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沉默经典读后感10篇
《语言与沉默》是一本由[美]乔治·斯坦纳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语言与沉默》读后感(一)：乔治·斯坦纳的“沉默”困境
关于“沉默”，让人更多地想起的是阿多诺那句很有名的话：“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面对保罗·策兰那些带血的诗句，阿多诺很快收回了他的话：“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在叫喊，因此奥斯威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阿多诺后来的意思好象在说，在奥斯威辛之后，“沉默”与否不是一个问题，怎么表达、表达什么才是一个问题，在他之后，著名的文艺批评大师乔治·斯坦纳也企图理清“语言与沉默”的关系，并就此写了一本书，但他很快就掉进了“沉默”的困境。
乔治·斯坦纳在他的《语言与沉默》中多次表达过对数学语言精确性的羡慕，很奇怪的是，同一个词，在他的同一本书里却没有追求精确，而是内涵与外延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比如在《语言与沉默》中的关键词“语言”、“沉默”即使在同一篇文章里意思也不尽相同。在斯坦纳的书中“语言”有时仅仅是指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有时是指作为文学的语言，而沉默刚更为复杂。他这种逻辑上的不严密也正是他很快掉入“沉默”困境的原因。
在《诗人与沉默》中，斯坦纳提及他喜爱的两个诗人荷林德尔和兰波在创作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后都不失时机地选择了沉默，斯坦纳解释说，他们在“沉默中实现了自我”、“沉默代表着对理想境界的渴望”、“鉴于人类语言的社会习俗化本性，那样的一种理想的语言只能是沉默”。在这里，“沉默”是一种美学上的主动选择。而在文章的最后，斯坦纳又说：“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与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在这里的“沉默”又表现为一种不合作、不同流合污。在随后的文章里，斯坦纳又多次提到，面对不断传来的“大屠杀”的消息，盟军飞机选择了沉默（他们干吗不去轰炸运送囚犯的铁路线呢？）、梵蒂冈教皇选择了沉默，甚至美国的犹太人都选择了沉默，在这里“沉默”是一种泠漠，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其实从任何意义上，斯坦纳都不主张“沉默”，要不也不会有他对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以及所有他的书中提到的那些大师们的一再赞美，当然也不会有他的《语言与沉默》，或许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论是从美学意义上还是从主张正义的意义上。他说：“如果沉默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的文明，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大声而绝望的沉默，带着词语的记忆。”
在斯坦纳看来，我们都是“大屠杀”和现代文明的产物，而这两者都会给语言造成了伤害。大屠杀给语言带来的伤害自不待言，让斯坦纳最感困惑（也是所有正义之人的困惑）的是，代表着美的文学、音乐乃至一切艺术为何没有转化成一种“行为力量”，非但如此，那些极有艺术修养的德国人甚至是大屠杀的设计者、参与者、合作者或者至少是逢迎者、漠然者，但翻遍全书，斯坦纳并没有能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其实他不可能给出一个答案，因为一个人艺术修养的提高并不天然地造就一个人道主义者，真未必导致美，美未必导致善，而爱因斯坦，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倒是看出了症结所在：“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而关于现在文明对语言的伤害，斯坦纳五十年前就洞若观火，在他看来，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方便的新媒体、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以及越来越专业的研究领域，都在侵蚀着小说这门古老的手艺，他认为小说家的“想像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而小说家想抢回读者，必须“朝内转，力求以高难度的技巧、语言的丰富、形式的多元”来吸引读者注意。
虽然意识到危机重重，“叙事文学在十九世纪就走向了自己的终结”，但斯坦纳像卡尔维诺一样，对小说的前途并不悲观：
“可以证明的是，荷马、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人类的洞见超过了全部的神经科学和统计学；遗传学中的发现，无法危及和超越普鲁斯特对家族的魔咒或负担的洞察；当奥赛罗提醒我们想起明亮刀锋上的水锈，我们对人生必然经历的感官短暂现实之体验，胜过了物理梦想传达给我们的感觉；在理解政治动机和策略方面，任何计量学都难以与司汤达媲美。”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斯坦纳说着正确的废话，因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本来就不可相互代替，他的这段显摆博学的话，其实用卡尔给诺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只能靠文学及其特殊的手段提供给我们。”
斯坦纳对现代小说的看法以及小说未来发展的趋势可谓谬误与真知卓见并存，比如他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是语言的宝藏而海明威的小说对语言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未来的小说会从艺术、音乐甚至数学中吸收营养同时认为一部活页小说是荒唐和可笑的，可以说他成功地预测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艾柯的出现，而萨波特的《作品第一号》则甩了他一记耳光。
在《沉默与诗人》的结尾，斯坦纳忧伤地感叹到：“现在倾泄而出的‘言’中，究竟有多少在载‘道’？如果我们要想听到从‘言”到‘道“的演变，所需要的沉默在哪里？”此时，他似乎忘了，他赞美过的那些大师的作品最伟大之处正是在其并不载“道”，而一切的极权主义对语言最大的伤害正是因为他们强迫“以言载道”，在一个极权社会里，无论哪个人是否沉默，都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合谋者。如果你沉默，你就是对人间的苦难视而不见，如果你不沉默，你的语言只能被迫载极权者的“道”，这正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以及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发生的言语灾难，也是大屠杀最终发生的源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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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沉默》读后感(二)：世间再无斯坦纳
世间再无斯坦纳
——《语言与沉默》品读记
王西平
在走进《语言与沉默》之前，有必要了解下这本书的作者乔治·斯坦纳。斯坦纳是当代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29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以德语、法语、英语为母语。2007年，获得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父亲是维也纳知识分子，其犹太人的身份与热爱艺术的秉性对斯坦纳产生了重要影响。小时候，父亲就鼓励他阅读并理解荷马和西塞罗，希望唤醒儿子内在的公共情愫。
作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和《纽约客》常盛不衰的批评专栏作家，斯坦纳在欧洲人文学界一向拥有令人羡慕的威望，然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与沉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问世，令他名满天下，其著作被传播到全国世界。中国大陆曾引进斯坦纳的著作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通天塔之后》、《斯坦纳回忆录》等，台湾版有《哈佛诺顿讲座之大师与门徒》、《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等。
斯坦纳既博学多识又爱开玩笑，既充满睿智又心地善良。写文章时常常会岔开文学，畅谈音乐、数学、科学与其他艺术形态，下笔不拘一格，行云万里，意境又往往超乎语言之上，进入任何论题的哲学与理论层次在他的许多论述中。
即使如此，斯坦纳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有人曾这样描述他：读书少的可能不知所云，读书多的可能喜欢玩味其微妙，读书更多的则可能嫌他玩过头了。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表明过他对斯坦纳的态度：貌似很博学，但他的博学却可能是靠不住的或禁不起推敲。国际著名记者、作家艾泼斯坦则强调斯坦纳没有自己的东西。这些质疑都有道理，斯坦纳本人也在《我没写的那些书》里哀叹过自己原创力的欠缺。
然而李欧梵教授撰文对斯坦纳的文才大表佩服，上个世纪60年代就读到了他的《语言与沉默》，然而历经将近半个世纪，在他的主持下，这部经典才引进中国，并由世纪集团近期出版。在《〈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李欧梵这样写道：“在此书中，他处处反思欧洲文化经历纳粹浩劫后的反响，令我深深感动。我再三咀嚼此书中的篇章，甚至学习斯坦纳的英文文体。”由此可见他对斯氏是何等推崇。
不论如何，就斯坦纳而言，或贬或褒，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世间再无斯坦纳”，他在整个欧洲学界甚至全世界，是绝对的“独一”。
面对一部400多页的著作，我们如何阅读并梳理其纷扰复杂的思想头绪呢，李欧梵在《语言与沉默》的序言中为读者切准了脉，他认为斯坦纳“与当代西方的潮流息息相关，他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几种‘逆流’，更表现出忧心忡忡”，的确如此，在这部评批著作中，时时体现出了斯坦纳的文化忧郁和公共责任，以及基于其职业特征，率先对“大屠杀时代”进行了反思：“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在自序中，斯坦纳对语言的教育意义产生了怀疑，那么面对扭曲的强权，他对人格极度分裂的“文明”的屠夫提出了怎样的警惕呢？这一切，在书中都有准确的阐述。
作为人文批评家，斯坦纳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独特，在《人文素养》一文中，他很快将自己与普通的文学批评家分离开来，并确信自己不会过那样的“二手生活”，他要“走在前头”关注“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并凭其别致的“风格之力”，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学。斯坦纳的担忧不无道理，事实上很少有批评家能够独立存活，或者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的批评家存在。斯坦纳笔下的利维斯却是个例外，他从个人经验出发，对利维斯的分析更加贴近批评信念的核心，那就是“呼吁具有人文活力的社会秩序”，我们通常所谓的独立批评也正是如此。在斯坦纳的理念中，评论是再创作而不是二传手，除非你是柯勒律治、艾略特或兰色姆、布莱克默、泰特，用自己的语言捍卫自己的诗学观点。
斯坦纳通过对利维斯的论述，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敢于“骂人”，他骂过“学界中的人”，嘲笑他们和他们的牛律或剑桥大学“已经大大违背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教学功能”。在斯坦纳看来，一个平庸的人很难界定利维斯到底优秀在哪里，但他的个人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学院本身，因为他反对一切“批评话语中夹杂着闪亮但含混的专业术语”，他是一个批评界的“清教徒”，不惜与他的学生批评家闹翻，并时常“超然隐现于周围的激烈争议和无情傲慢之上”，基于种种，在关于利维斯的论述中，斯坦纳最后给出了中肯的结论：“在他的成就中，作为核心的批评明显无疑；但作为人文的批评经常是可悲地缺席。”
斯坦纳的结论恰恰应证了他自己身上存在的弊病，就以他与弟子闹翻一事来讲，始终交织着爱与怨与恨与羡与妒。2003年，斯坦纳在其出版的《大师与门徒》一书中，就探讨过师父与弟子间这种复杂的矛盾感：“在我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四个学生，三男一女，是比我更有能力，比我更有原创性，比我更能适应危机和现代性的。其中两位，在政治及心理的层面上，跟我翻了脸。他们令我自己的著作受到嘲笑。还有一位，多少保持着礼貌上的恭敬。第四位用自毁行为让满怀期望的我受到了惩罚，这是最让人痛苦的责难。”实际上，斯坦纳在作品《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中已经谈过这四位弟子，然而在这部《语言与沉默》中，语气已经相当淡化了。
对“言词”的研究，是本书的核心之一。作为一个博学的批评家，也未必深谙神秘的中国东方禅宗学，斯坦纳在《逃离言词》中一文中，将语言的沉默浅显地比作人类对“道”或“大道”的彻悟，并引出“西方传统也知道超越语言进入沉默”的结论，这多少有些东拉西扯。因为中国道式沉默并不简单等同于“天主教中特拉普派强调的缄口苦修”，也不等同于“高柱苦修者沙漠教父那样放弃言词”。但斯坦纳还是看到了言词沉默的可怕性，他越来越发现，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时代相比，在当今西方的经验生活里，“语词的世界已经萎缩”，作家所掌握的语词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斯坦纳认为，这种“锐减”势必会影响语言的品质，也就是说，他担心语词失去“部分精确和活力”从而被动地“承担起越来越俗气的任务，”以致最坏的结果是，“导致道德和政治价值的廉价崩溃抑或是由于政治活力的下降，才消弱了语言”。
猪八戒也是天上帅神，但也跟俗人一样喜欢人间他二姨妈。就算牛郎与织女结婚，依中国人的底线也会省略情色的诱惑。在《夜语——高雅色情文学与人的隐私》一文中，斯坦纳猜测，今后的情色文学是不是会超越人类极限，比如主人翁幻想与银河系某个怪物进行手淫。我倒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斯坦纳猜测的基础上，再将某个黑洞视为其性器官的象征而往里植入精子，生一窝粒子结构的猪仔呢，以此来拓展人类的性领域不是更好。当然是笑话了。
不过斯坦纳的“问题”就在于，人的肉体上到底有多少欲“洞”？生理的性高潮机制意味着欲望的衰竭或中断吗？斯坦纳认为萨德侯爵所谓的“双重快感”纯属一派胡言，因为情色书注定是单调的，任何对性的描述手段，都是太程式化，太套路了，都是佯装文学或“标榜为文学的性爱文学”。在斯坦纳看来，禁书与街头黄书的区别就在于刺激男根所用的词汇和修辞水准的问题。面对真正意义上拓宽人类情感潜力的色情文学，斯坦纳首当其冲地推崇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因为她让西方人第一次听到了性的尖叫。至于古罗马诗人卡图路斯，充其量只是带来了陈旧的新东西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和托马斯·曼才可能是真正的新东西。但这不足以令人兴奋，真正的兴奋在于哈里斯，在《我的生活与爱》中，当哈里斯描写到“在与两个裸体东方少女以及她们的英国老鸨运用各种姿势颠鸾倒凤之时”，他突然醒悟了，并说：“的确可以证明，马克思的许多思想都经不住推敲。真正的自由只有放荡不羁之徒，哪里轮得到无产阶级。”事实上，从查泰莱夫人和米勒查禁失败以来，斯坦纳一直在怀疑一个问题，那就是书籍审查官为何会失职？难道情色也让每一个人变得愚蠢而又无力吗？但危机文学自由的，并非是审查官或语言的沉默，而是作家对“读者、人物和语言的轻薄”。在我看来，斯坦纳将文学的公共使命推在作家一人的身上，未免有点“过分”，如果真有一天文学的自由完全丧失，整个人类将难咎其责。
读小说是否是一种浪费？是否是“对时间不经济的利用，极端有害”？斯坦纳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身上发现了秘密的答案，他认为去日不多的他们（老年人）追求的不再是年青人式的消遣，而是分门别类后的经典以及“纪实和核心的事实”，比如历史。更可怕的是，随着人之年岁的增长，这种小说无用的心态日趋增加，这正是小说危机的所在——小说出品的恣肆并伴随着市场饱合、阅读萎缩而快速沉沦，最终成为存货或化为纸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题材的来源被削弱，媒介强行介入并制造诸多生活假象，比起严重受损的小说，斯坦纳认为以视觉阅读、体验为形式，以互动增进社群气氛为目的，并融合多种艺术形态的戏剧其前途更令人惊喜。
在《空洞的奇迹》一文中，斯坦纳批判曾经被路德、歌德、席勒、海涅、尼采等大师使用的过德语受到了极大摧残，日常生活中人们用德语交流显得毫无意义，真正的语言体内生出了虫蛀，语言不再冒险，不再主动。为此，斯坦纳揭示了摧残德语的本质，那就是历史上感染了极端的非人道。如果正如克劳斯·曼所说的那样，“是不是希和特勒污染了尼采和荷尔德林的语言？”斯坦纳很快指认定了曼的这一推论，并表示，的确是希特勒踏灭了德语身上“上帝的身影”。
难道语言的沉默一再持续下去吗？难道没有真正的语言英雄显现吗？不，斯坦纳说：诗人和哲学才是语言的卫士。在《君特·格拉斯札记一则》中，斯坦纳谈到了格拉斯的力量来源就是语言，格拉斯对希特勒的语言戏仿，借用语言歇斯底里的神秘特性，似乎从表面上看，德语是从希特勒亲手炮制的灰烬中站了起来，但他认为格拉斯最出色的，是在《狗年月》里对海德格尔哲学术语的戏仿。
斯坦纳在他的回录中一再强调自己的犹太背景，这正是他人文关怀的法典之一。
《后记》一文中，斯坦纳呈现了同一空间的两套时间体系，既有“美好时代”也有野蛮时代，比如当日耳曼人开始驱逐行动时，地狱掀翻了人们先前平静生活的空间而敞开了它那邪恶的空间。“当上帝背对着人类时，贝尔森集中营的历史就会发生”，上帝太忙，实在无暇顾及人类每扇窗户里的内容，这恰恰给了德国人制造虚假体系的机会：为了伪造两套时间体系，在特雷林卡集中营，纳粹模拟了车站月台，还涂上了艳丽的色彩，点缀了一些鲜花，有趣的是，彩色的时钟永远指向三点。斯坦纳赤裸裸地揭示了这一暴行，他说，这些人利用视觉的敏感特质，就是为了让新来者不能发现“美好”之外的另一时间体系——半英里之外的毒气室。当谈到卡普兰关于集中营生活日记时，斯坦纳用“不夸大，不扭曲”“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丝仇恨，只有去理解和用理性检验洞察的渴望”来评价他的“完美性”。他还注意到了卡普兰所注意到的德国人身上古怪神秘的特征，即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兽性，也有人性——这是一个拥有“神圣书香”传统的纳粹，他们“不但拥有书籍，还拥有利剑，这就是它的强大威力所在”，他们手中的书“很可能来自歌德、里尔克，这是个重要但令人气愤的真相”。
中国有句古话，流氓不害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德国人的恐怖也正是源于这种流氓的深层病理。斯坦纳认识到了卡普兰掌握了“宽恕权”的的独一性。
作者多元论，集体拼贴式创作，拙劣的插入，满篇硬伤斑斑的痕迹……一直以来，对荷马作品的分拆游戏络绎不绝，并由此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研究荷马的学者，在《荷马与学者们》一文中，斯坦纳评述了这种“分拆”风潮。诚然，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荷马作品自身携带的神话般的伤痕，后来被一些编辑家辩解为“文字脱漏或者穿插的地方，往往是诗性想像的迂回或特殊逻辑”。惠特曼教授化百川为一，认定荷马作品并非出自拙劣的团队枪手，也非出自印刷巨匠或者家庭巧妇，其“统一性无法抹杀”。在种种分拆和臆测的基础上，斯坦纳冷静地分析道：“荷马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手稿很可能由一个游呤诗人组成的团体保存，并伺机在某个希腊节庆上造就了听众。斯坦纳并没有交待听众是如何造就的，我想肯定是通过某种集体呤诵的方式。对于一些人质疑荷马本人是否有读写能力，斯坦纳认为这没什么，倘若他真是盲人的话，完全“可以口述，而让一位经师代笔，”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成为自己作品的编纂者，也可以成为自己作品的创造者，“他抓住了古老叙述模式中严格的对称性”。
在《圣经》一文中，斯坦纳充分传达了自己的翻译观点，认为从“卡佛代尔本”到“钦定本”，任何版本的《圣经》都是对原作的背叛或圣化。他认为即使是钦定本的语言也并非真的是当时的语言，“它的语言略微有点古奥，译者似乎希望赋予经文一丝崇高的陌生感。”相比之下，倒是在斯宾塞、胡克、锡德尼、弗洛里奥、莎士比亚、琼生、培根、多恩等人的英语世界里，《圣经》的“感情习惯和想像力”才得以像黄金般释放。与人们所担心的德语的命运不同，斯坦纳认为只要“钦定本”的《圣经》存在，英文就不会消失。即使后来出现了现代英语文本、诺克斯本、摩法特本等诸多手抄本，但通过对比，只有《圣经》钦定本的帝王权位不可动摇，新英文本充其量只是一个“神志清醒、知识渊博的侍童”而已。
对于莎士比亚的分析，斯坦纳显得更加精准、到位。莎翁与他伟大作品自诞生以来，伴随着的莎评不断，打倒莎翁霸主地位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是数百年来，仍然不断有人向莎翁致敬，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师。但是一直以来很少有人能说清莎士比亚为什么伟大，伟大在何处，斯坦纳却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莎翁的幸运就在于，奇迹般地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这是一个根植于“大众价值观”存续的时代，莎翁可以自由吸取古老与现代养分，并以此为推动力，展示多种语言手法。另外，莎翁的幸运，是因为他拥有大量高水准的剧院和观众。在他的那个时代，戏剧是一种很日常的消费，除了极度贫困的人，普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花一个便士进环球剧院看戏，按照现在的汇率一便士仅仅是人民币一毛钱，正因如此，斯坦纳认为“莎士比亚的剧院体现了异常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莎士比亚根植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希腊语、拉丁语、欧洲各国的世俗语言以及美洲语言，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借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马来语、化用荷兰短语去准确地表达车轮修造工或水手，士兵或药剂师，法律办事员或接生婆。他的伟大成为所有人的负担，即使总有人不服气，试图找回在语言魔力之前的纯真，甚至烧毁莎翁的所有作品也无济于事。
“阅读麦克卢汉，这可不是一件易事”，斯坦纳之所以这样说，料定麦克卢汉一定给他带来了理解上的焦虑：“阅读他是否本身就是一种过时的交流模式，这个问题暗含在麦克卢汉的作品中”。他认为《机器新娘》是其“发轫之作”，《理解媒介》却像是在“炒冷饭”，《谷登堡星汉璀灿》仍然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只有《古登堡的银河系》才显现出麦克卢汉在技术方法上公平性的判断。斯坦纳批评这本书布满了“隐晦的断语”，一些说法“非常草率”，甚至抛弃了经验而关注语言自身，使得他的作品处处拉响了警笛——紧张而又廉价，我想这里的廉价，正是斯坦纳进一点要阐述的“容易和愚蠢”，即“许多武断、气人、迷惑的表述”，这一切的一切，正是麦克卢汉有意玩出的手段和策略。即使人们并不完全接受《古登堡的银河系》的“总体观点”，但斯坦纳还是发觉了其中有益且有趣的“局部的洞见”：麦克卢汉从印刷文本中发现了私人的剽窃观念，这种发现竟然源于电子时代视听模式或秩序的压力。
在对几位小说家的评述中，作家梅里美始终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斯坦纳说，只有把文学看作情妇的人，婚姻更加坚实，梅里美就有这一品格，他把“狂野、秘密的精神”贴在历史的门楣之后，像一个不断开启想像的主人或仆人；斯坦纳认为托马斯·曼由于其作为艺术家、浪漫者、歌德的继承人而显得“形而上”，即使这一立场遭受嘲笑，甚至遭受自己的作品《菲利克斯·克鲁尔》的嘲笑，然而这部作品又恰恰“掩护了曼身上蔑视礼俗的天赋”，因为，《菲利克斯·克鲁尔》中的确蕴藏着“中国魔盒”；斯坦纳将卡夫卡之后的批评产业，归结于卡夫卡式的迷宫：孤独、个人性的虚弱、忧郁、法律训练、超现实、预言性、梦魇幻象、非人道的暗示、真正的黑暗的语言的构成了迷宫的全部，并将卡夫卡追求的“超越词语的自由，脱离语词的自由”视为迷宫唯一的出口；斯坦纳认为达雷尔是一流的天才，是拼贴语言的马赛克高手，认为美国青年阅读新偶像戈尔丁，与托马斯·曼相比，他的视野更加“幻想、孤独和暴力”，有点接近于梅里美，但又完全不同……
《语言与沉默》读后感(三)：（转）诗人何以沉默，如何打破沉默？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13年12月21日
□书评人 凌越
《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有一篇写于1966年的《后记》，是关于两本犹太人二战中所受苦难书籍的书评，这两本书是《痛苦的经卷：卡普兰华沙日记》和让-弗朗索瓦·斯坦纳撰写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前者是研究犹太历史和风俗的学者卡普兰记于1939年至1942年8月4日的日记。后者则是“一个灭绝营里的反抗故事”，作者让-弗朗索瓦·斯坦纳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在审判艾希曼期间，他去了一次以色列，感受到犹太人众所周知的隐忧——为什么欧洲的犹太人就像绵羊一样走向屠宰场？有感于此，他采访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写下了此书。
言说暴行
描述是最好的控诉，评论却失之轻浮
大屠杀记忆对于斯坦纳而言像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蚕食着他所有的写作，如果不对它做出积极的反应，他知道他所有的写作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两本书都有大量对令人发指的纳粹暴行的细致描述，在书评中斯坦纳一反常态，几乎放弃了他擅长的思辨分析能力，而是将更多篇幅用来转述这些暴行的细节，因为他知道这些对暴行本身的描述就是对它最好的控诉，而评论这些暴行本身却失之轻浮，正如斯坦纳在文中所说：“（对这两本书）最恰当的‘评论’就是逐行重新抄写，遇到死者的名字和孩子的名字就停顿一会儿，如同传统的《圣经》抄写员，碰到上帝神圣的名字时要停顿一下。”文章末尾，斯坦纳提到当年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一个孩子在日记里的一句话：“我感到饿，感到冷，长大后，我想当一个德国人，我就不会再感到饿，感到冷。”斯坦纳说他想重写这句话，然后默念，为那个孩子祈祷也为自己祈祷，“因为在那个孩子写下这句话时，我吃得饱，睡得暖，沉默不语。”《语言与沉默》整本书佳作迭出，但最打动我的文章非这篇《后记》莫属，而这个毫无“技术含量”的结尾则使我久久难忘。
客观地说，斯坦纳在写这篇《后记》时，其笔触是滞涩的，远不如他在别的文章中那样妙语迭出，但它却是理解斯坦纳全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斯坦纳为什么服膺人文主义批评传统？为什么对在20世纪中叶大行其道的新批评颇多微词？简单地说，一个身负大屠杀残酷记忆的犹太学人，不可能那么轻巧地将诗歌语言脱离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以某种方式“标准化”，从而变身为所谓永恒的东西。大屠杀记忆对于斯坦纳而言像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蚕食着他所有的写作，如果不对它做出积极的反应，他知道他所有的写作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悖论的是，正视这个黑洞仍然是一种危险——语言的事后的描述无论如何都有轻巧之嫌。为了平衡这种宿命般的轻浮感，斯坦纳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全部的知识储备和情感力量，还有必不可少的天赋和才华，终于在词和物、语言和世界的永恒较量中，为词和语言这一方赢得了自尊，勉强使沉重的黑暗现实不至于坠入深渊，因为语言在跷跷板的另一端正在加重自身的分量，尤其奇妙的是，现实这一端重量越大，另一端的词语也就相应增加着重量。作为杰出的学者，斯坦纳当然知道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在互相打量、厮杀、斗争的过程中为彼此获得了尊严。
语言与现实 他所有的语言探讨都指向存在之重
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涉及大屠杀，而只是将大屠杀摆在远景和背景的位置，从而为用语言探讨这些罪恶的事实提供了可能。
但是斯坦纳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如何使他在文章中反复申说的“语言”和那些形式主义批评家夸夸其谈的语言做出了泾渭分明的分野？如何使那些令人发指的“现实”不至于压垮语言自身的建设——那么我们就得回到《语言与沉默》第一辑里的那些精彩文章。
和《后记》不同，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涉及大屠杀，而只是将大屠杀摆在远景和背景的位置，从而为用语言探讨这些罪恶的事实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些罪恶事实也成为平整的镜面反射着语言自身的形象，更有利于对语言的反省。换句话说，情感的力量只有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保险地成为正面的建设性力量，才不至于走向令人厌腻的煽情的泥淖。
而《后记》则以其极端的形式，成为斯坦纳考虑的核心议题——语言与沉默——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语言在残暴现实面前无可救药的无力感。甚至于《后记》中的文字也多是拘谨地引用，作为批评家的斯坦纳能说些什么？他只能如他所说的那样去默念、去重写、去祈祷，只是不再批评，也无力批评。
当然在《语言与沉默》绝大多数的文章中，由于和现实拉开了一段可以“忍受”的距离，对于黑暗现实的聚焦重新变得清晰，而在具体的行文中斯坦纳又可以迈开他轻盈的语言的舞步。“轻”终于可以从反面触及“重”，而内容和形式也就顺利地彼此深入直至无法区分。《人文素养》是全书第一篇文章，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斯坦纳在文中分析了批评工作无力感的缘由：首先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的写作作为自己工作的前提。其次，19世纪的几位批评大家阿诺德、圣伯夫所信奉的文学批评作为人性建设性力量的观点遭到质疑：“有证据表明，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地认同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尖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
对于斯坦纳，苦难尤其是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是一把简洁的尺子，随时会被他拿来量度批评工作是否走向了语言游戏的虚幻之境。那个过于沉重的现实似乎禁不住围绕它持续不断进行的语言洗涤，终于显露出真实的面容——毫无疑问，所谓的真相、真理不出意外地蕴含其中。另一方面，苦难的经验和洗礼则被在语词的欢娱中敞开的心扉所接纳，其中的矛盾正好预示着写作伦理的永恒尴尬——有感染力的文字总是掩饰不住自身的愉悦，哪怕它指向着确凿无疑的苦难。
沉默与诗人 反思“语言的窘境”与重估沉默
面对语言的窘境，作家大概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是直面语言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性和脆弱，另一选择则只能是自杀性修辞——沉默。
《沉默与诗人》是《语言与沉默》一书中集中探讨诗人的两篇文章之一，是一篇充分显示斯坦纳批评实力的立意高远之作。在此文中，斯坦纳将全部注意力聚焦于诗人语言的尽头，也就是诗人无法、不能言说之处，在那里语言被蓄意推向极限，诗意的说法则是“强光开始照亮”，而更可能的事实是“当诗人越来越接近神灵所在，转化成言语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最终，进入语言的光亮逐渐黯淡，而不可复得的光辉则把语言烧成灰烬。
随后，斯坦纳以大诗人荷尔德林和兰波为例，探讨了两位“各自语言中第一流的诗人”中途辍笔之谜，两位诗人都把书写语言带到句法和认知可能性的极致。但在斯坦纳看来，两位诗人最终抛弃语言，选择沉默则更加耐人寻味。在斯坦纳看来，“重估沉默是现代精神里最有原创性的代表性行为。”在文章中间，斯坦纳稍显突兀地直陈本书（《语言与沉默》）潜在主题：“20世纪政治上的非人道，加上随之而来的技术化大社会中腐蚀欧洲资产阶级价值的一些因素，可能已经伤害了语言。”面对语言的窘境，作家大概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是直面语言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性和脆弱，另一选择则只能是自杀性修辞——沉默。到文章末尾，我们逐渐明白斯坦纳实质上是在回应阿多诺那个著名论断“奥斯威辛之后便没有了诗歌”。斯坦纳以微妙且美妙的批评文字呈现了这个问题多种可能，但他显然支持那个决绝的选项：“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
这些由沉默衍生出来的话语，充满魅力又充满矛盾。如果沉默是语言的极致，那么所有围绕沉默而展开的论述（哪怕是精彩的）也仍然是在途中的言说——它是它自己衰败的证明。斯坦纳试图在词与物、语言和世界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这种理解未必能使二者抵达彼此，但却让看起来有些绝望的相互凝视产生了意义。
综观《语言与沉默》，斯坦纳超拔的智慧、流畅有力的文风所带来的快感，和批评对象的黑暗和沉重，构成恒久的悖论。越好就是越坏，而美妙的语言正是最完整地遮掩。除了一声叹息，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人或者世界，就像贝克特笔下那些张口结舌的人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奇特的是，斯坦纳是带着过人的勇气和热情去表述这令人绝望的远景的，对此，我更愿意相信态度而不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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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沉默》读后感(四)：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
最近，我闲下来就会想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不去读中文系。这样我就可以挥霍大把大把的时间，倚靠在图书馆的书架旁读各种现在被我视为“闲书”的作品。例如，我开始读毛姆、马尔克斯、卡夫卡、太宰治，没有完整的文学知识谱系，只是想到曾经为了某句话或是某篇书评动过心，就翻出来读一读。
今早在书架里翻到一本去年光锋老师送给我的书。我们在鼓楼候车室相遇，他说最近在读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觉得文字功力和思想深度不愧为一代文学批评大师，做思想史的人也能够从字里行间受到点启发。于是他顺手从书包里掏出一本，说：正好多买了一本，送给你吧。
后来，找了一家咖啡馆静静读了一下午。那时候还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理解这本书，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我们无法假装作家意识的质地没有发生改变，无法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生活没有关联。“在不久之前，人施于人的暴行已经影响到作家的主要材料（人类行为的极限与潜能），并用新的黑暗挤压着大脑”（P11）。所以那时候尽管斯坦纳掷地有声，我也就轻易地做了个结论：去研究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经纬。
今天再读，有了些新的认识，也为我之前的阅读经验感到忏悔。还是上述那点，作家绝不是在凭空创作一本小说，他的意识质地是整个时代的产物。去分析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和背景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例如近来在读爱丽丝·门罗，我常会为其中某些碎片化情绪牵动，认为她笔下的意识流动与我产生了共鸣。但我没有做到的是试图去理解，门罗在什么样的时代语境下创作了这些女性形象。或许就像李欧梵所说，这是乔治斯坦纳与“新批评”流派的区别所在。
另外，乔治·斯坦纳探讨了文学批评的功能。首先，批评向我们表明什么需要重读，如何重读。其次，批评其实承担了中间人和守护者的角色。“他的部分工作就是监视一个政权是否抹杀或扭曲了作家的作品，若遇到被烧毁的书，他要收集灰烬进行破译”。不过对于当下文学批评者能否承担这一重任，我持怀疑态度。批评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关注同时代文学并作出判断。除了剖析其技巧是否有进步之外，还要去追问这些作品是否扼住了时代的痛点。对于日益枯竭的道德智慧，同时代艺术的贡献在哪里？损耗在哪里？
道德智慧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似乎一直以来都遭受质疑。看过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人或许还会记得那个爱猜谜的德国医生。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一条条人命沉默着消失时，他还在为猜谜转辗反侧、难以入眠。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否能够丰富人类的精神资源？就像斯坦纳所言：“那些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肖邦而掉泪的人，他们有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行走在不折不扣的地狱”。
当自然科学日渐成为一种信仰时，我们也该看到科学为那些大屠杀的设计者们提供了工具和借口。工具理性日渐侵蚀人心时，斯坦纳或许想说文学有其价值。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对人的本性和内心的知识，大多还是来自诗人之镜。所以，他劝人们与文学同道。
与文学同道并不是囫囵吞枣般的阅读，阅读像是一段与自我意识抗争的旅程。你可能会跟随着一本书揭开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甚至剔除深植多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当积累得愈加深厚时，你会享有生命丰厚的馈赠，那是一种完整的知识结构。如果你在阅读时不为所动，或许是这本书不如人意（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要不就是你只在用肉眼阅读，而没有打开心眼。
“好的阅读要冒巨大的风险。它会使我们的身份、自我变得脆弱”。“当我们捧读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这感觉或许就逐渐完全地占有我们，我们像中了魔一样，在敬畏中前行，在残缺的认识中前行”。
《语言与沉默》读后感(五)：用这本书做了我的学院读书报告
这是一本字字句句都在追问的书。乔治•斯坦纳追问着文学的未来在何处；追问着极权主义的谎言对语言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追问着当语词变得廉价，文学批评应肩负起什么责任。而他为这本文集冠以《语言与沉默》之名，则是由于它的双重意义——超越语言可以进入沉默，语言衰败也会沉入沉默。
在书中，乔治•斯坦纳表现出对语词现状的清醒认识。数学、音乐逐渐挤占语词曾经占据的位置。因为数学的影响，人文学科中对精确实证的推崇之风甚盛。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即《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是最可怕的影响结果。音乐也走进了文学形式，赫尔曼•布罗赫的《维吉尔之死》即常用音乐类比的手段深化文学结构。
如李欧梵先生在序中所指出，斯坦纳认为是“现代西方的几股逆流”导致了语言的滥觞和语词的破产，致使西方文学创作面临“沉默”的危机。这些名为野蛮的逆流冲击着斯坦纳，尤其是他身为犹太幸存者，对非人道行为有着本能的敏感反应。斯坦纳审视着那些逐渐丢失了本意的语词，再次问道：为什么文明进行越久，野蛮暴行反而越烈？为什么教育、文学都不能抵抗政治的凌虐？为什么极权主义制度下艺术竟讴歌着这危险的谎言？
语言在浩劫过后走向沉默，文学在沉默中寻找出路。
沉默与文学未来
———— “是不是该用狄金森小姐取代勃朗宁夫人？”
自太初有言以来，诗人便是守卫并延续语言活力的人。他们那“危险的行为与诸神相仿，他的诗歌是城市的建设者；他的语词具有诸神不想承认的人类所有的力量，馈赠永生的力量。” 这些语词的歌者延伸了语言，只在无法表达神的启示时走到语言的尽头，逃遁入沉默。
在现代，诗人步入逃离语词之路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荷尔德林和兰波。荷尔德林写出了欧洲诗歌中最为成熟彻底的作品，兰波则为二十世纪现代都市的自由而写作。但荷尔德林一疯就是三十六年，兰波十八岁以后就开始于苏丹人做生意走私军火。前者的诗歌中因沉默而遗留的空白是他“完整的诗学行为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后者则以行动升华了沉默，那是他更高贵的语言。
然而，如今即使是我们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不再能读懂拉丁语和希腊语，如今的读者不再熟悉荷马、维吉尔、贺拉斯、柏拉图，十九世纪培养古典素养的传统已然不再，甚至莎士比亚的台词都需要越拉越长的注释表来解释。我们不得不承认古典遗产只有小部分能在我们的文化中延续。此时，诗歌中使用古典神话、宗教隐喻的部分将散失直接性，将会离公众视野越来越远。诗人开始被动的步入沉默。
对诗人而言，沉默尚可以是一种选择。但对小说家而言，沉默几乎已是某个未来。
不言而喻，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自十九世纪之后，叙事文学的舞台已经塌陷，最后一批说书人也没了听众，听众们都蜂拥而至电影院和杂志摊。由于社会现实和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小说家难以再扩充能给人们情感激荡的写作题材。新闻报道中的现实比任何小说都要精彩，于是以讲述原始感情立足的小说败下阵来，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促销市场上获得席位的书籍，只有耸人听闻的黄色小说和科幻小说，因为“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
“书籍的泛滥本身就是对意义的颠覆”。 文字的印刷也致使其通货膨胀至贬值，而在充斥着野蛮与谎言的喧哗的城市中，沉默变得稀有。沉默成为卡夫卡口中塞壬们那“比她们的歌声更致命的武器”。
然而，斯坦纳认为西方传统小说植根于对现实的描写，科幻、神怪类的小说必然被现实所败。而色情作品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重复、单调地出现相似的姿势、刺激、幻想，它们内容的雷同得令人绝望，使人厌烦作呕。除去少之又少的有价值的新作品——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唐利维的《眼线》，色情文学对读者想象力的剥夺已经形成了某种不尊重，它们纯粹是为了追求感官上的极致刺激，巴尔扎克和托马斯•曼在色情背后的社会批判早就被抛之脑后。
传统小说和诗歌的解体已成现实，能从倾颓中寻得出路的应是打破文体界限的新形式。斯坦纳最为推崇的小说家赫尔曼•布罗赫，他的作品中诗歌、音乐、数学与哲学即融为一体，不同学科的知识均为所用。
斯坦纳总结道：“我们的文化见证了史诗和高雅戏剧的兴衰，见证了诗歌从社会核心记忆功能或议论功能中撤退。现在，它正见证着小说放弃根本目标。” 尽管现代作家中乔伊斯、福克纳对语言的衰落进行了殊死抵抗，斯坦纳认为在当下文学普遍撤离或逃避语词的过程中，纯粹文学领域中语词新生的希望应寄托于爱尔兰裔及英印背景的英语小说家身上。
哲学家的沉默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可言说，诗人的沉默是因为上帝的指示不可言说，小说家的沉默是因为现实的芜杂不可言说。新的文学形式将代替传统，突破沉默。
沉默与非人道
————“犹太人无法协商的罪恶就是他们的存在” 。
斯坦纳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的幸存者，自觉于自身的犹太身份，故而始终将人文主义与屠杀伤痛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考察对象。
自犹太王国被古巴比伦人征服以来，犹太人在漫长的流离失所的历程中，不断遭受着种族歧视和迫害。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犹太人问题根深蒂固。然而正是因为“犹太人的归宿不在某地，而在时间里，在他高度发达的作为个人语境的历史意识中。六千年的自我意识就是他们的家园” 。因此与他人的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不同，犹太人所拥有的是“文本故乡”。
经历了大屠杀而活下来的犹太人往往具有共同的“幸存者意识”，多数的幸存者选择了沉默，而斯坦纳却选择开口诉说。他不断地反思着这场鲜血淋漓的屠杀之中和之后人们的行为。
因为纳粹和集中营的残酷现实，德语似乎最能体现这种非人道与对语言的无力感的绝望。尽管德语作家在流亡的过程中取得了个人成就，他们仍无法挽救德语遗产的自我毁灭。同时多数流亡作家也落得凄惨的结局——茨威格因为对德语纯洁性绝望而自杀；赫尔曼•布罗赫凄清地死在纽黑文而无人知晓。卡夫卡以寓言的形式表现出在这个野蛮肆虐的时代中，写作要么变得轻佻，要么归于沉默。甚至他自己都认为写作本身已经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耻辱”。但在他身上，沉默的问题用最激烈的方式提了出来。只有文学才能帮助他在沉默中得到超越语词的自由。
战争结束，经历一场短暂的自我反思和道德审视之后，德国人再一次被谎言煽动，他们狂热的相信死亡和暴行只是传媒的恶意夸大，相信必须遗忘才能够继续生活。但语言永远不会遗忘。德国人的遗忘和犹太人的沉默一起，成为了屠杀的帮凶。斯坦纳说，整个时代的气息变成了“逃避、赤裸裸的谎言、靠死人的肥料养成的小胖子的现世不恭，以及年轻人神秘兮兮的追问” 。他冷静但绝望地判断，语言在德国已经无法恢复元气，在此之外，只有音乐、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纯洁而具有创造力的。
沉默与历史责任感
——“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
斯坦纳颇为推崇乔治•卢卡奇和本雅明，他们同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亦同为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共产主义和犹太教经历过相似的历史，也因此做同一个人间太平世界之梦，这个梦在卢卡奇和本雅明身上依然鲜活。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中，恩格斯和列宁相左的美学观念衍生出正统派和修正派两大立场。其根本分歧在于，文学批评是否应该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文学批评中的自由应该被固定还是应该被释放？批评应该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项审查？斯坦纳认为 “批评家的任务既不是审查，也不是谴责”。 无论在怎样逼仄的坏境中，真正的批评一直鲜活，流动在翻译、编辑的皮肤下。对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巴尔扎克的讨论一直继续，即便是战争也未曾将其扼杀。批评从没有归于沉默。
卢卡奇处于东欧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生活的地区，却有着格外深厚的历史感和广阔的想象力，他是马克思主义孕育出的最优秀的美学批评理论家。斯坦纳盛赞他在共产党政权下的成长、忍耐，甚至创造经典是一种奇迹。意识形态和艺术之间的冲突碰撞出批评家们绝望的企图，因此肖洛霍夫的干预生活论被众多无产阶级作家认同，也被卢卡奇一贯践行。
本雅明则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布莱克默”，“他暗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美化外表华丽而实际上是非人道的政治生活。” 在本雅明看来，共产党使艺术政治化，而非使政治艺术化，这是一条正确的和平之路。
在党政治的控制范围内，艺术批评不可避免的会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历史神话。尽管如此，斯坦纳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是不轻浮的，它使批评家的时空意识更加敏锐，它弥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可能产生的“异化”，虽然在霸权政治下，艺术中出现的异端将被迫陷入沉默。
二十世纪是自然科学的时代，科学的精确、严谨的特点甚至渗透入历史学、经济学和音乐。但批评究其本质是个人对文本做出的反应和判断，必定是根据批评家当时的价值观和知识范围而做出的，它无法被论证，也无法被奉为永恒的圭臬。于是批评家因为无法获得可验证的真理而被排除在同世纪的主要精神活动之外，他们只有将批评转化为文学，才能拥有被承认的永恒性——风格。艾略特、庞德和托马斯•曼均是如此，在他们那里，批评已然是文学的附属。但卢卡奇做出了更为激进的回答，他将文学批评当做塑造人类生活的核心武力，也将文学批评当做一门严密的科学。
身为共产主义者，卢卡奇采取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视角，但他选择的主题却使他成为共产主义的异端。他将文学批评当成战斗的武器，无论是评价法国文学、历史小说还是歌德的信件，都不曾离开哲学和政治语境。虽然有时言语不免尖酸，虽然不能摆脱马克思主义本身对某些作者的偏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卢卡奇终生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而写作，这是斯坦纳最为推崇和敬重的地方。时代的残酷和批评的严肃在卢卡奇的文学批评著作中熠熠发光。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正是非人道与反抗的对立。身处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浸染中的批评家们（迈耶、卢卡奇等人）在德国的历史中发现，艺术家和社会之间出现了沟通鸿沟，他们也触及了斯坦纳在全书中追究的那个谜题——政治野蛮和高雅艺术在德国历史中时常共存。在他们的评论著述中，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从未淡化。无论他们最终是否选择转身离开共产主义，历史责任感已成为习惯。
在《作家与共产主义》的文末，斯坦纳再一次重复了那个无解的问题：艺术在极权主义到达什么程度的时候才会奴颜婢膝或者沉默噤声？没有人能够回答。
二十世纪政治的极权化，社会的娱乐化，生产的技术化都在不断使语言贬值。“正如麦克卢汉暗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创造性混乱的阶段，每个地方的界限都在变得模糊。” 诗歌和小说衰落，虚幻猎奇的题材兴起，语词受到污染和消解。
但斯坦纳并未绝望，他给出的出路是——毕达哥拉斯文体。越来越多的作家摆脱了已有文体的固定束缚，将作品中加入音乐、戏剧、数学“语言”的成分，这种各具特色的新系列被斯坦纳归为毕达哥拉斯文体。有望成为这个时代的声音。
但沉默来自于语词的堕落，亦来自于非人道的胁迫。
斯坦纳在书中收录的一篇关于勋伯格的《摩西和亚伦》的评论中写道，“摩西绝望的惨叫，他崩溃后的沉默，是认识到——正如我们在卡夫卡、赫尔曼•布罗赫和阿达莫夫的作品中也发现——我们的语言已经失败，艺术既不能阻止野蛮势力，又不能表现说不出口的经验”。语言若失去存载人道和理性的功用，写作者面对濒临沉默黑洞的语词，只得借助音乐和戏剧的形式表达。
文学的意义在于使读者有所改变。科学可能保持中立，但文学不可能中立，也不被允许保持中立。如文中斯坦纳引用卡夫卡的信件说：“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
尽管斯坦纳未曾给出那些问题的准确答案，但他回答道：“这个可追问的问题不一定能保证我们获得某种答案，但至少能够传达某种反应”。 正是这种反应让我们从这大声而绝望的沉默中寻得出路。
《语言与沉默》读后感(六)：“大鲸”乔治·斯坦纳
一 在批评界有着一些大鲸似的批评家，如哈罗德·布鲁姆、埃德蒙·威尔逊、纳博科夫……他们睿智、敏捷、博学、热情，知识和才华的“吞吐量”惊人。他们在遥远的海面上喷洒钻石般令人欣羡的语言水花，又有能力潜入文学的深海，嬉戏在艺术大洋潜藏的激流中，或直抵神秘瑰丽的海底世界，聆听寂静包裹的回音。他们是祭司，对艺术充满虔敬之心；他们的视野升降在一个辽阔的幅度，在他们的观察中，光明和黑暗都有奇特的视觉。而乔治·斯坦纳显然也是这些巨人中的一员。 国内近期出版的《语言与沉默》一书是斯坦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一系列评论和论文的合集，杰出的译本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现了作者遣词造句的高超能力。全书分为“人文素养”、“走出黑暗的语言”、“经典”、“大师”、“小说与今日”、“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六个宏大专题，最终在标题“语言与沉默”的统领下集中。副标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可视为关键词，斯坦纳始终在通过写作去帮助自己也提醒读者关注思考这三者间的关系，它们中的契合与冲突潜藏着一个令作者困惑和不安的主题，即：语言，作为文学和文化表达的媒介，在“非人道”历史现实的伤害中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斯坦纳涉猎广泛，触角敏锐，儒雅中又不失锋芒，他所揭示的状况和诚实的态度直至当下仍充满启示。他文学批评锁定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还带有文化与社会批评的性质，这一点类似阿诺德、卢卡奇，也和他同时代的萨义德相接近。在斯坦纳的观点中，文学和作为文学基本单位的语言背后始终指涉着一个庞大真实的社会语境，一个曾经发生并仍在进行的现实。在本书中它更准确地指代纳粹主义等政治暴行，现实使人文价值和希望遭到毁灭的同时也将语言和文学推向一个灰暗的境地。从文学到文化，斯坦纳向我们展示了他批评的思路和理想。他身上体现的两种素质：对文学艺术的直觉和感情，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职责，则追根溯源来自他作为“中欧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背景，这个名词在全书中频频出现，带着一种往昔高贵和骄傲的荣光，好像童年斯坦纳痴迷的古老纹章。 斯坦纳在书中指出“中欧人”的鲜明特征就是“对古典文化和欧洲文学语言如数家珍”；他进一步描述“中欧人文主义者”的独特性，“他们在多种语言间如在家中自由出入，或者至少说是多种语言的常客；他们突出的特征是博览群书，典故信手拈来；他们非常孤独”。犹太知识分子是继承和复兴这种“中欧人文主义”的关键力量，斯坦纳的犹太血统使他对此十分敏感，他认为一个犹太精英“会加快西方思想的节奏，会使西方思想的轮廓更加复杂。他们会将激进的想象力带进每一个领域，更具体地说，才华卓越的犹太人能重新获得古典文明中的某些核心要素，使它们复兴或暴露出问题”，他关注卡夫卡、勋伯格、马克思、弗洛伊德，都暗含了这个理念；但是，纳粹的兴起，对犹太人的暴行，摧毁了欧洲人文主义前行的进程，文明经历了浩劫，被粗暴地拔起了根脉，留下贫瘠与荒芜。此时的斯坦纳同汉娜·阿伦特等战后的一批犹太知识分子一样，重新审视这场灾难，不仅带着“创伤”的体验和痛苦，更有延续、拯救“人文主义”的决心。斯坦纳的执着很多时候像是“抗争”，带着犹太人的“坚韧”品性。 二 文学批评是斯坦纳的武器，但他也认为许多批评家过的只是“二手生活”，当斯坦纳承认“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时，我们确信他的谦逊和努力。阅读他的文学批评，我们首先发现的还是一位“理想读者”的典范和一种美妙的风格。在早期的著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里，斯坦纳便赋予读者调整目光和焦点的能力，（就像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所做的那样）不断提醒着我们遗漏了什么，应该重新去关注什么，引导我们体会“文本细读”的愉悦。他的写作有着清晰优雅的文风，语词和篇章显示从容的节奏和精巧的比喻，弥漫着醉人的气息。斯坦纳的评论无疑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通过将读者注意力放在艺术的神经结点上，让他们自己权衡和判断阅读的感受与经验；同时他又始终保持艺术与现实的关联，他尤为特别地在批评中拨动读者道德和经验的隐蔽心弦。他的批评艺术是真正的兴奋剂，让我们扎进他的语言之网，仿佛降临一个浪漫的境界，那里艺术博物馆的四壁投射来强烈的光芒，占据了我们的感官。斯坦纳的批评是一场盛宴、一个节日，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他在培育、激发我们敏感的品质；正是这种敏感使我们与小说精妙的构思之间产生电光火石般的交流。于是，我们在艺术中操练自己的眼光和呼吸，锤炼我们感官的肌肉和心灵的质地。我们接近艺术难以捉摸的中心，而艺术的回馈则是我们精神上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经典”和“小说与今日”的专题里，斯坦纳评论了荷马、《圣经》、莎士比亚、梅里美、托马斯·曼、劳伦斯·达雷尔、威廉·戈尔丁等作家作品，即便一些话题早已被无数次地谈论，他依旧能发出独特的声音。他饱含激情的《梅里美》一文，向我们展示了卡门和她的创造者梅里美迷人的魅力，作家和他的人物竟一起自由嬉戏；其中，斯坦纳又天衣无缝地穿插了一段学者式的观点，认为梅里美“继承的是古典文学的谱系，主要是伏尔泰和拉克洛的传统。如果要举与他相似的英国作家，我们立刻会准确地想到文风优雅灵动的休谟和切斯特菲尔德”，这样的“定位”透露出评论家的灵感和判断（另在《F.R.利维斯》一文中斯坦纳冷静和公允的判断力更加鲜明）。恰如梅里美、司汤达一代人体会浪漫主义荣光消逝的失落，小说的叙事（故事性的成分）也经历着消亡，小说文学已经换上新的装束与服饰，现代小说的特质和焦点业已改变。《卡门》、《高龙芭》是逝去的梦，引得斯坦纳的偏爱，而梅里美无疑属于那种“天生的”小说家，迷人而优雅。 在揭示托马斯·曼的《菲利克斯·克鲁尔》艺术上戏仿与拼贴的手法时，斯坦纳发现了笑声掩盖的严肃主题，即对社会的讽刺。这和后现代的解构话语并不一致，根源在于斯坦纳对“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并不赞同，他甚至在他的《回忆录》（《斯坦纳回忆录：审视自己的生命》）中表达了拒绝信任“理论”的观念，在他看来，人文领域里的“理论”不过是“失了耐心的直觉”（《回忆录》，6），驱动斯坦纳文章的力量似乎源于更深厚的素养和更真诚的疑问。批评类似于接受启示，而不是“器官移植术”的解剖学，更不是“功利”。斯坦纳认为自己是在反“解构主义”之道而行：“无论多么模糊暧昧，都要去探讨文字与世界的关系：无论多么难解，都要去探讨文本、艺术作品的意图，寻求认同。”（《回忆录》，22）正是这个陷入道德危机的社会中，克鲁尔的骗术游刃有余。这赋予整部小说荒诞和讽刺一个沉重的内核，如果克鲁尔代表着时代情绪的化身，这着实令人不安。斯坦纳写道：“《菲利克斯·克鲁尔》提醒我们，社会的外表无论多么优雅，有两个地方需要赤露：床上和坟墓。”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莫泊桑那部讽刺小说《漂亮朋友》的主人公杜洛瓦的感叹和情欲与死亡的主题。通过斯坦纳，我们渐渐意识到这部并不熟悉的小说真正试图表达的内容。 斯坦纳对语言的贪恋在关于莎士比亚和劳伦斯·达雷尔的两篇文章中达到了极致。他先是在赞誉中将莎士比亚捧至峰顶，又漫步在达雷尔巴洛克式的语词殿堂里。溢美之词在连续的排比中倾泻而出： “达雷尔用来包围对象物的形容词，就像长长的闪光的阿拉伯式花饰，不只是在训练语词杂技。它们连续攻击事物的内在神秘，企图（经常气急败坏、充满戏剧性）用精确于此编织的网囚禁现实。达雷尔的感应力超强，他能感觉到光线、气味和声音的繁复变化。他是从变动不居之流上的倒影来看世界，他是从不断变化的季节、颜色和心情的万花筒中来捕捉城市的本性。他对亚历山大城的书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达雷尔笔下的这座城市（当然，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那个埃及港口城市）是虚构建筑中的真正丰碑。在繁复与连贯方面，它堪与普鲁斯特的巴黎和乔伊斯的都柏林媲美。” 极为个性化的评论，但这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难道在这样的段落中，我们不能依靠一点想象力从中分享审美上的震撼吗？难道在参照了普鲁斯特的巴黎和乔伊斯的都柏林后，我们竟不会对达雷尔的艺术也充满向往？ 优秀的批评能引起心智和思维全面而丰富的反应，在跟随批评家对作品细节和主题的体验过程中，我们始终感到激动；优秀的批评提供清晰透彻的感觉，字句精确而明亮，就像一条顺着艺术品形态和纹理曲折缠绕的藤蔓，浸透了艺术品的汁液。批评自然生长，生气勃勃，没有僵化的视角和近视眼似的模糊。批评家在艺术唤醒的激情鼓舞中写下他的评论（斯坦纳对莎士比亚的赞誉尤其如此），行文不显苦涩和陈腐，语言不是平摊在纸面上的，而是纷纷起立，鲜活饱满。在艺术化作评论的路途上（或也可以反过来说），斯坦纳兼具诗人和哲人的双重气质，他甚至会在戈尔丁小说营造的封闭空间中“着魔”： “人的性格会分裂为恐惧的原始碎片、极度自私的原始碎片。我们一起警告灾祸降临，但我们独自撕裂肉体。蒙受天恩的机遇要靠大量的意志劳动：把灵魂变成纯粹的意志火焰，我们死死抓住岩石的顶端，我们蔑视罪恶的嘲笑图腾，我们冲出储藏间。但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心智的平衡，这足以致命，时间一长，我们就会眩晕，然后一头栽下。” 这俨然是诗句的风格，暴烈又阳刚，喷薄而出的修辞附加于难以平复的审美感受之上，艺术品的主题被锻造锃亮，情感被放大饱和直击人心。乔瑟林的意志如爆炸一般毁灭同塔尖一齐坠落，斯坦纳写道：“小说的每一页都承受着反叛石头的重压。”评论的紧张节奏还原了小说情节推进的过程，显得异常有力。斯坦纳懂得怎样让文字燃烧起来，懂得怎样调度艺术评论疯狂的激情，这便是他的才能。 三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冒险家和勘探者，斯坦纳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文学作品的美丽，发现语言富饶盛景和无穷宝藏，这是有其用意的，因为我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荷马和莎士比亚的真正内涵，淡忘了语言搂着文学与人性自由起舞的时光。我们阅读与文化的种种“精致形式”不说明任何问题，暴行终究起源于文明的心脏，这块曾孕育了经典的大陆也会孵化出纳粹这样的怪兽，一幅幅“现代启示录”般的图景让斯坦纳感到困惑。 普拉斯的诗歌屡屡扫过阴影，“集中营”印象和记忆的想象如同一个个黑洞，吞咽逼退其他词语，哪怕是凝视这个词也会让人不寒而栗。“大屠杀的著名碎片似乎进入了她的生活”，斯坦纳说，“直抵终极的恐怖”。诗歌对这类意象的使用，以及作为一个未经历过大屠杀的诗人却最终产生和犹太人痛苦与命运的认同，这看起来像纳粹之后人类灵魂深处的噩梦复现。正如斯坦纳所言：“我们不能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生活没有关联。在不久之前，人施于人的暴行已经影响到作家的主要材料（人类行为的极限和可能），并用新的黑暗挤压大脑。”普拉斯的诗歌是在证明灾难留下的后遗症，也似乎是对阿多诺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另类注脚？ 诗人与作家正艰难地遭遇和抵抗“非人道”的力量。语言已成为棘手的工具，唤起伤痛的记忆。曾经，荷马与弥尔顿的诗作以缪斯赐予灵感开篇，诗人需要语言，而且相信语言源于崇高的存在；莎士比亚剧作所展现的也是语言的富足和多产。但到了现代，卡夫卡等一类艺术家却开始表达一种“沉默的诱惑”。在《塞壬》中，我们感到寂静无止境地膨胀进而压迫着我们的耳膜，卡夫卡提供了一种关于语言状态的绝妙象征和预言。这里的描述已不仅仅局限于斯坦纳在《逃离言词》（1961）中从形而上学的层面讨论现实和言说与沉默的关系，也不是在表明科学领域中言词性质的改变，而是语言已经受到政治非人道和技术化大社会本质上伤害的后果。斯坦纳在分析纳粹统治下的德语状况时就说：“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 《空洞的奇迹》（1959）所描绘的纳粹对德语的胁迫与改造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家》（1958）中提及的斯大林官僚政治下正统派“倾向性文学”（“倾向性文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对真实书写的限制，是文学观念上狭隘的偏见。艺术精神生活被要求与政治生活的目标高度一致，必将出现压迫和扭曲，甚至沉默）是政治暴力大锤砸向语言文学领域的典型例子。昔日璀璨的项链打得支离破碎，人性、语言、文学、道德、尊严这些原本串联在一起的理想断裂了。语言陷入了危机，政治中非人性化的行为绑架了语言，编织谎言、极权话语，由此语言变得虚弱，它的纯粹性、生命力，它作为传统人文价值和精神的载体性质已经受到了玷污。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原本依靠语言放出辉煌的光芒，但如今的语言渐渐成为一具死去的尸体，一件残废的工具，它的灵魂黯淡，人们对语言表述感到怀疑和悲观。当语言本身失去了其内涵中精确和厚重的感觉时，那留给艺术家的将只剩下满地空洞的材料和巨大的惶恐，用语言建造起来的艺术大厦也会摇摇欲坠。虽有坚韧的作家努力摸索语言之矿中角角落落未开发的纯净宝藏，一批卓越的魔法师尝试吹醒语言枯木上微弱的火星，他们混合新的元素，创造语言表达上新的可能；可整体上，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在语言感受力上麻木的世界。诗人们对语言纯正性的崇拜和语言危机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感到忧虑，越来越多的语言实验折回自身、变得内向，甚至一些诗人选择不愿表达，化作一片沉默。因此，较之荷尔德林和兰波的沉默（他们的沉默带着个人诗学实验的理想），现代社会的语言困境更让人忧虑： “感觉到语言出现了问题，感觉到语词可能正在丧失其人性化的力量，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有两种重要态度可供选择：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代表，表现普遍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和脆弱；或者选择自杀性的修辞——沉默。”（60） 在《K》（1963）中，通过表现卡夫卡的担心，斯坦纳对沉默立场也另有解释： “但是，沉默的引诱——认为艺术在某些现实情况下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也近在眼前，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140） 可见即便是沉默的绝望选择也显出高贵的姿态，至少它没有在轻佻美化中陷于卑鄙堕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文明之中会生长出野蛮暴行？而在野蛮肆虐的时代，文化和人性的力量又在哪里？它们似乎真的“沉默”了，斯坦纳总是在为我们描绘一种“并置”状态，光明和黑暗，崇高与邪恶，残酷的屠杀和日常的安逸难以置信地“共存”，就像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和纽约，“相同的时间，却有两套不同的经历，无法调和达成任何共同的人类价值准则”，反映了人性与文化的深刻悖论：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4-5）； “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流布不仅难以钳制极权主义；相反，有许多著名例子表明，人文学问和艺术的重镇实际上欢迎并助长了这种新的恐惧。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文化和古典理性主义的地盘上，暴行肆虐。我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有些受过教育，阅读并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或歌德。”（11） 无论是斯坦纳所说的文明内部的“厌倦”或“过度抽象的观念”还是通常观念中的“非理性”似乎都过于笼统，难以完满解释这场暴行和这些悖论的根源。可文学价值和极端非人性关系的事实却给了斯坦纳全新审视的眼光：“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文学研究能够丰富或稳定道德认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文学批评真的使人仁慈。”斯坦纳对人文教育和学科持有怀疑的态度，而我们也多少会有这样悖谬的感觉，总会对人类本性怀着沉重阴郁的看法：我们的文化与教育似乎并未从根本上塑造出一种自省和判断的品质，并没有阻挡精神变得残酷和冷漠的可能；我们在自己身上幻想和演绎着某种情感，甚至带有夸张的表演和自恋的成分。在夜晚的一刻，党卫军军官在台灯旁、钢琴前陶醉于艺术之中，也许他们的艺术见解卓越而高明，但这能意味着他们是崇高的吗？他们对人类未来的期许是扭曲、毫不在意的，他们置身于骗局和自欺之中，从而侵蚀了人类文化的热情和力量。可他们显然受过很好的“教育”。于是，斯坦纳在表达对当今英语文学研究教学意见的《教化我们的绅士》（1965）一文中写道： “我发现自己难以自信断言，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事实上，我甚至会说：至少可以设想，当注意力集中于书写文本（书写文本是我们训练和追求的材料），我们在现实中道德反应的敏锐性会下降。因为我们受到训练，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要相信虚构的东西，相信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相信我们从诗歌中获得的精神状况，结果我们也许会发现，更难与现实世界认同，更难入心（to heart）体会现实经验世界——“入心”这个说法很有启迪。任何人身上的虚构反思能力或道德冒险能力都很有限，它能被虚构作品迅速吸收。因此，诗歌中的呼喊也许比外面街头的呼喊声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实。小说中的死亡也许比隔壁邻居的死亡更震撼。或许，在美学反应的培养和个人非人化的潜力之间，存在着秘密的间离关系。那么，在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之时，我们在做什么？”（73） 我们似乎从斯坦纳的观点中感到隐约的不安和愧疚。踩着书和虚构的石头跳过其间流动的现实，这动作有时显得极不自然。谈文学、鉴赏艺术并不代表道德和人性本身，也不会一直证明光华和孤傲背后就没有躲藏着一个侏儒似的人格。斯坦纳的反省是基于他看到了所谓精华与精英背后的空洞与软弱，他必须对人文学科，对自己作为教师的职责诚实，科学的“客观性”和道德中立实际上“阻碍了科学与人的终极关联”，我们对于人类本性和行为的体察只能依靠人文的力量。如果人文学科只有表面上的精致和高尚，如果这门学科的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是迟钝和怯懦的，那么人文教育就存在着冷漠与虚伪。这就是为什么斯坦纳对集中营持续的关注曾令学校里的同行感到奇怪，而他的回答是：“在进行教学之前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人文主义是否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它们在大屠杀面前失败了？”（George steiner: A Reader, p.35） 四 当个体面对世界时表现出脆弱与多变，当暴行和政治野蛮喧嚣的力量无孔不入时，我们唯一的期待应该是我们能够保存自己的“人性”，保持“人”的感受力和“真正的敏感”。读到乔治·斯坦纳怀着无比深情写下的那篇《后记》（1966），面对在书页上陈列的恐怖事实，你怎能不为之动容？气息沉到双膝处打颤，你怎会不像作者般感受到那种对暴行的愤怒？你怎会不像挨了一鞭子，重新去审视自己同现实的关联，自身处境和行为的性质？深刻的人性审视和反思应当是永恒的，我们将警惕自己是否枕睡在噩梦身旁；我们将检验自己正义和动机的纯洁度。斯坦纳评述的两本产生于纳粹时代的作品无疑像夹缝中的语言仪式，《痛苦的经卷：卡普兰华沙日记》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作者勇敢地书写真实，以此对抗野蛮，维护人性的尊严；这些从“人间地狱”遗存下的记录，也带着安魂曲般祈祷和深切的感情。 到了战后，又有一些作家的努力引起了斯坦纳的关注。艺术家终究是不可控制的力量，君特·格拉斯对“地狱语言”的重新锻造，“他那吼声，压倒了令人沉醉麻木的塞壬之声，让德国人直面邪恶的历史”。姑且不论格拉斯的技巧是否是斯坦纳所认为的理想形式，但这证明了语言又从泥泞中站了起来，恢复道德和人性的力量；艺术家仍然有能力依靠语言的革新和可能性表达他们在社会中的感受和态度，这也是斯坦纳为什么赞赏卡夫卡、乔伊斯、劳伦斯·达雷尔、赫尔曼·布洛赫、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因。他对文学综合艺术、音乐或数学等其他领域语言和形式规则而创建出“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设想以及小说衰落后戏剧兴起的预言，仍是在表达他对语言和文学未来的殷切期待。 由此我想，斯坦纳绝不会轻易谈论“文学已死”的问题，他的精神中仍然根植着“希望”（一种他认为的“人性化力量”），他试图恢复古老的对话模式（文学便是其中之一），就像他推崇的卢卡奇，那位有着坚定信念的批评家，忍受着巨大的磨难，不断提炼着欧洲文学和哲学的精神资源，旨在使过去与未来的自由世界间架起桥梁。在全书的开篇，我们曾听到斯坦纳深情的叮嘱： “那么，请尽可能地与文学同道。一个人读了《伊利亚特》第十四卷（普里阿摩斯夜会阿基琉斯），读了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读了《蒙田随笔》的第二十章，读了哈姆莱特对这章的引用，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生命的领悟没有改变，他没有用一点点彻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打量那些敲门的人，那么，他虽然是用肉眼在阅读，但他的心灵却是盲视。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或普鲁斯特的人，在心灵的深处，能不体验到新的虚弱或需求？”（17） 他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癫痫病人之梦的描述形容艺术的人性力量真正对我们发生作用的那个过程： “一个人突然觉得脱离肉体而飞升，他回头看见自己，顿时感到疯狂和恐惧，因为另一个人进了他的身体，他再没有回去的路。灵魂感到这种恐惧之后，会茫然摸索，直到骤然苏醒。”（17） 文学的自我教育蕴藏于真诚和深切的阅读体验中，那时文本中的语言和想象就像凸透镜聚焦起经验和情感，并在新的焦点高温中燃烧成形。他意味着一个人放弃依恋，抛弃五光十色虚幻的希望，垂着头的灵魂在某一刻感到颤抖，身体和精神获得饱满与净化，甚至判若两人。文学的终极目标指向理想，而这过程一定是纯粹而严肃的。卡夫卡说得好：“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文学是生命孤独的冒险，带着某种宗教自我拯救的意味，最终是向现实之海漩涡中抛下铁锚，就像斯坦纳在那篇《荷马与学者们》一文中多多少少流露出来的情感那样。斯坦纳从小就受到荷马的感召，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反复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终生受益。深沉和智慧的斯坦纳依靠想象还原了在游历思考中从青年迈入老年的荷马形象，论述绵密醇厚仿佛史诗中酒红色的大海，两部史诗前后价值观的对照使读者深为感动，斯坦纳常常神游降临特洛伊的战场，降临哭泣的奥德修斯身旁，他与荷马一样在摸索那远古永恒的命题——生与死。全文最终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和沉思。作为读者的斯坦纳一定寂寞又幸福，因为文学占据了他，滋养并塑造了他，仿佛永恒的爱情。
《语言与沉默》读后感(七)：（转）音盲无法理解文学（作者：黎戈）
来源：都市周报 时间：2013年12月19日
文| 黎戈
之前看过乔治·斯坦纳另外两本书：一本是《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本是《斯坦纳回忆录》。斯坦纳谈论的很多话题，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他的特长是“比较”，比如写老托和老陀的书，有一种老派评论家的老实——然而他的回忆录却又比一般的叙事作品多了思辨性——术语当然有，但文本分析又很精致，让非学院出身的读者也很容易从具体章节的分析中找到血肉感，书名里只有两个人，但其实一直在各种对比色系里做比较研究，俄国文学与欧洲文学，托尔斯泰与荷马，等等。
斯坦纳还善于各艺术门类之间的比较：斯坦纳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就像我们知道的，大多数这类家庭出来的孩子，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艺术修养。在他的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艺术修养的底色，比如在《斯坦纳回忆录》里，他曾经写“就其性质而言，这涉及‘耳朵’的问题”……斯坦纳把文学鉴赏力比喻成听“调性”的能力，他说有的人就是音盲，你没法用理论说服他……这个比喻很贴切。
《语言与沉默》是部文集，收录了斯坦纳很多文章。从表面看，不像写托尔斯泰或是回忆录那样主题集中，其实它们倒是讨论着共同的母题：“语言的生命”。这些文章是在特定时刻所写的：一本新书的出版，一部新戏的上演，或是某次猝然发生的政治事件。在斯坦纳看来，语言是文化的代表，“而现代西方的几股非人道主义逆流导致了语言文化的滥用与污染，使西方文学的创作陷入‘沉默’。”这个沉默感不仅在文学范畴，还包括音乐、数学，也被他当做一种精神语言来讨论“沉默”。
在《斯坦纳回忆录》中，斯坦纳做了关于语言和音乐的比较，是在技术领域内的，比如文字论述必须保持时间上的线性连贯，逻辑限制，因果律的制约，局限于时间切割，所以它不如音乐那样忠于直觉。而在《语言与沉默》里，斯坦纳更关注的是人文情怀这块，一个晚上读着里尔克，弹着巴赫的人，早上依然去奥斯维辛上班，如果语言已经服务于非人道，那它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沉默由此产生。《语言与沉默》中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斯坦纳重申了艺术的终极意义：人文关怀。
原文链接：http://hzdaily.hangzhou.com.cn/dszb/html/2013-12/19/content_1639497.htm
《语言与沉默》读后感(八)：色情文学的空间与可能
原文链接：https://faydao.com/weblog/1960.html
一、色情文学的有限空间
即使一部小说将探险主人公与外星人手淫联系在一起，也并没什么新奇之处。
在这里的新奇，其实是指，不管你将外星人与任何东西替换：海星、手风琴、陨石还是其他，都不会在真正意义上拓展人类的性领域。
尽管许多人用抒情的口味私下津津乐道与性行为的变化无穷、动力无限但实际上，性行为真正可能有的姿势、高潮次数和想象空间相当有限。
性高潮的机制暗示了相当快的衰竭和频繁中断。
鉴于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系统，实现或获得性高潮的方式，性交的总体方式，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
上述的方式中，身体的各个部位，人们所采取的姿势、方法，就是各个变量。而人们的身体部位有限，人们的姿势有限。意思就是说，这些变量是有限的。
当萨德侯爵想穷尽所有的可以获取性高潮的方式时，他就像一名算法程序员一样，通过摆弄上述的变量，把所有的方式一个接一个表现出来，探究人类究竟可以有多少个方式获取快感，达到高潮，这就有了《索多玛120天》。
去除禁书、禁片的自带禁忌光环之后，这部书（电影）其实是无聊的。
这一无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有限的变量都被运用殆尽之后，作为结果的人体快感也没多少花样，人的身体快感被穷尽，你就会感到无聊。
试想一下，当你非常饿的时候，你会觉得第一个馒头吃起来是美味。但当你接着要吃100个馒头的时候，你只会想吐。
二、色情小说的套路让人无聊
如果你还能找到可读的色情小说（总不是太难），读上一小会你就觉得厌倦。这厌倦有时候跟阅读目的无关：而很多时候往往是因为那些文字实在是太程式化了。
如果你想验证一下这个看法，George Steiner为你提供了一道门：
作家：狄德罗、克雷比勇父子（Crebillon fils）、Aubrey Beardsley、Pierre Louys
作品：Lesbia Brandon， Sweet Lash, The silken Thighs, They Called Her Dolly
然而，在George Steiner看来，上述所提到的两部小说『贡献的都是垃圾』。
如果你还不服，你也可以去找找看你能找到的色情小说，你能否不懈地阅读一本又一本的。从最低级的充满形声词的地摊书，到充满奇幻情节的电子书，无一例外。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用来刺激人们荷尔蒙分泌的词汇水平、修辞手法水平的高低而已。
从人类情感的丰富程度上看，它们『贡献的都是垃圾』。
三、拓展人类情感潜力的经典
在满足了兽欲之后的人类，超越了野兽的一点就是：会通过各种创作来拓展人类的情感潜力。
作为艺术的一种，广义上的文学（不论色情与否）是可以拓展人类意识的空间的。
George Steiner说，即使是色情文学，也能拓展我们性意识的实际空间，将精神的色情活动当成小说的中心。
当人类的荷尔蒙水平成为可以监测的数据之后，人类的意识，人类的情感，再次显示出数据的无能为力之处。再精密的仪器，也不能完美的重现人们的精神空间和情感。
George Steiner列举了一系列拓展了人类情感潜力的经典，这里的描述让人叹为观止：
正如先前对于童贞的关注一样，巴洛克和玄学诗歌艺术中所细致刻画的性高潮和死亡之间故意安排的密切关系，显然丰富了我们性刺激的遗产。
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中出现的神经衰弱（官能精神病理学）与情欲危机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新东西。
萨德和莫索克发现了激进的语言，将先前散乱或者尚不明晰的情欲世界进行符号化。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Lolita）真正丰富了我们惯常的引诱方式；
纳博科夫似乎将巴尔扎克《搅水女人》（La Robouilleuse）中极度边缘化的东西、或者像在《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始终由于不均衡特征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带进了我们的视野。
四、文学的可能
或者Geroge Steiner没有机会阅读到《金瓶梅》这部伟大作品，但在他对好作家、好作品的描述中看出，《金瓶梅》符合他所有的期待：
带有丰富的人类情感
有着人道的感受力
作家最周到、最个性、最丰满的语言，描述谜一样的人类
重现生活的奇妙、繁复和弹性之处；
尊重读者的想象力；
尊重笔下人物的完整性、生活独立性
而如果将上述要求或者标准去对比，遑论那些能让人兴奋一会的色情小说，纵使书店中诸多的畅销小说，都让人无法入目。更不要谈写作与表达的自由。
色情文学的可能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包括故纸堆里的黄色小说）中，人的各个部位、人的各类快感，甚至说人的各种姿势，都被描述得淋漓尽致。而后人如果要去重复这样的事，又显得分外无趣。
然若要去要求色情文学对人性有所供奉，又不外是闲得无聊。
可是就像是写一道方程式一样，假如要得出“色情文学可以写得很出色”这个答案，在等式的右边，需要什么样的假设？
抛弃重复；这就意味着你所能做的是：忘掉上述变量；
加入人性这个变幻无穷的变量；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古往今来，那么多作家都在此上笔耕不辍，能流传下来的也没有几个人；
将人物放置于生活的洪流中；意识就是：让你的人物看起来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能做到上述这些，如果不是伟大作家，恐怕就是天才。
五、处于公共场域的性关系
在60年前，George Steiner就非常有预见性地说
城市中大规模的技术统治，必要而统一的经济和政治选择，用于交流和劝诱的电子媒介，行动和思想日渐暴露在社会学、心理学和物质的侵犯和控制之下，这些都加剧了我们时代对隐私和自我的毁灭。
这一段阐述非常有穿透力，在时代面前，Steiner结论正在应验：
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凭借极端的伪装（例如精神崩溃、吸毒、经济破产），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隐私，才能够有情感体验的真正空间。于是，便出现许多外表光鲜、但实质上惊人单调的生活；于是，人们需要前所未有的暴行和技术霸权来刺激神经。
如果你对此感到怀疑，这一段可以结合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来进行理解。
当人们的自我空间逐渐被吞噬之后，其实人类可以做的越来越少：机器和技术取代了很多人的努力，而越来越多的人也跟着被取代。越来越少的活动，越来越少的自我空间，就只有在极端的状况下才能让人们找会那种属于“自我”的隐私。
这种极端，就似乎与人类不断增多的暴行相关，也似乎与人们需要药物引起的幻觉才能找到自我相关。当然，这种极端，也会体现在性体验之中。
在性体验中，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需要达到一种“完全”的状态，抵达一种极端，才会让人找到让人热血奔涌的感觉。
性关系是（或应是）我们隐私的一个堡垒，是我们必须得到允许的夜间栖息地，在那里，我们收拾遭受侵扰的意识碎片，恢复某种不可侵犯的秩序和安宁。只有在性体验中，一个人，或者两个努力达到完全交流的两个人，才能够发现自我独特的爱好。在那里，在经历了坎坷的奋斗和屡次的挫败之后，我们或许会找到那些让我们热血奔涌的语词、姿势和精神意象。
在越来越多的现代广告都带着“近乎色情内容”和性暗示时，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件什么事。如同进入公共场域的性生活一样，隐私正在逐渐消散，我们已经不需要学会运用想象力、好奇心和激情。
当性关系在书籍、广告中批量放送，什么正在销褪？
《语言与沉默》读后感(九)：译后记
李小均/文
斯坦纳在本书《教化我们的绅士》一文中引用了卡夫卡的话：
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对我而言，这本书就是一把冰镐，砍碎我内心的冰海。
我要首先谢谢斯坦纳，与大师同行的日子是幸福的。十几年前，读翻译理论，就读过他的名作After Babel，当时只惊叹于他的博学，对他是敬而远之。想不到我居然还有如此缘分：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翻译了他在三十七岁时结集出版的文集。
翻译是孤独的事业。在语言的极限地带，是一个人的“战争”。因此，某种意义上，是“抛家舍业”。无论如何，最需要感谢的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两种翻译》一文中，斯坦纳特别欣赏著名的荷马译者菲茨杰拉德的译文：
将来，死亡会从远海袭来，
温柔如雾之手，抚摩你，
值你衰疲的岁月，
富有舒适的晚年。
斯坦纳认为，译者应该把“温柔如雾之手”当成翻译的准绳。对于这样的标准，我虽然“身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只是那个卑微的“侍从”，跟随在大师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牵着他的衣衫。译本中舛误难免，概由译者负责；敬希方家批评指正。
《语言与沉默》读后感(十)：《人文素养》篇笔记
【面对斯坦纳先生满载的睿智，我本应沉默的。不过相比于其它篇章，人文素养这一篇关于批评的论断对自己工作有太多启示意义，故而胡乱记录一些。斯坦纳原文都未加引号，见谅。】
乔治·斯坦纳说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斯坦纳本人就是这样的批评家。不过人家可没有让批评家领便当的意思。作为一个职业，界定它的工作范畴是基本，这里面没有贵贱之分。相同的意思，在小津安二郎的《我是做豆腐的，我只卖豆腐》这个书名中，也体现得真切。考虑到批评的本质相通，斯坦纳的智慧完全适用于电影批评。
他强调批评第二个功能是沟通，这对我而言，有第一位的启发：批评家需要给予作品历史的纵深。沟通，首先是这部作品，与以往作品的沟通，因为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都有着或深或浅的观影经验， 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基本观念。
对于经验相对少的人而言，纵深是一种开拓与诱惑；对于经验丰富的观 者，它是一场邀约与游戏。如果以一部2013年的瞩目作品为例，那么[地心引力]是很好的例子。重要的，不是这部影片是否堪当这个时代的[太空漫游2001]，而是这种纵深，舒展开的评判体系，可以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对电影做出判断。而读者/影迷，也会基于自己的经验，重新体验在这部影片中，收获新的、或者不同的认知与感受。
我们可以从斯坦纳那学到的第二课，是批评，告诉我们什么值得重看， 怎么重看。这个行为本身，争议很小，这个行为的结果，争议很大。然而，榜单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对什么值得最直观的答案。在各色榜单中，伟大的电影 、伟大的导演 ，缓慢却持续地变化着，一旦深入到这些批评结果的背后，便会发现批评者、社会、文化方面，绝非不易察觉的嬗变。这一点，电影要比文学更明显。如果说写作是一座孤岛，那么电影，无论创作还是观看，都不可能是孤岛，对于批评而言，更是如此。斯坦纳的有益之处在于，他提醒从事批评的人，要密切注视着这种变化的潜流，批评并不是封闭一个世界，而是开凿一个窗口。
斯坦纳关于批评的第三课，或许更具启发意义，同时也最难操作：关注当前的作品。文化史会告诉我们，大多数伟大的作品，都与它所处的时代， 保持着距离。别再哀叹过去有过多少伟大的作品，批评之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掘让身后人哀叹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