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敬与仪章》读后感锦集
《爱敬与仪章》是一本由［日］吾妻重二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5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一)：【转】吾妻重二：《爱敬与仪章》序
吾妻重二，国籍日本，1956年生于茨城县，现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1978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哲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81至1983年作为高级进修生留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思想文化史，也关注朱子学与儒教仪礼、书院研究，并积极参与东亚诸国的实地调查。主编《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1-8册），翻译熊十力《新唯识论》与冯友兰《冯友兰自传》，专著《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与《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二书已在国内出版。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二)：【转】吾妻重二：木主考——到朱子学为止
【作者简介】吾妻重二，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1956年1月生，1978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1981—1983年作为高级进修生留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关西大学文学部部长、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科长、大学院东亚文化研究科科长、关西大学理事；兼任日本中国学会副理事长、日本道教学会理事、东方学会评议员及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研究领域为近世东亚儒学思想。主要专著有《朱熹<家礼>实证研究》（2012）、《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2017）和《<朱子家礼>宋本汇校》（2020）等，并有译著、编著共三十余部。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三)：礼学与绝学
礼学研究是一种“绝学”，这样说是否有些言过其实呢？
正如本书中屡次提到的，过去礼学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礼的相关著作也曾层出不穷。那么，在本书的结尾，也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礼学的继承与发展吧。
简单地说，礼学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学”的领域，另一个是“礼制”的领域，过去的礼学都在这两个领域中进行讨论，不断积累了各种著述。
其中，就“经学”方面说来，《仪礼》《周礼》《礼记》，即所谓的三礼文献的注释是其代表性著述，诸如十三经注疏中的各注疏、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等都有详尽而精密的内容。而在“礼制”方面，朱熹与黄榦《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书都是收集、整理古代或历代礼仪制度的资料汇编，这些书并不限定于上述三礼文献中的任何一种，而广泛涉及吉凶宾军嘉等各种礼仪方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将其分类为“通礼”。换言之，“经学”之书作为儒教经典阐明了礼的基本原则，而“礼制”（通礼）之书则以此为依据而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礼仪的实践手册、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这种礼书就是所谓的“仪注”，大致可分为国家举行的国家礼仪和个人实施的私人礼仪（顺便说一下，在朝鲜，通常不称为“仪注”而称为“仪轨”）。《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案： 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四）
据此，“仪注”诸书中“事关国典者”就分类为“政书”，“私家仪注”则分类为“杂礼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为国家层次的仪注书列举了唐朝《大唐开元礼》、宋朝《政和五礼新仪》、明朝《明集礼》等，而将朱熹的《家礼》归入“杂礼书”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杂礼书”仅仅是以经学为正统的角度下做的分类，其定位颇低，但实际上，如在本书中也反复叙述的，《家礼》作为一种日用礼仪实践手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从广义上来说，也可属于“礼制”的领域。
此外，还有研究在礼仪中使用的器物、服饰等东西的学问，传统上，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等考证工作就相当于此。
这样看来，可知所谓的礼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总括起来应该如下：
经学——关于《仪礼》《周礼》《礼记》的注释、著作 目的： 阐明礼仪的基本原则
礼制——礼仪实践的著作 目的： 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1. 通礼——实践诸礼的资料汇编
2. 仪注——国家层次（政书）、私人层次（私家仪注）
3. 名物——器物、服饰等的考据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类，但由此我们可知，“礼”并不是单纯的观念，而是要求以可见的形式付诸实践（performance）的，因此，“礼”在历史上持续实行，“礼制”方面的各种著作也十分浩瀚。所谓“礼学”，从广义上说，就是包括所有这些方面的学问。
那么，这样的礼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又如何呢？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此讨论了一些，但总的说来，近代以来，此领域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问相比，不得不说是相当稀少，甚至寥寥无几。
现在按我的记忆随便举例，在近现代中国，到一九八年代为止，积极推动礼学研究的人物只有张锡恭、王国维、曹元弼、人民共和国以后继承曹元弼的沈文倬，以及杨宽等人而已。在台湾，虽然在一九七年代开展了“仪礼复原研究”，但此只是一种孤立研究，似乎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响。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近代学制中，儒教的研究被分类在“中国哲学”的领域，致使礼学在儒教研究中被搁置不理。这种倾向在中国尤为显著，但是关于这种近代的学问划分导致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多作讨论了。另外，礼仪只是封建残余这一观念，似乎也阻碍了礼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就上面提及的沈文倬而言，他所从事的礼学研究，正是“存亡继绝的工作”（王元化《贺信》，《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与此相比，在日本近代还相对保留了汉学的传统，可以举出加藤虎之亮、服部宇之吉、加藤常贤、宇野精一、藤川正数、川原寿一、西冈弘、影山诚一、池田末利、栗原圭介、林巳奈夫等人的名字。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礼学研究还是被认为是颇为特殊的，不免给人一种“有点古怪”的印象。说到底，它只是旁系，或者只不过是为了理解中国哲学等“主流”的辅助手段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研究虽是很宝贵的，但其范围还很狭隘，仍是以中国古代为中心，几乎没有涉及到宋代以后的近世时期。
总的说来，近代以后，礼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不绝如线”的状态，给人一种奄奄一息、勉强维系生命的印象。特别是本书中研讨的《家礼》研究，在近代以后，除了一些讨论其真伪问题的文章之外，基本上几乎没有人关注。这种状况在中国、日本、韩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宋代的张载曾经高唱“为去圣继绝学”（《张子语录》）的理想。在激进的近代化、西化的浪潮中濒临断绝的礼学以及《家礼》的研究，自一九九年代以后却逐渐复兴，现在出现了很多成果，与我开始研究礼学时相比，不禁有隔世之感。本书虽然并不是为“去圣”（去世的古圣人）而撰写的，但是在继承“绝学”这一方面，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其他相关著作一样，或亦可有羽翼之功。至于《家礼》在日本的接受史，至今研究还很少，本书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意义。
最后附记一下本书书名的由来。本书原本要称为“东亚《家礼》思想研究”，但经过一些商量后，决定名为“爱敬与仪章： 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如上所述，儒教不仅有思想层面，也有礼仪层面，家礼关涉的不仅是思想上的事，因此不用“思想”两个字了。关于“爱敬”与“仪章”两个词，取自朱熹《家礼序》开头的一节：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
据此，所谓礼需要兼备“本”（实质）与“文”（形式）两个方面，而“本”与“文”的核心是“爱敬”之情和“仪章”之饰。以感情与文饰的混合（hybrid）说明礼的成立，是中国传统的思考方式，《礼记·坊记篇》“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孟子·离娄篇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等语都表明了这一点。朱熹注云“节文，谓品节文章”，意思是对“仁”“义”的真实情感加以调节、文饰，才能成为礼仪。因此《家礼》主张，在举行冠婚丧祭时，人不仅要怀着爱敬家族的亲切感情，还要按照礼仪规定举行仪式才行。“爱敬”与“仪章”这两个词虽然平淡，但却很好地表现出了强调实质与形式、内与外、主观和客观的《家礼》一书的本质。
此外，本书的书名里使用了《朱子家礼》一词。当然，《家礼》是原来的名称，但为了便于一般读者理解而用了《朱子家礼》。
本书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在日本尚未出版。礼学以及《家礼》的研究今后仍要继续下去，本书是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一个成果。当编辑本书之时，很多朋友和学生都予我以帮助，参与了翻译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学界同仁指正、赐教。
吾妻重二
2021年4月18日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四)：【转】吾妻重二：《爱敬与仪章》序
一
此书收载了有关南宋朱熹（1130—1200）《家礼》的一系列论文，在此先说明一下此书的缘由。 《家礼》一书作为“冠婚丧祭”的礼仪实施手册，宋代以后随着朱子学的发展与普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所具备的意义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对儒学的偏颇见解可以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儒学以“仁”与“礼”为核心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关于此点，《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雍也》中“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等语即有明确的体现。另外，关于“孝”的实践，《论语·为政》中有如下问答：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里孔子说：父母生前当然奉事之，死后还能正确地实行“葬”“祭”的“礼”，才算是尽“孝”。换言之，仁、孝的“思想”通过“礼”的实践才能具体化、现实化；思想与礼仪，即实质与形式二者，好似车之两轮，都很重要。正因如此，后世儒学以《仪礼》《周礼》《礼记》三礼文献为基础，发展出丰富多彩的礼学与礼制。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礼学与礼制对于国家仪礼、社会仪式、风俗习惯、日常行为、礼节、丧葬仪礼以及祖先祭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儒学的礼学与礼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很大的作用，过去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礼”。 但是，近代以来的儒学研究重心转移到思想研究方面，集中在中国“哲学”的领域中。当然，这与在儒学漫长的历史中诞生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在“哲学”领域中难以讨论“礼仪”方面，因此“礼仪”研究被搁置一边。其实，尽管哲学是儒学的重要部分，但并非是儒学的全部，在回溯儒学史展开的时候我们必须确认“哲学”与“礼仪”两个方面。 近十多年来，出于这种反省与展望，“礼仪”研究不仅在中国，在韩国、日本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本书以2003年整理的日本科学研究费报告书为基础，还收录了以之为契机而新写的有关《家礼》的一系列文章，也可能在儒学以及东亚文化传统再审视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二
现在要说明《家礼》的作者问题。自清代王懋竑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都主张“《家礼》伪作说”以来，这一说法十分流行，但是这种说法是误解，是错误的。对此问题，前人已经有所考察，我也做过一些考证（参见本书17页以后），详细内容在此不再重复。简单地说，虽然《家礼》在内容上有前后矛盾等若干问题，不过这应该是由于《家礼》不是定本而是稿本所引发的。朱熹的高足陈淳说《家礼》是“未成之缺典”，此说法十分准确。《家礼》虽是朱熹的未定稿，但也是朱熹自撰的重要著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朱熹《家礼》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能够从三个方面确认。 第一是作为礼仪文献的重要性。在中国，最重要的古典礼仪文献当然是《仪礼》，可以说《仪礼》是中国古代礼仪文献的代表。与之相对，《家礼》则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仪文献的代表。作为中国传统礼仪实践手册，我们必须在提起《仪礼》时一同提起《家礼》。在此意义上，《家礼》可说是儒学的“新古典”。 第二是《家礼》内容的普遍性。所谓的普遍性也可以说是超越阶级。《家礼》在礼仪的实践上并没有拘泥阶级或官品，而是处处强调“士”与“庶”都可以按自己的情况实践自己的礼仪。中国古代，礼仪被认定是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即为此阶级性的象征。一般的庶民没有行礼的资格，阶级的差异强制地决定了礼之有无。但《家礼》并没有设定这种阶级、官品的差别。 当时，宋朝继承传统国家礼制，在礼仪实践上还保持阶级性的很多限制，而《家礼》却与这种国家法令规定的阶级性不同，提倡了超越阶级的士庶“日用常行之道”。这应该是朱子学“人皆可以为圣”的平等主义人性观的反映。如“性善，故人皆可为尧舜”（《朱子语类》卷五十五）一句说明，朱子学基于性善说认为人们都可以成为“尧舜”。我们可以说，朱子学有很高的儒学理想，此理想与中国古代、中世纪的阶级性浓厚的人生观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是《家礼》的广泛影响。《家礼》一书曾经超出中国的范围，还给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关《家礼》的注释、书籍、文章在这些地区曾经大量出现，实行《家礼》式礼仪的例子也很多，其影响程度可能不亚于朱熹的名著《四书集注》。近年来的调查说明，东亚地区近世有关《家礼》的文献极多，我们不得不承认此书强大的感化力量。
三
“礼”原本是区分“文明”与“野蛮”、“人类”与“禽兽”的重要标志。比如重编《家礼》撰写《文公家礼仪节》的明人丘浚（1421—1495），在该书序中提到：
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礼其可一日无乎？成周以礼持世，上自王朝以至于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礼。
丘浚说：“礼”是区分中国与夷狄、人类与禽兽的关键实践，也是上自王朝下至士庶人一日都不可欠缺的重要因素。这种思想不仅在中国，在东亚地区也成为了一个共通认识。日本江户时代前期著名的朱子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的解说可以说明这一事实：
礼者天地之常，人之则也。则，谓人之规距也。无礼，则无人间之规矩而同于禽兽。因此应自幼即谨守礼仪。人之行为，事事应有礼。若万事有礼，则有条理而易行，心亦定而安。若无礼，则条理差失，紊乱而不行，心亦不安。故礼乃不可不行者也。自小儿之时，即应当遵从和礼之法而教之起居动作、饮食、酒茶之礼仪、拜礼等。（《和俗童子训》，原文为日语）
在此“无礼，则无人间之规矩而同于禽兽”一句特别值得注意。“礼者天地之常，人之仪则也”也是以朱熹的说法为根据，并与丘浚的见解如出一轨，相互沟通。不仅如此，贝原益轩还强调“起居动作、饮食、酒茶之礼仪、拜礼等”，对于日本近世日常仪礼的普及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人们都说“日本人很讲究礼貌”，而假如是这样，这种礼貌也可以说是在朱子学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此外，如韩国首尔南大门的正式名称为“崇礼门”，琉球王宫首里城的正门亦挂有“守礼之邦”的匾额，这些情况都值得注意。这些“礼”字向国内外宣告着自己不是野蛮之地而是文明之国。“华夷”之分的标志也就在于“礼”，东亚近世文明的形成中，儒学的“礼”的作用十分重大，而《家礼》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
我的《家礼》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总结成果是2003年的科学研究费报告书：《朱熹〈家礼〉版本与思想的实证研究》。 最初，我认为此研究已告一段落，但随着调查推进，就感觉到仍有很多不明之处，尤其痛感东亚范围的调查很不充分，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因此，2009年11月3—4日，我在关西大学全球化COE（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ICIS）的支援之下，与韩国国学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朱子家礼与东亚文化交涉”。当时，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内外的很多优秀学者共聚一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与朴元在共同编著的此次会议论文集《朱子家礼与东亚文化交涉》也在2012年得以出版。我自认为，此国际研讨会与论文集应是《家礼》研究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此期间，我还开始收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与《家礼》相关的文献，并在2010年影印出版了日本江户时期《家礼》相关的重要文献，名为《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到今年为止，此系列共出版了九册。 2012年，在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的帮助下，我出版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一书。该书获得好评，同年十月就发行了第二版。 本书的前半部分，即第一章到第七章，已经收录在此《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中，文字有一定改动。而第八章以后的后半部分是该书出版以后撰写的新文章。本书所载的“原序”就是此《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的序文。 这些文章中，第一章“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一文原是2008年撰写的旧稿，现在已经有必要补充后来出现的各种新成果，诸如彭林、杨华、殷慧、彭卫民、叶纯芳、乔秀岩（桥本秀美）、田世民、张东宇、韩淑婷、松川雅信等人的著作。但现在没有时间加写这些信息，十分遗憾。不过，我觉得此文中指出的“现状与课题”的基本方向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本书副标题“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中所谓的“东亚”，也可能名不副实，因为所载文章大部分是讨论中国与日本，很少涉及朝鲜·韩国、越南等地。虽说如此，但我还是采用了“东亚”一词，这是因为我个人的关注一直在于东亚，并且还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家礼》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中国，还扩大到了东亚各国。 顺便一提，原《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的后半部分是《校勘本〈家礼〉》。2020年，我抽出此校勘部分，并加以一些补订，以《〈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五
吴震教授在阳明学方面有显著业绩，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专家的代表。同时，吴震教授对朱子学、《家礼》以及礼仪研究的意义亦有着深刻的理解，此次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吴震教授的全面支持与协助。另外，吴震教授现在还正在进行东亚地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的《家礼》相关文献的标点汇编工作，我也共同参与这项工作。这套丛书不久将出版面世，东亚《家礼》研究就会获得可靠的文本，这将极大地推动相关研究。 我已经发表的有关《家礼》的研究成果如下，以供参考。其中《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已经出版九册，预计还有二、三册即将完结。 《朱熹〈家礼〉の版本と思想に関する実证的研究》，研究代表者：吾妻重二，2000年度～200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全299页，2003年3月 《东アジアの仪礼と宗教》，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丛刊》第三辑，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雄松堂出版，全425页，2008年8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1，关西大学出版部，全254页，2010年3月 《朱子家礼と东アジアの文化交涉》，吾妻重二、朴元在编，汲古书院，全486页，2012年3月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汉语），吾妻重二，吴震、郭海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420页，2012年5月＊同年10月，第二版出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二）》，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2，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01页，2013年3月 《〈朱子语类〉訳注卷八十四～八十六》，吾妻重二、井泽耕一、洲胁武志译注，汲古书院，全359页，2014年12月 《〈朱子语类〉訳注卷八十七～八十八》，吾妻重二、秋冈英行、白井顺、桥本昭典、藤井伦明译注，汲古书院，全339页，2015年7月韩语译：『 ？ ？ ？ ？ 』 第 １６辑，韩国国学振兴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三）》，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3，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2页，2015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四）》，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4，关西大学出版部，全283页，2015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五）》，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5，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69页，2016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六）》，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6，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1页，2016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七）》，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7，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68页，2018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八）》，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8，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8页，2019年3月 《〈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吾妻重二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全241页，2020年9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九）》，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9，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09页，2021年3月 以上是本书出版的缘由和背景。希望本书能对《家礼》以及儒学研究有所贡献，并在此对吴震教授的帮助和情谊衷心表示感谢。
吾妻重二
2021年4月15日写于日本关西大学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五)：【转】吾妻重二：《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序
此书收载了有关南宋朱熹（1130—1200）《家礼》的一系列论文，在此先说明一下此书的缘由。 《家礼》一书作为“冠婚丧祭”的礼仪实施手册，宋代以后随着朱子学的发展与普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所具备的意义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对儒学的偏颇见解可以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儒学以“仁”与“礼”为核心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关于此点，《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雍也》中“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等语即有明确的体现。另外，关于“孝”的实践，《论语·为政》中有如下问答：
这里孔子说：父母生前当然奉事之，死后还能正确地实行“葬”“祭”的“礼”，才算是尽“孝”。换言之，仁、孝的“思想”通过“礼”的实践才能具体化、现实化；思想与礼仪，即实质与形式二者，好似车之两轮，都很重要。正因如此，后世儒学以《仪礼》《周礼》《礼记》三礼文献为基础，发展出丰富多彩的礼学与礼制。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礼学与礼制对于国家仪礼、社会仪式、风俗习惯、日常行为、礼节、丧葬仪礼以及祖先祭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儒学的礼学与礼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很大的作用，过去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礼”。 但是，近代以来的儒学研究重心转移到思想研究方面，集中在中国“哲学”的领域中。当然，这与在儒学漫长的历史中诞生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在“哲学”领域中难以讨论“礼仪”方面，因此“礼仪”研究被搁置一边。其实，尽管哲学是儒学的重要部分，但并非是儒学的全部，在回溯儒学史展开的时候我们必须确认“哲学”与“礼仪”两个方面。 近十多年来，出于这种反省与展望，“礼仪”研究不仅在中国，在韩国、日本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本书以2003年整理的日本科学研究费报告书为基础，还收录了以之为契机而新写的有关《家礼》的一系列文章，也可能在儒学以及东亚文化传统再审视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现在要说明《家礼》的作者问题。自清代王懋竑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都主张“《家礼》伪作说”以来，这一说法十分流行，但是这种说法是误解，是错误的。对此问题，前人已经有所考察，我也做过一些考证（参见本书17页以后），详细内容在此不再重复。简单地说，虽然《家礼》在内容上有前后矛盾等若干问题，不过这应该是由于《家礼》不是定本而是稿本所引发的。朱熹的高足陈淳说《家礼》是“未成之缺典”，此说法十分准确。《家礼》虽是朱熹的未定稿，但也是朱熹自撰的重要著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朱熹《家礼》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能够从三个方面确认。 第一是作为礼仪文献的重要性。在中国，最重要的古典礼仪文献当然是《仪礼》，可以说《仪礼》是中国古代礼仪文献的代表。与之相对，《家礼》则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仪文献的代表。作为中国传统礼仪实践手册，我们必须在提起《仪礼》时一同提起《家礼》。在此意义上，《家礼》可说是儒学的“新古典”。 第二是《家礼》内容的普遍性。所谓的普遍性也可以说是超越阶级。《家礼》在礼仪的实践上并没有拘泥阶级或官品，而是处处强调“士”与“庶”都可以按自己的情况实践自己的礼仪。中国古代，礼仪被认定是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即为此阶级性的象征。一般的庶民没有行礼的资格，阶级的差异强制地决定了礼之有无。但《家礼》并没有设定这种阶级、官品的差别。 当时，宋朝继承传统国家礼制，在礼仪实践上还保持阶级性的很多限制，而《家礼》却与这种国家法令规定的阶级性不同，提倡了超越阶级的士庶“日用常行之道”。这应该是朱子学“人皆可以为圣”的平等主义人性观的反映。如“性善，故人皆可为尧舜”（《朱子语类》卷五十五）一句说明，朱子学基于性善说认为人们都可以成为“尧舜”。我们可以说，朱子学有很高的儒学理想，此理想与中国古代、中世纪的阶级性浓厚的人生观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是《家礼》的广泛影响。《家礼》一书曾经超出中国的范围，还给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关《家礼》的注释、书籍、文章在这些地区曾经大量出现，实行《家礼》式礼仪的例子也很多，其影响程度可能不亚于朱熹的名著《四书集注》。近年来的调查说明，东亚地区近世有关《家礼》的文献极多，我们不得不承认此书强大的感化力量。
“礼”原本是区分“文明”与“野蛮”、“人类”与“禽兽”的重要标志。比如重编《家礼》撰写《文公家礼仪节》的明人丘浚（1421—1495），在该书序中提到：
丘浚说：“礼”是区分中国与夷狄、人类与禽兽的关键实践，也是上自王朝下至士庶人一日都不可欠缺的重要因素。这种思想不仅在中国，在东亚地区也成为了一个共通认识。日本江户时代前期著名的朱子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的解说可以说明这一事实：
在此“无礼，则无人间之规矩而同于禽兽”一句特别值得注意。“礼者天地之常，人之仪则也”也是以朱熹的说法为根据，并与丘浚的见解如出一轨，相互沟通。不仅如此，贝原益轩还强调“起居动作、饮食、酒茶之礼仪、拜礼等”，对于日本近世日常仪礼的普及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人们都说“日本人很讲究礼貌”，而假如是这样，这种礼貌也可以说是在朱子学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此外，如韩国首尔南大门的正式名称为“崇礼门”，琉球王宫首里城的正门亦挂有“守礼之邦”的匾额，这些情况都值得注意。这些“礼”字向国内外宣告着自己不是野蛮之地而是文明之国。“华夷”之分的标志也就在于“礼”，东亚近世文明的形成中，儒学的“礼”的作用十分重大，而《家礼》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的《家礼》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总结成果是2003年的科学研究费报告书：《朱熹〈家礼〉版本与思想的实证研究》。 最初，我认为此研究已告一段落，但随着调查推进，就感觉到仍有很多不明之处，尤其痛感东亚范围的调查很不充分，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因此，2009年11月3—4日，我在关西大学全球化COE（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ICIS）的支援之下，与韩国国学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朱子家礼与东亚文化交涉”。当时，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内外的很多优秀学者共聚一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与朴元在共同编著的此次会议论文集《朱子家礼与东亚文化交涉》也在2012年得以出版。我自认为，此国际研讨会与论文集应是《家礼》研究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此期间，我还开始收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与《家礼》相关的文献，并在2010年影印出版了日本江户时期《家礼》相关的重要文献，名为《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到今年为止，此系列共出版了九册。 2012年，在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的帮助下，我出版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一书。该书获得好评，同年十月就发行了第二版。 本书的前半部分，即第一章到第七章，已经收录在此《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中，文字有一定改动。而第八章以后的后半部分是该书出版以后撰写的新文章。本书所载的“原序”就是此《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的序文。 这些文章中，第一章“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一文原是2008年撰写的旧稿，现在已经有必要补充后来出现的各种新成果，诸如彭林、杨华、殷慧、彭卫民、叶纯芳、乔秀岩（桥本秀美）、田世民、张东宇、韩淑婷、松川雅信等人的著作。但现在没有时间加写这些信息，十分遗憾。不过，我觉得此文中指出的“现状与课题”的基本方向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本书副标题“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中所谓的“东亚”，也可能名不副实，因为所载文章大部分是讨论中国与日本，很少涉及朝鲜·韩国、越南等地。虽说如此，但我还是采用了“东亚”一词，这是因为我个人的关注一直在于东亚，并且还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家礼》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中国，还扩大到了东亚各国。 顺便一提，原《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的后半部分是《校勘本〈家礼〉》。2020年，我抽出此校勘部分，并加以一些补订，以《〈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吴震教授在阳明学方面有显著业绩，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专家的代表。同时，吴震教授对朱子学、《家礼》以及礼仪研究的意义亦有着深刻的理解，此次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吴震教授的全面支持与协助。另外，吴震教授现在还正在进行东亚地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的《家礼》相关文献的标点汇编工作，我也共同参与这项工作。这套丛书不久将出版面世，东亚《家礼》研究就会获得可靠的文本，这将极大地推动相关研究。 我已经发表的有关《家礼》的研究成果如下，以供参考。其中《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已经出版九册，预计还有二、三册即将完结。 《朱熹〈家礼〉の版本と思想に関する実证的研究》，研究代表者：吾妻重二，2000年度～200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全299页，2003年3月 《东アジアの仪礼と宗教》，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丛刊》第三辑，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雄松堂出版，全425页，2008年8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1，关西大学出版部，全254页，2010年3月 《朱子家礼と东アジアの文化交涉》，吾妻重二、朴元在编，汲古书院，全486页，2012年3月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汉语），吾妻重二，吴震、郭海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420页，2012年5月＊同年10月，第二版出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二）》，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2，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01页，2013年3月 《〈朱子语类〉訳注卷八十四～八十六》，吾妻重二、井泽耕一、洲胁武志译注，汲古书院，全359页，2014年12月 《〈朱子语类〉訳注卷八十七～八十八》，吾妻重二、秋冈英行、白井顺、桥本昭典、藤井伦明译注，汲古书院，全339页，2015年7月韩语译：『 ？ ？ ？ ？ 』 第 １６辑，韩国国学振兴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三）》，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3，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2页，2015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四）》，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4，关西大学出版部，全283页，2015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五）》，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5，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69页，2016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六）》，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6，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1页，2016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七）》，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7，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68页，2018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八）》，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8，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8页，2019年3月 《〈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吾妻重二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全241页，2020年9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九）》，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9，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09页，2021年3月 以上是本书出版的缘由和背景。希望本书能对《家礼》以及儒学研究有所贡献，并在此对吴震教授的帮助和情谊衷心表示感谢。
吾妻重二
2021年4月15日写于日本关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