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历史分量经典读后感有感
《概念的历史分量》是一本由方维规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4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概念的历史分量》精选点评：
●力荐！
●作为外行人，读起来是有些吃力的。但可贵的是书中提到了近代一些名词概念变迁中的一些有趣的角度，从许多名词在近一百多年来的含义演变来纵观中国本身及中国在世界角度上的历史角色变化，感到有受益。作者思路清晰，材料详实，最有意思的就是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论述部分，特别推荐。
●大抵感觉，新的概念语义在集中爆发的19、20世纪中，始终呼应着政治经济的嬗变而变动不居，故而对于特定概念的系统研究，必须要有超脱概念本身的视野和意识，主动涉及自朝堂至街头的整体时代层面；多元的史料是概念史研究的基本依托，也是接近历史本真的根本手段之一（史料的整体运用能力同样重要）。方老师既一脉相承于德国概念史方法论，又在此基础上把握了中西翔实史料，勾勒出了多条较清晰的概念演进脉络。但材料翔实也带来说理不够的问题，使得读者不得不与其他研究互证。最后，一如数据库研究可能存在的通病，“库外”盲区带来的论证误差又会使得研究结论如履薄冰（本书竟未涉及四大报等重要史料，几使部份群体陷入失语状态）。
●还未仔细研读，感觉是扎实的学术著作。概念史的方法，国内也有叫历史语义学，冯天瑜先生。方老师的著作把国内外资料一并考察，考证扎实，钦佩。
●看起来很认真，但是总觉得意思不大……
●从本书似乎还不足以领悟概念的分量，也体会不到概念史研究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意义。但是概念史确实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文本解读视角。比之方、孙，更喜欢黄兴涛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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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的问题延续了计量史统计的问题，同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犯的问题一样，妄图通过统计来追寻历史概念的趋向，随意举一例，期刊资料仅列十项，民国四大报《申》《晨》《大公》《新闻》俱无，有《新民丛报》而无《民报》，虽说以辞典为主，然近代史的基本史料缺席、语境义的缺失让人咋舌。另外即使文献堆积像模像样，但预设论证不敢苟同，假如一条论证途径被证明，其他途径亦通则成，若有企图的证明想法，排比资料，则或可商。全文读之，最后一章说明intellectual不等于知识分子最佳：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形成了“受过教育的人”的知识分子概念，左派路线形成的“没有真实智识”的知识分子概念，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概念；我们的知识分子概念不是来源于法国的戴高乐论萨特无罪的知识分子概念，而来源于俄国诸公流放西伯利亚的知识分子概念
●有点繁杂，有关于“夷”“洋”“西”“外”“文明”“文化”“民族”“政党”“自主之理”“经济”“intellectual”等概念的梳理，要用到的时候再翻阅吧。
●国内对于概念的区分并不严格，严格的也大多存在于专业期末考试的名词解释部分。然而不明概念，难以理解不同时期思想的同异，遑论系统理解思想源流与影响。 这本书体量很大，但关注的是小概念，可以说是近年来国内少有的梳理汇总性著作。 从方老师研究中看到了何谓踏实学术，我只觉这种梳理研究渐少，因为体大思泛。仍有人钻研著述，唯有慨叹书中所说并不算艰深，因为很多人不做此类研究。大抵最后都要成为参考书目。 之前想默默发一条评价，因为本人有幸参与了书籍最后的人名索引，但是几次读过，总觉得要说点什么。就说这么多吧。 再记一点：做索引时发现方老师未出版原著中有几十页内容“消失”了，对比出版后的发现是被审查删掉了。另，感谢老师赠书。
《概念的历史分量》读后感(一)：书评转载：《方维规著<概念的历史分量>》
方老师的书我一向都是跪着读的。
才疏学浅，不敢妄加评论，转载一篇书评吧。侵删。
《方维规著<概念的历史分量>》作者：金雯（原载《国际比较文学》（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3卷第2期（2020夏），第388-391页。）《概念的历史分量》（北京大学，2018年）是作者方维规多年研究中一部分的汇总，集腋成裘，而同时结构清晰谨严，各部分斗榫合缝，依次递进，构成一部完整的研究。本书以概念史为进路研究中国现代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经由文字深入历史肌理，对中国“现代性”研究做出了重要而独到的贡献，同时也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在方法上具有示范性的文本。作者长期从事概念史研究，在本书中着重梳理中国现代近现代时期核心词汇的翻译史和意义流变的历史，勾稽外来词汇和概念与本土语境的互动交融，并由此描绘中国“现代性”的发生的机制和所受到的多重限制。作者从“夷”字开始考察，过渡至近代中国的“世界”和“国际”观念，随后转到以“文化”和“民族”为中心的两个概念群落，写照近代中国自我形象的变迁过程。接下来的两章聚焦现代中国政治的关键概念，包括“政党”和“自主”，分析它们与近现代建党浪潮与民主思潮的关联。最后两章从“经济”和”知识分子”的概念入手谈社会和文化的转变。概念史是由二十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70和1980年代得到长足发展，与美国乐夫乔伊和英国剑桥斯金纳所主张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相映成趣，都对传统思想史和哲学史做出拓展，体现将思想体系与实践和语境相关联的构想。概念史主张考证概念如何产生于具体社会阶层和具体人群，避免在文化史研究中重蹈宽泛谈论思想风尚的做法。之所以强调概念，是因为科塞雷克认为概念在欧洲德语区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伴随着现代性的缘起，概念发生了历时化（即将现代政治概念被纳入长时段具有目的论色彩的思想史中），民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几个特征，尤其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观念史也同样主张将观念落实到具体语境中产生的具体话语，但更多与英美的文本阐释传统相关，不直接回应现代性和概念关系的问题。作者方维规在德国学术界有很长的渊源，在从德国任教回国后也写过多篇介绍概念史的论述，积淀深厚。在这本书中，作者在各章着重追溯的概念都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问题有关。作者并没有直接将概念变迁的历史与社会和政治史穿插并置，而是通过对概念群落的组织和对具体概念演变的梳理投射文化全景。全书大部分章节恪守客观研究的主旨，但也时常暗示一种主观性色彩较为明显的批评视角。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都经由翻译与本土概念糅合在一起，因此《概念的历史分量》也给予了概念的旅行以核心地位，经由概念传播的研究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增添了比较的视角。全书的前三章都与文化交流与现代中国国家身份的建立有关，为后文奠定了讨论框架。国家兴起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关联在欧洲史领域里是一个被反复推敲的问题，欧洲的国家主义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又体现了古老的地域和语言隔阂无法摆脱的分化作用，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悖论。同样，它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全书以国家问题开启，转向核心政治概念，强调近代中国的国家意识的诞生也与民主和政党制度等现代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并由此出发，在比较的背景中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历程。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方面与刘禾、朗宓榭等学者已经做过的跨语际概念史研究有重合，一方面又与金观涛、陈建华等学者做过的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性概念梳理有重合，对这两种方法加以整合，构建了中国语境中概念史研究中一种比较理想的范式。作者在各章中的史料爬梳和观点论证开阖自如，精彩叠出。第一章谈“夷”、“夏”的概念如何在近代瓦解，作者认为，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开启了中国人空间观的转变，鸦片战争之后变化加深，至1860年代“夷”“夏”之称正式转为“西洋”或“外国”这样较为中性的称呼。材料方面，作者不仅追溯了alien 和foreigner这两个词在19世纪英华辞书中的演变，也将这种演变富于创造性地与“外交”这个概念的嬗变中，从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中窥见了一条脉络。由此可以看到作者的主要方法，找到一系列相关概念，使用辞书、档案材料和文人写作详尽地梳理其更迭，勾勒时代风貌的变化，并在概念史的爬梳中寄寓对于政治文化转折的品评。第三章和第一章给予“国家”问题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似乎说明现代性转型的历程由“国家”概念的崛起所牵引，也以此为支点。作者比较鲜明地认为，state，nation, race这些概念都在早期现代时期出现，说明此时对于政治共同体，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与公共领域的形成有关)都变得更为关注，而与此同时不同人群的差异也变得更为重要，最终导向现代种族主义。 但任何现代观念都需要在与本土资源交融中发生长时间的积淀，作者对此也十分清醒。他在本书中认为，在中西间词汇的流通过程中，nation与中文中本来就有的概念“族类”有着重要关联，便在近代催生了以“种族认同”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演变为两种“叙事模式”（144），一种认为中国为“有势力之人种”，一种认为救亡在即，中国即将重蹈犹太印度非洲诸人种覆辙（145）。与此同时, nation又被对应于民，催生“国民”概念的兴起，在19世纪传教士创刊并编辑的《东洋西考每月统记传》中首次出现“国民”用来表达一种新兴于欧洲诸国的公民意识。如此看来，由nation概念所分化而出的国家与民族的区分大致对应ethno-nationalism和civic nationalism之间的区分。据此，作者指出梁启超的“不知有国”的论断太过武断，并援引范文澜说明“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地区”（167）的观点指出：“这种历史意识视中国社会是共同的历史和未来所联结的整体。19、20世纪之交及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所理解的国家观念，主要基于中国之衍续性的信念”（165）。作者认为，梁启超忽视了国和民族的本土渊源，在这一点上较为短视。第一和第三章对于“国”和“民”的翻译过程和概念变迁的论述均十分详实周到，体现出一种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全球化视野，将中国现代性的生发理解为一个不同时空交叉渗透产生许多不确定潜能的杂糅事件，或称之为文化“间性”事件。本书第二章谈“文明”与“文化”之区分，可以说是第一和第三章之间的一个桥梁，作者先从地域概念的第一章和谈民族概念建构的第三章之间插入一章分析“文化”、“文明”这两个概念的近现代发生史，似乎意在说明中西概念和文化的接触首先触发有关什么是 “文化”，如何定义“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与异族异域的传统区分进行了改造，从而衍生出“中外”之别和中国民族身份。第二章和其左右两章一样，跌宕而缜密。先说明civilization和“文明”之间的对应虽说《东西洋考》中就已经出现，但还属偶然，对两者有意识的进行关联发生于19世纪。作者认为，19世纪90年代之后才出现与现代西方civilization概念相类似的概念，使得“文明”这个古词转换了意义。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必然携带着一定的时空观念，即对不同地域的人群加以分类的等级观和认为不同人群会朝向更高境界发展的进步观，不同于传统语境中的“文明”。维新人士中对于进化的问题就十分关注，将文明理解为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主要是政治文化和国民素养）的共同进步。这个翻译自然与日本的中介和影响有关（如福泽谕吉以及19世纪末的日本报刊文章），但也是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眷顾和运程“运会”思想的沿用，正如梁启超所说“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89）。 本章前半部分的这番论述已经十分曲折绵密，随后又加上对于“文明”和“文化”之辨的论述，更为繁复精致。 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人士更为严肃地思考”主观之内面精神”（鲁迅语），也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落后状态及其复兴可能需要调动的本土资源。五四之后的文化热使得“文化”逐渐成为主流词语，用来强调物质条件之外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语言文字等思想领域，即“人生活动的要项”（梁启超语）。第二章不仅是第一和第三章之间的桥梁，也为后面四章对于概念的选择做好了铺垫。第四到第七章分别对核心政治和经济语汇(包括“政党”、“自主”、“经济”）进行梳理，最后一章谈“intellectual”的概念流变。第四到第七章对于核心概念的选择呼应了作者在第二章中对于“文化”和“文明”概念内涵演变的考辨，想要了解中国现代转型时期的概念史，就要将制度建设和一种对待公共事务的思想和心态转变结合起来，因此作者在梳理了政治制度词汇后，转向“intellectual”的攻坚战。讨论“intellectual”的一章是作者批评锋芒以主观形式表现得最为明显之处。作者指出，中文至今在没有通用的能完全对应“intellectual”的词汇，“知识分子”只是表示从事脑力工作的人群，并没有在法语中起源时所包含的非依附性和引领智识的特征，从民国期间的“智识者”到“智识阶层”或“知识阶级”再到“知识分子”，似乎知识的力量在减退，而能包括的人群在泛化。总体来说，本书的第一至第三章以国家、世界和文化等核心概念为主轴建立起讨论中国现代转型历史的框架，而第四和第七章具体讨论中国在成为现代国家历程中在制度和文化心态两方面的曲折道路。作者不需要为这条道路做出主观的评判，在其概念史的研究中已经包含了批判视角，通过回溯词语和概念跨国、跨语际流通的过程，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细节和总体样貌放在全球现代性概念史的图景中进行还原和评价，以客观研究的态度实现了一种智识上的主观性。最后，必须说明，作者并没有动用大数据或算法来做概念史，而是依靠自己的思辨和考据勾连起一条条微小的线索。这一方法是有效的，本书每一章的论证都非常稠密，却又不失清晰。即便如此，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认真思考，假如这项研究结合了数字统计手段，结果会有什么不同，这也恐怕是未来概念史研究所无法回避的有关技术和研究方法的一个大问题。《概念的历史分量》读后感(二)：邱伟云：概念群的研究实践——评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
探索近代中国思想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轨迹，一直都是人文学界重要的研究议题。前人已分从诸多不同研究取径，诸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日常史等面相切入。近十年来，学界开始从概念史这一发展不满百年的新研究路径出发，尝试通过概念史方法，勾勒描摩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历程。以概念史方法作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是个好方法吗？相对于过去的思想史方法有着什么特殊视野与优势？以概念史方法进行探索能得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观察结果？对于上述几个问题，方维规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一书显然给出了自己的方向、方法与答案。
在《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中，作者运用来自于德国概念史学派的概念史理论方法，对数个虽然具体而微，但对于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脉络具有代表性的特定概念进行了讨论，包含“夷”“洋”“西”“外”（第一章），“文明”与“文化”（第二章）、“民族”（第三章）、“政党”（第四章）、“自主之理”（第五章）、“经济”（第六章）、“智识者”（第七章）等，展示出对基于概念史理论的实际研究成果。综观全书，笔者认为此书与前人相比，可喜的重大成果可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是从单一概念的研究拓展到了概念群体的考察；第二点是关注到近代中国之际，为了描述与指涉前所未见的新事物，会通过组合单音节词汇，形成诸多具有同一词缀的新的多音节词汇概念，而要理解新造的多音节词汇概念，则须同时考虑到组成多音节词汇的单音节词在传统文言语境中的意涵，如此才能确切与整体地理解新兴概念的内涵。
在第一点部分，熟悉概念史研究法的朋友们都知道，过去已有众多学者运用概念史方法进行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例如书中第一章提到的王宏志，就曾研究过“夷”的概念；岸本美绪亦研究过“中国/外国”概念；陈旭麓则辨析过“夷”与“洋”的概念。而本书与前人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从“概念群”或“意义群”的角度进行思考，把某类型概念聚拢在一起讨论，得以全面揭示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与思想的整体变化。作者提出的“概念群”或“意义群”的考察视野，别开生面地整体解决了研究单一概念时容易流于静态因而丧失揭示概念形成时的能动性意涵的问题。唯有同时考察概念群，才能动态地勾勒出概念形成的全局。例如作者在第一章不仅探究“夷”“洋”“西”“外”等单一概念，还扩张到与这些对外概念相关的概念群，如“公法”“外交”“世界”“国际”等（第一章）；在讨论“文明”概念时一并考察“进步”“野蛮”“停滞”等概念（第二章）；在讨论“民族”概念时则同步讨论“国家”“国民”“人种”等概念（第三章）……正因作者除了考察单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外，还关注到围绕特定概念的概念群，从单一概念扩展到概念群的研究，这才揭示出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与能动性，从而更为敏锐地通过系统与结构性的语言证据，证明诸如近代中国有从“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或是中国近代民族概念的形成时刻，从概念群出发进行概念体系（概念网络）的整体表述，正是此书与众不同、超越前人的亮点所在。正如书中序言指出：“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而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除了透过语境来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这就是本书取名《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页7）。这一研究不仅关注单一概念，而是关注一整个概念群，当能令研究者宏观整体地考察概念在整体思想系统结构中的位置的新陈代谢、交互错位与挪移变化，从而掌握概念内涵在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复杂的多重转变，不致于仅因研究单一概念而自我遮蔽与其他概念互动的历史现象与意义。
第二个特点部分，目前在概念史学界中，可以看见大部分研究者所研究的概念词都是双音节乃至于多音节词组成的概念，但本书作者别开生面，意识到在汉语的构词特殊性下，一个重要的特定概念，会围绕其自身作为词缀，衍生出诸多复合的前后缀概念。例如第一章中讨论“夷”的概念时指出，中国有从“东夷”到“四夷”再到“西夷”的变化过程，从“夷”字前词缀的不同变化中，得以见出近代中国对于“夷”的认知对象的改变；而“夷务”到“洋务”到“外务”变化，则揭示出中国对于外在他者的态度有逐渐走向平等对待与中性发展的趋势；又如提到“国”（NATION-STATE)的概念时指出，“国地”“国权”“国民”“国教”“国学”“国粹”“国文”“国语”“国故”等复合词缀概念的出现，反映的正是对于“国”（NATION-STATE)的概念的认识已然成熟（页126)；又如提到“族”字在中国也有从本土走向世界的趋势，因此近代出现了如“土耳其族”“蒙古族”“以色列族”“法兰西族”“西洋族”等词汇（页136）；又及第四章讨论“政党”这一由双音节词组成的概念时，作者便追本溯源的讨论“党”这一单音节词代表的概念，并从“党”出发，考察了“君党”“民党”“朝党”“野党”“君主之党”“保党”“公党”“左党”“右党”等复合词缀概念群，从中揭示近代中国“党”的意涵的转移过程（页204-205）；在第五章讨论到“议会”概念时也指出，通过“议会政府”“议会形态”“议会原则”“议会多数”“议会制度”与“议会斗争”“议会策略”“议会观念”“议会风格”乃至于“议会优势”“议会全权”“议会之民治”等“议会”概念的复合词缀概念，能够发现近代中国正是通过这些新的“议会”词缀概念群，描述与表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规制与统治方式内涵（页247）。以“党”的概念研究为例，假使作者只研究单一“政党”概念，很难清楚掌握“党”的概念在中国的复杂动态生成过程，这里面包含着“政党”概念由何而来以及如何与其他概念互动进而成为一种话语等重要问题。唯有回到汉字构造是通过结合两个或多个单音节词，方能创造出新词汇，藉以表达新的、前所未见的现象与概念的构词形式思考逻辑中，方能更为整体与根本地考察“党”的概念发展，才能知道“党”在结合多种词缀之际，所拼贴迸生的多重概念，以及通过这些词缀概念群确立“党”之概念的发展过程。假使未意识到汉字构词原理，迳自研究由双或多音节词组成的概念，那么就可能因为未能顾虑到在中国古代文言系统中“党”字原先存有的负面意义，到了近代即使跟“政”结合后成为“政党”概念时，负面意义仍保留于其中的现象。换言之，汉语世界的概念史研究，必须要关注到每个单音节词的概念意义，方能够掌握各种近代出现的双音节词概念的完整意涵，这个角度正是过去概念史研究者较为忽略之处，亦是本书第二个特点所在。
然而，上述这两个角度的实践是有难度的，因为研究者很难凭一己之力同时考察大量“概念群”与“词缀概念”的长时段发展。在这一组研究中，作者作为概念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仍能身体力行地爬梳和处理大量文献，可以想见其用力之勤、用心之苦。如能借助当下的数字方法，便可收集更为巨量和全面的中国近代文献中所有“夷”或“党”的词缀概念，也可更客观地避免“夷”“政党”等相关概念群研究中“幸存者偏差”问题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笔者从自己粗浅的研究经历出发，对新兴的数字概念史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抱以乐观的态度。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在1996年担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之时，德国就已有人开始建置数据库并开展学术研究，然而当时仅是运用数据库进行历史文献的检索工作，而后由研究者对检索得出的庞大文献进行阅读、整理与考证工作；时过二十馀年后，计算机技术大幅推进，现在研究者们不仅得以运用数据库收集到更多的历史文献，还能使用更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统计方法，全面且客观地计算出围绕特定概念的“概念群”以及围绕特定单音节词的“词缀概念群”，例如笔者就曾计算并穷举包含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围绕“美”这个单音节词的“词缀概念群”，包含着美术、美德、美丽、美观、美名、美善、美学、美谈、美术家、美满、美妙、美感、美好、美术品、美事、美景、美言、美俗、美育、美术学等，并发现“美”的概念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衍生轨迹，指出“美”的概念与“善”“术”“育”结合为“美善”“美术”“美育”等概念，正是中国近代“美”之思想现代转型的重要节点。一旦概念史研究者能利用数字概念史研究法，当可更为客观与整体地验证与增益此书对于诸多特定概念的精彩研究。
这部著作试图通过概念史理论方法回答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问题，特别强调关注重要的特定概念，并通过多个研究案例，揭示一条从文字、词汇、话语中深挖历史思想与社会发展的路径。作者匠心独运，依序从涉外指称概念的变化讨论中揭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心态与思想变化；而后又讨论及文明与文化概念，揭示当时中国以及外在他国如何运用文明与文化概念去自我认同与殖民他人的过程；其后则关注民族概念、政党概念、自主之理概念、经济概念、智识者概念等，循序渐进并由外而内地描绘勾勒出近代中国思想的核心发展结构。作者基于过去在形象史、翻译史、概念史的理论训练与积累，以及多元纷繁的近代史料文献，对过去前人所提出的诸多结论进行了四处精采地商榷：其一，对于刘禾关于《天津条约》迫使汉字“夷”用英文的barbarian表义是排除“夷”字原有含意的驱逐行为、是翻译造成的事实这一主张，作者敏锐地从文化翻译角度发现值得商榷之处：“无限夸大‘虚拟对等’和‘不可译性’，很符合后现代思潮及其论说逻辑，但肯定不符合事实，并必然导致文化翻译中的虚无主义”（页5）；其二，对于石川祯浩仅从梁启超著述出发，考察“文明”与“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后提出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的影响的主张，作者指出：“以‘文明’‘文化’作为civilization和culture的译词，来自日本的影响肯定无法忽视。然而，近现代文明概念最早‘从何舶来’等问题，恐怕比想象的要复杂一些，或者复杂的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来自‘东洋’，最早却来自‘西洋’。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本土的因素对西方文明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此常能见到中西日的文化互动……其实，早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中，已经出现直接用‘文明’移译‘civilization’的地方”（页66）；其三，对于前人主张中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文章多译自日本的说法，作者亦提出商榷：“《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以及《东西洋考》告诉我们，此论不能成立；二者所言，厥为真正的‘民族’”（页115）；其四，就费约翰提出“中国不知有国说”的主张，作者指出那是由于“西方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出发，以朝代编史及中华民国之前没有国名来论证20世纪前中国没有nation之观点的大概思路，或曰西方政治学诠释民族主义的衍生品。”（页161）；以上这些商榷皆是基于对近代中国诸多重要特定概念深刻辩证后的研究结果，对未来的中国近代思想研究者必将有所裨益。方先生立基于“探讨语言概念嬗变的大势……阐释传统价值观和与之相关精神状态的动摇，以及对概念体系之社会心理状态的观察”（页41）的概念史方法，从新方法与新视角出发，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视野，值得诸位有兴趣的师友们进一步去阅读、探索与思考，亦将对中国思想研究有重要贡献。
原文刊发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11期，第105-109页。
《概念的历史分量》读后感(三)：序言：方维规
最近几年，总有朋友在不同场合问起我的概念史研究近况。我说自己还在不断打磨和拓展过去的研究。如今，经过三年的时间，这项工作基本完成。面对眼前这部即将付梓的书稿，抚今追昔，感怀良多。如此表达此刻的心情，绝无渲染夸饰之意。屈指算来，从我最初从事概念史研究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多了。回顾这段学术生涯，当然不止是自我感怀，同时也关联着概念史进入中国的历程。
不妨先从一个插曲说起。多年以来，不少学者和学生第一次听说我在文学系任职，不免有些惊讶。的确，2006年回国前，我先后在德国多所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教书；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后来才明白，他们很早就读过我的概念史论文，按照学术分科的惯例，便以为我必定是在历史系任教。然而回想起来，当初从文学研究转到概念史研究，既是个人精神探求的方向使然，也与特定时间的学术机缘有关。
想当初，我于1987年从东德洪堡大学转赴西德留学，追随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狄泽林克学习比较文学。在我主修的三门课中，有一门是“语文学”。许多人知道，语文学侧重从文献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学问题，乃西方学术传统之根基。通过这门课程，我了解了欧洲语言与历史文献的基本脉络和方法论，增强了理解语汇概念的学术敏感性。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门课程会奠定自己后来选择概念史的知识感觉。
1992年，我以探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特里尔大学开始教授论文的写作，沿着形象学的方向，转向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形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觉到，无论是他者形象还是自我形象研究，最终都会触及认知形构背后的观念因素。换言之，概念是思想的出口、情感的内核。如果不对制约形象认知的概念形式进行深入探究，那么，这种从文学出发的研究便可能遭遇深层的困惑。然而，当时这些思考只是尚未明确的学术感觉。不久，在我初步完成教授论文后，出现了转向概念史研究的契机。
1996年，我受聘担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一个颇具规模的跨区域研究项目：“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这是我从事概念史研究的起点。这个项目提供了许多与欧美和中国的一流学者交流的机会，对此后的学界进展影响深远。电脑在彼时中国尚未普及，而在德国，已经开始运用数据库开展学术研究。项目组占有不少国内学者当时不易获得的历史文献，并将之转化为数据库资源。通过阅读、整理和考证这些近代文献，我对概念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此前形象学研究中遭遇的困惑，也因此获得了方法与视野更新的可能。也是在哥廷根期间，我有幸旁听了马普历史研究所召开的“哥廷根史学对话”国际研讨会，尤其是概念史头号人物科塞雷克的演讲，很是让人兴奋。
在这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我撰写了第一篇概念史论文，阐释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概念的嬗变。这篇论文的写作，并非仅仅是对“文明”“文化”概念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是有效运用了德国概念史研究提供的方法论视野。对于这种学术方法，当时国内学术界鲜有了解，更不用说运用于近代史领域。这项研究在中国发表以后，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对我来说，通过这一借鉴德国概念史进行实证研究的较早尝试，不仅意识到概念史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发现这种方法对于拓展近代史研究视野的意义。
在我的观察中，除了少数通史著作之外，很多近代史论述往往集中在某一相对狭窄的时段。有了概念史眼光，便可以更好地在长时段里看到一个社会变化的总体特征。而由此理解概念的历史内涵，不可避免会遇到翻译问题。很多学者都清楚，这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核心问题。但对此的理解，一方面必须对相关概念在西方传统中的演进过程有清晰明确的历史把握，另一方面需要将之回置到近代中国的长时段语境中，理解其容受与更迭的嬗变过程。显然，要做到这两个方面并非易事。而我当时之所以决定置身概念史研究，是考虑到自身的学术准备中，多少有一些语言理解的优势，又在如何精准把握史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只要假以时日，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拓展对近代史学界有所启示的学术领域。
完成“文明”“文化”问题研究之后，我逐渐发现，对于近代思想问题的理解，必须将之置于一个概念群或意义群中展开。换言之，近代国人对于很多新生观念的理解，依赖于不同概念或意义构成的结构性关系。比如：对于“民主”的理解，就必须将之置于“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语汇形成的概念集群。而对于“经济”的考究，则需要深究其背后“政治”与“经济”两种意义的历史构造关系。至于对“民族”的把握，则必须勾稽“nation”一词多译所形成的复杂意义网络。这些思考构成了我此后几年研究的基本线索。而两篇概念史文章先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鞭策。
2006年回国后，我开始直接参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讨论。一些关注概念史研究的学者不时跟我联系，想了解理论方法层面的问题。我慢慢意识到，概念史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不少人苦于找不到方法门径。为此，我暂时放下对近代思想中关键概念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连续写了四篇理论文章，介绍德国概念史的方法：《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鞍形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概念史研究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另外还在一些书评中说及理论。这些理论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不少人或许借助这些文章了解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出于教学研究以及个人学术兴趣，我同时介入文学社会学和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从概念考辨和脉络梳理出发，写了一些论文，旨在正本清源。这些零散文章或许也能折射出，概念史始终是我最钟情的领域。完成上述理论文章之后，我开始考虑以更为整体的方式理解近代思想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通过概念史视野进入这些历史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那些影响西方的重大概念，是否也在近代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形塑和人心再造的力量？因此，必须以结构性的眼光来理解近代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并以此来审视这些概念在其中的意义位置。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的更新和深化，我重新整理并拓展原有的关键概念研究，将之回置到历史演进的结构性位置，进而探究有待进一步考辨的其他相关概念。比如：“夷”“洋”“西”“外”作为近代涉外语汇的因应与变化关系，“政党”在近代的翻译和理解问题，等等。从这样的思考视野出发，经过这些年的反复推敲和深入开掘，最终形成了这部概念史论著的结构框架。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中，近代思想变革的前提是晚清士大夫理解西方眼光的变化。“夷”“洋”“西”“外”，这些语汇早已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而对每个语汇背后对应的时代契机、观念脉络及其相互关系，很少有人开展深入的历史查考。实际上，没有“夷”“洋”“西”“外”之递嬗，即“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许多产生于近代、与外部世界和事务有关的新概念是不可想象的。一旦脱开这种概念考辨工作，我们认识近代历史的眼光很可能会变成空洞而混乱的观念杂合。因此，本书第一章首先探究这些涉外语汇在19世纪时空变迁中的演进脉络（初稿为1997年在哥廷根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英语文章）。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近代有识之士审视西方的方式发生了思想突变，也就是首先涉及“文明”观念的文化价值大转换，认识中国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位置。第二章便集中考证“文明”“文化”概念嬗变背后之自我理解范式的革命性转变。深究起来，这种精神坐标的改变和价值的转换，最终落实为对中国作为“国”之身份的再定位，也就是透过“民族”亦即“国族”（nation）这一概念范畴，重新审视个人、群体与国家的内在关系。显然，“民族”并非孤立的概念表征，它包含一个核心概念群，诸如“族类”“人种”“国民”等。对这些概念之发展和变化的深入探讨，构成第三章写作的主要内容。
从上述以“民族”为中心的认识变革，近代知识人面对国家的道德责任感，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组织依托形式。而西方“政党”概念的传入，使得他们得以将松散的个体行动转为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实践，并由此缔造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根基。第四章内容围绕西方“政党”概念的译介与汉语现代政党概念的起源、发展阶段及其确立，梳理政党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发挥的决定性形塑力量。晚清人物对政党概念的探索，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不过，“政党”概念的传入并非孤立的思想事件，与之高度相关的“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西方概念在中国的译介与阐释，在近现代中国新的政治场域中引发不同的观念迭变和思想纷争，最终导致民主观念的飞跃。换言之，如何确立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成为知识人的紧要关切。第五章主要梳理“民主”等概念在中国的译释、嬗变及其运用，以及体现知识人之关切的不同意义表达形式所呈现的政治面向及其结构变化。当然，政治形式并非近代中国唯一的迫切诉求；积贫积弱的现实，同样要求“经济”眼光的重构。而这种重构的契机，与时人对西方现代 economy（economics）的许多汉语译名难解难分。论说现代“经济”概念时的大量选词，或明或暗地切合于西语 economics。而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正是通过各种意义纷争，“经济”获得了新的政治视野和价值取向。查考 economy（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以及对不同译词来龙去脉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到西学东渐的一个精彩场景，另一方面则从概念史的特定视角展示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一个侧影。这些考辨即为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若说近代思想中的关键概念的因革与迭变，与19世纪中后期士大夫与传教士的努力和传播关系密切，那么，随着新的观念进入20世纪的思想场域，深化接受与传播的历史使命，逐渐凝聚在试图为中国未来担负责任的知识群体身上。这便是起始于20世纪初期，并于1920年代扮演关键角色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要理解这种身份的历史型构过程，就必须追溯“intellectual”这个西方概念在中国的命运，即“知识分子”这个颇富中国特色、自成一体的概念之起源、发展、运用及其思想意味。正是这一群体，成功改变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面貌。这便是最后一章处理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所在。
过渡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各种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阐释模式和表达形式之加速的、充满危机的急变。伴随着传统经验模式的转型，需要新的表达形式来阐发剧变，以确切地呈现经验变化。对经验阐释来说，语言表述无疑具有根本意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独特而漫长的过渡时期，由传统过渡到现代。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概念史，自然也是现代化之经验史。语言因此而在诠释这个时期加速的经验变迁时获得新的分量，传统概念因为新的含义关联而被融入全新的经验空间。此时，词语史只是一种进入途径，我们则要透过词语发现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蕴含，以及词语所表达的相关经验和思想。
就德国亦即欧洲的概念史而言，科塞雷克在1996年的一次对谈中指出，作为方法的概念史当为解读现代化做出贡献。他一直试图以四个范畴来界定历史过渡时期的概念史，即语言的民主化、政治化、可意识形态化和概念内涵的时代化，并在具体研究中测验这四个向度。概念史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如果以为概念史除了挖掘史料而别无他求，那会很荒唐。科塞雷克晚期理论探讨中的概念史观点简要而鲜明，如他在《概念史：政治社会用语的语义和语用研究》（2006）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与所有史论一样，概念史也需要假设，没有假设便无论点可言。纯粹的史料堆积绝非概念史，关键是把握概念网络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概念的内在语义结构。惟其如此，才能彰显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构能量，否则无法真正理解文本和语境。
的确，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而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除了透过语境来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这就是本书取名《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本书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即“大概念”的探究，很大程度上也出于这一思考。概念史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挖掘那些弃之则无法经验的概念，或曰不可替代的基本概念（科塞雷克语）。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前文已经稍有提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西学东渐亦即知识传输中的翻译问题。还是在1996年的那次对谈中，科塞雷克论及翻译和概念史的关系：在他看来，德语概念史很可能从翻译的必要性中获得极大推动。作为科学母语的拉丁语退出之后，诸多西方语言自然而然的将拉丁语融入各自的民族语言。这在意大利发生于但丁时代，同样也很顺利的发生在法国和英国。而在德意志土地上，人们总体上不得不另造新词，或通过借词来对应拉丁语词汇，用以丰富自己的语言。要在德语中理解陌生的拉丁语汇，需要极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翻译和对拉丁外来语的容受，自然要比直接采纳拉丁语难得多。再看斯拉夫语，它对拉丁语的翻译则更为困难。科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欧洲语言的发展：经过艰难跋涉，从宗教改革时期的语言到19世纪各种革命时期的语言，确实克服了无数崇山峻岭，语言库存完全变了样。
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词汇和概念，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或在这个时期推陈出新。“西学”的译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学术用语。歌德曾说，一种语言的威力不在于拒绝外来语言，而是化为己有。上文说到历史上欧洲语言之间的化为己有，常常是费难之事；汉语和西语这两类迥异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从西方到东方，岂止是崇山峻岭，那是千山万水，走过艰辛的翻译路程。那些知难而上者不仅需要感受力和理解力，还需要创造力，翻译过程无疑也是创造过程。哪怕如严复对待译事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也未必译有所成；易言之，这里往往不只关乎译事本身，甚至连接几代人对某个概念的认识和发展过程。本书所探讨的绝大部分概念，均为“翻译”概念。即便是不属于翻译范畴的“夷”“洋”“西”“外”之新旧递嬗，亦同许多西方（新）概念的中文翻译密切相关。翻译不只是言语形式间的相互转换或曰符号转换，而是理解和阐释；尤其是文化、社会、政治概念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思想之传导，即对外语概念及其思想的领会及其在汉语中的传会。这也都是本书着重讨论的问题。
中国人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我想，这本书作为二十年研究的心得，若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深化与视野拓展有所助益，也就达致初衷了。
方维规
《概念的历史分量》读后感(四)：李里峰：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以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为例的方法论思考
内容提要：在近代中国情境下践行概念史研究，需要理论、方法、知识和语言上的充分准备。方维规著《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细致梳理若干重要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译介、形成和变迁，并从概念的古今流变和中西日互动等角度，为中国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操作指引。本文在反思方著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方法的概念史、包容的概念史、复数的概念史、分层的概念史、有限的概念史，冀望对推进中国概念史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概念史 方法 古词新义 语际实践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近年来，发端于德国的概念史研究日益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其学术意义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堪称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旨趣从书名就可见一斑，正标题“概念的历史分量”，蕴含着概念史的基本假设，即概念变迁既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也是推动变化和发展的“因素”，概念本身是有其“历史分量”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旨在考证和解析近代中国富有“整合力”和“历史分量”的“大概念”。副标题“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表达了将概念史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的理念，意在通过梳理这些重要概念来理解近代中国思想发展之脉络，概念史的手法背后，蕴含着思想史的关怀。全书共七章，分别探讨近代中国“夷”“洋”“西”“外”“文明”“文化”“民族”“政党”“民主”“共和”“自由”“经济”等概念之译介、形成与变迁。在笔者看来，该书对于中国概念史研究具有多重的价值：细致梳理这些重要概念的形成与变迁，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知识体系和思想转型的理解，这是其知识价值；在实证研究中践行、展示概念史的原则和方法，为初学者提供实用指南，这是其方法价值；读者可由此反观西方的概念史，思考其基本预设在中国情境中的意义与限度，这是其理论价值。本文将对该书内容及研究方法进行简要述评，并就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略陈浅见。
概念史的“必要装备”
方维规教授曾形象地提出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意思是，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产生的重要政治或社会概念，需要有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研究者还须具备一定的东学（日本）知识、必要的语言技能以及收集与解读史料的能力。该书对七个（组）概念的深入探讨，生动地展示了这些“必要装备”如何有助于概念史研究的展开。
中国近代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思想的形成，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影响，这是中国概念史研究者的共识。该书作者浸淫西学数十年，在比较文学、语文学、思想史、概念史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考索近代中国基本概念时，往往追溯与之对应的西方概念的流变过程，进而在中西比较（既有异同之比较也有影响之比较）的基础上揭示这些概念的深层意涵。和其他许多概念史论著相比，这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例如，在探讨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时，指出在法、英、德、意等西方重要语言中，culture和civilization一开始几乎同义，可以替代，只表示发展过程而不包括发展成就；经过长期演化，两个概念中出现了过程和成就并存的含义，而且过程逐渐被状态所淡化甚至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两个概念开始分裂，德语中原有的对“Kultur/文化”的青睐越发明显并逐渐在欧洲普及，成了“Zivilisation/文明”的反命题。从19世纪中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文明”“文化”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演变皆与此西方背景密切相关。在梳理近代中国“民族”概念时，指出在欧洲语境中，nation的拉丁语词源natio、nationis意为“被生出”“种属”“部族”，在欧洲古代及中世纪主要表示一个人的出身或出生地。18世纪后，随着近代主权国家和专制统治的形成，以主权国家划分民族的倾向渐渐崛起，nation概念因此获得了总括性的、追求国家民族的明确政治意义。1945年后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nation概念则以国族构建（state-building）为目标，主张民族同国家的契合。如此在西学溯源和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去理解近代中国概念，显得更有深度和质感。
概念是历史发展的表征，考察概念变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和社会政治转型，研究者须对近代历史脉络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和历史感，方不至于堕入“隔阂肤廓”乃至“时代错置”的陷阱。作者以西学出身，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宏观理解却值得称道，对汉语古今概念的“语感”把握更有过人之处。如作者在勾勒“夷”“洋”“西”“外”等涉外汉字的递嬗过程时，一方面聚焦概念之意涵，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华夷观具有实体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功能概念（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降于夷狄则夷狄之）的两重性。一方面又着眼概念中蕴含或附加的评价、情感、联想，指出“夷”字始终具有和西文barbarian相近的“野蛮”之义和蔑视之感，而并非如刘禾所说，直到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英语文本中用barbarian翻译“夷”字，才使后者偏离其本义、获得“野蛮”特征，进而对“衍指符号”和“不可译性”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这类论述正是建立在对历史脉络和概念意蕴（不仅是含义）的精准把握之上，或如作者本人所说，是以“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
既然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大多取道或借鉴于西方和日本，因此，多语种的语言技能乃是概念史研究的利器。该书讨论近代中国概念时，无不在西文、日文语境中追溯其对应词汇、概念的起源和流变，进而与汉语字词的古今意涵相对照，尽可能深入和全面地挖掘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丰富内涵。尤其对西方相关概念的分疏，往往涉及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现代英文、德文、法文等主要语言。例如考察culture的拉丁词源、civilization的法文词源及其意涵和相互关系的演变，详述nation如何从表示出生地的传统概念获得现代意涵，成为一个国家、民族、人民三位一体的概念等等，皆展现了作者在西方各主要语种之间自由穿梭、撷英采华的出色语言能力。从行文和注释来看，这些西文语境中的词义溯源工作未必都是作者首创，往往借鉴了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尤其是德国概念史巨著《历史的基本概念》中的相关论述。但这并不妨碍上述内容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概念的重要参考价值，毕竟，多数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并不具备直接阅读德国概念史大辞典及相关著作的能力。
研治概念史，还须对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材料进行广泛搜集和准确解读。除二手研究文献外，方著征引的史料主要有三类：一是辞书，特别是19世纪编纂发行的各种双语辞典，其中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的《华英字典》（1815-1823）、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编的《英汉字典》（1847）、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的《英华字典》（1866）、井上哲次郎和有贺长雄编的《哲学字汇》（1881）等尤为重要；二是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务报》《清议报》《新青年》等；三是资料汇编，如《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中外旧约章汇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等。该书使用材料范围之广、解读之细，无须赘述，在此只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辞书的重要意义。近代中国多数重要概念皆源自西方和日本，辞书是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概念体系连接起来并使之标准化、普及化的重要媒介。方氏一再强调，德国概念史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语义学”，旨在揭示不同社会中涵义之生成及其条件、媒介和手段。该书在讨论具体概念时，广泛参考和深入评析了各主要辞书中的相关释义，并时常以列举或表格形式将不同年代、不同辞书中的译词进行直观对照。并从理论上指出，“作为原始资料的辞书”对于历史语义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概念的表象意义”（辞书通常再现词语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运用），还在于其范式意义和指导意义。但他也提醒，对于辞书中的译释不可全盘接受，而应关注其编纂背景和意图，尤其要意识到19世纪中国的早期双语辞书绝大部分“出自洋人之手”，如何在对译时选择恰切的汉语“对应词”，既有历史或时代因素，也会含有辞书编者的特定理解。
二是数据库的价值和限度。从事近代中国概念史研究者，大都知道或使用过金观涛、刘青峰创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他们以此为基础，提出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以统计分析来揭示概念内涵及其历史变迁的“数据库研究方法”，并撰成《观念史研究——近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方氏显然很了解此数据库和研究方法，曾在书评中称《观念史研究》为分析精到的“鸿篇巨制”，但他对主要依靠数据库和量化分析来解决概念史、思想史问题是持保留态度的。《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显然从各数据库中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却完全没有使用金观涛等人所倚重的词频统计、词族分析等量化方法。将方著与金著关于相同或相近概念的论述加以对照阅读，当能体察概念史不同研究取向的价值和限度所在。
概念史的古今之辨
概念史研究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词汇与概念之关系、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差异和张力。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概念不同于词语，它是“历史现实之多种含义之聚合”并融入词语，“词义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阐释”。概念史研究正是要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的简单循环，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引发紧张关系。“词语史只是一种进入途径，我们则要透过词语发现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蕴含，以及词语所表达的相关经验和思想。”传统范畴中的“名与实”或福柯所言的“词与物”，尚不足以准确表达现实世界和概念世界之关系，将其理解为词（词语）—义（概念）—物（事物）的三元结构似乎更为贴切：词语是概念和事物的能指（能指1），概念既是词语的所指（所指1）又是事物的能指（能指2），事物则是词语和概念的所指（所指2）。因此，名实之间存在双重的张力，循名而责实，或者反过来为实而正名，都难以真正做到。
具体到中国概念史研究，这种张力在时间（古与今）和空间（中与外）两个维度上都有充分体现。先说古今之辨。若借用思想史家青睐的比喻，把词汇比作瓶、词汇之意涵（概念）比作酒，那么，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大多是通过旧瓶装新酒（传统词汇被赋予现代意涵而成为现代概念）和新瓶装新酒（创造新词汇以表达现代意涵）两种渠道形成的。“经济”从“经世济民”、“民主”从“民之主”、“文化”从“以文教化”分别成为economy、democracy、culture等西方概念的对应译词，显然经历了一番“古词衍新义”的过程。“哲学”“科学”“伦理学”“象征”“客观”“主义”等，则是日本人为表达西方概念而用汉字创造的新词语，瓶中之酒和装酒之瓶都是近代的新产物。方著所探讨的这些基本概念，除了作为西文intellectual之译词的“知识分子”外，大体都属于前者，即中国传统语汇在19世纪中叶以降的社会政治变迁中逐渐获得新的意涵，而成为一个现代概念。书中对此过程做了细致地梳理和阐述，涉及旧词新义（传统词语被赋予新的意涵）、词义偏移（旧词语的沿用和词义的引申）、新旧混杂（表达相似含义的新旧词语同时并存）等多种情形，不妨各举一例。
旧词新义，如“党”。中国传统社会有朋党和会党，近代从西方引入政党。该书明确指出，现代汉语中的“政党”概念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汉语古词“党”衍生新义而形成的一个“新词”。作者从《说文解字》释“党”为“尚黑”说起，指出中国历史典籍中与“党”字组合的概念或成语，都有显著的贬义色彩。历史上对党的定义，不外乎党为私、党为邪、党为患，或“结党营私”之类。《论语》“群而不党”或“君子不党”的说法，亦深刻影响了后人对“党”的理解。从欧阳修《朋党论》起，传统“党”字的政治特色明显加重，但和现代汉语中的“党”仍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描述英国议院“有似两党，此进则彼退”，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记载美国南北战争后“分尊卑党”与“平行”党并存而“各怀私意，彼此不睦”，可以视为古词“党”向现代概念过渡的序曲。至郭嵩焘等人驻使西方，旁听议院辩论，观察政党活动，并明确用“党”字移译party，才意味着现代中国政“党”概念的真正开端。
词义偏移，如“夷”。“夷”字的使用贯穿了整个19世纪，其内涵和外延（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和情感）却在逐渐变化，此即作者所说的“词义偏移”。中国士大夫历来梦想“用夏变夷”，进入近代以后日益严酷的现实却是“用夷变夏”，这时“夷”字除了蔑视和痛愤，也可能引发敬畏或钦佩之情。这种偏移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表述中已有所体现，及至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称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时，“夷”字已基本失去了原有意涵，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冯氏只是“约定俗成”地称其为“夷”。这不仅体现出夷与夏的互变性，也表明夷夏之辨本身具有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
新旧混杂，如“夷务”和“洋务”。作者指出，语言运用的演变、词语概念的取代和更新都不可能是突变过程，语言所包含的语义原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而成的，其变化也绝非三年五载之事。在“西力东渐”背景下，“夷务”和“洋务”概念皆产生于道光年间，统称禁烟、海防等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事宜。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正式外交文本中实现了从“夷务”到“洋务”的更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洋务”只见于对外公文，华人自己依然使用“夷务”，不同论者的文章中也往往有意无意地替换“夷务”“洋务”二词。晚清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资料分别编于1856年、1867年、1880年，其时“洋务”概念早已普及，却始终以“夷务”为题。19世纪后半期的对外指称词，确实存在“洋”“西”“外”对“夷”的取代过程，但这四个词曾长期“新旧参差、共存并行”。究其原因，既有时人“缺乏接受新旧递嬗的诚意”，也源于“词语和概念的持久性和历史惰性”。
旧词获得新义而成为现代概念后，仍然保留原有意涵，这是另一种形态的新旧混杂。例如，在“民主”已被用来翻译democracy后，其原有词义“民之主宰者”或“民之主”并未立刻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922年出版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还有“民主：president of a republic”的释义。作者由此推测，“五四”前后的知识人宁愿采用音译“德谟克拉西”来表示democracy，也许正是为了与“民主”的传统意涵相区别而进行重新定义。
在讨论“民族”“文明”“民主”等概念时，作者还提示，汉语概念有古今之别，西方概念亦有之，不能想当然地把中西概念的差异等同于传统与现代的差异。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形成的古今流变与中西互动，是紧密缠绕并且相互塑造的。例如，汉语中“民族”的传统意涵在近代遇到西文nation之挑战，由旧词变为新词，这是“一个‘新词’的诞生”过程；西方的nation在近代出现了新的意涵，由血缘和地域属性扩展为地域性、社会性、政治性界定相结合的概念，这是“一个传统概念的更新”过程。从西方nation概念的新旧对比来看，19世纪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多半只是中国传统概念的新表达，这个汉语“新词”与西方前现代的民族概念更为贴近，而与现代民族概念的含义相去甚远。
关于中文概念的古今流变，方著以丰富的例证提供了诸多启示：词汇是概念的载体，但词汇不等于概念，同一词汇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同一概念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传统词汇被赋予新的社会和政治意涵而成为现代概念，是中国现代概念体系形成的基本途径；附着于同一词汇的传统概念和现代概念，意涵上可能有实质差别，其蕴含的态度和情感却可能有相关性、延续性；追溯词汇出现之早晚并非概念史之要害，关键在于确定这些词汇何时和如何获得现代意涵、何时和如何成为“基本概念”或“关键词”。
概念史的语际实践
概念史于20世纪中叶起发源于德国、盛行于欧美学界，其出现是为了回应德国和西方的理论关怀与现实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概念重塑，则是在迥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中国大多数现代概念系由西方或日本翻译而来，作为其载体的字词是旧有的，作为其内核的意涵则大多是外来的。因此，中国概念史研究首先要解决词语、概念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问题。语言是文化的表征、时代的映像，跨语言的背后又有跨文化和跨时代（所谓“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或“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的问题。就此而言，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恐怕要比其德国版本、西欧版本更为复杂，也更具挑战性。
方著所探讨的绝大部分概念，均为作者所称的“翻译概念”。翻译不只是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而是理解和阐释，文化、社会、政治概念之翻译，更意味着“对异域概念和思想的领会及其在汉语中的传会”。翻译又是一种“跨疆界之意义转换”，中文译词因此而超越中土疆域，对地球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新认识，会促成新造词的出现，或使旧词换新颜。所以，概念史研究要揭示“一个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其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中西、中日之间的差异揭示了怎样的文化移植与变异问题”。
首先如何判断译词之对应？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以及语言所依托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结构的差异，不同语言中的词汇、概念往往很难形成完全对应的关系，这是语言翻译和文化传播的常识。中国传统概念和现代概念又时常负载于同样的汉字语汇，要判断它们在特定情境中究竟是一个本土概念（旧词）还是翻译概念（新词、译词），并非易事。以“文明”概念为例。汉语中的“文明”和“文化”都不属于新造词，早已见之于《周易》和《书经》等古籍，但它们显然不能与西方近代civilization和culture概念相等同。在“文明”概念的译介过程中，方氏对郭嵩焘1878年使用的“色维来意斯得”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因为它显系civilized之音译，更在于它“把握了该词在西文中的基本意涵”。郭氏原文为：“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馀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瑞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作者指出，其中包含三个要点，足以断定它已经是一个音译的新概念：其一，将西方现代“文明”概念视为一个综合概念，并明确指出其对立面为野蛮（是否理解原概念的内涵和对立面）；其二，把握了西方“文明”概念的时代意义，即文明与历史“进步”的观念紧密相连（是否理解原概念的时代特征）；其三，对欧洲文明表示出赞赏态度，并以传统的夷夏对比来进行反省（是否产生与原概念相似的联想）。因此，不能因为郭嵩焘未用后来才通行的“文明”对译civilization而淡化其译介之功。作者甚至推测，郭氏不采用中国固有表达而推出“色维来意斯得”，正是为了表示此概念不同凡响而标新立异。既然音译是当年“援西入中”的常见方式，这些早已被遗忘的音译词自然也应该被视为新概念，关键不在概念的外衣，而在于对概念本身的把握和认识。
其次，如何确定概念之来源？词语与概念是可以分离的，中国现代概念又大多是在西方、日本和中国之间往还互动的结果，那么该如何判断一个汉语概念究竟源自何处呢？仍以“文明”概念为例，方著同意近代中国文明概念是舶来品的说法，也认同日本的重要作用，但它究竟“从何舶来”，方氏有两点独特的看法：其一，现代文明概念来自“东洋”，最早却来自“西洋”。理由是，在梁启超受日本影响提出其文明论（1896）之前很久，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丁韪良译《万国公法》（186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878）等已分别以“文明”“教化”“色维来意斯得”等语汇，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近代civilization概念，译词虽然各异，对概念之内涵却都有较准确的把握。其二，现代文明概念虽然是舶来品，来自本土的因素仍对其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理由是，在“文明”一词流行之前，19世纪的中国已用“声明文物”“政教修明”以及“向化”“文艺”“文教”“教化”“开化”“风化”等来表达与欧洲近代“文明”概念相似的思想。换言之，未有与civilization对应的固定语词之前，已有了与之相似的概念。
再次，如何理解译名之多样？一个外来概念的汉语译词尚未固定和广为流传之前，往往有多种译法并存。作者指出，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大的整体，在语言交流中存在诸多便利，许多概念无须多少变化就可以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个语区到另一个语区。中国则没有这种便利。如“议会”一词，中国从1830年代到1890年代，对parliament的称呼形形色色，始终没有基本统一的译法，除早期音译“巴里满”外，还有公会、国家公会、国会、议事厅、议会、巴力门等数十个之多。“民主”“共和”“自由”等概念，也都在19世纪中叶或更早被介绍到中国，但直到19世纪末才基本定型。其深层原因在于，汉语和西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其概念之间往往只有某种程度的语义契合，而很难完全对应。这在nation概念的翻译中体现得尤其显著。经过长期演变，近代西方nation概念已经包含了国家、民族、人民之意涵，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而汉语“民族”或其他词语均无法同时涵盖nation的全部意涵。正因如此，罗存德《英华字典》将nation译为民、国、邦、邦国；邝其照《英华字典集成》译为民、国、邦；直至今日的双语字典，nation依然有民族、国家、国民等义项。具体采用哪一个译词，完全取决于上下文。在作者看来，“既然是一词多义，一词多‘译’也就自然而然”，这种处理方式要比死板地用“民族”对译nation准确得多。
最后，如何解释译词之厘定？这种一词多译的现象在西方概念传入过程中相当普遍，且延续了很长时间，有时还经历了残酷的译名之争或“新名词之战”，但是最终，绝大多数西方概念都找到了明确、固定、广为接受的对应词，成为现代汉语词汇库的一部分。其故何在？方著第六章讲述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故事——本来表示“经世济民”、极具政治色彩的传统词汇“经济”，何以成了西方economy概念的最终译词。作者认为，日本人以“经济”作为economy译名并得到认可的原因有三：其一，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广博和多层次的，只有“经济”这个同样宽泛的概念方能容纳其中蕴含的许多子概念，其他译词则只能表达某一个方面。其二，从词源上看，西方经济概念在古希腊时期本有“管理”“领导”“安排”和“关怀”之义，中国古代“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等表达与之非常贴近。其三，最重要的是，西方在19世纪后半期经历了用单一词术语economics（经济学）替代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使得汉语“经济”与西文economy的意义结构变得更为相似。因此，以“经济”对译economy绝非如实藤惠秀所说是因为“无意重复、习而不怪”，而是这一对中西概念在词源、意涵、结构上高度同构的结果。
在本书中，关于概念之翻译的精彩讨论还有很多。诸如互文类义——democracy传入中国时多半和政体相关，从而和republic结下不解之缘；又因republic在19世纪还没有固定的中文译词，所以“民主”常常身兼二职，既有西方democracy的本来含义，又指republic；这两个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后很长时间是基本同义的，直到日本明确以“共和”译republic之后，才逐渐分离开来。诸如不求甚解——“国民”概念起始于《时务报》大量刊载的古城贞吉译稿，而古城译文未曾探讨“国民”一词本身的意涵；“国民”在字面上并不令人费解，时人不去深究其义理和定义是情理之中的；因此研究者也没有必要辨析其“国民”究竟与西语中的哪个概念对应，或许兼而有之，或许各取所需，这在彼时日本也不是容易说清的问题。诸如将错就错——“知识分子”概念在中国产生之时，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中国从未有过公认的、能够真正匹配西方那种具有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的intellectual概念；这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有问题，问题出在人们至今还用它来移译intellectual或intelligentsia。
概念史的学术方位
方维规教授是将德国概念史引入中文学界的先行者，又在近代中国基本概念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将其理论文字与实证分析比照阅读、相互印证，进而反思概念史之假设与旨趣、价值与限度，对深化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不无裨益。笔者在此提出以下想法，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其一，方法的概念史。在其概念史译介文章以及本书穿插的理论文字中，方维规始终强调，概念史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概念史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通过词语和概念的分疏，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知识体系、思想转型和社会变革进行探究的学术路径。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案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假设，都可以从方法论角度来理解。例如“鞍型期”（Sattelzeit），将社会变革过程比喻成马鞍未必准确，但它预设了一个“旧世界的瓦解和现代世界的呈现”或者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社会变革和概念变迁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发生的。这一点显然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所以，法国、荷兰等国的概念史项目，都尝试确定本国现代概念体系形成的起讫时间。中国学者也试图为本国近代历史转型划出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如王尔敏认为1840年到1900年是酝酿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期”张灏把1895年至1920年代初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代”，孙江则建议将其下限后推至1935年前后。例如“四化”（时间化、民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这几个深入人心的口号，至少有三种理解方式：一是“鞍型期”概念发展之假设，时间化，即概念随其语义场而变化，并被赋予所期待的特征；民主化，即概念的社会边界日渐拓展，成为各阶层日常使用而不自觉的概念；意识形态化，即概念越来越抽象化，成为具有普遍性和多义性的复合单数；政治化，即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长，对塑造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判断何为“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之标准，德国概念史大辞典所讨论的一百多个概念，大致都经得起这种检验。三是提示概念史研究之方法，时间化要求细致梳理概念生成与变迁的历史脉络，民主化要求拓宽研究视野、扩展资料范围，意识形态化要求揭示概念背后的权力操控和角逐，政治化要求探讨概念形成和传播的政治后果。
其二，包容的概念史。概念史与观念史之异同，是概念史家争论不已的问题。方氏曾对“剑桥学派概念史”的说法提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中国学者的一些误解。但在笔者看来，作为方法的概念史理当呈现更加多元和包容的面貌，似乎不必（实际也很难）和观念史彻底划清界限。诚然，科塞勒克曾经批评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观念可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形象，观念本身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方维规、孙江等人都接受这种看法，认为这是概念史与观念史的重要区别。但仔细想来，科塞勒克的批评对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所谓“观念单元”（unit ideas）来说是合适的，用到剑桥学派观念史的头上便有失公允了。事实上，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同样对洛夫乔伊的做法提出批评，甚至有过“没有概念的历史，只有概念运用的历史”之类更激进的说法。澄清概念史和观念史的学术脉络是必要的，泾渭分明甚至彼此轻慢却大可不必。金观涛等人的《观念史研究——近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以“观念史”为题，学界却一致认为它是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部代表作，有评论者还特意撰文辨析该书究竟属于观念史还是概念史，结论是它更类似于后者，并“预示着汉语概念史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台湾政治大学、韩国翰林大学和日本关西大学合作编辑的《东亚观念史集刊》也以“观念史”名之，而被公认为中国概念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其中的大部分论文实为概念史研究”。黄兴涛的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亦以“观念研究”相标榜，孙江、杨念群等人撰写的书评仍然视之为概念史著作，称该书所“展示的‘中华民族’的观念史，就是一部凝聚了近代经验的概念史”。对于中国学界时常混用“观念史”和“概念史”的现象，方氏称有两种可能，一是研究者综合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方法，二是研究者本来就没有弄清两种方法的区别。愚以为，何妨破除“经典”或“正宗”概念史的执念，厚道地采纳第一种解释呢？
其三，复数的概念史。方法是帮助研究者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工具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用与不合用之别。把概念史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路径，便不必也不应将其刻板化、教条化。在把概念史引入中国、日本或其他国家时，德国概念史前辈所设定的规则都是可以变通和修正的。概念史应该是多元的、流动的，而不是同质的、固化的，应该随着时空范围乃至研究者意图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正因如此，科塞勒克“四化”之说虽为概念史研究者提供了无穷的灵感，却不断有人尝试在特定情境中提出替代性方案。如戈伊伦（Christian Geulen）针对20世纪基本概念的历史，提出新的“四化”：科学化，即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基本概念被纳入科学化轨道；大众化，即新的传媒技术使概念得以快速和广泛传播；地域化，即概念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域化倾向；流动化，即概念的多义性和开放性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和融合。孙江关于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化”版本则是：规范化，即通过翻译、阐释和再阐释，构成基础概念的词语逐渐规范起来；通俗化，即市场需求和实用性等因素，使日本化的西学汉字概念得以流通和普及；政治化，即时代变化赋予词语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意涵，使之成为历史性基础概念；衍生化，即基础概念会在具体历史场景中衍生出与之相关的“下位概念”。实际上，科塞勒克本人也在不断探索，并意识到大辞典项目存在诸多不足，只因既定方针而不得不顺从“理论上的束缚”。比较各国概念史研究，不难发现德国与英国、法国、荷兰之间，西欧与东亚之间，东亚内部的中国、日本、韩国之间，都既共享某些基本假设又存在显著的差异，呈现出一种复数的概念史景观。
其四，分层的概念史。《概念的历史分量》共探讨七个（组）基本概念，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本书之前已有许多和这些概念（尤其“民族”“民主”“文明”等）相关的研究，其中不少已为作者参考和征引。那么本书的价值何在呢？答曰：概念是分层的，概念史也是分层的，对不同层次的概念，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相同或相近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研究风格。如前所述，概念史关注的是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该书作者又提出“大概念”（似乎比一般的“基础概念”更重要）的说法。孙江阐述了中国语境中“衍生概念”或“下位概念”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为了更好地理解概念及其变迁，研究者会把相关概念作为一个“概念丛”合并论述，如《历史的基本概念》将Volk（人民）、nation（民族）、nationalismus（民族主义）、masse（大众）作为一组概念，《概念的历史分量》也试图对“民族”及其“相关核心概念”进行“通考”。还可以通过“概念链”去考察不同层次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如阶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便构成了一个概念链。从内容和风格来看，方著大体上是以鸟瞰视角，对所谓基本概念在近代中国译介、形成、演变、定型的全过程加以宏观把握，勾勒其轮廓，阐述其义理。例如，书中用一章篇幅梳理“民族”这个“大概念”的形成和变迁，虽然脉络清晰，终究难以呈现丰富的历史细节；相比之下，黄兴涛以一部40余万字的著作，探讨“中华民族”这个更为具体的概念，以文本分析和思想阐释（而不是词语和概念本身）为中心，内容更翔实，笔触更细腻，也更富有质感和张力。
其五，有限的概念史。蒙克曾言，德国概念史在科塞勒克、布鲁纳（Otto Brunner）和孔茨（Werner Conze）领衔的“一项雄心勃勃、名垂青史的学术工程中臻至顶峰”。此说不虚。历时25年，系统研究115个（组）概念，推出8大卷、8000余页的巨著，成为学者必备的工具书，岂不“名垂青史”！试图连接“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通过考察概念及其语言的历史，打造一种与当时如日中天的社会史平起平坐、足以统摄所有史学分支领域的普遍性学问，岂非“雄心勃勃”！然而，尽管《历史的基本概念》在国际学界广受关注和赞誉，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科塞勒克所设定的目标，却有不小的争议。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德国概念史项目只是部分地解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批评意见涉及其“从古至今”的铺陈框架、辞书形式的局限性、对政治日常用语和普通原始材料的忽略、未能兑现揭示概念变迁之社会语境的承诺等。这些批评当然无损概念史的价值和地位，但毕竟提醒我们，概念史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它是一种极具启发性和生命力的研究手法，却有其边界和限度，难以替代或统摄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其他史学类型。方氏曾明确阐述德国概念史的局限性，在探讨近代中国概念时却多少表现出些许“概念史的自负”。例如第四章梳理“政党”概念的译介和演变后，又专节叙述清末民初的建党浪潮和政党政治之幻灭，看起来是为了揭示政党概念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实则未能达此目标。将平淡的政治史描述（该节并未提供多少关于20世纪初政党政治的新内容）嫁接到精彩的概念史考察之上，反而稀释了该书主旨。第五章将“议会”“民主”“共和”“自由”这几个极其厚重的概念熔于一炉，似乎也有过度运用“概念丛”方法之嫌，可能带来单个概念之核心特质被遮蔽的危险。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在近代西方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政治意涵、负载着不同的“政治行动纲领”，然而在中国语境中，作者却一概视之为“民主思想”或“民主观念”的表征，并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自主之理”的说法将其一网打尽（本章正标题即为“东西洋考‘自主之理’”），恐怕有违概念史揭示复杂性和张力感的基本精神，也会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误导。
“中国化的概念史研究刚刚开始，但正当其时。”诚然！本书可以为证。方维规教授对“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生动诠释，造就了一部具有“历史分量”的中国概念史力作。笔者相信，本书丰厚的知识价值、方法价值和理论价值，抑或其中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都为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将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学术影响。
原文刊发于《学海》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