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者图像》读后感100字

　　《传者图像》是一本由黄旦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页数：3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者图像》精选点评：

　　●可能读的太快觉得它真的有点无聊

　　●重点读的六七八九十章，新闻跟我没啥关系没太看，黄老师是胡老师的博导，文风超级可爱，写传政经法兰克福文化帝国平易近人又有笔记量，写席勒马特拉脉络清晰，很好读的一本

　　●黄旦老师写作，果然是“言必有出处”。

　　●思路清晰 难得不散乱的新传类书

　　●学渣眼中：新闻专业主义文献综述的救星。

　　●黄老师的措辞用句的分寸感，以及谋篇布局的能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七年写的书，七天就想啃下来？理论性极强的一本论著。需要强大的知识基础，要不然怎么读都很费解。建构的新闻专业主义知识框架还是挺符合现实的

　　●那么多参考书和教材，终究还是这本最实用。黄旦老师太可爱。

　　●当年在团委的办公室大扫除时找到的书。对于非新闻专业的我来说觉得写的蛮好的

　　●如果我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把它啃下来的话，我会送自己一个大红花外加一个洋娃娃。

　　《传者图像》读后感(一)：我记忆中的黄先生

　　黄先生的严谨、幽默和学者风范，始终让我敬佩不已。最喜欢的，是他在《新闻大学》上的美国新闻思想史札记，叙述不急不徐，逻辑丝丝入扣。

　　尝记一个细节，课上，他抛出一个问题，台下我们交头接耳，他则在台上仰望天花板，然后若有所思娓娓道来，真真大师也。

　　《传者图像》读后感(二)：一点感想

　　恩师写的书。黄旦老师国内研究传播学理论和新闻思想史的翘楚，中青代新闻传播学届的中间力量，是一个博学，思想有深度的人，在学院更有活图书馆之称。黄老师和蔼，笑眯眯，说话轻声细语，但言辞犀利，跟他聊天，如探及学术问题，三两回合，交谈者就鼻尖冒汗了。

　　惭愧得是，当初在学院的时候不读，毕业后才捡起来。现在有问题也很难向黄老师请教了。

　　《传者图像》读后感(三)：无底洞的那个底

　　读到后记时得知，黄旦先生的这本书写了整整7年。对此，黄先生说，期望值总是与写作的时间成正比，拖得越长，要求完美的压力就越大。仔细想来，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之路上，又何尝不是这样。

　　从新闻自由为报刊的专业化路程搭建第一个台阶，到便士报为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奠定重要基础，从大众传播媒介在事业化和商业化的冲突中艰难抉择，到编辑记者为争取内部新闻自由而努力奋斗，新闻专业主义在崎岖不平的建构之路上艰难前行，期间，还要面对“把关人”和“议程设置”理论的公然挑战，甚至，在最后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视野中为“现实社会秩序服务”的傀儡。阖上全书，新闻专业主义就如同一个梦幻，或者像新闻的真实性一样，是“无底洞的那个底”，永远找不到切实的存在。因此，就新闻专业主义而言，其建构必然还将是一个长久的探索和斗争的过程，其内涵必然还没有令人完全信服的“标准答案”。

　　但是，找不到“标准答案”的新闻专业主义，却仍然充实着媒介，并影响着媒介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推动。从物理特征和信息流通上看，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其传播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媒介成为“人的延伸”，地球也变为麦克卢汉眼里的小村落；但是，媒介在帮助人们交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创造一个拟态世界，个人或者组织出于自身需要和价值判断的“把关”、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种种控制、媒介议程设置对公众议程的决定作用等等，都在不知不觉中掩盖甚至歪曲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从这两方面看，大众媒介无疑是把刀锋锐利的“双刃剑”，而如何让其尽可能地在推动文明而不是掩盖真相上发挥能量，正是新闻专业主义倡导者的迫切愿望。作为专业，必定有其规范，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也许没有终点，但是其努力奋斗和自我修正完善的过程，就是作为专业不断回归大众媒介原始价值的过程。

　　在本书的最末三章，黄旦先生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着墨颇多，个人以为这是全书比较精彩的部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并最终使人类成为技术的工具。黄旦先生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因为无论是媒介的意义构成、文化生产中媒介与受众的互动（包括符号互动论），还是众所周知的编码与译码理论，都在证明作为受众的人远远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尽管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存在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本书作者还是在该章节的最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假若注目于当前媒介集团的膨胀和跨国媒介集团在文化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兰克福学派的态度未必就是狭隘与过时，甚至仍不失其启发、警告、反思之功效。”启发、警告、反思，在探索新闻专业主义之路上所付出的努力，又何尝不是在发挥这样的功效？！无底洞也许根本就没有底，但探底的过程也同样值得敬畏，作为专业的独立的大众媒介，正行走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

　　《传者图像》读后感(四)：亮点~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绪论：

　　.7：“新闻自由”思想，就其理论基础，似乎发源于“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但最终能落到实处的，则是对媒介的外部关系，即对一个新闻职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做了基本界定，以获取职业自主性。发生于20世纪初的“真实、公正”等职业道德规范，以及后来蔓延并至今诉讼纷纭的“客观性”原则，无非是对大众传播者的行为作出规范，使之更像一个“专业”或能向“专业”的方向发展。

　　.8：直到1940年代的“社会责任论”，所遵循的思路仍然是“职业化”或“专业主义”，其目的就是在原来主要为调整政府和报刊关系的“新闻自由”思想基础进行添加和补充，试图对报刊的另一个外部关系——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关系作出调整或界定。

　　.9：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责任”，就变成对各自不越界、不违规的要求，或是对越界和违规的抗议。

　　.10.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怀特发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第一篇关于“把关人”的文章。也许他本来是想通过对新闻选择的调查来确认新闻学和新闻专业主义中那些金科玉律：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等等。就是从他的“吃惊”开始，他们所一直信奉的且根深蒂固的专业主义或职业化的观念，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某种不正常并遭到了怀疑。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技术和道德）

　　.30.独立报业的确立，使得报纸在社会中成了一种正式并且得到人们认同的职业。新闻业正朝着团体或“组织”的方向发展。

　　.32.关于独立报刊的概括和认识，就成为新闻专业主义或职业化报刊的理念。

　　.64.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大众化报刊，恰恰以新闻自由为旗号，在社会中争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从而为提升报刊的社会政治地位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68.新闻客观性：专业化职业组织的标识。恰如李普曼说的，在客观新闻被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前，新闻业不可能开始成为一个专业。

　　从报道事实到新闻客观性：1830年代产生的便士报开始追求不偏不倚、事实与意见分开，以区别于党派报纸，从而初具职业理念；在19世纪后期，则相信事实就是真相，新闻记者俨然就是新闻界的科学家；到1920年代，形成了事实与价值分开的专业新年和道德准则——客观性。

　　.83.客观性产生的原因：技术上对新闻文本的改变（电报）：1、费用昂贵，必须简练；2、被通讯社所采用，迫使其采用一种不带地方性或区域性而且通俗化的语言形式。认识论上的改变：启蒙运动的遗产——理性。

　　.91.事实与价值分开——作为职业道德准则的新闻客观性概念终于在1920年代粉墨登场。到了1930年代中期，“一战”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客观性，成为了通常的说法。

　　.95.对客观性的诘难：（新媒体下可以逐条反驳）

　　政府或社会权势阶层才是主要的消息来源。

　　受托人模式遭到怀疑。“在政府、公众、媒介的三维关系中，唯独公众落下了被动“看客”的身份，虽然整个“演出”都是以他们的名义。”

　　不可能看到真相，认知虚妄。P.98.“新闻记者及其机构既不是天外来客，更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本来就是这“相对主义”中的一员。他们怎么可能卸去自己的价值，从而客观记录并反映外界的事实？”

　　.97.除了在对“事实就是真相”的怀疑声浪中与新闻客观性几乎同时出现的“主观性报道”，如解释性新闻稳稳站住了脚跟，得到了普通认同之外，两种与新闻客观性相对的传统——文学和“扒粪”，在1960年代又重获新生，并演化出新新闻学和调查性新闻。

　　结语

　　.346.未定的将来：新闻专业主义遭遇公共新闻业：每个人都会而且也能够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未来命运作出自己的判断。

　　《传者图像》读后感(五)：新闻专业主义与我们的公共生活

　　这本书是黄旦老师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之际着手的，完成时间是2005年，那时候可以说是中国媒体发展的巅峰。2003年，南都那篇孙志刚事件的文章横空出世之后，媒体成为参与社会变革、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

　　这本书出版的的初衷在于，勾勒出一幅传播学研究构架较为完整的图景。在总序中，张国良指出，传播学的兴起与繁荣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一方面传播科学技术飞快发展，造就了传播媒介的尖端化、多样化、大众化，另一方面，人文环境的巨变呼唤着人类整体的良知以及反叛精神。但在当时，我国的传播学的教学、师资、科研、资料等方面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深度方面有所欠缺，理论与实际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一群老师开启了这个《大众传播学》项目，《传者图像》是其中的一部分。

　　《传者图像》第一章到第五章，黄旦老师梳理了欧美新闻史，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建构而来，而从第六章到第十章论述了新闻专业主义如何消解。这个转折发生在1949年，怀特提出“把关人”理论，由此，新闻学中“专业化”的研究视野被打破，“把关人”的研究模式逐渐向新闻传播研究中的“自由”、“社会控制”等命题偏移，其研究视角也从新闻史，新闻业的基本理念和实践转向了传播学领域，将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放在了更大的社会视野之中。

　　正如黄旦老师在后记里所说，读一手材料不过费一些时间，最难的是如何找到解读这些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很多教材中，新闻学与传播学常常是分开论述，而黄旦老师利用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资源，串联起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串联。

　　《传者图像》的第一章到第五章，作者梳理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历程，在实践层面上，新闻专业主义与便士报的发展、独立报刊的确立密切相关，报纸不再是党派的工具，而开始立足于公众的需要，一些报刊积极投身各种社会运动，担任公众行动和思想的引导者的角色。

　　“新闻自由”理念为报刊提供了政治中立、不受政党或政府支配的理论武器，从而为新闻组织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从事新闻报道提供了必要条件。弥尔顿、洛克、密尔所提出自由理念也为新闻自由奠定了基础，洛克是在自然法的范畴进行解读，而密尔将自由置于社会的“有限”之下。在革命时期，政治力量角逐时，受众对于突发的重大事件的关注，使得报纸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严厉控制的反抗中，言论出版自由开始向报刊自由延伸。

　　但当媒体垄断日益严重时，新闻自由可能被滥用，新闻也可能成为一股反民主的力量，四十年代哈钦斯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提出社会责任论。即报刊自由理论有free from和free for的两种含义。但这也遭受一定批评，如报告中坚守维护现有体制与现状，将为公众服务的理想完全寄托于媒介的自治与自律上。

　　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标志是客观性，它是一种道德理想，也是一整套报道实践。作者详细梳理了客观性产生的原因、事实向客观性的转变，以及客观性的诘难和辩解。舒登声表示，客观性的历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民主市场危机（理性受到质疑，精英掌握控制权、公共关系专业出现、一战中的宣传）的一种回应。而客观性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塔克曼称其为“策略性仪式”，这与1960年代的社会背景有关。之后“解释性新闻”、“新新闻主义”的出现又是对客观性进行了新的界定。

　　就客观性而言，业界和学界总是争执不断，无法达成共识，每一次实习和学习都非常困惑，黄旦老师在这里给出了答案，考虑新闻的客观性应该考量新闻媒介的“先天限制”。社会科学是从事件中追寻规律，范式和普遍意义，着来自于理论思考而不是个人感受，因此，两者认识论立场上有所差别。

　　而第六章到第十章，作者将新闻专业主义放在了更大的社会视野之中，从把关人理论到批判学派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新闻不再是编辑部和职业人的选择，而是受到组织、社会、文化的多层次影响。

　　把关不仅仅是一个新闻生产的一个环节，新闻是社会制度化的产品，它嵌在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之中，常常受到社会规范和价值、组织压力和组织限定、利益集团压力、个体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倾向的潜在影响。不同的新闻话语塑造着事件重新建构的框架，而把关人利用“把关”给我们提供了外部世界的图像。

　　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中，大众媒介属于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在性质上是现实社会秩序服务的“肯定性文化”。文化工业既生产文化产品，又生产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的商业逻辑背后其实是为现存的社会秩序辩护。

　　在这本书的最后，黄旦老师提到了公共新闻业。我们看到，曾经提出的一些质疑现在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答。如公共新闻业如何落实与实践？谁能评判公众，根据什么决定其需要？

　　陆晔和周睿鸣在《“液态”的新闻业: 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提到液态的新闻业，在新技术主导的以社交平台和公共参与为重要特征的新传播形态下，“液态”的 新闻业及其从新闻生产到协作性新闻 “策展”的转变，呈现的是新闻从业者和社会公众，每一个个体，在新闻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网络节点上不断的相互介入、相互挤占、相互渗透，原有的框架被不断突破、变形甚至不复存在，新的意义不断溢出。

　　这本书出版于2005年，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变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此间不断遭遇着质疑和消解。潘忠党和陆晔老师在《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将新闻专业主义重新提起，进行了新的阐释。他们指出，新闻专业主义需要走出工业生产情景下的职业意识形态范畴，成为浓缩并彰显民主公共生活的“元传播范本”的一部分。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越和我们的民主公生活紧密相连。

　　我们所理想的民主公共生活形态是：遵循基本的民主价值以及理性原则，最少的道德预设以及其制约、在尊重个体以及权利基础有序展开的日常交往和关联。而在此视角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所蕴含的是构成市民文化的基本价值和伦理规范。新闻媒体是建设公共民主生活的重要支持之一，但这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