：曹寅与康熙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一名意在“景仰太史公司马迁”，《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就读于耶鲁大学时完成的博士生论文。本书并未局限于康熙与曹寅之间的君臣关系，而是进一步勾画出康熙盛世这一表象之下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生态。
曹寅出身于满清“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属旗人包衣、皇帝家奴。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身份，一方面，他们在统治集团内至微至贱，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有机会靠近权力中心，扭转局势以享尊崇。历朝历代封疆守土的君王最信任的，永远不是战功赫赫的封疆大吏，而是自己人，康熙也不例外。康熙启用包衣来牵制明朝遗留下来的宦官体制，作为自己的情报工具，实则与东厂锦衣卫一类特务机构异曲同工。于康熙朝始，启用密折制度，曹寅于此时获得直达天听的荣宠，康熙与曹寅之间形成了君臣相互依附的密切关系。曹寅作为旗人包衣的杰出代表，为康熙朝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就不难理解康熙对曹寅争名逐利等一系列行为的默许。
有红学研究者认为，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灵感正源于曹家在雍正朝的衰败。康熙对曹寅乃至曹家可谓恩宠至极：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同时把持着朝廷两大暴利行业；曹寅过世后，其子曹颙接任江宁织造；曹颙过世，江宁织造一职由曹寅继子曹頫接任。而作为康熙的继承者，雍正显然没有继承对曹家的信任，史书中或说雍正因江宁织造账上亏空太过而震怒以致抄没曹家，或说雍正即位为树立权威整肃朝纲，曹家只是作了新旧政权交替下的牺牲品。无论怎样，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失去了康熙的庇护，曹家最终沦为了统治集团的弃子。
我知道这本书一定还有其他深意，但通读下来很多都思绪混乱无从表达。想起与史景迁同样致力于研究中国史的华裔日本学者陈舜臣，还有我不知道的更多学者，倾尽毕生之力钻研中国历史的治学精神，万分钦佩。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六)：《红楼梦》中隐去的“真事”
首先，我并不是一位历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我是一个“红迷”，因此我读这本书的心态更多的是想了解《红楼梦》诞生的社会背景。而读完的结果是，它确实帮助我厘清了一些问题，让我注意到了一些我之前忽略的问题。
历史选中曹家来预演整个封建时代盛极而衰的悲剧并不是没有原因。因为曹家的上三旗包衣身份，他们得以与皇室建立极其紧密的联系，他们因得到皇帝的恩宠而发家并烜赫一时，又因失去了来自最高当权者的信任而迅速败落——一如小说里的四大家族。可以说，《曹寅与康熙》和《红楼梦》一真一幻，共同描绘了一个封建时代大家族的罗曼蒂克消亡史，那背后时隐时现的，正是清王朝在夕阳下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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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聚焦到这本书的主人公曹寅身上。
这本书中的曹寅，是一位融合式的人物。他自在地游走于满汉文化之间，用书里的话说：“在曹寅身上，满汉文化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显然曹寅热切投入满族军旅那种豪迈的骑射生活，但他同时也是个对汉文化易感的诠释者。”这得益于他的包衣身份。他既是官僚，是天子近臣，又是江南汉族文人团体的领袖。这得益于他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所承担的特殊使命。
他的官僚身份也很特殊。江宁织造作为内务府官职，不是国臣，而是家臣。两淮盐政被形容是“打破行政疆界，拥有独立的权限”。他长期担任康熙皇帝在江南的耳目，有权秘折奏事，直接上达天听，这使他跳出一般的官僚体系外。他截拨漕粮，但他在地方上并没有官职，因此他的权责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总之，他的功能很灵活，哪里都有他的身影，但又很难言明他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可以说，他是一个各种夹缝中的人，是体制的背面，他是关于清朝的国家机器如何运作的重要补充。他很重要，但他看上去没有那么重要，他很容易被忽视，而这种被忽视，也是出于康熙皇帝的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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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红迷，最关注的当然是曹寅与《红楼梦》的联系。一章一章来说：
第一章 内务府
内务府、上三旗包衣，这是清朝制度中极为特殊的地方，也是容易被忽视与误读的地方。如果不了解曹家的特殊身份，也就很难真正理解《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是因何富贵已极，因何煊赫百年，又因何入不敷出，最终因何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命运与皇室成员的高低浮沉的紧密联系。
《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两个地点是京城和金陵，同时不难看出作者的苏州情结。由于本书基本是遵循时间顺序而写，因此此章先写苏州，这章呈现了《红楼梦》的文化背景。
第三章织造曹寅
织造是内务府买办，对应的就是书中的皇商。
第四章南巡
康熙南巡被认为是元春省亲的原型。元春省亲，是贾家煊赫的顶点，而康熙南巡，应该是曹寅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刻，一刹那的光辉那就是永恒！
第五章两淮盐政
林如海的日常。
第六章曹寅——皇帝的耳目
红学家说《红楼梦》写的是“内家事”，即皇家事，曹寅确实与皇帝关系密切。
第七章曹家的没落
不用说了，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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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这本书的结尾非常耐人寻味。
“这个隐喻（指树倒猢狲散——笔者注）并无轻蔑之意，毕竟曹寅本人也引述过它，而曹寅身故后，他的后人也一再演绎这则隐喻。树倒，猢狲自然散去，如此而已。不过，曹寅的孙子写出《红楼梦》，则是整个家族历史最奇特的转折。它也舒缓了历史的苍凉，因为它给这个家族处境的内在必然性，增添了偶然性的成分。所以，也应该把这则隐喻推向合理的结论，并借用中国章回小说中最迷人的角色之口来告别曹家：
既允了……须与他了这愿心才是哩，为人为彻，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全始全终，不然……反而不美。”
引文出自《西游记》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孙悟空和猪八戒扮作一对童男女，被送与通天河灵感大王的片段。不用《红楼梦》来作结，却用了《西游记》，而且这一段又是如此语焉不详，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却又莫名地惆怅。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这讲的是献祭啊。
我曾经说过，《红楼梦》的主题就是盛宴与残骸，那么曹家就是盛宴上一道精美的菜肴。他们是繁华的一部分，但盛宴结束前，他们就会消亡。
为人为彻，全始全终，明知结局却仍全身投入其中，或许曹家的人天生携带浪漫基因？这种献祭，是极致的美和浪漫，是教徒式的爱。史景迁引用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一点曹寅的自主性。更妙的是，在这个比喻中，康熙的喻体既可以说是陈家兄弟，也可以说是灵感大王。献祭者为神奉献了自己，又为神所吞噬，由此，他的爱、忠诚、感激等情感，得到了成全。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七)：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本书是史景迁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通过对曹寅家族的研究呈现了康熙年间的社会政治形态一隅，也让读者对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更加了解。
曹寅家族是正白旗包衣，包衣是清朝早期战争中俘获的汉人奴隶，后来编入汉军八旗，成为“旗人”，两黄旗和正白旗在顺治时代以后成为皇帝的直属旗籍，因此，曹寅家族也就成为皇帝个人的奴隶。包衣家族会选拔成年女性入皇宫成为宫女，25岁前若为成为妃嫔则可出宫婚嫁，成年男性则有内务府选拔为宗室服务，其中优秀的可成为皇家侍卫，有机会陪同皇帝。曹寅的曾祖父是第一代被俘获的包衣，到曹寅的祖父曹振彦时，家族开始崛起，曾任知府、盐运史等职务，曹寅的父亲曹玺1663年就任江宁织造，开启了曹家对这一职务的长期垄断，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幼年康熙的保姆，凭借父母与康熙的特殊关系，曹寅与康熙皇帝建立了某种联系。
曹寅在青年时代与其他包衣一样，在内务府任职，参与维护皇帝的出行仪仗，后则成为皇家侍卫、包衣佐领、慎刑司郎中，有机会与康熙皇帝直接接触。曹寅的满汉双重身份使他同时受到满汉两种教育，既重视儒家文化教育，也精通骑射。加上两代积累的家族财富，曹寅能够跻身上层阶级，并且凭借自身的交流能力，建立了广范的人际关系，他的朋友包括纳兰性德以及多为高级文人，其中包括清初几位状元和著名文人。
曹寅的父亲曹玺担任江宁织造21年，死在任上。曹玺去世后，曹寅组织文人为其父编写纪念书画集，在孝道为先的儒家社会，曹寅的这一举动既风雅，也为自己博得孝顺的美名，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1690年，曹寅被派驻苏州织造，3年后，正式接替其父成为江宁织造。
江宁织造名义上的主要职务是负责皇家使用织物的生产，实际上有更多的使命。清初的政治生态依然紧张，皇帝不敢任命汉人担任地方督抚，任命满人又怕激起地方反抗，因此，折中任命大量汉军旗人为地方督抚。曹寅作为皇室包衣，兼具满汉民族特质，也成为外任官员的优选人群。江宁织造不参与地方政务，但作为皇帝的直接派驻机构驻扎在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实际上肩负了对该地区官僚和社会生态进行监督的重要职责。康熙创造性地建立了密折制度，曹寅与康熙之间的通信绝对保密，不委托任何人代笔，并由曹寅的亲信家仆作为信件传递者。曹寅对康熙的报告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官员的动态，商品价格波动，社会舆论走向，甚至是各种谣言。除了为皇帝供给织物，曹寅也负责为皇室采购各种稀有商品，如西洋商品，制作乐器使用的丝竹等。
但江宁织造的账目核算却非常混乱，皇室不负责给江宁织造固定拨款，而是从地方税务中分拨，如地方政府的捐赠，运河的通行税，同时，也从一些商业途径获取利润，如铜等贵金属买卖等，甚至通过高利贷盈利。出于信任，康熙皇帝甚至将两淮巡盐御史这一存在巨大腐败风险的职务直接交由织造兼任。由于这一职务涉及重大利益，通常一年一换，并且很少重复担任，而曹寅与其内兄李煦（同样身为正白旗包衣，长期担任苏州织造）两人轮替担任这一职务长达十余年，获得了巨大利益。曹寅和李煦由此可以直接挪用盐税作为织造开销，盈余则中饱私囊成为个人财产。
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成为康熙在江南地区最信任的奴仆，康熙六次南巡，四次在曹寅府中居住，可见其关系之亲密。康熙皇帝也经常关心曹寅的个人健康及家庭状况，在曹寅病重、病危时多次予以关切并赠予药物，甚至亲自注明药物用法用量。这与曹寅的个人经营能力和对皇帝心思的揣摩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而到他的下一代，当个人能力明显不符合康熙皇帝的期望时，其家族就立刻走向衰退。
曹寅担任江宁织造长达20年，与其父一样死在江宁织造任上。为表示对曹寅的优待，康熙皇帝即命曹寅之子曹颙担任这一职务。然而曹颙在担任江宁织造仅3年后便死在任上，此时曹寅已无成年男性继承人，康熙皇帝钦命曹颙族弟曹頫成为曹寅的嗣子，并接任江宁织造职务。然而曹頫的个人能力与曹寅相去甚远，逐渐失去康熙的信任，到雍正即位后，即因其造成的大量亏空而获罪，去职抄家。
曹寅家族的盛衰荣宠是清初包衣阶层的缩影。政权不稳之时，皇族依赖兼具满汉身份的包衣为其提供消息来源，同时不激起汉族反抗，造就了盛极一时的包衣家族，凭借对重要税收来源的把控，这些包衣家族累计了巨量资产，一般官僚家族的财富难以望其项背。政权稳固后，高层官员，包括重要的监察职务便能够向满人贵族过渡，而包衣阶层的历史使命随之结束，走向衰落。仅凭皇帝一声令下，再庞大的家业也会顷刻化为乌有。
据推测，曹雪芹是曹寅之子曹颙的儿子，通过对曹寅家族的了解，我们也更能体会曹雪芹在家族衰落以后的巨大落差，红楼梦中描述的种种，应是清代最鼎盛家族的样本，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八)：史景迁历史研究的初心
读了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甚至胡适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及书籍之后，再来读史景迁这本也算是“红学”研究的《曹寅与康熙》，从一个刚刚成为“汉学家”或者即将成为“史学家”的角度看《红楼梦》的背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或可以说，掸去数世纪的岁月浮尘，《红楼梦》这本在中国文学史中已经成为一块明恒玉石的小说，宛如<温雅绮丽的缤纷亮彩，在史景迁作为历史的研究论文的《曹寅与康熙》里，成为了其中主子奴才间既神秘又瑰丽的结晶，虽然无法替代过往的历史，却带给历史无限的浪漫遐思。
当然，《曹寅和康熙》作为史景迁的“博士论文”，并不能让我们传统型历史学者作为认同和定位为“史学家”或者“汉学家”的有力证据，反而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行文流畅，不带诘屈聱牙的史景迁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或汉学家，更多的是一个“讲故事人”。更何况，此书成书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现在又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版本重印的，诸多变化已经发生，但对滚滚的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有多少历史是可以仅仅作为历史而不被“讲故事人”“八卦”，或者直接按照某个阶层的要求“改编”的呢？以著都铎王朝宫廷争斗小说《狼厅》而获得2009年英国布克奖的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曾经说：“历史下面还有一层历史。”因此，若生硬地将《曹寅与康熙》当做闲谈杂书来读读也未尝不可以的。
展开经过再次校雠的精装本，当史景迁以他一直被风评极佳的行云流水的行文，在流畅自如的“故事”叙述中，以曹寅家族的特别身份“包衣”入手，顺展通爽地、一步步铺开了迈向康熙王朝大场面的大红毯，读者面对的是具有雄厚背景，同时有颇有才情风致的栩栩如生的曹寅，兴致勃勃的读兴大起则是必然的。虽然说，史景迁以曹寅作为满清的“包衣”这点入手，对于拥有漫长专制集权统治、同时通晓奴性的中国读者来说，曹寅与康熙就是皇帝与“皇帝家的奴才”的关系，这点可能会令部分读者感觉平常和不具有新鲜刺，但是，回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书时间，在经阅了身为“史学家”的史景迁花费了大量的篇幅，站在研究的角度，细致论述，认真着力地诠释“包衣”这个具有奴隶制色彩的社会角色之后，曹寅所代表的这个不同于明代宦官，也不同于历代官僚，不但具有行政职能还具有皇帝私人密探的特别身份逐渐被一一剖析，同时，高度集权的满清王权统治手段更为清晰地被剥示出来，由此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正是一个史景迁专属的历史研究探索地，他已经开始从一个人身上去论著一个时代，也开始从细微之处直指历史的大方向。这在他此后从张岱的身世展示明末清初的社会景象的《前朝梦忆》，以及从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的疑问》揭示东西方文化差异，特别是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展示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影响等等中，都能看得出来。由此可见，《曹寅与康熙》又绝不能仅仅当做“故事书”去读的。因而也可以说，史景迁的书的确兼具了雅俗共赏、学术与通俗并存的妙处。
不过，既然说到了史景迁没有艰深词句的行文，那么，寻常读者便能轻松地从《曹寅与康熙》之中读到一个老谋深算的康熙，也更能更读到一个性格清晰的曹寅了。身为江宁织造的曹寅，既是独属于“皇帝家的奴才”又具有汉人的血脉，他在满汉文化之中游刃有余，徜徉在骑射和诗赋之间，于江南的山温水软处，运用娴熟的官场手段，或大刀阔斧改革盐政为自己博名，或“从善如流”地享受官场中的财帛肥缺为自己搏利，对上见风使舵、逢迎谄媚，对下雷厉风行、恩威并施，长袖善舞地为曹家谋下了丰厚的家当，也为曹家的衰亡埋下了伏笔。更妙的是，史景迁所要展示的关键重点在于：曹寅并非康熙朝的肱骨栋梁，他仅仅是帝王家奴，却能得到封疆大吏所没有的信任，这便是中国极权顶峰的“康熙盛世”的体制肿瘤：作为“明君”的康熙以为启用自己专属的家奴，便可以牵制明代以来的顽固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可以不被宦官体制影响地直接拥有专属他私人的情报工具和执行代理。因此，他不但给予家奴超越众多官僚的“直达天听”的特权，同时也默许和保护了家奴们贪污财帛的便宜。在书中，那一篇篇康熙与曹寅之间隐秘和微妙交流，既是极权的象征，又是奴性的极致。盛极之时，他们看不见危机，一旦曹寅仰仗的康熙亡故，大厦便倾覆与雍正脚下，因为，曹寅不是雍正的家奴，这种主子与奴才的微妙关系，正是本书的精髓所在，这也是《红楼梦》里时不时显现的悲剧所在，比如贾宝玉丫鬟晴雯的命运，她不仅倍受贾母或宝玉的宠爱，为人也“风流灵巧”，一旦被人构陷，不过破席一张了结璀璨的生命。
历史，有时候的确是以艺术的形式展现的，多少幕戏上演，多少幕戏落幕，在时光的流动里，各种看上去牢固的关系，最终随着生命的离去而消失殆尽。康熙对曹寅的信赖完全基于“主子与奴才”这点，对于曹寅“撒娇”“卖萌”型的告疏，他最擅长的恩威并施的“帝王心术”，最终也没有庇护曹寅一家，到头来，“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唯一留下来的是穷困潦倒的曹家后裔曹雪芹“呕心沥血”的巨著《红楼梦》。可以说，史景迁以一本《曹寅与康熙》演出了满清时代一个所谓“明睿”专制帝王与他精明能干的宠奴之间那微妙无比的悲喜剧，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研究“红学”更丰富的背景史料，虽然有些史料已经被证实过时，但依然呈现了史景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红楼梦》的一些看法，仅就他认同袁枚的随园正是大观园这点便让并不认同的我依然觉得兴味盎然。再有，读到史景迁同意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的见解（P308页），读到他对于吴世昌和俞平伯当年的论战或者其他论战，发现他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看法时，这在曾经或者正在着迷《红楼梦》的我眼中，更是蛮趣味的探讨。当然，掩卷之时，有一点，我是已经被史景迁说服了，那便是他关于《红楼梦》这名字具有十九世纪之后的时代感，而《石头记》恐怕才更符合曹雪芹自己意愿的看法。
《曹寅与康熙》就这么在立夏之日读完了，作为一本历史书，读来令我潸然泪下的是奴隶制下的“半文人半奴才”的曹寅，而驾驭他的极权之顶峰的康熙便纵然是天纵之才也逃不过历史的局限性，这便是史景迁从一个人展开一个时代的初心；另外一方面，作为一本可当作“红学”研究的闲杂书，读来最令人回味的则是曹雪芹的家族史那一笔看上去清晰实际上依然糊涂的乱帐，史景迁这本作为“红学”研究论文也算是一家之言，可供参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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