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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以代刻读后感100字

2020-10-19 04:16:33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铸以代刻读后感100字

  《铸以代刻》是一本由苏精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元,页数:201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铸以代刻》精选点评:

  ●不错

  ●金属活字印刷代替木版,是知识史一变。谈此话题,若不仅是中西交流,还能兼及传统文献学,具备版本、校勘知识,触及问题会更复杂。木版阶段,字体大小、阴阳、行款提格,是表达内容的重要方式。铅字之后,版式趋于简单,阴阳字极少见,行款错落也少,经部经传注疏、史部标目子目区分越来越不直观。其后撰写方式也随之渐变。铸以代刻的后续影响深及近代学术形式。P523大小字样本广告最具提示意义。

  ●以“印刷”为轴,涉及出版、翻译等多领域的介绍,读完深感历史是多维的,每一个角度都能给认知新的碎片。

  ●对比台湾版为啥改了副标题呀……虽然时间段跟我关注的不太一致,但是史料非常翔实了,收获很大。

  ●终于买到了。

  ●雞血書。作者個人成長的事跡以及對學術的追求,就如同書中的傳教士們為傳播基督教而努力學習中文一樣勤勉堅韌。另外,著作運用大量原始檔案,復原在華傳教士的各種情況,除了對西式印刷技術東傳的論述外,當中也涉及傳教士與差會﹑傳教士之間的人際關係以及個人性格或能力的真實狀況,從而突破“傳教士話語”的困境。

  ●4.5星,对大量英文传教档案史料的爬梳运用和条分缕析堪称历史研究的典范,但稍嫌不足的是对非传教作品及中文材料的相对忽视。作者探讨了十九世纪基督教传教士逐渐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过程,及其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动,展示了中西印刷技术文化交流层面的种种历史细节。但对我而言,本书更大的亮点在于再现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人物形象:因翻译水平低劣而屡遭嘲讽的汤姆斯、烦恼于加薪问题的伟烈亚力、狡猾世故的华人工匠…同样值得玩味的是,传教士一方面借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广传福音、荣耀上帝而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制于来自教会内部和世俗社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宗教与政治、科学、社会的纠缠于此可见一斑。全书最精彩的地方是有关麦都思的部分,尤其对他在巴达维亚传教以及当地华人反应的描述极具画面。

  ●迁延一二月读完。

  ●又是一本名不副实的书。我以为是讲的是印刷术的沿革,读完发现讲的其实是传教士为印圣经开办的印刷所。考据、数据都还算翔实,但毫无阅读的趣味可言,就是干巴巴的学术论文合集。若只是为了消遣与新知,遑遑数十万字,不值得费那个劲。

  ●

  《铸以代刻》读后感(一):《铸以代刻》自序

  《铸以代刻》自序

  苏精

  能够完成自己退休十年来的第四本书,内心真是充满了感恩与感怀。

  本书的内容是基督教传教士自1807年来华至1873年为止,六十余年间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过程,以及他们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动。早自1970年代后期,我就对这样的主题感兴趣,当时热衷撰写近代藏书家故实,连带对中国书如何从传统的木刻线装变成西式的活字平装颇为好奇,不过也只约略知道这种转变和传教士密切相关而已。那时候的我绝对想不到,传教士三个字后来竟会在我的心头和笔下徘徊不去,以至于今。

  我在1992年辞去图书馆的工作,负笈英国学习西方目录学与出版史,似乎很自然地选择以传教士麦都思和墨海书馆为题撰写硕士论文,由于只有一学期的撰写时间,还得同时兼顾上课、书面作业与印刷实习,而就读的里兹大学和麦都思手稿所在的伦敦距离又远,往返不便,结果我虽然初次接触了传教士的第一手史料,也只是浅尝辄止。

  没想到英国归来后我却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之下孤注一掷,卖了栖身的小房在1994年初怏怏再赴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并以伦敦传教会的中文印刷事业为研究主题。三年期间,无日不为自己年近半百竟前途茫然而惶惑,又深觉既已入传教士史料宝山岂能空返,于是为了忘忧解愁,也为偿多年宿愿,埋首拼命抄录传教士的书信手稿,成为一个落寞的过河卒子在异乡苦读中唯一的遣怀之举。

  1997年初我赶在坐吃山空之前侥幸学成回台,得以任教大学,也开始了以传教士为主轴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虽然无法再与传教士的手稿真迹朝夕相对,但透过缩微胶卷或胶片继续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探索寻思,成为我这些年来的生活写照。到2010年为止,我先后抄录了两百六十余万字的传教士书信手稿,也发表了一些相关论著,而传教士的印刷出版活动正是这些书信和论著中的重要部分。

  回顾二十年来自己探讨传教士印刷出版活动的经验,先是以伦敦会为对象,后来扩及美部会,还是不够宽广周延,因为导致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的要角,或者说十九世纪初中期在华从事中文印刷的主要传教会,还有始终坚持以西式活字印刷的美国长老会,要了解中国图书生产技术转变的过程和全景,长老会是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2011年12月,我决定进行长老会中文印刷的研究,并和以往探讨伦敦会和美部会一样,从抄录整理长老会的手稿档案着手,先以大约六个月时间,从缩微胶卷奋力抄录了四十五万字左右的书信内容,再从长老会中文印刷事业的起源开始,依序探讨其传教士在澳门、宁波和上海三地的印刷与铸字工作,直到1869年为止,写成五篇论文,再加上近年所写以伦敦会为主的七篇论文,构成本书的十二篇内容,其中的十篇是第一次出版。本书和我在2000年出版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主题相同,但范围内容有别,将近本书篇幅一半的长老会部分是前书没有的,以伦敦会为主的部分也尽量避免重复,但愿两书合起来能构建西方印刷术来华比较完整与清晰的一幅图像,而不是我又一次祸枣灾梨的胡乱涂鸦。

  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是一项似小而实不小的改变。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主要以木刻印刷图书,这是千余年来中国图书文化的重要特征与技术基础。但木刻印刷却在十九世纪内遭遇传教士引进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战,并且就在同一个世纪内被普遍地取而代之。西式活字印刷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的一连串变动,例如图书的面貌从此改变,线装书的各项特点逐渐消失不见,连线装都改为平装或精装了;再如图书的出版传播有了新的模式,而图书的典藏保存从过去的封面朝上平放在架上,变成直立在书架上,书脊朝外并印上书名作者等。虽不能说这些变化都直接来自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的缘故,但印刷生产方法的改变是近代中国图书文化最先发生变化的一个环节。如此说来,研究十九世纪中文印刷技术的变局或新局,或许不是没意义的饾饤之事了。

  从2010年的年中开始,本书的写作经过约三年半才得以完成,其中的前两年我还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中心担任约聘研究员,承蒙中心主任黄一农院士提供优越的环境让我得以专心研究和写作,同时人社中心亚洲季风计划历史组召集人徐光台教授也经常关注我的研究情况,都让我由衷感念。近一年多来,我离开了清华人社中心在家写作,其间曾应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与邹振环教授之邀,在2013年5月前往复旦进行相关的学术报告与交流,并实地探访了当年长老会美华书馆的几处旧址,又承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林丽成女士邀约,与高晞教授、邹振环教授、冯锦荣教授及高明博士等,前往宁波考察长老会华花圣经书房与布道站等旧址,借与书面史料互相印证,实在是收获丰富的一趟学术之旅。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及“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慨然同意我复制他们的珍藏图片,增加本书的光采,我十分感念。我也要谢谢赖芊卉小姐一直帮忙解决电脑方面的许多问题,让我得以顺利写作,并谢谢台大出版中心严嘉云小姐耐心仔细地看稿编辑,使得本书终能出版问世。

  从最初约略知道传教士引进西式活字印刷术至今,已经荏苒过了三十多年光阴,我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写成本书,并期待学者方家对本书的指教。

  《铸以代刻》读后感(二):技术与文化

  近日,中华书局版《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获评新京报2018十大好书,一部关于印刷术的学术作品竟可以各种霸榜,本文尝试从技术更替与文化变局的角度予以解读。作者的自我挑战与执着虔诚、活字印刷的前世今生以及“铸以代刻”这一物质基础导致文化变局,是文章关注的三个焦点。阅读的最大启发,在于获得面对争议与变局的聪明立场:不执偏见、不囿保守、递相祖述、转益相师。 一本关于印刷术的学术作品,在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竟各种霸榜,苏精《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下文简称《铸以代刻》)这部颇具“颠覆性”的著作同样颠覆着我们对公众接受能力和阅读兴趣的认知。“铸以代刻”铸造金属活字代替雕刻木版,这是印刷技术的更替;“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则有意评介这种技术更替带来的文化后果。 一、卒子过河取真经 作者苏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随即进入所谓“中央”图书馆工作。早年致力于晚清同文馆和近代藏书家的研究,其《近代藏书三十家》被认为是“开近代藏书史研究之先河”的论著。 令人讶异的是,在年近半百时,因着学术旨趣的转换,他竟辞去了安身立命的优裕工作,负笈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毕业回台后却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索性孤注一掷,卖掉房子和藏书,再赴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无家可归的“过河卒子”。在英期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十九世纪在华基督教会及传教士兴办的中文印刷事业。 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台湾多所高校,并完成了学术面孔的更替:相较于此前藏书史专家的面貌,他以西方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出版史专家的全新面貌出现在学界,《铸以代刻》一书即以精湛的功力展示了这一新貌。 作者在本书中有一段非常感性的独白,描述了自己卖房卖书赴英读博时的心境:“三年期间,无日不为自己年近半百竟前途茫然而惶惑,又深觉既已入传教士史料宝山岂能空返,于是为了忘忧解愁,也为尝多年宿愿,埋首拼命抄录传教士的书信手稿,成为一个落寞的过河卒子在异乡苦读中唯一的遣怀之举” ,读来令人无限感佩。苏精是玄奘式的人物,执着学术有若宗教般虔诚,在英期间,他竟能抄录260多万字传教士档案,真真取回了真经。 二、东方不亮西方亮 说起印刷术,因为我们的历史教材里对毕昇和活字印刷一直隆重介绍,以至于大家普遍认为印刷术就是毕昇发明的,甚至认为从此之后,活字印刷对我国书籍出版印行、知识传播起了极大作用,但这实在是个误解。 印刷的起源是印章,当然印章是捺印,后来隋唐之际有了雕版,就可以刷印了。北宋毕昇发明胶泥活字之后,历朝历代也有人尝试铅活字、铜活字、木活字等,但泥木活字极易损耗,铅铜活字材料难求、铸造困难,象形汉字以万计的数量又无限放大了这些缺点,而雕版的木料易求耐用,成书品相比需要排版的活字也好得多,因此从印刷成本、效率及质量方面,活字都不如雕版有优势,所以即使从北宋就有了活字,中国的印刷长期以来仍是以雕版为主。这一局面可以从民族语言的角度获得有力证明,书籍印行称作“付梓”,滥刻滥印低劣书籍被批评为“灾梨祸枣”,梓木梨木枣木都是雕版所需的好木料。如果是活字占据了印刷主流,我们的语言里为什么没有“付铅”、“付胶”、“灾铜祸铁”这样的词语呢? 但活字印刷传入西方就不同了,相对于数以万计的象形汉字,字母文字只需要几十个字母标点的活字就一切ok了,因着这个优势,活字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就都不是事儿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所以西方首倡活字印刷的古腾堡虽然晚了400多年,但在母邦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却不像毕昇那样尴尬。 三、递相祖述复先谁 公元11世纪,中国毕昇发明活字;公元15世纪,德国古腾堡发明字母活字;公元19世纪,马礼逊、伟烈亚力、麦都思等伦敦会、长老会传教士推动中文印刷“铸以代刻”。两两相隔400年,递相祖述,转益相师。 《铸以代刻》一书,即主要探讨基督教各教会传教士通过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尝试引介西式金属铸字印刷中文图书,并最终试验成功的过程,也即支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发新知爆炸、推动文化转型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史。通过全书十二章内容,对七个传教士建立经营的中文图书印刷机构和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建立发展的精细研究,作者勾勒出一副十九世纪西式印刷逐步登陆中国并渐次展开至发展成熟的完整而清晰的全景图。 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不外讲道礼拜、印刷出版、医疗治病和兴学育人等项目,后三项大致算是传布教义、发展信徒的工具,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自来宗教之传播,多假医药天算之学以为工具,与明末至近世西洋之传教师所为者,正复相类。”(《金明馆丛稿初编》)如果把视线放长远,文字传播的历史有两大变局,除了“铸以代刻”,还有隋唐之际的“刻以代写”,即以雕版印刷代替抄写。据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雕版的出现应受到唐代密教从印度传入的佛像捺印即所谓“佛印”者启发,现存较早的唐代雕版印本,无论是韩国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还是敦煌石室所出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都是佛教经文。这说明,无论是“刻以代写”,还是“铸以代刻”,这两大变局的发生都与宗教传播密切相关,尤其是后一次,传教的初衷收效甚微,文化上却影响巨大。近年来,作为雕版、活字的母邦,中国在印刷术方面的地位受到韩国和欧洲的质疑挑战,现在看来,一切国别立场的争论都败给了宗教的虔诚,推动印刷变局的一直是宗教。还是杜甫说得好,“递相祖述复先谁,……,转益多师是汝师” ,递相祖述,转益相师,这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聪明立场。 与技术方面的确凿相比,苏精对于文化变局的评估则谨慎得多,以个人浅见,“铸以代刻”的传播内容和影响人群是文化变局的两大要素。书中说,相较雕版,西式活字可能比较适合出版即时的、变化的、世俗的知识,如导言部分谈到,“从同光之际到戊戌变法期间,中国内外情势的变化日亟,知识分子渴望获得即时讯息并表达意见,但传统木刻无法满足新式媒体大量而快速生产的需求,这让西式中文活字获得加速发展的机会。”我们一定无法想象日报一类媒体能依靠雕版印行,雕版适合的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知识体系,比如儒家的十三经。 雕版“一版多刷,每刷少量”的特点,也不符合知识广泛传播的需要,而西式活字则能做到“一版一刷,一刷多量”,在应变和产量上,雕版都完败给西式活字,而恰恰是应变和产量这两点,却是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市场上最迫切的需求,这既是“铸以代刻”的原因,更是其结果。 西式活字一经实用,自然就引起了迫切需要学习西方长技的中国人的注意,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曾表达意愿购买活字,时任广东巡抚郭嵩焘之子及王韬等人则最早使用了活字,后来上海道台丁日昌和总税务司赫德都加入了这一群体,西式活字奠定了在华传播的基础并迅速驶入快车道。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版业也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印刷技术的更替造成出版市场、内容、形制、方式、效率、质量等多方面的颠覆性变化,引发新知爆炸,推动文化转型,之后的甲午、戊戌、辛亥、五四,无一不与“铸以代刻”的知识传播新方式有关。 人类社会的资讯传播方式已历经多次变迁,从文字、抄本、印刷到电子媒介,每一次知识生产和呈现方式的转变,都会导致相应的文化后果。今天的我们,又处在一场变局之中,悲观者认为电子媒介终将取代纸质书籍,乐观者则认为两者将辅车相依长期并存。阅读本书的启发在于理解:不执偏见、不囿保守、递相祖述、转益相师,方为推动人类进步的聪明立场。 最后,这部书由北京白帆印务公司印刷,纸张厚薄软硬适度,字号字体行距合宜,精良的印刷对得起印刷术的主题。

  《铸以代刻》读后感(三):【转】艾俊川评《铸以代刻》︱铅字在1873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11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44584

《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苏精著,中华书局,2018年5月出版,564页,78.00元

  十九世纪下半叶,由西方传入的铅字排印,在不长时间内取代了雕版印刷和传统活字印刷,成为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的主流印刷技术,对出版业发展和新思想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对于这一重要变革过程,过去的研究难称完备。中华书局今年出版的苏精先生《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一书,则以详实、细致的研究弥补了缺憾。

  苏精长期研究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铸以代刻》即通过对数百万字的基督教会档案资料爬梳整理,用十二个专题详尽再现了从1807年起到1873年止传教士推动中文出版“铸以代刻”的历程,从印刷史研究看,是这一领域难得的一部既重史实,又富史识的著作。

  《铸以代刻》内容浩博,其填补研究空白,纠正前人缺失之处甚多,读者自能领会。由于对铅字在中国传播、接受的历史抱有兴趣,我也曾关注过相关问题,在此想为苏先生提出而受限于体例未及详论的“1873年是西式活字本土化开端”这一论断补充两个例证,藉以表达对他这一卓见的钦佩。

  苏精将十九世纪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一,从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到鸦片战争前的讨论与尝试时期;二,从鸦片战争到同治朝,西式活字进入实用阶段并奠定在华传播基础的准备与奠基时期;三,从同光之际到戊戌变法期间,西式印刷在华发展与本土化时期。在这一时期,“西式活字获得加速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有中国人开始自行铸造活字。中国印刷出版业者一项新的标榜是以西式活字和机器排印,中国人在这时期中取代传教士成为西式印刷在华传播的主力。到十九世纪结束前,西式活字已经明显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并且连带引起近代中国图书文化在出版传播、阅读利用和典藏保存等方面的变化”(导言,第3页)。

  因遵守取材于基督教传教士档案的体例,《铸以代刻》的研究集中于前两个时期,即传教士主导使用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六十余年。对第三个时期,在说明上述铅字本土化的表征后,作者只提出“1873”这个年份,作为西式活字本土化开端的象征,而未继续讨论。1873年的象征性在于,中国人买下传教士在香港经营的中文出版重镇英华书院。

  从中国人对铅字的接受史角度观察,1873年确实是重要年份,除了国人购买英华书院外,前前后后还发生了其他几起重要的“象征性”事件,推动着铅字取代雕版的进程。

  在介绍这几件事之前,先要讨论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即在中国,活字印刷古已有之,一直与雕版印刷并行使用,而且无论成本还是效率,活字都具有明显优势,却始终未能取代雕版,实现印刷技术的自主革命,其中原因何在?多年来,学者们从经济、技术、文化等各个角度做过分析,单独看也言之成理,但放在“铸以代刻”的背景下,则无法解释为何同为活字,也具有同样局限性的铅字,却在短时期内淘汰了雕版。

  在《铸以代刻》卷前的《代序: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中,邹振环先生就此提出一种观点:“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字的字范,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过高,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这也是活字印刷从宋代印本文化形成以来,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取代雕版印刷的原因。”(代序,14页,注①)

  细思此论不合情理。确实,一家印刷机构若要采用活字印刷,需要置备活字等印刷设备,预先付出一笔成本,如果只印一本书便行废弃,当然成本有些高,但活字是长久、反复使用的,可以印多种书,这项成本在长期营业中也就逐渐摊薄,使排印的综合成本远低于刻版。而且若排印《红楼梦》这样的大书,即使活字只使用一次,雕刻数万枚活字与雕刻七八十万字木版的成本孰高,也是不言自明。从单位成本看,书的印量越小,分担的成本越多,“印刷量不大”的书籍若使用雕版,才会让成本“过高”“不合算”。同时邹先生的说法也不符合古代印刷实情,因为在出版小印量书籍时,古人首选活字印刷。若论书籍的印量之小,莫过于家谱,一般只印数套、十数套,现存家谱绝大多数用木活字印刷,便是明证。

  我以为,研究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应重点关注两个综合因素,一是古代知识更新迟缓带来的“藏版”需求,二是活字版的便捷印刷地位给受众带来的心理影响。

  雕版印刷术应用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日渐停滞,知识更新缓慢,导致传播思想与知识的印刷技术也随之停滞。一部书,往往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都有相当规模的读者,这使无论是私人著述的家刻本,还是商业出版的坊刻本,都需要保留版片以备随时印刷。版片既是知识载体,又是重要的可传承财产,中国出版史上的“藏版”传统由此形成,也构成雕版印刷的一个优势。古代活字印刷无法保存版片,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竞争力。实际上,这也是制约西方活字在中国更早普及的重要因素。铅字最终取代雕版,与打制纸型和电镀铜版等配套技术传入中国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些近代“藏版”技术,铅印也不会那么迅速地淘汰雕版。

  另一方面,无论古今,社会对印刷的需求总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专业、复杂的主流印刷,用于印制正式发行的、流传广泛久远的出版物,如古代的雕版、近现代的铅印和当代的胶印;一是快速、简单的便捷印刷,用于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印刷需求,如古代的木活字、近现代的蜡版油印和当代的桌面打印。二者相辅相成、一显一隐,构成完整的印刷体系。古代活字印刷属于便捷印刷技术,多用来印制临时性、一次性、局域性的印刷物,其印成品往往被认为不正规、难以传世,抵消了它的成本和效率优势。这就像我们今天写出一本书,总要找出版社到印刷厂印出来,而不会选择自己在家里打印一样。著书立说在中国是被列为“三不朽”的盛事,写作具有神圣感,出版具有仪式感,成本和效率并非首要追求。

  总之,活字印刷迟迟未能取代雕版印刷,是古代出版业对印刷效率和成本不够敏感、活字技术未能完善、社会心理排斥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要实现“铸以代刻”,必须满足这样几个条件:社会出现大规模知识更新,需要出版大量书报,迫切要求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活字印刷质量提升,产生新的“藏版”技术;社会抛弃对活字印刷的成见,将它与雕版同等看待和接纳。1873年前后,正是这些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刻。

  从《铸以代刻》可以看到,在1868年姜别利离开中国之前,铅印技术已经相当完善,美华书馆铸造六种型号的铅字,从大到小形成系列;字体经过多次改良,渐趋美观,符合时人审美习惯;电镀铜版技术也已引进,可以长久保留版型,随时铸版印刷。就像苏精指出的那样,“在这段时期,西式活字已充分具备了和木刻竞争的技术与生产条件”(导言,第3页)。

同治八年(1869)“新铸铜版”本《天道溯源》,用电镀铜版型浇铸的铅版印刷。

  从需求方面看,“从同、光之际到戊戌变法期间,中国内外势的变化日亟,知识分子渴望获得及时讯息并表达意见,但传统木刻无法满足新式媒体大量而快速生产的需求,这让西式中文活字获得加速发展的机会”(导言,第3页)。西式活字的效率和成本优势,正好迎合了新知识大量涌入中国带来的新式媒体出版需求。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出版,可看作铅印技术本土化的又一个“象征性”事件,为苏先生此论增添注脚。

清末《京报》,木活字印刷。

  在《申报》之前,清代虽然也有《京报》等类似报纸的连续出版物,但内容简略,篇幅不大,用木活字排印勉强可以应付,但印刷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若用雕版,一个熟手工人一天最快能刻一百多字,根本无法达到每天按时出版报纸的要求。而且报纸内容庞杂、信息量大,从成本考虑,需要使用尽可能小的字号,这也是雕版不能胜任的工作。因此,《申报》从创刊起就采用铅印,並对铅印的优势深有体会。1873年12月13日《申报》头版发表《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号召出版业使用机器铅印。其文略云:

  中国之刷印,尚藉人工,西人之刷印,则用机器。以机器代人工,则一人可敌十人之力,若改用牛,其费更省。近日上海、香港等处中西诸人以此法刷印书籍者,实属不少,其功加倍,其费减半,而且成事较易,收效较速,岂非大有益世之举哉!……试以本馆之新闻纸而论,每日八板,纸大且薄,若以人工刷印,力颇难施,因购机器全架,每日刷印四千张,仅用六人,不过两时有余,即能告竣。诸君之欲以铅字集印书籍者,曷为惜此区区机器之费,以致旷日持久,不能成功哉!古人有言,成大功者不惜小费,诸君曷不详细三思之。本馆原不必效丰干饶舌,但至圣训人“君子成人之美”,故不敢惮烦,为诸君借箸而代筹也。诸君其采纳焉。

  由此可见铅字的效率和成本优势,非雕版能望其项背。只有这样的技术,才能满足知识爆炸时代的巨量出版需求。

  报刊印刷是晚清刚刚产生的新需求,而对那些习惯了刻本的中国作者,此时若要采用铅印,还须尽快克服活字印本不正规、不体面的成见。从现存书籍实物和《铸以代刻》提供的印书目录看,在光绪之前,主动采用铅印的中国人很少,不能不说有成见存在。甚至在铅印已大行其道,雕版奄奄一息的民国时期,仍有人认为铅印“不雅”,雕版才算正规,所以王揖唐为其父出版《童蒙养正诗选》,在铅印一册后,又原式改用雕版再印一次;陈垣撰成《释氏疑年录》,也选择雕版刊行。他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疑年录》)现写刻已至六卷,未识年底能否蒇事。辅仁本可印,但不欲以释氏书令天主教人印。佛学书局亦允印,但要排印,我以为不雅。给商务,商务亦必欢迎,且可多流通,但我总以为排印不够味。脑筋旧,无法也。”(《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1107页)此时已是1939年,成见依然存在,遑论同治年间。铅印要从便捷印刷技术升级为主流技术,还需要有力者为其“加冕”。

  同样在1873年,一项重大的官方出版行动为改变成见提供了契机,这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属的京师同文馆建立印刷所,首先用铅字排印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两部大型官书,随后几年又排印了列朝圣训和御制诗文集。

  同文馆建立印刷所,按丁韪良晚年回忆,是光绪二年(1876)的事。而根据《铸以代刻》引用的教会档案(274页),1872年5月,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由总税务司赫德购买两副活字,并要求英华书院代为从英国进口整套印刷机具。这些活字在1872年底铸造完成,于次年运抵北京。可见当事人的回忆也有不准确的时候,这是《铸以代刻》纠正前人之误的又一例。

  1873年6月20日《申报》刊登《京都设西法印书馆》消息说:

现闻京师己开设西法印书馆,其馆在武英殿衙门前,由香港英华书院购置大小铅字两副,其价值计二千余金,黄君平甫亲赍之至京师,呈于总理衙门。兹者总税务司赫公、丁君韪良先生又在上海美华书馆代办第一号正体铅字暨字盘、字架一切物件及机器印书架二架,已由轮船寄送至京,想不日可以开工。所雇印书、摆字,皆四明人。

  此文对同文馆印刷所的创建言之更详,也说建成于同治十二年,但其馆舍实际上不在武英殿前,而是在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东侧。

  印刷所厂房设备建造安装好后,先于八月开机试印,排印了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董恂集句的楹联集《俪白妃黄册》四卷。此书使用了大中小三号铅字,即购于英华书院的台约尔字(美华一号字)和香港字(美华四号字),购于美华书馆的改良柏林字(二号字,《申报》消息谓“一号正体字”,不确),书名页题“同治癸酉年同文馆集字版刷印”。董恂自序说:“同治癸酉孟夏,游朗润园,时落成未久,奉教集古句为八言联,恂以谫陋辞,不获,遂集以应教……同人见而嘉之,适同文馆购集珍铅字自海上来,怂付刷印,装就各携数册以去。佥以为是役也,一以藉试新字,一以便偿书债,一举而两善备焉。”《俪白妃黄册》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官方机构使用铅印机器印刷的书。

同文馆铅印本《俪白妃黄册》封面同文馆铅印本《俪白妃黄册》内页,大字为美华二号字,小字为四号字。

  有趣的是,《俪白妃黄册》四卷排印完成后,董恂又续集了四卷楹联,但他没有继续在同文馆用铅字排印,而是在十一月付诸雕版。刻本《俪白妃黄册》封面后有牌记说:“八册统成于同治十有二年。前四册先于秋八月以集珍铅字刷印,旋付剞劂,于仲冬月与后四册一并开雕,次年三月既望讫工。”这部书的两个版本有力地说明,至少对同文馆的领导者董恂来说,铅字印刷尚未被认可,他心目中的最佳印刷方式仍是雕版。

同治十三年董氏刻本《俪白妃黄册》牌记同治十三年董氏刻本《俪白妃黄册》首叶

  但总理衙门王大臣奕䜣对同文馆印刷所的作用有更多考虑。同治十一年,奕䜣担任总裁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纂修完成,按例需要刊刻,而不巧的是,内府刻书处武英殿在同治七年被火焚毁,这两部书合计七百三十三卷,它们的刊印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另筹善策。据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京报》,恭亲王奏称“前办《方略》进呈本,本应送交武英殿照缮本开雕,臣等现筹办法,另行附片具奏”。其附片《京报》未载,但所筹办法现在知道,就是由同文馆印刷所用铅字排印,提出这一建议的,是《方略》提调兼纂修朱智和许庚身,部署这一工作的,则是军机处。

  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 下》录有一则同治十二年军机处档案:“再,准办理军机处方略馆咨开‘剿平粤匪捻匪方略改用集字版刷印,所需粉连纸、毛太纸奏请敕臣采买陆续解交、价银作正开销’等因。因津市价昂无货,又于上海觅购,陆续运解,前由轮船运到粉连纸七千九百五十刀、毛太纸二千七百刀,已解送总理衙门照收。”此折未署奏者,按身份及事由,其人当为直隶总督李鸿章。

  两书排印用时两年有余,至光绪二年(1876)二月告竣,首先颁赐王大臣及各部尚书、侍郎。现在的书目均将两《方略》的印行时间定为同治十一年,可那时同文馆印刷所尚未建立,这是以序定年造成的错误,应更正为“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铅印本”。

同文馆铅印本《钦定剿平粤匪方略》

  《方略》的印刷得到朝廷认可,同文馆又被赋予更重要的任务。从光绪二年到七年,同文馆奉旨排印了清朝各皇帝的御制诗文集和圣训计二千多卷,这让同文馆成为事实上的内府印书处,铅印也藉由印刷这些大部头的御制书得以正名,登上皇家出版的大雅之堂,成为正规、专业的主流印刷技术。皇家率先使用铅印,当然会改变国人对活字印刷、铅字印刷的认识,加速铅印取代雕版的进程。

  同治末年,朝廷用铅字印刷官书的大背景,是经过传教士多年努力,中文铅印技术渐趋完善,足堪大用。不过回头看,也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是负责雕版的武英殿失火焚毁,不得不另筹计策;其次是管理同文馆和纂修《方略》的大臣恰好都是奕䜣。他负有刊刻《方略》的责任,又熟悉西方事务,能就近利用同文馆的铅字和机器,也许还怀有满人常见的那种喜爱新奇事物的秉性。设若《方略》由其他大臣纂修,他们未必知道同文馆新购置了铅字;即使由同样管理外交事务和同文馆,并最早接触铅字的董恂纂修,以他对铅印的态度,也未必会采用这个办法。在朝廷做出决定的背后,想来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无论如何,在使用铅印方面,清廷走在中国社会的前面。

  在1873年,中国人收购英华书院,《申报》创刊成功并倡导机器印书,朝廷决定采用铅字印刷官书,同文馆印刷所成为事实上的皇家印刷所,这些都是铅字本土化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要给“铸以代刻”提出一个“象征性”时刻的话,1873实在是个恰当的年份。

  《铸以代刻》读后感(四):邹振环: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

  邹振环代序 http://wemedia.ifeng.com/65038085/wemedia.shtml

  案:本文为中华书局《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一书代序,原题《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读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原载《清华学报》(台湾新竹)新四十五卷第一期,2015年3月,页151—165。

  第一次听说苏精教授的大名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其时我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京师同文馆译书出版的论文。那些年与台湾地区的交流受限,尽管已从他人论文的引述中得知苏精教授在1978年和1985年先后完成出版了《清季同文馆》和《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两书,但仍然无法获取这些著作。记得学校参考阅览室的一位老师还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台湾有两个苏精,一个是研究同文馆的,还有一个是研究藏书家的,著有《近代藏书三十家》。若干年后才恍然大悟,其实研究同文馆和研究藏书家,是同一个苏精教授(为免繁琐,下均直呼大名)的两张学术面孔。

  一、挑战自我的成果

  苏精出生于1946年,1972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1976年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由于不满意既有的关于晚清同文馆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首先完成了《清季同文馆》一书。该书分十一章,分别讨论同文馆成立的背景、京师同文馆的成立及其演变、馆务行政的经费、课程与教学、师资、学生、京师同文馆的问题、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清季同文馆的成效等。作者不仅全面梳理了同文三馆的数据,讨论了同文馆与四译馆、俄罗斯文馆之间的渊源关系,研究了同文馆的译书课程,并整理出非常翔实的《京师同文馆出版西学图书书目》。张朋园在该书序言中特别推荐,称该书的特点是重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三馆的比较讨论。1984年他又在旧作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进一步从同文三馆的师生生平和著述入手,完成了新作《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使中国近代外语教育史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同时,在工作之余,他浏览馆藏善本古籍,每见书中历代藏书家累累钤印和朱墨圈点的题跋,发愿收集藏书家的资料予以整理介绍,经过大约五六年的努力,完成了《近代藏书三十家》。该书是一部清末民初藏书家的小传,从盛宣怀、叶昌炽、卢靖、李盛铎、梁鼎芬、叶德辉,一直讨论到张元济、董康、梁启超、丁福保、郑振铎,介绍其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以及与藏书有关的行实。各篇自1979年起陆续在《传记文学》、香港《明报月刊》、《中央图书馆馆刊》等杂志上连载,于1983年集结成书,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直到20多年后的2009年,该书还被认为是“开近代藏书史研究之先河”的论著,全书经作者修订,由北京中华书局重版,据说初印4000册,五周内即销售一空,又加印了3000册,可谓洛阳纸贵。

  苏精不是那种一辈子满足于一亩三分地不断耕耘的学者,就在撰写近代藏书家故实的同时,他已经对中国书籍如何从传统的木刻线装转变为西式的活字平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因为工作上的困境,更重要的还是缘于学术兴趣的转换,1992年,他竟然辞去了安身立命的“中央”图书馆的优裕工作职位,以将近半百之年负笈英国利兹(Leeds)大学,攻读“书目、校勘与出版史”的硕士学位。英国的硕士仅仅一年,其中有一个学期撰写硕士论文,他选择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和墨海书馆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期间还要兼顾上课、书面作业和印刷实习。一年回台后却无法找到合适的教职,于是他孤注一掷,卖掉了栖身的小屋和所有的藏书,于1994年初再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无家可归的“过河卒子”。经过历时三年的博士训练,1997年以伦敦传教会的中文印刷事业为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

  回台后他先后任教于南华管理学院出版学研究所、淡江大学信息与图书馆系、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他以西方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出版史专家的全新面貌出现在学界,2000年完成出版了《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和2006年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先后推出了他的《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和《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两书,随后他又再接再厉,写出了《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2014年7月台大出版中心推出了他厚达595页的新作《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下文简称《铸以代刻》)一书。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使他在退休前后的十多年里,留下了五本足以传世的佳作。

  印刷史的研究,可以从传统的目录版本学入手,研究范围偏重于图书的形制、鉴别、著录、收藏等方面的考订和探讨;或可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注重图书发展的各种相关问题,如断代和地区性的刻书史,印刷工匠或刻书机构,活字、版画、套印、装订等专题的叙述和分析;难度最大的是从印刷文化的角度展开,从印刷技术的变化和影响加以分析,进而研究这种变化对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后果,这就需要作者具有社会学、科技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的知识准备。苏精早年在图书馆积累了丰富的图书目录学的知识,后又系统接受过西方印刷史和书籍史的训练,并积累了深厚的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知识。正是因为有这些重要的学术准备,才能使他在《铸以代刻》这一精细之作中为我们勾勒出西方印刷术自西徂东和活字印刷技术由南而北转移的清晰画面。

  二、档案如是说

  《铸以代刻》一书主要探讨基督教传教士自1807年来华至1873年为止的60余年间输入西式活字以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过程,详细地描述了传教士们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动过程。全书除“导言”外,分为十二章:一、从木刻到活字——马礼逊的转变;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三、麦都思及其巴达维亚印刷所;四、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五、初期的墨海书馆(1843—1847);六、伟烈亚力与墨海书馆;七、香港英华书院(1843—1873);八、美国长老会中文印刷出版的开端;九、澳门华英校书房(1844—1845);十、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45—1860);十一、华花圣经书房迁移上海的经过;十二、姜别利与上海美华书馆;后附录参考书目和索引。

  作者在讨论这一“变局”的过程中突出独创性,略人所详而又详人所略,不仅对于别人的研究力求避免重复,对于自己以往的成果所涉及过的内容也不再重复讨论。如对伦敦会为主的墨海书馆的研究尽量避免和他人研究的重复,而于长老会部分,如澳门的华英校书房和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则详细展开,尝试绘制西方印刷术来华传播比较完整而清晰的画面。作者谨守专业,就题论说,甚少引申发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使全书的叙述格外严谨。

  “档案如是说”是苏精博客的一个总标题。让“档案”来言说,充分运用中外档案,是苏精所有研究论著中最大的特色,《铸以代刻》第一个特色也是充分运用档案。早在1979年初,他在撰写《近代藏书三十家》过程中,在“中央”图书馆发现了一批1933年在南京创馆到1948年迁往台湾为止的旧档,其中有部分是关于当年购买古籍的记录。于是他以此旧档案为基础,并参照其他数据,撰写了《抗战时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发表在1979年11月的第35卷第5期《传记文学》上,并作为《近代藏书三十家》初版的附录。在研究同文三馆的过程中,他也是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外交档案的“出使设领档”等。在英国留学期间,苏精几乎每天都与传教士的档案和手稿朝夕相对;1997年回台后,他继续沉浸在缩微胶卷的英文档案中,这些档案包括伦敦会档案、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马礼逊父子档案,以及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档案、美部会档案、圣公会传教会档案等,至2010年先后抄录了260多万字的传教士档案。

  上述《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和《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三书,都是他孜孜不倦地利用英国各图书馆档案机构保存的传教士档案,如伦敦会、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机构的档案等,以及马礼逊等人的出版品,辨析相关史实,以多个崭新的角度呈现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中文出版以及与亲友同工斯当东、米怜与马儒翰之关系;马礼逊施洗的华人信徒蔡轲、梁进德、屈昂等的生平行事及与马礼逊的关系;马礼逊在中国与英国中文教学的经验以及关于他的研究文献。而《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一书,则是他利用在新加坡设立布道站的四个英美传教会档案,重新建构并解释了基督教传入新加坡的背景与经过,讨论传教士对华人的讲道、教育、出版与医药等事工内容,并从档案中发现这段时间共有13名华人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事迹,从而更正了以往认为当时没有华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误解。

  《铸以代刻》与作者之前所撰写的所有著作类似,均据第一手数据—传教士的手稿档案完成,所不同的是,他将视野范围从之前伦敦会和美部会的档案扩大到长老会的手稿档案,从中抄录了45万字的书信内容,透过对大量资料爬梳,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印刷机构的历史、印工的故事,探讨了传教士的印刷与铸字工作。

  档案言说的主要功效,就是能够对很多史实作出较之前人更精细的结论和更准确的判断。麦都思和墨海书馆是苏精硕士论文的选题,也是他传教士中文出版研究的重要起点。该书第五章根据伦敦会档案提供了麦都思1843年12月24日抵达上海开始筹建书馆,1844年1月23日或24日将印刷机器带到上海,并于1844年5月1日正式印书的准确时间。也让读者知道了该馆印刷的第一种新书是《真理通道》,它是该馆初期“最重要的一种传教出版品”,总印数超过60万页。关于墨海书馆究竟停业在何时,学界至今争论不休,作者根据现存的伦敦会华中地区的档案中1865年12月8日慕维廉写给同会秘书梯德曼的信,说明墨海书馆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由自己经手管理,期间还印刷了十万部新约与《五车韵府》一书。1866年8月中,他还向穆廉斯在汇报结束这一书馆的进度,可见该馆结束在1866年,同时也证明《五车韵府》是由墨海书馆而非美华书馆重印。

  美华书馆从1860年创办至1932年结束,前后持续71年,这是近代传教士在华设立的最重要的新教出版机构之一,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无关于这一机构的专门学术论著,即使关于该馆初期的馆址究竟在哪里也众口不一,或说是大北门外,或说是大南门外。作者通过详细材料的比对,准确地说明了1860年该馆是设在上海虹口长老会上海布道站购买的紧邻克陛存住宅旁的一处房地上,1862年迁至小东门外的新馆舍,1875年10月迁往北京路。1867年该馆出版的《美华书馆汉文、满文与日文活字字样》一书中出现戴尔(Samuel Dyer,又译台约尔)活字,这一点很让专家感到困惑,作者通过长老会和伦敦会两个教会档案的比对,揭示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晚清天主教与新教曾经就基督宗教的术语和圣号等的翻译,以及如何尽可能地关照输入地的文化语境和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而又能尽量保持基督宗教的本真性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辩。《铸以代刻》通过档案告诉我们,作为新教传教机构附设的印刷所,墨海书馆初期的产品中,有以天主教书籍内容为本的《圣教要理》和《圣经史记》,而且一向对中文造诣自视甚高的麦都思还再三对《圣经史记》的“最纯粹的中国经典笔调”表示崇高的敬意,为此还引发了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罗类思的强烈抗议。以往研究墨海书馆的学者,都很喜欢引用该馆用牛作为滚筒印刷机动力的事实,作者通过档案给出了美华书馆用牛拉动滚筒印刷机的形象画面:“两头牛轮班拉动转轮,转轮的皮带再发动印刷机,因此得雇佣一名工匠照料牛只、一名工匠在机器印刷时上纸,再一名领班照料整件事。”

  档案中还保留了很多足以反映传教士品格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如以往研究者很难找到这些来华传教士收入的材料,作者在该书第六章中以大量的档案说明伟烈亚力就婚后的年薪增加问题,以及如何与麦都思发生争执,甚至为了自己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使用了粗暴的语言并拒绝道歉,但最终传教士们还是宽容大量,彼此冰释前嫌。还有发生在1862年至1863年间因范约翰从事土地房屋投资被华人告进官府,轮值担任上海布道站主席的姜别利因为抨击范约翰的行为而遭到后者的反击,为此两人甚至“举拳相向”,争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为中国近代西人在华传教史提供了很多生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铸以代刻》中还有一些从档案中提取出来的宝贵材料。如记述1865年姜别利在美华书馆曾亲自教导没有西式两面印刷装订经验的女工学折纸和缝线,表明19世纪60年代该馆已有从事印刷装订的女工。目前仍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史权威资料引用的孙毓棠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有关印刷业的资料,主要来自《上海研究资料》及其续编、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之印刷术》等二手的资料,或以为中国最早的女工是出现在纺织业,认为1872年陈启沅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曾“容女工六七百人”。

  1865年较之1873年要早8年,中国最早的女工是否可能首先出现在印刷出版业中呢?我以为很值得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是晚清出版史学者颇为注重的一个出版机构,该机构究竟出版了多少书,至今争论不休。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指出1844年至1860年间该机构共出书刊106种,其中属于基督教义、教礼、教史、教诗的86种,占总数81%,属于天文、地理、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有20种,占总数的19%。而黄时鉴在熊月之统计的基础上有所增补,称从1845年至1859年的14年零4个月中,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书籍确切可查的有132种,涉及了基督教教义、教礼、教史等,以及天文、地理、物理、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其中80%属于基督教内容。龚缨晏则进一步修正了上述的数据,将种数增补为135种。

  《铸以代刻》根据《长老会印刷所历年书目》等资料,统计出从1845年至1860年的15年半期间,该书房的出版物不下于210种,并认为如果将再版或多版都一并统计的话,出版物总数甚至高达326种以上。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广州、福州、厦门,几乎可以和同一时期上海的墨海书馆相媲美,堪称是当时全国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重要中心,实在是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如果作者能够整理出一份关于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物的简明书目和分类统计表的话,那么,对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档案中所记录的那些出版物的具体名称和内容,我以为一定会大有裨益的。

  充实的档案史料,是《铸以代刻》一书研究的前提,通过对大量英文传教档案艰苦和细致的爬梳剔理,整理资料,阐幽发微,来重构晚清印刷出版的史事,堪称该书的第一特色。不过由于作者所利用的主要是英文教会档案,据作者自述,教会档案中几乎很少涉及非传教作品,也很少涉及关于华人翻译和作者的记载,即使有些关于华人的记述,如王韬等,也是因为他协助翻译圣经并且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缘故。所以,虽然作者已竭尽全力将档案中有关非传教性作品的材料予以析出,如关于1861年至1864年美华书馆非传教性书籍的分析,但书中在讨论墨海书馆和华花圣经书房的过程中,涉及世俗的科学和人文书籍翻译出版的史实尚欠充分,而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些非宗教读物的影响力往往要远远大于宗教读物,且中国学界,对于这些科技和历史译本的研究兴趣,也要大大超过基督教宗教读物。这可能是主要利用英文教会档案的《铸以代刻》一书,留给我们的一点小小的遗憾。

  另外,该书在西人译名汉译时所采用的方式亦有可商议之处,如美国传教士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中文文献中又译布朗、蒲伦等,但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其自著《致富新书》已采用“鲍留云”的汉名,一般似宜采用该人自定义的汉名为妥,类似例子还有Samuel Dyer的汉名,该书沿用旧译“戴尔”,但从澳门旧基督教坟场所见的Dyer墓碑,结合王韬论西国源流中所述,似应译“台约尔”为妥。

  三、 不疑处有疑

  《铸以代刻》主要是据第一手英文传教士的档案史料展开的,作者有其自身讨论问题的线索,论著的特点是详人所略和略人所详。对于该书有关西方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之主题,学界并无直接的研究,而相关的论著,该书则以“参考书目”的形式予以著录,以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少许有关晚清印刷出版史和书籍史的研究,则以脚注的形式予以回应。

  在晚清印刷出版史和书籍史的研究中,有若干公认的无可怀疑的权威论著,如1867年出版的伟烈亚力《1867年以前来华传教士列传及其著作目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该书是伟烈亚力亲历、亲睹和亲闻的“三亲”著作,一向被人视为第一手的最可信资料。该书曾经记述《遐迩贯珍》的创刊主编是麦都思,第二年由奚礼尔继任,1855年再由理雅各接手,编到停刊。由于伟烈亚力是与麦都思一起共事者,两人关系密切,尽管曾有王韬称“麦领事华陀主其事”,但不被学者重视,后人无从怀疑伟烈亚力这一说法的可靠性。但《铸以代刻》的第七章通过《北华捷报》等数据的考订,确认麦华陀才是《遐迩贯珍》的真正主编。

  晚清来华后转而替美国长老会服务的英国传教士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或译“麦根陶”“麦金托什”)所著的《在华传教印刷所》(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书(美华书馆1895年版),也是流传甚广的有关宁波和上海长老会在华所办印书机构的权威论著。金氏长期专注于美华书馆的研究,还撰写过美华书馆五十年、六十年和七十周年三本纪念性的文献,因此该书在学界也属无可置疑之作。金多士指出当时担任华花圣经书房主任的姜别利,鉴于上海已是中国商业与传教的中心,认为将书房迁至上海更适合长老会出版事业的发展,他的提议获得了宁波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支持,因而在1860年将书房迁至上海。这一观点影响很大,为一些重要的印刷史著作沿用,如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等。

  《铸以代刻》的作者利用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档案,包括姜别利在内的上海与宁波两地传教士与外国传教部通讯秘书娄睿之间的来往信函,指出迁往上海的建议并非首先出自姜别利,而是宁波长老会不少传教士的共识。早在1852年底,袆理哲就指出华花圣经书房所在位置的卢家祠堂附近是稻田和大片死水的大池塘,环境非常潮湿,有害健康,实在不适宜传教士长期居留。在上海布道站的传教士克陛存也有类似的看法,即认为迁沪的好处一是上海比宁波或其他通商口岸更易于接近内地;二是迁到上海后易于接受更多其他传教会的订单而降低印刷所的成本;三是较之宁波更易于收受从美国运来的油墨、铸字金属等材料。当然他也承认迁址面临的问题,即书房在宁波的专用房舍将被废弃、在沪需重建新址而增加开支;另外是迁沪后会面对来自墨海书馆的竞争等。可见,当时在宁波和在上海的长老会传教士,似乎都认识到同时存在的对书房迁沪所存在的推力和拉力。

  华花圣经书房迁址上海之举,前后历经七年多,在宁波、上海和纽约三地之间进行讨论,这项迁移的原因和经过,绝非一般所谓姜别利鉴于上海的发展性而搬迁如此简单,这项迁移关系着长老教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布局,也牵涉到基督教各宗派扩充在华势力的合作与竞争。作者力图通过繁复的档案数据来证明,历史所呈现出的面向,远比我们想像得更复杂,从宁波到上海的空间转移,是一种历史的合力。

  1921年问世的兰宁(G. Lanning)和库寿龄(S. Couling)所著的《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上海史研究中权威的汉学名著。该书认为麦都思仅仅只是草创了墨海书馆,而“真正的专业性工作”是伟烈亚力才开始的,特别强调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发展中的作用。且以往学者多认为伟烈亚力来华前是学了六个月的印刷技术。其实即使六个月也实在太短,因为传统的手工印刷学徒需要经过三四年才能学成出师。《铸以代刻》根据档案,证明伟烈亚力在伦敦仅仅学习了三个月,而19世纪中叶的印刷工匠,绝非三个月所能培养成,于是作者就伟烈亚力印刷技术不内行的问题,再引出对兰宁和库寿龄《上海史》中错误结论的批评,就很令人信服。

  《铸以代刻》一书不仅为传教士的旧著纠错,对近人的研究,也多所采纳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一书,自2004年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颇受学界好评,被誉为“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力作”,2005年获得了第四届国际亚洲学者大会“最佳亚洲人文科学研究奖”。该书的第一章讲述了一位宁波官员和当地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1846年发生的事,那位官员非常欣赏长老会宁波布道站的华花圣经书房西式中文印刷的品质,因此携来一部节录自中国史书的抄本,请求传教士以活字为他排印,不料最后传教士却予以谢绝了,理由是这将会有碍于华花圣经书房的非商业形象。《谷腾堡在上海》认为这件事代表着西式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初期,不仅以大量生产为能事,让中国人惊叹不已,其良好的生产品质同样让中国人心向往之。书中曾四次提到此事,可见芮哲非相当重视这件事的象征意义。《铸以代刻》一书通过长老会档案中两件关于此事的函件,证明芮哲非对于这个故事的说法却和史实恰恰相反,传教士是同意为宁波官员印书的,反而是官员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价格后打消了原意。

  《铸以代刻》一书的作者不为印刷出版史上的今昔中外权威论断所惑,在他人不疑处寻找疑点,用多种材料互相印证比对,在常人的不疑处存疑,与之进行批评和对话,亦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 “典范转移”的历史合力

  印刷术在西方被誉为“文明之母”和“自由火炬”,社会文化转变的“推手”。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创造出最早的可以复制齐一化的商品,最早的生产线和最早的批量生产模式,给西方文明中的思想生活带来了急遽的变革,为教育和思想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印刷术比任何其他发明都更清楚地显示出“现代性”。

  中国图书出版发展史上有几次重大的“典范转移”,都与文献复制手段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一是唐宋时期从之前印章、拓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雕版印刷技术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使知识传播的媒介从写本转变为印本,而这一“典范转移”很可能与佛教的经文和道教符咒的刻印有关。图书复制流通数量增多,知识信息的传播交流加快,从而导致了阅读、研究、携带和流传等传播形式的根本性的变化;印本图书的发行数量庞大,使图书版本多元化,图书成本较之写本、抄本低廉易得,使真正的图书市场得以形成。印本图书的流通和典藏,对于知识的传播和接受,意义重大。

  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的第二次“典范转移”是在晚清。中国印刷出版,直至十九世纪为止主要还是以雕版印刷为主。第二次“典范转移”是以近代的石印术、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机械印刷代替手工印制。这一巨大的转移还伴随着从“传统书业”至“现代出版”的转变,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一连串的变动,导致了印刷、装订等方面区别于古代出版的一系列的技术变革。首先是图书复制的速度大大加快,产量也明显增多,成本下降带来了书价的低廉而使知识普及范围空前拓展。其次,由于铅印本体积开本缩小,页数取代叶数,板框栏线消失,版面趋于简化,之后又采用洋纸两面印刷,不仅有助于节约图书的用纸量,也使图书的典藏空间大大缩小。再者,图书的面貌从此改观,线装都改为平装或精装,直立插架代替了平直存放,书脊朝外并印上书名作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如同中国图书出版的第一次“典范转移”与佛教传教相关一般,第二次“典范转移”也是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联系在一起。西方传教士引介西方印刷术原是为了便于传教,结果却远超出预定目的之外,不但改变了中国已有千年传统的图书形制,而且促成近代中文报刊的出现。传教士们把自己日常生活环境中理所当然的一种新的传媒形式—报刊,带到了中国。晚清报刊虽也有采用木刻,但铅印和石印方式还是占了几乎一半以上。这种转变还反映在图书出版管理体制的变化上,传教士出版机构一改传统中国书坊内部管理单一的形式,采取了较为现代的管理体系。

  印刷技术的变化,也促发了中国出版业销售方式的变化。这些都为中国图书的出版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气象。在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印刷术扮演了重要的传播工具角色。如果说历经千年的手工制作的雕版印刷是中国图书文化的重要特征与技术基础的话,那么这一技术基础却在十九世纪内遭遇了西方传教士引进石印术和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战,印刷生产方法的改变是近代中国图书文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环节。

  《铸以代刻》所研究的是十九世纪第二次“典范转移”过程中,传统雕版印刷被传教士西式活字印刷普遍地取代而形成的“变局”。西方的铸字印刷术东传,不仅全面取代中国木刻印书传统,更深刻地影响百余年来的图书出版。西式活字印刷术自谷腾堡发明以来,在十九世纪传入中国之前,在西方已通行了四百年,但要将之应用于中文印刷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中西活字印刷术的不同,中国的活字是逐一以手工刻制而成,同一页文字内容出现几个同一字,就要刻几个同一字,因此每个字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同,每个活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西式活字与之不同,拼音文字只需打造一百多个字母、数字与符号的钢质字范(punch),再以字范在铜版上敲出字模(matrix),接着以字模铸出铅活字(type)即可。

  但拼音文字与西式字母不同,要在只有零点几公分见方的坚硬钢材上雕刻笔画复杂的象形汉字的字范,是几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必须有所变通。一个方式是只打造常用字,伦敦会的传教士就耗费了三十年功夫铸造了大小两副活字,每副各有6000个汉字,二是以部首偏旁拼合成字,如美国长老会美华书馆陆续拥有的巴黎、柏林、上海等三副活字,每副各有4000至7000多个活字,分别可拼成2万多个汉字。两种方式各有无法避免的缺点,前者在遇到非常用字时则以木刻活字替代,有损版面的美观;而后者以机械生硬的部首活字拼合,也会牺牲汉字字形笔画的匀称。这是活字印刷传入中国初期所遭遇的难题之一,也是为何初期在沿海口岸城市主要流行的是西方石印术的原因。

  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在中国推广使用西式活字印刷。《铸以代刻》讨论的就是基督教传教士自1807年来华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六十余年间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全过程,以及他们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动。作者将这个过程大致分成讨论与尝试(1807—1839)、准备与奠基(1840—1870)、发展和本土化(1871—1898)三个时期,在书中主要讨论前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马礼逊来华到鸦片战争前,主要处理传教士在广州、澳门及东南亚各地尝试各种印刷中文的方式,这一段与作者之前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主题相同,但范围内容有别,有相当的篇幅是研究麦都思及其巴达维亚印刷所,该所先后采用了中文雕版印刷、石印和西式活字印刷,具有丰富中文印刷经验的麦都思在1834年《中国丛报》上发表了比较三者的成本与优劣的长文,得出了西式活字印法最为合适的结论。自鸦片战争到同治朝的约三十年间,西式中文活字进入了实用阶段,并因而奠定在华传播的基础,《铸以代刻》有将近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讨论这一阶段的变化。

  从技术上看,传教士不仅继续以西方传统工序铸造中文活字,特别是姜别利从1863年起,在五年内陆续完成了香港活字、上海活字、柏林活字、戴尔活字、巴黎活字等大小六副活字的新创、改善和增补,也以价廉工省的先进电镀技术大量复制。这一时期西式活字已充分具备了和木刻竞争的技术与生产条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方法,终于引起了迫切需要学习西方长技的中国人的注意,有些官员和士绅阶层,如郭嵩焘、王韬和一位住在广州的翰林等,也对此感兴趣,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之一洪仁玕也来商洽购买印刷机和活字,上海道台丁日昌甚至计划购买英华书院的字模,尽管传教士理雅各意识到这种出售可能给自己带来商业风险,但他还是愿意卖给丁日昌,因为他认为这是中国官员真心重视西方知识和实用的一个指标。

  近代的机械印刷代替手工印制,西式活字取代木刻、逐渐达到与石印术旗鼓相当,并最终取代石印术成为传播新知识的主要载体,这一过程构成了近代的第二次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这一堪称“出版革命”和“知识革命”的“典范转移”,同时伴随着这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在空间上由南而北的转移。《铸以代刻》的十二章描述,正巧呈现出从巴达维亚、澳门、香港、宁波到上海的空间移动。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带动的这一巨大的从“传统书业”至“现代出版”的转变,还有一个复杂的本土因素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即这一从麦都思巴达维亚印刷所到墨海书馆,从澳门校书房、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到上海美华书馆的搬迁过程,同时伴随着这些印书馆如何从中国文化比较疏离的地区,向中国文化的核心地——江南的北上转移,而这一时期的上海,也正面临着江南腹地书业的区域移动,大批江南书业的商人迁来沪上,这种区域移动与外国传教士西式印刷技术由南而北的空间转移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有哪些复杂的历史合力,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展开的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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