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锦集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是一本由[加]让·格朗丹著作，拜德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页数：5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一)：伽达默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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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 [加]让·格朗丹 / 黄旺、胡成恩 / 拜德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20-4
子扉我 2020年春 季风异次元空间三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6月2日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二)：黄旺读《伽达默尔传》︱哲学与生产它的哲学家
今天的人们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翻开一本哲学家的传记？在一些有着不寻常性格或经历的哲学家那里，人们可能想从中读到一些奇闻轶事或八卦，以作为日常谈资，或给讲授哲学时的枯燥增加一点佐料。有的人可能想从传奇哲学家的人生历程中寻找某种典范人格，或获得某种感召自己的力量。又或者有人仅仅出于好奇，想知道孕育那些伟大思想的哲学家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但如果人们都抱着这样的目的去读大部分哲学家的传记，那他们可能会大失所望，因为以此来看大部分传记都是乏味的。除了少数像马克思这样非正统书斋式的哲学家，大概不会有传记电影会选择哲学家作为传主，他们那惊心动魄的历险主要封闭在思想着的大脑里。在格朗丹为《伽达默尔传》所写的引言中，一开头就提到了海德格尔关于亚里士多德生平的著名评论：“关于哲学家个人，我们想要知道的仅限于他在某个时候出生，他劳作，然后他死去。”海德格尔的看法是颇具代表性的，它容易让人想到钱锺书有名的“母鸡论”：“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果你关心哲学家的思想，那么你应该去读哲学家的著作，何必去了解哲学家是怎样的人呢；如果你想从作为个体的哲学家那里学到什么，那你常常会发现不如去找其他更好的替代者，例如政治军事领域的英雄人物；如果你仅仅好奇是怎样的人物孕育了这种思想，那你可能很难逃脱钱锺书的讥讽。
有一种较弱的辩护，体现在许多不那么典型的传记作品中，他们自称为哲学家的“评传”或“学述”。人们读他们是为了帮助理解他的哲学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思想，你必须了解思想家的生平、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世界，尤其是他是为了回应怎样的现实问题，才做出了这样的思考。更强的论断会说：你只有了解哲学家面临怎样的问题，想解决怎样的问题，你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你只有试着去理解哲学家这个有血有肉的人，你才能懂得他真正“想说”什么，才能理解他那些抽象而普遍的思考背后的真实意图。依此看法，哲学家和哲学就不是如钱锺书所说像鸡和鸡蛋那样可分离的。为了给自己从事的工作辩护，《伽达默尔传》作者格朗丹立刻对海德格尔的观点提出谨慎的异议：“一种思想的出现难道不是对那个时代之焦虑的一种回应吗？这种思想难道不是内在于每个特定时代下接受这样或那样教育的个体的经历之中吗？哲学的任务难道不是去思考生活本身，去理解一种生活和一种思想是如何在它们的时代中紧密交织的吗？”
不过，相比这种谨慎的异议，格朗丹随后引用的法国哲学家斯蓬维尔的话——它听起来有些武断和激进——可能更有益于两种立场之间的争辩。他说：“实际上没有什么哲学，只有哲学家。”这就是说，在哲学（蛋）和生产它的哲学家（鸡）之间，不仅有是否可分离的问题，还有优先性的问题：一个哲学家是因为他思考了哲学，所以才是哲学家呢，还是因为他是哲学家，所以他所思考的东西才被称为哲学？这听起来像是柏拉图关于抽象的美和美的事物、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的现代翻版。倘若这样理解的话，结论就会是：只要我们不再赞同柏拉图式理念的优先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总是哲学家优先于哲学，哲学不过是对个体哲学家之生命和所思所想的一种抽象，一种事后的建构。
伽达默尔（1900.2.11-2002.3.13）
于是，哲学家的传记在此意义上就具有了更特别的价值，这种价值甚至隐隐地凌驾于一切哲学经典著作之上：一切哲学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传记或学述；而一本好的哲学家传记，也总是哲学思想的呈现，而且是他更源初、更深不可测的呈现。按照德里达的看法，人们只有把握了哲学思想的传记特征，才能真正地进入这种思想。一本好的哲学传记，或对哲学思想的好的解读，应该无止境地向那作为自身性、专名、独一无二个体的哲学家还原，而不只是从中读出某种普遍的思想。这就如同人们去了解一个所爱的人，不应把他的品质、特征、话语、思想当做他的化身（这些东西别人也会有），而是在他和他所拥有或给出的东西之间不断往返，以寻找通达他本人、他的名字的道路。本雅明在《单行道》中说：“相爱的两个人在一切之中最眷恋的是他们的名字。”其实，与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何尝不是如此呢？正是在这种专名的意义上，德里达在《论生死》的研讨班中说：“传记在今天应该被重估，也正被彻底重估。今天，一个哲学家的传记不再能够作为经验的偶然被考量，也即将他的名字和签名放在提供给单纯内在哲学阅读的系统之外，借此人们可以在你们知道的装饰性和传统的风格下书写哲学家的生活，也不能够作为心理传记被考量，这个心理传记根据（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经验的机制来说明系统的起源。一般的传记，尤其是哲学家们的传记的新疑难需要调用不止一种新资源，而其中至少包括哲学家的专名和签名的新问题的资源。无论是（结构或非结构的）哲学体系的内在主义解读，还是哲学的（外部）经验—遗传学的解读，都绝不能如此探问这一在作品和生命、体系和体系之主体之间的动态边界。”
于是，哲学家的传记就具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与哲学思想的解读一起构成了保持张力的两个端点，召唤我们不断往返，探索两者之间的动态边界。我们应该不断地从哲学家出发去理解哲学，又从哲学出发去理解哲学家，并且最终总是返回到哲学家本人那里：对哲学家的思想的正确解读，永远不是从中读出了某种可表述的观念，而是从中读出了深渊。
带着这种方式去看待哲学传记，那么我们可以说，格朗丹先生是伽达默尔传记的几乎难以替代的作者人选：一方面，他是当今解释学思想界为数不多的权威，对解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有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他本人与伽达默尔有深入交往，有着长时间共享的生命经验，这种生命经验是理解哲学家个体的卓越条件。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回过头来依仗施莱尔马赫的心理主义解释道路，这是很早伽达默尔就反对的，同时也是格朗丹本人所反对的。而是说，理解是两个个体之间生命经验的交锋，只有达到相似的生命经验高度的人，才能够展开真正的对话。
伽达默尔，摄于2000年。
在格朗丹先生的笔下，这部长达五百页的传记所呈现的伽达默尔的思想道路/经验和生命道路/经验，正有着典型的相互呼应、相互阐释的循环关系。一方面，伽达默尔的思想总是谦逊而灵活地寻求倾听和理解，总是更愿意假设他人比自己更正确，总是抱着“理解的善良意志”去展开对话，并且相信在这种对话辩证法的展开中，我们能收获更丰富的生命经验。这种经历痛苦和否定而无限展开着的对生存的理解，就是解释学所追求的目标。为此，他总是反对科学理性的片面性和有限性，总是呼吁在解释学的精神下走向对话和团结。另一方面，伽达默尔本人的生命历程也有着相似的形象。他曾用自己年轻时学骑自行车的经验来描述自己选择的生命道路和思想道路：“我有一个孤独的童年，他们给了我一辆自行车让我支配，我只能独自学习骑车。在我的花园里有一座小山丘，我从上面往下骑。在失败几次以后，我有了一个重大的经验：只要我紧紧地攥住车把，我就总是摔倒。但当我放松时，它就会自己向前。直到今天，这个例子让我们明白了政治家也明白的事情以及构成其使命的东西：如果他想要能够领导和实现其目标的话，他必须创造平衡的局面。”在伽达默尔寻求职业前途时，在他面对纳粹的强大压力时，包括在他后来担任莱比锡大学校长期间，他的行为和选择总是尽可能地在不同力量、不同原则之间寻求平衡，如同他的解释学总是寻求在不同立场之间找到平衡。这种权衡取舍，伽达默尔将之阐释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
这种“实践智慧”和无原则的圆滑权变怎么区分呢？我们可能会有些遗憾地发现，在所有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伽达默尔从来都不是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甚至我们会发现，若单从道德上来评价，伽达默尔可以说是十分平庸的人物。他曾为了获得教职而向纳粹势力做某种圆滑的妥协，在可能的危险面前他总是缺乏抗争的勇气，甚至在私生活上，他对爱人也屡有懦弱背叛之举：和他的老师一样，他在有家室的情况下爱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而在对方落入纳粹虎口时，他却没有试图营救，而是尽可能地切割关系以免引火上身。
如果我们联系前面谈的生命和思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不意味着我们在自相矛盾。一个伟大的思想不是意味着哲学家要有一个伟大的道德人格，至少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是这样。对于中国思想来说，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中国思想一开始寻求的就是生命和道德的学问，而不是纯粹的探求真理。但在西方思想界，我们见过了太多太多的反例。雅斯贝尔斯曾经感叹过，他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伟大的海德格尔思想，会诞生于道德人格如此平庸的人物身上。但问题在于，这种“道德”的评价对于哲学家的生命而言可能并不是十分关键的衡量尺度。甚至我们会说，一个“伟大”的人格可能不必是一个崇高的“道德人格”。在这里，是否足够强有力、足够富有艺术性、足够独创和典范，可能才是更好的标准。我们这里并不是要走向尼采的立场，把道德的尺度看做是平庸而颓废的尺度。但我们应该承认，伟大的思想家有权力重新思考和界定道德的尺度，而不能仅仅被固有的道德尺度所评判。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像评鉴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样，去评鉴哲学家们：有充满缺陷的英雄，有富有魅力的恶棍，也有标准但却平庸的好人。我们可能不认同某些哲学家的一些做法，但却不得不钦佩他们强有力的生命力和独创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指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要创建一种堪称伟大的思想，必须要常人无可匹敌的心理能量的力度和持久度。
按照这种尺度，读完《伽达默尔传》的读者，也许会多少有些失望。因为客观而言，伽达默尔不是西方哲学史上那种第一流的天才。他不像尼采那样有强悍地冲破一切藩篱的彻底性，也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有直指根底的迷人的偏执力量，甚至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一开始曾认为他完全缺乏哲学的天赋，只是个平庸的学生，很长时间没搞明白什么是哲学。在生活和行为上，伽达默尔也基本没有摆脱学院教授的既定轨道。但可能恰恰是这一点，是《伽达默尔传》最让我受启发的地方：他的思想和生命都带有一种平凡的伟大、不典范的典范，因而昭示了一条“可学而至”的思想道路和生命道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读者而言，这可能更具有借鉴意义。
《真理与方法》初版本
从生命道路上说，伽达默尔直到三十八岁才获得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正式教职——莱比锡大学的编外教授职位，他很长时间内成果发表都可以说乏善可陈，直到六十岁时，才撰写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并且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才逐渐收获缓慢的成功。从思想道路上说，他的解释学强调人文主义根基的浸润，强调长期积累、缓慢训练而养成的良好分寸感和趣味，强调静水流深的视域融合的解释学经验，这对于所有人文学科来说都是十分适用的，是这些学科的“反对方法的方法”。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天才式的洞见当然很重要，但长期积累所形成的视域更加可靠。对于大多数人文学者来说，这可能都是唯一一条通向伟大的道路。坊间传言，王季思先生有半开玩笑的“治学秘诀”：“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从伽达默尔的角度看，可以有另一层意思：人文主义的传统中，重要的思想从来都离不开时间的缓慢积累。
今年是伽达默尔诞辰的一百二十周年，从以上角度看，我们今天翻开《伽达默尔传》，纪念这位百岁老人，无疑会是富有教益的，无论人们是想从中得到对解释学思想的更深理解，还是想从哲学家本人那里获得启发。解释学告诉我们，一切无非是存在论的解释学经验，活生生的生命经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让我们去听听这位富有智慧的老人的经验吧。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三)：孙一洲评《伽达默尔传》︱“我们穷得像教堂的老鼠”
公立大学的私人俱乐部 要整体地讨论二十世纪，最有资格的莫过于整体地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人。知识分子是很讲究论资排辈的行当，哲学家尤甚，因为长者的慈眉善目和著作等身总能给人不言自明的权威感。如果再活到了神龟虽寿的年纪，更足以让人信服其智慧不仅下明人事，甚至于上通天理。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有些人因活得久而让人感到好奇。 从1900年活到2002年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年轻时从未体现出长寿的潜质。他近亲中最高寿者也只活到了六十一岁，还有一位慢性癫痫的兄长和一位夭折的妹妹。他本人先后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资短缺、魏玛时代的通货膨胀和数十年清贫的文科教员生活，间歇性处于营养不良之中，更在1922年一度感染过脊髓灰质炎，因跛足被当成残疾人。鉴于为一位百岁老人立传，篇幅横竖都捉襟见肘，本书对他的私生活点到即止。我们很难在本书中找到他长寿的秘诀，只感觉到伽达默尔对命运很少抱怨和戾气。
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早年丧母，他那信奉俾斯麦的父亲有着普鲁士公务员的气质，自信踏实也服从命令。这种家庭教育略带大男子主义，体罚、禁止说方言，也会在听到“就为了几个农民……”时要求儿子立即向来自农村的女佣道歉。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伽达默尔像很多不明所以的年轻人一样为民族主义而振奋，老伽达默尔却是那个年代少数没有在联名信中署名支持战争的德国科学家：“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也许是父亲工作投入，也许是儿子敦厚温和，父子两人并没有太多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的代际冲突。他们最大的矛盾其实是文理之争。作为一位备受尊重、成果斐然的科研工作者，约翰内斯·伽达默尔（Johannes Gadamer）以发现空褐鳞碱（bulbocapnine）闻名化学界，拥有“枢密院大臣”的荣誉头衔。他以自己的成就和学科为傲，认为文史哲不过是通识教育的延伸，其从业者“只会闲谈”。他在儿子中学毕业时开了一个一万马克的账户，却不让儿子用来买书，导致这笔钱最终在通货膨胀中沦为废纸。直到临终前，他还向海德格尔表达了与许多家长在孩子被调剂专业后类似的忧虑：“您认为哲学真的可以作为一个终身职业吗？” 在德文中，科学（Wissenschaft）意指任何在大学中被讲授的学科，不限于精密科学。老伽达默尔毕竟是德国的理工男，眼界还没可怜到工业党的地步。伽达默尔在父亲到马堡大学任教后也转去就读，在这所当时的新康德主义重镇受到多位名师的指点。哲学家纳托普（Paul Natorp）、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海德格尔、美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文学评论家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这些都不仅是伽达默尔的老师，更与其建立了父子般的亲密关系。哈特曼甚至为大病一场的伽达默尔主婚，理由是成家离开父亲有助于康复。 当时，所有大学老师都在培养自己的小圈子，教授客厅的读书会总是向学生们敞开。这对于以“苏格拉底对话”为开端的哲学尤其重要，否则按课程要求每周见一面的老师还不如食堂大妈亲切。这种师生关系构成闲谈掌故的源头活水，是如今按名单点到、在系统中查成绩的“大学生”们很难体会到的。无论是燕京未名还是马堡康桥，今日的读者总是感当年名师云集、叹如今学风不古。这正是战后学生运动的遗产，为大学引入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匿名性。大学在大师和大楼之间，大抵只能选择其一。 不过，过于亲密的师生关系也未必全是好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中斯拉格霍恩的“鼻涕虫俱乐部”就是势利老师集邮册的写照。从“格奥尔格圈子”中男性之间“教育的爱”，到布列东批斗驱逐的门徒，再到拉康临床久治不愈的患者，知识界从不缺唯我独尊的教主。要说伽达默尔能在“四个室友七个群”的各个教授圈子间游刃有余的原因，他个人的勤学友善与其父的校长身份兼而有之。在1923年他的博士文凭上，就印有他父亲的签名。 在所有相遇中，海德格尔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在马堡任职的海德格尔虽然著述有限，却已经是哲学界有口皆碑的“隐形国王”。他的现象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对读者而言还很神秘，可他以亚里士多德来重构哲学的规划已是彰明较著。伽达默尔和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克吕格（Gerhard Krüger）都是海德格尔最早的一批学生，终生都受惠于海德格尔的提拔和启发。 教职的抢凳子游戏 不过，海德格尔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伽达默尔的抱残守缺并不满意，直截了当地评价“你正处于自我欺骗之中”。伽达默尔被这一评价所打击，转而试图以古典语文学考试为突破口取得授课资格。根据洛维特的回忆，这一时间段的海德格尔与女学生阿伦特暧昧不清，与男学生都有所疏远。女性获准进入男权高等教育后，师生恋这一副产品似乎也成了某种准大学传统，不以海德格尔为始，也不以伽达默尔五十岁时再婚为终。 伽达默尔的教职资格之路又体现了传统大学的人情味，或曰私相授受。1927年7月，伽达默尔在古典语文学考试前两周发现自己遗忘了考古这门科目，只能和老师们商议在考试后弥补。他得到了考官们的谅解，在考试中，考官们心照不宣地没有就此提问。伽达默尔倒是很好地遵守了君子协定，在接下来两年补修了考古学。推免生和招考生要付出的努力，终归是有所不同。海德格尔督促他在自己前往弗莱堡接替胡塞尔之前交稿，让一般耗时数年的教职论文在短短几个月内得以放行。 即使长年没有什么出版物，伽达默尔仍在之后几十年的许多教职空缺中被提名，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扎实的语文学基础。大多数语言学家只具有基础的哲学知识，而哲学家往往又缺乏语文学基础。学界将他视为为数不多受到良好希腊哲学训练的哲学家之一，自有其根据。德国的人文学科虽然名目繁多，但区隔并不明显，尤其核心文本有很大重叠。不过如今这种跨学科迷思已经被理论的饥渴推到了拉郎配的程度，产生了一些酷似蒙古海军的学术卖点。 “我始终有一种该死的感觉，海德格尔在我的背后看着我。”并不以原创性见长的伽达默尔长期活在海德格尔阴影下，作为大学的私人讲师（Privatdozent/in），他并没有固定收入，还必须坚持授课以维系教学资格，而他的课程也不如洛维特等同侪受学生欢迎。当海德格尔对垒新康德主义的达沃斯之辩于1929年发生时，他们这些亲炙弟子却因付不起川资而无缘旁观，“我们穷得像教堂的老鼠”。伽达默尔的学术生涯逐渐顺遂起来，另有一个客观条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纳粹的排犹政策开始温水煮青蛙。老师海德格尔1933年的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露骨地倒向希特勒，又出卖了包括胡塞尔在内的不止一位师友，最终欲当国师而不得。其时正在德国访学的雷蒙·阿隆就认为，反犹主义只是经济危机时期纳粹宣传的口号。直到1938年，希特勒本人还因水晶之夜的恶劣影响而假模假式地谴责过冲锋队。用阿伦特的话说，当一切发生时，所有人都在酣睡。 犹太人也在酣睡，大部分被“无限期停职”的犹太学者都在观望事态，像霍克海默那样立刻转移阵地的学者并不多。洛维特就向伽达默尔透露，其父其实是祖母和一位大公爵的私生子，自己只算是“半犹太人”，也许可以留在德国。伽达默尔是否真的相信了洛维特为祖父扣上的这顶绿帽子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还是劝欲做日耳曼人而不得的洛维特逃离。在德国知识界独占鳌头的犹太知识分子被体制逐渐边缘化，为僧多粥少的学术界腾出了位置。 当时大学教授必须在形式上得到元首的任命，伽达默尔为了修补“组织纪律淡薄”，成了唯一自愿前往纳粹政治改造营的教师，以至于美国的思想史学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斥责这本传记是在为伽达默尔洗地。伽达默尔确实是排犹政策的被动受益者。他既非纳粹党员，也没有像海德格尔一样和犹太师友割席断义，更拒绝了洛维特主动提出的不做其女教父的提议。他只是采取了众多“温和德国人”明哲保身的姿态，最终于1939年越过另两位资历更深的纳粹积极分子取得了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职位，又在战后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对比海德格尔露骨站队后卸任校长去讲艺术的下场，鼓噪作势的排头兵终归很难吃到好果子。 在纳粹治下勉力维系的相对学术自由，直到战后才被苏联人的进驻打破。相对纳粹德国对知识分子的放任自流，苏联驻军奉行积极干预的政策，一下子就裁撤了一批“有资产阶级嫌疑”的医生，并反对入学考试这一“贵族陋习”，主张引入与社会比例相同的工人。一位名为普拉齐奇（Plätzsch）的学生闻讯后在学生大会上语出惊人，说倘若如此，大学中白痴的比例也应该和社会持平。时任校长的伽达默尔对此事进行了冷处理。他算不上马克思主义专家，但他精通哲学史与黑格尔，具有一定程度的与苏联周旋的知识和圆融。 东德大学面对苏联以“去纳粹化”为名而进行的干预政策缺乏抵抗力，纳粹治下的往事更证明了学者容易被收买。伽达默尔题为《科学的原初特征》的校长就职演说，就是在这样的狭窄空间里闪转腾挪。在二十个月的校长任期内，为弥补多位学者跳槽去西德的空白，他引入了多名马克思主义教授，包括阿图尔·鲍姆加通（Arthur Baumgarten）、瓦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并和后来接替他教席的乌托邦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初步接洽。在挽留和邀请同事的任期结束后，伽达默尔自己也收拾起细软，举家迁往西德。 “海德格尔的城市化” 伽达默尔离开东德后，先在法兰克福大学任职数年，但对此地并无好印象。他长期浸淫在大学城的小环境，对这所国际大都市的官僚作风和同事间的疏离关系很不习惯。他在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接触后的印象非常有代表性：“（我）好像是突然来到城市的农民，有着农民的所有优点和局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些人在我们看来格外变幻不定，他们很聪明，但缺乏实质内容。而和海德格尔在一起，我们感到很习惯。简而言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我们感觉与他们距离遥远。” 这与后来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著名毒舌评价“海德格尔的城市化”相映成趣。海德格尔以农民自居，连艺术美学都是拿梵高的《农鞋》做文章。德语中有个词叫Weltprovinz（世界-省），正可以用来调侃海德格尔好在农屋密林中论断天下，简直是把世界都“巴登的地方化”。而伽达默尔来自东部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是二战后德国失去的最大城市（今波兰弗罗茨瓦夫），既未融入南德基民盟的宗教团结，也不欣赏西德社民党的文山会海，而是坚持东德农民党的鱼水关系。哲学和政治倾向一样自有其地域性，即使是最抽象的术语，也不能避免学说中沾染言说者的背景和好恶。 漫长的教学生涯让伽达默尔得到了一个并非完全出于善意的称号——“德国哲学的幕后主导者”。直到今天，德国大学的教职竞逐仍然是大佬把持的抢凳子游戏，而战后掌握话语权的新一代学者不少都是伽达默尔的门徒。下一位“德国学界的幕后主导者”哈贝马斯曾因过于激进而被霍克海默逐出社会研究所，在伽达默尔的羽翼下成长起来。伽达默尔甚至不认为他是哲学家，但在才华面前，伽达默尔并不挑食。卡尔-奥托·阿佩尔、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 奥拓·珀格勒（Otto Pöggeler）、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这些名字在海外也许声名不著，却着实主导了战后德国哲学的重构。 如今可能很难想象，一位哲学教授直到五十多岁，桃李满天下乃至官至校长、院士后，仍然没有一本原创专著。如今大学的教职体系早已明码标价，把评职称和出版物进行了准量化的挂钩，为世界贡献了数以万计的“职称出版物”。伽达默尔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既是分身乏术，也是性格使然。他在莱比锡时是唯一的哲学教授，授课涵盖整个哲学史，直至转到海德堡后才有了充裕的研究时间。他本人也效法苏格拉底，偏好对话更甚于写作。但学者终归是要著书立说的，知识界也有不明觉厉的大部头情结。海德格尔为他学生的畏缩感到惋惜：“伽达默尔总归必须出版一部真正的著作。” 这部大器晚成的著作直到他六十岁时才姗姗来迟。《真理与方法》从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出发，论及艺术、历史和语言，并终于存在论。任何时候人都处于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之中，是效果历史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的视域，并遮蔽了其他视角。重点在于意识到这一局限性，我们无法达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才能进一步向他者开放。伽达默尔同时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传统观念论的养料，强调经验、传统、共通感（/常识）作为认识和交流的基础。《真理与方法》是自《存在与时间》以来德国哲学最引人注目的著作，被读者用其首字母亲切地成为WuM和SuZ。 哲学家就一定是好的预言家吗？在1950年前往海德堡任教前，他向年轻的第二任妻子断言，鉴于他的家族基因，自己将在六十岁时寿终就寝。那时他应该没有想到，他能把自己的生日演绎成德国知识界近半个世纪内的保留节目，把对他的周年纪念文集连载成一套刊物。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获得了许多奖项与荣誉，从书斋学者开始跻身上流圈子，不得不说有年龄渐长的缘故。粗线条的谱系总需要象征性人物一代代传承思想的火炬。在辞去全职教授前名义上的最后一堂研讨班上，八十岁的海德格尔到场简短发言，成全了读者心目中大师的代际更替。 所幸，（至少在德国）哲学并不是推背算命，伽达默尔也乐于承认自己的无知。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相信，有了乌克兰的粮仓、高加索的油田和欧亚大陆的统治，希特勒还能对抗美洲大陆三十年。他在五十年代初相信，民主制不过是政党寡头的游戏，在德国并无前途。到柏林墙倒塌后，他又认为两德合并为时尚早，应该维系现状。知识分子不用假装自己全知全能，活得久也不一定是靠中药偏方。伽达默尔在退休后近乎贪婪地享受生命，临终前数月才缺席了近在咫尺的研讨会。一百零二岁的老人肯定比我们见得多，但从不自认为比我们知道得更多。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四)：来自德国的最后一位大师
伽达默尔有幸能在那些老师们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遇到他们：遇到赫尼西斯瓦尔德正好是其出版《思想心理学的基础》之前，遇到哈特曼是在其《伦理学》即将出版之际，遇到海德格尔是在其《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而遇到布尔特曼是在他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和他1920年代那些杰出论文发表的核心时期。弗里德兰德的情况也是如此。—格朗丹，134页
鉴于您（海德格尔）的原创思想有着难以理解和难以接近的名声，我的中庸倾向和优柔寡断几乎成了（解释学的）原则，使得我将之变得易接近和可接受。—伽达默尔，377页
对于哲学家的生平介绍我们会不自觉地想起海德格尔用“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这样简洁的方式来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一生的名场面。海德格尔似乎是巧妙地套用了凯撒“我来我见我征服”的典故。海德格尔的这一名场面是用来强调哲学家的生命应该完全是思想性的，从而将其区别于政治和军事的生命。但众所周知的反讽情况则是，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并未能克制自己内心想要干预现实政治的欲望，从而与纳粹有尽管短暂但很狂热的合作。海德格尔想要成为纳粹的桂冠哲学家，为此他甘愿拿自己的思想生命来为臭名昭著的“政治先知”献祭。但与此同时他在马堡大学的学生伽达默尔则在政治风暴面前保持了冷静和审慎。伽达默尔一生经历了世界历史上的诸种重大事件和时刻：一战、经济危机、魏玛共和、二战、战后德国的分裂与冷战、左翼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兴起、柏林墙的倒塌、9·11事件等。伽达默尔在历次政治社会运动面前保持一贯的“资产阶级”审慎的品格。这种典型非政治的学者立场是他在战后担任莱比锡大学校长职务的重要原因。而他的这种资产阶级人文知识分子的风格也成功地将“农村的海德格尔”城市化，并发展出了哲学解释学。所以我们似乎在伽达默尔身上看到了哲学与生命的真正统一，这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伽达默尔的一生实际上很颠沛流离，直到1950年他才在海德堡过上了德国大学教授的正常生活。“对伽达默尔来说海德堡意味着平静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开始。”（344页）海德堡大学成为伽达默尔执教生涯的最后一站，正是在这里他才静下心来酝酿《真理与方法》的写作计划。这部后来成为经典的著作在他60岁生日的时候出版，而此时他也不再年轻了。所以我们可以将1960年作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是从求学到任教并担任学校校长职务的前半生，而60年代之后才是真正哲学家的生活方式。为何直到60岁他才出版了真正重要的作品？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他的前半生。
1. 伽达默尔的前半生：布雷斯劳-马堡-弗莱堡-马堡-莱比锡-法兰克福-海德堡
伽达默尔出生于1900年2月11日，这个年份是笛卡尔去世的第250年。笛卡尔作为现代哲学之父，提出了通过一套明确的方法论来建构整个知识大厦的宏伟计划，从而支配了整个现代哲学的基本走向，而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这一他最重要的作品则是对这一现代哲学开启之源头的某种“终结式”的回应。这一年也是尼采去世的年份，同时也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狄尔泰的解释学初露锋芒的年份。他的出生地马堡是一个小型的大学城，那里有著名的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他的父亲约翰内斯·伽达默尔担任布雷斯劳大学药物化学方面的教授，后来是马堡大学的校长（1922年）。约翰内斯是老派的富于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还是俾斯麦的死忠粉。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严苛到“专制”的地步，他希望伽达默尔能够上一条精确科学的道路。但是伽达默尔后来走上了文学、艺术和哲学的道路。这种沉默的“反抗”使他对伽达默尔的职业规划颇为担心，在他临近去世的时候还专门找来海德格尔询问自己儿子的前途： “但您认为哲学真的可以作为一个终生职业吗？”（23页）这种担忧对伽达默尔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在22岁就拿到博士学位，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想要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但这反而构成了约翰内斯更大的担忧，儿子本来可以做成一些事情，但是“现在他却与那些夸夸其谈的教授们为伍。”
伽达默尔的亲生母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种缺席在他身上也留下了烙印。伽达默尔可能从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宗教气质”。约翰内斯是“理智的自然神论者”，而母亲则是虔敬派。伽达默尔从新教中体会到了人的有限性，他总喜欢援引克尔凯郭尔的一句格言：“在思想中令人安慰的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总是错的。”但伽达默尔并未被宗教的虔诚完全征服，他为自己缺乏这种神性上的维度而稍有伤感。“我读过一点圣经，但要达到信仰的程度，我还从未成功过。因此，我的情况非常不同于海德格尔生活的使命，他在寻求一种比天主教教义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宗教探索。……我完全没有信仰，说起这个总有些遗憾。”（16-17）
伽达默尔的童年是在布雷斯劳度过的。布雷斯劳是当时德国仅次于伯林和汉堡的第三大城市。在那里他真正感受到了技术文明的进步。他在圣灵的改制中学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法语，并于1918年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伽达默尔一战前在布雷斯劳的生活就像茨威格所描绘的奥地利那样美好：他家有着很多女仆和佣人，布雷斯劳大学的教授们成为家里的常客。伽达默尔经常将自己的零用钱省下来买书，其中就有格奥尔格的诗歌。一战开始后，他家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此之后伽达默尔的前半生就始终“保有一种生存所强加的贫困意识和为了活下去必须做出牺牲的意识。”（42）他家的寿命史并不是很长，而伽达默尔晚年说他的长寿要“归功于”异常艰难的年代。
在这期间他加入了格奥格尔的圈子。这个圈子是围绕格奥尔格的诗歌而聚集在一起的“秘密团体”，吸引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古典语文学家。整个圈子追求一种纯粹的文学和诗歌，一直都在和“知识的通俗化，高估和夸大一切流行之物以及吸引大众的那些东西”做斗争。这个经历使得伽达默尔的头脑中植入了“诗歌的真理”这样的灵感，并决定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选择：德国文学。1918年-1919年伽达默尔注册了布雷斯劳大学的德国文学专业。伽达默尔期间参加了很多阅读圈子，并结识了第一任妻子弗利达·克拉茨（1923年结婚）。弗利达是很有艺术气息的姑娘，而且还善于交际，是很多人心中的情人。在布雷斯劳大学读书期间，他上过赫尼西斯瓦尔德的《科学哲学导论》，还系统学习了包括哲学和语言在内的各种知识。1919年伽达默尔随着父亲来到马堡大学。在那里，纳托尔普正在从科学的理念往神秘主义方向转变，而哈特曼正在实在论的立场上推进一门价值伦理学。伽达默尔成为了哈特曼的学生，并根据老师的建议去慕尼黑大学拜访了胡塞尔的两位学生盖格尔和普凡德尔，从他们那里他听说了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哈特曼建议伽达默尔在纳托尔普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伽达默尔以柏拉图的快乐为题，围绕着快乐与至善的关系完成了博士论文。这一主题除了纳托尔普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了格奥尔格圈子（沃尔特斯）的影响。1922年，伽达默尔收到了纳托尔普的特别礼物—海德格尔的纳托尔普报告，这个报告使伽达默尔决定性地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所影响。由此伽达默尔决定去弗莱堡跟随海德格尔学习。此时的弗莱堡大学现象学运动正在方兴未艾，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以自己的个人魅力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学生，而且海德格尔有青出于蓝之势。伽达默尔在弗莱堡上了海德格尔关于“实际性解释学”的课程并被海德格尔的思想魅力所折服。通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开始关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海德格尔通过克尔凯郭尔去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整个哲学史的解构的思路影响了伽达默尔后来的思考。
海德格尔接到了马堡大学的教职邀请，于1923年冬来到了马堡。伽达默尔以及其他一些学生组成“精英部队”跟随海德格尔来到了马堡。期间伽达默尔为宣传推广老师的学说助力不少。伽达默尔还认识了布尔特曼，从他那里学习了古典语文学。伽达默尔参与布尔特曼的格雷卡（Graeca，古希腊古典语文学研究），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15年。他对古典语文学的热情部分是由于他在哲学方面的受挫。在天才老师海德格尔面前，伽达默尔认为自己没有哲学天分，而且海德格尔也曾经这么评价过他。他在古典语文学方面找到了自信，并吹嘘自己只读两千年以上的书。（133）伽达默尔深刻体会到了经典所具有的典范性意义。他在古典语文学方面最重要的导师是弗里德兰德，后者对柏拉图对话本身的戏剧性的强调令伽达默尔印象深刻，受此影响他还批评过耶格尔的某些思想。1927年伽达默尔通过了古典研究考试，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伽达默尔还结识了自己的同门洛维特和克吕格。自称海德格尔的门徒者甚众，但伽达默尔、洛维特和克吕格无疑是海德格尔圈子的中心人物。海德格尔希望他的这三个学生在自己建立的知识大厦中挑选一块最擅长的领域，将自己的工作继续下去。伽达默尔在古典哲学和艺术领域较为擅长，而洛维特在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生物学方面，克吕格则是神学方面。这三位学生尽管都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但却都走出了自己独立的一条道路。伽达默尔的任职资格论文围绕柏拉图的《菲利布》展开。他试图通过柏拉图的对话和辩证法来探讨一门伦理学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和弗里德兰德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伽达默尔寻找教职的时候正好赶上德国经济的危机，因此求职之路十分艰难。他开始担任马堡大学的私人讲师，在1931年与克吕格分享洛维特的助教职位。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在此期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伽达默尔支持希特勒。海德格尔此时在弗莱堡已经向纳粹献忠，他早期的亲密学生都难以相信自己的老师的这种政治选择。这一次学生们同样没有走老师的道路，保持了可贵的独立性。与格奥尔格的圈子所刻意营造一种忠诚的氛围不同，海德格尔圈子的气氛则相对比较自由。在学术研究上海德格尔并不强求学生们一定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从事研究。而在政治立场上尽管海德格尔对他在马堡的学生感到气愤，但学生们依然选择了独立性。在海德格尔放弃与纳粹的合作之后，伽达默尔选择原谅自己的老师。他认为这是海德格尔为了想要实现自己的哲学理想所导致的失足之恨。
作者花了很大篇幅为伽达默尔在纳粹期间的表现进行辩护。伽达默尔实际上是随大流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为何不反抗。在1933年11月11日在一份大学教授支持纳粹的文件上看到了伽达默尔的签名。但这种签名并不代表他当时是自愿支持纳粹的。而这是唯一一份作者所看到的与伽达默尔有牵连的政治文件。（193）在这份文件上签名是否有助于他后来获得伦理学和美学教职，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如果不是当时纳粹对犹太人的相关政策，他的犹太朋友们就不会被解除教职，也就不会留出位置给伽达默尔。在这期间伽达默尔发表了《柏拉图和诗人》以及《柏拉图的教育城邦》。伽达默尔并没有通过柏拉图来为当时的纳粹政权进行合法化证明，尽管这也不意味着他对此进行了批评。作者认为伽达默尔在这里所关注的真理与审美的关系是他自己所一向关注的主题，这是一种纯粹学术上的讨论，与现实政治没有直接关系。“要在这里看出纳粹所强制要求的对国家的支持，这需要格外的想象力。”（198）
1933年他去巴黎旅行，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他与列奥·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等人经常见面。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政治选择深感震惊。鉴于施特劳斯本身的谨慎多疑，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始终保持良好但有距离的交往。施特劳斯在汉堡跟随卡西尔学习，期间经常到马堡的图书馆借书，伽达默尔在那里与他相识。之后施特劳斯去弗莱堡，被海德格尔思想吸引。其实严格来说，相比于伽达默尔、洛维特、克吕格甚至克莱因，施特劳斯并不算海德格尔圈子中的“精英部队”。但他们都可以算作是海德格尔的弟子。而且这几个人一直都保持着来往，这可以通过他们的通信集看出来。他们应该算是海德格尔哲学风暴所冲击的第一批学生。伽达默尔的这些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犹太人。他们之间的友谊经受住了领袖号召的诱惑。
伽达默尔先是接受了朋友克罗纳在基尔的教职，接着又回到马堡担任了编外教师。由于政治态度上的不明朗，他的求职之路一直很不顺畅。为了拿到马堡的这个编外教师的职位，他认为可以作出政治上的一些妥协。他自愿参加了政治改造营。伽达默尔认为这次训练是很难得的人生经验。他在那里遇到了很多知识精英。这使得我们不由得想到，即使在极权政府进行统治的纳粹德国，也仍然有一定的社会空间没有被整合进恐怖统治之中。
1936年他与克吕格去法兰克福参加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作品起源的讲座，这次讲座又一次展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魅力，伽达默尔看到了海德格尔转向后的道路与自己关于艺术和真理的关系有很大的契合之处。
伽达默尔中断了关于柏拉图和智者的研究，转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并且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产生了兴趣。在此期间他获得了古典语文学教职的邀请，这样在他面前便有两条路：古典语文学还是哲学？伽达默尔最终决定还是选择哲学。他想争取在马堡作哲学编外教授的机会。但最后还是泡汤了。终于，在1938年他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替补教授的职位。莱比锡大学的气氛是典型非政治的。这一点与伽达默尔的气场非常合。他在莱比锡的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伽达默尔在那里上《艺术与历史-人文科学导论》，这门课为他的《真理与方法》的写作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雏形。他的就职演讲标题为“黑格尔与历史精神”。伽达默尔发现了黑格尔的历史性对自我反思和个体意识的超越，但他似乎认为不需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了。
苏德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伽达默尔正好在海德格尔家，他看到了海德格尔异常激动的情形，海德格尔认为这是歌德精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联合。而伽达默尔则认为这是纯粹的幻想。
在二战期间，伽达默尔在非政治的莱比锡过得并不算差。期间他游历了意大利，还去法国作了一次报告。其主题为“赫尔德与历史”，其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人民这个词在德国获得了一个新的深度和新的力量。”像人民、德国命运之类的字眼出现在报告之中。这可能会使人感到陌生甚至反感。但是作者再一次为伽达默尔作了辩护。像人民和历史这样的主题一直是德国思想史中很常见的，并不需要特别惊讶。而且相比于同场会议的其他教授的文本，伽达默尔的报告就显得是无害的了。（259-260）此外伽达默尔在写信的结尾还有“伟大的希特勒万岁”之类的字眼，但是这也属于当时信件的一般文体，这种形式上的特征并不表明他自己就真的支持希特勒。另外考虑到当时普遍的恐怖气氛和在德国肆虐的检举告发，在发言和信件中添加一些意识形态的“点缀”是比较谨慎的做法。在莱比锡伽达默尔和戈德勒来往密切。戈德勒是莱比锡市的市长，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抵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1944年刺杀希特勒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在刺杀计划失败后，希特勒开始恐怖清洗，其中伽达默尔的学生兼情人凯特·莱克布施遭到了逮捕。而伽达默尔则与她保持了距离，而且他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德意志礼”更加坚定有力了、“希特勒万岁”的口号也更加响亮了。这是伽达默尔不光彩的一面。（271）凯特凭借自己的智慧最终逃出来了。当然还赶上苏联进攻柏林的前夕。监狱负责人打开监狱门，释放了所有的囚犯。最后她在法兰克福与伽达默尔再次相遇，并且在1950年嫁给了他。伽达默尔在纳粹垂死挣扎的最后几个月中的政治态度是不光彩的，但是作者指出，他真正抵抗的使命在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坚守和维护。在他卓越的哲学教育下，许多年轻一代开始走上独立的思考。哲学的培养比任何政治纲领都更重要。在莱比锡遭到空袭轰炸的时候，伽达默尔“在一个尚保持完好但没有供暖、灯光和玻璃窗的房子里继续对里尔克诗歌的阐释。学生们在那里，每个人都裹着厚厚的衣服，手里拿着蜡烛。Tenebrae（熄灯礼拜仪式）。”
莱比锡市先是被美国占领，后来被苏联占领。他们做的首要工作就是去纳粹化。苏联用去纳粹化的招牌来嫁接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资产阶级的”大学则试图捍卫他们的独立和自由。伽达默尔在1946年被选为莱比锡大学的校长。可能由于他在纳粹期间非政治的身份，因为很多教授曾经加入过纳粹党。伽达默尔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对科学家的独创性和独立性的捍卫上，他强调科学的源初性的特征。莱比锡大学的战后重建工作当然是要朝向民主化的方向，但是到底应该是哪种民主呢？西方式的民主与东方式的民主有没有可能调和在一起呢？伽达默尔尽管接近西方式民主，但是他也不认为社会民主一点价值没有。德国大学面临着危机，其最大的表现在于人文主义传统的中断和丧失。伽达默尔所作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和重新唤醒德国的美好传统。在人文主义传统之中，伽达默尔似乎看到了超越于政治之上的精神文化领域。他从未放弃过格奥格尔圈子中所崇尚的纯粹的精神王国。（关于德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参见《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伽达默尔战后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要考虑留在东德还是去西德。伽达默尔是想要在莱比锡大学推行民主化改革的。但旋即卷入了校园政治之中。他被一个左翼小团体告发了。这个小团体认为伽达默尔的去纳粹化工作并不彻底。比如医学系中大部分都曾是纳粹，但伽达默尔并没有关闭医学系。还有一些有着保守倾向的教授，伽达默尔认为他们是享有盛名的，因此并没有解雇他们。这个小团体指责伽达默尔的妥协风格。围绕着工人学生进大学和社会科学系的创建等问题，莱比锡大学的政治化愈演愈烈。伽达默尔遭到了莫须有的逮捕，这更加促使他选择出走西德。
1947年伽达默尔接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邀请。法兰克福大学有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社会研究所在五十年代又得到了重建。他们的社会批评理论将成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伽达默尔见证了这一思想流派在德国的兴起。他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批判理论还没有出现。伽达默尔在促成“马克斯和泰迪”（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重返法兰克福的事情上做过一些努力。然而他们并不是十分投缘。伽达默尔在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两位代表人物时：“感觉好像突然来到城市的农民，我们有着农民的所有优点和局限。”（323）六十年代批判理论和解释学理论相继问世，伽达默尔有很强的意愿想要与阿多诺对话，但阿多诺的突然去世（1969年）使这次对话最终没有进行。法兰克福大学是伽达默尔很少表达怀念之情的大学，这里更加官僚，对教授也不信任。
在法兰克福和之后的海德堡，伽达默尔培养出了第二代学生，包括亨利希、哈贝马斯、阿佩尔、图根哈特以及博格勒等人。这些学生都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就像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关系一样。“即使海德格尔也没有成功地培养出有着如此才华和如此广泛的学生圈子。”（328，笔者对此判断持保留态度）这些学生应该庆幸自己的老师的宽容，德国思想也应该感谢伽达默尔。在战后德国思想传统遭到中断的情况下，伽达默尔试图重新恢复人文传统的种种努力，延续了德国哲学的精神命脉，并将这种精神传递给了下一代。在伽达默尔的培养下，这些学生们将创造战后德国学术界的再次繁荣，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不息。
伽达默尔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的圈子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对老师行话的拙劣模仿，另一种则是对老师的无休止的批判。克吕格以及流亡海外的洛维特和施特劳斯都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60岁的时候组织出版了纪念性文集，试图为老师恢复名誉。雅斯贝尔斯拒绝了参加的邀请，海德格尔的很多学生也没有同意参加。伽达默尔还帮助海德格尔当选为海德堡科学院院士。他邀请老师去给自己的学生讲课，尽管效果并不佳。（335）
1949年伽达默尔去海德堡大学接替了雅斯贝尔斯的教席。雅斯贝尔斯是战后德国学术界的道德权威。因为纳粹期间他被解除了教职强制退休并且与犹太人身份的妻子有过集中营的惨痛经历。伽达默尔与雅斯贝尔斯的关系后来冷却了。在雅斯贝尔斯70岁生日庆典时伽达默尔还曾被“拒之门外”。作者认为是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的学生们向老师传达的闲言碎语影响了二者的关系。而文中很明确提到的就是阿伦特。作者在写到阿伦特的时候非常纠结，除了在传记一开始引用了阿伦特的一段话之外，在正文中偶尔出现的阿伦特，其形象也并不光彩。如果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圈子中的中心人物，阿伦特的位置在哪里呢？作者指出，阿伦特直到50年代都是藉藉无名的。而且在伽达默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关系恶化中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者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当有虫子钻进了苹果里……”（342）
2. 伽达默尔的后半生：真理与方法、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与德里达的论战
以上是伽达默尔的前半生。而在海德堡之后的后半生伽达默尔过着真正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传记作者说后面的章节不太好写，因为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都是波澜不惊的学术活动。而对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讲，这后半生比前半生要精彩得多。后半生的主要事件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著作的出版以及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争论。
伽达默尔直到60岁才出版了他的最重要著作。除了时代背景上的影响外，还有内在的原因。伽达默尔一直是强调对话的。他在撰写大部头著作中显得有些无所措手足。这样的著作更像是独白，而不是对话。幸亏他的聪慧的妻子时常的监督以及审校的工作经历，这部著作才得以在他生日的那天面世。
《真理与方法》的标题表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从真理出发的，他对解释学重视方法论的传统进行了批评。方法是在真理之后出现的，它并不能控制真理作为事件的发生。这源于人的有限性。理解先于人的自我理解，当我们试图强加一种方法到理解上的时候，我们总已经来得太晚。理解涉及文本、艺术作品、传统、生活世界的语言状态等等，这种历史性是我们的前理解，构成我们进行自我理解的视域和前见。因此任何自我理解都是在效果历史中的视域交融。这种视域式的自我理解表明人类的有限性，这一意识使得我们能够检视批判自身的局限性，向新的经验比如他者、语言、公共生活等敞开，使得我们能够寻找回友谊、家庭、制度和常识中的经验。视域交融的真理观打破了绝对真理的一元论，从而朝向开放的、多元的“源初起源”而回返。
艺术作品开启了源初真理的体验，这种真理也是严格的。当我们试图寻找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或者说将方法论视为人文科学的核心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受到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同时艺术理论中所出现的审美主义，对纯粹的主观性和天才的崇尚，也仍然是将客观性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偏狭的思路。“测量、计算和客观化的界限不是人类知识的界限。”（361）
伽达默尔认为，他对人的历史性的强调并没有导致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我们的前理解是可以加以修改的，而这种修改只有视域交融的条件下才得以可能。因此历史的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辨别真正有效的东西和无效的东西。历史意识一方面揭示了我们人类理解的有限性，能够使我们破除基础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则在新经验的敞开中超越我们当前的视域。而这种超越需要对话。对话揭示了语言是理解得以进行的基本要素。理解本质上从属于语言。伽达默尔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观点，语言是存在之光。语言从根本上说是存在论的，它揭示了更为源初的真理。伽达默尔强调关于这种存在的筹划实在对话中敞开和得到纠正的。这种对话的伦理学品质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生的“决断”形成鲜明的对比。
海德格尔对此著作一直沉默不语。他明白自己对学生的影响，但是伽达默尔明显地用了柏拉图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东西，这在海德格尔眼里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东西。另外所强调的对话性也仅仅体现了主体性或意识哲学的痕迹。伽达默尔对老师的思想有着独立的思考和评价，但他没有像洛维特、克吕格和施特劳斯那样进行公开的批评。只是在海德格尔去世之后，伽达默尔才指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宗教维度。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对“上帝的追寻”中看到了他的生命和全部工作的隐秘肉刺。（378）伽达默尔逐渐从老师的思想中走了出来，并且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作了城市化的改造。“在伽达默尔那里的确有某种更城市化和不那么难对付的东西，特别是在他的对话意识、对传统和他者的欢迎，以及对人文主义及其伟大文化的复兴方面。”（380）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面临着老的观念和年轻的思想的双重夹击。相比于跟解释学陈旧观念的争论，他与哈贝马斯的争论更加具有戏剧性，从而将《真理与方法》带入到了经典行列。伽达默尔不认为自己的这部作品能够成为经典。哈贝马斯对此贡献良多。伽达默尔很早就注意到了哈贝马斯的哲学才华。在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的“内在伟大和真理”进行批判之后，哈贝马斯开始转向批判理论。而在面对哈贝马斯的时候，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出现了罕见的分歧。阿多诺比较看重他，而霍克海默则认为他太“左”了。伽达默尔出于他两位同事的分歧的兴趣而阅读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嬗变》。他很赏识哈贝马斯的才华，在1961年为他提供了海德堡的特聘教授的职位。尽管辈分和性情的差异使得两位哲学家关系逐渐疏远，但是二者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关系。哈贝马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出发对《真理与方法》进行了批评。首先哈贝马斯认为这部书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将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区分，另一个则是强调解释者的偏见在研究中的作用。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语言学说，将语言看成是人所具有的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自身能够超越局限而容纳新的意义内容。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不仅超越了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也超越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但哈贝马斯接着批评说，伽达默尔忽视了社会科学以及背后认识“解放”的意蕴，而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则能承担这一任务。而后者则有可能动摇对话者之间的深层认同。因此，解释学的对话应该为意识形态批判所代替。解释学过于保守，它不能质疑特定社会中的现存认同，而这种现存认同有可能被意识形态所支配和操纵。哈贝马斯认为，解放和批判才是社会科学的志趣，而非对话和认同。传记作者认为这是天才的解读。这一观点为六七十年代包括德国大学在内的欧美校园的左派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但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争论一直恪守着学术的标准，从未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伽达默尔非常欣赏哈贝马斯的分析，但是他认为意识形态批判过于理想主义和先知化。哈贝马斯的话语本身也需要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所缺乏的，可能正是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400）他在总结二人的争论是说，二人的真正分歧在于对现实的认识上。伽达默尔作为老一辈的学者，认为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一战后就早已不是资产阶级了，再也不是维护现存政权的保守派了，而是与工人乃至人民一样：他们“与主流社会秩序的关系和今天的革命工人阶级一样自由。”（401）的确，在伽达默尔身上很难看到权威和传统这些字眼。伽达默尔的温文尔雅颇具长者之风。这场争论将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推到了公众面前。在他70岁的时候两版本的《解释学与辨证法》的纪念文集得以出版。德国思想界知名人物乃至国外的学者的名字都出现在了文集里，其中有阿佩尔、哈贝马斯、图根哈特、克吕格、洛维特、利科等等，还有他自己的学生们。（403）
这样伽达默尔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春”。伽达默尔真正享受了自己的青春。“他成了一个真正周游世界的人，热衷于新的文化视野和语言。这使他可以在全世界旅行，并从他不断增加的声誉中获益，他想一个年轻的孩子一样品味他的声誉。”（415）他开始筹备编辑自己的全集。他去美国和加拿大的各个大学进行讲座，参加各种解释学会议。
与德里达的交锋是伽达默尔后半生的另外一次重要的思想事件。解释学和解构这两种思想路线实际上都可以从海德格尔那里找到起源。但在海德格尔那里对存在的理解与对存在史的解构是紧密不可分的统一。而伽达默尔比较重视解释学部分，德里达则比较重视对存在和真理概念的解构部分。经过多次的沟通工作最终在1981年4月在巴黎的歌德学院，二人的理论交锋才真正促成。伽达默尔一直期待与德里达的对话。但德里达似乎积极性不高。他在会上问了三个著名的问题：伽达默尔所说的善良的意志是康德式的还是海德格尔式的；善良意志能否与精神分析的解释学相结合；如果将精神分析纳入进来，为何是语境的扩大，而不是崩解。无论如何，德里达的批评里对伽达默尔最大的批评在于：他是否仍然限于传统形而上学之中。解释学原则本身难道还不是对某种终极意义系统的肯定吗？与他者的对话和理解何以不是一种暴力，一种支配和控制？德里达的问题显得很不耐烦，这表明伽达默尔所期待的积极的对话最终没有成功实现。之后德里达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对话，而伽达默尔认为这次对话对他来讲也是不太重要的小事情。德里达拒绝出现在纪念伽达默尔百岁诞辰的文集中。但在2002年伽达默尔去世（2012年3月13日）的几天之后，德里达却罕见地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并接受了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采访。德里达怀着完全和解的姿态，写下了文章的标题：“他多么睿智！我的引路人汉斯-伽达默尔”。对德里达来讲，只有活生生对话中断之后，真正的对话才得以开始。德里达说解释学和解构两种理论背后的生命观是截然不同的：解释学是肯定生命的，而解构则是被死亡和痛苦所围绕。解构所揭示的生命充满对任何符号、意义、在场、上帝的拒斥，并为意义的无限延异所贯穿，在德里达那里，生命自身的意义从未被给出，而永远处于各种形而上学的话语的纠缠和折磨之中。而他在伽达默尔这里却看到了一种与生命自身和解的肯定关系。他嫉妒伽达默尔能够贪婪地享受生命。解释学是一种肯定生命、抗拒包围着它的死亡的方式。德里达说：“我不相信伽达默尔的死。我做不到。斗胆地说，我已经习惯了相信伽达默尔从未过世。……我多么喜欢看着他活着，讲话，笑，走路（即使有点跛），吃喝。比我有活力！我羡慕在他身上那种肯定生命的力量。”（447）
3. 一些读后观感
传记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伽达默尔的非政治的一生。他的生命属于哲学。伽达默尔在科层制的德国大学的求职和任教与当下的我们的处境没有太大差异。他所遭遇的德国思想界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也与现代性困境下的我们也有诸多类似之处。伽达默尔受人文主义传统的滋养，同时也维护、捍卫并延续了这一传统。这种传统使得他在面对政治风暴的时候经受住了叙拉古之惑，在面对老师思想的时候能够保持独立性，在面对犹太同门的时候保持一贯作风，在面对后辈学者的时候能够有长者之风，在面对大学重建和校园政治的时候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保持宽容中立的态度。尽管他很难做到不受政治社会风暴的影响，但他保持住了思想和道德的底线。在向往“宁可荒谬、不可平庸”和崇尚灵魂的伟大和深度之风日益肆虐的当下，伽达默尔身上所体现的不偏不易的中庸可能才是更加宝贵的品格。
作者似乎并不想写成像萨弗兰斯基那样的思想传记，主要还是围绕社会政治背景而展开。所以笔者觉得对伽达默尔本身思想的介绍稍有欠缺。但这本伽达默尔的传记无疑是很精彩的。笔者尤其喜欢第15和17章中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以及德里达思想交锋的文字。中译本的译文也很流畅，阅读体验很好。看得出译者花了很大功夫。不过有些译名不太统一，比如“列奥·施特劳斯”有时译为“利奥·施特劳斯”，当然完全不影响阅读。还有年份疑似出现错误，比如第七章的标题中的时间是1923-1924，怀疑应该是1923-1927（1页）；正文中海德格尔的去世时间误写为1971年，实际上应该是1976年（358页）。当然文中经常出现的省略号似乎并非是无意为之，传记作者想要我们去想想他的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