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精选
《浮出历史地表》是一本由孟悦 / 戴锦华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虽然是二人合著，但各自的语言风格还是极明显的。读到序言就觉得惊为天人。萧红一节读得沉痛又警醒。。
●“浮出历史地表”浮出的是千百年来被压抑在历史夹缝中的女性的呐喊，在以男性主导意识形态为话语价值体系的权力结构之中，女性的声音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变革中主流的社会思潮，一次次湮没于历史上震荡社会的重大事件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好，还是后来的左翼文学运动也罢，抑或者是历史图景的急剧变动，进步人士提出的“女性解放”“自由平等”等口号只是为了达到自身的社会目的，争取女性的支持，于是乎将女性囊括进去，每一次的解放，每一次的变革，刚刚从枷锁中挣脱的女性，似乎成为了独立的人，却又一次被变革后的父权制社会套上了一套新的枷锁，女性的声音都是在无往不在的枷锁中挣扎着发出声。延展开来的文学画卷，展示了庐隐“人生歧路上的怯弱者”，沅君的反叛与眷恋······得以窥见女性是怎样在历史的铁板之中艰难地寻觅女性的天空的。
●放了两年了，一直以为读完了，现在都没太大兴趣读了，艾玛
●比旧版多了一个后记，后记里对当下文化环境进行了一个总结回望，一边是好莱坞电影工业邯郸学步式追逐全球“卖腐”新时尚，这种曾经属于女性的隐秘文化被收纳为全球娱乐和流行工业的经济增长点；一边是Me Too运动下和20世纪60年代那次风云运动相比下滑和徘徊的女性生存状态。在阶级、性别和种族以外，“于今，需补充的维度，或许是年龄”。人作为一个现代发明，同时也宣布了何为“非人”
●详见书评。如果序言少一点resentment school 的戾气，大概会五星。
●第47页，周作文一篇《人的文学》，“周作文”应为周作人。第137页倒数第四行，“孙午阳”应为“孙舞阳”。第147页倒数第三行，“梦河”应为“梦珂”
●需要被读。
●几篇后记一再强调该书是年轻时的作品难免有不成熟之处。但即使是过了三十年来读，也还是充满力量啊。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一)：浮出历史地表之后
浮出历史地表，即在男性话语权利的笼罩下，将女性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母亲”，男性视角下“新女性群”剥离开来，审视女性自我话语的表达方式与女性角色的建构历程。
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与拉康的主体确认贯穿全书，女性的角色从或决绝、柔情的女儿-执着于独立的女人-大胆的女性话语表达，三十年的变迁却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五四时与逆子并肩而立的“逆女”并非全然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复苏，三十年代“放弃小我”走向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民群众更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变相否弃……《浮出历史地表》没有忽视这一往复，只是竭力在客观展现的同时，整体勾勒出一种进步的姿态，并对“大众化”立场隐隐表露惋惜（丁玲脆弱女神的定位，萧红悲惨境遇的怜惜）。
然而，进入了克里斯蒂娃的性别之战后，新建立起来的“父”，又以绝对平等的姿态消解差异，阻隔女性寻找自己的道路（不要忘了“男女平等”是我国重要的法律原则和道德规范哟），这是新的收编，甚至否认了抗争和努力的可能性，一如绪论所言“显然，如果她在无产阶级大众或抗战队伍或根据地找到奴役妇女的把柄，就会不合时宜”，因而女性的建立只能寄希望于“自由”的沦陷区，解放区的突破在三十年代就已初具雏形进而“香消玉殒”。
但是，“妇女解放却是一个永久存在的问题，它并非因帝制和古文遭到废止便自行解决，甚至也不因新婚姻法公布而失去意义。”当中国全然成为新的解放区，失去沦陷区“自由表达”权利的女性，该如何确认性别差异，说出来并说下去？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二)：荒诞的异乡人
在长期的单系差序格局所构建的中国社会之下，女性的话语领域以及历史处境向来被归置于了一个隐秘而空洞的夹缝之中
比较新颖的点是强调了父权文化下的秩序整合，女性的生存维系于她对秩序的拒绝，维系于她与社会化的性别角色之间不可弥合的差异，而后来的现当代文学中所阐释的女性形象反叛大多也只能归类于某种对于空间阵地上的想象性缓解，在话语的真空之中，女性几乎无法摆脱“我”和“我自己”的镜像反复，因而，所谓的新女性也都负荷着殉葬式的精神御重
进退维谷的历史拙劣复制之下，被剥夺的主体受到了心灵和审美的双重压制反抗，女性视点的复苏显然可以看作是自我醒转的发扬转变。由此回望现实，李星星们仍然在成为屏风上一只半哑的白鸟，浸着泪迹的混沌之后，性别意识不能再流入盲区，那些凋零中的沉寂是对纯真的、充满逃遁希望的少女无声的虐杀
而引申出的母亲形象构建也自觉地带有了对人的自主性的贬抑，事实上，由自然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历史宿命在挣扎的悲悯中撕裂了所谓权威的窘境，无论是悬浮化的欲望并置，还是生存悖论的叠加与放逐，女性，永远是第二性，永远是荒诞的异乡人
“在每一个文明的起始与终点都镌刻着一个女人的面孔，一个注定缺席、又注定被囚禁的历史话语。”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三)：我们是否永远需要关注这个命题
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三八节的时候在朋友圈里看到慧慧的短文里引用了如下的这段话——
在文学中，也是在现实中，女性们只有两条出路，那便是花木兰的两条出路。要么，她披挂上阵，杀敌立功，请赏封爵——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这条路上有穆桂英等十二寡妇，以及近代史上出生入死的妇女们。甚至，只要秩序未变而冒充得当，还会有女帝王。要么，则解甲还乡，穿我旧时裙，着我旧时裳，待字闺中，成为某人妻，也可能成为崔莺莺、霍小玉或仲卿妻，一如杨门女将的雌伏。这正是女性的永恒处境。否则，在这他人规定的两条路之外，女性便只能是零，是混沌、无名、无意义、无称谓、无身份，莫名所生所死之义。
我深受触动，当下便去搜索出处，最终顺藤摸瓜找到了这本已经问世三十年的著作。后面汪锐提及了戴锦华独撰的《涉渡之舟》也再次引用了这段文本，那是后话了。
从最开始读前言的时候，看作者讲述作为空洞能指的女性形象，就一直在好奇，孟悦和戴锦华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审视过去三千多年以来女性在历史地表以下以及刚浮出地表那段时间的处境的。
首当其中的疑问就是她们的女权主义是否包含有当今语境下的“田园”色彩。
举例来说，前言中提到的“物化女性”的例子，放到现今早已成为了常用的文学修辞手段，脱离了最初的隐性含义。譬如我们提及国人皆熟知的形象——关羽时，也总是会说其面如重枣，用这种近似“物化”的形容来描绘一个男性显然是不含任何贬义的。所以，我心中一直存疑——以此为抗争之矛是否有失偏颇而矫枉过正呢。
但若这个问题仅是立足于女性形象浮出地表之前，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又会有第二个问题——孟悦和戴锦华写这本书的立场是基于动笔时现实女权已得到改善，一切斗争功成名就皆大欢喜，还是基于想象中女权应有的样子来做对过去那几十年的批判的。直到今早，我内心依旧没有得到明晰的答案，甚至于临近读到正文末尾的时候还是不解，我便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慧慧。
慧慧同我讲，我没记错的话，这本书是89年的。那个时候的情况是改革开放10年，西方思想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期。孟悦戴锦华的一些声音，也是姿态比较激烈的控诉。全世界的边缘群体在最开始发声的时候，姿态总是比较激烈的，不然很容易被主流声音湮没。你说的两点，我觉得应该都有。因为毛泽东时期的妇女地位确实得到了法律政策和制度上的大幅度进步。
我认同这个说法，但只是对于没能从作者口中（或是说笔下）得到确定的答案而感到遗憾。而今的女性就得到了应有的、独特的社会性别了吗？是不以强行消除差异的方式吗？如果不然，那么理想型的状况应该是怎样的呢？现在又存在那些问题呢？
直到把全部正文读完，开始读再版和五版的后记的时候，终于豁然开朗。戴锦华一人以《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例子揭露了当代男女平等的现状和问题所在，揭露了在党的光辉掩映下新的父女关系。毫无疑问，斗争还是要继续的。
抛开这个问题，谈读这本书的感受。作为非科班出身的，没有丝毫专业背景，也对文中提及的女性作者的作品涉猎较少的情况下，读完全书真是相当吃力。耗了两个月的时间也只是囫囵似地学习了个大概。
但对于女性这一独立的性别在过往多年来的处境算是有了一个大概的、相对体系化的认知。尤其结合去年读过的张爱玲的部分短篇小说来反证时，更是感慨颇深。
我最初将这篇笔记命名作“我们是否需要永远关注这个命题”时，并没有过多的考虑。但后面再进行补充时，还是决定将其修改为“我们是否永远需要关注这个命题”。我当然不希望强调这个过程是如此之长，也不希望这个过程真的是如此之长，正如戴锦华本人所说，“是为了祈望类似讨论的社会必要性的最终湮没”。
但我们显然能够看到，这条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四)：读后
戴锦华
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
女性的反真理
从男耕女织到“父子相继”
人伦之始
妻与己齐——话语权
女性形象
一百年：走到了哪里？
女性与民族主体
从“我是我自己的”与“女子没有真相”
“祥林嫂系列”与“新女性群”
五四十年：悬浮的历史舞台
弑父时代
从女儿到女人（父亲的女儿 塑造母亲 爱 反侵犯性话语 经验与话语互逆）
庐隐 “人生歧路上的怯者”
沅君：反叛与眷恋
冰心：天之娇女
凌淑华：角落中的女性世界
三十年代：文明夹缝中的神话（轮回 黑暗阴影与白天的分割）
丁玲：脆弱的女神
走向战场与底层
都市的女性：辉煌之页的边缘
白薇：未死方生
萧红：大智勇者的探寻
四十年带：分立的世界
主导话语阵地与解放区
女性女人女性话语
苏青：女人——占领区的平民
张爱玲：苍凉的莞尔一笑
1. 女性生存于家庭之中而被排斥与社会之外
2. 男性拥有话语权，拥有创造密码、附会意义之权，有说话之权与阐释之权，齐 匹敌
3. 福柯曾说“诗语与正常语言相比，犹如疯狂与正常之比。”同样可以用于形容女性的话语体系。语言文字并不是女性通向迪拜哦世界，通向社会主导交流系统 的一座桥梁，他本是首先是父系文化所拒绝和统驭异性的，与肉身囚禁并行的一刀精神狱墙。必须经过男性话语原则的监察滤化过程。
4.女性的物化（芳草——红楼梦）到我是我自己的
5.男性创造符号
男性叙事话语 焦仲卿妻的秩序内的女性安排了死亡结局，“以死明节”
性别整合任务 奴役与理想 排斥与接纳
出路
（1）首先男性角色进入秩序
（2）女性的永恒处境
6. 写作毋宁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拯救”，是对“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女性写作与其说是运用话语，不如说是改装或改写话语，是将现成语言、现成观念。现成叙事模式改装地不那么规范，以便适于女性使用。
7. 父的缺席p56 叛逆自由的女儿的创作咋某种意识上也包含着一种寻找创作复活母亲——理想之母的内容。形象：年迈、饱经忧患、受苦难者、弱者
8. “将真事隐去”而写焦虑与泛泛的人生信念， 迷茫不绝。隐去了心中的风雨而躲进母亲怀中。 微妙独特的个人经历中蕴含的性别经验。
9. 结构主义叙事学 克洛德·布雷蒙 p72
10. 空洞的能指
11. 爱情作为女性反抗途径 首先直写对传统行为规范充满强烈蔑视和挑战意味。对恋人的无限信任与将爱情视为一种信仰。
12. 革命往往是女性反抗社会化角色的途径之一。
13. 冰心的母子双向构成，双向保证了的生命一体关系，冰心给出了一个完整和谐的、既潜藏与人生之中，又独立与社会之外的世界模式。
14. 冰心借助男性口吻来描写女人，“男士之女性观”的动因是寻找女性自我的作家已无力在秩序之外走得更远。
15. 凌淑华在叛逆弑父与追寻母亲之外，还对时代女性的隐秘、封建、可悲可叹与可鄙的一面进行描写。
两种：新女性、知识女性太太
两种语气：讽刺与同情 （诗意氛围） 构成主体 的分裂
16. 黄人影《中国现代女作家论》
17. 大众之神 在政治道义社会力量以及价值上的意识形态感召令作家们趋之若鹜。阶级观念
18. 女性肉体的觉醒（纯肉感）
19. 一个自主自立自由的女性势必就要面对生存孤独的女性 孤独包括：女性自我的选择 女性生存与精神文化的处境
20. 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转变 女性的消失
21. 知识分子观点的复苏引发了女性视点的复苏
22. 无性之性 解放区实现的男女平等，一是生产方式的需要，而是新的社会秩序的需要。 消灭差异而实现的 个体对群体，百姓对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统一在性别上的体现。
23. 拉康的菲勒斯理论
24. 苏青的权威母亲话语
25. 张爱玲的逃遁 “绣在屏风上的鸟”，飞翔于逃遁的意象也是死亡与禁锢的意象，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五)：笔记：浮出历史地表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孟悦 戴锦华
绪 论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恰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
一、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
女性的（反）真理
从男耕女织到“父子相继”
如果说在一个非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男耕女织很可能还不过是一种分工而已，那么在父系统治兴起后，社会分工上男耕女织的主辅结构却只能导致一个结局，那便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上的父子相继。
“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
家庭和氏族系统将女性之异已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从而纳入秩序。
“人伦之始”
伦，是一种统治秩序。
《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白虎通·虢篇》 陆贾《新语》
《易·序卦》：“有天地然后而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由“男”而“夫”，是男性自身的完满：成为“夫”意即获得某种对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信任——一家之主，而由“女”变“妇”，则是自身的丧失，是“盲如男子之教而表其义理”。
“妻与己齐”——话语权
“后”、“夫人”、“内子”、“命妇”、“庶人”、“妻”。
男性创造了女性的词、字，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从“孝女”、“节妇” 到“妇人”、“祸水”，从“不读不识”到“深明大义”，从图画乾坤、阐释阴阳到删述六经、建立刑律，从制定婚仪到书写历史。
《女诫》
女性形象——空洞能指
“物品化”与“欲望权”：
如花似玉、弱柳扶风、眉如远山、指如春葱，以及软玉温香、冰肌玉骨 “金莲” “莲步”
《聊斋志异》“狐妖美女”
性别错指：
以女性形象、女性身份自喻：从《离骚》一直沿袭到《红楼梦》。
“子”那种从属于、服从于父的“阴”属地位很能说明其阉割情结。
“寡人”“朕” 中国唯一有权干预政治的整个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处于被阉割的地位
女英雄形象：唐传奇中的侠女红线 杨门女将
《孔雀东南飞》、《窦娥冤》的结局便是不掩饰其虚幻性的完满——合葬或降雪。
《孔雀东南飞》 “死同穴”必须最后由男性达成。
《孔雀东南飞》歌颂的并不是一位反抗了礼教的女性，而是一位反抗了滥用礼教者的女性，一位具有男性规定意义的女性；歌颂的不仅是她为了爱情宁死不庙，而且也是她的以死明节。
韩凭妻、虞美人式的临辱自刎、阴腐其衣、以死明节
崔莺莺的一系列大胆主动的行为违犯了礼，但她的理想幸福却在秩序之内。
两条出路
二、一百年：走到了哪里？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自父系秩序建立以来第一个绝无仅有的弑父时代。
女性与民族主体
秋瑾 《中国女报》 女留学生、女科学工作者、女学者、女文学艺术家
30年代的女性们发现自身前一阶段刚刚获得的自由，被挤在两大角色系统的夹缝中，一是市民家庭妇女，一是都市生活色相市场的商品。《莎菲女士日记》 《梦珂》
她与男人同样从属于这一个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中性的集体或集体的象征。
从“我是我自己的”与“女子没有真相”
“父亲的女儿”们“我是我自己的”
确立“我”与“自己”的关系
易卜生《玩偶之家》：“我是和你一样的人。”
它不仅阻挡着子君的精神出路，而且也说明了莎菲那“女人味”的“我”与嘲讽这女人的“我”，那肉体的“我”与心智的“我”的分裂，说明了白薇那“没有真相”的女人，说明了萧红对自我的坚持和避讳，说明现代三十年乃至后来的女性们面临的困境。
“祥林嫂系列”与“新女性群”
试以新文学史上最醒目的两类女性形象为例，一是样林嫂系列，即由祥林嫂到“为奴隶的母亲”，再到“白毛女”这样一个劳苦妇女形象的发展过程；一是“新女性群”，特指茅盾以及蒋光慈笔下的那些大革命时期的女性人物。
《雪夜》《贞女》《一生》（《这也是——个人？》）《祝福》《明天》《玉君》
《夜》《为奴隶的母亲》《大堰河——我的保姆》《奶妈》
“新女性”系列：如慧、桂少奶、孙午阳、章秋柳、梅行素。性和欲望与女性生存及情感的分离。
在肉体上已死的祥林嫂是作者怀着深广的幽愤，借以审判旧秩序、颠倒旧价值的祭品。而在精神上必死的新女性，则是作者不无痛苦地掩埋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信念时的殉葬者。
这样一种既要女人觉醒又要女人沉睡的话语，为男性造就了完满的意识形态神话，而给女性带来的却只能是自我分裂——如果她还坚持这份自我的话。
心理上和话语上的分裂 。女作家们的眼睛是被割裂的。
《生死场》、《生人妻》、《三八节有感》、《结婚十年》也可以为有关民族性、大众及城市生活的描写提供反主流的参照系。
第一部分（1917——1927 ）
第一章 “五四”十年：悬浮的历史舞合
一、弑父时代
弑父——历史坐标上的零点
从《敬告青年》到《现在的屠杀者》，从《孔子平议》到《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从“贞操问题”到《我之节烈观》，从“救救孩子”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及《人的文学》，新文化先驱们旨在废弃的是文化领域的“帝制”。
魅力与匮乏
何为人道、科学、民主，如何人道、科学、民主，能否人道、科学、民主？
两个死者，一个镜像
先驱者们似乎很少运用这老旧中国妇女的内在视点去揭示她眼中的历史，考察她与社会在哪里发生了冲突。
没有勇敢的子君，便没有作为引导者的滑生的价值，而一旦涓生发现自已无力继续引导，子君便只能精神堕落，乃至死亡，否则这关系模式便无法成立。
娜拉几乎构成了这代女性的“镜像阶段”，仅在文学中就有多少摹仿或酷似的举动：子君决然离家，娴娴最终出走（茅盾《创造》），庐隐《男人与女人》，胡适《终生大事》……
二、从女儿到女人——五四女作家创作概览
“父亲的女儿”
女儿，父亲的叛逆之女，母亲的不孝之女，新文化的精神之女，是五四作家创作中隐在的共同自我形象。
“女儿”似乎并不是独立的主体，而且是逆子的他性投影。
恋女儿那种有人保护的、.不用承担世界和自己的压力的孩提阶段。
青春、骚乱、幻想、脆弱、幼稚和肤浅，不具备成人那种老辣坚定的目光。
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日记》中的“女儿”已没有、了双亲。
塑造母亲
母与女共有一种情感上的同一，母女关系甚至时常密切到不容第三者插足的地步，不仅父亲的形象在本文中往往缺席，就是爱情也不能间离。
从一方面看，母女之情得到重视很可能是由于母亲代表了历史中的弱者。出于对强暴专制的封建父权秩序的逆反，女儿们倾向于向苦难宽容的母亲形象的价值回归。从另一方面看，一代尚未独立立足社会人生，尚未成为性别主体的女儿们需要以母亲填补主体结构上的不自足性。
她们笔下的母亲往往是多重的，时而是父权意志的化身，时而是值得庇护的历史中的弱者，饱经一世艰辛忧患；时而又是童年时代的养育者、保护者，对女儿怀着无限的无条件的爱。
爱——反侵犯性话语
女作家率先撷取的便是基督教文化中爱的观念与泰戈尔爱的哲学的混合体。
爱已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概念或情感主题，它是一种更有悲悯性的、弱者的、反侵犯的文化的萌芽。
经验与话语互逆
似乎它在进入本文的途中遭到了某种催化作用或加工过程，结果在本文里，你更多看到的是对各种抽象观念的探讨和议论，那些作家一己的或女性独有的经验，几乎淹没在诸如爱、人生意义、友谊、恋爱神圣、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等浮泛而中性的时代语汇之海，失去了其独特和个性。
写女人
陈衡哲《络绮丝的问题》知识女性爱情与事业矛盾主题
凌叔华《绮霞》、《小刘》 妻子 家庭妇女
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同性女学生之间的恋情 《春》《花之寺》《酒后》《女人》新式夫妻生活
苏雪林《棘心》
第二章 庐隐：“人生歧路上的怯者”
庐隐的世界
父母之家的弃儿
庐隐似乎是在用她的作品构成一道不堪一击的围墙，来环绕她自己和她的世界。庐隐的世界是狭小的；从闺房、客厅到教室、沙龙；即使在水天辽阔的海滨，她所索取的也是“左绕白玉之洞，右临清缓之流”的“数间小屋”。
男人们来而复去，留下了爱恋、憧憬、痛悔，甚或死亡。男人们带走了庐隐的姐妹，却只是使她们幻灭、枯萎，而没有给她们幸福，充实或成熟。
在庐隐的前景里，只有女儿/少女，和少女样的妇人。
这只是一个社会群体，而不是一个性别群体。
于是，仿佛只有两条路，理智战胜了感情，便是牺牲——“自苦一辈子”；感情战胜了理智，便是平庸、堕落、乃至死亡。
这与其说是一个女性的世界，不如说只是一个非男性的世界。
狭隙间的两扇门
爱情，是她们唯一的旗帜，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屏障。但爱情却只是婚姻一结合的前声。
悬浮舞台与文化死结
“情智激战” 并不象庐隐本文中表述的那样，是一种人类的普遍困境；在其潜本文中，所谓理智显然是那个基本，上缺席的父的呈现；是父的名、父的法的内在化，是已然完形的新的象征秩序中隐抑了女性欲望与自由的编码。
它凭借对女性自身欲望的否定，完成了对男性欲望的否定与拒绝。
第三章 沅君：反叛与眷恋
1923年以来，她以反抗的青年女性的姿态登上文坛。在《创造周报》、《创造周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旅行》、《慈母》、《隔绝》、《隔绝之后》，因笔触大胆而震动了一代读者。 《菤葹》
爱情作为女性反抗途径
沅君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些新派或即将走入新派的青年女性，对待两性爱情，她们有两点态度值得注意，一是对恋人的无限信任，二是将爱情视为一种信仰。
植于一种以爱情为标志的时代精神同盟。
性爱道德观
“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接吻密谈外，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隔绝》）。
借旧的观念“不及乱”而保护捍卫自己。
这种以男性“牺牲”欲望为佐证的纯洁之爱过多地表现了男性感情中“崇高”的一面。
母女纽带
由于这种认同，沅君实际上写出了对文学史上女性家长形象的一种重构，她笔下的母亲在理智上是父权意愿的执行者，但在感情方面，却已不再是以往小说中那个贾母式的父权权威体现者，她所留恋的母亲是无限慈爱的、羽小无助的、饱经优患的、需要保护的，非但没有权威，反而很普通。
对沅君笔下的人物而言，情人的爱与母亲的爱乃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维护着她的精神平衡，通过情人的爱，她成为父权和礼教的叛逆，但又通过母亲的爱来回避从女儿成长为成人的恐俱，回避那个关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于一个未知、孤独的性别的诸多问题。
第四章 冰心：天之骄女
得天独厚
冰心的双亲对她的疼爱和爱护必定远远超过对她的管教、苛贵。
冰心无须拒绝双亲或被双亲拒绝，才成为女儿，她只须从双亲处接过爱的凝视，又以这份爱凝视自己。她的成长似乎不必经过与父系秩序的冲突遭遇，而只须通过母亲形成一个单性的连续体；在浑然一体的母女关系中由女儿直接变为母亲。
神圣的母子同体——极乐的一瞬
《致词》：子——母怀——小舟——大海 胚胎与子宫
冰心笔下的孩童是一群小天使：《分》《世界上有的是快乐与光明》《最后的使者》《寄小读者》
只有了解女性在整个父系象征序中的分裂痛苦走投无路，才会感受到那伊甸的幸福，或者说，母子世界之所以会是“极乐的瞬间”，乃是由于女儿们已置身于父子世界的门边。
“心外的湖山”、身外的面具
冰心那些问题小说——不论杜会问题还是人生问题的小说，其主人公连同叙事者几乎多半都是男性。那个低吟“斯人独憔悴”的青年身上，在那一夜之间悟出人生大爱的悟者身上，那个绝望之中复又希望的诗人身上，已经很难找出女儿的踪影。冰心似乎是以子—女儿们的男性同辈一的身份步入这“心外的”世界的。
在冰心作品里，“爱”最终还是成了一种时代口号，一种“哲学”乃至宗教式的信念，这一切都不是通过女儿，而是通过另一性别身份——儿子（叙述人或人物）来完成的。
《悟》最终却引入一个造物主的形象
如果将母子世界喻为冰心作为一名时代之女心理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前俄底浦斯阶段”，那么《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悟》、《最后的使者》等作品中的主体则具有一种相应于“俄底浦斯阶段”的人格，一种篡取或意欲篡取父之名的人格或人格面具。 父子—母女
长不大的女儿
《往事》集：《悟》《别后》 《姑姑》集：《分》
《六一姊》、《别后》、《剧后》、《冬儿姑娘》、《三年》、《姑姑》、《相片》、《我们太太的客厅》、《第一次宴会》。
冰心很少以女性视点去表现男性或两性关系，倒是常常借助男性口吻去描写女人：《别后》《姑姑》《关于女人》
她选择一个男士替身或许是为了更好地赞美描写女性，而所能赞美和摹写的却只是男性标准规定的女性，尽管这标准是十分先进的标准。
第五章 凌叔华：角隅中的女性世界
闺房中的风云变幻
一群几乎被弑父时代所忘却的旧式少女：《绣枕》中的大小姐，《吃茶》中的芳影，以及《茶会以后》的两姐妹。
“太太”阶层
黄人影在《中国现代女作家论》中提到，凌叔华笔下有两种类型的太太，一类是新女性或知识女性太太，如《酒后》、《花之寺》、《春天》中的女主人公，另一类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旧太太，如《中秋晚》、《有福气的人》、《太太》、《送车》。
《中秋晚》冲那个因丈夫团圆节不吃团鸭而耿耿于怀的太太。
在《中秋晚》、《有福气的人》中两种语调：A.一种是冷静、充满批评、嘲讽意味的口气B.充满同情甚至温情。这两种语调构成了小说中双重叙述文体、叙事者和拟想作者，或者说，构成了主体的分裂。而这种叙述主体的分裂性恰巧对应于章老太所面临的复杂处境，即她周围社会关系的两副面目。
新女性与新妻子
新女性在文学史上有两种出路：子—章秋柳。
《病》、《他俩的一日》、《酒后》、《花之寺》、《春天》。
在夫妻之间存在某一真实或拟想的外来因素：吻异性朋友、两个人的对话、以女读者的口吻给丈夫一封信。
第二部分( 1927—1937 )
第六章 三十年代：文明夹缝中的神话
一、轮回
进退维谷的历史步履
如同辛亥革命没有打破阿Q和九斤老太们的昏睡，“五四”风潮和北伐战争也不过是飘过这广袤的乡土上空的一丝游风，除去带来一些对生存的恐惧，并未对这一乡土有更大的触动。
大众之神与政父
中国历史并不允诺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至少，“二七”年新的政治局面将这一允诺击得粉碎。五四时代的弑父者们仅仅推翻了一个父亲一封建君主和封建文化传统，但他们显然无力动摇父权统治本身。实际上，蒋介石集团正是以新的政父面目登上历史舞台的。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笔下的“阶级”与其说是与特定生产方式相关的概念，不如说仅仅是以贫、富划分的两类人众的统称。显然，他们并不关心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科学内涵，真正打动他们的只是那种颠倒了现实中强弱价值的对抗性模式、以及对抗者中广大下层一方最终将通过斗争获得解放的结局。
一个神也似的大众
双刃匕首
“大众之神”在政治、道义、社会力量及价值上的意识形态感召力令进步作家们趋之若鹜，这是他们所能选择的唯一条对抗政父的“正义”途径。
站在大我、群体、大众立场对个人、小我、城市知识分子的否定、抛弃、淹没。
在左翼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形象联带着两种规定情境：
A.新的劳动妇女形象，如叶圣陶的《夜》、魏金枝的《奶妈》、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
《山峡中》《春风沉醉的晚上》《骆驼样子》。
.一批新的都市女性a.一类是静女士、 方太太及《子夜》中的林少奶型，她们追求个人幸福，只知浪漫和温柔的小家庭而落伍于时代b.一类是泼辣狂放的新女性，如慧、孙午阳章秋柳、梅行素和王曼英。
二、黑暗、阴影与白天的分割
陷入孤独的女性
她们独自面对着铁板也似的两大社会块面：广大贫穷落后的乡村与她们远隔一个时代，那里的生存方式和那里的妇女，是她们过去的历史或“无历史”处境的缩影；而在新政父统治下日趋正规化、稳定化的都市生活，已于转瞬间承袭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男性标准，健全了一套全新的女性社会化角色；高雅的室内花瓶，社交场合的交际明星，文化市场的色情观照对象，市民生活中或驯顺温柔，或麻木浅薄的夫人妻子，以及形形色色关于“女人味”的标准，关于女人的美、善、恶、神秘、诱感的种种界说，这一切与叛逆之女性们“娜拉”式的自由信念完全相左，格格不入。
《梦珂》、《阿毛姑娘》、《喜筵之后》、《娜拉的出路》
《三八节有感》、《呼兰河传》
他人的女性之躯
女性肉体的醒觉：《梦珂》、《莎菲女士日记》
她们确立了对男性的深刻怀疑，也可说，确立了性别差异之敌：凌叔华《女人》、白薇《悲剧生涯》、沉缨《喜筵之后》
“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
双重黑暗：第一重黑暗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来自肩负“社会草命”神话情节的大众之神投给她们一更弱者们的浓重阴影，如前所述，它把女性划出了时代主潮之外。第二重黑暗则来自女性内心，来自自我认识上的障碍。
第七章 丁玲：脆弱的“女神”
异化与孤独
处女作《梦珂》：一个女模特遭到的侮辱的事件。现代都市生活中男性色情奴役者与被奴役的女性之间的矛盾。
莎菲：
《阿毛姑娘》：阿毛最终的自杀，表明了对中国社会城乡两大生活方式的双重失望，表明了她精神的生命已无所归属。
《暑假中》：当学校的工作使她们团结振作起来时，作者似乎在暗示，孤独没有改变，但孤独有了意味。工作的价值似乎值得她们不去作太太或商品。
《岁暮》：
《小火轮上》被学校辞退工作的芦大姐茫然不知所去。
《暑假中》几个姐妹有了秋季的工作暂可寄托，暂时没有面临辞退危险，但谁又能保证她们的心灵不会停止在某一点，生命变成一种封闭的孤独的循环？
《日》中的主人公在肮脏的城市贫民与衣冠楚楚的上等市民身上看到同样粗鄙蠢然的目光和思想。
“韦护”的两面
1930年丁玲创作发生了转变，这转变可以说由女性作家内在危机与意识形态特点合力促成。直到1929年4月写完的《日》为止，丁玲描写的女性走的是一条自我保护式的反抗之路，那是一种狂狷、冷傲、鄙弃世俗、厌恶庸俗的自我保护。
短短一年之间，丁玲顺应着时代大潮，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
《韦护》、《一九三O年春上海》涉及到了女人一城市自 由女性与革命的关系。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在娜拉出走的道路上缀加上革命的归宿。
《串护》：韦护与丽嘉的爱情为同志阵营所不容，并非因为韦护因爱情放弃工作，而是出于同志们一大众下层的人众对他上层社会绅士风度、他的生活方式的嫉妒。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革命阵营的或大众的视点。在玛丽身上复现的那些丽嘉式的特点已带有“革命”理性对小资产阶级女性的贬抑。
《一天》：一个刚刚投入革命文艺工作的热情青年知识分子陆祥初次接触下层民众时的经历，他遭到那“无知的一群”的误解、敌视甚至被当作小偷，等到证实不是小偷时仍要受恶意的侮辱，但他因革命工作的信念隐忍了这一切，他对下层人众的弱点本是很敏感的，但是因为大众的苦难和工作需要，他对下层人的弱点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愚顽变成忠厚，无知可以同情。
《田家冲》则以一种理想的田园风格弥合着三小姐——个从事革命的知识女性与农家仆人之间可能的差距。
《水》
《奔》、《杨妈的日记》、《松子》。
在《母亲》等小说中也似流露了一种企图，即把中断了的女性思索与大众的命运溶为一炉。
复苏与泯灭
抗战曝发前后，丁玲逃脱了国民党的幽禁来到西安，从事党的革命工作并奔赴抗战前线。这期间，她写下了十余篇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邡《一粒未出膛的子弹》、《压碎的心》、《县长家庭》、《入伍》、《新的信念》等。这些小说将大众的觉醒、大众的苦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了起来。
《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
《大度、宽容与文艺日报》《我们需要杂文》
《三八节有感》
《夜》也涉及到农民干部的心理灰暗问题。
《太阳照在桑千河上》
“我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就由这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与人物》）。
第八章 走向战场与底层
血写的革命与墨写的革命
谢冰莹于1927年北伐途中写下的《从军日记》（后有《女兵自传》），到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的《红的日记》（《贩卖婴儿的妇人》《小阿强》），再到葛琴的《总退却》，使女人的形象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第一次真真实实地与枪炮、与流血牺牲的革命、与战场、战地生活联接起来，她们体现着历史变幻中给予女人的，女性们在挣脱枷锁过程中所抓住的新的身份角色。
放弃小我，走向大众
走向乡土大众的女作家罗淑、草明、白朗。
草明：《倾跌》、《没有了牙齿的》、《绝地》、《轮下》、《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
罗淑作品的复杂性或许可以用“故事”和“话语”这两个经典的叙事学概念分析。故事这个由事件、动作发生链构成的层面，带有典型的时代模式，即表现大众的苦难和反抗，《生人妻》、《井工》、《鱼儿坳》、《地上的一角》、《桔子》。而在讲述话语层面，却闪灼着另一种超越苦难本身的价值：《生人妻》《阿牛》《贼》《刘嫂》。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相当中性。
第九章 都市的女性：辉煌之页的边缘
唯美意识形态
从数量上看，在这大时代默歇地写着女人的故事的作家并不算少。五四后第一代女作家中的庐隐、冰心固然在写《象牙戒指》，《女人的心》和《关于女人》，凌叔华也在原有基础上推出新意，她的戏剧小品式的《女人》及《小哥俩》中的《英子》等几篇，在立意及艺术上都仍然不失别致。与她们年代相同，但1927年前未见作品问世的苏雪林这时期写出了短篇小说集《绿天》和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此外，新一代女作家，也有人专注于这片领地，值得注意的除去丁玲、白薇等人外，还有林培志、沉缨等一些名不入册的作家。
苏雪林《绿天》：除了《小小银翅蝶》是以比兴手法记叙作者在异国读书时的思想心绪外，其他五篇（《绿天》、《鸽子的通信》、《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几乎都是描写新婚不久的夫妻生活，或写暂别时一草一木、一物一景唤起的女主人公对丈夫的思念期待，或写夫妻欢聚时共同分享的小小的欢悦和愉快。
除了对于家和空间环境的一种唯美感受外，丈夫走后她的生活实际上是空虚的，甚至可以说，唯美的王国是女主人公对自身空虚的刻意掩饰和填充。
履着“新文化”碎片徘徊
沉缨：《夜阑》、《喜筵之后》、《某少女》、《女性》。
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式的都市生活异化特点的爱情。
《爱情的开始》、《喜筵之后》，《时间与空间》、《生涯》、《下午》似乎就可以排成这样一个系列。这些女性们先是忍受、哀怨、猜忌——《爱情的开始》那个被男性不专弄得十分痛苦的女人，直到对方作出爱情虚伪表白时，才放弃希望，继而她也学会了竞争的伎俩和虚伪的周旋。
《旧雨》中那一群意气风发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后，十有八九被恋爱风卷入了家庭，并就此锁闭在室内和孩子身边。不多几个坚持读完大学的虽不甘屈服。《女性》中的妻子本来坚信做母亲会是女性的牢笼，会把抱负和理想全付葬送，因此决心忍受巨大痛苦打掉了孩子。但身体恢复后，她却并未象所说的那样重新做人，实现理想，相反，她的理想和精力又全部集中在做母亲的愿望上了，事事处处要纪念那被打掉的孩子。
《回家》中的丽尘本是在投奔“伟大神秘的国度”之前到家告辞的，但见了久别的亲人后心中又十分不忍。《空虚》：当年她曾勇敢地反叛家庭，但如今却无力在丈夫的挽留下坚持自己的意愿。
第十章 白薇：未死方生
从她零散的回忆和记述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她有一个严厉守旧的父亲，她未及成年便被迫嫁到虎狼之家，她不堪忍受丈夫和婆婆的虐待而出逃求学，她只身流亡日本，以及她那痛苦的恋情和不愈的病痛，这便是这个父亲的女儿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历史变迁中的坎坷经历。
1925诗剧《琳丽》：琳丽志在为爱情献身，“象花瓣一样酒落在你面前”便是她的名句，而她本人则殉情而死。璃丽则始终保持清醒的怀疑；“男人都是不专的。”
剧作《打出幽灵塔》、《乐土》 小说《炸弹与征鸟》、《受难的女性们》 1936长篇自传《悲剧生涯》
“弑父”场面中的女性
《打出幽灵塔》也许是现代文学中少有的一部在“弑父”场面中正面描写女性反抗阵营的作品。
“五四”至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命运——《炸弹与征鸟》
1930《炸弹与征鸟》
两类女性：一类以彬为代表，她在玩弄爱情和男人方面花费了最大精力。另一类女性则以玥为代表，她属于对角色有反思的女性，她时时发现角色的要求与自我的追求之间的差异，因为她不甘作装饰物，她要保持自已的高洁自由和对角色的反抗权。
革命并未将女性从社会化的女人角色中还原自我，而反倒加重了女性的异化，玥如果不能像男人一样手拿武器冲锋陷阵，便不得不以自已身体为武器，为“革命”的“工具”。这一点玥接受了。
这场革命也并未达到女性作为一个被压迫者预期的目的，它最后的胜利成为一场闹剧。
十年孤独——《悲剧生涯》
爱惰落入话语模式：碧苇（白薇的化身）是应友人之托作为一一个拯救者出现在与威展的关系中的，当时威展正因所爱的女人红别有所爱而陷入痛苦，乃至精神颓废，欲退学经商，又欲复仇杀红而后死。当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脆弱，鼓励他不放弃精神的追求后，他们萌生了爱情，从此也便萌生了两者关系的特征或“规则”。
爱情导向女性的孤独：他们从时代那里秉承来两种互相冲突的爱情观，譬如，展可以同时爱两三个女人。
苇爱的是展这个人，爱他天性的美的部分，而展爱的仅仅是苇的爱。
没有“真相”？：她们讲的几乎是两个故事，在苇的眼睛中，展的自私、无情无义、不负责任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展的口中却完全相反。他必须将苇这种不合规范、无法归入已有“女人”概念的女性重新纳入一个可理解的系统。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的字样，诸如“怪物”、“奸诈” 、“欺骗”、“残酷”等等，这里已隐含耆古已有之的男性话语中的另一个女性原型：巫女。为了将不合规范的苇套入这一原型，展甚至不惜于苇病危昏迷之际逐页修改苇的日记一修改他们关系的事实记录。
与此恰成映照，苇的自述却苦于找不到如此现成的概念或规范。她那冗长的、重复的、语无伦次的叙述中透露出一种“表达的焦虑”。
第十一章 萧红：大智勇者的探寻
命运
父亲的家与祖父的家：
《家族之外的人》、《 永恒的憧憬与追求》、《呼兰河传》、骆宾基《肖红小传》
两种结交方式
青春时代：
祖父去逝、逼婚逃婚、受骗怀孕直至陷于哈市某旅馆顶楼面临被卖的绝境。
爱情与写作：在与萧军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萧红那冷傲敏感的自我与博大任意超然的自我正趋弥合，那向来被划分为两半的心灵世界正在合一。 抄稿 “每天家庭主妇一样的操劳，而他却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怀酒，在背后，还和朋友们连结一起鄙薄我”
女性的抉择：民族、爱情、女性的三重危机
她不但又开始给端木抄文稿，又开始忍受他对她写作的讥讽（这回是当面讥调），而且，每遇风险，她总是端木的第一个放弃物。她曾孤身一人被抛在炮火威逼下的武汉，身怀九个月身孕绊倒在船坞，无人搀扶。
女性的历史洞察力
萧红的创作以193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包括与肖军合著的《跋涉》，以及《生死场》、《手》、《牛车上》、《商市街》、《桥》、《家族以外的人》等小说和散文，后期作品有《黄河》、《民族魂》、《鲁迅先生散记》《山下》、《旷野的呼喊》、《小城三月》、《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呼兰河传》。
自然——生产生活方式——无所不在的主人公：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你已分不清究竟是动物般旋生旋灭的人众造就了沉滞的生产方式，还是沉滞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动物般的人众。
另一种乡土人众：
三种群体心态：
①与乡土自然生产方式相应的动物性心态。月英的病体 孩子们的病体
②与乡土社会生活相应的非政治、非文化心态，不妨称非主体心态。隔绝于政治、胡子、革命党、和以五寸长的玻璃针、橡皮管、药水的西洋医病法的人众。二里半 赵三们
女性的眼睛：妊娠、临盆
彻悟与悲悯
大泥坑 祭祀
麻木群体对历史的停滯应负的责任：小团圆媳妇
“个人算什么，死又算什么？”
第三部分（1937—1949）
第十二章 四十年代：分立的世界
一、主导话语阵地与解放区
民族新生抑或寒夜？
民族危机和政治黑暗使国统区知识分子们在某种意义上承受着五四新文化先驱们那种“铁屋子”中的醒觉者的痛苦。
《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腐蚀》、《还乡记》、《升官图》、《捉鬼传》、《马凡陀山歌》、《长夜》乃至《猫城记》、《五子登科》、《八十一梦》。
这种神话的简单之处在于，它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以一个光明的、善的政父代替照暗的、恶的政父（这一点在《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以及许多其他作品中都有所暗示），而对历史的惰性之源未有丝毫触动，也不作任何揭示。
《寒夜》、《第四病室》、《岁寒图》、《财主的儿女们》。郁茹中篇《遥远的爱》
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善
如孔厥的《受苦人》、歌舞剧《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阮章竞的《王贵与李香香》，以及孙犁的《荷花淀》。 第三种女性
《白毛女》：喜儿作为女性在情节中的功能始终相当于善与恶、英雄与恶棍之间争夺的价值客体。
无性之性
无差异几乎是这一权力结构昭示天下的精华所在。
解放区实现的男女平等，一方面是生产方式的需要，一方面是新的社会秩序的需要。
女性与个人共谋
《寒夜》 《三八节有感》
二、女性、女人、女性话语
牢狱与自由
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创作的第三个高峰竟出现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沦陷区。
①侵略者建立的文化统治特点。
②沦陷区文化圈里崛起的已是传统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第四、第五代混血儿。
结束弱者阶段
张爱玲笔下的流苏、《金锁记》、《沉香屑》 苏青的短篇《蛾》
女性话语的初始
《金锁记》中的金桂母女属于显型 《结婚十年》中的“我”属于隐型
《结婚十年》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麻木”或“逆来顺受”的女人。
第十三章 苏青：女人——“占领区的平民”
灾难的畸存与历史的残片
她以一种“灯蛾扑火”式的勇气，揭去了女人隐秘性的历史屏障，将20年代女作家放逐到本文之下的边缘化的女性经验再度中心化。
女性：空间性的生存
《结婚十年》的第一幕便是一场“新旧合壁的婚礼”。
当怀青经由花轿的过渡，由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中去的时候，仅意味着女儿时代（=求学时代）那短暂的时间性存在的结束，意味着两扇门之间的“粉面朱唇，白盔白甲”式的梦想的破灭与隐没。当怀青奉献出她的女儿之身的时候，她并没有变成一个“妻子”，而只变成了一个“媳妇”，一位少奶奶，一 一个大家族——一个女性陈设其间、而男人来去匆匆的空间中的“第十一等B”式的存在。是婆婆（同为等外公民的“第十一等A”） 的仆从，是小姑（身份未明的女人）的天敌，是真正的女佣们的准主子。
这甚至在巴金的《家》中，也是一个隐藏在好女人（瑞珏、母亲、三婶）与坏女人（姨太、四婶、五婶）类型背后的无名的存在。
“一个哑爆竹！”（《生男与育女》）
女人、母亲、做母亲
当经历了全部苦难历程，而终于决定终了这“结婚十年”的时候，她竟选用了这样一个标题：《 都是为了孩子》。她竟抛开了讲述过程中全部出自性的压抑、屈辱、被弃、被虐待的事实，而将怀青染上了结核病，不再能抚育孩子作为促成她离婚出走的唯一原因。
它借女神式女医生（《结婚十年》中唯一一个美丽的女性表象）曾禾之口说：“那么我要忠告你一句……
你同任何人都不能结婚，直到你的肺病痊愈了为止，”
会在丈夫求欢时“掉下泪来”说：“我再也不要养孩子了，永远，永远的。”
甚至在本文中，苏青/怀青也深知幸福的母亲常是不幸的妻子的伪装与表象。
新女性：一部荒诞戏剧
对于一个终为人妻、为人母的“新女性”说来，公婆的权威尽管是一种镇压与威胁，但同时却也是一种归属之所在， 一个提供安全感的心理系数。如果作为五四新青年的丈夫终于也厌弃妻子，玩起“喜新厌旧”的.把戏，那么妻子却可以向公婆求援、呼救；即便丈夫已“另娶夫人”，只要公婆还认可她做媳妇，她便不会完全沦为“弃妇”，她便至少能确保自己与孩子不遭冻馁。
《母亲的希望》、《真情善意和美容》
“请你以后别再写文章了吧，要钱我供给就是。”
第十四章 张爱玲：苍凉的莞尔一笑
一个正在逝去的“国度”
如果说，苏青的女性世界是一座空旷、艰辛，冰冷的囚牢，那么张爱玲的世界则是一个为色彩所窒息的、充满幽闭恐惧的世界。
她永远用异乡人新鲜而隔膜的眼睛看世界（《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道路以目》）。
绣在屏风上的鸟
张爱玲的“种族”只有两种人存在
张爱玲的世界里便只有一个故事，一个逃遁的故事，或者说是渴望逃遁的故事。 二爷
张爱玲的“国度”里，权威的统治者，是睡在内房床塌上的母亲。
张爱玲的穷凶极恶的母亲与孱弱、卑怯的儿子的母/子关系式，是在中国式的家庭结构中呈现出来的。
文明·历史·女人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本文序列中唯一一个逃遁并且成功的故事。
白流苏的再度挣扎也只是出自一个残酷的现实：求得“经济上的安全”。曹七巧为了“经济上的安全”，驱遂她“无限痛苦”地爱着的男人，白流苏则为了最狭义的“生存”投向了一个她不爱的、至少是无暇去爱的男人。如果说，薇龙宁肯出卖自己换钱，以便买到她所爱的男人的爱；那么流苏甚至不及于此，她卖自己只为“谋生”。
这本该是男性作家笔下的一个传统的喜剧题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彼此设下圈套、察言观色、旁敲侧击。最后双双落入情网。但在张爱玲的叙境中，这场游戏却只是女人单方面的、绝望的、铤而走险。
结语 性别与精神性别——关于中国妇女解放
《白毛女》最初剧本中她对黄世仁的幻想，她的怀孕，连同她在深山老林生下的孩子，一次次、一点点地被删去，到了最后我们看到的舞剧中，喜儿已从一个受尽凌辱的母亲还归为处女。
《红色娘子军》包含了两次拯救，一是对吴琼华肉体的拯救；洪常青把她从南霸天的水牢中赎买出来，指一条生路；二是对她精神的拯救或赋生：娘子军连帮助她学会臣服于党的意志，最后终于使她成长为党的精神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