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精选
《从混沌到秩序》是一本由唐晓峰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328页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1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理学关注的可不仅是文学性的志异志俗志山川游览，是‘地域之分，水土之工，疆里之治’等等；绪论提到的‘地理知识、记载不等于地理学’观点有启发，作者也如其所言，不是在罗列知识，而是提炼出思想；‘天时地利’、官员流动任职、古人对夷狄之邦的想象（‘以鬼神禽兽世界待之’）。”可惜个人对上古至先秦时期无知且无感。再M一下禹贡那章。
●微盘电子版可搜到
●对外在空间的认识与规范；政治秩序必然也包含着对空间的分配。大题上就是从这两点展开的。
●古人根据天圆地方的思想，把城池建成方的，但是现实中的城池，受现实影响，很难是绝对的方形。可是在discourse中还要把它们说成是方的，就好像实际学了洋鬼子很多东西，却说我天朝上国什么也不需要一样，古人之名实不相符亦已甚矣！
●一个学科的思想史帮助你真正理解这门学科是什么东西 帮助你了解自己在干什么事情 而且知道自己在一个学术长河中的位置 我们的前人 在他们那个时代做的是怎么样的研究 我们今天的研究何以演变成时下的样子 这些都是对学术的起码认识 中国历史上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开辟了人文的人间世界
●分离-化生 绝天地通 天地之轴 圜矩 地络 乙巳占 神圣秩序 四列三条 地中 九服 地义 沟洫志 元和郡县图志 王士性《广志绎》禹贡
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理论书籍不少，但是能这样原汁原味地写出一本上古地理学思想史，同时又让读者能轻松愉快获取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不只是简单地增加知识，这样的书很少。
从文明的产生到先秦两汉的地理学思想得到了多线条的梳理，同时考古与历史地理学被不漏痕迹地结合在一起，见证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二)：《蝴蝶效应之谜：走近分形与混沌》
有一首翻译的英文诗：“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
苏轼诗：“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以上文字可用一个现代著名而热门的科学术语来概括：“蝴蝶效应”。
什么是“蝴蝶效应”？此一名词最早起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源自研究非线性效应的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1】，它的原意指的是气象预报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初始值上很小的偏差，能导致结果偏离十万八千里！
例如，1998年，太平洋上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气象学家们便说：这是大气运动引起的“蝴蝶效应”。好比是美国纽约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就可能在大气中引发一系列的连锁事件，从而导致之后的某一天，中国上海将出现一场暴风雨！
也许如此比喻有些哗众取宠、言过其辞？但无论如何，它击中了结果对初始值可以无比敏感的这点要害和精髓，因此，如今，各行各业的人都喜欢使用它。
毫不起眼的小改变，可能酿成大灾难。名人一件芝麻大的小事，经过一传十、十传百，可能被放大成一条面目全非的大新闻，有人也将此比喻为“蝴蝶效应”。
股票市场中，快速的计算机程控交易，通过互联网反馈调节，有时，会使得很小的一则坏消息被迅速传递和放大，以至于促使股市灾难性下跌，造成如“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五”这类一天的灾祸。更有甚者，一点很小的经济扰动，有可能被放大后变成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这时，股市的人们说：“这是蝴蝶效应”。
有人还打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解释社会现象中的“蝴蝶效应”：如果希特勒在孩童之年就得一场大病而夭折了的话，还会在1933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对此我们很难给出答案，但是却可以肯定，起码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大不相同了。
蝴蝶效应一词还引发了众多文人作家无比的想象力，多次被用于科幻小说和电影中。
北京的一只蝴蝶拍了一下翅膀，真能引起钓鱼岛海域的飓风吗？对这些问题有些书讲的比较透彻，如《蝴蝶效应之谜：走近分形与混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4844888/
同时，这书也给我们揭示了在“蝴蝶效应”这个原始的科学术语中，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科学奥秘呢？它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有哪些？这些科学领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如何？其中活跃着哪些人物？他们为何造就了这个奇怪的术语？这儿所涉及的科学思想和概念，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有关系吗？这些概念在当今突飞猛进发展的高科技中有何应用？如何应用？
《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三)：重新发现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
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要完全理解现在，永远只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样，要充分理解一种科学，也永远只有详细研究它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1]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其地理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但是，国内外许多关于地理学史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的介绍或重视不足，或错误解读。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2]（以下简称《从混沌到秩序》，内引此书只注页码）是学术界公认的“论述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的一本好书”，该书重塑了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的研究范式[3]，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整体特征和逻辑体系[4]。
一、失落的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
杨吾杨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地理学在两千年前已经出现萌芽。但由于社会变革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加诸东西方交往的不便，中西方地理学在学科方向和哲学基础上存在巨大差异[5]。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地理学者论述地理学发展史时，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正如赫特纳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中所说“若是我们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帮助；这样做恐怕反而把叙述时所保有的前后一贯的线索打断。”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认识？唐晓峰认为“问题出在用什么框架体系来选取和组织古代的地理知识、地理观念。”“西方现代科学地理学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科学地理学框架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地理学框架……在这个背景下，考察古代地理学的成就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也以科学框架为准则了。在科学地理学框架中，客观的、规律性的问题是核心内容。（P14）”“而中国古代地理思想与宗教思维、文化思维、政治思维的关系最为密切（P17）”，缺乏科学性，故不算“真正的”地理学。因此，当西方学者审视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时，便不自觉地忽略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
我国当代的许多地理学者也曾致力于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整理，由于深受西方科学地理学观念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的地理学史研究“是把古代的一些零星知识记录搜集汇总起来，然后按照科学的标准重新归纳（P14）。”这种研究方式无异于缘木求鱼，自然无法还原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真实面貌。
二、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重新建构
唐晓峰认为，中国古代主导性的地理叙述体系是“王朝地理学”，“它的核心是讲述、解释、捍卫王朝的社会空间秩序。（P287）”全书从宇宙观、空间秩序的确立和王朝地理学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王朝地理学的起源、发展和确立。
1．宇宙观
儒家与道家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渊源，但两者有所侧重。在宇宙起源和世界秩序建立的问题上，儒家不否认神创世界，但更关注英雄救世与圣人建立人文世界的秩序，英雄与圣人将不可居的世界变为“人居环境”，人类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改造环境，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世界观，因此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人文世界，支持向自然索取。而道家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发生于“道”，与人、神无关。因此道家强调世界回归“自然”秩序，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要干预自然环境，弥补了儒家重人文秩序、轻自然秩序的不足。后来，儒道相互吸收，并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成为解释世界秩序的理论框架。
2．空间秩序的确立
唐晓峰根据考古资料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人就已经形成了空间方位的观念。在宇宙秩序的构建中，“天圆地方”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天圆”源于古人对日月星辰运动的观察，象征天道的运转、循环；“地方”源于古人对广阔大地空间的感受，象征正直、稳定、厚重。虽然古人也认识到“天圆地方”的缺陷，对此提出质疑，但由于“天圆地方”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因此这一观念始终占据中国古代世界观的主导地位。
“天圆地方”解释了天地的形状，天地之间有何关联呢？早期，古人认为天地之间通过高山、巨树等天地之轴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天地关系模式中，天地相通，地服从于天，人服从于神，天上的星区与地上的区域对应，从而形成了“分野”理论。分野理论的实质在于依靠天的权威性，建立人间秩序。而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导致了原本天地大秩序的分裂，推动了人间的独立，降低了天神的地位。国家从关注祭祀天神，开始向关注资源、土地、人口等现实问题转变，“人类对于地与人的宏观问题开始进行独立思考，这是地理摆脱天文走向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P169）。”
当中国古人思考的重心从上天转向地面之后，便开始精心规划国家政治空间的秩序，国家政治空间秩序的初步建立始于商朝。在商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五方位观念，即东、西、南、北、中，在此基础上，将辽阔而复杂的政治空间抽象为五方位疆域结构，即以王邑为中心，王邑之外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由近到远分别称为“四鄙”、“四奠”、“四土”、“四戈”。到了西周时期，随着周王朝疆域的扩张，形成了居于中央的华夏与居于四周的夷狄“天下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并通过“禹迹”、“九州”、“中国”、“五服”、“五岳”等核心地理概念建构华夏世界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领土观念的总体格局。
华夏世界领土的总体格局建立后，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广大的领土。周朝的土地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周朝分封建国，诸侯遵从礼制，为周天子守土。“天下王土的观念破掉了部族各自专地的传统，这应是一个深刻的土地观念的变革（P240）”，将原本处于支离状态的民族地域融合为一个整体。分封制的实行，意味着中国古代政治领土意识（秩序）走向成熟。
思想观念要借助经典才得以永续传承。《禹贡》一书对周代以前的地理思想和原则进行了总结，如九州格局、五服等级、分区定位、中央之尊、向心结构等，这些思想和原则促进了华夏文明大地域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后世地理叙述的起点。
3．王朝地理学
周以后，出现了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秦朝，由于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沿袭了2000多年，为中央集权服务的“王朝地理学”便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流。
王朝地理学表现出以下特点：①严密的领土政治秩序。郡县制的实行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加强了君主的中央集权，巩固了地方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②注重地理沿革的追述。地理沿革成为古代地理志、地方志的重要叙述内容，用以说明“该地归属王朝体系的历程，而归入王朝体系正是其地理身份与地理价值的表现（P294）。”③华夷偏见。随着华夏世界的壮大，位于边疆及其以外的夷狄之邦越来越被边缘化，不被华夏王朝所重视，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封闭落后的思想根源。④重人文、轻自然的思想倾向。面对自然环境问题，王朝的士大夫思考更多的是社会层面、道德层面、政治层面的问题，却忽视自然规律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这种重人文、轻自然的思想倾向反映了王朝地理学的发展“以人文为核心，在人地关系中以人的利益为核心的特点（P301）。”⑤以郡县为纲的地理叙述体系，即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叙述王朝地理概况。在这一体系中，官方全国性的地理志是主干，地方性的地方志是其补充，共同记录着王朝的地理秩序。
三、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解体，中国的“王朝地理学”遂被西方的“科学地理学”所替代。以科学的观念审视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九州”、“禹迹”、“五岳”、“中国”等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核心概念就因其主观性、缺乏科学性而被忽略了。正如唐晓峰所说，失落了文化的地理学，便失落了对国土文化属性的捍卫能力，其结果是对祖国大地文化属性的蔑视、否定、破坏、铲除[6]，中国的地理学也将成为无源之水。如“天圆地方”在现代看来虽然是错误的观念，但是在古代却被大众广泛接受，并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道德意义，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中，“天圆地方”已被脱去了科学的外衣，但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符号人类学派认为，同一地区成员之间，需要通过公共符号交流彼此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情感，从而形成地方文化认同[7]，而九州、五岳、中国等概念正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公共符号。今天，在文化全球化的背下，尤其是在欧美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我们不仅要思考“什么文化更有价值”，更要关注“谁的文化更有价值”。因此，唐晓峰追本溯源，重建的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对于重新审视古代地理文化传统，深入发掘古代地理核心概念的文化内涵，增强国民对中国地理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尔弗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张翼翼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3.
[2]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孙俊,潘玉君.《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述评[J].地理学报,2012,67 (8):1149-1152.
[4]范今朝,刘姿吟.《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评述[J].地理学报,2011,66(04):576.
[5]杨吾杨,怀博.古代中西地理学思想源流新论[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04):322-329.
[6]唐晓峰.新订人文地理随笔[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71.
[7]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67.
《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四)：大地上的思想者
大地上的思想者
田 天
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苏轼自海南岛赦还时吟出“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之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此联首句借用《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典，精当蕴藉。毫无疑问，自孔子以至于苏轼，那片位于大陆边缘的海洋，总系联着荒蛮与神秘。这种认识，事实上涉及的是地理学观念。若考察千年以来古人对海洋认识的变迁，以及海洋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则进入了地理学思想史的范畴。
以地理学思想史为研究对象，将“地理学”与“思想史”组合，在中文研究界并不多见，故而唐晓峰所著《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颇值一读。所谓地理学思想，研究对象并不仅是地理学知识或知识史，而是地理观念以及观念之间的联系（8页。下引若出该书，皆仅注页码）。这是作者多年来关注的课题。作者认为，研习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相比于人类的自然观，更应注重的是秩序观。“秩序”是中国早期地理学思想的关键词，是古人着力经营与阐发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贯穿着古代地理学思想的演生过程，也是《从混沌到秩序》书名的由来。
本书研究时段，大致自新石器时期起，至《汉书•地理志》完成的时代止，总称之为“上古地理学思想”，本文也宽泛地将这一时段称为“早期中国”。中国上古地理学思想，围绕着秩序建立这一主题展开，本书将其梳理为三条线索：宇宙论、空间秩序、王朝地理秩序而次第展开。
先秦时期，开辟神话（或创世神话）并不盛行，人居世界之创建缺乏“神力”的指引。早期历史书写中着重描述的往往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以及重建世界秩序的圣人。换言之，在对世界源头的追溯中，古人不重“创世”而重“再造”，再造而成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人文世界。这正牵涉到地理学思想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人类如何认识环境大地的本质。作者认为，先秦时代儒家与道家的宇宙论，构成了古人认识大地本质的两条主线：道家重视自然秩序，推崇天然未凿、不受人力干预的宇宙运行状态；儒家则回避自然大地，强调人文世界的本质，支持人类向自然的索取。
从空间秩序的生成史来考察，自新石器时代空间方位观之确立，至战国时代地理学逐渐独立，是古人逐步认识与建构世界的过程。这期间涉及几个重要概念：天圆地方、分野理论、绝地天通。在天与地之间建立联系，是先秦时代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模式。“昔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兵法•形篇》），“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史记•天官书》），“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初学记》引《河图括地象》）等说法屡见于典籍。用于占验的式盘作为宇宙模型，是这种模式具象化的表达。而分野、灾异等经典理论，作为这种观念的体现，长期影响着传统政治文化的表达与实践。不过，大地固然与天空息息相关，细究古人对天地关系的书写，则不难发现，“天”是威严而遥远的存在，将可能被阐释的征象投射于大地。人类关心的，终究是地上世界的休咎。 “绝地天通”的意义在于，地理思想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57页），得以从“天人之际”转向“人地之际”与“人人之际”。
自从古人将仰视天空的目光投向大地，对人文世界的经营和规划就成了中国地理学思想的主要着力点。本书的关注点在于王朝地理秩序的建立。王朝地理学，是作者提出的概念，他对此早有相当成熟详尽的阐发（Tang Xiaofeng: 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Geographical Past of Chin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2000）。在本书写作中，作者仅就关键文本与概念作了凝练的论述，可大致总结为“建设人文世界”。自“中央”展开，五方位与九方位渐次具足，继而是“四土”、“五服”等概念的建立。最终，华夷之分明确，作为“禹迹”的九州即作者所谓“元典区域观念”得以确立。在《禹贡》的世界中，大地域王朝版图结构已经形成，华夏整体观念、领土的政治文化礼教意义已然成熟。（285页）在这一过程中，《禹贡》的经典化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中原的大一统真正完成之前，一套适用于统一帝国的模式与理念已经得以建构。下一步的理论建设，就是统一王朝建立后，更为严密的领土政治秩序的创设，即“王朝地理学”。在王朝地理学中，地理不是被动的记载，而是主动的规划，郡县地理的本质就是空间政治方略。（288页）而《汉书•地理志》，就是王朝地理学成熟的、代表性的文本。（302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古代地理学的表达都延续着经典文本所提供的范式。
在一般理解中，地理学是一门非常“实”的学科，而思想史却显得“虚”，二者之间的平衡不易掌握。不过，地理学并不仅与河道变迁、疆域划分或行政沿革有关，它也包含着人类对大地的理解。作为一门直接关联人类与大地的学科，如何认识大地，也反射出人类如何认识自己，这正是地理学最为动人之处。不同的理解方式及其对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影响，构成了地理学思想史。提炼与把握所谓的“虚”，有助于阐发地理学的内在精神。本书最有价值之处，就是梳理出一条早期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的清晰线索。作者首次对早期地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考察，勾连史料，从不同类型的文献中发掘地理观念信息。最终，通过对重点问题的解答，搭建起理解早期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大框架。这一框架所提供的核心概念，又往往影响着后代地理学思想的演进。
先秦史学界有一句老话，“三代无学科”。在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知识，这是由史料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在早期地理学思想史的写作中，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哪些材料才是真正属于“地理学”的？传统的答案往往是《禹贡》、《山海经》与《汉书•地理志》。不过，寻绎文献与考古发现，得到的答案要丰富得多。目前已发现多件的式盘，本身就是古人对宇宙的构拟；《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形法家，“大举九州之形势，以立城郭室舍”，是对环境大地与人居世界关系的处理；沉埋牲玉的山川祭祀，以及君主和群臣“并走群望”的祭祀方式，关联着对本国疆域与主权的认知。地理学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如此处理材料，早期地理学尚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阐发。
同样，一些深入人心的“地理学”概念，若放入更为广大的背景中考察，也可能得出更加立体的结论，如自《禹贡》时代就深入人心的“九州”概念。九州首见于《尚书•禹贡》，又见于《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等传世文献，九州之名称与分割方法各不相同，近年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中也记载了另一种不同的九州说。对于这些差异，研究者往往热衷于考订九州地理边界与名山大川的位置，以此判断某种九州说的时代与发源地。这种角度，偏重于地理知识或地理学史。本书的作者则注意到了另外一点：《禹贡》与《容成氏》的“九州”与大禹治水密不可分，而《职方》、《有始》、《释地》等文献中的“九州”，已经与大禹脱离了关系。（第221页）《吕氏春秋•有始》的九州说，表现的是道家“天地合和”的自然秩序，是天地之大经，即便其中有圣人的力量，也只能居于次位。（第222页）这种切入角度，就使得地理学问题展示出思想史的意味。
由此思路进一步推演。已知的数量众多的九州说，划分依据各个不同。可以说，“九州”概念一经确立，便构成一个框架，成为不同学说比附或演绎的基础。不同的作者都乐于遵循九州的框架构建世界，或以九州的形式表达对世界的认识。这些说法背后当然有地理知识的基础，但更应看作是同一语境中的自我表达。特别是在《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等抽象化程度很高的九州说中，九州的具体特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借助此框架对地理空间的不断建构。此时，“九州”已渐渐成为一种模式化的表达，不仅描述真实的地理知识，也反映了思想本身的发展脉络。至于邹衍的“大九州说”，则显然是将华夏之九州推而广之，建设起一个九州套九州的结构，成就了一种世界模型。正如作者所说，“九州”使人们获得了一种清晰方便的区域描述语言，其象征意义从未衰微。（第224页）
解读先秦史料，还需要洞察古人的“观念先行”。先秦史料中地理学的经典文本与核心概念格外丰富，这些概念因依附于经典，积累了丰富的古注旧疏。在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中，首先应理解经学的内在理路及其影响，同时也要避免传统注释方式中牵合文献、处处联系史事的习惯做法。由这两条路径入手，才能理解这些核心概念在理论推演与实际操作中的双重影响。作者提出，西周时期“中国”、“禹迹”、“九州”、“五服”、“五岳”等高层核心地理概念已经形成。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地理上的“华夏天下”、“文化中国”得以建立。这些重要概念的产生，或者早于实践本身，或者从未得以施行。先行于实践的观念，往往指导了人们实际的规划；而一些从未落实过的观念，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
前者如五岳，“五岳”这一概念，战国时代就已形成。至战国晚期，《尔雅》、《周礼》等文献中已出现数种五岳名单。不过，“五岳”成为统一王朝国家祭祀中的一部分，则直到西汉武、宣两朝才得以实现。“五岳”概念以山川象征中央与四极，以巡狩五岳宣示君主对国土的控制。这种对大一统王朝山川祭祀理想化的构拟，在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前便已形成。在此过程中，地理概念从策略上升为理念，并进一步获得意识形态意义，从而指导政治实践。当然，也有一些观念，始终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如《周礼•地官•大司徒》对五等爵封地租税的规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叁之一”等；再如《禹贡》中以五百里为界层层推进的甸、侯、绥、要、荒“五服”。这两种对世界的规划，都未曾真正得以实现。因此，对于这些观念的判断与理解，就需要把握虚实之间的平衡。既不必以之规范实际的考古发现或计算其实际距离，也不应以之为“虚造”而弃之不顾。思想观念模式，仍应回到思想史层面上考察，以理解其在古代世界中的意义。比如，我们虽不必穷究五服与九州的内外关系，或坐实何处为“要”何处为“荒”。然而，五服所构拟出的空间结构，规范了中国人的空间行为趋势，影响着我们对中央（首都）与地方的理解。这种行为趋势与理解，才是“五服”的关键意义所在。
居于科技昌明的现代，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细节及其运行原理的认知远胜于古人。不过，如用我们熟习的学科分类或知识结构去规范古人的知识与思想，虽然在叙述上较为方便，实际上却加深了我们与古代思想之间的隔阂。在地理学史的写作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学者往往强调知识的不断累积，着力于解释古代观念在现代地理科学框架中的意义，却忽略此种观点的历史与知识背景。换言之，忽略其在古代世界的实际意义。以天圆地方的概念为例，学者往往尝试解释，在人类视野中的地为何方、如何方。本书作者则独辟蹊径，认为所谓“地方”，应从地理（特别是人文地理）的秩序观上来理解。（第125页）用超越视野的空间秩序与空间格局来解释“地方”，使得“地道曰方”得到了更为完满的解释，也做到了开掘地理学观念的思想史意义。在这类问题的探究中，现代科学知识常常无法给予有力的帮助。与古人相比，我们的知识或许先进，但识见未必高明。地理学思想史的写作，不妨放下“科学时代”现代人的傲慢，设身处地地体察古人之思维与其阐释世界的方式。
美国学者格来肯（Clarence J. Glacken）在其地理学思想史名著《罗德海岸的痕迹》（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iveris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的开篇，提出了三个问题：1.对于人类和其它生物，大地显然是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但它是否是被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2.它的气候、山岭起伏、大陆结构，是否影响着个人品行和社会属性；3.在大地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大地的原生面貌。在格来肯看来，这是解读西方地理学思想史的三条重要线索。他七百余页的论述都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在这部著作中，当然提到了人类地理知识的累积，如显微镜、望远镜的发明；库克船长的探险、洪堡的美洲之旅等等。但他更关心的，是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生存的世界，如何处理与广袤大地的关系。因此作者花费大量篇幅，去探讨里斯本大地震后人们对“天意”的论辩；18世纪学者们关于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争执；新大陆发现后人们对物种生态与自然改造的争论等等。这些看似与“地理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恰恰是与地理学“思想”最为相关的问题。这关系着人类如何去认识与发现大地，如何改造和建设自己所居的世界，并在与大地互动的过程中，再次认识自己。
所谓“地理思想”或“地理学思想史”，在中文学界一向少受关注。人们往往关心古代制图技术的发展、地理知识的累积，对古人头脑中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却不够重视。宋人王禹偁《村行》尾联曰：“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无论我们走了多远，看到的都是心中的世界。地理学知识的不断增加，所改变的也不过是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的书写，面对着与格来肯不同的课题。无论是本书作者关注的秩序观，或是格来肯关注的人类环境观，都意义深远。它们不断提醒我们，地理学思想史最应当关注的，不只是这无限延展的大地，还有人类注视大地的目光。
（《读书》2012年第5期）
《从混沌到秩序》读后感(五)：听本书《从浑沌到秩序》
地理告诉我们的，一般都是大地上有什么，要找一件东西该去哪儿找。而问题就在于，人究竟在大地上找什么？人们不只在寻找水源、矿藏，也在为一座城市寻找坐落地址，为一个区域建立边界，这就和思想挂上钩了。还有，我们遇到的具体地理问题，比如“合肥人到底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中国最伟大的山是哪座山”、“为什么黄河是母亲河”，这也都和思想观念有关。 在地理学家眼里，地球的表层包含着两个大系统，一个是自然系统，另一个是人文系统。现代地理学要把这两个系统结合起来研究，不仅描述世界，更要论证世界。人论证世界的时候，永远是站在自己的思想立场上。虽然地理事实就那些，但思想不同，阐述出来的世界就不一样，由此决定的文化也不一样。 本书作者是北京大学史地研究所的唐晓峰教授。他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发现西方更重视地理思想研究。于是他决定从事中国地理思想史的研究。 这可不容易。中国的科学研究几乎都在西方范式之下，自打国内地理学引进了经纬、海拔、等高线、大地测量这些科学概念，就放弃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唐晓峰教授做的，是用古人的概念，重新讲一遍中国的地理思想，再看看它和西方的差异。我今天为你说的这本《从混沌到秩序》，就是他在北大多年教学和研究的成果。我的讲述主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说的是：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地理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最核心的概念？在第二部分，我为你介绍中国地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本书称为“从天下观进入王朝观”。这也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政治奠定了地理版图。在第三部分，我们用这本书介绍的地理思想视角，重新观察两类历史现象：一类是古代的北方边疆问题，主要是中原和游牧民族的关系；另一类是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领土纷争。 第一部分 下面，我们就来说第一部分的内容：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拥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地理思想？你会发现，这些思想其实还在我们的头脑里存在，影响着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李敖形容得比较吓人，是：“我不是我，我是鬼，我是祖宗。” 古人的地理思想，是边走、边观察，边在头脑里形成的。最初的外部世界，就像《帝国时代》那些即时战略游戏，开局时一片黑暗，既难以知晓，又没法理解，你要派出一个侦察兵，一点点儿地向外探索，不断带回消息来，更新你的地图。有个常见的误解，是古代中国比较封闭，人们不愿意迁徙。要说有这种现象，也是到清代才比较普遍的。在那之前，古人对世界抱有很强的探索欲望，经常出门远行，使臣、商贾，尤其是僧人，都跑得非常远。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中国的海上活动也相当发达。 古代形成的地理文献，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结合实地考察、地志记录和舆图绘制，靠人的腿“跑”出来的。也不是通过一个侦察兵、一个点的视角来认识，而是集合了很多人的眼睛和记忆，在努力地拼出全景。古代的历史典籍，虽然有些内容荒诞不经，但却汇集着先人的艰辛和真诚。他们越是往外跑，越是发现，世界好像没有尽头，爬到再高的山顶，也没法看清楚大地的边界在哪儿。尤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想满足这种好奇，就要动用思想，用头脑的空间来弥补视觉的不足了。 于是，古代的地理思想产生了，它沿着两条路发展：一条是思辨和推理，另一条是经验和观察。 地理思想的源头是什么呢？你应该能猜得到，就是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但这背后还有一层深意，唐晓峰提醒读者：最早出现的神话，并不是开天辟地，而是那种动物说人话的故事。因为人类最先思考的是身边的东西，只有在他们的环境知识拓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开始想象关于世界诞生的问题。当他们想象开天辟地神话时，不仅有了最早的地理概念，而且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什么？具体表现就是：这类故事不止包括天地的起源，还包括山川河流的形成，四季为什么会变化等等。那么，更抽象的概括应该是：地理思想的源头，是人开始用神话的方式，为自然世界建立秩序。 这本书的名字叫《从混沌到秩序》，因为唐晓峰认为：中国的地理思想史的主线就是“从混沌到秩序”。它从早期的天人不分，到上古时代的“天人分开”，再到王朝政治时代的“以人为中心”，秩序思想越来越清晰分明。 在古人的宇宙观里，有一类关键的神话叫“二次创世”。像盘古开天辟地、身体“化生”成山川万物的传说，是第一次创世，也就是从混沌中建立基本秩序。什么叫“二次创世”呢？就是当世界被破坏时，神灵和人间英雄重新恢复秩序。 古人眼里的世界被破坏，就是自然灾害。在你的印象里，古代中国最重视什么灾害？首先是水灾，其次是旱灾，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农业国家嘛。地震不见得多久遇上一回，台风、海啸主要在东南沿海，火灾主要在东北大森林，中原王朝对这些都不太上心，但水旱是直接影响庄稼的。古人对自然界很畏惧，或者说很不信任。出了旱灾，就想象出天上有十个太阳；出了水灾，就想象出共工撞断了不周山，造成世界向东南倾斜。这个传说在地理学里很重要：中国大陆是块倾斜的大地，西北高、东南低，有三级台阶，河流主要是从西北流向东南。古人一定是对这个大的结构有准确观察，才能想出这个故事来的。 于是，就有英雄出来修复这些灾难，像女娲补天、尧派遣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等。我为你解读过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的《美术、神话与祭祀》，那本书也提到过，中国古代文明中的英雄，都是这种为群体生活做出贡献、修复自然灾害的英雄。其他文明的英雄不一样吗？有很多都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是先知、是神的信使，不关心地面上的生活。或者像古希腊人喜爱的半神英雄阿克琉斯那样，依照个人好恶拼勇斗狠，连道德都不关心。这背后是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 从地理思想的角度看：“二次创世”神话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建立了以人为核心的世界观，这是中国地理思想里最根源的东西。灾害观念的本质是人文观念，离开人的立场，那就无所谓什么灾害了，对吧？比如道家思想反对以人的欲望支配自然界，就不太在意天灾。而儒家是入世的，关怀人文社会，对天灾也就特别重视。所以儒家经典虽然不宣扬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却非常推崇尧舜禹救灾的“二次创世”故事，称他们是圣人。 古人讲的地理，从来都是人文地理。人的活动，像农业、工程或者军事，也都和“地”有关。唐晓峰认为，儒家地理思想里的“天人合一”，不是人去效法自然，而是以人为本，用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去阐释自然世界，按自己的想法改天换地。这种人文观念的另一面，就是古人没有维护环境的责任感。经常有人把《孟子》里的“斧斤以时入山林”解释成古代的环保主义，其实那是局部利益调整。在古人的世界观里，自然界是周而复始、取之不尽的，用不着保护。为了建设都城、发展文明，他们会在实用理性的驱动下，随意砍伐山林、进行无节制的开矿、捕猎。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从人文观念产生的地理思想，为客观世界建立了什么样的秩序？古人讲地理离不开观天，小说里的诸葛亮，就是“仰知天文，俯察地理”。因为天和地是共同构成了地理思想中的秩序框架。中国古人有一种重要的地理思想叫分野，分开的分，野外的野。就是用地上的山川州郡，对应天上的星宿。它表现得比较牵强，但也有一种智慧。人站在地上看世界是看不远的，但天的视野就开阔了。所以古人想以天地一体的坐标系来为大地定位，这和现代的卫星GPS思路有点儿像。到了唐代，古代地理中又出现了一套叫“天下山河两戒说”的学说，戒是戒备的戒。它把中国的山脉和水系分为南北两个大系，分别是华夏和戎狄、蛮夷的界线。地面上的山川、郡县，也都是和天上的星星对应的。 你一定还常听到一个词叫“天圆地方”。从地理思想的角度说：天代表着历史，“圆”是运转循环的秩序；地代表着社会，“方”是安定平静的秩序。人生存在稳定的大地秩序里，同时要听从运转的天命。在客观世界里，“天圆”很直观的，和观测到的一样；但地为什么就是方的呢？人看到的地平线不是圆的吗？这也是一种实用智慧：用视觉透视看天很方便，看大地就只能看到一小片，而且会变形。要进行大面积观察，就得用散点透视，也就是把地划分成很多方块，建立不同的十字坐标，最后拼接在一起。上古的行政区划，习惯思维都是把土地想象成大方块套小方块。我们是农业民族，用方形来计算耕地也很方便，比如井田制就是一个九宫格。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想：中国的山水画使用散点透视，可能就是因为古人一直在这样观察和理解世界。 地方概念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人站在大地上，以自己的位置为中心观察世界：太阳的起落确定了东西、北极星确定了北，这建立了四方位的框架。在古代地理名词里，四方是基本分类法，像四郊、四野、四海、四荒等等。 第二部分 好，古人的地理思想框架和规则基本确定了。在第二部分内容里，我就来讲讲它在现实政治里是怎么运作的？ 先来说我们最熟悉的城市地理布局思想，这在新石器时代就确定下来了。有一位考古学家讲过：公众可能很疑惑，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挖来挖去，到底在找什么？其实，就是在寻找古代农业革命的踪迹。它反映在地图上，就是通过密密麻麻的遗址，标注出早期农业定居点的空间分布。考古学界认为，中国新时期时代文化有六个主要分布地区，这就是一幅五六千年前的文化地理分布图。这六大文化区里，至少有五个大区已经确定有了中心聚落。早期文明城市的发生，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这些遗址的布局告诉我们：从很早的时候起，我们的祖先就有中心、轴线和对称、天圆地方、四方八位这些标准的中国式地理文化观念。一般来说，人类早期聚落的布局，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往往就是沿山川道路的走向作点线的延伸，逐渐变得稠密。但是，在陕西西安发现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已经出现了等级化的空间秩序，有一些房子不只形体高大，而且位于小房子的中心。还有的古代遗址，聚落中心是一个广场，这种中间没房子的，比有房子的还重要，因为这说明它是祭祀场所。很多早期文明的聚落和墓葬，已经在按中轴线严格布局了。 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城市规划思路：中国古代不仅构建土木的城市，也在构建思想性的城市。古代的城市大多符合这个观念：九经九纬十二门，四四方方，整整齐齐。我们所说的中轴线，从表面看是确定城市基址的一条南北线，实际上是划分坐标的一个“大十字”。古代的城市，包括今天的很多城镇，都是这样的十字街布局。然后，在这条基线上，截取一点建立皇宫这样的中心建筑。汉代长安城的大中轴线，是穿越长安向南向北延伸，南起子午谷，北抵天齐祠，全长74公里。最典型的当然是北京，她的中轴线是起正阳门或永定门，穿天安门和故宫，直抵鼓楼。所以有的学者说，保护北京的历史建筑，重点不在复原单个建筑，而在理解古人对城市建设的思想。 开头说了，古代地理思想有一个关键性转折，它奠定了王朝政治的版图，本书里称为从“天下观”变成“王朝观”。 “天下观”是秦朝以前的地理观念。样板是上古的地理文献《禹贡》，大禹治水的禹，贡献的贡。这是《尚书》里的一篇，它把天下划分成了九州，像冀州、兖州、青州、徐州——你要是爱看《三国》，肯定熟悉这些地名——还讲了各州的山川、物产和部落情况。很多欧美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确定代理区时，不光参照今天的行政区划，还会看这篇古代文献，好知道中国古人是怎么划分天下的。《禹贡》里的九州，是上古时代华夏民族活动的核心区域，它既是按山水走向划的自然地理单元，也是按朝贡制度划的行政区域。既是山川格局，也是社会秩序，两类格局秩序彼此渗透和契合，成为整体，江山就是社会，社会就是江山。 九州的地理概念是有弹性的。商朝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北纬34-40度之间的平原。他们建立了以这个平原区为中心的四方地理框架。中心区叫“内服”，服装的服，由商朝人直接控制。外面四个方向的区域称为“外服”，向中央地区进贡。我们前面说了，古人眼里的大地是方的，所以这个结构不叫同心圆，而叫同心方，大方套小方，有很多层次。这种地理思想，对政治思想有什么影响呢？就是居于“地中”，也就是认为自己是中心的这个中原国家，在地理思想上确认了自己拥有“天下”唯一优越的地位，它也否定了多中心式的社会政治格局，不容有其他平等的国家共存。 周人建立的天下形势，和商朝有很大不同。他们拥有的土地范围更大，周王朝分封的土地，已经覆盖了当时中原农耕文明的全部区域，和游牧民族也就是所谓的“夷狄”全面接壤了。在周人的地理思想里，疆域的性质问题，在于属于华夏社会还是夷狄社会。诸夏国文明居中，夷狄处于边缘，被绝对漠视。如果你对这段历史的具体情况感兴趣，建议你听我解读的《失败者的春秋》这本书。 周代人也讲“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西周的口号，意思是所有的部落都受周天子的管辖。这种理想的基础是分封制，但它的真正实现，却是到了封建终结、秦朝建立。随着中央集权王朝的壮大，中国的地理思想也从边际模糊的“天下观”变成了布局清晰的“王朝观”。 秦代以后的王朝地理观念，是主动操作出来的，拥有严密的领土政治秩序。最核心的内容，是以郡县制为框架，主动规划出了一套完整的空间政治方案。在分封时代，周天子对各个地方有统治名义，但没有实际行政，区域以自然山水为界。到了王朝政治时期，则是首先要打破凭借山川地形割据的可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郡县划分，是犬牙交错的，故意打乱了自然地理界线，让山两侧、水两岸的居民联成一体——这一点，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聚合形式。而皇帝的坐“江山”，就是统治社会。 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地理思维方式也就确定下来了：几乎所有的地理叙述，都是以郡县为单位，很少采用自然单位、经济单位；叙述的层次是从京师到周边，从上层到基层，主次轻重分明。 第三部分 这本《从混沌到秩序》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不过我的讲述还没完。当我们知道了一套思维方式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样以后，肯定还想接着知道：它产生了哪些后果。所以，我又查了一些唐晓峰教授的论文。在下面的第三部分内容里，接着和你谈谈“天下观”“王朝观”这些地理思想，带来的一些问题。 如果要概括中国人的传统地理概念，那就是：中间一个中央大国，加上一个稳定的地理边界带，边界带外面是蛮夷世界。几千年来的中国史，特别是北方中原的历史，就是在这个结构里展开的。很多人还会习惯性地把它用来分析其他国家的历史政治问题。 这种思维惯性很容易出现误判。第一类表现，就是会看不清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或者说是看不清关于帝国边疆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地理思想，边疆就是边缘地带，没有主体性。比如，中国传统史书里从来没有匈奴史，只有汉族匈奴族的关系史，永远演奏的是一支侵扰与和亲的变奏曲。很多边疆研究，也只是站在中央地带的立场，在研究边疆政策。实际上，边疆不是一个等待谈判结果的地方，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文化和生命的广阔地区。 如果不以中原帝国为中心视角来观察。历史上的匈奴，就不是一个依附性的边疆民族，而是一个相邻的民族。这不是名词转换，而是视野和事实转换。在我们的想象里，匈奴是草原民族。其实，山地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生存场所。从历史上看，中国北方的游牧社会，很可能是在阴山这样山地发展起来的。山区为匈奴人提供了重要的生活物资，他们的圣地和祭祀地点也都在山里。这种新的视角，还可以用来分析亚洲的历史政治问题。 第二类问题更被动，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边界问题。看待这段历史，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中国和西方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地理思想，对边界的概念不一样。 我们先来说西方。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其实是一场“文明的大发现”，所发现的不是全世界各国的文明，而是西方自己的文明。著名的东方主义学者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将这称为西方人“想象的地理和历史”。当欧洲人的战舰到达新大陆时，看到原住民的技术落后，就觉得自己代表了人类文明。这可能和几千年前商周时代的华夏民族有点儿像吧。 他们和自己眼里的“野蛮人”打交道时，是相当简单粗暴的。对像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就采用了另外一套方式。西方列强在侵蚀中国领土时，有的是鲸吞，有的是蚕食，还用上“租界”的形式，把边界划在了中国内地。 在传统中国地理思想里，边疆是一条地带，是一片越走越荒凉的区域，是双方或者多方势力的末梢，只有大概的边界。它的价值不大，弹性却很大，很容易被中央王朝放弃掉。中国与朝贡国之间的边疆，更是宽窄不一，这也是中原帝国维持边疆稳定的政策。所以，清朝官员上谈判桌时，思维很模糊，觉得可以大而化之，先签了再说。但桌子对面的西方人可是不容忍边界处于模糊状态的，他们的国家利益非常精确，对边界的理解，是一条没有缝隙、没有宽度的几何线段。 在租界里也一样，各个租界当局签完条约之后，还在不断侵占界外地区、建立界外飞地。比如，上海租界的总面积是32.4平方公里，是英、法租界最初面积的24倍。而大清帝国对这一点没有敏感的认知。“寸土不让”是一个现代领土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清朝官员还没搞清楚“租界”的性质是什么。 我为你介绍这两个问题，也是为了用它们当例子，说明研究地理思想史的重要意义。 总结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音频要点：地球的表层，既包含自然系统，也包含人文系统，现代地理学不仅要描述世界，更要论证世界，研究地理背后的思想历程。 （1）中国古人的地理思想，是一边观察，一边根据经验思辨和推理得来的。它的重要源头，是英雄战胜灾害的“二次创世”神话。这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地理思想。古代地理思想的框架是：天地对应“分野”；天圆地方，按散点透视的方式组合大地，区域的核心在于中轴线。 （3）中国地理思想史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是从先秦时代那种华夏与蛮夷对峙的九州“天下观”，转换成了秦朝的郡县制“王朝观”。后者是根据严密的政治秩序，主动操作出来的。 （3）我们还谈了古代传统地理思想带来的问题：它会让人看不清中原与邻近民族的关系，也曾经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边界问题。从混沌到秩序8.3唐晓峰 / 2010 /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