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遗产》读后感锦集
《失败的遗产》是一本由严泉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4.00元，页数：3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失败的遗产》精选点评：
●作者想尝试用社会资本、新制度主义等等理论来为自己的分析提供框架，但是最后还是写成了叙事史，用了理论也流于拿现成的理论套套，写的叙事史也总是颠来倒去总有重复，读起来不是那么爽快~认为宪政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宪过程中双方难以达成妥协而且出现了严重的立法失误，倒不如说民国初年的“宪政”走向都取决于两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博弈，决定谁获得胜利的不是法理，而是谁更强大，这种竞争也是邹谠所说的全输全赢的特色政争模式。
●偏向法学
●坑爹啊信息量太大了！受不了了！
●昨晚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北洋怪梦，像看章回小说那样，一路从山贼火拼串到帮派纷争，又变成宫斗计算，上升到国战，最后竟然梦成一个有模有样的街坊式的议会是怎么诞生的，不过梦到最后，已经是很有自主意识的表浅梦境，感觉是在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去勉力拼凑一个故事的结局，囿于知识，梦境兜兜转转不得其法，猛然惊醒，才觉得大概是这本十年前看过的书留下的印象。说起来，这本书虽然十年前读过，其实也是流于表面，当年也没觉得写得如何惊艳，仅留印象而已，但昨日梦境，却活生生地重演一遍，醒来走到书架，翻捡了一番找到此书，看了几眼，啊~~原来自己当年漏掉那么多细节，无怪连梦都编不下去。#被遗忘的好书#
●初读一章，值得推荐。书中对民国初年的宪政概念辨析比较清晰，有些观点可以商榷，但胜在精细。
●自然，《失败的遗产》是个沉痛的书名。民国那些年真可谓“摸着石头过河”。当年的尝试现在看来结果并不好，犬儒主义愈演愈烈横行至今，但只是对历史的回望，那也足以让人提起信心。
●感觉这个书特别好，特别有启发性，作者当年才三十出头，就有这般功力，着实了得。
●我导师的博士论文
●民初国会
《失败的遗产》读后感(一)：很严谨
看了前言，发现作者的综述是相当的完整啊，更是严谨，尽量不放过一个细节，特别是在引文方面，尊重写过相关方面著作的作者；其实，在民国早期，很难找到这样一部详细分析整个北洋政治制宪运动的著作，一定程度上算是填充了一点这段历史的空白，很是感谢作者啊其实。
《失败的遗产》读后感(二)：算是作弊吧，第一个评论
我是作者的学生。也不是非要推老师的书。但是每一个思考当代中国命运的人，如果读一下这本书，可能会带来更清晰的思考方向。
摘录末尾的一段：
“在民主转型阶段，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目标应该是以制度性妥协的方式，确保某种形式的宪政制度能够存在下去，即使一时效果不彰，甚至出现20世纪东亚、南美那种军人干政，民主与威权并存的现象，只要国家政治体制能够不被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政治模式所取代，政治自由化进程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任何有缺陷或不成熟的有限多元政治模式都是可以忍耐的。只有这样，第二第三次民主转性才会更容易出现，民主转型成功概率才会相应提高。……
……最可怕的转型结局是经历短暂的民主化实验失败之后，当时中国政治精英开始失去建设宪政民主制度的信心，致使1927年之后民主化进程中段，民主转型的重新启动变成幻影。”
《失败的遗产》读后感(三)：民主的习惯性流产
历史总是断断续续的，一会清楚，一会模糊。模糊的那部分可能由两个原因造成：一个是因为人们不愿再提起；一个是因为在十分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许多的变故，内在因果联系盘根错节、又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让人眼花缭乱，理不清头绪。如中国五代十国时的历史，如清王朝覆灭后，国民党上台前那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不同政治人物的快速轮转，忽上忽下，速度之快使人感觉是一场滑稽剧，也使之缺少了历史的严肃性。但历史毕竟是连续的，哪怕时亮时暗，我们也必须把这一颗颗的珠子串起来。
对于民国初年的国会运作，人们往往把其看做政治花瓶，充其量是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不重要的舞台。这种把历史还原化、阴谋化的理解完全是从人性本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角度出发的，就是没有法律约束我就会杀死身边任何人的逻辑。这种对历史的认识也可以说正是中华首届国会失败的意识层面产物。
第一次国会的破产就如同不和谐的第一次性经历，带来的遗产就是之后的国民党时期以及其后数次国会、国大......都没有了威信，真正成为了一场场闹剧，随之就是民主的习惯性流产，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信心比黄金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先要吃饱饭才能民主。而实际上，吃饱喝足了就思淫欲了，谁还想着民主有何用。这个逻辑就像：“你招了吧，招了我就放了你。”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人打死也不说的。
最近在忙杂志年审的事情，新闻出版署明确规定“民主题材”的作品要严格履行备案程序。写的这点东西也冒充下作品吧，正好一些材料要寄到教育部去盖章，就顺便打印了一份给他们，也算备案了。教育部也他妈够抠的，回给我的快递还要到付。
今年春天流行黑色网兜丝袜，不管黑的白的，长的短的，胖的瘦的，走街的、串巷的，一水的黑色网兜加紧身，如同今年春天考博士一样风靡。一边是满大街的黑色网兜丝袜，一边是满大街的博士研究生，我还能说什么呢
《失败的遗产》读后感(四)：集权与分权的艰难抉择——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集权与分权的艰难抉择——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2011/5/29
历史脉络
随着袁氏中华帝国的美梦破灭，1916年第一届国会复会，制宪之门又一次被打开。此轮制宪共历时9月，但最终陷于总统解散国会权和省制问题不能自拔。总统解散国会权是对“总统制”的细化，属历史遗留的旧问题，此轮依然无法解决；新问题在于，袁氏死后，北洋军阀各自为政，地方势力坐大，而不管谁出任中央，又都希望能成一统之势，故省与中央之关系即省制问题，成为各方斗争的新焦点。最终，军阀干政，国会复被解散。
此后经历南北分裂。北京政府于1918年召开第二届国会（又称安福国会），制定新宪法；广州临时大总统府也召集议员开护法国会，制定宪法。政体和省制问题依然两个国会中各派议员的斗争焦点。这一阶段的制宪，北京国会以安福俱乐部失利而寿终，广州国会则葬身于炮轰大元帅府的弹灰中。
总统-国会权力关系
10年制宪中，两个问题始终困扰各派：总统-国会权力关系问题和中央-地方权力关系。这两个问题其实又都能归结为一个问题：集权，还是分权。
总统-国会权力分配关系到两个核心派别的利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支持总统制，这一派拥兵自重，投机性强，对权力有极强欲望，但又老练油滑，懂得妥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新政权中拥有合法性，得到国民支持，但又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血气方刚而革命气十足，对袁极端排斥，缺少政治谈判的技巧与意愿。
这就使得在政体选择上，革命党因人立法，孙在台上时选择总统制扩总统之权，袁在台上时又要求议会内阁制限总统之权。反观袁世凯，虽遭到革命党步步紧逼，在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或准备与革命党人谈判妥协，或对革命党人分化瓦解，但都在约法框架内。即便是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南下展开护国运动，袁也还在期望革命党人让步，直至以国民党党员占多数的制宪会议通过内阁制提案，对总统权力有较大限制，才逼袁狗急跳墙，解散国会。
可见，如果以革命党人为首的制宪会议懂得在此问题上妥协，限袁的同时又懂得自我收敛，或许民初的制宪良机就不会错失。
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后面的几次制宪，北洋派系的军阀们在袁死后争相担当总统一职，自然也希望能扩权，因此各派矛盾始终未消，而堂堂宪法竟不能在制宪会议内部各国会议员之间达成一致，被军阀所左右自不待言。
中央-地方权力关系
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牵扯到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传统上中国除经历短期地方割据为王的混乱时期，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各省各县都实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但到清季，王室衰微，内忧外患之际不得不仰仗地方势力，如淮军湘军，由此地方做大，以八国联军入侵时的“江南护保”运动为及至。至革命之时，各省更是争相独立，成立都督府，设省宪而谋联省自治。因此，到立宪之时，各省实已积累了诸多治理经验。
省制问题之所以出现在第一届国会复会时，是因为在民初制宪时，孙中山和国民党头上的革命光环还没有褪去，袁大总统还被奉为中国的华盛顿，中央的权威尚在。但到天坛宪草被废，孙南下革命，袁登极上位，形式上的大一统终于土崩瓦解，地方势力遂自谋出路。
从民主制度的构建来看，省制事关重大。纵观西方不管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的经验，地方与中央的分权制衡既能避免中央滥权，又能保证在中央出现危机时，民主政制不会殃及中央以下各级政府。但民初的绝大多数政治家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省制对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意义，反而在此问题上囿于各自利益，争执不休。主张中央大权独揽者以传统为名，实在是因为自身势力足以威慑各方，不愿放弃“老大”的地位和权势；主张省制为重者随提倡用省制横中央，但多因为不愿过多被中央干涉省内事务，想保留自己在省内的权力。
由此，省制是否入宪，变成了各方头破血流也不愿让步的死结。
在宪法难产之际，这期间还有诸多省份自行订立省宪，尝试地方自治，成为这一动荡时期难得的风景线，并为制定国宪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事件。而若干年后，随着国民党的兴起和北伐战争，党国体制终成为最无奈选择，荼毒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