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锦集

　　《看不见的女人》是一本由[英] 安·奥克利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2.00，页数：3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一)：看不见的女人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20/10/26/%e7%9c%8b%e4%b8%8d%e8%a7%81%e7%9a%84%e5%a5%b3%e4%ba%ba/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英] 安·奥克利 / 汪丽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20-9

子扉我 2020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三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10月27日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二)：阅读虽然艰涩，但由此文本也给予了充足的自主性

近年来阅读小说较多，所以对于纯粹学术化（包含定量/定性分析）的社会论文专著反而不是特别感冒。很多书友似乎也在网上表达了同样的失落。

除了过于学术化、数据化的倾向（因为本身这就是一本社会学学术专著），这本书的样本大多是近半个世纪以前（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滞后性无疑影响了文本论述的科学性。

不过从选题来看，其对家庭主妇的讨论和研究在当下的中国却非常应景（特别是之前家庭主妇捐款被拒一事在网上引发了争议之后）。

而且作者调查得出的结论也非常值得思考：

「受访家庭主妇中有70%的人对家务的感受总体评估为“不满意”。这个数字有力地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只有少数女性是感到不满意的家庭主妇」。

在当代中国其实很多人混淆了两个概念就是家庭主妇对做家务不满意和家庭主妇对自己身份不满意。事实上这两者是有本质不同的。

在调查中作者发现很多家庭主妇对于自己的身份其实是十分认同的，甚至她们会鄙视那些光顾着自己、抽着烟不照顾孩子的女性。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对于做家务这件事很满意，也不代表他们对于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满意（作者提出当时流行的话就是「只是家庭主妇」）。

当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同样能看到作者在访谈和分析数据时得出的种种有意思的结论，这是在阅读主观性更强的文本时难以获取的东西。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三)：限制人们做出改变的是其想象力

　　只有对性别差异，及其根源和影响有透彻的理解，才可以逐渐提高和最终唤醒女性的意识，让她们认识到女性气质和家庭生活之间的捆绑和联结是社会强加其上的。...即修正她们之前基于“性别区分”观念上的对“女性地位”的认识，这并不是要否认在其他层面上采取行动和努力的重要。然而，除了以上这些行动和努力之外，限制人们做出改变的，其实，是人们对其的想象力。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安·奥克利 作为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普及中受益的女性而言，被照顾小孩和家庭捆绑的事实给了安·奥克利沉重的一击。因为一方面社会好像进入了全新的局面：所有的职业将同时向男人和女人打开；但另一方面，对女性的传统身份要求并未降低，这种跛脚的“平等”带来的结果是女性深陷“职员—女性—家庭主妇—母亲”的循环压力之中。 而原本应该对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做出回应的社会学却对此视而不见，于是安·奥克利决定自己去开创这个先河，以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的生活现实去构建一个能引发理解女性社会化进程，解析女性自我认知以及对待家务劳动态度的研究，即这本《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这本书因为源自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以用词遣字非常学院派，不适应的人可能会觉得相当枯燥，但她的研究本身可谓妙趣横生。她的研究是在上世纪70年代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识别出时代变迁的界限。70年代正好也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时期，此时的女权主义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同工同酬以及女性独立，但运动本身却与家庭主妇产生了互斥。前者瞧不起后者，后者看不惯前者。所以奥克利的研究也是对这种矛盾调和的尝试。 我认为奥克利的研究非常实际，也非常欣赏她的客观性。她并没有采取父权意识偏见，认为成为家庭妇女的女人是享受这一身份的直观印象，也没有采取女权主义偏见，认为家庭主妇就是受害者或窝囊废给予批判，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家庭主妇”身份以及伴随此身份的规章制度的由来，去启发女性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 人不管被动也好主动也罢，都会做出选择也必须为此承担后果。但简单粗暴的将这种选择及其后果分为好与坏并不能改善任何，只有针对每一个具体环节作出理智的权衡，才能对如何改善做建设性的回应。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四)：你是家庭主妇。你只是家庭主妇。

　　“你是家庭主妇。”“你只是家庭主妇。”一字之差，“只”或者“仅仅”在语言的表达中多了一层范围上的局限，相比前者，后者的表达多了一份不屑，然而面对家庭主妇这样一种角色时，这种不屑是存在的、普遍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环境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构建了对女性群体本能的偏见，而且随着社会阶级的提升这种情况不降反升，男权社会，女性只承担了男性的辅助角色，这群人，她们承担起家务劳动、养育子女的任务，而她们就是所谓的家庭主妇，也正是不被看见的女人。 在安·奥克利的研究中，聚焦于家庭主妇这个群体，探讨了家务劳动、家庭主妇角色定位、社会阶层及其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很多人不喜欢作为家庭主妇所需要承担的家务劳动，洗碗、洗衣、清扫、做饭等等，但不喜欢做家务不代表不喜欢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即使很多人确实不是喜欢作为家庭主妇存在，但她们也完全认可自己的价值及作为家庭主妇的责任和角色。 其实，面对女性问题，很容易让人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举着“女权主义”的旗帜大肆批判，其实这种批判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巨大的偏见，一种女性本能是弱势，本能需要被保护的深层观念驱使下的反应。 如果把家庭主妇看作一种职业，那它只不过更适合女性参与而已，就像搬运工更适合基因上天生更强壮的男性一样。 如果把做家务看作一项工作，家务劳动与传统的“工作”典型的不同之处是，家庭主妇对自身不受外部设定的规则的约束和监督的自由，拥有这种自主权的结果是，她们对家务劳动全权负责，家庭主妇是她自己的监工，是她自己能力的审判官，最终她也是自己工作的定义者。这样一份自由、自主的“工作”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这主要取决于这份“工作”的特点，家庭主妇的工作是单调、碎片化的，“做家务”像是仓鼠笼子里强迫性的健身圈，它的健身轮在不断地旋转，仓鼠永远无法停下来。家庭主妇很容易让人陷在这份碎片化的重复循环，像一位流水线上的工人，而且更甚。此外，根据本书的研究，有另外两个因素，社会互动和工作时间，虽然它们不会提高家务满意度，但与家务的不满意度相关联，家庭主妇的工作常常会伴随一种孤独感，而且大多数家庭主妇周平均工作时间为77小时，几乎是工业工作中周工作时间40小时的2倍。可以说“女人的工作永远做不完”。 男性从工作挣钱中获得自身价值，但与家庭主妇无异，这份工作也未必被喜欢，它可能同样也是单调的。如果让男性尝试做家务，《做家务的男人》关注并尝试了这种角色的转换，当男性承担起家务劳动的时候，一般存在几种心理：抗拒、新鲜感、成就感，但这样一份角色的转换更像是男性在体验生活，而非真正生活，家庭主妇面对的是无限的循环，谁都会感到乏味，谁都会疲倦，虽然家庭主妇在面对做饭和照顾小孩两方面表达了喜欢，但这种喜欢背后也是更多的付出。 面对家庭主妇，没有过多赞扬，但也不应该过多批判，它是家庭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和女性对待男性一样保持敬畏的社会要求，男性对女性也要保持尊重和认可，同时，这份角色的定位，应摆脱性别的约束，在这种关系中，男女是可以对调的，无须苛责。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五)：探讨已知结论还有没有价值？

　　文图 / 左叔 这本由英国社会学家、作家、伦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奥克利撰写的《看不见的女人》，读下来最直接的感觉是看了一篇篇幅相当长的社会学论文，而且在论文中间又穿插了一个纪实采访手札，各式各样的家庭主妇讲述着她们的人生际遇。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体验，算是弥补了我在这个领域阅读经验的缺失。我读过纯粹的论文，我也读过纯粹的采访手札，但将两种糅合在一道的，却始终不曾有过。 这本书成稿于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社会学调查的“论文”，它的采样范围也集中在英国，人数也只有区区的40人，所以乍看之下，你很难站在今时今日来看待这本书的“时效性”和“普遍意义”。 当你读到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者结论的时候，你会反问自己，这些不已经是普世的价值了吗？但当你读到家庭主妇对于家务的具体感受时，读到部分家庭主妇还在为洗衣机所困晨，你才会意识到即便是时代发展了，人面对家务劳作的时候，心里的感受仍旧是相似的。 上个世纪70年至今，已经过去了50年，2018年这本书又有机会在英国再版，相信其中一定是有什么机缘，或者其中的内容是值得被重新审视。当然，这个主题有它的“永恒性”，对于我们普遍人来说，不管是否成家，有没有孩子，还是选择一个人独居，我们都没有办法脱离家务，即便是请了一个保姆，仍旧会有一些细碎的小事需要自己去应对和料理。 在婚姻生活中，家务尤为关键。家务是婚姻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何分工以及相互配合完成好它，是家庭关系稳固的一个重要基石。男女之间经济社会地位、体力心理等多个因素的关系，让很多矛盾和冲突看起来不可以避免，然而这并不是这本书想要探讨的重心。 身为社会学者，安·奥克利决心“厘清并去理解女性社会化、自我认知和对待家务劳动的态度之间的交错关系，尤其是要了解社会阶层是如何影响这些交错关系的。”安·奥克利的着眼点仍旧社会阶层、女性独立意识与家庭事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书中无法绕过婚姻关系、男性参与、母子吸引等诸多相关话题，但这些都不影响最终得出结论的方向。 这本书的结论，与我的设想和现实观感是基本上一致的，这感觉就像一个人洋洋洒洒花了几十万字写了篇论文，告诉你太阳是会发光发热的一样。不同阶层的女性在面对家庭事物时，主观感受之间存在差异性，亦存在相似性，会有不同的取向，但个体的差异有时会偏离这些基本的取向，呈现出社会学领域的“复杂性”。这些结论，乍一看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细细看安·奥克利所用的一些调查“工具”，采样的一些“工具”，你会发现社会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科学，还是有一定的“实证”和“推演”的空间的，在治学问题上依旧是非常“严谨”的。反观，我们常有思维定势，从已知结果去推导它的成因，然后找到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比如，曾有人解释过日出东方，月落西山，是因为万千星斗是围绕着地球运转的。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六)：离女性真正被看见还需要多久

家庭主妇这一角色从其产生至今都未被划入“职业”这一词的范畴之内，既然不作为职业，也就意味着不会产生报酬，因此，那些付出便都成了理所应当。

作者对40位已婚女性进行了调查，通过不同角度的问题，为我们揭开了家庭主妇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首先作者分析了家庭主妇不被看见的原因，主要跟男性在社会工作中的地位要比女性更高，权力比女性更大，而在相关的社会学文献中，女性的家庭地位被过分突出导致社会地位被忽略等等这样一些原因有关。是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家务领域的性别歧视。

而关于性别偏见其实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无论是在社会学诞生初期，哲学家们对女性的教条看法，导致女性处于一个非常低微的位置上。而传统观念将家庭主妇作为女性实现人生价值与回报的重要手段，这就将女性大部分的生命价值划归到了做家务这件事上。

男主外女主内好像理所当然，好像也与农耕文明中的男耕女织相契合。但这不代表家务不是工作，仅仅通过功能主义的观点将男性看得见报酬的工作定义为劳动与付出，而女性操持家务就变成理所应当地不被看见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

为什么女性要将精力平均分配到工作与家庭中，而男性只需要拼命工作就好？

在家庭这一领域，我们对女性的关注好像过于多了。人们总是以男性的视角去看待女性，一个女人煮饭好吃，擅长打扫房间，带孩子好像就是女性中的榜样了。在家庭生活中，对于女性家庭生活的过度关注就导致了我们忽略掉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受访者的回答中有两个答案格外突出：

做家庭主妇最棒的一点在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而最讨厌的一点在于要做那些做不完的家务活。

最核心的家务劳动一共有六种：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熨烫，大部分女性对做饭、洗衣等事务表示，虽然过程很累，但能让家人吃到可口的饭菜，穿上干净的衣服她们都会非常有成就感，而对于熨烫这种无穷无尽又麻烦费力的家务则十分讨厌。

许多人表示，家务没有尽头，丈夫回到家中意味着他一天工作结束可以好好休息了，而主妇的工作往往才刚刚开始，做饭，洗衣，照顾孩子，无穷无尽的家务让人崩溃，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在当代社会家庭主妇好像已经不再是一个消极的名词，好像家庭主妇意味着悠闲，轻松，可正如上所述，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甚至因为对家庭主妇的“不屑一顾”而将这种贬低延伸到了母亲和妻子这两个词上，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虽然在当下社会，女性意识觉醒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依旧存在很多困扰女性的问题，比如一旦涉及生育、结婚等问题时，女性依旧面临着非常多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正是由女性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多重社会责任所导致的，妻子、母亲、家庭主妇，这些与家庭息息相关的角色却成为女性在工作中上升发展的一个问题甚至是障碍。

比起被看见，女性需要的更多是一个平等的机会，一个让性别不再单独变成形容词与话题的时代。

我们没有过度索求，我们只求平等的目光。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七)：家庭主妇，何时可以被看见？

家庭主妇，是这世上最古老、最孤单，也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职业。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项职业。家庭里的女人，是看不见的女人。

为了“被看见”，英国社会学家、伦敦大学学院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系教授安•奥克利写了《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该书脱胎于她1967~1969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她当时有感于社会学中“男性主导”的性别歧视，意识到“看不见的女人”的存在，进而注意到女性最不被看见的领域——做家务。

奥克利选择了40名伦敦家庭主妇。年龄都在20—30岁，都是母亲，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细致的事先准备与面对面的现场接触以及事后的梳理分析，避免了“广撒网”可能出现的无效工作和敷衍了事的回答引发的歧义与不准确的结果。

六项核心的家务劳动——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熨烫——按照主妇个人喜欢与否的方式进行了排列。熨烫最不受欢迎，其次是洗碗，清洁和打扫房屋不那么负面消极，购物最受欢迎，很多主妇表示，做饭和洗衣的过程很劳累，但是，家人吃到可口的饭菜，或者衣物晾晒在阳光下，她们会觉得开心。

孤独感是现代主妇的通病，她们渴望与他人结成纽带，获得肯定，获得成就感。有些女性掌握了家庭的财务管理，不过也有人表示，厌倦为丈夫清偿债款，男人们永远搞不清楚钱都用在哪儿。有24名主妇表示，她们的丈夫只发表负面评价而从未给予正面赞赏。奥克利认为，这与传统文化对于家庭关系地位的固化有关，双方自我角色的认同受到传统家庭训导，习惯以女性长辈的家务标准为参照来界定自己的行为，社会、媒体和学校教育也都在不断强化建设女性的家庭形象。

有些女性谈论的不是家务状况，而是婚姻生活，家务的满意度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复杂。

低社会地位职业的主妇有62%对家务不满意，中等社会地位职业的主妇有67%表示不满，高社会地位职业的主妇全部都对家务感到不满。奥克利认为，这与社会阶层有关，而且存在“参照群体”问题，也就是说，与她们成为主妇前所从事的职业有关。评估做家务的设施设备的结果表明，这可能会影响做家务的方式与女性对家务工作的态度，但对这项工作的满意度的影响微弱。另外，都市夫妻比农村夫妻共享更多的兴趣爱好和活动，男性主动参与育儿的也更多。财务管理作为妻子角色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在工人阶级婚姻中居多。

孩子是家庭主妇工作环境中的重要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做家务和做母亲，是被合并的。调查显示，工人阶级的女性很少提及视孩子为一个个体的兴趣，她们更为重视的是孩子在公众场合的露面和行为。中产阶级群体相比更多提及儿童的乐趣，把他们视为发展成型的个性个体。奥克利的分析，代表的是现代社会中一批年轻母亲的观念，也代表了占据这座城市的城郊边缘更庞大的、各种类型人群的思想。

这部作品的英文原版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它所描述的家庭主妇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为中国家庭主妇的我们现在同样能够深切感觉当年伦敦城郊主妇们的处境。如流水线一样枯燥的、日复一日的劳作，不容丝毫喘息与疏失的职责，无法诉诸于口的渴望，唯有孤独相伴的时光，都是那么相似。唯有女人能够“看见”女人自己，比如，网传61岁主妇黄月爱上“靳东”，很多人嘲笑这位不自量力的大妈，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白日梦”背后卑微的祈求，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家庭主妇长久地与社会脱节，跟不上形势，遭到社会戏弄的悲凉？

这部作品产生于欧美反对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的社会变革思潮。那时候，人们热切盼望家庭婚姻能有更满意的劳动分工，主张女性独立与自由。时代在发展，女性所受的现代教育和自我意识都在增强。近期全网热议张桂梅老师为何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从本质上，这正是奥克利在本书结尾所强调的，必须直接尝试提高女性的意识，让她们理解自身处境的根源。

PS：初稿9.21，因为编辑要求跟热点挂钩，修改了两回，实际上，有关的社会问题始终存在，频繁发生，正是这部作品隔了半个世纪依然有回响，依然让人思考的原因。我们希望被看见，我们要站在亮处，这是身为女性共有的期盼和共有的努力。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八)：看得见的西西弗斯

（这本书虽然说实话看得不老痛快的，但想说的太多了，短评收不住，来个加长版。）

这本书是社会学的博士论文，所以没有预期中人类学小故事式的那种可读性，多用数据和图表的分析，但也收集了很多真实到戳心的例子。话题老女权主义了，但读物引进国内依然还是前沿的，大量平实的口述细节背后浓缩了女性近百年来的无声苦难：和平年代的家庭事务看似对女性没有伤害，因而通常被男权社会认为理所应当，但实际上即使到现在，即使是选择独身不进入婚育生活的独立女性，也难以逃脱被西西弗斯巨石永远束缚的命运，并且永远不可能通过家务获得社会认可的价值和实际报酬——这才是女性在社会性别意义上最大的悖论。

本书通过对大量样本的调查口述实录收集和提炼，抽象出对“家务劳动”这一社会学现象的结构性的认知，把家务的工作强度和内心感受具象化为工业社会中（尤其是）男性具体可见的感受，例如和社交、做工和其他社会工作的类比。大概没有一个家庭主妇喜欢做重复性的家务，就像没有一个脑力劳动者喜欢重复的事务性工作。正如费里尼晚年的电影《女人城》里讽刺的那样，家庭主妇的生活手忙脚乱而毫无自主权，而这一切并非出自她们的本愿。

这本书也帮我理解了二十几年来在原生家庭中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种种背后的原因，原来我和母亲一直存在的矛盾根源也是结构性的，也能理解一些属于母亲角色的焦虑，为什么她总是“害怕我把她刚擦过的地踩脏了”，因此经常斥责我。其动机不在于真的要对我个人发表意见，而是心疼她为此付出的劳动。在东亚尤其是中国，这种焦虑感或许更重：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自我代入角色的自觉性更强烈，所以并不单是出于个体情感上的需求，而是对她这件工作的价值无法得到认同的焦虑。

书中还提到，家庭主妇们对于洗衣店等营业机构“洗不干净衣服”的抱怨是意识形态化的，这使我想起一种小时候常见的心理，我总觉得自己洗的蔬菜水果“没有大人们洗得干净”，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对自我家庭角色的认定：我认为并不该是自己，而是家里的成年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看不见的女人”还存在于很多领域，比如说产妇在产假期间的话语都去了哪里呢？对她们的书写似乎也是缺失的，而事实上在媒体等公共场合也少有看到相关的评论和她们发声。母婴育儿领域自媒体的发展则弥补了这一缺失，可以从中窥测一些观念的变化，获得第一手的材料。如一些母婴博主就曾经坦诚表示，自己兼顾学业、博主工作和照顾孩子，难以面面顾全，身心疲惫；一些母婴类公众号也承担了教育的功能，例如与出版机构合作，为家长推荐亲子阅读书目等等。但在个人印象中，只有社会学和人类学者在对产育民俗的书写中，会偶尔关注到这一群体，而这类书写是否具体到“产假期间的妇女生活与精神状态”甚至涉及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问题，这似乎则更触及这类研究能否获得实际应用的本质问题，当然此问题也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此外，我还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按照时下流行的女权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如果不选择婚育而是作为 “独立女性”生活和工作，是否就意味着可以逃离家务劳动的藩篱呢？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女性的性别弱势在于，即使不承担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哪怕独自一人生活，她们依然需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甚至会比有家室时负担更重。当然，一部分年轻有条件的女性可以选择请小时工、外食、Host Picnic（忘了具体叫啥好像是这个吧，就是在家搞做饭的聚会）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家务劳动任务大而化小，相对而言对于家务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也不需要承担过分的压力和指责，但这充其量也只能使她们维持一时半刻的轻松罢了。

本书的主题无可避免地让人想起费孝通先生几十年前的经典论著《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其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两性分工和情感关系的描述，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时也感到无比齿冷。为什么女性在付出更多的同时，既得不到对劳动价值的社会性承认，也往往难以在婚姻中获得被平等对待的夫妻关系呢？固然这与婚姻游戏中夫妇角色的劳动分工有关，但女性在其中的获益，稍微算笔账也能看出来是损大于益的了。

PS：感谢南大守望者赠书。收到快递的时候看到编辑老师贴心地附送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愿四十年后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一声长叹，sigh。但愿到那时能实现吧。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九)：在场

今年的No.200最终落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很微妙的是，和No.100的《女权辩护》恰好形成呼应。

作者安·奥克利是一名英国学者，这本书脱胎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奥克利抽取了伦敦地区的40名女性，对她们进行访谈，以研究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境况，并分析她们对待家务的态度。最终，奥克利得出的结论可以做如下概述：主妇对家务不满是普遍现象，在受访者中这一比例高达70%；家务工作单调重复是引起不满的重要原因，而对家务感到不满的女性通常社交程度也较低；家庭主妇社会地位低下是造成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家庭主妇每周的工作时间很长；女性家庭外的相关工作经验会影响对操持家务的满意度。

毫不夸张地说，访谈内容和研究结论基本都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虽然距离这篇论文发表已经过去40多年，但现实情况好像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和社会学的视角里，女人依然不在场。

在大多数文化的定义里，家务都是一种女性职责，妻子的角色总是和无偿家庭服务捆绑在一起，承担（至少绝大部分的）清洁、打扫、做饭、育儿工作。在样本统计中，家庭主妇每周的工作时长从48-105小时不等，就算知道论文发表于1974年，这一数据依然让我感到震惊。诚然，现如今社会生活状况肯定有所转变，比如全职家庭主妇数量减少，每个家庭拥有的孩子也相应减少，家务劳动可使用的工具更为先进，但“女主内”这一观念差并没有被填平。

奥克利的文中说：“在这个时代，工业化世界中的其他人正朝着每周工作40小时的目标迈进，女人——她们中有很多人每周至少工作80小时——却被引导不把做家务活看成工作。”如今，我们的确实现了每周工作40小时，甚至更少，然而家务却依然是义务劳动。与此同时，“家庭主妇”这一身份（特别是全职的那些）的地位，似乎却日益低下。随着女性走入社会并在职场承担更多“高级职位”，家务劳动这类琐碎且无需特别技术的工作在价值上被进一步看低。

在奥克利采访的40名女性中，她们对很多问题都有相异的回答，但有一个结论全员都表示了支持：男性家庭化倾向的增加，是应对女性就业这一事实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女性拥有外部工作的家庭，男性会倾向于承担更多的家务。然而，正如奥克利指出的那样，“在双职工家庭中，即使夫妻双方在有酬工作方面是对等的，但女性对家庭主妇一角所负有传统职责的认同程度并没有降低。”一个常见例证是：现代家庭中丈夫承担家务时经常会被描述为“帮忙做家务”。“帮”，很清晰地传递了社会认知中对家务的职责划分。

“现代婚姻的特征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地位平等和’相互性’，但是家庭任务层面的不平等不会自动消除。” 男性对家务的拒斥，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因为体力上的劳累和家务本身的琐碎性质带来的心理烦扰，更多的是一种对家主身份的封锁。这意味着，现代女人承受着来自职场和家庭生活的双重压力，而远非得到了平等和解放。

对此，奥克利有如下评述：“责任问题至关重要。只要将餐柜里空空如也和厨房脏乱等归咎到女人头上，那么讨论婚姻是一种’联合’或’平等’的伴侣关系就全然没有意义。父母的育儿身份也一样，只要人们还通过孩子的穿衣打扮和行为举止来评判母亲，而不是父亲，那么家庭婚姻中的对称平等仍然不过是一个神话。”

女性致力追求的自由在于选择自由，在于可以随心决定想要硕博连读还是想做家庭主妇。问题是，如今我们虽然拥有了选择权，却因为社会环境和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而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承担额外压力。家庭主妇是符合传统社会分工和女性形象的选择，然而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这一角色“低人一等”（也和女性现有的社会地位相呼应）；而女博士，同理女性统治者、女总裁，这种打破某一男性主导行业玻璃天顶的存在，则往往被认为“缺乏女性气质”，因而被妖魔化。

最可怕的是甚至连女性自身都会对一些说法感到习以为常，这是一个极大的陷阱。

正如波伏瓦感叹的那样：“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

整部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说：限制人们做出改变的，其实，是人们对其的想象力。

对此，我想说，警惕带有性别限制的褒扬，选择自己内心的方向，然后，去飞。

　　《看不见的女人》读后感(十)：看不见的女人要为世间所见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以家庭主妇为对象开展的访谈中，进行了一项“自我态度”测试，要求被访者以“我是……”为开头造句，尽快写下关于自己的10项陈述。此项测试的回答顺序被认为可以反映自我概念构成。一半被访女性在前两项就写下了“我是家庭主妇”。除此之外，还有“我是一位妈妈”“我是一位妻子”“我喜欢打扫做清洁”等很多关于家庭化内容的其他陈述。而关于个人性格、情绪状态等非家庭角色的陈述则仅占总数的4%。一些女性甚至只写了两三句就写不下去了。她们说，除了妻子、母亲、家庭主妇，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有什么别的身份。

将近50年后，在中国，女性似乎早已习惯了更多样化的身份以及由于不同身份立场引发的关于女性和女权的争议。2020年秋天，“华坪中学校长张桂梅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话题引发热议。职场女性们“坚决支持”，全职太太们觉得“太狭隘极端”；有人呼吁“要尊重个人选择”，也有人诉苦“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在此之际，作为一名中国女性有机会阅读安·奥克利完成于五十年前的作品，《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别有一份感慨在心头。

相对于“职业女性”“全职太太/妈妈”，安·奥克利关注的是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并对此做了定义：家庭主妇是指“除家庭佣工以外，负责大部分家庭职责（或监督家庭佣工来执行这些职责）的人。她可以是已婚女性，也可以是未婚女性，在家庭以外可以从事或不从事其他工作。”研究显示，在1968年的英国成年人口中，十分之九的无业女性是家庭主妇，十分之七的就业女性是家庭主妇。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成年女性都担负着经营家庭的主要责任。

作为首次严肃对待“家务劳动”的研究，《看不见的女人》着眼“女性与家庭事务”这一主题，重点研究了女性对家务劳动的认识、对从事繁复家务的感受、对不同家务所抱持的态度等，并通过对其表述的分析，透视了家庭内部的结构和分工，以及社会中不被意识到的关于性别角色歧视和女性对此内化性的强迫认知。在访谈中，那些被大众传媒所描绘的每天“从烤箱中端出烘焙得酥脆金黄的面包”“将洗涤得洁白清香的衣物挂在晾衣绳上”“在自家后院莳花弄草”的家庭主妇生活，实际充斥着“单调”“碎片化”“节奏过快”等与流水线工人类似的劳动体验，以及对工作时间长、社交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的内心不满。所谓“不必清晨早起、出门上班”的“做自己老板”的“自由”，也意味着“因为在家所以必须做家务”“如果今天不做、明天家务量就会翻倍”的心理压力。孩子更是挫败感的主要来源——一声呼喊，母亲就必须中断家务劳动，先去照料他们的需求；稍一调皮，就能让半天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而丈夫则往往“根本没有注意到屋内是否整洁，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一直是这样的”，很多人甚至会问妻子“在家一整天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1968年英国工业工人平均周工作时长40小时，而受访家庭主妇周平均工作时间为77小时，是前者的近2倍。一个砌墙工的妻子就在访谈中表示，“我丈夫总是回家说，今天和某某交谈，又或者我今天和某某一起大笑”“我从来不这样，我从来没有时间坐下来”。

就算是那些抱持“平等”思想、更多参与家庭生活的丈夫，承担的也不过是 “助手”职责，负责的一般是做饭之类相对有创意的家务，或是陪孩子玩耍之类较愉悦的任务，他们的妻子依然承担着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反而损失了一些陪伴孩子所能收获的情感回报。半成品食物、家用电器的发明也不能减轻工作量，因为家务标准会随之水涨船高，家务流程变得日益繁复。

在将近50年后的今天，在女权主义运动已蓬勃发展四十余年后的现在，在关于女性问题和女权话题热点频出的当代中国，重读这本以20世纪70年代的伦敦家庭主妇为访谈对象的研究报告是否已缺乏现实意义？并不。我们必须看到，直到今天，对于女性依然存在着家庭与工作的二分法，女性仍被认为有两种选择：外出工作或留在家里。这就意味着留在家里无关工作。无偿家务劳动在国际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里依然只能被降格为家庭“卫星账户”估测，不能作为有社会生产价值的活动而得到肯定。而女性自身依然在为应不应做全职太太、做全职太太是不是有价值争执不休。

也正因此，这本已距离我们半个世纪之久的《看不见的女人》才更值得重温。它提醒我们要跳出自身立场去思考——职场女性不应自得于摆脱了经济依附地位，而应反思是否正在职场和家庭中遭受双重不公，“为履行所有职责而疯狂拼命”；家庭主妇不应自诩过自由生活，而应反思所谓自由究竟是“从某种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消极撤退，还是“选择进入某种生活”的真正自由；呼吁“要尊重个人选择”的，要认清家庭和社会是如何在女性早期成长过程中形塑她们，使她们“认同家庭主妇一角所负有的传统职责”，将社会性别角色与自我定义混为一谈；诉苦“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的，要厘清家务和育儿并没有硬性要求和标准流程，作为女性必须退守家庭的绝对困境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的牺牲不过是对大众观念和角色定位的降服。

认清这些，再来重温半个世纪之前安·奥克利设置的那项测验：我可能是职场女性或全职主妇，可能已婚或单身，可能做了母亲或此生都不想生育。那些都只出于我的决定。而我，我可能敏感、可能热情，可能温柔、可能聪慧，当然也可能时而软弱、时而暴躁，时而自认卓尔不群、时而接受泯然众人。这些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是我，我只是生而为女性，我也是一个应为世间所看到的、真正独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