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蛇》读后感摘抄
《两头蛇》是一本由黄一农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5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头蛇》精选点评：
●史料还是引用得很详尽的，虽然他笼统将那个时候的信教或友教士大夫称为“两头蛇”并不十分认同。
●选用以往少有提及的人物、角度来写历史，非常新颖深刻。搞物理的人
●补充标注一下，百看不厌，随翻随看。
●好书！
●绝妙好书，好顶赞！
●此書體大思精，既有整體觀察，又有嚴密考證，引用資料之豐富，更令人望洋興歎，必可傳世，可以預卜……論魏學濂兩極評價，頗能持平，心存恕道，此即章學誠所謂『史德』也！──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 余英時院士
●很多资料非常好
●史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入门
●e-考据时代。文化调试和知识传教的理解。所谓一夫一妻的存在的开端？
《两头蛇》读后感(一)：短评两头蛇
对于初学者来说，本书确实拓展了关于明清天主教史的视野。然而，对于不熟悉明清思想文化的人来说，不容易理清书中的人物关系。而且，书中的考证逻辑也需要静下心来思考。最好结合方豪先生的著作来读，才容易疏通书中的学术史。
《两头蛇》读后感(二)：我读两头蛇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曾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赞誉，有的称其为“世界水平的”专题研究，有称其对史料的搜求及考证，是同行的海内外学者很难企及的”，不过，随手翻阅该书，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此略记几条
1、该书5页附录天主教传教会部分，说马丁路德成立新教，似乎不妥，因为新教的名称乃教外之人所称，路德从没有称自己的教派为新教，况且所谓新教从来不是统一的组织，用成立一词不合适。同时外方传教会的法文名称外方多了一个s。遣使会、耶稣会、外方传教会的外文名称有的用英文，有的用法文，有的用拉丁文，应该统一语种。2、该书10页在谈到中国教区沿革时，用了赵庆源的一份年表，其实，应该可以使用更为原始的资料，如圣教杂志上的材料或者是马德赉的《中国、朝鲜、日本的天主教会体制.》3、该书8页称教宗为尔本八世，通用译名为乌尔班八世4、该书9页在谈到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活动区域时引用汤开建《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似乎不合适。4、该书37页注释引裴化行有关利玛窦的传记《利玛窦评传》、《利玛窦司铎和中国当代社会》，两书实为一书的不同译本，应该予以说明，以避免读者误会。5、378页称《永历实录》严起恒曾进太子太傅，以前则为礼部尚书，但《残明宰辅年表》上的记载为进太子少傅和户部尚书。
《两头蛇》读后感(三)：补儒
元亡后，西欧有两世纪之久，无人提及中国，这种沉默化为一种神秘。当利玛窦来到大明，听从瞿汝夔蓄须留发，脱去僧服改穿儒服的建议，更采用“补儒易佛”的传教策略，自称“西儒”，与释家多有论战。即有相当数量的儒家士大夫相信自己找到了祛除晚明心学末流狂禅对儒学正统造成侵害的解决方案。对他们来说，信仰天主教不仅仅是拯救个人的灵魂，更是他们救国之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后者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西儒正可以用来补完儒家思想，并将北宋以来释氏对儒家侵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沥清。明谢肇淛《五杂組》中即有：又有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有琍玛窦者，自其国来，经佛国而东，四年方至广东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犹儒之孔子、释之释迦也。其书有《天主实义》，往往与儒教互相发，而于佛、老一切虚无苦空之说皆深诋之，是亦逃杨之类耳。琍玛窦常言：“彼佛教者窃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轮回报应之说以惑世者也。吾教一无所事，只是欲人为善而已。善则登天堂，恶则堕地狱，永无忏度，永无轮回，亦不须面壁苦行，离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脩善也。”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卷之四 地部二，82页）利玛窦撰写《天与地》一书，进呈《世界全图》，中国即从那时起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当做一个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西欧经由耶稣会士之手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狂热的迷恋，瓷器、绘画、园林、哲学、政体，一切的中国文化都由于刚刚从雾霭中显现，而变得令人追捧和迷狂。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沃尔夫、莱布尼茨、歌德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西欧对中国的推崇，竭力推动着社会的变革。然而，一切的美好意象都在两件事情中结束了：一是欧洲对中国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急速发展，中国对西方不再是朦朦胧胧的身影；二是明朝的覆亡，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奉教士大夫纷纷在崇祯皇帝龙驭上宾后自杀殉国，先前已因纳妾之事抵牾十戒，此番更犯下自杀之重罪，足见入天主教实原为补儒尔。此身既没，补儒合儒并以西方科学实学开拓儒家新理路和新进境的愿景自然亦付之流水。朝代覆没的悲剧使许多遗民文化领袖开始思考明代灭亡的原因，“礼仪之争”加之清廷官方提倡朱学，暗藏不满的他们只得将注意力转向经史的研究，以期获得对古代典籍和历史更为准确的理解。
这一事例表明了，即使是远邦他国于我无涉，透射于彼的乌托邦形象也不只是单纯、不带有意图的。士大夫利用“西儒”补儒，而欧洲人利用中国的美好来设计新的社会体制。着眼点也只是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常对与自身不符之处颇多指摘，互相所作出的评价完全取决于自身捍卫的论点和立场之需要，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一旦世界联结地更加紧密，双方的身影在互相的视界中渐渐清晰，乌托邦的美好就急速转变成他者的丑陋。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看黄一农《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阎宗临《中西交通史》，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利玛窦中国札记》等著作。
《两头蛇》读后感(四)：信仰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两头蛇处境
这本书确实写地很不错，黄一农的学术涵养确实很不错。第一次听到这书名时完全不知这是写有关天主教传教史的书籍。当自己看到三分之一时觉得黄一农给这书取的名字真好，两头蛇这个称呼把当时的天主教徒们的处境和信仰上的挣扎表述地淋漓尽致。但为什么是蛇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呢？我不清楚，也许是取自圣经旧约中创世纪中蛇的意象吧？
这本书让我体会到历史考证，史料考据的学术魅力，所以花了大概四天的时间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后确实感慨颇多。这是写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在接触信仰和信仰的挣扎的历程。原以为这本书会出现把信仰单纯化的错误仅停留在外在的历史考据，会对天主教信仰本身的表述会出现偏差。但这本书却无这样的偏差，书中作者自己也谦虚地指出自己可能会把信仰单纯化，在写作上会有错误，但我觉得作者在这点的把握上还是很恰当的。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娶妾是阻碍第一批天主教徒受洗归入天主教的主要障碍。我认为而这婚姻的问题影响到这批士大夫们受洗的问题，但并不影响他们信仰建立的问题，反而会对他们信仰的建立有促进作用。因为也许通过这样的处境会让他们更加寻求天主的帮助，会拉近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天主教的信仰注重的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与上帝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接受上帝做自己个人的救主。 因此娶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给其信仰的建立带来帮助，但是会影响其受洗的问题。
在娶妾的婚姻问题上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作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影响这批天主教徒们建立信仰的关键原因。这是站在人自身的角度去看待信仰建立问题，但如果是站在信仰自身（神）角度，那么文化的冲突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因为基督教认为信仰的建立与否的主权完全在上帝的手里。但现在我们姑且只谈论为我们人自己所能明白和看见的原因（就是站在人自己的角度）认为阻碍信仰的建立十分关键的原因。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如祭祀等文化现象在对天主教的传播上有很大的阻碍，如后来康熙帝的禁教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的济方会传教士认为中国人这用祭祀等现象是违背天主教信仰要求完全禁止，这让康熙帝十分愤怒，认为这些传教士都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无需再在中国传教。中西文化的冲突确实是影响天主教在华传教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的冲突不仅影响到最初在信仰接触上的认识问题，建立信仰过程中的挣扎还有最后能否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走下去的问题，此外还会影响到来华传教士在华的传教策略，甚至还会会让传教士不得不弯曲有些教义。如利玛窦最初来华传教采取知识传教的策略，用西方的天文等的知识和技术来吸引当时的士大夫，也就是这份好奇心让这些士大夫愿意接触天主教。利玛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并且把天主教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融合趋同，遂有后来的西学中源。把西方天主教的上帝，创世说等和中国的儒家的上帝以及对世界的起源的看法等同起来是对天主教信仰的曲解。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传教士对其态度的反对。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也明显看到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其实让国人建立信仰并不比想象中的难。因为实用理性中的“实用”对信仰的建立有促进作用，这作用体现在最初信仰的接触上。当然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不是仅靠理性，走信仰之路也不是只靠理性就可的，明末清初的有些士大夫中最终没有在这条信仰的路上走下去也说明了这一点。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史确实让人感慨颇深 。
《两头蛇》读后感(五)：何去何从
最近看了几本有关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书——《徐光启评传》《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两头蛇》。前两本感觉一般般，后一本台湾黄一农的书很有意思，去年简体版刚出后，《读品》上有人做了书评，当时正是我对徐光启感兴趣的时候，却直到2周前才在2688网站上寻到这3本，虽折扣不如其他网店，仍觉甚喜。
黄书回避了徐光启等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重点人物，因为关于这些人的研究已经很多，所以几本书正可互补，大体可窥全貌。但问题随之出现，黄的见识与功夫显然非前2本书所及（第2本为纪念文集汇编），所以读起来感觉很不对等，好象不那么重要的被抓了典型，焦点人物反被蒙混过关，呵呵，这是本组阅读的小小意外。
下午读罢《两头蛇》掩卷，一时颇为惆怅，却搜不出一语可以形容。作者最具创意的写作，是在书中提供了一个史诗大片的电影脚本《天主与妾》，可见黄读史真正是读出自己的乐子了，只是个别考据之乐让我这不求甚解的读者略感琐碎。无论士大夫在繁殖子嗣的压力下纳妾，还是以死殉国（两者均违反十戒，黄得出结论，认为妾的问题是困扰当时士大夫是否入教的主要矛盾），都凸显了中西文化的冲突。明末文化纷乱、家国巨变，其间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两头蛇族难免首鼠两端、进进出出，更上演了种种灵肉挣扎。文化冲突的高潮最终爆发于康熙朝的礼仪之争（是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拜孔），并导致原本不无亲教的康熙帝震怒，禁教令出，直到鸦片战争后神甫与炮舰结伴重来。
想起刘小枫某书，对利马窦的文化调适策略颇不以为然，大体上似乎秉持基本教义派的立场，认为天主教入华不需要调和当地风俗文化，听不进上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没福气，对上帝没啥损失。“补儒易佛，修身事天”已不再有吸引力。陈寅恪在谈及佛教入华时曾说，中华历史昭示，任一外来宗教必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后始能扎根生存繁衍。莫不成，这只是俺们的一厢情愿？
黄亦有意宕开视野，结尾甚至提及2001年教宗若望保禄2世在纪念利马窦到达北京400年的活动上主动就天主教在华有关行为致歉的讲话。
而今，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感情上拒绝外国教会势力的指点介入，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无法忘记1989东欧之变背后的宗教推手、注意吸取波兰的教训，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却在1949年以来的教育中以马克思的全盘西化自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儒道释全都灰头土脸，这也是现在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发展势头极其迅猛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为基督降临清场。许多西方神学思想家早就清理出马克思理论中的神学成分，却没料想，原来“异端”的发生在中国能起到这般曲折的推进作用。就象“新教异端”为主赢得了北美，“一性派异端”为主赢得了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或许共产主义将为主赢得中国，当然，在世俗层面上，也为资本主义赢得了市场。从来，异端都是特别能战斗的一群。而安身立命之道，属于人的基本需求，“我们不占领，帝国主义就会占领”。
不做知识性的、历史性的探究，仅从个体的立场出发，与基督相遇将发生什么？这种抽离能否可能？正对着案头一本也是去年上市的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了几页，梁漱溟说，“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和佛家”。
我身边的人，在信仰的路上已将我抛下，渐行渐远，一时间我苦于没有办法，任由自己随波逐流，不知前方将赢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