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文化的读后感10篇
《大正文化》是一本由【日】竹村民郎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正文化》读后感(一)：可尔必思、广播体操和大正浪漫
“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世界史的转换期与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短短的一本书，居然有两个副标题，特别是第二个副标题一般不为人注意，其实从这个标题中能看出作者的一定态度，这可能是阅遍全书都无法得到的明确信息，即将大正时代视为“乌托邦时代”，并且指出其背后的本质是“大众消费社会”，也许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中读出这么多吃吃喝喝和生活情境的缘故？
我对大正时期颇为好奇的源头来自高中同学齐齐，她在上大学之后就将自己的qq昵称改为“大正浪漫”，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别称。对这个如此浪漫的名称，从此就有了一种浪漫的怀想。故而见此书名和惹人爱的红色书封后就立即购入，阅读之间发现书中居然提到了一种我最近经常会喝的饮料，那就是可尔必思。
冬天去日料店，男友常常要喝各种碳酸酒，我不知道选什么，他就帮我点了可尔必思，自此之后就变成每到必饮，还要拜托服务员加热。本来是装在蓝白色细长小听里的饮料，变成用玻璃大杯送上的乳白色热饮，暖暖的好不畅意。可尔必思的味道近似于养乐多，但似乎要比养乐多清醇，色泽也更为美丽。因此，读到此书，了解到可尔必思居然是大正时期开始便风靡于日本的经典饮品，令我十分惊讶。
可尔必思的英文“Calbis”，前半部分Cal指的是钙（Calcium），后半部分bis据说是梵文“最上乘美味”的后两个音节。创始人三岛海云1902年怀抱着伟大梦想，坐着小船，到中国访问考察，漫长的旅途令海云非常劳累，但是到达蒙古，在大草原喝了当地的发酵酸乳后，立即精神恢复如初，而且体能还有所增强，无论是骑马还是放羊都不在话下。1915年，海云已经38岁了（我真的很好奇他在中国待的13年和所谓的大梦想到底是做了什么，而且为何是去了蒙古），坐船返回日本，在1919年（大正八年）七夕祭推出了这款饮料，因此，它最初的宣传语是“初恋的味道”。而其底色天蓝饰以白点的设计则是代表了银河与群星，原来如此。
据书中写道，1923年德国设计师为可尔必思设计了黑人喝饮料的标识，那正是在东京大地震之后，因此，“歪着头的黑人，用一根长长的吸管吸着可尔必思的幽默广告，使人们颓废混乱的心情变柔和了”，可尔必思大受欢迎。此外，它居然与森永奶糖、冰淇淋、酸奶、牛奶、黄油一起，体现了大众在食品消费上的意见。尽管在如今的可尔必思宣传中，你可以得到这是一款营养饮料的印象，不过《嗜好型饮料食品史料》（1932年刊）中却是这么说的：“到了大正末期，在饮料食品的营养价值愈加得到重视的同时，人们并不只是依靠化学分析结果来确定其营养价值，还有观点认为另外存在心理作用的影响，除了注重色香味，自己本能的喜好也成为衡量标准”。将营养价值都置于心理作用之后，提出对内心喜好的首位注重，这真是一种令人佩服的说法。
我还发现，可尔必思原来是一种浓缩型的饮品，可以与水、牛乳或是酒相调配，而万能的日本食品研发商又提出了各种可尔必思食谱，用它制作豆奶火锅、炸猪排、烤制面包，甚至还可以做可尔必思口味的中华料理：麻婆豆腐……恕我实在无法想象它的味道。不管怎样，我也终于理解为何在每一家日料店都可以点到可尔必思了。
作者还提到，在当时的东京银座，味道最纯正的咖啡馆是“幽萝浦”，这个译名看上去，和“翡冷翠”、“梵婀玲”真是异曲同工。
日本人最初听到广播的感受，被登载在《中央公论》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号上，他们本以为，广播会是什么神奇的事物，结果不过是发出如伤痕累累的黑胶唱片般断断续续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用坏了的机器放伤痕累累的唱片，咯吱咯吱的针音和沙沙的杂音不断地响着”，但在昭和时代，广播便成为家喻户晓之物。而且，自从昭和三年（1928）十一月的昭和天皇即位仪式纪念活动，广播开始播放江木理一指挥的口令，国民随着电波一起做操，这就让“广播的同时性，……如空气一般同时渗透到全国家庭……”，日治时期的台湾，也是放送同样的江木理一指导唱片。这自然而然地令我想起《挪威的森林》中，在大学宿舍二层铺位上跳广播操的“敢死队”，村上塑造出的“敢死队”，是一个思想保守、不无腐朽之处的年轻男孩，他的出生年代已经在1950年左右了，而随着广播跳起健身操的行为，如果联系本书所记昭和时代的文化来看，还真是一项老古董的运动。
最后，略感疑虑的是书尾附有“大正文化史年表”，不过正看得饶有兴味时，年表却在1913年（大正二年）便戛然而止了，真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大正文化》读后感(二)：大正文化：文明的薄薄一层
很多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而日本的大正时代（1912至1925年）则似乎是一个日本的希望时代。这本《大正文化》就叙述了这个时代的种种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现象。
我们在这本薄薄的叙述史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还算安定的时代里，（当然这期间，日本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频繁涉入中国事务，但总体来看，规模并不大）日本尤其是日本城市所取得的社会和文化上的改进。
在大正时代，是一个都市蓬勃发展的时代。特别是日本的首都东京，已经一步步的扩大成为了一个巨无霸的城市。日本的城市在这期间逐渐的通上电，晚间从一片漆黑变成了光明。一些雄心勃勃的政商领袖们每日都在谋划着扩大城市，他们或是修建海港，有的则是努力的修筑地铁。让这个庞大的城市交通更加便利，也更加吸引外来居民。
在这些蓬勃发展的城市里，生活着规模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生活虽然并不算特别优裕，但也基本上可算的上小康。正是依靠这些日渐扩大的中产阶级。日本初步有了一个大众消费社会。
居民们的衣食住行在这个时代里有了很多的变化。新的食品如可尔必思（一种饮料）在这期间普及了起来，而洋食和面包也流行了起来。日本居民也喜欢咖啡馆。服装上，面向大众的便利的大规模生产的洋装也兴盛了起来。城市居民的住宅也努力的追求现代化，当时流行偏西方的所谓文化客厅。地铁和公交在此时高速的发展起来。
也就是在此时，有了面对广大市民群体的各种文娱和商业消费场所。新的大型百货商场发展起来，这种可以同时展示大量货物，容纳大量人流的新型消费场所成为了大正都市日本人的新好。与大型超市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新型的游乐园，新的娱乐场所如存在至今大名鼎鼎的宝塚歌剧，电影院。还有同样发展到了今天的甲子园棒球。这些娱乐设施的存在为居民的休闲时间提供了大量的选择。
繁荣的都市生活必然产生繁荣的文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大正文化正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高峰时期。而这又是建立在繁荣的大众文化市场的基础上的，大量的杂志于此时创刊并存活了下来。而更为令人瞩目的是报纸发行量的大增。让报纸成为了当时都市日本人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大量著名的报纸如朝日等在当时就获得了巨大的发行量。大量的作家依托于此，创造了大量经典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品。当时日本人最喜欢的文学偶像是夏目漱石，无数文学青年以其为偶像。而与此同时广播和电影产业也发展了起来，当时已经有了广受人追捧的电影明星。这些同样是以广大的都市大众为受众的。
在这个宽松和繁荣的时期，艺术家们也得以活跃的创造。在都市的边缘，形成了著名的文士村，大量的艺术家聚集于此。流行一时的自由画运动也于此时开展了起来，这项运动旨在扩大向普通民众宣传艺术，让他们参与到绘画当中，甚至还扩散到了农村中间，涌现了一些农民画家。
当然大正的富人们有更高端的生活追求，他们追逐田园城市和郊外度假村，讲究宽敞优美的居住环境和田园趣味。而城市设计师们则努力践行从西方学到的田园城市理念。他们还开办博览会，让广大的都市居民对未来和发展有更直观的认识。
这一切发展和消费自然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特别是那些发明和创造的企业家们。其中尤其典型的是改良缝纫机的发明者，这位发明家为了改良老式缝纫机可以说是费尽了心力，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另一位则更出名，就是山下幸之助，他所发明的自行车灯能在风雨中良好发光。而另外一些建设者则不光付出了心血，甚至还有生命，在一些新的铁路线路和隧道的修建过程中，许多建设者在事故中丧生。正是因为这些建设者们的努力，大正日本这样的繁华的都市消费文化才得以建立和维持。
当然如果大正日本不光只有物质的繁荣，更有人权的进步。大正时代，正是日本战前人权和政治民主事业最高峰的时期。在这个时代里，大众政党第一次组阁执政，旧的元老阀族影响力大幅下降。而女权事业在这个时代也有了进步，妇女们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工作岗位。而虽然有人反对，也有大批的妇女穿上了洋服，帅气的在工作场上工作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活动家也积极的活动，他们调查当时流行于日本本土和侨民区里流行的公娼，呼吁大家注意她们的悲惨遭遇。并竭尽所能的帮助那些意图离开这种生活的姑娘。其中最有名的是廓清会。他们的活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粗看起来，大正似乎一切都在蓬勃向上，城市繁荣，大众消费社会建立，文化创造也登上了高峰。政治也在民主化，人权女权事业也在进步，人道主义思想也在扩展。也难怪作者要用到乌托邦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它。
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对于日本来说，可能只是薄薄的一层。当时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在那里，最常见到的组织是保守的军人同乡会。他们经常活动，鼓噪起来，能量很大。而即使在城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也并未深入人心，许多人，尤其是军人热衷的是北一辉这样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这种思想又可以被概括为天皇法团主义，他们主张在天皇的带领下实行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统治。并对外扩展日本的势力。甚至一些文官们也做着扩展大东亚势力圈的美梦。
甚至新的宣传媒体，也被军方这样的旧势力灵活利用，他们还组织了很多居民和妇女参观潜艇和军舰。以吸引民众的关注和支持。而且也确实这些强大的武力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
而更为致命的是，大正这种薄弱的文明建立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之上。而一旦遇到危机，这种根基不牢的文明，甚至可以说只局限于城市局部的文明就会遇到巨大的危机。
而恰恰不幸的是，大正之后的日本恰恰遇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对于怎么应付这样的危机，大正文明力量束手无方。而自以为有解决方案的军国主义者们登上了历史舞台。将那薄薄一层的大正文明立刻踩在了脚下。并最终在昭和前半段的时间里，给日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大正文化》读后感(三)：“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日本近代史上广义的“大正时代”指明治末年日俄战争以降，到昭和初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期(1905-1931)，是上接明治维新，下启全面侵华、太平洋战争的时代。竹村民郎这本《大正文化》全面叙述了这个时期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他重视将文化当作行为来把握，从产业、技术、社会组织、价值观四个侧面来把握文化的全貌。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大正时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一战结束后全球进入一轮经济繁荣时期，日本国内庞大的铁路网在此时期建成，1927年“东洋唯一的地铁”开通……经济景气产生了一批暴发户，但另一方面则是底层劳工生活的困苦，不得不忍受通货膨胀，爆发了“米骚动”事件，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引发了民主运动。大正时代的文化、娱乐也出现了类似消费社会文化的特征，产生了甲子园棒球，还有类似今天AKB48国民偶像天团的“宝塚少女歌剧”偶像剧场等等。如果说大正时代的大众文化是引入美国文化和以尊崇家国为基调的传统文化的嫁接，那么白桦派、“大正教养主义”则造就了大正文化的顶峰，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具备较高的汉学素养，又有较好的外语能力，因而类似民国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自由地汲取世界所有文化的精华，将之发展到一个绚丽、耀眼、璀璨的阶段。然而，作者也指出，“大正时代”披着民主外衣背后的天皇主义工团主义，导致了日本走向了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和二次世界大战，“大正文化”的得与失非常值得今天的人们反思。 □ 王绍贝
《大正文化》读后感(四)：大正时代，近代日本的一个可能性
得知“大正浪漫”这个词，还是偶然间的发现。
去年逛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人物传记，是有关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在大正时代的小资和文艺青年眼中，他就是大偶像。他的“梦二式美人”受到推崇，甚至间接影响了日本漫画的发展，促使其形成了“卡哇伊”的形象。他被称为“大正浪漫”的代名词。
突然很好奇“大正时期”在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到底是一个怎样时期，为何冠之以“大正浪漫”这个词呢？
带着这些疑惑，读了一本书，查了一些资料，于是有了下面的文字。
一、怎样认识大正时代？
“大正”是日本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当时的日本经历了明治时代的艰苦奋斗。一方面，自由民权运动中的一些思想开始重新发酵，民主思想泛滥，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等思潮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日俄战争极大改变了日本人对未来的看法，西方和东方的各种交汇，进步刊物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称这一时期为“大正民主”时期。
《大正文化》读后感(五)：从消费主义到军国主义
《大正文化》这本书集合了竹村民郎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的大正时代研究。区别于学界过去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史学研究，作者更多从跨学科的视野来把握大正文化的全貌。比如在讲到20世纪初日本初建城市时，作者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运动、公共卫生与阪神甲子园的开发相联系，这些角度都很有启发意义。
但就阅读观感而言，作者讲完了整个大正时代，既想讲得多又想讲得细，因此读起来材料堆积，信息拥塞。这本书的写作像是布展，每个展厅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现实关联，展厅与展厅之间也互为映照，最后构成了名为“大正文化”的艺术馆。而本文所梳理的点在于日本如何从和平繁荣的20年代迈向国家总动员体制的30年代。
将大正时代放置入历史的坐标系。大正天皇的在位时间为1912-1926，不到十五年。而学术讨论中的大正时代则泛指明治末日俄战争到昭和初年九一八事变这段时间，相当于1905年到1931年。从日本的近代史来看，这个年代正好是战争中的和平年岁。
以一战为界来看大正时代。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向世界证明了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的实力，同时摆脱西方列强加诸其身的不平等条约，跻身列强。短短数年，日本占有南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攫取满铁，吞并朝鲜，地图扩大数倍，战略野心也急速膨胀。殖民地的资源和劳动力为日本本土输送大量的财富。
而一战的战火也完全没有蔓延至日本本土，反而战争对于药品、染料、船只的需求为日本带来了贸易顺差。明治时期就开始发展重化学工业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此时在世界范围内，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是“made in Japan”，而不是“made in China”。“国家暴富，哪有个人不成暴发户的道理”，在整体经济势头强劲的铺垫下，日本的现代城市、大众消费社会也在这一期间形成，大正文化也异常绚烂。宝冢歌剧、侦探小说、甲子园棒球都从这个时代兴发。
而在1930年代初期，日本被卷入世界经济大萧条，国内跌入严重的经济不振。在二三十年代的连续性上，作者提示，30年代初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在试图通过打破十九世纪式的近代，迎来二十世纪更先进的近代。在经济领域。日本试图从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具有本质不同的统制经济。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实在于1927年日本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合理化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而这被认为与国家介入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相关。
最早提出产业合理化的是德国。通过产业合理化运动，德国整治了一战后破败经济，完成新一轮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恢复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日本在30年代开展产业合理化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以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为重点的产业合理化政策转向以企业内部合理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为重点的危机对策。
企业为了度过经济危机，采用的方式是增加工人劳动强度、降低或拖欠工资，在企业合理化的国家政策之下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1930至1932年，日本全国工会组织的罢工斗争增至每年900起。而产业组织合理化具体而言就是发展统制经济。1931年4月，日本政府制定《重要产业统制法》，其核心内容是国家为重要行业提供政策性优惠，并在这些行业中建立卡特尔垄断组织。这样的产业组织政策，加速了资本集中的过程，一方面使大批中小企业破产，一方面使财阀资本迅速膨胀。三十年代成为三井、三菱、鲇川、浅野等财阀大发展的时代。
这也就解释了三十年代初期日本社会对国内“下克上”政变的殷切期待。国内政治体系内部权力更迭的军事政变与工人阶级的劳工斗争有着共同的具体敌人，因而政变的形式及成果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同时，岸信介的恩师上杉慎吾所提出的天皇工团主义也通过三十年代的年轻政治军事精英影响到日本社会的发展决策。上杉慎吾提出：“只有贫困人家之子才能成为天皇之股肱。”他认为应当建立天皇主义国家来解消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
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奇怪了，负责产业合理化的重要官僚是商工省工务局局长吉野信次、事务官岸信介，同时也是颁布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的政治精英。由此可见，青年们刺杀的是象征压迫性权力的个人，而缓解了由经济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之后，这些军官对于国家未来的理想与压迫性的产业政策有着一致的方向，因为本质上这些政策有着一致的目标，即应对金融危机。而北一辉和上杉慎吾的学说（可以重点补一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这里尝试用产业合理化政策重新理解了一下二三十年代的过渡期。中间肯定有很多不细致的地方，因为《大正文化》这本书讲的是大正，产业合理化政策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线索而已。感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一篇论文《日本的产业合理化及其理论分析》，提供了日本产业合理化的具体内容。接下来可以再读一遍《大正文化》和《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想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整理出一条现代性生产、消费以及管理的思路。嗯，又要回到马克思。顺便还想读魏玛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