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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读后感10篇

2022-03-15 11:04:08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国会现场》读后感10篇

  《国会现场》是一本由叶曙明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8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会现场》读后感(一):马勇:《国会现场》重建信史

  回望人类既往,宪政的历史非常短暂;展望人类未来,也不能说宪政就是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似乎都在昭示着一个简单道理,宪政,或许并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体制,但肯定不是最坏的体制。这就像帝制在过去两千年可能不是一个最好体制,但对中国来说,并不最坏。帝制中国创造了优秀的人类文明,构建了一个超乎西方想象的“超稳定”社会形态。

  国会是宪政的核心,这就像大禹治水一样,是将滔滔洪水引导到一个可控的蓄洪区,是防止暴力,是阻断梁山的最好方式。

  相对人类历史而言,国会的、宪政的历史都很短,但一经问世就受到人们的热捧。中国人知道宪政知道国会,几乎与西方同步,但中国犹豫徘徊了很久之后方才走上追求宪政的旅途。

  在1906年之前数十年,中国人眼见西方潮起潮落,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慕东方,就是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在经历了漫长的找寻之后,中国终于在1906年有一个重要觉醒,那就是学习东西洋,重构一个宪政的中国。

  ……应该说,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即便发生了1911年辛亥“国体变更”那样重大的事件,中国依然没有大乱,依然在宪政的轨道上行走。

  “国体变更”的意义是将帝制改为共和,君主变为总统,资政院变为国会,责任内阁变成了国务院。大致而言,1912年至1928年的中国,可能并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黑暗,那样无序,那样动荡不安。

  过去的主流话语愿意将1912~1928年的中国视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这个说法如果从革命党人的立场上说并无大错,但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我们继续延续革命党人的话语这样说,就不仅错解了历史,而且显得对自己民族历史的不尊重。

  叶曙明先生是著名作家,关于近代中国,写了好几种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好书。这一本《国会现场:1912~1928》穷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景,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气息。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延续革命叙事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而是带着欣赏、同情的姿态为读者重塑了一个可亲可爱的中国。

  对于持续高烧的“民国热”来说,《国会现场》的出版是一件大事,这本书摒弃了坊间写手的陈陈相因胡编乱造,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审慎研判史料,辨别真伪,重建信史。

  2013年6月2日《深圳晚报》

  http://wb.sznews.com/html/2013-06/02/content_2502190.htm

  《国会现场》读后感(二):曾经的民主曙光

  一提到民国,往往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官方教课书上所说的“万恶的旧社会”,常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种是民国粉们无限向往的“黄金时代”,自由民主、歌舞升平。然而,历史确实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我们顺着叶曙明先生捋出的历史脉络,穿透因意识形态而形成的重重铁幕,为民国历史卸下浓妆,却发现她既非一无所是,惨不忍睹,也绝不是想象中的花容月貌,雍容娴雅,而是自有一种具花容,却惨淡的真实。

  历经晚清十年新政,建立共和政体,已经是当时举国上下的一致诉求,是人们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无不对其寄予厚望。到1911年辛亥革命一举打破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国会、立宪、民主、自由、政党政治,这些西方借以强大,而又被国人寄予无限希望的代议政制一瞬间变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人们为此欢呼雀跃,演说、拉票、投票、选举……古老中华大地一时间焕发出勃勃生机,热闹非凡。人们天真的以为,一切积贫积弱之源可以就此革除,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中华崛起这些瑰丽的梦想已经是触手可及,即将在眼前一厘米的地方变为现实。

  叶曙明先生的《民国现场》正是由此发端,循着国会的变迁,以极富现场感的文字,带我们走进1911——1928年的国会现场,让我们重新领略那段被词汇所僵化、所污名、所误解的历史。民国初开,的确万象更新。但随之而来的历史却让人始料不及——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兴起,张勋、袁世凯两度复辟,护法战争再起,联省自治忽兴,又来南北对峙,一波紧逼一波,战乱频仍,扰攘经年。此种形势下的国会,时开时闭,有时一个国会没有,有时三个国会并世,议员们也颠沛流离,忽而广东,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云南,择高枝而栖,随政治斗争而改弦易辙,但最终也逃不过成为军人干政的实力政治的附庸之宿命,亲手断送了自己一生所托命的代议政制,其命运可惜、可恨、可悲、可怜、可笑,让人嗟叹不已。

  这本书名为“国会现场”,的确名至实归,弥散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气息,他除了对国会变迁有详细的叙述,对其间会议场面以及历史人物的描画更是生动而真实,展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却为了一党之私频频发动革命,带领国民党陷入了为革命而革命的怪圈,谁能说其1949年的覆灭在他那里找不到源头?宋教仁,竟有“中国宪政的设计师”之称,与梁启超惺惺相异,所提出的“先问诸法,再问诸人”至今仍振聋发聩,奈何倏尔早逝?陈炯明,国共两党史书中反对革命的罪魁祸首,竟是联省自治的拥趸,民主宪政的领袖,只因主张和平统一全国,反对不切实际的北伐,被孙中山炮轰……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之外,还记下了吴景濂、林森、张继、褚辅成、王揖唐等曾经在国会里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物,对他们的描画可谓纤毫毕现。

  真正读史的人都是心系当下的,鉴前世兴衰,考当今得失。当我们今天再来热议民国,推崇民国,实际上是包含着对当下现实的思索或者不满,人们渴望从民国的历史中寻找心中的缺失,寻找对当代有所帮助的答案。实事上,确如先哲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民主困境一如百年之前,什么民主意识未开,什么民主训练不足……百年前已然存在,已有争论,甚至已经解决,此等理由太过苍白无力。在困难面前裹足不前固然不可取,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愿走,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径,去思考今天的政治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民主宪政形式到底应该如何实现。

  民国历史,值得玩味;民国宪政,堪当借鉴。或许,我们真的能够从民国的那段历史,从前人的做法中,从历史投射出来的曙光中,汲取能量,寻找正确的路径。

  《国会现场》读后感(三):我读《国会现场 1911-1928》

  关于民国的作品读过很多,但是就可读性和趣味性来讲《国会现场1911-1928》当属一流。因为作为历史社科书籍,他旁征博引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民国动荡的历史,具备了一定的史料价值;作为文学作品,他用轻松而生动的语言为读者完全重现了国会现场,重现了国会具备了一定的可读性。

  《国会现场1911-1928》一书,有严肃而严谨的历史叙述,还融入了历史逸闻轶事,一路读来,非但没有任何阅读障碍,反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轻松读史的感觉相伴,虽然在偶尔读到某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于整个历史的颠覆和影响的时候,会不容置疑地改变我们最初的认识,而且在个人情感的某些方面也会滋生许多纠结,但我相信正是这种不带有任何主观评判色彩基础上呈现的历史,才更具可信性。

  应该说在1911-1928年之间,国民对于立宪制度的热情之高是历朝历代都不能比拟的,但是推翻君主专制设立国会推行立宪、民主合众的初衷虽好,民主共和却根本无法满足各方利益,于是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宪政制在还没有正式确立起来就戛然而止了。

  对彼时东西方宪政制度和中国宪政制度萌芽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进一步厘清1911-1928年被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等表象遮蔽下的民国历史……这是《国会现场1911-1928》带给我最为直接的阅读感受,另外它还改变了我的很多自以为是的认知。譬如我的认识里,国会立宪理所应当是依据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但是通过阅读,我似乎才知悉和相信了现实好像并不尽如此;还有关于中山先生任职临时大总统,南方革命党即一致拥护总统制,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南方革命党则极力推举国会制并表现了与北方政府明显的笔调、论调都完全相左的令人哭笑不得的历史事实……

  《国会现场1911-1928》使南北政府、个别政要因权利争夺和唯恐集团利益受到威胁不遗余力自我保护手段的拙劣表现,昭然若揭;使那些被神话或妖魔化,甚至被根本忽略的人物,也都还原其本色……多么弥足珍贵,这是其他民国读本无法给予的。

  《国会现场》读后感(四):关键词梳理

  《国会现场》读后感(五):北洋大时代原来如此

  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曾说:“你们不要再骂北洋军阀了,为什么呢?你们想,他们让你们这个追求进步、反对独裁的北大出现在他们的心脏地区,这是需要度量的。”其实何止是北大,近代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学者大师,多数都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北洋时期也成为继先秦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百家争鸣式的思想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们以前读过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把北洋时期形容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黑暗无比。这样的描述,实在是过于表面化,脸谱化。事实上,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回看北洋时代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中国王朝政治解体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过渡时代,除了军阀混战政治动荡外,那时也留下了很多正面的东西,比如,那时的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党禁开放,言论自由,政治理性,经济飞速发展,民主和科学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笼统地概括北洋时期,是指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中经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军阀混战,直至1928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一统,这样一个前后共计33年的时段。如果算上晚清洋务运动中北洋系官员的作用,那么整个北洋集团影响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

  北洋政权是清灭亡后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其存在相比于晚清统治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虽然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但它的存在至少使得清灭亡后中国保持了名义上的统一。

  北洋时期的许多政治人物,既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治国安天下的理想,还受到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中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国家法制,还是舆论清议,他们从心底里还是有所畏惮。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北洋军阀们几乎都具有一定的传统道德操守和民主政治理想,这些官员多数不贪财,为政廉洁,对民主的奉行和实践令人惊叹,更可贵的是有一种爱国情怀。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人,晚年都受到过日本人千方百计的拉拢,但都断然拒绝了充当傀儡政权的首脑。

  历史不应该被随意涂抹,何况只过了不到一百年,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更客观地去了解那个时代。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到接掌北洋,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立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司法和教育制度。他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清末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袁世凯对推动中国近代化乃至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他对革命党以及最后“叛乱”的国民党人一直比较宽容。

  段祺瑞一生甘于清贫,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在其任北洋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在他晚年时,日本侵略者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服,用尽办法促他出山,均遭到力辞。这此无不体现了段祺瑞作为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吴佩孚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他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在他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害得张学良从此不敢见他。日本在侵华后,不断试图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虽然身陷日占区,但绝不跟日伪同流合污,并因拒绝做汉奸,在就医的时候被日本人谋害。

  过去评价张作霖总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实际上,张作霖最后因为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而被日本人炸死。当时的一位西方记者评价张作霖对中国的贡献时说,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说到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最有力的回击是北洋政府一度收复了对满蒙的实际控制权。还有东北,虽然俄国和日本对东北觊觎已久,但奉系军阀还是为中国保住了这块土地,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被日本人完全占领。

  北洋政府历届执政者都坚决地主张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利坚持不卖国的立场。即便袁世凯当初在日本炮口威胁下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终究还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华盛顿和会上把它废除了,成功维护了国家权益。北洋政府废清代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与成就,更令人刮目,北洋时期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另外,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比于晚清时期的任人宰割,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巴黎和会上面对来自美、日两大强国的压力,仍然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同时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其间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而入选国联行政院标志着中国具有了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成为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有道义上的约束,倡导和平解决,不会赶尽杀绝;北洋政府近20年的统治,先后组成五届国会,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

  即使在孙中山贸然发动“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北洋政府完全可以乘机以颠覆政府罪取缔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取缔当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第一大党,还是按照之前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竞选总统。

  那时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却依然要按照选举法规定,必须获3/4多数才能当选。然而首轮选举老袁得票未及3/4;黎元洪排第二;接着依法进行第二轮投票,依旧无人过3/4;第三轮就是第二轮得票最多的袁、黎两人对决,票多者赢。目击者称,袁世凯当时非常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生怕票数少于黎元洪,大总统被黎元洪夺去。

  北洋政府1914年12月29日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次年又颁布了它的《施行规则》,还将京兆设为自治模范,公布了《京兆地方自治章程》。到徐世昌时期,1919年9月7日颁布《县自治法》后,政府又颁布《县自治法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市自治制》、《乡自治制》等法律法规。北洋以后,中国再无这等“小政府、大社会”的民主自治模式。

  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那时的大学正如李敖教授所说的“政府钱来了留下,公文拿走”。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缔造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彻底终结几千年帝制、探索追求近半世纪共和的北洋大时代,是一个真正多元的、自由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面对中华民族即将实现第三次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还原那段被扭曲的历史,反思中华民族近代深重灾难之缘起,挖掘弘扬那一时期的思想自由的人文精神,让北洋大时代这段历史重新照亮民族未来之路。

  《国会现场》读后感(六):民初国会缘何失败?

  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华夏大地十八省民间的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告诉了国家,中国民众希望走的道路和方向,但是民初实践宪政和国会的历史却完全与当初的期待相反。本以为只要实现宪政,这个国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立即变成与世界平等的、富强的、自由的国度,没想到却陷入了更混乱的局面中不能自拔,国会议员更是被民众所蔑视,在军阀的操控下,绰号为“猪仔议员”。民初国会实践失败的原因何在?中国历史的首次民主转型何以从万众期待之巅跌入到历史的深渊中去?叶曙明老师的《国会现场:1911-1928》一书试图重新探索这段国人追寻“宪政梦”的历史答案。

  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本来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有条不紊的在华夏五千年的古国开始推行,此举从中央到地方都得到了民众、官员、士绅的支持。中央建立资政院,各地建立谘议局,谘议局按照章程推举议员,地方谘议局对晚清的立宪运动贡献尤大,各地方的士绅和立宪派知识分子推动了地方自治,出台了许多有利于本省发展的措施,谘议局议员也大多深得民众拥护。

  但是在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中枢失去了推动新政和立宪的强有力人物。皇族内阁的出台,使得革命派一直叫嚣的清廷是“假立宪”的说法居然成立,原来寄希望清廷立宪的君主立宪派大为失望,他们组成请愿团到北京要求速开国会却遭到了政府的驱逐、逮捕。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君主立宪派于是转而支持革命派,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下,袁世凯提出了南北和谈,孙中山也因为自身实力有限,主要是没有钱,无法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南北双方的立宪派士绅、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都希望由清末新政的推动者袁世凯来主持大局,“非袁不可”的呼声很高,孙中山等同盟会员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为了促成南北早日统一实现中国人的“宪政梦”,南北和谈通过《清室优待条例》,清帝室发布了退位诏书,辛亥革命流血不多,最后用和平的手段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这本来是一场伟大的“妥协”,清室和平退位这件事本来可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前倒幕战争最后阶段的“江户无血开城”,但这一次伟大“妥协”的成功之处,却都因为民初宪政的失败而化为了泡影。不能不令人唏嘘慨叹!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仅仅一个多月前,同盟会还坚决抵制内阁制,主张总统制,当时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被许多同盟会领袖怀疑为居心不良,但随着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总统,立即改弦更调主张内阁制,“一切恒以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转移。”“因人立法”和“因人修法”为共和政体的法治蒙上了一层阴影。孙中山和同盟会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政府抱有深深的敌意,除了用内阁制来约束袁世凯,他们还要求袁世凯在南京就职,但参议院却议决定都北京,孙中山于是要求参议院复议,身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大发雷霆,怒斥参议院内的同盟会籍会员,不该拆同盟会的台。他说:“如果参议院不自动翻案,我就派宪兵入院,把所有同盟会员都缚了去。”黄兴最后兵临议员,警备森严,议员们终于妥协,通过了南京就职的议案。这个一直被忽视的历史细节告诉我们,其实最早动用军警干预国会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从此在议会的议事堂上,武力的阴影就再也挥之不去了。

  国会选举将正式拉开中国代议制政治的大门,“议会迷”宋教仁开始改组国民党迎接选举,他“决心以其他非革命党勾兑同盟会,就是要改变同盟会的性质,淡化它的革命色彩,这是政党化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但宋教仁的这种做法却遭到了同盟会内部许多“大佬”的谴责和声讨,宋教仁两次在公共场合被同盟会员批颊,一次是被马君武批颊,一次是两位同盟会的女豪杰批颊后当众责骂宋教仁叛党,他们认为宋教仁把前清的立宪派士绅都吸收进国民党是对革命的背叛,他们要求国民党参选的国会议员都必须是同盟会员。从上述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知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从来没有摆脱“打天下,坐天下”的革命逻辑,在他们看来中华民国是同盟会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天下,国会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理应由同盟会垄断全部权力,凭什么让那些对革命毫无贡献的前清立宪派来分享权力?!同盟会为了一党私利而不愿妥协为日后宪政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在此后的国会里面,“每逢讨论重大议题时,总有一部分议员,出尽法宝,捣乱破坏,或制造流会,或展开骂战,或挑起武斗。考其背景,这些议员在反清的革命中,大部分出身草莽、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共和时代,他们进入议会时所定下的政治鹄的,从一开始就以北洋政府为敌。”

  追始溯源,袁世凯复辟帝制对宪政的伤害最大,但最先毁法的却是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打着护法的名义毁法的是同盟会,在南方另立国会造成“一国两会”的也是同盟会,打着北伐的名义破坏广东省联省自治的也是同盟会,因为广东商团不肯出钱资助北伐,就被污蔑为反革命力量,动用武力打击、火烧广州西关的还是同盟会。民初宪政不是毁在民众的手里,而恰恰是毁在那些号称“伟人”、“领袖”们的手里的。“中国人的宪政梦,就好像大海的浪潮,看似喷薄如风雷,却在千年不变的礁石上,化作雪成堆。”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7/21/content_1899488.htm

  《国会现场》读后感(七):国会现场,熙熙攘攘为利往

  不得不说《国会现场,1911-1928》描写的很生动,因为一页页翻过的时候,书中营造出来的那种现场感十分的强烈。议员们的“文武车轮战”,国会的“时存时亡,时而两个,时而三家”,一丘之貉的军阀与政客,真是好一番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

  在这熙熙攘攘、人来人来的国会现场中,我们看到了民国离宪政的道路愈走愈远。“宋教仁死的时候,中国离宪政还有十里路;到汤化龙死时,已是百里之遥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非常会议于6月5日发表通电。该通电成为“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留在历史上的最后声音”。

  怎么宪政会越走越远呢?

  本书的最后一章名为《民国宪政为何会失败》,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深入追究起来,很显然叶先生是用了全书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纵观全书,在国会与宪政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人、一个党、一种立场始终维系在其上。他们分别是孙文、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以及为了革命而革命(唯利是图或者说是唯权是图)。

  一直以来,孙文为国为民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在大陆,孙文是“革命先行者”;在台湾,孙文是“国父”。其“道不得行”的事迹与屡败屡起的精神,长使众人泪满襟。提起孙文,无不为其“革命尚未成功”而扼腕叹息。不过,要是《国会现场:1911-1928》也这样写的话,显然不会有多大的新意。

  《国会现场》一书的可贵之处就是,“作者没有延续革命叙事,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封面,马勇),而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孙文,还原了一个民初宪政梦破灭过程。

  对于宪政而言,无非就是在朝与在野两种情况。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大党,也是唯一与民初宪政相始终的党派,国民党(及其领袖孙文)在缔造了民初宪政的同时也亲手毁掉了民初宪政。

  循着孙文与国民党这条线索,在国会现场中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党是怎样的呢?在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国民党议员认定袁世凯是敌人,为反对而反对,凡事与其对着干。当黎元洪出任总统的时候,国民党籍议员和民八议员“奉旨捣乱”,“整垮国会”。“文战,和你谈法律,谈不成就谈金钱,再不成就流会;武战,就是桌椅板凳、墨盒臭鞋、武当少林一起上阵了。”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朝的时国民党,拥有了主动权时间国民党。孙文的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各部总长名单中,竟没有一个首义之地的湖北人;继而以及参议院开幕时的“上台演讲的官员,都是清一色的同盟会会员”与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一事,“38名议员中,只有19人到会,仅14人参加了表决,8票同意。林森当即宣告此案多数通过,三读会可以省略。”再比如书中132页所提到了8人立法的事情。还有1921年4月7日,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1小时50分钟,“称得上世界上最快的一次总统选举了”。

  如今经常提到的是孙文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其实最生动的当是书中所提刘湘所言,“少数高等流氓,挂起中央政府的招牌,天天卖国肥私,几个无聊军人,顶着督军巡阅使的头衔处处杀人越货,自谋生活,彼此不通商量,甚至同室操戈,不惜糜烂天下”。1911-1928,民初宪政的实践其实已经表明,不是“中国民智未开,民众文化程度太低,无论学养与经验,均不够格搞选举”,而是而是官僚政客的素质太低。“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半点关系都没有”。

  叶先生在书中对老徐(徐世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一点是以往看书中较少看到的。书中给出了“中华民国第一位文人总统”、“民国以来最接近现代民主国家总统标准的政治领袖”的评语。对照书中提到“不仅容不得别人,更容不得自己人“的国民党,一个牵涉陶成章、宋教仁、汤化龙、程璧光、方声涛、邓铿暗杀事件的国民党,你就会感觉,老徐是简直书中描述的完人。一个“让”字浓缩了老徐N多的高风亮节。就此而言,这是本书书的一大亮点。不过对于书中对老徐的描写,总是感觉有点意犹未尽。

  本书有一个遗漏之处,就是书中没有提及1912年3月10日至4月1日的这段时间,中华民国出现了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一个是孙文,一个是袁世凯。一国两总统,举世罕见。

  此外书中265页,“大石烂儿”应为“大栅栏儿”,估计为排版错误。

  《国会现场》读后感(八):一个新的角度

  很难得这本书在大陆居然出版了,看过的人都知道,里面是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地方的。

  民元国会民国元年选举,二年开会,然后是选袁书凯为大总统,被袁世凯解散,袁死后复会,又被黎元洪解散,南下护法,建立护法军政府,先是大元帅,后是七总裁,后来又是非常大总统,广东国会分裂,国会议员们颠沛流离,西到川滇,冬至上海,南下广州,最后大部分还是北上京师,经由曹锟贿选一事,彻底身败名裂。第一届国会的活动时间居然延续了几乎中国北洋时期,占据了民国大陆时期的一半。

  受清末民初宪政思潮的宣传,向教科书说的,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民主比得有国会,故国会乃民国法统所系,得国会者得天下——起码是名义上得天下。袁世凯当总统,要经过国会;孙文护法,做大元帅、大总统,要千方百计引议员们南下;曹锟当总统,也要经过国会。当时的国会议员们也与现在某国的“X大代表”们不同,虽然在枪杆子群立的环境中不可能依仗法统真正代表民权,但是也纯然不是橡皮图章的存在。议员们都是有着独立的思想,以及独立的投着自己的票。他们的每个发言、每张选票,都是有着独立的意志。

  关于联省自治,作者对其失败很是惋惜。但是,以当时的环境,和国会宪政一样,联省自治又岂有存在的土壤呢。

  国民党在书中是偏向于一个方面教材的,可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发对党,专为反对而反对。但北洋军阀又岂是合格的执政党?民初宪政在中国的失败,固有国民党的推波助澜,北洋们又岂能置身事外?

  只能遗憾一声,畅想一下,如果百年前立宪成功了,这一百年的国史,会有什么不同。

  《国会现场》读后感(九):国会的生动历史

  谁会想到,在军阀横行的民国时期,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会有过民主的萌芽时期。不管是脱胎于晚清时期的官僚还是发家致富的商人,都曾经为了公平正义和民生福祉鼓与呼,摇唇鼓舌也好舌战群儒也罢,为了公众利益而奋不顾身的人大有人在。读完铁葫芦出版的国会现场艺术,感受到了这本书在精致的封面设计之外,书的内容也是让人感受到了一块别样的真诚和意义。

  这本书历数了民国的国会历史,讲到民国的历史总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你唱罢我登台,没有一个正常的权力交接程序和核心理念。将这段历史讲清楚也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虽然将民国文人风骨和民国军阀历史的书如汗牛充栋,但是讲民国的民主历史还十分少见。这本书综合了宏观描述和细节填补,为了避免作者对于过于生僻的民国人名和不断翻转的历史背景的厌烦,作者给这段历史填补了大量的细节使这段历史在纸上显得更加的生动化。作者将民国的国会历史划分为了几个阶段,让读者看到民国国会历史虽然并不长,但是起承转合见曾经也有过辉煌的时刻。不管是地方的议政机构还是中央国会都有很多仁人志士再为民主努力。那么回到这个问题答案昭然若揭:谁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转型都会伴随着一度的动荡,也会出现强力压制言论的情况,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段历史的伟大。而且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还真能发现一些历史的恶趣味。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台湾还真有类似之处。

  让我们记住历史上的一些名字吧:王缉唐,汤化龙。很多人名已经在历史和时间的打磨下淹没了颜色,但丝毫不能磨损他们在思想和历史上的价值。这些人的背景各异,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理想的尊重和努力。虽然说他们的未来差异很大,但这只能说明历史的吊诡,也说明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摆脱一个历史的怪圈。

  这本书的史料收集十分扎实,300多页的内容考验读者的耐心,也道出了作者的一片衷心。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仍然需要作者做这样的工作。

  《国会现场》读后感(十):筚路蓝缕的民初国会

  叶曙明先生的《国会现场:1911-1928》,从问世以来,就广受好评,被很多人称为非常好看非常完整的北洋国会历史。一向喜欢窥视民国的我,不能免俗,乘某电商促销之际,迅速拿下并快速读完全书。这次受小叶同学的委托,随便涂了以下几笔,也算抛砖引玉吧。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胜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不容假设的历史,硬是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送到了中华民族身上。然而从民国建立到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十七年间,民众见到的只是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息而已。所以时人感叹: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然而民初的共和,真的从一开就是假的吗?其实未必!

  武昌起义后,最先站出来的是以汤化龙为代表的清末立宪派,而不是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要知道,正是在汤化龙的极力劝说下,黎元洪才就任都督,指挥民军对抗清军。而正是在清末立宪派的大力推动下,才有南方众多省份的独立,也才有南北议和谈判的开始。立宪派从参与辛亥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共和/代议制的制度建设在首位。可惜的是,随着民国的建立,夹在革命党和北洋实力派中间的清末立宪派,很快就失去了主导作用。最可叹的是,汤化龙在1918年出国考察时,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就国民党以爱国的名义去暗杀汤化龙,叶先生评论到:“铁血主义无助于国家民主进步,只会令国家更加倒退,政治更加黑暗,社会更加撕裂,道德更加沦丧,仇恨更加深固。”斯为言也!

  反观孙文为首的革命党,在民初则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别忘了,孙文对民国最重要制度性文件《建国大纲》是在1924年才写就的。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之时,革命党人占据其中的领导地位。孙文领导的政府,希望籍此府院携手,推动其革命主张。然而政府的议案,往往在未与议员做好沟通之际,就已提交表决,被同盟会议员带头唱反调,而屡屡碰壁。最重要的是,孙文在确保获得南方各省支持其为临时大总统后,极力主张总统制,而反对宋教仁提议的责任内阁制,其只是在后来不得不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之时,才改为支持责任内阁制,希望以此来约束袁世凯。殊不知,革命党人这样的因人立法,使得法律沦为党派政治企图的工具,破环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为民初议会政治的流产埋下了祸根。在民国随后的日子中,孙文对国会的态度似乎一直是拿来主义——即可以为我所用,则用之,否则我对对抗它。也难怪孙文会公开恐吓那些不合他心意的国会议员: “人们说我是孙大炮,我就是要用大炮消灭敌人,还要用大炮发射毒气弹”。而其领导下的国民党议员——文战,和你谈法律,谈不成就谈金钱,再不成就流会;武战,就是桌椅板凳、墨盒臭鞋、武当少林一起上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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