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传的读后感10篇
《洪业传》是一本由陈毓贤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洪业传》读后感(一)：一点感慨
洪业，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燕京大学创办者之一，主持过哈佛燕京学社，著名历史学家。洪先生之所以如此无名，大概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吧，47年去国后再未回来，因人废言的又一个典范。此书是洪先生的个人传记，所涉及的却是民国学人的整体命运，最后一代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激荡涌撞的历史漩涡里，这些背负着民族命运的知识精英，苦苦思索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未来。在激进革命的鼓噪声中尝试着延续我们文化的生命，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极为灿烂的，因为这些成果所奠立的基础是这个古老文明与西方科学精神的交汇激发，可以说这代知识分子身上同时兼具儒家传统与西方教育的优势。而民国时期宽松的舆论环境，也让大学充满了各种思潮的碰撞，人们得以宣扬试验自己的主张。很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历史的走向无可避免地选择了儒家传统的灭亡。读洪先生的传记，其实就是重温这代学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在叹惋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最后绝响。
这本书里除了可以了解与洪先生相关的历史大事，也充满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尤其是洪先生父亲做官时的描写最为有趣，可以窥探晚清民间生活的百态。这一部分明显比其他部分要生动富于感情，大概是因为洪先生在回忆这一时期时心情较为澎湃。除了求学部分，洪先生职业生涯大部分跟燕京大学有关。这个消失了的教会大学，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批知识精英，某些人以为教会是来精神奴役中国人的执念，大可反思下。在这个教会学校里反倒为我党输送了很多干部，也是学生运动的策源地，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因为专业的原因，本书对洪先生的学术成就叙述的不多，就算是详细介绍我也理解不了。我关注的还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很多感慨我也不方便说。但是有一点大概是我可以讲的，对于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给他自由宽松的环境，允许他不受束缚地去思考去天马行空。人类每一次的进步，往往源于叛逆者的思想火花，最后照亮了社会前行的方向。如果人为限定他的思想框架，我不相信他可以产出真正的智慧。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思想自由的根基，还在于经济自由。如果我们以洪先生这代知识分子作为标杆，我个人认为现在基本上已不存在知识分子，全是工匠。根源就在于经济不独立，导致他必须攀附权力，那么他的思想也不可能是自由的。而且我觉得儒家教育的毁灭，直接导致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消失，再不会出现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都是为了饭碗来谋学历的商人。
《洪业传》读后感(二)：季世儒者的AB面
一
我生也晚，读大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开始扩招，图书馆常常一座难求。需要换证的工具书阅览室，相对比较空旷，成了我们的自习室。背单词或准备考试之余的休息，便是翻玩那套越来越少人问津的《燕京学社引得丛书》。记得是黑压压摆满一面书架，还有一册单行的《引得说》。那时候想，这位热衷编“引得”（index）的洪业（号煨莲，取自英文名William Hung）先生若是活在今天，肯定会很喜欢玩全文数据库吧。
后来见识稍进，硬着头皮看过几篇“引得序”，才知道这位洪煨莲先生有基督教和美国教育背景，参与过燕大校务，曾住在燕南园54号的小别墅里，以史学家和教育家著称。一般认为，洪业跟同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大致属于同一个潮流，由他创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就曾被看作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洪业甚至比他那些张扬“史学即史料学”的同道们走得更远。作为“新史学”代表人物鲁滨孙（James H. Robinson）的弟子，他强调历史方法和论文规范，还会让图书馆职员到市场上买废纸，如日历、药方、黄色读物、符咒等等无奇不有。每周三便带着学生钻进废纸堆里去寻宝，俨然已经有了些晚近“新文化史”研究的架势。
有朝一日，当史家洪业自己也成了史料提供者或历史观照的对象，他是否愿意别人也钻进故纸堆，用类似“全文引得”的方式来检索、拼接、想像一幅关于他个人生活的完整图景？我们根据陈毓贤女士就洪业口述整理成书的《洪业传》，特别是此次由商务印书馆新版增补的内容，可能会找到些许答案。
二
即便仅从叙事角度来看，《洪业传》也不失为一部有特点的传记。1978年春节，赵元任的长女赵如兰建议陈毓贤为洪业作口述历史，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洪业去世前夕的1980年秋。据作者说，百分之八十的资料都是根据口述，故英文原版的副标题即为“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洪煨莲的回想）。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是1940年代以后，随着录音设备的完善和史料范围的扩张而兴起的史学新门类。然而，不同于通常口述史工作仅仅停留于第一人称的实录，《洪业传》将口述者提供的材料转换成了第三人称的传记体式，同时仍在其中保留了小部分传主第一人称的讲述，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带出。因此，这是一部倩他人转述的“回想”，并且添加了不少文学性的因素。
按照传统上关于“诗与真”的原则来推断，经过这道加工程序，史料的“真实性”不免要打折扣，或者起码会造成一些误解。比如述及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甄别与日伪合作者的标准，书中有如下一段评论：“除了正式开审外大概没法分辨，何况这种事情往往是暧昧的，不是黑白之间的选择，而是灰色的深浅。”（第240页）末了两句话的比喻，用来描述北平沦陷时期事伪者界线模糊的情况，非常形象。但笔者却无法从上下文判断，这究竟是洪业口述时流露的意见，还是传记作者陈毓贤交代背景的铺叙。
当然，我们必须了解到，在深受《圣经》和儒家经典影响的洪业那里，对于史料层次和完整性的细腻考证，从未妨碍他认识诠释与想象力的作用。早在1936年，洪业就写过《历史在近代学术中的位置》一文，指出史学不是纯然的科学，而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史家必须致力于描写与阐释。洪业还曾形容，史料的编集就好比古生物学家的工作，是从零散片断的骨骼，来模拟、推断出古兽的收尾皮毛，使之宛然具在，因此更需要想象力的参与。（《拟跋选印崔东壁手书诗词》）这种倾向在洪业晚年离开故国以后更加显著。他研究杜甫，就有个人身世的投射，说杜诗编年的任务“看似迷人，实则无望，如同七巧板拼图一样”。（《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研究杜诗的方法仍是高度历史化的，因为杜诗本身就是“诗史”，被后人称颂为“推见至隐，殆无遗事”。但这种“推见至隐”能力的获得，正以强烈的自我代入感为前提。作者曾推测洪业晚年的杜甫研究“可能潜意识中把杜甫与他父亲比照‘认同’了”，甚至为此不惜失去“学者应有的客观态度”（第269-271页）联系洪业在燕南园开藤花诗会，在日军监狱索要杜诗、欲模仿文天祥拟杜，以及与赵紫宸等唱和而成《南冠集》等行为，都可运用作者所谓“心理分析学眼光”来解读。此种史家独有的隐微的历史代入意识，在与洪业同时代的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钱穆（《国史大纲》》、冯友兰（《贞元六书》）等学者的著作中都有所表露。也许20世纪前半叶这段涕泪飘零的历史本身，就更适合用文学化和个人化的笔调来呈现。
更有趣的是，《洪业传》的作者竟也是以这种代入意识为其写作的动机。正如她在此次再版的《自序》中所陈述：“我成长中受到各种文化的滋润，这些潮流差不多也都滋润过洪先生。……我很想知道他怎样接受挑战，不同的概念怎么整合，儒家信念和基督教教义在他心目中比重如何？”作为一个在菲律宾出生，在台湾接收教育，继而来到美国与汉学家结为连理的华侨，作者对洪业“季世儒者”（Latterday Confucian）的概括，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投射，有她自己寻求文化认同的需要。（参见第299页）利用洪业口述的身世经历，作者实际上是要达成一种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之间进行抉择或调和的判断。她在全书结尾处点出洪业的意识形态“异常完整，没有一般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支离隔阂”。（第272页）在与同时代知识分子（包括其同事、门生）命运抉择的比较当中，作者昭示了一个饱含宗教情怀、认同西方生活方式的现代史家，同样能坚守传统“儒者”的光华表面。
三、
《洪业传》除了洪业自身的口述材料，还参用了档案文献、实地考察、学生通信和作者本人、亲友对相关环境的印象。原书初版于1987年，用英文写成，“对象主要是美国的汉学家”。1996年由北大出版社推出中文简体字版，略有删节。此次商务印书馆的新版，旨在恢复传记正文的整体面貌，在书尾补入了洪业《剑桥岁暮八首》、作者自撰《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剧》、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近代史学》三篇文字，此外还编有人名索引和外国人名对译表，颇便读者使用。
在我看来，这次新版增添的《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剧》一文极为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以洪业自述为基础的传记本文形成了张力。看过此篇第一感觉，仿佛以前通过传记得到的“季世儒者”印象只是磁带的A面，现在终于转到B面。
其实，在《洪业传》的本文中，早已埋下了“由表及里”的伏笔。作者提到：“六十多年后，洪业讲到他与江安真的婚事时，一向率直坦白的他反而含蓄起来，轻描淡写地便抹过去了。”（第88页）在整理洪业身后留下的文件时，更发现洪、江婚姻实有隐情。作者为此采访了洪业生前至友，并与其长女霭莲取得联系，逐渐了解到江安真幼年受到虐待，结婚后将这种虐待转嫁到长女霭莲身上，却反而引起次女霭梅因承受不起被宠爱的压力而自杀。作者更在1996年获悉洪业外孙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中自焚而死的消息，遂从中勾连洪氏三代女性悲剧人生，推测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代代遗传的机理。披读一过，委实令人唏嘘。
近代以降，在西潮冲击之下，有所谓“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等思潮。但若翻看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影响下一代人物的回忆录或传记，他们对于家庭生活的难堪细节，仍旧讳莫如深。洪业也是如此，身为基督徒的他，并不能如彼教圣贤的“忏悔录”那般讲述自身完整的生命历程。幸而，我们得到了像陈毓贤这样的良史，她和周质平合作写过《务实者与他的自由魂：胡适与韦莲司半世纪的恋情》，对洪业同时代人所面临的恋爱、婚姻、家庭困境应该有相当同情的了解，故能不失分寸地为我们揭示、分析这位“儒者”在家庭纷争面前的无力。
近来史家受新理论影响，对胡适、郭沫若、沈从文、老舍等现代人物的私生活多有揭露，或许也不能排除某种窥私的恶趣味。重要的是，如何将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与其所注重的文学、学术生命相联结？在洪业高度数据化的史学著作当中，连他素所服膺的基督教信仰都很少流露，遑论个人生活的隐微之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妨想象洪业从事宏大的学术建设和校务管理的同时，在举行藤花诗会的燕南园54号，当江安真特制的那杯风雅之士念兹在兹的咖啡还没有完全散去香气的时候（参见王锺翰《藤花会逸事》），竟然就要面对那么多妇孺之间的暴戾。对于此，洪业只能躲进那另有一扇门通向外界的书房，或者偶尔拿出糖果来“对被凌虐的孩子秘密伸出援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为什么洪业在晚年的《杜甫》一书中，要那么强调杜甫对宗文、宗武二子一视同仁，不惜用一条出自明人的小注，来驳倒此前数百年间无数解诗家的常识。（第270-271页）
此书以洪业中英文夹杂的口述为基础，又由英文原本转译为中文，经过多次校订，文字大体可靠。惟第142-143页引洪业自述，提到《北京领袖》（The Peking Leader）和《东方日报》（The Far Eastern Times）两份英文报纸，似应按当时习惯改译为《北京导报》和《东方时报》。另外，复旦大学的陈引驰教授在微博上，对该书第76页提到的1916年洪业在哈佛校园遭遇陈寅恪一事提出质疑，引发网友的讨论。在社交网络的时代，学者的自家经验可以成为公众话题，这恐怕也是当初答应做口述史的洪业先生始料未及的吧。
2013年4月7日
《洪业传》读后感(三)：洪业：被遮蔽的大师
大师之称谓在这个时代能成为笑话，可真是一场悲剧。但如果我们放眼历史当中去搜寻，大师却是大多数时代所具有的特质，就好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建筑一样，大师也是时代的标志。如果将此放在民国，大师是众多的，虽然他们有的广为人知，有的却有可能因历史原因被遮蔽，比如顾随，比如洪业。最近，我在读陈毓贤的《洪业传》时，一时会有一些错觉，好像是很熟悉的历史背景，却因人物登场的时机不同，有了巨大的反差。当然，在时代转型时期，是不可以以成败论英雄的。
关于洪业的历史细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是当“反面教材”出场的。这多半跟他出身教会大学有关。洪业1922年自美国学成归国，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理科科长、图书馆馆长等职。1946年后赴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后来就留在了美国，他的许多成就却因是英文撰述，并没有像顾颉刚、郭沫若那样为人所知。
但这很显然无损洪业在学术界的名声。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者，与钱穆、顾颉刚、陈寅恪等人同为大家。治学严谨，特重治学方法与工具书的编纂。自创“中国字庋撷法”，曾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索引）编纂处工作二十余年，编纂出版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六十四种、八十一册。这在“整理国故”中，所发挥的作用今天看来，亦不可小看。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是各有风采，而教会大学多达十四所，除了燕京大学之外，还有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这些大学最初的设想是培养传教士或相应的人员，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转向于国民教育，与国立大学竞争，同样大放光彩。而洪业所参与创建的燕京大学最为出色。他在燕京大学任职时，“不是个广得学生爱戴的教务长，很多人对他不满”。做教授时倒也轻松自在，因他有演讲天才。这跟其他教授相比，自有其特色。胡适曾在为司徒雷登的自传所作的序里说：“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是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有意思的是，洪业和顾颉刚在史料整理工作上代表的是“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学者余英时曾比较洪业与顾颉刚：“顾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洪先生在同一段时期却仍能不断地在学问上精进不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大致是因为在面临时代巨变，所选择的路径不同。
事实上，洪业的一生，正反映着中国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各种抉择与问题，当时知识分子们所选择的路径只有两种，不管是去留，都有所不舍，但在时代激变面前，都需做出选择，洪业、钱穆和顾颉刚、陈寅恪刚好是选择的不同，其最后的学术研究也就有了不同的面貌，命运也有了差异。
在谈到洪业被历史所遮蔽的时候，作者陈毓贤说，洪业集中精力做基础工作，编了六十四种引得，同时他写文章不求闻达，最重要的著作是《礼记引得》与《春秋经传引得》的两篇序文，解决了很多历代以来争议纷纭的疑问，在本行之外却少为人知。一度他参与筹办的哈佛燕京学社也被“误读”。当然，这些是不争的事实，但倘若洪业参与了政治，其命运也许就更为人少知了吧。
纵观洪业的一生的经历与故事、治学与交游，其所透露出的信息都与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有着极丰富而深远的关联。在美的汉学界也分为两派，一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哈佛燕京学社，一派是以费正清为首，探讨清代以来的中国制度，两者来往不多，但对后来的学人而言，有机会接触到历史的全貌，是一种幸运。
《洪业传》还原了洪业的一生史实，在写作上多有创新，读来轻松有味，能让人阅读洪业的沧桑人生。今天，我们再来看洪业，也许是该以另外的眼光来看他了。
《洪业传》读后感(四)：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一九八○年底中国史学界不幸失去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煨莲）先生。两位先生都是一八九三年出生的。逝世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顾先生卒于二十五日。顾先生是苏州人，系出著名的吴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且是在美国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尽管他们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学上两位先生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一九二三年从美国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这正是顾先生以“古史辨”轰动中国学术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虽治西洋史和神学，但回国之后治学的兴趣很快地就转到中国史方面来了，这是和当时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运动分不开的，而顾先生对他的影响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屡次和我提到这一点，决不会错的。一九二九年顾先生到燕京大学历史系来担任古代史的教学，他和洪先生在学术上的合作便更为密切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们共同发现崔述夫妇的遗著和访问崔氏故里的一段经过。而《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一文也是由洪、顾两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
洪、顾两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业绩都是非常辉煌的。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古史辨”三个字早已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禅了。但以实际成就而论，则洪先生决不逊于顾先生。洪先生三十岁以后才专治中国史，起步比顾先生为晚，然而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际，正未易言。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的甚远；顾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例如《尚书》译注的工作，在“古史辨”时代即已开始，六十年代在《历史研究》上续有新作，但全书似乎未及完篇。（最近两年发表的，有关“甘誓”、“盘庚”诸篇主要都是由他的助手代为完成的。）所以就最后三十余年而言，他有成绩不但赶不上“古史辨”时代，而且也不能与抗日战争期间相比；因为即使在抗战的那个困难条件下，顾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随笔》之作。（后来正式出版的《史林杂识》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对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时期却仍能不断地在学问上精进不懈。洪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春间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的。据他有一次谈话中透露，他当初只打算在美国住一两年，藉以补足战争期间接触不到国外汉学研究的缺陷，但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他终于年复一年地在美国住了下来。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年，洪先生发表了许多份量极重的学术论著。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他的每一个论断都和杜甫的诗句一样，做到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的境地。但是洪先生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则是刘知几《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对《史通》的兴趣发生得相当早，认为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了系统讨论之作。因此他发愤要把它译出来，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和发展之早。由于他的态度认真，不肯放过《史通》原文中每一句话的来历，译注工作所费的时期几乎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记得十五、六年前洪先生曾告诉我，他已戒掉了烟斗，要等《史通》译注完成后才开戒。但他究竟最后有没有照预定的计划结束这一伟大的工程，我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希望整理洪先生遗著的人要特别珍视这一方面的文稿。洪先生为了要整理出一个最接近本来面目的《史通》本子，曾进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我曾不止一次向洪先生提议，请他整理出一个最理想的校本，分别刊行，以取得与译注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洪先生的遗稿里发现这样一部完美的校本。
洪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真像清初人说阎若璩那样，“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谬误百出”。但是另一方面，洪先生却又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一九五四年胡适之先生曾经多次与洪先生为了全谢山问题发生争论，书札往复不休。主要关键便在于洪先生认为胡先生说全谢山吞没赵一清（东潜）水经注校本，是一种不应有的厚诬古人。一九七四年我在香港，听说洪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报，读到那些毫无理性的“批孔”言论，气愤之至，出来时竟在图书馆大门前跌了一交，把头都摔破了，几乎因此送命。可见洪先生虽从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位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的读书人。
顾先生《古代史论文集》，和洪先生的《论学集》不久都将问世。这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史学今后将何去何从，现在自未易言。但是无论史学怎样发展，它永远也离不开文献学的客观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顾、洪两先生的著作决无所谓“过时”的问题，它们将继续为新一代的史学家提供学习的范例。
《洪业传》读后感(五)：閒來翻書：陳毓賢《洪業傳》
在近現代中國史學大家的名單上，洪業恐怕是經常會被人排在後面甚至是遺忘的——儘管從學識上來說他應屬於第一流人物。其原因，恐怕在於生平著述與同時代的大家相比少之又少，而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編撰各種引得之中的緣故。他所做的基礎工作廣爲學人所利用，嘉惠學林，非只一點點而已。洪業非是沒有創論立說之才識，只不過是在“犧牲”個人而成就大家。他的那些整理工作，也不是隨便誰肯下苦功就能做得出的，需要如炬慧眼，高屋建瓴，需要對傳統典籍的熟悉與深刻理解。讓今天所謂的一些“大師”、“名家”去做，恐怕是沒有幾個人能做得出來的。
當然，洪業選擇從事的工作受到他所處時代的影響。那時，“近代”學術體系在中國不過剛剛開始建立，需要基礎性工作以爲將來更精深的研究打下根基。在今天，這樣的工作就未必有那時的緊迫性與必要性了。一時代自有一時代之學術，此毋庸贅言。然卻不可以今日之眼光輕易評判前人之“不足”，那往往會顯示出自己的淺薄。
洪業幼時信仰孔孟之道，後來皈依基督教，但東西文化、宗教等方面並未在他心中形成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毋寧說這些異質文化水乳交融地滲透進他的生命之中。早在晚明，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所謂“三柱石”以及瞿式耜等傳統士大夫就集天主教信仰與儒家之道融合於一身；近代如馬相伯、吳宓，也都沒有自限畛域、自我封閉，而把宗教信仰與安身之本、西方學術與文化傳統在自我內部進行調適而不曾齟齬不合。在生命的層面上來說，無論是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儒教，不管是“宗教”還是“教法”，各有其異，卻也不害其有共通的一面。東西方文化在個人身上可以並行而不悖，若得其內在精義，在國家、社會層面又何嘗不可共存而創一新局面？
讀近現代名人的回憶錄、日記或傳記等等，除了個人的生命歷程之外，也常常會在有意無意之間發現一些歷史的細節。宏大敘事自然有其無可替代的價值與意義，勾勒出歷史演進的過程，但卻常常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使得歷史豐富、生動起來。而歷史，也正是由無數細節所支撐的。在此書之中，也有許多在我看來非常有趣的細節，是我過去所不知道的。如洪業祖父爲太平軍所俘，知其爲三瑞堂洪而跪拜稱王爺，因洪秀全把抓到的每個三瑞堂姓洪的都封王，抓人者也可升官。又如其父任曲阜縣令，衍聖公孔令貽常遞條子指揮審案，又如山東本地學校中成績好者多外省來任官之官員子弟，引起本地人不滿，乃致令設收費之客籍學校以容之。……這些內容，通過洪業的回憶，通過他個人的視角，便顯示出他眼中的那個時代，也使得我們可以更鮮活地領略過去。
2013年7月7日夜至8凌晨
《洪业传》读后感(六)：亦儒亦洋真洪业 哈佛燕京寄此生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代史学大家洪业仙逝于美国麻州剑桥。次年五月十二日，哈佛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系著名学者杨联陞在其日记中撰写古体诗《纪念洪煨莲先生》，对其一生志业给予高度评价。诗曰：“康桥岁暮诗重咏，夫子容貌尚俨然。东布春风西化雨，量如巨海德长川。子玄子美功臣并，八十八岁福寿全。文史洪门多健者，先生含笑住钧天。”
近读陈毓贤女史重刊之《洪业传》，洪业先生教育家的真诚和学问家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使人难忘。陈毓贤虽非学术圈中人，但她早年曾游学于菲律宾、中国台湾和美国，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再加上她的先生是曾经选译钱锺书《管锥编》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这又使她对美国汉学界耳熟能详，以“业余精神”写出了这部形神兼备、相当专业的口述传记。她以质朴无华的文笔刻画了洪业先生“东布春分西化雨”的学术人生。此书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前曾在香港《明报月刊》刊发部分章节，当时即受到两岸三地学人的瞩目和好评。
作为教育家的洪业的名字早已镌刻在燕京大学的辉煌校史中。一九二二年，应老友刘廷芳和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之请，洪业在美国的学业尚未完成，即决定就任燕大历史系助理教授。一九二三年升任燕大教务长。为了摆脱当时燕大籍籍无名的落后状况，洪业曾设法延请名师。晚年，当他回忆起早岁曾在燕大短暂任教的史学家常乃惪因不拘小节、形象邋遢而被自己轻慢，第二年因此辞职的时候，仍懊悔不已地引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在延请名师提升学术水平的同时，他还在入学、成绩考核等多个环节制定严格规定，提高燕大学生的学业素养。当时在申请燕大入学的诸环节中，教务长洪业的口试最让申请者战战兢兢，而入学后，如果学业不合格，又会被教务长勒令退学——“第一年四百多学生中有九十三人被迫退学”。为此，他甚至冒犯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有一位名叫傅泾波的学生，因此人伶俐圆滑，善于结交各界社会名流，深得司徒雷登倚重，但其学业不佳，被洪业开除。数十年后，司徒雷登对此还耿耿于怀，在其所著《在华五十年》中，仅在一处提及洪业，而在有关傅泾波的相当大的叙述篇幅中，还不具名地提及傅泾波曾引起燕大同事的“疑心”，恐怕说得还是洪业。倒是作为史学同行的胡适，在为此书作序时，特意提到：“在此，我要向那些协助创立燕京大学的中国学者致敬，尤其是洪煨莲（洪业）博士。”然而，洪业对于那些学有潜质、一心向学的学生又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叫做李崇惠的，学业甚佳，身贫患病，修学在家。洪业不仅亲自上门，而且向美国朋友募集资金为其养病，后来又送其赴芝加哥大学深造。洪业早年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因成绩优异，美国人克劳福德先生资助其赴美留学。自己受了别人的恩惠，便想方设法再施惠于人。著名元史专家翁独健亦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洪业推荐到哈佛燕京学社就读，终成一代学术名家。晚年在剑桥的哈佛，即使没有教授名份，他亦曾以发掘优秀学术人才，为其提供指导为乐。
佛法有“大乘”、“小乘”之别。大乘强调以己之作为，普度众生；小乘则专注于自身的解脱。如以此作不甚恰当地比照，则学问亦可有“大乘学问”与“小乘学问”之分，前者不仅是自己做研究，而且是为学术共同体做贡献；后者读书治学则是主要是为了自身之研究。洪业先生的学术研究显然属于前者。陈毓贤说，艾朗诺有关《左传》的博士论文受惠于洪业早年之《春秋经传引得序》甚多，杨联陞教授更是在一九五五年《呈洪先生》的诗作中说“引得惠人功莫大，探研捉贼乐无穷”。胡适说得更清楚：“在他（洪业）的主持之下，燕京大学建造了一流的中文图书馆，而且，他也编纂和出版了精彩的《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和一套非常实用的丛书《哈佛－燕京汉学引得丛书》。”图书馆的建成及图书的扩充，洪业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他不仅为此多次向远在美国的同学朋友募集资金，还亲自为燕京采购了大量极其难得的珍贵文献，使燕京图书馆成为当时收书最好的图书馆之一。而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则利用有限的经费对六十四种经典文献作了索引，并重新作了标注。这一项目不仅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通过这项工作培养了聂崇岐、王锺翰等一批学有专长的知名学人。杨联陞教授诗“细写长编注史通”，“子玄子美功臣并”，亦是盛赞其晚年移居美国后，在精心撰写《杜甫》（杜甫，字子美）专著的同时，依然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刘知几（字子玄）《史通》的英文译注中，为欧美汉学家研究这部中国史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浮躁功利的环境中，执著于一己之学问的扎实研究固然值得鼓励，但是在“个人主义”甚于一切的时代，贡献于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性学术奠基工作更值得赞美和称道。洪先生逝世后，在北京，在哈佛大学，在匹兹堡大学，先后召开了追悼会，数百位中外汉学家济济一堂，纪念这位声闻中外的史学大家，我想，除了自身成就之外，甘为学界奠基石，应该是洪业先生广受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洪业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与学术，前半生大部分时光在中国度过，半生精力献给了燕京大学和中国史学研究，五十三岁后赴美定居，栖身麻州剑桥的哈佛大学，以讲师身份退休。曾负笈哈佛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童元方曾著文为洪先生晚年境遇鸣不平：“他在哈佛贡献心力多少年，却仅以资深讲师兼研究员终其身。他的博士学生们后来在哈佛讲书……洪先生总是为他们解惑释疑，可说是教师之导师。却成了教师之助手。实在说来，哈佛是对洪先生不起的。”其实哈佛对不起的何止洪先生一人，曾经在中国问学多年的方志彤，亦在哈佛任教数十年，他通数国文字，门下学生如名学者柯立夫等皆早早获评教授，而他同样以讲师身份终其身。有人以为，洪先生赴美时，已年近花甲，对于升职不利。而事实上年龄恐非主要因素，哈佛另一位著名教授，丹尼尔•贝尔，他赴哈佛执教时，也年逾五旬。还有人说，当时国内局势不稳，赴美的中国人很多，职位难求，这是事实，但是后洪先生一年赴美的钱存训教授，不仅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个人也荣升教授，门生遍美国。也许还有人会说，洪先生早年未获博士学位，对于晚年赴美跻身哈佛是很不利的（他那一代人，青年留洋因国内大学发展之需不获学位即回国者，并非鲜例，著名者如陈寅恪、傅斯年等一样未获学位）。以上因素也许各有道理，其实，洪先生也好，方先生也罢，未能获得教授职，恐怕最主要是还是与美国大学的学术评价体制有关，它们太看重“小乘学术”了，而轻视了“大乘学术”对学术共同体的潜在的巨大贡献！
当初甫一回国执教燕京大学时，洪业先生即被人认为“洋派”十足。一九三〇年从哈佛回燕大后，曾有摘下燕京国学研究所牌子的举动。童元方说：“我想他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不是很坚实，所以在外人面前，也多少显现出一种趑趄不前的深情。”其实洪业先生虽然青年时代留学美国，但其早岁曾随侍在举人出身的父亲左右，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并影响一生，不致“趑趄不前”。依陈毓贤的说法，当年洪业先生在燕京摘国学研究院的牌子是因其不满于“国学”研究的视角太狭窄，而他认为做学问应该打破学科藩篱。余英时先生的判断印证了这一说法，他在文章中提到，洪业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读报获知内地“批孔”情况时，情绪激愤，竟在图书馆门前跌跤摔破了头，“可见洪先生虽从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位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读书人”。
这个“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读书人”，在遇到外国人损害中国文化的时候，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世人皆知，奥地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谋取了大量的敦煌文献。其实，二人之外，还有一个美国人华纳。华纳系哈佛福格博物馆的馆员，热爱东方艺术，一九二四年曾用试验用甘油和纱布将敦煌壁画“搬”美国。当一九二五年，华纳再次回到中国，准备大规模“搬运”敦煌壁画时，洪业从其学生王近仁（华纳在中国的翻译和助手）得知消息后，立即亲赴教育部通报情况，最终使得华纳的计划未能得逞，愤愤然空手而归。
洪业先生晚年，夫人先他而去，最喜爱的女儿自杀身亡，过后数年，外孙女亦引火自焚，晚景相当凄凉，杨联陞教授说 “八十八岁福寿全”，隐去了他晚年的痛楚。但他一生为教育，为学术，培养了郑德坤、齐思和、瞿同祖、周一良、杜洽、冯家升、聂崇岐、翁独健、王伊同、陈观胜、房兆楹、杜联喆、王锺翰、侯仁之等这么多熠熠生辉的知名学者，“文史洪门多健者，先生含笑住钧天”确是再恰当不过了！
（此文已刊发于《书城》杂志）
《洪业传》读后感(七)：洪业与燕京大学图书馆
评《洪业传》
这学期上一门课，偶听教授提到，北大图书馆内老旧的外文经典文献收录较全，特别是在西文善本书收藏方面有很强的实力，这是因为承继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大量馆藏的缘故。最近我刚好在看陈毓贤女士所著的《洪业传》，根据作者的描写，洪业先生在完善和维护燕大图书馆馆藏方面可谓厥功甚伟。
洪业先生号煨莲，生于1893年，幼时成长在福州城南外祖父家中，后随父洪曦迁徙山东，所受的都是传统的私塾教育，父亲为人处世的儒家品格对洪业有很大影响和教益，洪业后半生专注于杜甫的研究或许即是对此某种隐秘的回响。之后洪业回到福州在传教士办的鹤龄英华书院学习，家逢变故，父亲去世，洪业在未放弃儒家信念的同时信仰了基督教；毕业后得到美籍人士资助赴美留学，取得历史专业的学位，1923年学成归国后成为燕京大学教员。陈毓贤女士的传记，大体由洪业先生晚年亲述，并增添采撷其他材料而成。此次商务印书馆再版《洪业传》，不仅是全本完整译出，新增的三篇附录也使内容更为丰富，是了解洪业先生一生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洪业归国后在燕大历史系任教，但苦于可供学生阅读的参考书缺乏，书中记述“因为图书馆的中文书，除四书五经外什么都没有，英文书则差不多只限于圣经评注，很少有学术方面的书”。因此，在1928年担任燕大图书馆主任后，洪业致力于改进燕大图书馆，书中记述，“洪业深感燕大需要那么多基本参考书而没钱买，便想起他的阔朋友‘红毛公’（据《燕京大学史稿》一书，即为屏基[Pinkie]），写信建议他捐钱建立一个‘索恩伯格母亲图书馆专款’（Mother Thornburg Library Fund），纪念他的母亲；红毛公寄了一千美元来，洪业收到乐极了，马上到琉璃厂去带了一车子的书回来。受到此鼓舞，洪业再向他其他在美国的朋友募捐，当燕大女院与燕大联合成一体的时候，洪业说服女院的院长费慕礼（Alice Frame）把两万五千美元拨出买中文书。其后，当燕大得到美国铝土矿电分离发明人霍尔遗产的一部分以后，图书馆就更有能力大量买书了。燕大图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接受霍尔遗产推动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设立，不仅推进了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得洪业悉心指导的多名学生都曾到燕京学社深造；同时，对增进燕大图书馆馆藏大有助益。因为哈佛财力更为雄厚，书中写道，“以后替燕大图书馆买中文、日文或韩文的书时，也替哈佛买一份。碰上善本书，因为哈佛钱比较多，便替哈佛买了，而影印一份给燕大收藏”。哈佛燕京学社在燕大处实际负责工作的是行政管理委员会，内设执行干事，虽规定须由美国人担任，但由于洪业与哈佛渊源颇深并在学社内发挥重要作用，也曾破格担任执行干事一职。《史稿》一书提供的资料显示，至1933年，燕大图书馆全部中外文图书达22万册，居全国高等院校第四位。
管理图书馆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购置馆藏同样需要高明眼光和广博学识。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则是，洪业带领其学生在废纸堆里发掘出了一部诗集。洪业在他所开的“历史方法”课上，每每让人到市场上收购包含有日历、药方、黄色读物等内容的废纸，并带领学生在纸堆里掘宝，辨明纸张内容及其独特价值。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旧纸堆里找到了一部诗集，清朝崔述的《知非集》；之后洪业还曾到崔述故里实地访问，加以进一步的考察。这种看似有趣的举动，及对新史料的发掘和重视，似乎已经体现出晚近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某些取向。
如果说开去，洪业先生的另一项成就也与图书馆，或者检索引有密切关联。他1932年出版《引得说》，是一本关于索引学的重要论著。同时，他主持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写工作，将中国最主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的重新整理和校勘，便于学者研究古籍；同时，根据作者介绍，“引得序中对古籍本身的价值、传递的历史及各版本的好坏往往有精辟的见解”。
燕大图书馆方面的工作实则只是洪业先生一生一个很小的侧面，壮阔变动的时代背景造成了他生活中的动荡和精神方面的紧张。作者陈毓贤女士的语言大体平易，因为多由洪业先生的口述转述而来，但细节处的提点也往往切中肯綮、引人深思，有一处尤得我心。
作者写到洪业1923年归国时，所乘轮船驶入日本神户港时恰逢大地震数日前发生，“海面上漂浮着无数小船，每只船满载着惊惶无措的人，他们都趋向轮船求救。轮船的水手援救了一千四百多人上船。这触目惊心的镜头对洪业来说好像象征着挣扎求援的亚洲民众，而他与人同乘的西式轮船容量实在太小了，救不了太多的人”。
其实何止是“西式轮船”的隐喻，洪业也是一个从来没有放弃儒家理想和践行的人，他早在1919年就给自己定了个“三有”的人生准则，颇有儒家的底色。他倾心于教育，如整理古经、提携后进和发奋学术等，算是“有为”；而政治方面，在美读书时为反对日本占领山东而发表热血演讲，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监禁时则毫不屈服和妥协，可谓“有守”。至于最后一个“有趣”，洪业先生强调在负责任、关注社会福利的同时也要“懂得享受人生自然的乐趣”；作者在再版自序中也提到，“我认识洪先生时，他已八十岁，虽一头白发，但修长的腰身还是挺直的，讲话声音洪亮，很会说笑，掌故一大箩筐，聚会时总一大推人包围着他”。似乎可以认为，尽管儒家和基督教在洪业的精神域界内造成了一定的思想张力，但它们共同的普世的道德理想，在洪业那里外化成了实践伦理范围内平实的践履。
洪业自1946年去国赴美后，至1980年去世再未归国。对寓居在哈佛剑桥的洪业先生来说，不论是传统儒家理想，抑或舶来西法，均成故国残照，在之后更激进的思想运动和更动荡的年岁里，俱随雨打风吹去。洪业先生的轮船，或是整个启蒙知识分子曾经扬起的风帆，究竟渡得多少人归，尚待细考。不过至少还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掌故聊作谈资，以及还有更重要的实实在在的、厚重珍贵的精神实存。
（《文汇读书周报》 2013.05.24）
《洪业传》读后感(八)：季世儒者的倒影——读《洪业传》
陈毓贤女士的《洪业传》近日于商务印书馆再版，比之仅有180余页的95年版，新版的体量多了接近一倍，装帧也显得更清雅脱俗。汉学家魏斐德曾有清朝开国史研究专著《洪业》，两相书名重合之下，有读者朋友连连惊呼，一不小心就陈冠魏戴了。
不知者不怪，洪煨莲先生大名尘封久矣，史学界外罕有风闻，作为中国研究专家的魏斐德则因资料详实、论述精彩的《上海三部曲》、《间谍王》而蜚声史界内外，拥有了不少大陆读者。如陈毓贤女士在再版自序中所介绍的，两个洪业，恰恰代表了二战后美国汉学研究的两个派别，即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研究与以费正清中心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研究。作为燕京大学教务长、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人之一，洪煨莲先生无疑对前一脉络的发展居功至伟，而连出生于福建、任教燕京多年的洪业也难逃“外来和尚好念经”的遭遇，不得不让人喟叹史学传统遭遇过的断裂和损坏。
事实上，洪煨莲先生不但通过学术行政工作深刻地影响了海内外汉学研究的进程，同时也在提出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式、整理史料编纂引得方面立下“不世奇功”：由他领衔编辑的系列《引得》，在“前谷歌世代”极大地便利了学人的研究，促进了史学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每册前的序文综合历代版本纂较工作之大成，至今仍极具学术价值；此外，他奖掖后进、荫蔽晚学，在他的悉心指点下，包括齐思和、瞿同祖、周一良、杜洽、聂崇岐、冯家升、翁独健、杜联喆、王钟翰；郑德坤、陈观胜、侯仁之和谭其骧在内的众多名家先后走出京畿燕园，成为学界中坚。毫不夸张的说，洪煨莲先生的故事几乎是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代学者的心灵史：自乾嘉以降的考证传统，由西学而来的观念革新，乃至百年里的朝代鼎革、外忧内患，几股湍流撞击融汇，造就出了洪煨莲先生这代人来，他们身负让人艳羡的东、西学功底，拥有中外名校求学任教的傲人经历，也经历了山河破碎的时代悲怆、身陷囹圄的困苦艰难。对于再造中华史学传统的重任，似乎没有人比他们更有资格承担。
重任的承担者——这似乎是近现代史上最具有魔力的词汇，仿佛一旦重任在肩，个人或者群体就有了用之不尽的豁免权。如今来看，重任之重，往往可以带来不言自明的悲怆感，显得“虽千万人吾往矣”都质劣价廉；责任在肩，则能让人脱颖而出、超于侪辈，仿佛台上一呼阶下百诺是理所当然；重任在肩后，难免人也会变得扭曲无趣，异化成某种特定标签。为此，甚至有的知识人觉得奇货可居，宁愿把肩上的十字架抱到胸前，生怕别人视而不见。
太平洋战争后，洪煨莲为首的燕大教授们身陷囹圄。不同于张东荪等，先生以“向武力鞠躬”恪守士人尊严，直言“反对日本”不堕内心信念，在日军的淫威之下，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宣说和平、正义；在光复之前，又拒收亲日人士的贿赂，守住了知识分子的本分。深厚的教会学校背景，使得他不缺少对向死而生的理解和践履，而对儒者风范的倾慕，又使得他在西式的宗教情怀之外，多了中国士人的笃定和从容。融汇了东西方的修养，他自勉三有，“有为，有守，有趣”。比起其时流行的改天换地的誓言，这有为、有守未免太过平凡，有趣尤其“太不严肃”，但平心静气来论，纵观不同时地，能怀揣此“三有”者，又有几人？
洪业传的英文书名为the latterday Conficious，台版副标题为季世儒者洪煨莲，终其一生，他都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进程里践行着自己的信徒义务和儒者信念，这或许是他三有勉励的基础。在他所处的年代，西学和中学常被彼此视为他者以证成自身，即使在今天，这种自我意识稀缺所造成的虚妄也常常见诸笔端，正是为此，洪煨莲先生的持守才显得更加动人——在那个风云激荡、江河横流的年代，他以小溪小流的君子风范，完成了对士人情怀和信徒品格的一种奇妙融合。
今年恰逢洪煨莲先生诞辰120周年，两甲子前，那个在福建侯官宅邸里呱呱坠地的孩子的父亲一定不会想到，长大后的洪业会面临他们从未想见的遭际，缔造前无古人的成绩，他大概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忧民爱物”的谦谦君子，“致君尧舜”学以致仕。而那个孩子果真成为了一介儒者，他的身影流连在燕南园54号的两棵藤萝间，倒映在康桥下查尔斯河的柔波里。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3-4，文/曹勉之
《洪业传》读后感(九)：读点传记变低调
写评论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做读书笔记的搬运工。
但是传记文学有个特点，即使写读后感，也像是在照搬原文。
但这是否正是作者的成功之处？因着作者陈毓贤对事实的绝对尊重，以及对还原真相、记录历史的一份执着，我看到了一个被政治幕布有意无意尘封的史学大师的一生——我深深屏息喟叹，好像我早就感觉到，感觉到就应该有无数个洪业这样的大师，属于民国的，或者不仅仅只属于民国的，这么一代拥有大师精神的人。
洪业还是少年的时候写过一首《猴子戏》，其诗云： 一响锣声又上竿，此番更比那番难。劝君着脚须较稳，多少旁人冷眼看。
比起收录在书本末尾的《剑桥暮年八首》（不知是不是向杜少陵的《秋兴八首》致敬，嗯，肯定是），这首诗锋芒毕露，未经丝毫润饰收敛，甚至欠缺了成熟和风度。但这也许才是洪业内心深处的自我。 如果用佛洛伊德的无意识性本能学说来解释，洪业对历史考证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他晚年也不减少对文化沙龙和大学演讲的热情的原因，可能都和写下这首猴子戏的动机有追本溯源之关联。
交友之妙也是此书一大亮点。洪业喜欢的朋友都是真诚、虔敬、天真、和蔼、甚或有点孩子气的人。我看着照片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洪业，脑海中却浮现出另一幅画面－－画面中洪业含笑看着身边天真烂漫的挚友们，那或是怎样的一种快意。
我直觉里，洪业是个有洁癖的人，因为他实在聪明又天真。
他规定自己一生，要有为，有守，有趣。他不断被推搡着向前，他身不由己，但最后我们回首那个时代，却发觉他兴许是那一代大师中受身外之物所拖累相对较少的大师之一，我忽然想到，也许真的是可以的，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虽然总是时代推动着人，但一旦人的内心确定了一个方向， 那么时代的水只能暂时改变鱼的游向，鱼儿最终还会汇入更广阔的汪洋，那汪洋不叫时代，叫历史。
《洪业传》读后感(十)：四个版本的《洪业传》（编辑札记）
起
终于拿到《洪业传》样书，这篇编辑札记似乎无理由再拖延。这本书从最初接触选题，到今日成为可以捧在手里的一本书，历时竟将近两年了。
最初接触这选题在2010年四五月间。刚结识了同为图书编辑的饶家荣君。饶家荣君出身厦门大学历史系，不仅翻译过《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且那时已策划出版了关于西南联大的几个颇有影响的选题，还有江勇振先生大作胡适传记也在精心编辑中。他自是对民国相关学人传记类都相当留心，眼光亦独道。他颇费了些心思联络《洪业传》作者陈毓贤女士，并主动请缨代为联络出版事宜。他将这选题推荐瓦当老师，后者是我其时任职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瓦当老师又直接把书稿与选题资料交由我具体负责。当时饶君已请人从台湾联经版将整部书稿手动扫描录入了电子稿。我粗略浏览选题资料与书稿，觉得不免有些冷僻，但民国、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海外汉学——所有的关键词集结在一起，却恰恰延伸着我一贯的阅读兴趣。然而书稿从扫描录入，识别与校对的过程中错漏讹误是难免的，于是饶家荣君又将他手上的台北联经的繁体中文版《洪业传》交给我，以供对照。这是我手里的第一本《洪业传》，也是与这个选题的初遇。
承
事有凑巧，不久我碰见贺卫方老师，他偶然谈及刚刚在旅途中读完的一本小书——《洪业传》。他读的版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简体字版，他说这书篇幅不大，却很有意趣，燕京大学短暂而辉煌的校史，可挖掘者众；更何况洪业如此重要的学者，完整传记却几乎独此一份，很多细节只在此书里有呈现。他可惜此书出版了十几年，似乎关注的人不多，也当然没有再版。早年的这个简体版，又实在太“简”了些——他惯常读书喜欢自己做一份关键信息的“索引”，随手记录在书的衬页上——可此书却连衬页也无。他只好将索引勉强写在扉页上。他又特别提起，《洪业传》作者陈毓贤的夫君是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而艾朗诺最为国内学者所知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用英文选译了《管锥编》。贺老师是著名的“钱”迷，自然连同与钱锺书作品相关的各版本、译者、著作都在他的关注内。我听他讲这些，真正是无巧不成书，遂兴奋地告诉他，我正经手重做此书，而且这次作者还会有修订补充。贺老师听此消息，当然亦格外鼓励我。
随后他又将自己的北大简体版借给我，以便与繁体版互为校勘参照。我对照后发现最初的简体版囿于时间与条件所限，对洪业先生几次关键时刻的选择与判断的相关言论都有删节，而两个版本的一个共同问题在于——《洪业传》是陈毓贤女士先用英文写就（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亲自翻译成中文，陈女士是马尼拉华侨出身，由台湾而赴美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她的中文书写亦清新流畅，娓娓道来，全无翻译腔调；但她对英文里的人名、地名以及个别职位、机构等专有名词的通行中文对译则不甚熟悉，而《洪业传》里涉及的中外人物又相当之多，有些人名从上下文来看显然是在当时相当有影响力的学者或要人，看名字却颇觉困惑，加上此前版本的这些专有名词旁没有英文旁注对照，所以一般读者看到“亨利•鲁斯”或还能想到即是对燕京大学筹建居功至伟的“路思义”，但读到“斯塔尔•V•荷尔斯泰因男爵”与“苏迪赫尔”就未必能对应得上著名的海外汉学家“钢和泰”与“苏慧廉”了。我于是将此类情况全部列出，准备集中与陈女士沟通确认。
转
就在我完成第一次通读，准备就审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与作者商榷修订之时，瓦当老师和我都忽然面临个人工作变动，先后离开了原来就职的出版社。他转行专事写作与研究，我则“跳槽”到“since 1897”的商务印书馆。从原出版社离职前自然有些工作交接，我仍承诺会将编了一半的《洪业传》负责到底，但原出版社正面临选题方向的整体调整，对这看上去有些冷僻的选题也颇有鸡肋之感，而责编与复审老师都离职自然对书稿的具体操作流程也有影响，我想起饶家荣君与贺老师的两本《洪业传》，颇觉不安。
我新入职商务的部门是甫成立不久的大众文化室，编辑室主任刘雁老师曾是第一个给我工作offer的出版社领导，而后来由于种种个人原因我未能接受那份offer；兜兜转转隔了一年多，我终究又成为她团队里的一名小编辑，亦算得一种重逢。新编辑室已立项的选题不算多，却刚好有一个“人物”系列，立足民国人物传记，选题旨趣却有别于滥觞图书市场的各种拼盘“民国范儿”。已有几种都在陆续的编辑出版，包括民国才女毛彦文的回忆录《往事》、陈西滢与凌叔华之女陈小滢的《乐山纪念册》等，都立足第一手的新鲜资料，且又都是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度却特别“有故事”的人。 我遂想起编了一半正尴尬中的《洪业传》。于是我先后征求刘雁老师、作者陈毓贤女士与此前任职出版社的意见，希望将这选题转到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此中也有一个细节颇可一提，我对刘雁老师提这选题，正想对书稿内容做些详细介绍，不想她对此选题颇有了解，原来这选题亦曾在她手上“错失”过一次；这次却正是诸般凑巧，人与人的重逢，又促成人与书的重逢。
我又写信给陈毓贤女士，说明原委，并协助处理版权合同的解除与签订之诸般程序，同时为这番折转耽搁抱歉。毓贤女士回信安慰我说，洪业先生当年入福建鹤龄英华书院正是受了同乡前辈、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指引，而更巧合的是毓贤女士与艾朗诺教授能结为伉俪，亦有高梦旦先生之子高叔哿做媒之功。《洪业传》几番流转之后竟得在“从小在字典上看熟招牌”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真太适得其所。
《洪业传》的编校重新启动，我即与陈女士重提书中人名译名的一些问题，她即刻将英文版《洪业传》（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快递于我。我即可以对所有专有名词的翻译做校订，又可从学术书惯例，将英文旁注，亦方便读者考订。这也是我手中的第三本《洪业传》之由来。
合
第二次审读《洪业传》，顶着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与编辑室关于“人物”系列的整体设计，对选题的定位亦有更明确的考虑。编书过程中与陈毓贤女士先后通邮件近百封，除了一些常规的流程手续沟通、文字与内容细节的核对、校订之外，也交流其他学术话题，陈女士耐心谦和，待人以诚，交流过程非常愉快，我于为学做事都受益良多。这不啻是做编辑的额外奖赏。
作为编辑则总不免希望自己经手的“新版”，有更实际的“新”意。针对《洪业传》首要的即是恢复了从前简体版因各种顾虑删除的所有内容，陈女士在信里写到，“我以为有些离经叛道的内容也得以保留，可见时代进步，也替读者高兴。”作为编辑却不免觉得，以“未删节”而作为一种“卖点”，这庆幸里多少含着一种时代的无奈吧。而作为同行，我对十几年前即有慧眼出版此书的编辑与出版社，亦只有感佩。
正文之外，为使一般读者能更全面立体的了解洪业先生，于是从不同角度选择了三篇附文。附一是洪业先生晚年自述心志的诗作《剑桥岁暮八首》，其中颇可见其“教学原无中外别，图书故是国家非”的沉郁沧桑心境。附二《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剧》是陈女士在十几年前写就的一篇关于洪业夫人与后人颇不为人知的一些悲剧故事；陈女士此文写好后一直犹豫发表与否，此次出版又与我几番讨论，我读此文后亦非常感慨叹息——“Kathy Change”，现在是wikipedia一个词条，而曾经是跌宕而令人叹息的生命，结束于一场惨烈的自焚。她早年做过演员，后来从事政治活动，把自己的身份从Ms Chang(张)改成了Ms Change；维基词条语焉不详粗略提及的一点是她的华裔身份，事实上，她是洪业先生的外孙女。她的母亲是洪业先生的二女儿，也死于自杀，世袭的家庭悲剧。叹息之余更觉得此文颇可为读者提供洪业先生的另一重身份观察——事实上，近年来亦不断有学者关注到民国一代的学者名家，他们在从事学术与公共事业之外，在家庭与亲子关系等私人领域往往呈现更复杂丰富的面向，而这与时代境遇的复杂或也有幽微关联。附三是考虑到很多读者对洪业先生之名比较陌生，一般的人文学者可能也只闻其名，具体学术贡献与评价则不甚了了。于是我们请作者征得余英时先生授权，附录其三十年前写就的《顾颉刚、洪业与现代史学》一文以飨读者。另外或可赘述一点的是为便利读者索引信息与延伸阅读，特别编录了人名索引，也可算作是对洪业先生主持编纂学术引得之功绩一点遥远而微末的致敬吧。
一本书与一部稿子的区别在于，后者仅是内容，而前者要赋予后者形式。这一次的封面设计与设计师的共识是素净大方，于是以蓝底绘兰花图案，以“兰之猗猗”寄喻洪业先生的“君子之伤，君子之守”。书名用白先勇先生题字，既为着此书最初中文版的出版乃是得白先生建议与联络，也印记了洪业先生、毓贤女士与白先生他们在守望相护汉学文化过程中结成的情谊。
因此上种种，便有了这第四本《洪业传》。对一本书而言，每一个版本都是一次与更多读者相遇的机缘。而我只是欣幸，在这一番相遇中，有自己一点不足道的付出与许多弥足珍贵的获得——作为编辑，自当对每一本经手的书稿尽心，但总有些书稿比其他书稿更尽心些。如同，即令“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亦总有些重逢，格外有他乡遇故知的亲近与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