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读后感10篇
《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是一本由[法]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读后感(一)：海德格尔不能被原谅的错误
收到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法）菲利普·拉古－拉巴特著、刘汉全译的《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有几天了，一旦翻开就爱不释手。首先这本书很精巧，十万字，不到二百页；其次，题目吸引我，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有内涵。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师从胡塞尔，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奠定了他一生哲学活动的基矗他的有一些名言更是深入人心，常常被人引用。如：“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人，诗意的安栖”，“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思就是在的思”，“良心唯有经常以沉默形式来讲话”等等，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名句。
海德格尔最引人争议的事件有一些，但最被人说道的可能是1933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再就是1941年重佣存在与时间》时，删除了上面给恩师胡塞尔的献词。关于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这正是我手上这本书的作者拉巴特终生研究的问题。拉巴拉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步入哲学。没想到，几个月后，得知海德格尔加入过纳粹。于是，拉巴特和很多人一样，再也没有从这件事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拉巴特说：“无论我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曾经有着怎样的崇敬，我也永远不能在政治上，或在比政治更大的范围内，容忍他的这种加入。”
拉巴特的态度如此明确。在读著名学者谢泳教授的书籍时，他对研究的自由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转变，自觉或不自觉的，都采劝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拉巴特为什么就不能如汉娜·阿伦特那样，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海德格尔呢？这些问题，我们在《海德格尔、政治与艺术》中能得到很好的了解与解释。 对于1933年的那些知识分子，“关于希特勒的理论研究”，海德格尔认为汉娜·阿伦特的研究是最言之有理的。她是这么为那些曾站在纳粹党一边的知识分子说的：“我现在要以这么说，他们只是这样一些人：掉入了自己挖好的陷阱之中。随后发生的事儿，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他们从来就只是在几个月里，最多是在几年里，偶操此业。他们没有害过人，也没有告发过人。”这样的态度是汉娜·阿伦特的权利，只是曾经崇拜海德格尔很不愿意看到，这其中也包括海德格尔。因为在第三帝国垮台之后，揭示了海德格尔的那些东西之后，海德格尔在公开场合是噤若寒蝉的，拉巴特认为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思想的责任。阅读这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拉巴特有点苛责了，谁都有犯浑的时候。接下来的阅读就让我也无语了，那是一种可怕的寒冷，甚至是残酷的。
在P39，拉巴特引用了海德格尔在1949年的一个研讨会上的一句话，这句话曾出现在1984年出版的沃尔夫冈·希尔马赫的《技术与泰然让之》。这句话是：“德国农业现已成为一个机械化的食品产业，就其本质而言，和毒气室与死亡集中营的尸体制造一般无二，和对一些国家的封锁并使之陷入饥荒一般无二，和氢弹的制造一般无二。”在这里，把大规模地对犹太人的杀戮，和军事经济封锁，甚至核武器的使用放在一起，拉巴特强调，灭绝犹太人这种现象在本质上不属于任何其他逻辑，只属于一种思想逻辑，不是一种技术。海德格尔的思想缺失的正是对这一事件的思索，这也是研究海德格尔的拉巴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读了海德格尔的思维逻辑，也是毛骨悚然。
接下来拉巴特对纳粹党灭绝犹太人这一事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揭示了这一事件和历史上其他群体性杀戮事件的不同。因为，历史上的群体杀戮事件常常存在着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利益，手段都是武装斗争或司法和警察的镇压，也都有一种信念或理由使得师出有名。但灭绝犹太人却不同，一是1933年的犹太人本身并不是社会冲突的一个因素，不构成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力量，甚至没有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凝聚力。二是灭绝犹太人的手段不是军事的，也不是警察的，而是工业的。他们像处理工业废料，处理寄生虫一样被处理了，海德格尔提到的毒气室和死亡集中营即是。是不是毛骨悚然呢？ 所以在海德格尔的纳粹研究中，拉巴特对他的人生污点认定的是错误，而不是疏忽，或失足。因为在书中拉巴特还列举了海德格尔的一些事例，说明他是积极投入，并且享受这种权力的。比如1933年向大学当局递交关于鲍姆盖腾的报告，告发他与某个犹太人过从甚密，不能加入冲锋队和教师队伍，导致这位大学教师被除名；另个还写过一份类似的报告，关于马克思·穆勒的报告，那是他最出众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
拉巴特把奥斯维辛(灭绝犹太人)归为超悲剧，是因为表演这些是不可能的，可这又确确实实是西方技艺。“上帝死了”、“上帝的沉默”，或者是“历史停顿”？拉巴特认为只有著名的海德格尔可以让我们理解，因为海德格尔对停顿的研究颇深，但是海德格尔固执地拒绝从奥斯维辛之中看到一个时代的历史停顿。这也许是海德格尔不可原谅的错误的深入。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菲利普•拉古-拉巴特，从一个时代的谦逊角度来论述哲学。
在《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一书中，他写道：“我所说的谦逊应当是时代的谦逊，从未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将谦逊丢失殆尽。面对借哲学之名而建立和发扬起来的种种，面对在此发扬中被传统认作哲学思想的种种，面对所谓新的哲学所代表的种种，面对一次次哲学研究所意味和牵扯的种种，倘若还有人拿哲学当作炫耀的资本，或者更为糟糕，还自称是什么哲学家，那将是多么可笑！”
什么是哲学？我们又如何看待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而时至今日，正如拉巴特所言，“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哲学评论”，那么在这些非作品化的评论性作品中，我们又可以恰当地获得什么？
《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读后感(三)：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
海德格尔说：“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
“海德格尔是德国哲学家，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曾受命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后来因为反对纳粹暴行而与之决裂，但是接受校长一职的行为，仍然为人垢病。学术与政治之无法相容，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台湾哲学家傅佩荣在《哲学与人生》一书中介绍海德格尔的一段文字。
和很多人一样，傅佩荣是有些为海德格尔抱屈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的行为，对西方二战后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是难以释怀的重大事件和焦点话题。《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一书，就是试图揭示这一行为并非接受校长任命那么简单。
该书作者法国哲学家菲利普·拉古-拉巴特认为将海德格尔1933年的加入归因于一时失足，归因于警惕之心突然丧失，或者归因于尚未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充分脱离出来的一种思想的压制，都是说不通的。形而上学至少是康德和尼采所承认的那种无法根除的冲动的形式下的形而上学，仍处于思想本身最隐秘的核心之处。“思想”——如果有“思想”的话，从来都不能说“脱离”了形而上学，也就是这一点总是预先将海德格尔卷进来，不管他在此间是多么小心谨慎（或是多么清醒）。此外，纳粹是以反犹太主义为原则的，不管赞同与否，反犹太主义已不是某种思想的畸形附属物。拥护纳粹主义，哪怕是短暂地甚而是矜持地拥护，就必然拥护一种种族主义。而实际上，海德格尔反犹太并非出于不自觉。拉巴特就通过资料在书中还原了海德格尔当初的部分表现。1933年海德格尔向大学当局递交了一个关于鲍姆盖腾的报告，该报告直接导致这名大学教师被除名。报告写道：“从思想态度上看，鲍姆盖腾博士极有可能来自一个以马克斯·韦伯为中心的海德堡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圈子。在校期间，称他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称他为国家社会主义者……鲍姆盖腾落足我处之后，与一位叫弗兰克尔的犹太人过从甚密，此人从前在哥廷根工作，后被我们这里辞退。由此推断，我认为鲍姆盖腾曾在哥廷根逗留过，这可以解释他现在与那边的交际来往。眼下我认为他不能加入冲锋队和教师队伍。”海德格尔还对其学生马克斯？穆勒写过类似的报告。战后，有人问海德格尔，为什么他认为有必要向当局指出马克斯？穆勒“不支持现行制度”，海德格尔若非无比天真、那就是老奸巨猾地答道：“因为这是真的。”而且在拉巴特看来，战后海德格尔的沉默——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沉默，更不可原谅。
不过，拉巴特并没有纠结于海德格尔行为的细枝末节，“在这方面，细枝末节就于事无补了，尽管存在着一些令我感到难以忍受的资料和证据”，而是从海德格尔的思想上去寻求问题的根源，以在我看来较为理性思辨的态度，诠释海德格尔的“错误行径”与其思想的内在关联，以及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主义的复杂关系。不兴师问罪，而是在学理上做深入的探究。
拉巴特自称是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或冲击之后才步入哲学的，当他得知海德格尔曾加入纳粹，像许多人一样，再也未能从这件事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不过，他并没有为尊者讳，或理想幻灭。“无论我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曾经有着（并一直保持着）怎样的崇敬，我也永远不能在政治上，或在比政治更大的范围内，容忍他的这种加入。”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对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的研究，《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就是其关于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如何受益于一个人的思想而又不至于被其吞噬？拉巴特以此书做出了典范。此书实际上是拉巴特博士学位的论文，不过拉巴特1987年携此作参加答辩时已年近五十，此时他已著译等身。
海德格尔曾加入纳粹，尽管只有十个月，仍然令人难以释怀。阿伦特原谅了他，而阿多诺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每一个字都浸透着纳粹思想”，拉古-拉巴特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论断。海德格尔意图复兴西方文化、努力追问德国责任，这和柏拉图企图以“哲人王”建立完美国家，却走向专制是一脉相承的悲剧。雅典和耶路撒冷，欧洲文明的两大源头本质上是有对立之处的，但海德格尔并非反犹主义者。而要恢复雅典的传统（尽管它也是民主的发源地），要从技艺（在此指代科学）的统治之下回到自然中完整的人（存在者）去，海德格尔看到的是借助艺术，借助语言，实质上也就是借助神话思维的道路，难怪阿多诺要猛烈批判“神话思维”。但海德格尔看到了，语言对主体的结构，使得技术与人无关，使得人走向无家可归的恐怖，奥斯维辛里是以现代技术消灭人，而非生产人。西方的历史，是悲剧的历史，西方是属于俄狄浦斯的。要摆脱技术理性的统治，要借助诗性智慧来打断历史，重新建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是一致的，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存在论危险地与之十分接近。康德用审美来调和道德和理性的冲突，而海德格尔，据拉古-拉巴特认为，高估了国家社会主义，犯下了可悲的错误。所以说民族主义真是太可怕了嘛，现代战争自有民族主义而始。anyway，张一兵老师说海德格尔是个懂得妥协以求生存的人，新发现的秘密手稿也许能揭示更多，拉古-拉巴特也许又要说，把海德格尔当作这样的两面派是不公平的。最近的兴趣全在纳粹历史和生命政治上，老师却不许我做，也许是看到了，不论是极权主义的政治，还是西方的民主政治，都无法解救人陷于虚无的恐怖吧。
《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读后感(五)：那喀索斯的时代“反思海德格尔”
像很多哲学著作一样，本书的诞生源于一种打击：当年轻的拉巴特（1940-2007）决心以哲学为终生志业的几个月后，才开始注意到他的精神导师海德格尔作为“纳粹分子”的那段历史。1987年，拉巴特以“反思海德格尔”的主题通过了由德里达、利奥塔等人担任委员的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早已是欧美人文学界关于德国浪漫主义、解构主义、政治、哲学和艺术领域中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而直到今年，中国读者才见到了这本情绪异常、术语繁多、私人性极强的小册子的中文版。它或许是拉巴特诸多著作中的冰山一角，却是最沉重的一角。作者没有为海德格尔翻案，而是试图站在海德格尔的位置上观看。这个位置，与其说能够拨火取栗，不如说它就在火中。
“海德格尔的选择”是现代政治哲学的经典问题：哲学家的理想国如何成为了极权帮凶？在拉巴特眼中-------其实也是在他笔下的海德格尔眼中：这根本不是道德伦理问题。而是因为法西斯主义是“今天最能使我们看到现代政治本质的一个政治形式。”
什么是现代政治？
在许多哲学家那里，政治首先就是哲学和科学。在现代种族灭绝问题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法国人福柯和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德鲍曼们讲述的精神卫生学。鲍曼把原因归结为现代工业社会流水线的“平庸之恶”：排斥一个群体最有效率的方式不是隔离（像人们曾经对澳洲土著们所做的那样），而是让他们化为青烟。这是资本的逻辑，它无关于某些人恶魔般的“个性”，而是一个纯粹形而上学的决定。
拉巴特同意以上观点，但，他更加强调形而上学自身的特征：现代政治的真正本质，是艺术。
在本书的主题------艺术、政治和哲学这几个元素中，最先开始结合的，是艺术和哲学。自19世纪初开始，它们就是一回事了。到了20世纪上半叶，这种结合开始浮出水面，成为“推动历史”和“构成历史”的“事件”。 在本书序言里，作者就标明了这一点：最近三到四个世纪文的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辩哲学的完成与理性的破产、解放的言论与统治的意识形态，都不能与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一特征相比拟。
然后，就是艺术与政治。在拉巴特那里，艺术当然是政治。这并非在艺术时常被政治家所“眷养”的意义上。从超现实主义者为俄国革命发表的宣言到60年代的法国新浪潮电影，现代艺术一直是一种政治计划，始终处在“国家”的监视之中。
事实上，政治本身是一种精致的造形技艺，杰出的艺术民族也就是政治民族：很早以前，黑格尔就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这个命题。而尼采则相信，民族是根据其艺术能力而自我生成的。几十年之后，拉巴特则把本书题献给布朗肖-------一个解读并（部分地）传承尼采精神，并影响了福柯、利奥塔、朗西埃和巴迪欧这些后结构主义者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前仆后继，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或呼应了这一判断：现代种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唯美主义。
通过一系列的转喻，技术-政治-艺术和大屠杀早在“历史的逻辑”中沆瀣一气了。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拉巴特的海德格尔”清楚，它还有一条历史的线索，那就是希腊。30年代初期的海德格尔觉察到，希特勒把目光对准了过去。整个的现代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把对古典的致敬扭曲变形后的产物，这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故事，它把希腊城邦当成了政治-艺术作品的梦想之原型。几百年来，近代德国人已经开始了与古人的竞赛和对古人的模仿，直到一战后的国家社会主义自认为具有了“完成它的意志”。在这场竞赛中，德国不仅要夺走法国对希腊的垄断，还要创造出新的希腊。我们早该从希特勒的“御用”女导演：李芬斯达的纪录片影像中看到这种联系：被精选出来、宣誓效忠祖国的年轻的日耳曼人整齐列队，每一位都拥有刚毅和优美兼备的“希腊轮廓”。
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国家唯美主义》、《模仿论》这两章，就可以使本书在浩如烟海的海德格尔研究中闪光。它实际上抵达了“海德格尔所以拥护一个国家革命的理念”的有效答案：在纳粹的故事里，有着“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悖论：当人类在诸神的黄昏之后，走向无限可能的未来时，他们的梦想仍然是，也仅仅是过去。
这一悖论并不独属于“欧洲”。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三岛由纪夫说，所谓现代，就是希腊美少年那喀索斯的时代。三岛本人在日本投降后第25年，作为一个迷恋天皇之影的“可笑的右翼分子”而切腹自杀。有人说，他像那喀索斯一样迷恋着不存在的影子，分不清过去和现在。
中国人同样是这个现代神话的讲述者和承担者。哈佛学者王德威发现，周作人、胡兰成所背负的政治与污名与诗学表述之间的裂隙，或许正是海德格尔问题的东方版本，另一位海外中国学者王斑则引用拉巴特的图像技艺阐释了毛泽东的政治图文学，成就了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其主题正是“历史的崇高形象”。
拉巴特的著述可以在我们回顾20世纪的沉重历史时，使我们避免陷入泛滥的感伤主义和无的放矢的批判之中。他批评了汉娜•阿伦特“心灵鸡汤”一样的伦理悲观主义（他在书里对她说：“好像深渊能有底似的！”），而让我们面对“事后诸葛”的反讽性的痛苦：任何事情都害怕对自我的深度直视：这是海德格尔的内在主题。事实上，德里达、拉康和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都只能延续而不能改变这一主题。因为这乃是试图砸碎“语言-思想”的锁链而产生的痛苦：我们总需要靠语言来讲述历史、形塑自身。“历史叙述”构成了至今仍然活着的人们的肉体的一部分：只要出生在这之后的时代，不管知不知道海德格尔，我们都是他所诠释过的世界的产物。只要一天，思想依然要靠语言去表达，那么谁也无法脱离“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是“预先”被卷入的。其个人选择或许有其偶然，作为一种历史逻辑，却不可避免。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纳粹是政治美学化的最近一次尝试。可就像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其真正惊悚之处在于，它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阅读拉巴特和海德格尔永远不晚，也或许总是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