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史》读后感精选
《东亚史》是一本由罗兹·墨菲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6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亚史》精选点评：
●课本的性质，对戡乱战争解读特傻逼
●装帧是没的说，大气，封面设计一流，看得入神，好书，没有白花钱
●只能说，真的一看就是西方人写的。还是看得出来作为一本教科式书籍信息来源很具体，但是选材与主线真的有点一言难尽……
●东北亚史
●轮廓清晰。“文革”部分被切除。
●浏览。
●外国人的视角看东亚
●真相党的外国友人
●=.=先師吶
●市面上关于朝鲜史的书比较少，这本有几章讲到了朝鲜，但比较泛。其他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内容亮点不太多。
《东亚史》读后感(一)：中国人从来都是伟光正，永远爱好和平
600多页，篇幅很大的一本书
看这本书主要是想了解中国古代史和日韩两国的历史。
（没打算从这本书中了解近代史）
总的看下来没有看到很精彩深刻的论述，但是作为一本通史可以理解。
前言说罗兹墨菲打破了很多人的成见，证明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曾经长期领先于西方。
这倒是让我很好奇，但是读下来之后发现作者分不大清楚科学和技术两者之间的区别。 经常混为一谈。
以前只是觉得中国近代史的官方说法充满了政治正确和禁区。
读过此书对中国古代史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比如中国以前曾经有三个相对独立文化中心，殷商，四川盆地，还有广东的闽粤文化。
但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法，是只以中原的殷商为正统，剩下两个基本不提，仿佛从来不存在一样。
中国很少承认自己的文化也是吸收了其它地区的文化而成长起来的。
像大麦小麦，茶，家养的猪啊，鸡啊，牛啊，都是从南亚传入。
折扇应该是从日朝传入。
佛教文化最开始也是被视为外来文化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排斥
欧阳修曾在《本论》中称佛教为夷狄文化。
就像天龙八部里面的宋朝人一样，总记得别人打自己，不记得自己打别人。自己永远是伟光正，别人永远是猥琐加野蛮。
还玩文字把戏，中原王朝打少数民族或者是越南朝鲜叫“征”，少数民族打中原王朝就叫“侵”。
说实话中国对于越南和朝鲜的政策很像西方的殖民政策。
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承认，中国人从来都是伟光正，永远爱好和平。
对于日本作者多次赞扬了它善于学习比自己优越的文化制度，而多次批评中国人的傲慢和盲目排外。
我是很羡慕韩国和日本的，他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野蛮的国家进化成为一个发达文明的国家。
后来提到战后制定新宪法的事情很有意思。
对于除了警察部队以外不得拥有常备军这一条，日本人很支持。
但是提到婚姻中两性平等，就触犯了日本人的底线了。
作者没有展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的底线这么奇怪。
《东亚史》读后感(二)：镜中的东亚
本书作者罗兹·墨菲师从于费正清和赖肖尔，他试图为大学生们提供一套标准而正确的东亚历史知识，毫无疑问，他做到了。
不是说本书没有差错，比如把商鞅作法自毙的故事错记成了李斯，而且说李斯看到了秦朝的分崩离析。此外，把郡县制的发明权奖给了秦始皇，这也不够正确，事实上楚国等很早就采用了郡县制。
书中有些观点是非常独到的。比如儒家是否算宗教，恐怕中国学者都倾向于认为，那只是一套道德学说，因为没有超越界的内容，但罗兹·墨菲发现，历代儒学者很容易接受宗教信仰，并将其看成是儒学的补充，比如佛教、道教和基督教，都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可见，传统儒家至少具有很强的宗教意味。
本书还有一大看点，在于引入了许多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大米从东南亚舶来，而中国古代北方的主粮——粟（小米），居然传入东南亚，东南亚原本无此植物，粟喜欢干旱，所以东南亚初期文明都在高地上。像这样的知识，以往的史书很少会写到。
人，总要从镜子中来认识自己，如果没有外部世界的关照，我们就会沉浸在伟大过去的想象中，把东亚看成是封闭的、单调的，仿佛它越纯粹，就越美好。然而，如果没有文明的交融与对抗，没有舶来与送去，东亚的光荣还能剩下多少呢？
以青铜器为例，没有一个国家堪与中国相提并论，目前已考古发掘出5万件以上，然而，青铜铸造的方法却是从其他文明中舶来，如果没有斯基泰文明的输入，今天的骄傲，又将从何言起呢？同样，如果没有丝绸的大量输出，罗马也不会知道东方还有一个“赛里斯”（丝之国），正是这些奢侈品，开启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大门。
从东方文明到西方文明，很多认识是共通的，比如它们都发现：中间的大帝国很少能保持长期繁荣。这成了共同的政治智慧：商业是危险的，它将动摇国家的命脉。东西方几乎同时采取了抑商思路，然而，当两个世界再次相逢时，局面竟是那样的尴尬。
罗兹·墨菲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他的中立，他当然看到了东亚文明中压抑自由的一面，但他同样看到了其中提倡平等的另一面，他力图用更多元的方式来理解不同的传统，而不是像东亚的作者那样，急于从历史中去寻找今天落后的原因。
当然，没有一面镜子会澄澈无比、毫无瑕疵，但镜子多了，真我便会更清晰。与其闭上眼睛瞎猜，不如睁开眼睛阅读，本书立论坚实，几乎每个判断、每个陈述中都包含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只是普通读者恐怕看不出来这背后包含的那份功力。
《东亚史》读后感(三)：变革与传承——美国史家眼中的东亚
自上世纪70年代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在全球经济中崛起，特别是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东亚模式”便一直是西方学界着力研究的课题。美国史学家罗兹•墨菲的《东亚史》是其重要成果，该书向我们揭示东亚经济奇迹并非当前景象，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选材上，中日因代表古今两种发展观而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可谓重点突出；而在历史观上，墨菲说：“我们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必须抵制只以后来者的眼光评判历史的诱惑，努力从当时人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这使得本书读来平易近人，毫无一般西方全球或地域类通史在涉及东亚、尤其是中国的那种屈尊姿态，而且在具体史实的论述上别开生面，常能引人作一番深思。
■宋朝：中国的“黄金时代”
墨菲从人本主义出发，对中国人大一统情结持审慎态度，他认为通过武力将人民统一在一个帝国，未必比让人民生活在各自国家更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较之汉唐，墨菲更赞赏“缩小国家规模”的宋朝。宋朝的御边政策为历代中国史家批判，但在墨菲看来，唐末和五代乱局留给宋朝的只是濒于崩溃的财政，人民流离失所，文化青黄不接。所以，宋朝放弃那些没有经济和军事价值的地区，反而能专心发展本国建设，由此实现资源使用的转向，带来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黄金时代”。
墨菲对宋朝经济的描写打破了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停滞”的观点。他认为，宋朝开始了一系列基础性变动，“而且可能达到了质变的程度”。这些变动不但显示出典型的“现代”特征，而且预示了七八百年后改变欧洲面貌的种种变迁：商业部门林立，贸易持续增长，城市文化兴盛，本票、信用证和纸币普及。宋朝也出现了西方工业革命早期的技术成果，能容纳上千人的作坊，以及许多协助生产的机械装置和原始机器。11世纪初宋朝的财政收入是盛唐的近三倍，南宋海外贸易税收占国家收入的五分之一，贸易总量不仅远超当时欧洲的水平，而且一直保持到19世纪。
宋朝已处于经济和技术转型的历史拐角，何以没能实现如工业革命那样的质变？墨菲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守旧弊端，这些弊端后来累积为晚清中国的沉疴：传统农业所能供养的人口已达极限，却无创造和引进新技术的意图；商业化没有引起其他领域的发展，资金主要被用来购入土地，而不导向可以增加生产力的新投资；官僚腐败严重阻挠商人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创新精神；科技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发现和改良，鄙视“劳力者”的实用主义窒息了理论科学的发展；等等。
■从“中华帝国”到“国家中国”
11世纪宋朝没能解决的问题，终于绊倒了19世纪中国。即使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仍然抵制哪怕是出自自救的必要的改革。墨菲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华帝国”思想作祟。长期的大一统格局，使中国人缺乏“国家”概念，更不知道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但在东亚，并不存在一个与中国竞争的对手。优越意识扎根在文化思维中，使中国人从不认为外国人可以对其构成威胁，也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一旦出现外来威胁，中国总能通过同化将之纳入中华文明体系。而中国欲把从海上打来的“多毛的野蛮人”同化显然低估了工业文明的强大。
在墨菲看来，一个民族只有将自己摆在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产生“国家”，民族主义因“国家”遭遇挫败、耻辱、入侵而最终发酵为拯救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墨菲认为，在抗日战争以前，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只在一部分通商口岸的知识精英、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间传播，而没有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中产生影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朝并非亡于一小撮人领导的辛亥革命，而是亡于它自身的无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因脱离群众而在效果上大打折扣。中国从“中华帝国”到“国家中国”的转型也因此充满痛苦与挣扎。
墨菲认为日本能够迅速转身，恰恰源于长期分裂的历史。长达千年的地方割据使日本人认识到“变”是生活中的常数，“变”中孕育了无限可能与希望，因而日本人随时准备好接受新思维和新技术，即使在锁国时代，也能通过唯一的通商口岸长崎与西方保持起码的联系。而狭小的领土，基本同质的语言、文化和种族，又有利于日本人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迷思
民族认同感强调从基础做起，而在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则着重于在上层发力，如此上下协调，方能巩固改革成果。但在晚清和国民政府时期，不光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经济和政治也十分脆弱。墨菲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路使中国在保持本国文明和采用外国制度间踟躇不决，并使中国一再失去自救的机会。“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说到底只是借西方技术维持保守政治格局，而真正可以救亡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却被丢掉了。换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应一时之急，中国要摆脱落后、贫穷和耻辱，就必须改变中国传统的“体”。
反观日本，则大力引进西方思想观念、技术和制度，在短短30年内就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日本开放、务实的文化观与其自身的文化认同达成了一种十分默契的平衡，日本人丝毫不会因从外国引进文化而觉得有伤自己的文化之本，日本甚至能在改造之后，将外国文化内塑为日本文化的血肉。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采用西方技术而受损的民族自尊心，日本干脆不予理睬，因其充分认识到自己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唯一的救亡道路就是获取像西方国家那样强大的新力量。
遗憾的是，对中、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日趋保守，迷恋上强大的国力又无法有效驾驭这种力量。墨菲指出，正是政治改革滞后产生了这一后果。明治早期规划的技术、教育、经济和政治等一揽子方案有其内在联系，无一可以偏废。实践中，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以牺牲大量农民、工人利益为前提，社会公平缺失，贫富差距拉大，民主化呼声高涨，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但日本视若无睹，国家危难使民众担起救国重任，一旦承平乃至兴盛便固守原来的政治秩序，民众对政事既无知情权也无参与权，致使国家痛失平稳过渡良机，待到大萧条问题全部暴露又无法从内部解决，终于酿成二战悲剧。
■“儒家东亚”：挑战与机遇
东亚国家交流源远流长，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自不必说，朝日之间甚至有种族亲缘关系，这为今天的我们所无法想象，而各国政治与文化无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的向心力保持地区长久稳定与繁荣。19世纪下半叶，儒家体制在与西方的冲突中崩溃，使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坎坷与创伤不惟中日战争，也在越南、朝鲜战争中绵延且至今未能弥合。另一方面，战后改革成为区域重大事件，如日本启动政治改革，台湾地区与韩国在80年代着手政改（留下“愤怒的民众”这一巨大的政治遗产），而中国内地与越南也在同一时期开放了国门。
尽管方式不同，但墨菲发现，东亚经济奇迹虽是制度改良所致，凝聚力量的依然是儒家思想。与许多否定儒学的西方学者不同，墨菲认为，经过改革，在剔除等级、教条、保守等糟粕之后，儒学所强调的伦理价值仍具现实意义：重视教育，共同努力，刻苦工作，等等。墨菲认为现代儒学提供了个人发展的空间，又强调个人价值通过服务群体实现，“在个人权利、团体利益和社会秩序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显然，墨菲并不意图推销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他来说，多一种发展模式便多一种通向真正自由的可能，“儒家东亚”无疑是可贵的实践。
墨菲尤对中国寄予期待，他盛赞中国人的吃苦精神，说如果能有一个“组织合理的制度”，中国人团结起来将无往而不胜。承他如是美意，只是我们仍需看到，中国改革道阻且长，制度层面先不说，改革滞后的后果，端看现状便可知一二。贾谊《治安策》为汉文帝疏忽，二十年后“七国之乱”爆发。今日中国还有二十年可等吗？但愿是笔者杞人忧天吧。
《东亚史》读后感(四)：序言：开拓东方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开拓东方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作者：陈奉林
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有几位对东方历史、特别是对东亚历史有精湛研究的学者，为社会贡献新篇，罗兹•墨菲无疑是其中之一。他同他的老师费正清一样，除了在亚洲史有建树外，也在东亚史方面有颇多贡献，他们共同推动了美国的东亚史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一流成就。在这里，我向国内读者介绍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撰写的一部鸿篇巨著《东亚史》，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阅读与理解上的方便。
国内读者对罗兹•墨菲并不陌生。1992年他出版了脍炙人口的《亚洲史》，受到中国读者的好评，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他因此在中国声名鹊起。《东亚史》是在原著《亚洲史》基础上的继续发挥和发展，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因为《东亚史》不仅增添了新材料、新事实，而且在分析的角度、取材范围以及分析与叙述的关系等方面与前者有许多不同，视其奠定罗兹•墨菲在东亚史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并不为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兹•墨菲的《东亚史》足以与费正清、赖肖尔等人的《东亚文明：传统与变迁》相媲美，材料充实且有新理、观点材料纵横贯通，摒弃旧思维，尝试新方法，呈献新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国际东亚史研究的水平与动向。平心而论，对于一位西方学者来说，撰写一部地域广袤、国家众多的区域通史，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想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罗兹•墨菲《东亚史》的亮点，也就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几个地方。作为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对东亚历史的观察是深刻的、准确的，提出了若干独具慧眼的见解，确立了对东亚史总的根本的看法。从时间上说，本书前后横跨5000年，将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科技，重大的经济活动与人员往来，以及当前的妇女地位、城市问题、环境保护等统统摄于笔下，条分缕析，使读者看到东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他首先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科技予以关注，开宗明义地写道：“东亚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东亚还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鲜活的文明形态，它们丰富的文化发展史令人吃惊。”“中国的科学技术，如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燃煤、园艺学、冶金术和医学等，其发展早于西方，并对西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言》）寥寥数语，将历史的长期沉淀说得分外清楚。作者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正因为他有着这样一种认识，他对东亚史的撰写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作者根据40多年的教学经验撰写成这部洋洋洒洒的大部头著作，书中有着作者深思熟虑的理解与判断。墨菲认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有漫长而光辉的历史，直到18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观点显然是与西方的正统观点有所不同的。有的欧美学者认为，13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就已经很缓慢了，明清500年是中国历史的大停滞，或者说是整个东方社会的落伍时期。墨菲以具体的史实详细列举了近代以前中国的若干科学技术成就，这些成就包括公元前几个世纪发明的铁掌犁、对太阳黑子的观测，以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燃料，活字印刷术、航海罗盘针的应用和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以及明清时期中国的医学、农学、水利与历法等等。这些科学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风貌。在墨菲看来，这些都是中国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是停滞不前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墨菲一扫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在东方历史研究上形而上学的阴霾，始终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待东方历史，因此我们看到的《东亚史》是一部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著作。他用大量的具体的实证材料来说明东亚历史的悠久性与连续性，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历史画面。这是努力开掘的地方，也是读者渴望了解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读过墨菲《东亚史》的读者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知道，作为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东亚史》应该成为信史和良史，向读者提供真实无欺的材料，从历史材料中提取和发现对当今社会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以帮助人们恢复历史的记忆。也许有人不同意墨菲的一些观点，但读者不得不佩服他目光的犀利与深邃，明显地高出流辈。
关于中国唐宋文明，《东亚史》有许多惊人之语。我们看到作者视野之开阔，眼光之敏锐，昂扬着一代学者的锐意创新精神。作者看到自唐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倾向，各方面表现出博采异域、吞吐百家的恢宏气势，展现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对于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外国研究者都能看清的，也不是谁都能得出的结论。唐代无论在人口、领土还是在其他成就方面，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帝国缔造的辉煌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首都长安堪称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里汇集了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城内居民多达100万，“长安城散发着世界大都市的熠熠光辉，其耀眼夺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第115页）城内各种宗教和睦相处，居民可以享受来自西域各国的体育、舞蹈、音乐和杂技，显然是典型的国际大都市的反映。
宋代的科技、文化与贸易是作者颇感兴趣的问题，是作者重点介绍的篇章。他视宋代为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因为它出现了科技与文化的普遍繁荣，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发展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记载，直接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与地区达50多个，有时候宋朝还利用使臣出国之机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宋代“贸易既盛，钱货遂涌涌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在造船方面，作者向读者提供的材料也是相当可观的，宋代的船舶可容纳600人，比前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船只都要大得多，由于指南针的应用，宋代的商船已经结束循岸航行的状态，克服“梯山重译”的重重困难，实现了从中国到南洋、印度洋以至非洲东岸的航行，对外贸易占到税收的五分之一，墨菲这样写道：“到了南宋，海外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当时整个欧洲的外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宋朝时期，大型远洋货船上使用的各种航海技术已经臻于成熟。……宋、明时期，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和海洋大国。”（第145页）《东亚史》真是别开生面，令人振奋，表现出作者推陈出新的勇气和凌越前人的探索精神。由此观之，该著独辟蹊径，发掘枯竭隐深，摒弃了因循沿袭的墨守成说，在史学园地树起了一面旗帜。
在明清史研究上，《东亚史》以远见深识倾动人心。它没有像其他欧美学者那样，把明清500年历史看作是停滞与倒退，而是认为明代是中华帝国的新辉煌，在许多方面继续为世界做出贡献，“明朝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领域商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第169页），处于社会转型前夕。作者以一种少有的历史自觉把握了这种趋势。确实，明代是中国社会即将转型的时期，内有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空前地走向世界；外有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以科技为媒介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宗教与文化，使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受到冲击。中国的传统商品丝绸、茶叶、瓷器、书籍和漆器销售到日本、东南亚以至欧洲，国外市场为购买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加速了国内商业化和货币化过程，对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十分有益。墨菲对明代中国社会工农业生产以及大众生活的描述十分详细，如文化和贸易蓬勃发展，商业和城市欣欣向荣，城市商人参与并推动精神文化的发展，城市居民有较多的精神生活等等，所有这些对于读者了解明代一目了然。
关于清代历史，作者以全球史的眼光加以审视，有助于清算历史上形成的对东亚史、尤其对中国史的偏见与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理性的分析视野对研究中国历史十分重要。通过研读我们看到，中国清代在整个世界历史坐标中的位置，既有成就也有不足，既有发展也有某种程度的徘徊，既有悠久的传统也有深沉的惰性，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氤氲化生，形成社会发展的一定阻力，作者一语道破近代科学未能在传统技术发达的中国发生的深层原因：“中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主要是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发现及其改良（如医学和药学方面），缺少那些经过系统、持续的科学研究之后取得的成就。”“中国工匠拥有娴熟的技术，擅长创造发明，但却很少从事理论和实验工作，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第213页）这个评断是作者通过深层考察所得，切中要害，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差距形成后来中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天然分野。
日本历史和朝鲜历史在本书中占据了相当的位置。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全面审视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看到它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上的密切联系与互动。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外交使团，“到8世纪，派到中国的使团越来越大，大约五六百人分乘四艘海船，浩浩荡荡开向中国。……尽管要经历这么多的风险，日本人还是下定决心来到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将他们所能学到的或可以移植到日本的中国先进文化悉数带回日本。”（第273页）中国文化如滚滚洪流，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变革过程，使其跟上了东亚社会前进的步伐。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从该书中可以看到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较之其他国家的密切情况。正因为这样，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以及朝鲜半岛鲜明的地缘政治特征。墨菲在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时，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即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主义影响问题，他认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是全世界殖民统治中最恶劣的。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给朝鲜民族留下痛苦、仇恨和愤慨的回忆，这种回忆在今天的朝鲜半岛仍然非常强烈。”（第428页）这种评断符合今天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没有半点夸张之意。
对东南亚历史与现实的热情关注也是《东亚史》的重要篇章。作者高度评价了东南亚的悠久历史以及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尤其关于东南亚各国摆脱殖民主义枷锁、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分析较为客观。看得出作者是以极大的热情来撰写这部著作的。作者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东南亚在战后完成了非殖民化进程，开始探索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东南亚各国在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作用将会上升，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给予东南亚足够的重视。《东亚史》关注现实的东南亚并非应一时之需，而是作者自觉地参与到了战后东亚和东南亚有史以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适应世界形势的需要，发挥了理论先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罗兹•墨菲继承了其老师费正清等人的志业，又在许多方面有新的认识，承担了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他一方面努力去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同时也按时代要求去理解和书写历史，对东南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给予更多的关注，做到了史学常写常新。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告诉读者，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东亚将会逐渐主宰这个世纪。
以上是《东亚史》的大体轮廓，也是书中引人入胜的地方。但是书中有些观点也是与我们大相径庭的，甚至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作者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朝代的循环史，忽视了社会经过生生不已、后代否定前朝后产生的新内容，任何一个朝代的产生都不可能重复前一个朝代的历史，历史在螺旋式升进中的相似表层下有着不同的内涵，永远不会重演。以“王朝循环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是西方流行的一个观点，反映的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他把20世纪中国的伟大革命看作历史上的中国农民运动；还有，作者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改革前的政策完全对立起来，这恐怕也是有问题的。作为学术研究，同时又是西方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我们看到，他对东亚的历史与人民怀有炙热的感情，叙事时尽可能地做到了公正与客观，较好地解决了史书的体系问题，避免了结构松散与材料堆积，尽量处理好分析与叙述的关系，材料与观点的关系，显示出作者乐观向上、生动活泼的探索精神。总之，不管读者出于何种目的来阅读这部著作，都会从事受到启发，收获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