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10篇
《兩個故宮的離合》是一本由野島剛著作，聯經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320，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一)：文物有灵
那些颠沛流离最终去到台湾的文物，如果不是祖先保佑，文物有灵，你说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时代，怎会安然无恙。过去我总觉得摆放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即使再珍贵也是冷冰冰的。可台北故宫文物的不同凡响的命运，让我深深迷恋上它的魅力。是的，她是山中的一座博物馆，原本只是经过这里，命运却最终把她留了下来。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二)：文物有靈
發現日本人寫書，無論小說或非小說，條理和脈絡都極其清晰。
從《兩個故宮的離合》獲取了三個觀點印刻：
一.文物有靈。
二.最頂級的藝術文物，終從屬於文化；而文化終難逃為政治所利用。講好聽一點就是「文化服務於政治」得文化者得天下，多麼不情願相信也木有用。
三.文物與國力成正比，國力弱則文物失散，國力強則文物回流，如同自然規律。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三)：评论兩個故宮的離合
《两个故宫的离合》买的台版，引进版会不会有，不知道。旅途中读完，真正应景。日本记者写得不错，采访见执着和诚意，整理和撰写见功力。译得通顺。简单说，就是四点：读后开始喜欢记者的观察和笔触了，不是急于出结论的写法，以前读起来总嫌不畅快、隔一层，但对某些题目来说，分析比论断难，记者良好发挥其职业特质，能够为大众澄清迷雾，使有兴趣者易于探究问题的多面；台译名分明是意译，感情色彩尽在其中；故宫是极好的切入点回顾历史看两岸；“文物有灵”莫如说是保护文物的“心诚则灵”。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四)：文物有靈!
由許多日本國內著作顯然看得出，日本人對中國歷史文化與文物是很有興趣的(相較於我們對日本歷史文化的輕忽程度)。兩個故宮的故事，由第三方人士來採訪描寫，或許會較為客觀吧！只是在我的感覺裡，日本人所寫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析，其涉及台灣地域政治的，卻也總有些非客觀的成分存在。或許這只是我個人的錯覺吧，但願如此。
這是本報導文學作品，其主要內容以人物採訪與資料搜集分析為內涵，文字淺顯易懂，藉由宮廷珍貴文物的流盪，來呈現近代中國歷史的不安面貌。由這個視角來看待那段黑暗時代的波折，輕易便將歷史的真實感沁入人心中。(即便它寫得其實並不深刻，也不怎麼動人)
我喜歡書中【文物有靈】這句話，這句話隱藏著神秘的文化力量，在台北故宮人的心中傳承著，也在讀者~ 我的心中傳承著。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五)：“两个故宫不是双胞胎，而是一张被撕裂的地图”
作者以记者身份自居，力图以中立的态度向关注东方文化和现代发展的人展现在政治、历史、文化乃至个人因素影响下造就的“两个故宫”现象。
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藏品都是承载着多朝文化的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代皇帝对珍宝“一家独大”式的个人占有和高度集权化的封建主义，其实是这些耗尽心血的宝物得以聚集的根本原因，而近现代那段波折的历史，又让北京紫禁城那些深藏深闺的瑰宝，横跨海峡，在台北某一座山上汇聚成另外一个故宫。
历史的奇妙和宏伟之处在于其无法改变并且蛮横地一次次证明着”存在即合理“的箴言，本书给予我而言，跑出的最终议题是”政治与文化“的交融互激，这其中的文化，既包括广义上的中华民族传统祭奠，也包括着不同时期关键人物的文化导向，历史的沉重感在整个激荡的过程中显得更加生动。
作者说，“两个故宫不是双胞胎，而是一张被撕裂的地图”；于我而言，两个故宫是一对相互映衬的夜明珠，在古老的东方土地上，更多的是在短暂的黑夜时给予光明的引导。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六)：从故宫看两岸
偶然的机会得知了这本书，由着对海的对岸的极力的兴趣，把这本书加入了我的书单中。又在巧合的一天搜到学校图书馆中出现了这本书，就迫不及待的跑进图书馆“抢”了它。对于爱书人，得到一本书的喜悦难以言说。（哦，这个开头好像有点啰嗦了）
其实一直很喜欢关注对岸的世界，高中时经常看央视的海峡两岸和深圳卫视的一档两岸直播间这个节目，从五大县市选举，陈水扁的贪污案，一直到马英九连任成功，但支持率又不断下降。中间也看了不少历史的介绍，例如美丽岛事件啦，陈水扁八年八大案之类的，所以私以为对台湾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本书其实对于故宫的介绍并不多，更多的还是着笔于两岸的政治对峙，由文化隐射政治。作者对台湾的了解也是甚多的，特别是于故宫，内地人可能会不太了解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里插一句还是要，日本人写出这种书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讽刺，我们自己对自己文化的认知实在是太少了一些。
不过以史为鉴，台北故宫作为一种中华民族的象征出现在了台湾，作者从某些角度来说，其实也对于两岸日后的发展，乃至最后两岸的统一提供了一条新出路，何不以文化一统政治？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七)：旧梦 —— 读《两个故宫的离合》
两个故宫，六十年的悲欢，两岸的离合，中华文明的传承，却由一个日本记者写成，这本身就是讽刺的事情。我看此书时，还不知道作者野岛刚是微博上朝日新闻的博主，只觉得两岸三地，这个主题恐怕找不到能比他更好的写手。虽然是日本人，三观立场却深得我心，既展现了详尽的史实，又呈现了记者的敏锐，文字平实不做作，确实难得。
白先勇有篇文章，叫《树犹如此》，标题是写树，其实是写人。《两个故宫的离合》，标题是写故宫，其实是写两岸的命运。故宫中那些国宝颠沛流离的命运，从前个皇朝结束时就已经被注定了。溥仪集团的无知与假天真，九一八之后大量文物的南迁西迁，蒋介石政府在战时的作为，这本书里提到的大量事实是我从未接触的。当作者用沉痛的笔调写道，每个政权结束时，都有大量文物如洪水溃堤一般涌入民间，如2003年伊战时也是如此，我不禁感慨历史的轮回；当他说到蒋介石在日军入侵，亡国之即，也许怀着保存中华文明的企图，而让不畏艰险的故宫管理员，押送着大量文物，在日军大军压城之际，从北平，到长沙，到重庆，到烟瘴之地的大西南，我不禁为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庆幸；当他说到四九年春天，大量外省人的涌入台湾，本来以为是临时搬家，却没有一个人想到之后天人永隔的命运时，我不禁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而当他说到故宫中一对稀世之珍的玉簪，讲过战乱、颠沛流离、意想不到的旅程后，一只还存于沈阳故宫，另一支却在两千年后的佳士得拍卖上出现。文物管理员的感叹：这一对玉簪幸运地重逢了，而有多少人，多少事，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呢？
我读此书，一时感到幸运，又一时感到伤心。书里写故宫，写文物，却牵扯到千丝万缕的人事、政治、历史关系。两岸渐行渐远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一个死结，故宫几十万件藏品如此，所有的事都是如此。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八)：野岛刚视角下故宫离合的些许思考
17年2月，台北诚品书店信义店，满目的政治敏感类畅销书区，我第一本拿起并决定买下的便是这本书名看似最不敏感的小册子。
相对于《两个故宫的离合》这一大标题，更吸引人并让人感怀的想必是底下一行字：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命运对于故宫来说是分隔两地，对于文物来说是颠沛流离；命运的故事里撰写着大人物蒋介石，也裹挟着如那志良般不计其数的小人物；从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到20世纪初的今天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台湾故宫政策上政治博弈，“离合”二字中“离”占据了主要的篇章，书中的两个故宫中着眼点也更多在于台北故宫。
本书作者野岛刚为前《朝日新闻》台北特派员，作者的视角自然不是文物艺术价值本身，着眼点在于政治和外交。总体来说读此书的感觉是过瘾，因为其一气呵成的笔锋与较为全面的涵盖能力，对于一个来自大陆且对这段历史认知较为肤浅的我来说，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是，阅读过程夹杂着怀疑、不满和愤怒。
下面，从书中一些核心观点来看几个点：
1. 台北故宫文物与权力正统性：
“政权和道统精神体现在反映天意、追求极致美学的书画、铜器和瓷器上，但隐含了超越艺术价值的政治判断。”（17），全书诸多地方都在不断强化这一论点：蒋介石撤退台湾带走中华文物之核心即保留确认其权力正统性的依据。
关于蒋介石与正统性，不得不先提及台北故宫和国父纪念馆的设计以及建筑设计泰斗王大闳先生。王大闳先生求学于剑桥和哈佛，其建筑设计崇尚简约和实用，契合当时的欧美设计理念。在设计台北故宫时，其设计现代而符合现代博物馆的诸多科学理念，受到国外顶尖建筑设计人的一致好评，却未予以采纳，其核心问题就在于五六十年代蒋介石需要在台北地标建筑上采取中华建筑规制，推动文化复兴，从而强化其政权正统性。
在记得在参观国父纪念馆的时候，展厅纪录片有叙述国父纪念馆设计的修订波折。王大闳先生在故宫设计受挫后，在国父纪念馆最初设计时还是采用简约现代风，依然违背蒋介石的核心理念。最后，在多方多次妥协折中后，王先生加上中式建筑屋顶，但在正门以“掀起屋檐”寓意“驱除鞑虏”，想想也会忍俊不禁。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九)：筆記
﹣本書的作者曾任日本朝日新聞台灣特派員，撰寫這書時是先在日本出版，再於1年後於台灣翻譯出版。
﹣老婆告知，書本的日本名叫“兩個故宮博物院”，相當簡單。反而台灣版卻加了不少‘鹽、醋’，看來對於台灣的出版商乃至大眾來說，對故宮的感情還是相對複雜一些。
﹣我以往以為台灣的才叫故宮博物院，而北京的叫做故宮博物館；看罷此書才知兩者都叫故宮博物院，台灣加了個”國立“在前頭。作者於書中以北京故宮、台北故宮分稱之，頗為清楚，值得參考。
﹣作者開宗名義寫道，他不是骨董專家（雖然書中作者還是顯露了他的骨董知識），寫這本書不是要去比較兩個故宮之間的收藏品哪個優勝，而更多是想看中華文化與中國政治的關係、甚至如何被政治所操控。
﹣本書雖說寫兩個故宮，但其實寫北京故宮不多，而更多是寫從民國開始的故宮博物院到台北故宮的流徒。如果想多了解北京故宮的脈絡，可能還要另尋途徑。
﹣‘文化正統’、或曰漢文化的正統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很奇怪的地位；不管誰掌權也好，只要那皇帝或政權‘繼承’了文化上的正統，那就是‘合法’的。也因為這種傳統，才有蔣介石要把故宮的部份珍品挪移致台灣‘暫存’。有趣的是，這種對正統、道統的追認，在大陸也有類似的講法，而今天的香港同樣以自己繼承了正統中華文化來驅別自已於內地的文化....... 到頭來大家都在同一個醬缸裹混來混去。
﹣這個對道統的‘承傳’與否之，也反映在民進黨與國民黨近十多年政黨輪替過程中對台北故宮的不同定位與取向。可以想像的是，民進黨一方面想將台北故宮去中國化、加入其它的展品，另一方面則嘗試將故宮平民化、讓這博物館變得更可親。對前者我理解當中的思想，對後者我身受其益，民進黨統治下的台北故宮提出“Old is New"的口號，將博物館變得更可親，又推出不少十分現代的產品，我自己也買了兩件t-shirt及其它紀念品，實在比我在兩千年前後去的那個死氣沉沉之故宮博物院要吸引入得多。
﹣隨著馬英九的上台，兩岸的故宮‘眉來眼去’就變得頻密非常，交流漸多，而台北故宮‘去中國化’的政策也壽終正寢；大陸從統戰出發，自然大力迎合，連我這個文化盲都知道近年有「富春山居圖」復合之舉，就可知兩岸於文化上的過從甚密。中國近代走上現代化道路，跌跌碰碰也有一二百年，還未能擺脫文化與政治高度勾結的傳統，也許就是唐德剛老師說要走出這歴史三峽，我們還要進進退退多數十年吧。
﹣書中提到台北故宮的建築設計插曲，令我想起另一本談民國早年的政治建築一書《中國建築革命》；民國年間政治建築的一套美學觀，既有‘中西合壁’的原素，亦不乏作者指的威權、傳統的特質，亦深深烙在台北故宮的最終設計方案上了。
﹣關於近年中國因民族主義以及國力大盛而想方設法從國外購回‘文物’，書中亦有所介紹，中間提到在‘操盤’的商人、企業不少和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更有被貶的政府頭腦的兒女在從事這‘民族復興’的事業，亦不可不謂歴史的嘲諷了。
﹣最後，日本人對中華文化的著迷，也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作者為了‘中華文化’，花了幾年時間去找資料、到訪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美國等地，毅力超凡。日本對故宮的著迷歴史悠久，書中更指遠在胡適等人還留學日本時已與當年的商人、古玩家有所交流。而到今天，日本的媒體人、文化學者、政客等仍在努力辦一個兩個故宮的聯合展，其對中華文化之‘承擔’，十分有趣。
﹣讀這位記者在討論中華文化、側寫台灣政局兩岸關係，想起了《宮前町九十番地》也有介紹當年中華民國的代表如何在日本打媒體戰，打開自己在國際被封殺的困景。看見當年不受重視的朝日新聞記者今天如此努力的為台灣好而說話（作者語），看來當年的努力今天已在開花結果。
﹣最後最後，作者在列出參考書目時以‘正體字‘及’簡體字‘去標名不同的中文，甚得我心。
《兩個故宮的離合》读后感(十)：讀兩個故宮的離合
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好多次文化分裂，分裂先以戰爭侵略開始，局勢平定以後，統治者便以「文化承繼者」自居，在史書上建構統治正統。文物繼承是其中一種非常明確和擁有實則證據的「繼承工具」，卻非絕對衡量標準。北宋陷落以後，大部份文物在金國手裡，但後世史家甚少視金為中國的正統繼承者。
《兩個故宮的離合》寫出了晚清末年至今，中國文物面臨的微妙狀態︰不同政權甚至相同政權的博物館都藉着文物爭取文化正統。不但北京、台北兩個分屬不同政權故宮在爭取，連北京、南京兩個同一政權底下的博物館也互相角力。
書中詳細地說明了故宮文物晚清以來的命運。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文物仍是末代皇帝溥儀擁有，直至國民設立故宮博物院，文物才交由國民政府管理。及後，日本入侵，國民政府帶着數量龐大的文物南遷，過程中，部份文物留在南京。文物送抵重慶，二戰結束後並沒有回到北京，而隨着國民政府去到台北。這便是兩個故宮分別立館之始。
兩岸政局在80年代前，傾向極權主義、封閉政權。一般觀念認為，台北故宮拼命拿「文物正統論」洗台灣人腦，強化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和國際間的正統地位。但作者認為故宮在此扮演的角色，未必如人們想像般吃重，亦無法尋得蔣介石在台北故宮定位的想法和相關資料，認為「台北故宮乃蔣氏私人博物館」。北京故宮逃過大陸一連串革命鬥爭，尚算平安地渡過文革，兼之考古挖掘有成，故宮寶物也有增長。共產黨反對傳統中國文化，思想文化革掉了儒釋道，故宮物文可以說是幸存了。
80年代後期，兩地故宮逐步開放給民眾參觀。此時北京、台北兩地的故宮，仍舊以「中華正統」相爭，台北以質取勝，北京以量取勝。在這些既定的事實上面，作者的重點放在二千年後台灣政黨輪替，對兩地故宮造成的影響──民進黨上台，故宮爭議由「中華正統」，變成「政黨角力」。民進黨成為台灣執政黨，旋即開展故宮改革，故宮南院的建造，是其中一項具爭議性的話題。恰好，大陸方面也鬧出北京、南京兩間博物館合併與否的爭議。這段時期是作者著墨最深刻，也是全書最精彩的部份。他走訪了兩岸三地，採訪五位博物館館長，客觀陳述和分析每位館長的觀點、政策，突然不同政黨的立場。故宮本身、故宮文物成了「民族內鬥」的議題，也許，都已經二千年了吧，甚麼中華民族的概念早該退場，新時代是權力、經濟的爭鬥顯現。
同時，也是文物回流中國的時間。戰後歸還殖民、帝國主義時期掠奪文物的風潮席捲全球，可是直到二千年前後，兩地政府才比較積極地在國際間洽商歸還文物事宜。中國人經濟地位提高，也使得拍賣場上，更多的中國買家購入文物，歸還國家，展現愛國精神。「國寶回流」成了中國人經濟能力、國際地位、主權宣示的軟體力媒介。
儘管最後作者無法預測兩個故宮會否合而為一，但透過《兩》，不難看出野島剛堅毅的採訪精神和深邃的觀察力。類似的長達數年的採訪，恐怕兩岸三地沒有任何一位記者能夠堅持完成(或者老闆認為他們耗費太多時間強逼腰斬)，而且牽涉兩岸政局敏感議題的採訪報導，必定也必需外國記者來完成。一來考量到受訪者警戒心，二來較客觀持平。日本傳統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頗有相同之處，日本記者無疑是合適的選擇，從作者的文字，亦能看出他對兩岸戰後各自發展的文化有深刻認識和體會，選材、撰文避重就輕，也掌握了故宮發展史上重要人物錯綜複雜的心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