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的低音读后感10篇
《执拗的低音》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页数：2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执拗的低音》读后感(一)：浅评
王先生的书，初读总觉得不惬意，广征博引，却每每只选所引论题中最浅的地方来做触发剂，读《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如此，《执拗的低音》仍如此。福柯、丸山真男、施特劳斯，都只取一瓢饮。怪他何必依傍前贤，既然他的appropriation都不过是常识，难道读人的书得到一点提示也要放进脚注里明示不掠美，何况原来论述稍后要加以引申的批判性的部分全都有意忽略了，好似中学时做几何题，公理和简单定理让人不屑一顾，却能推出特别复杂美妙的命题来，王却只喜欢那些公理和简单定理。
但长文读上一半就能叫人觉得如果纠结这一点就是读者自己只喜欢公理和简单定理。那些引用固然有浮华修辞或是死板遵守规范的嫌疑，但只是书里最浅的部分，王总能从广泛的阅读获得近乎常识的提示，然后把这提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进行推演，最后得到一种不同于他人的眼光，一种最值得赞美的史家才能，史识，在职业化的今天，能得到这种史识的途径怕也只有博学深思了。如第一演讲里对事件序列和史家序列的区判，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基本观点的提示，说到底本身也不过是常识，但史家却往往为知识所障而不自知，虽然在具体操作中摆脱后知视角是很难的事，但正因为有了这种识度，王的论文往往能给人回到历史现场的愉悦感，处理同域同题其他人，很少做得到。第一演讲集中陈述了王的方法论，应该是治史者“正重读”的文章。执拗低音虽然音型简单反反复复，但它难在能入耳，没受过聆听训练的人，常常只能感受没法把它纳进意识。这就是才学识兼长人的擅场处。
接下来第二演讲的谭嗣同主题，可与李泽厚对读；第三演讲建立德罗伊森-浮田和民-王国维的关联，特别美妙，因为关涉到史学上的大问题（客观研究与人生意义的安顿），是值得期待的论题；第四演讲的 “风”，既是讲刘的史观，也是夫子自道，就显得十分有味道。
王的风格大体上，冲和又灵巧，很容易在精英型学子中引起共鸣。有两个细节很好玩，讲史家不该用他的后知视角做出当事人的决断是知性而冷静的，情境对他来说是透明的这种假设时，王举了个自闭症患者往往假设自己的心情对他人来说是透明的因而言行古怪原因是他们的期待不同于常人的例子，这个例子，不像民国以至共和国史家们总爱故意用那些生活化的很俗的例子，特别知识人的味儿，而且，要是王读过卢曼的《法社会学》，肯定又要做更高端的引用了；还有个脚注，说后来者会抬高先行者的标准，比如三五优秀的后浪，提高国际学术发表的规范，把先行者逼退，其实，这就是王安顿他的客观研究和人生意义的一个低级示例，如果自己的研究不够好，就要丢掉工作了，或者比丢工作更糟糕，只能在中下层里混口饭吃，没有快乐没有意义只剩下中年大叔气，因为，所谓客观研究也不过是份工作，得有份正式工作的人的人生意义，是很简单的。
《执拗的低音》读后感(二)：选取低音
《执拗的低音》是王汎森先生于2011年3月在复旦大学所进行的四场演讲的录音修改稿，结集成书之时，又加入《传统的非传统性》与《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二文作为附录。由于之前已听过录音，这次成书之后，再看一遍，思路也更为清晰了一些。
王汎森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史学家，在我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最早读到他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当时对王并不熟悉，读他的文字只觉得眼前一亮，特别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一种史家的平和风范，特别是在论述到一些清代思想史上的学术之争时，不少研究者也常将自己绕进去，凸显意气，然王先生之文字毫无戾气，只见其思想之通达。
在《执拗的低音》一书序中，王先生强调此书所宣扬的是陈寅恪所说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之“重访”，从我对王先生有限的学术了解来看，他正是一贯如此。这也正是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在史学上的应用，章学诚于《文德》篇谓“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也正是此义。
本书第一讲为《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王先生检讨了在近代知识转换过程及分科之学形成的过程中，伦理与知识是如何分道扬鏣的，学与行又是如何分开的，在“西方化”的历程中，一些新术语、新概念又是如何被重新拿来检讨古史旧学的，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实际产生了许多“消耗性转换”，并由此反思了现代学科建置对经学、史学、哲学、佛学的“消耗性转换”。这一讲是非常启发人思考的，也会给我们已经僵化的学术研究思路打开方向。王先生指出历史的前进有主流，也有潜流，有主调，也有低音。以往的研究我们常常重视的是时代的主流、主调，以“主调”为价值之所在，然而作为潜流，作为边缘的低音却是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与“主流”的对话一直存在的。研究重视重访低音，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时代的主流，并理解为何时代选择了这样的主调。
第二、三、四讲分别探讨了谭嗣同的《仁学》、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刘咸炘“风”的史学观这三个个案。王先生给我们展示了重访这些低音的过程及价值所在。王国维的研究已经不少，但王先生的研究在“同情”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回放展示了王国维的纠结与矛盾之处，将这样一位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学者比喻为处于两列对开的火车中的人，对于这样的牵扯与矛盾，让人不由身临其境。
在这些个案研究中，王先生是真正在践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非全知全能、具有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者。这个“选题”正凸显了王先生的史学眼光，“选取”本身是一件意义非常繁复的行动（P240），选取重访低音这样一个选题，在这个过程中去体认“去熟悉化”，重估“历史世界的有限性”及“历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也许也是某段时期史学研究的低音吧。
《执拗的低音》读后感(三)：“概念”的空间：读《执拗的低音》有感
近几年越来越意识到“概念”的重要性，当然“概念史”的兴起促使我关注概念。
从理论上讲，“概念”往往是理论高度凝练化的符号。可以说，大多数出色的学人都有一个“概念”来支撑，当然，“概念”也是理论的中心和重心。如黄宗智的“过密化”、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葛兆光的“一般知识、信仰与思想世界”、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王学典的“新史学与新汉学”，何怀宏的“选举社会”等等。
从实践上说，“概念”也是体现一个人“概括力”的表现。老板说“要想让自己写的文章打动别人，很重要的是要在概括力上下功夫”。概括力达到一定深度就是“概念”。
当然，王汎森的《执拗的低音》从题目上讲就是用的丸山真男的“执拗的低音”的概念。当然，在文章中又提出了自己的概念“重访”和“消耗性转换”，特别是“消耗性转换”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他不是用的“现代化”思维，而是“前现代化思维”；不是关注“主流”，而是“潜流”。这对当下史学研究研究可以说是新的取向。
现仅就第一讲概念摘录：
（1）重访——复古
（2）事实理清——价值宣扬
（3）伦理化——客观化
（4）历史的事实——心理的事实
（5）创造性转化——消耗性转换
（6）事件逻辑——史家逻辑
（7）冷性认识——热性认识
（10）主调——潜流
（11）个案化——普遍化
当然，也不是“概念”越多越好。“概念”使我们认识不同事物差异性的同时忽略了共同性。另外，王书中有些概念过度“模仿”西方，缺乏“创造”，让人读着有点拗口。乍眼一看，不知所云；其实，不过如此。但是，概念的提出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尤其是不同认识之间的含混性有着重要作用。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消耗性转换”。前几年，葛兆光也说思想史的加法与减法，其中减法就类似于消耗性转换，但是王的概念水平要高于葛兆光。
:本人并非是宣扬“概念”主义，只是说“概念”为我们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执拗的低音》读后感(四)：我喜欢思想史的原因
中古史通论的作业摘下来一点。
第一点，学生阶段的历史研究要努力摆脱后见之明。这四篇文章，都在重访、寻觅在历史上失踪的思想潮流，按照王汎森先生自己文艺的说法是“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时候”，文中他“提到后见之明作为一种历史思考方式所遇到的困难、提到历史解释中设想历史人物是处在无限理性状态的谬误、提到如何重新了解风，及这种史学思维可能给我们历史研究带来的新养分”，为什么重提和回访，因为我们已有的历史认识有粗陋的局限，这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占有史料上的，而是历史思考方式的问题。在对人自身的认知思维偏差进行反思后，史学观念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进步。对于还在初学历史阶段的学生来说，我们从受教育起接触的历史就是清晰的有条理的知识，可是慢慢地深入学习告诉我们，历史本身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认识往往带有太多的 “后见之明”，这些已有的“明”使我们远离了历史现场，很难发现问题，要想克服这一点，就要像王汎森先生一样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也去识别那些合奏中的低音区，留意光谱外圈的黯淡处，这样的思想史研究应该也会更有趣味。
第二点，思想史研究手段，可以从关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历程开始。从这些文章以及我读过的其他一些书可以看出，王汎森先生是经常以某个思想家为对象来做研究的，就比如章太炎、陈寅恪、谭嗣同和刘咸炘，先细细梳理其一生的思想历程，分析过程，找出节点，往往都能发现看似不合理之处，再抓住这个“不合理之处”找出有力的解释，带出新的历史问题，第三讲的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其相关问题就非常典型地采用的这种做法，他抓住所看到的殷周制度论的怪异之处，提炼出道德团体论的问题，然后从时代的思潮当中寻找这一思想的源头，继而发现了这是一个普遍的思想现象，这个行文逻辑读起来非常精彩，是可以学习的研究方法。
王汎森先生这本书是2011年在复旦做系列讲座的讲义，再加上附录的两篇文章。当年讲座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听后感，当时觉得很受启发。没想到今年年初最终成书了。好像各网店才刚刚开始发售，所以读的人似乎不多。
我昨日拿到手，今天就一口气看完了，心中感受只能用“激动”来形容。如果说在今日之前，我对自己的历史观只有模糊的把握，甚至有时候都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历史观。今日读王汎森此书，就觉得无处不妥帖，句句说到心里去，恨不能向全世界宣布：我就是要这样去做历史！
从字面上看“执拗的低音”说的是对历史中非主流内容的关注，在近代思想史上，也可以特指为“保守主义”或者“传统”。此书的四个讲座无不与此有关：综览式的第一讲分析近代学科分野中知识与道德分离；以谭嗣同《仁学》为主题的第二讲、以王国维“道德团体”为主题的第三讲、以刘咸炘史学中“风”的思想为主题的第四讲，则以个案的方式展现了“低音”的价值；甚至附录中对章太炎和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家思想的分析，都体现了“执拗的低音”这一主题，体现了在“重访”的过程中从“低音”中重新发现历史资源的努力和成果。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这本书中，王汎森用一种分外诚恳直白的方式表现了身为一名当代历史学研究者的安身立命之处。他在第一讲中指出的，现代学科分界已使客观的知识与伦理、价值、意义等主观的“信”割裂开了，这也暗合了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就已经观察到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separation of spheres。我原本以为，我真是这样实践的：学术是工作，而道德伦理甚至人生观都是自我的修持，两者是可以分隔开的，而且也应该分隔开。但王先生他用他的研究演示给我看：可以不分开，也不应该分开！而他所相信和坚持的伦理和意义，在我的理解中，有以下两点：人文的价值在于反映人的尊严和主体，而人的尊严和主体必是多元的（205）；史家之职责在于“存真实以关联呼应现实”（258）。他之所以愿意去听，也听到了“执拗的低音”，正是因为有这两点。
对于这两点而言，第一点可谓是人文学科共同的价值观，而第二点则颇值得玩味。中国的传统是“以史为鉴”，并没有一个从蒙昧到文明的单线进化过程，历史是应该不断回访的，因为在某种普世的、超越时间的“道”的统摄下，现实会不断与历史重合，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历史学者的价值和意义是指向当下的，因为“过去”和“现在”在“道”的层面上是共时的。西方近代历史观却不是这样：在进化的线性时间观中，历史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是某种“规则”在时间中的展开；而在历史主义的时间观中，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依然强调了单线时间的基本架构。于是，历史与现实只在因果链上相关，无法逾越时间的鸿沟。因此，所谓“客观”的历史，往往是与当下无关的，历史学家如是呈现过去的种种，就好像科学家如是呈现自然界的种种。在后现代的历史观中，过去整个成为毫无意义和目的的事件流，叙事和意义都是建构出来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看似很“通透”，却无法承载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对意义和价值本能的追求。
我觉得王汎森先生的历史观，就是把中国传统历史观中的共时性与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相对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于是既避免了传统史学中唯一之“道”的专横，又避免了后现代史学中无处安放意义和价值的困窘。正是因为过去与现在之间在某个层面上能够呼应共鸣，因此求历史之真实关联呼应现实才是有可能和有意义的，而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与呼应，最后扎根在了“人的尊严和主体”，又是多元而丰富的。这种类似启蒙时代人所有的对“人的尊严和主体”的信重，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是幼稚的，但也是真正打动我的。如果人文学在这个时代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大概也只能落在此处了。
我学术的启蒙是余英时的《钱穆与中国文化》，由余英时而读钱穆的《师友杂忆》和《国史大纲》，觉得仍不妥帖，钱穆对传统的坚持在我看来虽能同情却不免迂阔。后来读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觉得中西之后壁仍未打通，直到《朱熹的历史世界》才感觉圆融，但余英时在政见上近乎偏执的坚持，还是让我觉得不妥帖。直到王汎森这里，我觉得完全妥帖了，从学术追求到学术趣味，都完完全全是我理想中的样子。我读书到现在，真的能读到心里去的，温暖而严肃的学问，也就是他们师徒三代人。有时候想想，大概真有“学统”这种东西在吧。
《执拗的低音》读后感(六)：不同的面相
可能是因为之前看过桑兵和罗志田等人对相关问题的论述，王汎森先生的提法对我并不引为惊奇，这的确是对当前历史思考方式的非常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但是的确很难在具体的研究中贯彻落实——用王汎森自己的话说就是“方便的另一面是束缚”，我们习惯于使用现有的、成型的、合乎规范的、与自己立身相切的视野和词语去看待或者表达某种思想，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做到不含任何价值判断地去做事实厘清的工作。因此又引发了在“事实的厘清”和“价值的宣扬”二者之间的变奏，并以时代潮流中翻腾游移而又砥柱中流的几个大史学家——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陈垣——做了辨析的对象（或者也有胡适、傅斯年这样以求真为归宿的另一类学者），提示我们无时不在“循环对流、辨证、互动、周流的状态中”的史学家的不同面相，但王先生自己对这个问题貌似并未表示一个坚定的立场，所谓“存真实以关联呼应现实”，更接近一种学术追求而非研究态度。关于执拗的低音，也让我联想到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表述何以家国兴衰之际，他以为的根本原因通常是某种精神上的甚至是情绪上的因素（这些是我们所认为的“表象”），而非我们今日习用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水平等等，可见近代以来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体系有着何种的变化。说到刘咸炘的“风”，我也想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学界对陶渊明是否受到佛教影响争论不休，如果以刘式的提法，那么我觉得与其把佛教作为宗教的因素，还不如把佛教作为文化因素（也就是“风”）。佛教是东晋士族生活特别是庐山地区陶渊明知交圈子里的人士的生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东晋思想文化氛围的重要成分，一个人哪怕不相信佛教，也还是不能生活于真空当中。从这种角度看，桃花源和佛教净土、道教洞天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执拗的低音》读后感(七)：西风吹拂下的执拗低音 ——读《执拗的低音》杂思
2011年3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先生在复旦大学作了以“执拗的低音”为主题的四次系列演讲。2014年1月，这四次演讲记录及两篇附录整理出版。（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犹如此书副标题所书，此书是对“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但这些反思并不单单属于王先生，而值得所有历史研究者思考。
如书名所示，此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执拗的低音”一语。很明显，“执拗的低音”就是借用了音乐上的概念。当然，这也并非王先生首创，“‘执拗的低音’是日本上一辈思想史大师丸山真男在他的两三篇文章里出现的题目。”（第3页）葛兆光先生也曾提及丸山真男关于日本思想的“执拗低音”的比喻。（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54页。）所以，谈及“执拗的低音”一语，必然需要追寻到丸山氏。
丸山真男之所以提出“执拗的低音”这一概念，正是出于晚近以来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影响，传统思想进而进入“低音域”，而为人所忽略。丸山氏认为：“在近代日本，欧美近代思想虽然局于压倒性‘主旋律’的位置，但它也常常被低音的某些音律，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执拗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被主旋律掩盖，但是它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第54-55页。）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这和他一直强调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是很接近的，一方面它是古老的，另一方面它也是执拗的，任何一个主流思想，无论是外来的新观念，还是上层的创造性思想，必然在进入社会生活的时候，经由深入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的影响，形成某种妥协和变形，甚至是改造和扭曲。”（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第55页。）
对于王先生而言，其对“执拗的低音”的定义也出于此。“近代中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西方化’的过程，它至少表现为两面，如大家所注意的是模仿西方，用西方的概念、架构、方法去解释古代；另一种表现是为了与西方竞争，故在表述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在内容、形式和重点上起了很微妙的变化，用模拟的假西方去对抗西方。”（第16页）无论模拟还是抗拒，无可否认的是，自晚近以来，西方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革命，还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等学制改革，抑或思想、观念之变迁，其背后所主导者皆为西方思想与理念。这可以说是晚近以来处于压倒性的“主旋律”。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时尚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必说，曹元弼、张锡恭等持儒学救世说者自然是“执拗的低音”。即便是孙德谦、刘咸炘等夹杂于新旧之间的学者，亦可谓是一种“杂音”。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观无疑是线性进化观。（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进化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近代中国的史学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从由果逆因的线性发展观倒推，这种“低音”“杂音”自然不是不合乎历史潮流的。但从晚清民国的历史现实而言，却并非如此。在当时的思想界，曹、张、孙、刘也是一大宗，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处于某种“主流”地位。王先生在文中也指出：“像是解释事物发展的时候，规律的思维被有意无意地加上去，使得‘发展’变得非常有规律，而不能包括在规律性格局，或不形成一个有规律样子的发展，往往就被搁置一旁，逐渐成为边缘。……这些知识的特质，实际上非常重要，但很可能在现代新的‘西方化的’格局和架构之下变得格格不入，因而被摆落到边缘。”（第18页）故而，这些思想与故事即便原本处于主流也只能日渐成为边缘和隐流了。
晚近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正是如此。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无论是传统学人还是新进少年，都在思考如何从“万国来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历史转变阶段中寻找出一条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中的道路。新进少年自然更多地从西方寻找出路，传统学人则仍然希望能赓续儒家中国，或者说传统式的中国。是以，在这一寻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学人多游移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甚至有不少学人仍坚持礼教本位。但从后设的线性历史学来看，中国的发展无疑是背弃了传统的道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以往的新途径。从这个角度逆推，自然是要寻找中国如何走上了这条道路，至于其实不合于这条道路的思想杂音，自然不被人所重视，也就成为了“执拗的低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低音”并不是“历史真实”意义上的“低音”，而是后设的“低音”。也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地凸显了“主旋律”，而刻意造就了这种“低音”。
对此，王先生提出了“意义倒置”的概念。他认为：“‘意义倒置的谬误’有许多种意涵。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意义一层一层像黑板一样写了擦掉、擦了又写，英文叫做‘overwrite’。在这个写和擦的过程中，最后写上的那一层，跟历史上的一层一层往往是有出入的。所以历史的事实，跟现代心理的事实之间不尽相同。”（第20页）就是在这一层层擦与写之间，构建了我们理解的“历史”。但与“历史的事实”相较而言，这种构建的“历史”往往偏离真实的“历史”，因为这种“历史”已经驱除了太多的“杂音”，也许也改变了原来的“音域”。
在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历史建构”中，最为处于重要地位的就是“线性进化观”的主导作用。从这个理念出发，“对‘历史’这个学科的新定义隐含了不是进化的，看不出线性的、向上发展轨迹的林林总总的事物是‘非历史的’。把事情组合在线性进化的发展中，很多摆荡来回就看不到，很多的低音也不见了，能放入这一种框架中就是‘历史’；而不相干的、不关联的部分就不会在历史叙述日，不成为历史学的重点，使得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造成很多的扭曲。”（第35页）也正是从这一角度逆推，许多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人、事都被不断屏蔽掉。
但事实却是，“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竞合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是像一首交响曲，有很多调子同时前行。而且，历史是一个未完的牌局，我们此刻则是把它凝结在一个定点来研究，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争、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如果忽略了这些同时竞争的副调、潜流，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主流。”（第60页）
用现在所谓的“主流”来逆推“历史事实”，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由“我注六经”转化成“六经注我”。王先生书中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刘咸炘在给蒙文通的信中说，近代有名的新派学者，大半是突出中国历史里面不重要、边缘的那一部分，以迎合现代西方的思想与价值，使得人们误以为它们本来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心。”（第17页）“史语所的一位老前辈王毓铨先生，在《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一文中举了许多例子。他非常愤怒地认为：近代中国史学过度受到西方的影响，每每把古代现代化、把中国史欧洲化，用十九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许多学术概念或范畴回去套在古代，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所形成的解释架构，即是我所谓‘西方化’过程。”（第17页）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西之间对于“王权”重要性的不同理解。“近代西方史学向来最为重视平民的力量，隐隐然认为‘王权’没什么作用，把朝廷和官方的作用看得很低，而又把民间、草根的力量看得过高。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就知道情形并不一定是如此。过去，在承平的时代‘官’的权威性、说服性、道德性是非常强大的，官方权力具有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第21-22页）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为参照系逆推历史的发展历程。
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葛兆光先生提出“回到起点”，即回到历史现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来诠释当时的历史与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到清末以来新派之说全面胜利之前，了解时人怎么想这个问题，包括后来影响大局的‘主流论述’如何形成，看一看有没有可以重新梳理的地方。”（第4页）从这个角度而发，王先生提出了对历史的“重访”。
所谓“重访”，即“重访许多在近一百年被新思潮压抑下去的学术论述，重访许多被忽略的面相、重访一些基本的问题、重访一些近代保守主义者为了回应新派所作的过当的扭曲、重访近代主流论述形成之际发生重大分歧的过程等。我们回顾近代，常常忘了在过去一百年新思潮及反新思潮主导之下，被挤到边缘的历史及文化论述，忽略了它们是不是还有被重访、再审的价值？这些边缘或低音是否可能成为重要的资源。”（第3-4页）重访的目的就在于重新还原一首复杂的乐曲，而不是单调的音律。
我们需要重访“历史现场”，重新建构被扭曲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这种重访虽然更多地是凸显本土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重访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方研究范式转移的触动。柯文很早就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了“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提法。同时又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对亲历者、历史学家以及神话制造者的不同角度来探讨人们（不单单是历史学者）如何选择史料，建构历史。这种对历史不同理解的提出和对史料选择的探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重访，他告诉人们历史需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探访”，不同角度下的“历史”都有所不同。这都可以说是“重访”说的先源。当然，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之所以会重新认识“执拗的低音”，重访“失落的音符”，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历史学走到这一阶段的必然。
王先生提醒我们去“重访”属于中国自身的“执拗的低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重访”说的提出，仍是西方研究范式影响下的产物。借用王先生在本书第四讲《“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中的用语，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仍然处于“西风”吹荡之下，我们不但需要“重访”失落的“历史”，更需要“重访”属于中国自己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