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简说读后感锦集

　　《汉魏六朝诗简说》是一本由王运熙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魏六朝诗简说》读后感(一)：以“释古”姿态，阐汉魏诗文

　　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王运熙先生在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中浸润多年。集合了其多年研究成果的《汉魏六朝诗简说》，将先生的研究论述和诗文赏析整体呈现。读者从中既可一窥先生学术风采，又能对汉魏六朝诗歌风貌做一总览，可谓一举两得。

　　乡野民风，荟萃于歌。东晋南朝的素朴情感，在民间的歌赋吟唱中尽显其美。与贵族的矫饰精致不同，乡村俚曲的粗糙直白更有原初的本真的生命率性，如何看待它们，如何解读它们，历朝历代的阶层中向来声音迥异。王运熙先生另辟蹊径，他选择的路径是从史籍切入，从史实当中探寻根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远比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阐释站得住立得起。

　　文学站在历史之中。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因之具有了扎实的根底。他探讨乐府诗从汉魏六朝的乐府机关设置说起，评价汉乐府民歌“真率稚气，有如天真的孩子一样逗人喜爱”。言及建安文学，也从东汉末年的战乱频繁着眼，由于亲见亲历，建安文人强烈的现实性在文字中得以呈现，慷慨豪健，清新爽朗，乐府民歌体和所处时代的影响一眼可见，建安风骨由此得来。为考证乐府官署的发展，有一章节《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专门就此展开论述，超越了对乐府诗本身的研读，作者从西汉的乐官讲起，太乐、乐府二署分掌雅乐、俗乐，这一截然分明的设置把雅与俗彻底分隔开来，显现了统治阶级的不同态度：“一边是装模作样的礼仪，一边是赏心悦目的娱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曹魏时期，也有太乐与黄门鼓吹的区分，又逐渐演变为太乐、鼓吹、清商三个乐官。之后的分职也罢，合并也罢，深刻地反映出了贵族阶级的好恶，左右了诗歌的命运。机构的设立与变化，也映射出了诗歌的地位与变化，没有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人，自然也没有孤立于历史之外的文学。

　　至于诗歌内容，更是当时现实的产物，《童谣》《陌上桑》《羽林郎》《相逢行》《东门行》等等，概莫能外。无论是阶级的对立，妇女地位和封建伦理的显现，都是全景展现社会现实的画卷。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文学的研究中真实地、深刻地揭示历史和时代的风貌，又在历史的轮廓中描摹文学的命运，是王运熙先生透过《汉魏六朝诗简说》所呈现的独到的眼光与贡献。

　　《汉魏六朝诗简说》读后感(二)：步入汉魏久远历史的迷人魅力

　　生命如此难得却如此短暂，相比皓如烟海的中国经典传统文化，人生一世有传世之作问世，是大幸事。王运熙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从这部《汉魏六朝诗简说》可见其造谐的深厚。

　　诗歌的魅力让人类历史暗暗长夜有光可寻，代代传承的文明精髓根植于民族血脉，《汉魏六朝诗简说》著者王运熙先生重在风骨、气节的抒发。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的五言诗极具清新刚健，文采斐然，极有生命蓬勃活力，读来也非常精彩。

　　立德扬名立言不朽，除了诗词之外辞赋同样多大篇名作，文辞美丽，意境深远，可见文学的发展永远离不开社会制度的进程。王运熙先生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大师，其视觉及思维模式的独特性，在这部《汉魏六朝诗简说》里可以让读者获得文学和哲理的双重享受。 十三篇文学理论纵横捭阖，言语流利风趣，极富特色的个人语言及感悟如笔生花，引领读者步入汉魏久远历史的迷人魅力。

　　书未附有十篇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赏析，如《孔雀东南飞》《胡茄十八拍》《西洲曲》《木兰诗》《江南曲》等，这十篇美文可以说是王运熙先生在浩如烟海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提取的明珠，无论是现实还是浪漫，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曾脱离社会大众。 古代中国 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生存的有识之士受到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的制约，空有满腔抱负却受到排挤，人生苦闷转而求文，由此成就了众多以文言志的绝世篇章。“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众多怀才不遇者的呼求。

　　王运熙先生在《汉魏六朝诗简说》里对此种观点深深喟叹，惊世之笔醒世之言，今时之读者不可不察。 以文言志，以画咏怀，正如钟嵘《诗品》所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生存其中是时代造就的人生悲剧，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丰碑，幸也？悲也？

　　整个汉魏六朝不仅有豪气冲天壮志凌云的激情忧世之作，也有如《桃叶歌》这般旖旎婉转浪漫之诗，“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在森严冷酷的封建体制下，这样萋婉动人的诗作能够流传下来，其间也反映了人性的柔 美与温情。感怀那如米粒般微小的苔花，纵然阳光照射不到，却仍倔强生存，历经动荡与各种可能的灭顶之灾，以诗言志，流传至今，却仍具生命的活力与内涵。

　　王运熙先生虽至八十高龄有余仍笔耕不辍，将严谨的学术理论和深厚的文学造诣尽诸笔端，警世人启后世，这也是由古至今气节与风骨的传承。《汉魏六朝诗简说》是宏富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精辟解说，如夏日朝阳，如春风微雨，熏陶滋润着中华民族，代代传承，历久弥新。

　　《汉魏六朝诗简说》读后感(三)：汉魏六朝诗简说

　　书中分为两大类：简论篇和赏析篇。 就简论篇，我们可以从作者书写的短文中一窥汉魏六朝的面貌，跟着作者的脚步，一点点接近那诗的魅力，从而引发对它想深入了解的欲望。

　　下面节选我最喜欢的片段：

　　《汉代的俗乐和民歌》： 叙事诗中有许多佳作，都是对所要表现的事件并不作全面的有头有尾的叙述，而能够恰当地挑选足以充分显示出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的一个侧面，来集中地加以描绘；因此篇幅虽然短小，给读者的印象却异常鲜明深刻。在描绘任务方面，一般能避免用第三者的口吻来作平板的枯燥的叙述，而往往通过话语和行动，让人物自身出现来发展故事，这样就使得形象显得非常生动活泼。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也是很优秀而值得学习的。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朴素生动。第二个特点是精炼。语言的精炼几乎是一切优秀的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它往往能以少许的笔墨生动有力地表现生活的形象。高尔基在致初学写作的女诗人雅尔采娃的信里忠告她说：“接近民间言语吧，寻求朴素、简洁、健康的力量，这力量用两三个字就造成一个形象。”

　　长诗《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汉乐府的顶峰。它不但结构宏伟，剪裁具有匠心，更重要的是人物个性化的成功。诗中几个主要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刘兰芝的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力。诗篇通过话语和行动，把他们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现在读者眼前。诗篇的语言也是很成功的，人物所讲的话都能够切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

　　《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曹丕《典论 论文》论各体文章的不同风格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在简论篇里，我们通过文字可以感受到王教授的睿智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他对待六朝诗的一个方向是我所不了解的，但是跟着他走，虽然很缓慢，但是走着走着却好似也懂了些许，但是若是不跟着读下去，看到那么多字便心烦，那是无法领略到王教授的魅力的。他的篇篇文章读起来很是温和且平和，不作惊人之语，无箭弩拔张之势，但却新见迭出，富于独创性。正如杨明教授评论：先生的汉魏六朝诗研究，与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都是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作，都体现了鲜明的学术风格：坚持实事求是，务实而严谨，平易而富于新创。

　　在赏析篇里，我再次重新领略了《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杂诗 南国有佳人》、《桃叶歌》、《江南曲》、《前溪歌》、《碧玉歌》、《团扇歌》、《西洲曲》、《木兰诗》。原来中国古代的诗歌竟然如此具有美感，不同的人解读不同的美，而王教授带我们走过这十篇名诗，让我们对汉魏时代有个想继续去探究走下去念想。王教授对待文字的用功是在让人佩服，我想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也需向他学习：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作。词不虚发，必因事而设。愿自己的心态能更加接近一点大师的那条水平线。

　　《汉魏六朝诗简说》读后感(四)：走进汉魏六朝诗歌的世界

　　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简称汉魏六朝，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个时期的诗歌虽不及唐宋闻名，但却比之前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涌现出很多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同时，也是对唐代诗歌的产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时期。

　　翻开王运熙先生的《汉魏六朝诗简说》，仿佛走进了那八百年的诗歌历史长河。书中选取了王运熙先生《汉魏六朝诗简论》、《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汉代的俗乐和民歌》、以及《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论吴声与西曲》、《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等论述性文章十三篇；《汉乐府<孔雀东南飞>》、《蔡琰<胡笳十八拍>》、《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等赏析文章十篇。以简仑加赏析的方式构成此本书的两大内容板块。

　　作为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六朝、唐代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王运熙先生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很多著作都体现了鲜明的学术风格。这些选编内容基本涵盖了王运熙先生汉魏六朝诗研究的主要方面，同时也以线面结合的方式给读者以向导，让我们从简单概括了解到重点深入研究，有步骤有方法地去走进这个历史时期的诗歌发展。

　　而王运熙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务实而严谨，平易而富于创新的学术态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譬如在本书中，王先生经常选取《文选》中的作家作品为例，但他却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后人要研究《文选》所选的作家作品，首先“应当扩大研究范围”，打破谢灵运、鲍照、颜延之、江淹、谢朓一统天下的局面，把目光投向谢庄等其他同样比较重要且值得研究的作家；其次，“在文体方面，除诗赋外，还应注意骈散文”，从语言的色彩、声韵之美等方面考察其文学特色与价值。同时，要想了解这些诗人的文学特色和成就，不但要专注于他们的诗歌研究，也应当注意到他们的文章，从而做到全面与专精的结合。

　　其实作为一个在六朝文论方面稍有了解的专业学生，笔者多年之前也曾撰写过一些浅显的论述性文章，深感学术研究的不易。假若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中的某一方面，那首先要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一个整体认知，然后再将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放入其中，进行综合研究与发掘。

　　而鉴于绝大部分研究内容前人早已有过诸多论述，想要发掘一点点新的想法与问题也颇为不易，所以，在王运熙先生的这些研究性文章之中，不但能看到他踏踏实实研究基础内容的印记，也能时不时发现他思考与创新的闪光点。而这些，都是他为后来研究者指明的道路与方向。虽然这本书中选取篇目的发表时间跨度较长，排序也做了调整，但仍旧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生、朋友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倘若能够按照王先生的这些提点去发掘探索，定能够在汉魏六朝诗歌研究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诗歌本身是需要靠亲身阅读去欣赏的，在拥有建安文学、南北朝乐府、吴声与西曲等诸多值得欣赏的汉魏六朝时期，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值得发现与思考的文学宝藏，就让我们跟随王运熙先生的脚步，一同去探索那个民间与庙堂都渴望冲破思想樊篱，追求风骨，讲求气韵，热衷表现现实生活的文学繁荣时代吧。

　　《汉魏六朝诗简说》读后感(五)：诗歌的演变

　　电视剧老版《三国演义》中孙刘结盟，刘备和孙权的妹妹举行婚礼时，所用插曲优美动听：

　　歌词选自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吴侬软语娓娓唱来，别有一番韵味。歌虽然动听，却非常穿越，中国历史朝代顺序为三国魏晋南北朝，孙刘联姻之时《子夜四时歌》还未诞生。

　　说来惭愧，早些年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乐府诗集》，直到现在也没有读完，却也稍稍领略了一些乐府诗辞的美妙。诗歌的最鼎盛时期非唐朝莫属，华章溢彩，人才辈出，非其他朝代可以匹敌。然而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唐代的诗人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王运熙先生的《汉魏六朝诗简说》中提到：汉魏六朝诗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上都是丰富多彩，有多方面的创造和成就，同时又长期哺育、滋润了后代数量庞大的诗人。

　　王运熙先生，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其后留校任教。年轻时王先生也曾热爱新小说的写作，发表了不少。后听从陈子展先生建议，从离合诗以及乐府民歌中的谐音双关现象开始，进而重点研究乐府民歌。如耳熟能详的的「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中的莲和怜谐音双关。50年代后王先生转向唐文学，研究李白，编著了《李白诗选》和《李白研究》。其后转向中国文学批评史，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

　　乐府源于汉代，是中央政府专门采集民歌的机构。汉魏西晋时期的乐曲为相和歌辞，来源以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居多。及至东晋和南朝时期，其乐曲为清商曲辞，多产于建业、江陵一带，其中尤以吴声、西曲居多。上文提到的《子夜四时歌》即来自吴声。《乐府诗集》中说：“自永嘉渡江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产于长江中游地区和汉水两岸，在京城建业以西，所以称为西曲。吴声和西曲中的歌辞大部分为五言四句。受到吴声和西曲的影响，齐梁时期文人的五言抒情诗开始流行，而唐代明朗自然的绝句也受到了质朴率真的民歌滋润。

　　《汉魏六朝诗简说》不只乐府，还梳理了汉魏至南北朝的各派诗歌变化，从曹魏时期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到西晋时的泰康文学、东晋时期的玄学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南朝的山水诗、梁陈时期的宫体诗等等。汉魏六朝时期五言、七言古体诗产生发展，近体诗萌芽。

　　只有了解诗歌的演变历史，才能明白唐诗并非空中楼阁。诗歌是连续发展的，诗歌的美在不断变化，但无前人之功，我们也难以见到唐代诗歌的大成。惜未见先生有北朝乐府对唐朝边塞诗影响的研究，略为遗憾。

　　《汉魏六朝诗简说》读后感(六)：没有汉魏六朝的古诗，哪来灿烂夺目的唐诗？

　　说到诗歌，我们知道唐诗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可是你知道吗？没有汉魏六朝的古诗，唐诗远不是今天的样子。且不说唐代的田园诗、山水诗与陶渊明和谢灵运开创的诗歌流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诗中的绝句和律诗也都是在汉魏六朝的诗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什么是古诗？古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王运熙先生在其《汉魏六朝诗简说》一书中，以精炼的笔触、独到的见解和浅易的语言，梳理了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史，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诗歌风貌有了总体把握和认识。

　　古诗是指出现在唐代以前的没有严格格律限制的一种诗歌体裁，又称古风。汉魏六朝是古诗的重要阶段，前有《诗经》、《离骚》，后有唐诗宋词，既继承了前代的采诗传统，又开启了后代的诗歌新天地，不容忽视。

　　汉魏六朝乐府诗歌朴素自然、活泼生动，感情真挚，出语天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乐府诗歌离不开乐府机构，乐府官署的沿革，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一文中，有着清晰简明的描述。比如西汉有太乐、乐府二署，分掌雅乐和俗乐。雅乐主要是沿自周代的乐章，俗乐则是武帝开始采集的各地风谣为主。东汉大同小异，太乐署改名为太予乐署，乐府由黄门鼓吹署替代。到了曹魏承袭东汉，不同的是清商署从鼓吹署独立出来。

　　从乐府诗歌，到文人诗，如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再到三曹引领的建安风骨，为唐诗准备了条件。白居易的新乐府、杜甫的三吏三别脱胎于汉魏六朝乐府；《古诗十九首》的题材、风格对于唐诗的影响极为深远，诗人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自我得到了觉醒，生命的意识和厚度得到了加强；建安风骨对盛唐气象的形成功不可没，唐初陈子昂首倡建安风骨，李白继蹈之，在李白的诗中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的赞美。

　　谈论汉魏六朝诗歌，陶渊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杆。对于陶渊明，作者既看到了他的伟大之处，也敏锐地指出了他的不足之处。陶渊明能在玄言诗的桎梏下开创田园诗派，有着积极的思想意义。盛唐王维、孟浩然等人的田园诗，“仅仅描绘田园和平宁静的环境与美丽的景色，其思想意义就远逊陶诗。”不能不说是对陶诗的一公允评价。作者也同时注意到了陶诗绝少谈及农民，“其诗中简直没有出现过农民的形象。”这就太不自然了，陶诗之所以没有反映农民的日常痛苦生活现实，这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有着莫大的关系。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玄言诗一统天下，《诗经》、建安时代关心下层社会的传统到了东晋没有了，诗人不关心下层社会，提倡超脱尘俗，加之吴声西曲的影响，耽溺声色的社会风气。陶渊明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能够冲绝玄言诗的束缚，一开田园诗的流派，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贡献，但他同时也有着时代局限性。

　　如果说研究汉魏六朝诗，需要深厚的理论和扎实的基础，那么这部《汉魏六朝诗简说》的大家小书绝不会让你失望。理论也许是枯燥的，却绝不能少。《汉代的俗乐和民歌》、《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等篇即是如此。不了解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损失，读了才会发现损失不小。这些章节对于我们理解汉魏六朝诗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只能蜻蜓点水地欣赏，走马观花似的把玩一番，而不能深刻地理解汉魏六朝诗的特点及其对后世诗坛的影响。

　　这本小书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作者见解独特，说理令人信服，作者的观点有理有据，不敷衍塞责，立论严谨，语言朴实。比如在《蔡琰与〈胡笳十八拍〉》一文中，就《胡笳十八拍》是否是蔡琰所作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郭沫若从内容、形式及相关情况入手，认为《胡笳十八拍》是蔡琰的作品。而谭其骧等人认为不是蔡琰的作品。本书作者独出机杼，指出汉魏六朝七言诗两句一个节拍，是一解，即音乐上的最小单位。又指出骚体三十八句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两拍各三句。作者提及乐府“琴曲歌辞”中多有后代歌咏前人行事的歌曲、径题前人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作者虽署名“蔡琰”，作者却实有另外之人。这种新颖的见解虽不一定是事实本身，却能以理服人，令人信服，实在是作为学者应该持有的独立钻研精神。

　　研究汉魏六朝诗的作品有不少，如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论丛》，叶嘉莹的《汉魏六朝诗讲录》，各有千秋，余著的浑厚，叶著的深情。而王运熙的这部《汉魏六朝诗简说》的朴实，给读者同样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

　　《汉魏六朝诗简说》读后感(七)：杨明：王运熙先生的学术品格和他的汉魏六朝诗歌研究

　　王运熙先生（1926—2014），上海市金山区（原江苏省金山县）人，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而后留校任教。王先生一辈子教书育人，视学术研究为生命。他的文章，读起来很平和，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却新见迭出，富于独创性。他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风头人物，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古人说，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先生的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先生的学术品格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更将如日月之悬，光景常新。

　　王先生的研究领域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为重点，创获甚多，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许多著述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集结于五卷本的《王运熙文集》。王先生与顾易生教授共同主编并亲自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都是丰碑似的著作，滋养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无数的学生和专业学者；王先生还曾还曾参与《辞海》编写，任中国古代文学分科主编；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任中国文学卷编委、隋唐五代文学分支副主编。

　　对于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是王先生数十年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乐府诗研究尤其显示出深湛的功力。在王先生的学术生涯中，首先就是以这方面的成果而蜚声学界的。产生于东晋、南朝的吴声、西曲曲调动人，歌辞内容多为男女情爱的歌唱，在当时属于所谓新声变曲。这些歌曲原起于民间，在民间广为传唱，而不少贵族人士也颇为喜好，于是加以改编，甚至利用其哀婉动人的曲调来创作新歌，在官家的音乐机构里也采纳保留了不少乐曲和歌辞。但是历代那些保守、正统的人们是轻视它们的。沈约的《宋书·乐志》既记述了部分吴声、西曲的名称和“本事”（歌曲产生、创作的缘由），又批评其歌辞“多淫哇不典正”，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五四”以后，学者们重视民间通俗文学，吴声、西曲因此而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人们往往视之为纯粹的民歌，忽略了贵族喜爱、创作的事实，因此也就不重视《宋书·乐志》、《古今乐录》等史料中关于歌曲“本事”的记载。这些记载往往说某歌曲是贵族人士所作，而所述的制作缘由，与流传下来的歌辞并不一致，甚至毫不相干。还有些记载存在混乱和矛盾之处，有些则语杂神怪，只能视为传说，不能看作史实。 因此，研究者便以无须深究的态度对待它们，至多看作有趣的故事而已。王先生却不是这样。他广泛而深入地研读史籍，证明了那些记载常常包含可信旳史实。比如吴声歌曲中的《丁督护歌》，今天我们见到的南朝人所作歌辞，都是女子送情人出征的口气，其中有“督护北征去”、“督护初征时”的句子。（“督护”是官名。）但是《宋书·乐志》关于其“本事”的记载，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说是东晋末年权臣刘裕的女婿徐逵之被杀，刘裕派一位叫丁旿的督护去处理丧事，徐妻亦即刘裕长女向丁旿询问，每一问就哀哀切切地叹息道：“丁督护呀！”于是人们便将这悲叹声演化成歌曲。这记载与今天看到的歌辞毫不相干，似乎很不可信。但王先生细读《宋书》，发现徐逵之在战场上被杀确有其事，丁旿也实有其人，甚至刘裕长女好哭，也见诸记载。因此王先生认为《宋书·乐志》所记载的“本事”未可轻易否定。那么流传下来的歌辞内容为何与此不相干呢？王先生解释道：人们利用刘裕之女的哀声制作歌曲，只是利用其声调，其内容原可以不相关的，这是乐府诗的通例。魏晋人利用汉代乐府曲调作新辞，便常常是内容与原作无关，南朝乐府歌曲也正如此。后世唐宋的词、元明的曲，也都是这样。这样的解释，对于读者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这样的研究充满了创造性，填补了乐府诗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体现了王先生研究工作的显著特点，即注意文史结合，诗史互证；对于古代典籍中的记载，既不盲目崇信，也不轻易否定，而是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王先生一贯主张的“释古”的态度。

　　除了吴声、西曲，王先生对于汉魏六朝乐府的研究还有许多贡献。例如关于历朝官府音乐机构的建构、演变，关于乐曲的分类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合理的见解。

　　王先生对于汉魏六朝诗人的研究，我们可以举陶渊明研究作为例子。大家一向对陶渊明评价很高，认为他的田园诗作表现了厌恶恶浊官场、热爱朴素农村生活的情操，又认为陶诗的艺术语言质朴真率，与当时文坛注重骈俪雕饰的文风相对立。总之，认为陶渊明作诗不随波逐流，傲然独往。王先生则通过细致的观察，特别是认真分析了陶渊明所处时代的诗歌写作风气，得出了新的结论：陶诗既有很大的创造性，应该在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但又具有和时代风气相一致的一面。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思想内容上明显地受到当时统治诗坛的文人创作风气的限制，不注重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在语言风格上则显然与当时流行的玄言诗有相似之处。这样的结论，更加符合历史的真相。这里体现了王先生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即研究文学现象时，不是孤立地进行研究，而是将对象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作多方面的联系、比较和对照，而且这种联系不是笼统的、抽象的，而是深入、具体地进行的。

　　陶渊明的诗歌在梁朝钟嵘所著《诗品》中列于中品，被认为源出于曹魏时的诗人应璩。这使得后人大惑不解。王先生作出了很好的解释。王先生分析钟嵘所谓某人源出于某人的义例，乃是从诗歌的总体风貌着眼；所谓陶诗源出于应璩，也正是如此，而并非就题材、主题立论。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王先生又将应璩、陶潜诗作对照参读，指出他们的作品尽管题材、主题并不相同，但是语言都比较通俗、口语化，时或显得诙谐风趣，而且都喜欢用通俗的语言说理发议论，在语言风格上确实具有相通之处。于是王先生对《诗品》中这一难解的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在学术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研究同样体现了“释古”的态度、立场，同时也体现了王先生一贯的主张：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必须与文学史相结合，必须建立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基础之上，绝不可罔顾具体作品、脱离作品实际而进行空泛的所谓“研究”。

　　王运熙先生的汉魏六朝诗研究，与他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都是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作，都体现了鲜明的学术风格：坚持实事求是，务实而严谨，平易而富于新创。

　　这本“大家小书”所选篇目主要依据《王运熙文集》，同时增补了文集未收的六篇赏析文字，基本涵盖了王运熙先生汉魏六朝诗研究的内容。它割舍了先生一些重要的考证性文字，因为考虑到那些论述不适合选入主要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读物中，而且其考证结论，已经包含在所选篇目里了。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