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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毛主席逝世35周年
编者按：今年9月9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35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特对毛主席生平资料进行整理，制作本期特刊，缅怀伟大领袖丰功伟绩。·毛主席3D虚拟纪念馆 | 缅怀祭拜 | 生平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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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1-8卷
林彪的信源于他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同意见。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部队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不可能不多跑一些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本是战争中常有的事。但林彪一直埋怨说部队走的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指挥。聂荣臻批评了林彪的做法，并对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求朱毛下台，主要是毛下台。对此，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并对林彪“走弓背”的意见反唇相讥道：你是个娃娃，你横得什么！？但毛泽东以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这就为以后的分歧埋下了伏笔。实际上它与彭并无关系。
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过去决定红军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现在看来有可能实现了。现在要抓紧有利时机，努力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尽快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的斗争。红军下一步的任务是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秦邦宪等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并决定继续北进，到川西创建苏区。
红军在会理休整数日后，又继续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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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宏毅(实习)）
第一章 奠基西北 (2)
张树军 雷国珍 高新民
2010年12月08日14:4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一章 奠基西北 (2)--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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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 张树军 雷国珍 高新民/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
二北上南下之争
1935年，千里大渡河上只有一座铁索桥——泸定桥。泸定桥位于泸定县城的西边，由13根铁索连结着西岸和东岸。两岸是悬崖峭壁，桥下是翻滚着黑色漩涡、奔腾不驯、礁石林立的河水。这座桥是四川通向西康、西藏的交通要道。13根铁索中，4根用来作两边扶手，中间9根铺上木板作为桥面。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走在撤去木板的铁索上，稍不留神，就会葬身于湍急的河水。正是在这种险象丛生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上演了一幕千古壮歌。
5月29日下午4时，经过长途急行军、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的红军战士从西岸开始进攻了。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泸定桥另一端冲去。后面的战士边冲锋边铺木板，后续部队踏着木板向敌人射击。在靠近东岸的地方，敌人把没有来得及撤去的木板用火点燃，顿时燃起熊熊大火。敌军企图用烈火阻止红军前进。突击队员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冲进烈火，与敌厮杀，终于夺取了东岸渡口。部队冲进城后又打了两个多小时激烈的巷战，将敌大部歼灭。
与西岸部队夹河并进的东岸部队，在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之后，在29日夜11时左右也赶到了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后半夜2时左右，冒雨来到桥边。夺取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提着马灯陪同他们察看这座著名的铁索桥。当他们从桥西再折回桥中央时，刘伯承停了下来，心中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在桥上连跺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夺取泸定桥三天后，毛泽东来到了这座桥。红军主力大队川流不息地通过了这座摇晃的铁索桥。毛泽东在桥上停下来，向大家摆手、说话，有时立在铁索链旁，极目远望。大渡河的凶猛，泸定桥的奇险，勇士夺取泸定桥的壮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身边的警卫员议论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甭想过来，可敌人……”毛泽东笑着接上去说：“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不能相比的。”后来，在他的著名的词作《七律·长征》中，他以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写出了泸定桥的险要气势，写出了红军勇夺泸定桥的英雄气概，也使勇夺泸定桥的故事随着这首诗词传入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夺取泸定桥的第四天，先头部队就向夹金山方向出发了。这是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一过大渡河，就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在泸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部队向雪山草地一线运动；同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要部队向雪山草地方向运动，并不是盲目的。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是为了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曾有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以后中断了。双方通过一些传闻和国民党的报纸刊登的零星消息，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但十分有限。中央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大体上在川西北活动，但具体地点不清楚。实际上，到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相隔不过百余里，只是被雪山隔开了。这时张国焘已派李先念率部队迎接中央红军，但中央红军的具体地点、到达日期，均不知其详。李先念率部攻克了雪山北麓的懋功，在此寻找中央红军。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开始向这一带运动。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以南，理县的西南。夹金山终年积雪，日落之后，月出之前，更是冰雪遍地。据说此山别说人过不去，就连鸟也不易飞过，只有神仙才能登越。“神仙山”由此得名。但中央红军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必须翻过夹金山。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各部队领导都给战士讲雪山的情况，鼓舞士气。毛泽东也对战士们说，“神仙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去。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开始爬雪山。这支突破乌江、勇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与风雪搏斗四五个小时，翻过山顶，到达山下，意外地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两支红军主力终于会师了！
同日，徐向前在理番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敌情和各部队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中央红军。
两支先锋部队会师的消息，使长征以来备尝艰辛的中央红军极为兴奋。后续部队情绪高昂，以顽强的意志翻过雪山。毛泽东也于6月14日与中央直属纵队一起过夹金山。山上积雪难行，如果稍有不慎，掉到很深的雪窝里半天爬不出来；如果找雪浅的地方走，一是不容易找，二是即使找到了脚下也很滑，走两步要退三步。毛泽东和战士一起步行。那天他没有穿棉衣，走了一会儿，他的单薄的灰色夹裤就被深雪湿透了。他那双薄薄的黑色布鞋不仅湿透，而且被冻得发亮。身边警卫人员要扶他上山，他说：“不！你们和我一样嘛！”走到半山腰，刮起了暴风，风卷着积雪，伴随着鸡蛋大小的冰雹一齐朝大家扑来。战士们立即用手臂支撑起油布，让毛泽东在中间暂避风雪。这时，山顶上传来了呼喊：“同志们，坚持住！坚持住就是胜利！”“是宣传队的同志们！”毛泽东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他们这种精神。”他还鼓励周围的同志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啊！”警卫员戴天福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关怀地说：“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是十分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这时，警卫员吴吉清赶紧把小戴背了起来，毛泽东就用手扶着他俩向山顶走去。
到达山顶后，只见雪地上战士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地坐在一起，有的索性躺下了。毛泽东一见这种情况，立刻走到战士中间，和蔼地说：“同志们，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四方面军会师啦！”对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向往，战友之间的相互关怀帮助，激励着战士们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向自身的疲倦劳累挑战。红军大队人员终于战胜了雪山。
6月14日晚，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达维镇，受到了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到了一座喇嘛寺庙，没有休息，就详细地询问四方面军部队情况，从部队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战士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建设，部队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问得十分仔细。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韩东山尽可能详细地作了汇报。最后他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顽强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命地往前冲。”毛泽东高兴地说：“是啊！这就是红军的作风!我们从江西出发那天起，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地上追，我们还是闯过来了！”
当天晚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场设在一个晒谷场上，搭了一个简易的讲台。周恩来主持庆祝会，毛泽东、朱德以及四方面军的韩东山讲了话。毛泽东以其惯有的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说：这次会师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体现。他盛赞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还称赞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他指出，中央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强调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说明他对一、四方面军的会师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当然，他也看到今后会有很多困难，他对韩东山说：“中国的革命才刚开始，道路还很遥远，斗争还很复杂，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奋斗到底！”尽管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着充分的估计，但是，他以及他的战友也都未必预料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会如此之快就产生重大的斗争。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在达维庆祝会师后的第二天清晨又继续前进了。临行前韩东山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们走后，后面的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要把警卫工作布置好，掩护部队安全通过。现在确定将五军团三十七团交你指挥，待我们从懋功出发后，你们再行动，明白吗？”毛泽东说着，又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和朱德、周恩来等人一道挥动军帽，同四方面军的部队告别。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红军两大主力会师，表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深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国内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北上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主要行动方向，也是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退却转变为新的进攻的巧妙结合。
6月16日，毛泽东到达懋功后，见到了在此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向他询问了部队情况，表达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还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后，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月16日，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首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向张国焘申明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任务。第二天，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主张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即西进或南下)。从此，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北上南下之争。
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主要来源于他对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成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样严重，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由此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红军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北部边远地区退却，与敌休战。这种方针在战略上是不适当的。因为蒋介石正企图把红军压迫到黄河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向北或向东发展，切断红军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置红军于困境，然后寻机消灭之。此外，这些地区多是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居多，存在着民族间的隔阂，红军若以此为根据地必然造成供给和兵源的困难。因此西进或南下是错误的方针。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陕甘方针则是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后提出来的。北上川陕甘，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有较好的条件和深远的意义：一是此地地理环境接近华北抗日前沿，有利于红军开往抗日前线；二是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有利于支持红军作战；三是这一地区有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活动，与他们会师后可以在较短时间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方针。
但是，张国焘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张国煮同为党的“一大”代表，同是湖南人。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期待着这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能够放弃原有主张，希望一、四方面军能够团结起来，与其他部队联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6月18日，党中央、毛泽东再电张国焘，申明北上方针。20日，又致电张国焘，请他赶来懋功，以便商议决定战略方针。
为了与张国焘面谈，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抵达商河口镇。中央准备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上建立根据地助战略方针。
为迎接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6月25日上午，天一直下着雨，毛泽东也一直耐心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终于，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卫下，赶到了两河口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冒着倾盆大雨，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欢迎他。张国焘态度傲慢，骑马飞驰而来，马过之处溅了毛泽东等一身泥水。
在欢迎会上，张国焘作了讲话，在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面前宣布了他的主张：“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四川)、康(西康)、新(新疆)大局面的更好条件。”尽管毛泽东不同意他的主张，但仍设晚宴招待他，请他喝了当地酿制的青梨酒。席间，毛泽东表示欢迎张国焘，并开玩笑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然而张国焘对这种交谈并不感兴趣。
张国焘到达两河口的第二天，中央正式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开了3天，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他还指出，以前红四方面军决定向西，这是与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他强调，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一必须是便利于我们作战的，第二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主力。新根据地应是地域广大、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的地区；群众条件好、人口多、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因此中央决定去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也作了发言。他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发言，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他要求四方面军作出解释，因为他们是主张南下打成都的。他还说，我们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逃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他指出，我们要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南东，迅速向前，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他主张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破胡宗南部向前进军。他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日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张国焘不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认为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胡宗南部有20余团兵力，即便到甘南也站不住脚。他提出先向西南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由于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朱德也主张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也表示不能向成都发展，因此张国焘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会议在6月28日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对中央的决定最终投了赞成票，但其内心深处仍主张南下。这时他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损耗，人、枪比四方面军少，便野心勃发，提出要解决一、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央拒绝了。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指出，红军应由中央统一领导，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会议期间，张国焘对会下的活动更为关注。他曾表示要拨兵给彭德怀和聂荣臻，还派秘书给彭德怀送了几斤牛肉干和几斤大米，以及二三百元钱。这种非正常的活动引起了彭德怀以及一方面军其他同志的注意。
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后，在一个教堂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宣传他自己的主张。6月3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7月1日再电党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这是再次提出组织问题，即向中央摊牌要求给予更高职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此时毛泽东对张国煮仍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放弃最后的努力。毛泽东不仅对张国焘如此，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都采取了团结、爱护、信任的态度。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曾大搞错误的“肃反”，1931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他还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伤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例如曾中生因与张国焘有不同意见而被长期关押，他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后，分别给党中央和张国煮写信，要求释放，面见党中央申诉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张国煮扣压了曾中生的信，禁止他同中央见面，后将他秘密杀害。廖承志1933年加入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他因对张国煮推行王明路线不满被打成反革命，被开除党籍。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毛泽东曾给三军团去电，要他们派部队去寻找廖承志。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要萧劲光率领人马去寻找。萧劲光派出一个排去寻找了多半天，但未找到。后来又经周恩来的努力廖承志才得以获救。三军团在长征途中收容了大约有一个排的四方面军掉队的士兵。当时彭德怀觉得，这些同志是掉队被我们收容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北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说，一个也不能带。搞得不和睦，将来不好见面。我们要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会跟我们一道来的。彭德怀听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亲自给这些同志讲了话，宣传了北上抗日的主张。随后就让他们回红四方面军去了。曾深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深知爱护干部、挽救干部的重要性，因此，他耐心地等待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一道回到中央方针上来。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率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从翻越夹金山后，红军一直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行动。这一带是连绵不断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荒原，没有青菜，没有粮食，只有少量的青稞。来自中国南部的战士，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跟着党中央，跟着毛泽东不停地向北走去，寻找新的落脚点。
在艰苦的环境中，党的领导人也和这支队伍中的所有成员一样，缺衣少食。毛泽东自从过了大渡河之后，就很少吃到蔬菜和有油性的东西，甚至连盐也好久没吃到了。一天，在卓克基，西斜的太阳映照着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这是毛泽东在卓克基居住的地方。塔楼前，战士们正围在一起收拾一块猪皮。毛泽东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来见几个战士围在一起忙碌，便问：“你们在搞些什么?”警卫员钟永和说：“主席，我们给您弄了点菜。”当毛泽东听说是猪肉时，便问大家：“哪里来的?群众不在家，你们犯纪律了吧?”原来，警卫战士在土司宫的一个小暗室里发现了一筐带毛的猪皮，他们将猪皮放到小铁桶里煮，然后刮去毛，做成菜。钟永和讲完事情经过后问道：“主席，您吃不吃?”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笑着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大家一听高兴极了，围坐在一起吃了起来。毛泽东一边吃一边开玩笑说：“咱们这算是一次很成功的会餐！”这种官兵一致，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成为鼓舞大家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率部离开卓克基后，踏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栉风沐雨，又翻越了第三座大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在这里，党中央停留了十几天。这期间，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立足未稳，夺取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同日，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7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把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阻挠北上。7月9日，他鼓动其追随者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即改组总司令部，要求让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又致电朱德，要求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这样，张国焘从最初的战略方针之争发展为赤裸裸地要权。党中央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要求。
毛泽东、党中央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同志，对张国焘仍是晓之以理，争取他转变态度。为了解决“组织问题”，统一认识，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会上，周恩来鉴于大敌当前，需团结一致，便主动表示愿将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也表示可以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而毛泽东主张，总政委职位可以让给张国焘，但党中央的职位不能再让。当后来张国焘成立所谓“中央”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这一主张所包含的政治眼光和深远的韬略。后来彭德怀在他所写的自述中这样描述这件事：“当时张国焘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②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这样，7月18日军委公布了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7月21日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并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这是中央在组织上作出的重大让步。
尽管中央作了让步，但张国焘并没有善罢甘休，斗争仍在继续。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即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后来，彭德怀曾提到此事，说三军团的密码本被收缴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毛泽东以及一军团隔绝了。此后，张国焘才率四方面军北上，但已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8月初，胡宗南部从东南方向推进到了平武。红军如按原定路线经松潘北上，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为了摆脱危局，中革军委于8月3日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胡，再向北进入甘南。
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在毛儿盖附近有一个群山环绕的藏族村庄——沙窝。在这里，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固执己见，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同时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提出一方面军领导应检查缺点错误。在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批评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向西南退却的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红军提供作战的后方，而且可以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苏维埃国家领土，鼓舞工农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斗争。决议还针对张国焘破坏红军团结的行动，强调必须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要求再提拔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的多数。同为中共资格最老的党员的毛泽东，与张国焘展开了严肃的面对面的交锋。毛泽东指责张国焘：“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还是作了让步。毛泽东指出，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当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这样，会议经讨论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增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张国焘对毛泽东极为不满，即使在多年后重提这一会议时，仍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这足以说明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实现其野心难以逾越的障碍。
沙窝会议之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于8月20日把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偏僻地区西进的主张。这意味着张国焘与党中央、毛泽东的斗争远未结束。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就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作战行动问题作了讲话。他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他主张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他提出，红军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原，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参加会议的四方面军负责人徐向前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陈昌浩等人均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还为会议作了结论，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他强调，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这种精神与张国焘鼓吹的西进方针是完全不同的。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会议改变了夏挑战役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由于张国焘坚持西进(或南下)的主张，迫使中央在七八月中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这些争论，统一党内的认识。而在这两个月中，蒋介石得知红军已到达毛儿盖并有北上的意图，便调动30万大军，布置了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只是由于他判断红军不会从草地北上，所以未在草地一线部署重兵。而毛泽东提出的经过草地北上至陕甘的主张，再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被他认为是不可能通过的地方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毛泽东开完毛儿盖会议之后，于8月21日与右路军一起踏上了人迹罕至的川西北草原。
川西北大草原，实际上是一片大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极为恶劣，时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每年5月至9月，是这一地区的雨季。红军过草地时已是8月。8月的草地鲜花盛开，但鲜花下面的水草地却处处是危险，稍不留神陷入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这种极其险恶的自然条件使人类的脚步很少光顾此间。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薛岳在《剿“匪”纪实》中就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但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战术的指挥者，他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走出草地。
在大部队向草地行军之前，8月17日清晨，一军团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突然接到通知，要该团担任进入草地的先遣团，要他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领受任务。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还是生平第一次。
在毛儿盖，毛泽东与周恩来住在一起，住的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杨成武找到毛泽东后，毛泽东对他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毛泽东原想让六团担任过草地的先头部队，但试了一下，没有奏效。毛泽东分析了六团未能奏效的三个原因，这就是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加上国民党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伏击。
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稍顿了一下，毛泽东又指着地图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托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他说到这里，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道：“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毛泽东又详细地告诉杨成武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他说，草地看不见人烟，连树林也没有，行人走过，有时水可浸到膝盖边，夜间寒冷多雨露，就是白天，也气候多变，忽而烈日，忽而阴天，有时飘来雨雪，必须作好最坏的打算……然后，他又具体指示解决困难的办法。说完这些，他又强调说：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毛泽东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资准备情况。当他听说部队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当向导时，便着急地问：“路上走不动怎么办?”杨成武说已准备了8个同志用担架拾着他。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好！要告诉拾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他还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由于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红四团，因此毛泽东又特别嘱咐杨成武必须搞好团结，指出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标志。
红四团不负重托，探寻出一条经草地北上的路线。随后，主力部队开始踏上了茫茫草地。
在处处隐藏着死亡危险的草地，红军战士不仅要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向人体的极限挑战。红军战士要以惊人的毅力，战胜饥饿、寒冷、疲劳等困难。萧劲光曾在回忆录中说，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毛泽东1936年时曾对斯诺说，那时红军中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意思是说为了弄到一点吃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准备过草地时，红军从藏民的地里收割了一些青稞和萝卜之类的蔬菜。毛泽东幽默地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战士们在过草地时只能吃点青稞粉、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以极端虚弱的身体去战胜极端险恶的自然条件，这在人类生存史上也是一幕少有的悲壮之歌！
毛泽东在草地行军中也和平时一样，白天到了宿营地从不休息，不是开会就是到部队中去。一天，战士们在草地露营点燃了篝火，许多人围在一起谈笑、歌唱。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和油布往地上一垫就坐下了。彭德怀请毛泽东为大家讲故事。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生动地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部队作战的经历，给战士们以精神上的鼓励。
在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和战士同甘共苦。晚上露天宿营，白天同样忍饥挨饿。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依然充满革命信心，官兵一致，团结互助。一次，一个战士临终前，请卫生员把部队发给重病号的二指宽的马肉转交给毛泽东，并请警卫班的其他同志照顾好毛泽东。毛泽东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无情的水草地吞噬了多少战士的生命。但红军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草地，战胜了自我。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
8月24日，中央在过草地的途中致电张国焘，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力陈中央方针的正确性，令其率部队向班佑一线运动，与右路军并肩东进。徐向前、陈昌浩也连电告知张国焘，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
8月26日，有路军到达巴西地区。从巴西到甘南，需经包座。中央、毛泽东决定攻打包座。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四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战斗于8月29日开始，30日结束。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创造了条件。
在攻打包座战斗进行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提出抓住有利战机，北出甘南。中央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进去，可以有把握地战胜胡宗南部。
但是，这时仍不见张国焘的动静。毛泽东便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赶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然后，又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指出左路军如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再次要他带部队过草地北上。同时，还令一个团的部队筹集粮食，做好迎接左路军的准备。
这时，蒋介石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的电报，得知红军已经草地到巴西，并已突破设在包座的防线，大为震惊。为阻止红军行动，他下令新编十四师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又让胡宗南回甘肃；然后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做好堵截红军的准备。
大敌当前，如再迟疑，必将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不能不着急。然而，大敌当前，毛泽东又必须团结同志，集中兵力北上抗日。毛泽东不能不以最大的耐心等待张国焘的回音。
可是，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意外的消息。9月3日，张国焘终于有了回音。他致电中央，以葛曲河水上涨给左路军带来种种不便为借口，不按中央的计划行进。他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又发出电报，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时，右路军前锋一军团于9月4日从巴西北上，5日到达俄界。这段时间中央几乎天天开会，希望能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前敌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军在巴西，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与前敌总指挥部住一处，周恩来、王稼祥同三军团驻扎在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左右的牙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同陈昌浩、徐向前进行了多次商谈。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说“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下为下策。”但张国焘旋即来电命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回电后，拿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马上去找张闻天、博古。当晚，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随右路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非正式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北上。会后，即将此电发给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9月9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陈昌浩接到电报后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同意南下，但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只好表示南下。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张国焘不仅不听从中央的耐心说服，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反而又在9日致电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在接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当毛泽东翻过夹金山和张国焘会面时，也许没有料到他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以过人的机智与果断决定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为寻求脱身之计、他立即到徐向前、陈昌浩那里商谈行动方针。他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没再说别的，只是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了。
毛泽东又来到陈昌浩处，陈昌浩告诉毛泽东，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还须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商量。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养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同周、王开个会吧。这样，毛泽东从陈昌浩控制的前敌指挥部中抽身而出，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的牙弄，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会议决定，为了贯彻中央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领一、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学校迅速转移，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合同志书》。
为了给部队行动打掩护，毛泽东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部队要南下过草地。需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部队在10日天一亮去筹粮。10日凌晨2时，叶剑英率一方面军的同志悄悄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并带走了甘肃省地图，
毛泽东与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定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一、三军团出发后，徐向前、陈昌浩大为吃惊。陈昌浩问徐向前，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进行“劝说”。李特骑马追来，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泽东劝阻他，他就大吵大闹。毛泽东邀他到旁边的一所教堂里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定的。但李特不听劝告，要强拉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毛泽东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毛泽东最后还对李特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的。伍修权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当时有些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泽东却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就这样，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回班佑去了。毛泽东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随部队通过一座木桥走过了巴西河，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过巴西河的当天，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毛泽东对张国焘再次表现了高度的忍耐。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以避免红军的分裂，共同北上，9月11日，一、三军团在俄界会合后，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而张国焘在第二天复电仍反对北上，主张南下，首先赤化四川。9月12日，中央根据8月以来与张国焘的争论，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当时，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十分愤慨，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不管张国焘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然要坚持两河口既定的北上抗日的亚确方针，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对毛泽东主张保留张国焘党籍一事予以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既坚持原则性，又恰当地保持了灵活性。②
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毛泽东所着眼的决不是张国焘一个人，而是整个四方面军。他对四方面军始终抱有信心，相信他们终究会北上的。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会议还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的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在此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再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南下命令，服从中央电令，转而北上。但张国焘却置之不理，并在左路军中大肆进行活动，在部队中攻击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他在阿坝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与俄界会议唱对台戏，并在会上组织人马围攻朱德。9月15日，他提出一个《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0月5日，他在卓木碉成立了所谓的“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他以“中央”的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12月5日，张国煮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事已至此，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公布于众。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到1936年二三月间，四方面军已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约4万人。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失败了。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建立了根据地。现实的教育使广大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逐渐觉醒，认识到北上是正确的。在距两河口会议近一年的时间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了。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明确决定了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曾说过，他们会重新回来的。一年后，他们终于回来了。
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斗争艺术。首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长期的、反反复复的、不厌其烦的耐心说服和教育，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二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坚持北上的基本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对于一些具体的事情或人事安排则可以灵活掌握，适当让步。三是把坚持错误的个别人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区分开来，保障了红军的团结。四是重在分析错误，不急于做组织处理。这种斗争方式，一反遵义会议之前，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成为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典范。
南下北上之争告一段落，毛泽东率红军战士踏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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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宏毅(实习)）
第一章 奠基西北 (3)
张树军 雷国珍 高新民
2010年12月08日14:4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一章 奠基西北 (3)--中国共产党新闻
连载：《毛泽东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 张树军 雷国珍 高新民/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
三奠基礼
俄界会议后，在萧瑟秋风中，毛泽东于9月l 3日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俄界，又挥师北上了。
红军向甘南进军，必须经过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迭县东北，眠县以南。从北面的达拉梁到南面的白龙江，有一条30多公里长的峡谷，叫腊子沟。沟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从下往上斜视山口只有30多米宽，又像是一道用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巍峨对峙，沟底一条终年流水的腊子河，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旋涡，无法徒涉。河上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山连在一起。要过腊子口，只有经此小桥，舍此无他路可以选择。敌人在桥东头顶端悬崖上筑有好几个碉堡，有一个机枪排把守。口子后面有一个三角形的谷地，也筑有不少工事。腊子口后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白雪，山脉纵横。敌3个团的兵力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如此天险又配以重兵，构成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毛泽东决定攻打天险腊子口。
9月15日黄昏，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通知，要他们在三日之内夺取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的敌人。9月16日，彭德怀接到毛泽东、聂荣臻和林彪联名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消灭腊子口之守敌。随后，一军团的几个主要指挥员赶往二师，同师及四团领导研究攻打腊子口的部署。毛泽东在朵里寺等候消息。
四团在奔往腊子口的路亡，以强行军速度赶路，还打了两次遭遇战。身经百战、屡战屡胜的红四团，以两面出击，即以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向敌发起进攻。鉴于战斗事关重大，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都在战斗打响前亲临前沿指挥所察看地形，作具体部署。战斗激烈进行中，毛泽东和军团首长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询问突击部队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正面突击的战士以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勇猛向敌进攻，掩护迂回部队攀登。迂回部队机智灵活，登上了常人认为无法登上的悬崖峭壁，然后自上而下向敌进攻。在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下，终于在9月17日凌晨将敌军击溃，占领了天险腊子口。残敌向岷州方向逃去。红军部队乘胜追击，在大草滩歼灭了敌人，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盐。这对于刚走出草地尚未休整好的红军部队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四团的侦察连在大草滩歼敌后，连夜插向岷州，占领了岷州城东关。甘肃之敌大为震动，以为红军一定会攻打岷州城。但毛泽东又一次出敌不意，要红军挥兵东去，奔向哈达铺。
毛泽东随着滚滚铁流般的红军队伍穿过了腊子口，来到了大刺山。这是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高山，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连日来，毛泽东的心情甚好。他吃着这一带回民烙的锅盔(烧饼)赞不绝口。现在，他又登上了山顶。他回首遥看千里岷山，只见白雪皑皑，重峦叠嶂；俯首前看，却见无边田野，黄绿相间，丰收在即。他想起近一年前，红军离开瑞金，跨过于都河时，也是秋收时节，心中颇多感慨。后来他曾描述那时的心情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③的确，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指挥红军千里转战，战胜了来自敌人的、大自然的、党内的无数艰难险阻，现在终于越过了岷山，把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困死于雪山草地的幻想彻底击碎了，长征胜利在即，真正是柳暗花明了。这种久已不，见的喜悦、开朗的心情化作一股诗情，使他在越过眠山不久便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哈达铺。
在部队进击哈达铺之前，聂荣臻曾向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和指导员布置任务，要他们到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毛泽东这时也在场，他说：“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毛泽东一生酷爱看书报，但在雪山草地却无法搞到报纸。当走出草地之后，他想方设法要弄些书报来看。他的期望没有落空。战士们搞到了载有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的报纸。聂荣臻看后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毛泽东看了报纸后，满脸笑容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
一年来红军一直在为寻找新的落脚点而奔波。毛泽东提出到陕甘建立根据地，但具体在什么地方，他并不很清楚。而国民党的报纸使他找到了具体的地点——陕北。
随后，红军来到了哈达铺。毛泽东住在一家中药铺子里。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整编为3个纵队，共8000多人。9月22日，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进会场，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毛泽东挥挥手要大家坐下，然后，笑笑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的讲话，使会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稍稍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估计形势。他介绍情况说，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他还说，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毛泽东在分析形势时还谈到四方面军和张国焘。他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毛泽东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在这种时刻，毛泽东怀念起多年共同奋战的战友。他说，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毛泽东接着又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8000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并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举起一个指头，笑着说：现在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松潘地区，我们是没收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和购买藏民的粮食，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款为主、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纪律。
毛泽东号召大家：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毛泽东挥舞着拳头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陕甘支队在听取了毛泽东极富鼓动性的讲演后的第二天，就离开了哈达铺，向黄土高原行进。部队渡过了渭河，又攻占了渭河之滨的陇西。一天，部队正在继续前进，忽听前方传来了机枪声。这时毛泽东和中央直属纵队的同志赶来了。毛泽东看看远方，又仔细听了听远处传来的枪声。不一会儿，在急骤的枪炮声中，可以听出哪是步枪、机枪声，哪是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了。毛泽东十分镇静，仿佛登临一个风景点，正在欣赏周围的山山水水。一会儿，彭德怀走了过去，问道：“主席，你看怎么样?”毛泽东笑笑，说：“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样的。”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军的小部队才放几枪，敌人的枪炮声顿时停住了，两翼刚才噼噼啪啪打得正起劲的声音，几乎同时哑了。
“毛主席真是料敌如神啊！”战士们一边走着，一边盛赞着。
摆脱敌人后，陕甘支队于9月27日占领榜罗镇。在这里，红军得到了许多报刊，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方侵略的罪行材料，进一步获悉了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接着，为使中央精神贯彻到全军，又召开了全支队连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的严重性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阐明了北方可能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认为要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迅速抵达陕北集中，提出要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红军干部们在露天风雨中聆听着毛泽东激动人心的号召：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达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户国革命的精华所在，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毛泽东的讲话中所蕴含的革命信心和力量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使大家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忘却了风雨带来的寒冷。
会后，各部队把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迅速传达到全体战士中。经过短暂的休整和动员，陕甘支队于9月29日离开榜罗镇，向陕北方向前进。10月初，部队穿过西兰公路，随后又通过了平(凉)、固(原)公路，来到六盘山脚下。
六盘山山脉地跨宁夏、陕西两省，南连秦岭，北濒大河，绵延200里，陡峭峥嵘。西兰公路沿六盘山盘旋而上。六盘山是六盘山山脉的主峰，是红军到陕北前攀登的最后一座高山险峰。进入六盘山地界，风土民情便不同，到处是连成片的黄土。这里的沟沟壑壑，山川河流，无一不是黄色的。惟有六盘山上长满了青草。此后，黄土高原便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的基地。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战士一起翻越六盘山。快到山顶时，警卫员陈昌奉昏倒了，毛泽东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毛泽东站在雨中，遒劲的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衣，山顶上红旗招展，宣传鼓动的呼声此起彼伏。山顶山下，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犹如铁流，正向陕北方向开去。毛泽东望着巍峨的六盘山，望着英勇顽强、久经考验的红军战士，心中吟诵着又一首长征的颂歌《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充满了革命豪情与乐观精神。而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正如这首词所昭示的那样，只要掌握住“长缨”，必定能缚住“苍龙”，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北进途中，红军几次和敌骑兵遭遇。10月7日，部队过了六盘山后，在青石嘴又发现了敌人的两个骑兵连。毛泽东与一纵队的林彪、聂荣臻、左权，都在山头观察敌情。毛泽东决定要打一下敌兵。他把一大队的杨得志、萧华，四大队的王开湘、杨成武，五大队的张振山、赖传珠召集来，向他们部署战斗任务。毛泽东指着远方说：“都看到了吧，隘口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的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
这时毛泽东转过身来，从警卫员手中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几块，一边问：都还没吃午饭吧?大家点点头。毛泽东爽朗地笑笑，说：“那好，分而食之，打下了青石嘴，再吃好饭！”说完笑着将饼子分给了大家。
毛泽东一边嚼着饼一边说：“一定要消灭他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然后，他又转过脸来，看着杨成武与王开湘，说：“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猛，要狠！”最后，毛泽东说，交代完毕，分头执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
战斗很快结束了。红军歼灭和俘虏了敌人两个骑兵连，缴获100多匹马和10多辆马车的子弹、军衣。红军用这些缴获的马匹建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连。
在向陕北进军的途中，不时可以看到陕北红军写在墙壁上的标语。这表明，离陕北根据地越来越近了。
一天，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在一座土山上休息，突然发现山下小路上几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原来他们是陕北红军派来给毛泽东送信的。毛泽东看完信，立刻向他们走来，并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这时，山上山下集中了不少的部队临时在这里休息。毛泽东大步走到战士中间，举起手兴奋地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派同志接我们来了！”霎那间，掌声、笑声、喊声震撼了山川。
10月17日，毛泽东随同部队行进到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因为老爷山上的鸡鸣，陕甘宁三省都能听到，所以当地人又称之为“鸡鸣三省”的山。下山后，到达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岭上有一块高大的界碑，正面刻着“分水岭”三个大字，作为甘肃、陕西两省的分界线。毛泽东一面看碑后边的文字，一面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志说：“从你们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啦!”
10月19日中午，陕甘支队一纵队先期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只见镇内墙壁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刘志丹”等标语。说明已到达陕北根据地了。但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了，纷纷上山逃避，只有几位老人在镇里。当他们看到红军战士放下背包打扫卫生，并且在墙壁上张贴各种标语，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时，这才确信是红军来了。于是那些老人找回了一些群众，很快当地的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也来了。红军与地方党组织接上了头。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终于跨进了家门，来到了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住进镇东北面半山坡上的新窑院里。
此时，国民党的马鸿逵、毛炳文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也尾追不舍，跟进了陕北，向吴起镇扑来。
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要聂荣臻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再下决心。傍晚，聂荣臻回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聂荣臻说，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当天晚上，在新窑院山坡下一座大窑洞里，召开了支队干部会议。由于部队长途跋涉，十分疲劳，毛泽东鼓励大家说：红军疲劳，敌军更疲劳，红军回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根据这些条件，决定在这里打一仗。毛泽东还说，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他决定，10月21日早晨出击。
20日上午，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就如何打好这一仗进行了具体部署。随后，毛泽东为各纵队拟写了电报指示，彭德怀上山仔细察看了地形。
21日凌晨，晓月尚未褪去，星光还在闪烁，毛泽东就离开了居住的新窑院，跨过洛河，踏着黄土路登上了吴起镇相对的大峁梁。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在一棵杜梨树下构筑了简单的工事，设下前沿指挥所。毛泽东在树下又召集一部分干部开会，反复说明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要求一定打好这一仗。会后，他对陈昌奉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
此时，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部队已在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做好伏击准备。待到敌军行至红军的伏击圈内时，遭到了红军的迎头痛击。两个多小时以后，敌三十五师骑兵团被歼灭，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被击溃。敌骑兵被挡在了家门外。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巡视了战场，兴奋地讲道，步兵打骑兵，这是个创举啊！他以充满喜悦的心情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沟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看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将原诗还赠给毛泽东。
大峁梁“切尾巴”战斗再次体现了毛泽东敢于与强敌战斗的精神，为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合献上了一份礼品。
“切尾巴”战斗标志着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了。从此红军有了新的根据地，中国革命将展开新的一页。为了研究和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为了使中央确认和批准榜罗镇会议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切尾巴”之战结束后，于10月22日召开了到达陕北后的首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对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意见。他说，自俄界出发已走了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击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敌人的“围剿”正在准备，我们的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对陕甘支队的同志应提出保卫陕北根据地的口号，进行广大的解释，使他们了解根据地情形，与根据地亲密起来。对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同志，应使之了解现在敌人的“围剿”与过去不同，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在这里，就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大家应努力打破敌人对我们新的“围剿”。对这里的群众，应进行深入的动员，避免像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围剿”那样因对群众动员不够而发生手忙脚乱的现象。
毛泽东在谈到粉碎“围剿”的有利形势时，分析了国际国内总的革命形势，指出现在正是革命和战争的转变时期。在世界上帝国主义到处冲突，阿比西尼亚闹得非常凶。苏联的强大，使以前的许多敌对国家倾向与苏联友好。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正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也急需革命。他认为，这些都是粉碎“围剿”的客观条件。接着，他又指出，要粉碎“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没有好的领导，“围剿”是不能粉碎的。他认为，要做好领导工作，首先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其次是加强后方工作。他强调，财政经济问题关系战争前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以前党和苏维埃从事群众工作的人员应准备去作地方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目前作战方针，即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部队，做群众工作。发展方向，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以后，可向东。他指出，大的方向是陕甘，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央确立陕北根据地的过程。他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与苏联发生联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观念是没有的。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消息，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根据地与红军，所以决定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根据地来领导全国革命。
张闻天、博古、彭德怀、邓发、李富春、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等人纷纷发言，赞同毛泽东上述意见。毛泽东为会议作了结论。他宣布，完结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他在分析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指出我们不但有陕北的红军与群众，而且还有全世界全中国的帮助。最后，他指出，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这三件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对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加强，群众组织的加强，是非常重要的。粉碎“围剿”的工作，在动员群众方面主要是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正确的方针，需要我们一致努力去实现。
这样，毛泽东凭借他多年领导根据地工作、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之时就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目标，为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确立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和目前的具体政策、任务，使全党全军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尔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在刚踏进陕北土地时提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口号及各项政策是具有远见而又切实可行的。
此后，毛泽东及党中央为落实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的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陕北根据地正处于危机之中。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推行王明“左”倾错误，从1935年7月开始搞错误的“肃反”运动，把刘志丹等原陕甘边和陕北工农民主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逮捕，同时，在土地革命和军事策略等重大问题上也推行“左”的错误政策，给陕北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种错误如不制止，陕北根据地将会出现严重危机。而这种危机早在一年多以前在中央苏区就曾出现过，其结局便是使红军被迫进行长达一年之久的战略大转移。当这种大转移最终落脚于陕北时，却遇到了在中央苏区早已出现过的情况。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未曾预料到的。
毛泽东到吴起镇后，和张闻天、刘少奇、杨尚昆等听取了赤安县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陕甘边特委龚逢春的汇报，了解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的发展以及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也听取了关于“肃反”和逮捕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郭宝珊、高岗等人的情况汇报，毛泽东说，我们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们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战斗力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要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决定，派人先行到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驻地下寺湾，进一步了解“肃反”情况，制止“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党中央、毛泽东派贾拓夫、李维汉作为先遣队去寻找刘志丹与陕北红军。他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西北代表团、陕甘晋省委从瓦窑堡派来迎接党中央的郭洪涛等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向郭洪涛等人详细询问了陕北“肃反”以及逮捕刘志丹等人的情况，证实了在吴起镇了解的情况，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毛泽东极为重视这一问题。10月24日，中央到达下寺湾后，立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撤销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周恩来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张云逸任参谋长；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陕北省委、陕甘边省委，成立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承认陕甘边和陕北工农民主政府等等。同时，决定瓦窑堡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些措施为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中央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3人带1部电台和1个排的兵力，先期到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王首道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合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
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又决定组成以董必武为首的解决“肃反”问题的五人小组。在经过全面调查研究之后，推倒了强加给刘志丹等人的莫须有的罪名，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11月11日，为这些同志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经过大量的工作，根据地又出现了新的生机。
毛泽东、党中央在下寺湾作出一系列决策，纠正陕北根据地“左”倾错误的同时，决定党中央兵分两路，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率中央机关先行赴瓦窑堡，即刻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部队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协同作战，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进攻。在作出这一决定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就踏上了行军的路程。
11月初的陕北，已是雪花飘飘，寒气袭人。长征过来的战士，大多还衣衫单薄，草鞋覆足。但由于经过长途跋涉刚到新的根据地，大家依然斗志高昂，热切地期盼着能早日与陕北红军会合。
经连日行军，毛泽东等人来到了甘泉县道佐铺镇史家湾。随后他们前往红十五军团设在道佐铺的总部，会见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当时，红十五军团刚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胜利不久，正在攻打张村驿。军团长徐海东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忽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了7匹快马，送来了程子华给徐海东的信，告诉他毛泽东今天下午到司令部来，请他速回军团部驻地。
徐海东接到信后十分激动，立刻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然后快马加鞭往回奔。从张村驿到军团部约135里，中间还要翻越两座山，但他心急如火，一路飞奔，只用3个小时就到了。待他赶到司令部时，身上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了。在司令部里，程子华向毛泽东介绍了徐海东，毛泽东向他伸出手来，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向徐海东、程子华询问了部队的情况，也问到同志们吃和穿的情况。他们回答之后，毛泽东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问道：“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十五军团的同志把敌人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毛泽东看着地图，又问：“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徐海东、程子华报告后，毛泽东折起地图，亲切地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徐海东临动身去前线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由于几年来十五军团的交通联络都是原始工具，没用过电台，因而徐海东说：“我不会用它。”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不要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人员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徐海东回到了前线，立刻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到来的消息传达下去，转告了毛泽东对大家的问候。部队情绪沸腾起来。这个问：“毛主席什么时候来这里?”那个问：“哪天能看见毛主席?”徐海东说：“打下张村驿，大家一块去见毛主席!”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向毛泽东发了电报，报告了胜利。这是他当指挥员以来发的第一封电报。当天，毛泽东回了电报，向参战的同志问候。
张村驿战斗之后，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了。11月3日，毛泽东、党中央根据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以后的新情况，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恢复为红一军团，实际上是原红一、三军团合并，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这为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基地进一步作了组织上的调整。
两支部队会合后，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加强部队的团结合作，11月6日，毛泽东在甘泉县南35华里的象鼻子湾村前的一片树林里，顶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对中央直属纵队作了重要讲话。他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悲观情绪都是要不得的。他还特别强调与陕北红军的团结，教育大家要自觉遵守纪律，爱护陕北人民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他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经过长期奔波尚未休整好的红军战士，使这些来自南方，在身体、生活习惯上尚未适应黄土高原生活的战士获得了新的力量。
11月9日，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人先后走进会场。毛泽东在会上全面阐述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首先说：“同志们，辛苦了！”引起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说：“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2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会场上一片欢呼声、口号声。他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在12个月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由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与奇迹，它说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的。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约2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从江西、福建出发，一路行军一路宣传，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求解放。我们在长征中还严格遵守纪律，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要自觉遵守纪律，爱护陕北人民的一草一木。长征是播种机，播撒了许多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毛泽东又打着手势说：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10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当万。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在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
毛泽东以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把长征的伟大意义和今后的任务摆在了全军面前，调动起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情绪，为全党、全军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作了思想上的动员、准备工作。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敌人以5个师组织新的进攻，东边1个师沿洛川、●县大道北上；西边4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县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以迎头痛击。
毛泽东召集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首长到象鼻子湾军委总部开会，研究制定宜罗镇战役计划。确定的作战原则是：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后续部队；同时，以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继续围困甘泉，以另一个团在羊泉镇地区配合游击队积极活动，牵制●县、中部之敌，阻敌西援，以保证直罗镇胜利歼敌。
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又召集了两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自动员，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会上详尽地分析了敌情，讲解了我军的打法。他援引《水浒》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王教头的故事，风趣地说：林冲打王教头，不是先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他反复强调，全体同志要互相团结，同心协力，共同打击敌人。周恩来要求参战部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去做，争取胜利。彭德怀提出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消灭敌人！
根据敌情，毛泽东决定首先歼灭由合水东进的敌先头部队一○九师。红一军团隐蔽在直罗镇以北的石嘴、凤凰头地区，红十五军团隐蔽在直罗镇东南的张村驿地区，并以一个连诱敌进攻。
11月18日，毛泽东组织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团以上的干部在张村驿会合，前往直罗镇去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直罗镇是个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镇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镇北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红军指挥员们把几十架望远镜举在眼上，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房屋，都是指挥员们观察研究的对象。大家认为，把敌人放进直罗镇打，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毛泽东说，直罗镇是个好地方，我们要的是歼灭战。
11月20日下午，敌一○九师推进到直罗镇附近，与红军担任诱敌任务的连队接触。该连且战且退，敌误以为红军败退，遂进入直罗镇，并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全师杀猪宰羊，庆贺“胜利”。
当晚，毛泽东下达了命令。按照事先确定的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吴家台北端高地几孔破窑洞附近。毛泽东就在这里直接观察战斗情况，指挥战斗。战斗打响前，毛泽东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打响后，一军团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毛泽东再次指示：这个仗一定要打好！你们二师突击到直罗镇时要很好协同十五军团作战，彭德怀跟十五军团行动，要特别注意同他联系，要加强团结和协作。毛泽东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战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南北两路红军犹如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来。敌一○九师大部被歼灭，该师师长牛元峰带1个多营逃到镇东头的小寨子里，负隅顽抗，后来在等待援军无望的情况下突围逃跑，被十五军团彻底消灭。
在解决了直罗镇之敌后，一军团回师北进，欲消灭黑水寺的敌一○六师。但一○六师得知一○九师被歼后，立即逃跑。毛泽东命聂荣臻率一军团追击，一军团不顾雪大路滑，跟踪追击，在太白镇附近消灭了该师1个团。毛泽东要聂荣臻在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并捎话，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我们俘虏的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后因该师师长沈克态度不明朗，毛泽东认为与之谈判再谈无益，便让一军团从太白镇撤回了。
整个直罗镇战役取得了重大战果：敌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共俘虏敌人5300多名，打死打伤敌10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对于俘虏的敌人，在进行教育之后，将他们放回去了，这对于日后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作用。
直罗镇战役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作战意图。毛泽东一贯主张打歼灭战。他认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直罗镇战役也是如此。敌一○九师全师的覆灭和一○六师一个团的被歼，彻底打乱了敌军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一○八师、一一一师退回了甘肃，一一七师退出了●县。敌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以失败而告终，陕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因此可以说，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善于指挥歼灭战的又一范例。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教堂里召开了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阐述了直罗镇战役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直罗镇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他分析了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是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是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三是战斗准备的充足；四是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是造成胜利的原因，今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他还说，中央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和“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已经完满地实现了。
毛泽东还分析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与下次胜利的关系，指出由于胜利，最后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他强调时间与地区对于红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准备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
毛泽东以他善于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语言详尽地说明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次胜利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得到进一步加强，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巩固苏区，猛烈地扩大苏区。我们的胜利还告诉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我们不准许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与全国，不准许国民党卖国到底的。全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五省与海边各省的人民，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威胁之下，正在国民党用刺刀、用鞭子、用欺骗宣传强迫去当亡国奴而没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我们把捷报发出去，你道他们听了高兴不高兴?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还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并且有助于国际反帝国主义战争。
毛泽东生动的语言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精神振奋，热血沸腾。接着，他又分析了当前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指出世界时局与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和中国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有良好的阵地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向前发展着。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新任务就是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并粉碎之，开辟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内，到那时将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把抗日战争掀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总的任务。然后，他还就发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军的具体任务谈了一些计划。最后他强调，只要我们的同志拿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伟大的胜利是我们的。
毛泽东的讲话对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了总结，表明通过直罗镇战役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上反对敌人“围剿”的问题，表明中央奠基陕北的任务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革命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毛泽东在东村教堂举行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天，电告张闻天：我或于数日后回后方一行。12月13日，毛泽东顺利抵达瓦窑堡，他于深夜电告彭德怀：我们已到瓦窑堡。此后，他在这里居住了6个多月，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导演了政治的、军事的一幕幕精彩活剧。
（责任编辑：程宏毅(实习)）
海军最先进消磁站为我139号驱逐舰消磁
这是某大型驱逐舰首次消磁，也是该站第35次为舰艇消磁。
据中国军网报道：军舰受地球磁力和机器运转、海水拍打等内外力作用下，逐渐形成磁性，这对军舰而言是致命的威胁。而舰艇消磁就是使这种威胁降到最低的一种重要措施。
10月21日，记者走近上海保障基地某消磁站，目击了该消磁站为某大型驱逐舰首次消磁的全过程。这个消磁站为目前海军组建时间最短、自动化程度最高、消磁功能最全、消磁周期最短的消磁站。组建3年来，已经为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潜艇等18型35艘次舰、潜艇实施过测、消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综合消磁体系。（中国军事图片中心“见证”特稿 江山 周国梁 石中奇 摄影报道） （ 来源: 中国军网 | 责任编辑: 巩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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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舰导弹的33双眼睛：数百公里射程实时掌控
2011年10月26日 08:47:07 来源： 解放军报
晨曦中，某海域浪高雾浓。仲秋时节，东海舰队某快艇支队一场实兵对抗演练展开。
尽管在浓雾和海浪掩护下，“敌”舰与大海融为一体，但对抗开始不久，综合信息系统就迅速将其“揪”了出来，并及时将目标参数传到某导弹艇导弹发射兵陆体华操作的控制台上：方位、距离、坐标、舰型大小、目标战术特征一目了然。
茫茫大海，两舰相距数百公里，信息从何而来？面对记者的疑问，陆体华自豪地说：“此刻，指挥部所有的侦察力量都在为我服务，舰载雷达、观通站、预警机乃至侦察卫星……算起来我长了33双‘眼睛’哩！”
“信息化作战‘发现即摧毁’，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较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做到及时准确发现目标。”支队长章岳兴对记者说，“海天间10余种侦察装备、几十个侦察要素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情报网，这些侦察设备通过信息系统，把各类情报实时传送到导弹发射手的信息处理平台上，为精确快速打击提供支撑。”
随着上级一声令下，导弹拖着尾焰呼啸而出。然而就在这时，“敌”舰发射了干扰弹，目标海域内同时出现3个目标！
若导弹一击不中，“敌”火力反制将尾随而来。危急时刻，陆体华重新通过中继制导修正诸元。
特性相似的假目标虽然可以骗过导弹雷达，却在多种侦察手段提供的目标形状、体积、航速、温度、声音等复合情报面前露出了马脚。全方位、多角度的情报信息重新为导弹提供了正确的目标指引。
演练如火如荼，导弹艇高速机动，情报信息一路不断，“敌”我双方态势以及各个目标的情况清晰显示。
“编队在动，我的‘眼睛’也在动。”陆体华介绍说，完善的侦察网不但能在固定地域实施静态侦察，还能在舰艇机动中进行情报保障；不仅能实时掌握目标信息，同时还能准确感知周边海域的威胁。
“轰！”说话间，导弹抵达目标海域，准确命中。（《解放军报》/叶文勇杨宗汝解放军报记者尹航）
毛泽东有哪"三大志愿" 却又为何不能如愿？
孟庆春
2011年10月26日08:2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有哪"三大志愿" 却又为何不能如愿？--中国共产党新闻
进入连载《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0月26日电近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孟庆春编著的《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一书。本书以客观翔实的材料，对毛泽东实现人生辉煌的关键节点及他有怎样的未了心愿，作了生动的记述和剖析。他的人生辉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他的未了心愿，丰富了他人生的色彩，亦给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绪。
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有"三大志愿" 但他所处的地位和客观条件而未能如愿
毛泽东的志愿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紧密相关的，一类是具有个人色彩的志愿和想法。越到晚年，他谈论志愿的兴趣也越大，仿佛是以此来抒解心中的遗憾。作为一名耄耋老人，他深知自己来日不多，但他雄心不老，正像他非常欣赏的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毛泽东始终是个“壮心不已”的人。从他谈到的许多志愿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志在千里”的“壮心”在跳动。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从毛泽东志愿的第一类来说，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经济发展战略口号，即在阶级矛盾解决后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们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由此，党和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就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必须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知识。
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进而沟通自己同中国社会实际的联系。
我们先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一个志愿。
当年，在中央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毛泽东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而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再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走得扎实，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责任编辑：孙琳）
建国后，情况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例如：抗美援朝，证明美帝国主义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三年时间。尔后，他身居红墙内，差不多听不到直接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大多数情况下基本是靠听汇报发文件的。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所以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放弃出去走走的机会。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儿。然而，经济建设有着它特殊的规律；而在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之初就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毛泽东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为扭转我国经济建设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而1958年则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他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三顾茅庐看出铁；他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关心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这样，人民群众又看到了毛泽东的高大身影。通过观察，毛泽东注意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倾向。他怀疑：水稻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面对玉米亩产2000斤的保证，毛泽东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他深信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香。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时，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其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三点，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七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
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开得民主，大家反映：“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一笔账。
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关系。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我们再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二个志愿。
毛泽东打算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两岸。这个志愿毛泽东由来已久。特别是对黄河，毛泽东怀有很深很深的感情。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夕，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章《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句，说的就是黄河。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又专门去看黄河。他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他无限深情地说：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1948年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毛泽东又一次对着咆哮的黄河陷入沉思：“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1952年10月，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视察了黄河。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出巡。视察后，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1959年，毛泽东曾充满深情地这样评价黄河：“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还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视察黄河、长江的事，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略停片刻，又说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人员练骑马，查资料，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历史的等。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跟随他考察黄河。为随时跟着毛泽东出发，这支部队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了好几年。1964年夏天，还把为毛泽东驯养的坐骑运到北戴河，让他骑上走了几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当时还拍了毛泽东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两侧有人簇拥着。
就在这个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决策层也在考虑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可能。毛泽东这时已经没有这种探幽访古的闲情逸致了。这年8月6日，毛泽东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这里说的“行动”指的就是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
1965年，高智乘车由西安到北京时，他按照毛泽东的嘱托，不敢休息，沿路调查，做了详细记录。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在北京，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待的时间短，在延安待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随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又开始了人生历史上新的一搏。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将他的余生全部倾注进了他后来所说的两件事之一--“文化大革命”上。此后，他再也没有提骑马考察黄河的事，骑兵大队也神秘地解散了。
我们最后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三个志愿。
毛泽东在他三个志愿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志愿是：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文革”初期，毛泽东说过“不相信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会有那么大的神通。”这既是毛泽东的自谦，也反映出他尚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成果，所以提出了要写一部书。
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从他如上字句分析，属人生传记类作品），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这些，只能对他自己和后人永远的遗憾了。
总之，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一个志愿，像在红军时期那样对工业、农业和商业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二个志愿，他就可能成为“当代徐霞客”了。毛泽东从小酷爱旅行考察，年轻时曾徒步周游湖南五县。建国后，他可以随时坐火车巡视大江南北，但却没有徒步或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的“自由”。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三个志愿，对后人研究毛泽东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的三个志愿未能实现，这对于他和给后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进入连载《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琳）
毛泽东让世人为之倾倒的八个伟大之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划时代的伟大人物，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光辉思想、高尚人格和伟大风范，不但让中国人民敬仰、心往神追，同时也让世界众多"粉丝"心悦诚服，敬佩之至，五体投地。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白求恩就评价他"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毛泽东缘何让世人为之倾倒？因为他功德盖世、光芒四射、魅力无限、卓然超群。请看他的八个伟大之处：
一是他"依靠人民，为了人民"。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二是他"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毛泽东光明正大，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完全公开个人财产的人，堪称中外执政党领袖彻底"亮晒"家底、廉洁奉公的典范。众所周知，毛泽东有个习惯，从来不摸钱，他的收入为工资和稿费两部分，均由组织和组织安排的专人管理，并记有明细账。他公私分明，哪怕是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员去结账。毛泽东逝世时，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存款及金银珠宝，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遗嘱和一分钱。
三是他"整治腐败，举重若轻"。对贪污腐败，毛泽东嫉恶如仇，建国之初，他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当有人求情时，毛泽东却说，"是要他俩？还是要国家？""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四是他"告别官国，拒绝特权"。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决裂的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他不仅严于律己，更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一言一行都感化和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党的事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是他"自奉俭薄，上善若水"。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到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
六是他"扫黑禁娼，干净彻底"。在建国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毛泽东荡气回肠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1949年11月，一夜之间，北京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而后全国各地相继禁娼，并对妓女成功进行了改造。把她们"由鬼变成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地劳动者，让世界刮目相看。
七他"藐视强权，顶天立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这句惊天动地的话，足以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寒而栗、威风扫地，被西方人认为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强大意志和战斗精神。凡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毛泽东总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从不知屈服、畏惧为何物。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美，毛泽东都硬碰硬。他曾振聋发聩地说："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打！打出一个真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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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他"发愤图强，光复旧物"。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
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位西方学者不无感慨的说："中国获得的外援像金子一样少。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一天比一天强大，60、70年代‘两弹一星'，还有看不见的和不知道的，不能不让我们害怕、恐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向毛泽东的中国靠近，试图找到毛泽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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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缘何让世人为之倾倒？"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和他的为人有关。有哲人说，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日久弥新的精神；毛泽东就是让人永远怀念、更臻醇厚的伟人。毛泽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惊曝神舟十号飞船真正让美国害怕的军事秘密 回复:2 人气:38350 发表于2013-06-21 11:02:31 2013年6月11日17时38分伴随着长征二号F遥十运载火箭巨大的轰鸣声，神舟十号再次踏上了“星空之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1992年实施以来先 后实施了五次无人飞船发射和五次载人航天发射，先后将12名航天员送入太空，成为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三大航天强国！伴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外界舆论关于中 国航天各项工程的军事意义关注甚多也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的泛滥。
中国神舟十号
然而在太空军事化方面美国人却是做的最彻底的，用毛主席的军事哲理来说你有的我也得有的，你没有的我也得有。只有在太空军事化方面与美国实现对等，才能在 未来的大国博弈军事博弈上获得相应的筹码，否则就是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历史罪责。下面我就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行至今所体现的几项军事 意义的项目，以此来庆祝中国载人航天的新伟绩！
一、天链数据中继卫星提升解放军全球全时域作战能力
神舟十号发射在喜悦之后，我们可能忽视了为神舟十号发射提供百分之70时段覆盖测控的两位功臣“天链一号01星”“天链一号02星”中继卫星。
在美军历次作战中有一种卫星必定是首当其冲的使用，就是数据中继卫星。美军作战的大本营一直都是美国本土的司令部，如何遥控指挥远隔万里的各兵种作战 呢？靠普通的通信器材室不可能的，因为地球是圆的无线电信号时呈直线传播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太空的天基数据中继卫星来进行信号数据接力传输才能实现奥巴马总统能在任何时候可以和前线的单兵进行通话甚至视频。
中国神舟十号
这样的事情有两次经典案例：一次是美军在阿富汗部署的捕食者无人机被远隔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的无人机指挥中心通过数据中继卫星遥控指挥捕食者无人机在 阿富汗打掉了恐怖分子的一个重要据点。还有一次就是经典的猎杀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行动。美国高层坐镇大本营，前线特种兵利用头盔摄像机通过中继卫星进行信号传输给奥巴马希拉里直播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猎杀行动。
从这里就看出中继卫星的效能室多么重要。此次神州十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成功主要受益于数据中继卫星的全时空全领域的无缝覆盖的天基测控才得以顺利发射。
在茫茫的太空中也有我国航天的两颗数据中继卫星他们分别是2008年发射的“天链一号01星”和2011年发射的“天链一号02星”他们共同在距离地 球3。6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部署，下个月我国还将发射天链二号01星届时我国将完成数据中继卫星的全球部署结构。这意味着解放军三军部队不论走到世界任 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中继卫星与我们的大本营直接进行语音、数据传输。
为海军部队走向大洋，空军部队走向领土之外作战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亚丁湾护航远离祖国大陆，但是护航三年来我们始终能保持军事通信的畅通就足以说明我军的战略通信能力以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二、天宫一号飞船成中国空间作战司令部
中国神舟十号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兵法》在两千年前先贤就告诉今天的人们什么才是战场的制高点。在现代作战中无论是海战还是空战甚至陆战，都需要一个集信息、 指挥、控制、通信于一体的战场节点。在人类探索战场指挥的过程中我们尝试过很多方式，这些方式在不同时期都发挥了相应的作用，然而时代发展至今这些手段都 不能很好的适应现代战争了。
早在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就发射了多个载人空间站就是礼炮系列空间站，苏联在发展载人空间站时从一开始就定位为军事用途。空间站如何发挥军事用途呢？首先 他可以是天基信息的指挥中枢，可以在太空控制在轨运行的各个军事作用卫星，更好的进行机动变轨进行他们相应的使命作用。同时可以服务国家的战略反导，直接 在太空进行对敌方洲际导弹的监控，在更早的时段内引导陆基反导导弹进行空间拦击。其次可以进行战略侦察，用人来操作各类侦察设备进行侦察，因为人的作用和 反应毕竟比机器要快。
下面一个案例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宇宙空间站的军事用途：
苏联“礼炮”7号对北纬51．6。至南纬51．6。地带的所有围家和地区进行过普查性的照相侦察。该空间站飞行轨道的地面轨迹是每隔两天重复一次，即 每两天就可对同一地区重复拍摄一‘次。通过对同一地区新旧照片的对比，即可发现日标的变化。“和平”号空间站上是否也进行过军事侦察试验？苏联除在“礼 炮”号系列的空间站上进行各种军事试验外，在“和平”号空间站上也进行了类似的试验。l988年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和平”号空间站上的 航天员用一种星战中使用的导弹跟踪传感仪进行了跟踪观察。在这次观察中使用的设备，除照相机外，还有分光仪和多光谱光电传未来的太空战争与“和平”号空间 站正好在同一轨道面上，因此站上的航天员对航天飞机飞行的全过程进行了观察。
以神舟十号为核心的天地往返系统将在三年后的中国空间站建设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发展实战型的空间站是一定要做的。
中国神舟十号
三、远望测量船和平时期的军事战略侦察作用
在此次神舟飞船发射中我国的三艘远望测量船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艘测量船部署在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等不同阵位在飞船发射过程中进行着接力式的航天测控保证神舟飞船的精确入轨。
很多人会问用于和平航天发展的测量船如何发挥军事用途呢？
这点我们看看美国的观察岛号航天测量船就知道了。每当中国俄罗斯进行弹道导弹发射或者进行大规模演习的时候，美国的观察岛号测控船就一定会出现在我们 两国的近海水域利用测量船的航天测控雷达设备进行远距离战略性的军事侦察任务。甚至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利用测控设备对我方卫星进行捕获控制。对两国战略 军事信息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神舟十号
我国的远望五号远望六号测控船拥有和美军观察岛号测控船相同的设备，甚至还要先进。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远望测控船进行军事任务呢？美军每年都要进行相当数量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任务，甚至部署关岛的B2战略轰炸机f 22战斗机的训练我们都可以通过远望测控船来进行战略战术侦察，获取美军的军事信息为战时我方的快速反应提供信息支持。每当美军对我方近海水域进行侦察的时候我们只能无力的抗议。只有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军才能真正乖乖的不来捣乱
四、航天测控技术服务中国战略反导反卫星
神舟十号此次的精确入轨，与我国航线人高超的入轨控制技术的密不可分的。
2007年1月11日，西方媒体率先报道“中国用导弹击毁一枚失效的卫星”2011年1月11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我国成功在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我国航天发射的各类卫星都能达到世界最小入轨精度误差，说明航天人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在反导反卫星作战中同样需要如此的高精度，才能保证反导反卫的成功概率。我们都知道反导反卫星作战的难处，不论是反导导弹本身还是敌方打击过来的弹道导弹都是万里之遥，有专家形象的说这好比是两个人相距一千米互相扔一根裁缝用的针必须相互击中的那种概率难度。可见精确的航天控制对于反导反卫作战意义。
中国神舟十号
美军迄今为止也只是在阿拉斯加部署了十几枚中段反导导弹，美海军宙斯盾舰的标准3防空导弹最高射高只有600公里不足以拦截射高达1000公里的洲际 导弹，而即使是射高600公里的标准三也多次拦截失败仅有的几次成功也只是在得知来袭导弹方位才得以成功，在战时是没有人会告诉你导弹从哪里射来的。可见 反导反卫依然是世界级难题。但是中国航天每次都能达到如此高精度的入轨误差为中国以后发展更成熟的反导导弹已经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这四点军事用途并非是我们一厢情愿为了什么而发展的。我们都愿意和平利用太空，但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竞争就会有冲突。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的进行一些作为，不然将来当我们面临美国太空军事霸权时同样没有任何筹码任何可以对等威慑的手段。如果真是那样就真的是民族的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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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曝神舟十号飞船真正让美国害怕的军事秘密 [ 北纬39度半 2013-06-21 11:02:31 ] 13913字 [ 93/38350/2 ]
军事、农业、工商、制造业、科技全方位的发展，才能铸成真正的中华崛起！ [ 皖汴居士 2013-06-21 17:54:20 ] 0字 [ 0/13/0 ]
用词不当 [ 贺liu 2013-06-21 17:44:34 ] 1432字 [ 0/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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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毛主席理论指示的体会——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回复:0 人气:135 发表于2013-06-28 16:52:33
重温毛主席理论指示的体会——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半二十八画生
1974年，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有人认为，毛主席这些思想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部分，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评判有失偏颇。在时间过去近四十年之后的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些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一、恩格斯分析不加限制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活
恩格斯在批判被商品生产方式架空的经济公社时，指出下面一系列事情必然发生：
——“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员去进行私人积累，从而破坏公社自身。”
——“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
——“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其他公社有了亏空，那么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然就是货币’，都不能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意由于欠债而隶属于其他公社）避免这样的命运，即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这种亏空。”
——“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
——经济公社“如果它真的能拼凑起来并维持下去，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重新产生金融巨头，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可以获救的道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宁愿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逃离公社。”
——“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人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办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泽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村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这些原因借以对共同体发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恩格斯又是怎能样看待把价值规律“提升为基本规律”呢？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保留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杜林幻想有不造成剥削的“真正的价值”，恩格斯指出，“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能实现“真正的价值”的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杜林和蒲鲁东一样，本质上也是小生产社会主义者，而在表面上，杜林主张的是“经济公社”这样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尽管如此，由于杜林把价值规律奉为圭臬，他的经济公社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病，反而是保留和复活了资本主义。恩格斯批评说，杜林把价值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引者)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二、二十余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加限制的商品制度）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复活了
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就是把价值规律提升为基本规律，把商品、货币等永恒化，结果，资本主义复活了。自从1992年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看到，私人积累、“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的现象、少数人“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的可能、高利贷、金融巨头、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人生产者等等，都出现了。总之。不受限制的商品经济（现存社会的弊病）以其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公有制解体。
从1992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主要集中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领域。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后，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私有制经济以掀起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经过近10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了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丧失了绝对主导地位。2000年85673.66亿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别只占23.53%、13.90%，二者加起来占比为37.43%。而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占比达到了62.57%。从2001到2010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下滑，这一比重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国有经济的比重相近。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5.52万亿元，仅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10.07%。城镇就业人员中，公有制企业就业人员为7038万人（国有企业中6420万人，集体企业中618万人），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22.62%。当前，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处于下降通道中。
同时，我国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分化现象严重，有的指标甚至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比过去有很大提高，部分人群、一些地区已经很富。反映贫富差距之一的基尼系数，“改革开放前为0.25，1992年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估计，2010年已达0.48，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漏计的高收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0.5，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为0.5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最穷的50%的人只占有总收入的12.5%，最穷的57.7%的人收入在平均水平以下，最富的10%的人占有总收入的27.1%。
三、不加限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会导致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不加限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形形色色的企图在保留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不加限制的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嘲笑蒲鲁东，说他既要商品生产，又不想要资本主义，这种聪明才智实在令人惊讶！因为，你不想要的那个有剥削的资本主义，正是从你想要的那个没有剥削的小商品生产中发展而来的。这是价值规律使然。因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杜林把价值规律提升为公社的基本规律，必然复活资本主义，从而他就和蒲鲁东站在一起了。
总之，毛主席的重要理论指示，是强调和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签名档
崇拜毛泽东的十大理由 回复:3 人气:1433 发表于2013-06-27 09:19:14 崇拜毛泽东的十大理由
我在美国人写的一本书里看到，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儿子谈访问中国的体会说：“五里以外就感到了毛泽东的呼吸我想，这就是气魄的作用+
从尼克松的儿子这句话推断，毛泽东当时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之大、之广、之深。
毛泽东的气魄首先在他的诗词和书法里得到充分展现。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随着斗争岁月的推进，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泽东底气更加雄厚：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他的书法也像他的诗词一样，巨龙腾越，力劲透钢，大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之势
毛泽东首先在气魄上战胜了蒋介石。
最为精彩的有两笔。一是千里跃进大别山，二是辽沈战役中的“关门打狗”。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江河纵横，关山重重，还有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蒋家王朝巢穴就在南京，离大别山很近。可毛泽东毅然千里纵军，直奔蒋介石的卧榻之旁。这一着险棋，非大气魄者不敢为。这一招出乎蒋先生的预料，打乱了其全盘部署。从此，毛泽东就牵住蒋先生的牛鼻子了。
留下历史论谈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是第一战，对后面的战役有决定性影响。毛泽东的战略是“关门打狗”，中国东北的地形像个口袋，锦州那里是口子，毛泽东要把那个口子扎起来。可形势并不十分有利于关门，东北各大城市都还有蒋介石的重兵，东南边是大海，西边是固守北平的傅作义的大军，锦州附近也没有非常险要的地势。连林彪这个善于用兵的军事家也有些胆怯，万一这口子扎不住，敌人东西两面夹击，解放军的血就会把辽东湾染红。战后证明：毛泽东对。林彪错。而蒋先生又没有料到毛泽东的这个“狠招、险招”，在大规模的军事较量上第一次遭到惨败。
“关门打狗”的战略，没有非凡的气魄仍然难以想象。
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上，毛泽东都胜蒋先生一筹，蒋先生怎么不会败在毛泽东的手下。
我最为欣赏的，还是毛泽东的“纸老虎”论断。
有的人恐美、怕美，说美国的技术是如何先进，物质力量和军事实力是如何强大。精神上畏惧了、退缩了，这胜负就已经决定了。怯于敌人的力量，无异于自我瓦解、自我崩溃、自毁长城。于是毛泽东借和记者斯诺谈话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进而轻蔑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个领袖人物这话是多么重要。它可以稳定人心，凝聚力量。两军对垒，气胜在先，力战在后；气若先伤，力战必败。“纸老虎”论断属于政治气魄，这类气魄，比军事战争中体现的气魄更富有智慧，饱含深意，潜藏玄机。一般政治领袖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后来美国人有了原子弹，有的人更加惧怕。毛泽东又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面对朝鲜战场，毛泽东也有幽默而风趣的话语：“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结果如何？至少遏制了美国企图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继而窥视中国的意图。气魄来源于领袖人物及其与之相呼应的群体的精神力量。?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立志改造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先锋团队，不养浩然正气，不真心诚意为人民大众谋利，就难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那气魄就显得十分空虚了。
看***人走过的路，靠精神力量和气魄进行了二万五千长征。毛泽东说过，他要用笔杆子打败蒋介石。这就是精神和气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有飞机大炮的**军队，本质上也是精神和气魄的胜利！
一个人，一个政党，如果不是真心诚意为老百姓办事，让**形成潮流和风气。就谈不上有精神力量，自然也就没有气魄。 毛泽东不是不重视物质力量，当看到外国人有了原子弹时，他悄悄地对同伴们说：“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对于精神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看得最深刻，不象有的政治家那样短视、小见和片面，不象有的政治家那样迎合群丑的心理
崇拜毛泽东的十大理由
1．毛泽东把一个四亿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人人有饭吃的国家。世界上谁可以相提并论？1949年，**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全搬到台湾，留给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氓、土匪。有人不服，可能会说，日本不也是战败后才发展起来的吗？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1945年，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证明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非常强大。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所以说日本要领先中国80年。“四小龙”又如何，只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城市，台湾、韩国是日本的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香港、新加坡英国远东殖民地，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
2．毛泽东树立起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受所有国家敬仰。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使美国及世界各大列强国家都怕中国。尤其是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而解放前的中国是全世界的"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境地。
3．毛泽东使中国在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毛泽东时代，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喷气式飞机，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
4．毛泽东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我们继续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5．毛泽东打造了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所有实行了西方**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各种犯罪少之又少，几乎清除了妓女、毒品、盗抢、黑社会犯罪、官腐等。唯一的是缺乏有效的奖罚机制。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
,6．毛泽东打造了世界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毛泽东时代，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今天呢？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7．毛泽东在全世界政治领袖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非洲人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尼克松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尼克松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着。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8．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以至世界上最博学多才的领袖。狂放自如的书法自成一家；气壮山河的诗词更是前无古人，今无后者；《论持久战》军事著作举世公认。毛泽东的著作不仅是中国的遗产，而且是全世界的遗产。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9.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以至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打土豪分田地”，赢得全国老百姓拥护，带领刺刀、鸟枪队走上革命之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举世罕见；“四渡赤水”，率领中央红军回师黔北，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巧渡金沙江，一举跳出了**重兵包围圈。“西安事变”处理上审时度势，出人意料，联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权政权。“抗美援朝”西方国家俯首称臣
10.毛泽东是最伟大思想家、预言家。1928年，毛泽东他在江西坝上讲20年后革命定然获胜，回答刘亮玉：“毛委员，照这样下去，你说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1949年11月，曾经脱离革命的刘克犹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毛泽东任了主席，感慨万端地对村人说：“毛泽东真是预言家。果真兑现，神明！神明！”(谢才寿)。1948年春，预言5年将夺取全国解放，但辽沈战争胜利，则立即说夺取全国胜利只要1年时间。这种准确把握局势发展，目标明确，进度控制分分秒不差不得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世界领袖、史学家评价毛泽东，也是有力的证据
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
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都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
尽管曾经在存在着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 f& J
,9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
——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 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
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历史，是2O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巨人吧。——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
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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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
毛是20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
几乎像毛泽东本人支配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样，毛泽东的幽灵也还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他说，“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我说，“还有原子弹哩！”毛说，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中毁灭了自己。”
——英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
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特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1 &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
我看到，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他的生活绝对简朴。
——前西德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
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
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陈毅曾经这样说项英“你不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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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称卫星拍到中国航母弹射器 研发超西方预期
2013年10月18日 15:52:47 | 责任编辑: 马俊卿 | 来源：环球网
近日，多幅疑似中国航母弹射器试验装置的卫星图片出现在国外军事网站上，照片中清晰的出现了一条弹射器轨道和其辅助实验设备。有外媒称，中国正在进行蒸汽弹射器和电磁弹射器系统的研制工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相关的预研工作，近年来已经成功开展了重载荷弹射试验。军事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未来的国产航母必须装备舰载机弹射器，这是迟早的事情。
目前，世界上具备研制和生产舰载机弹射器的国家极少，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生产实用化舰载机弹射器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用电磁舰载机弹射器的国家，法国航母上的弹射器也只能购买美国产品。据悉，生产和研制蒸汽弹射器的难度在于密封结构和材料，而电磁弹射器的难点在于蓄能。（图片右上角是疑似弹射器实验基地的卫星图片）
此前，官方曾表示，中国绝对不可能只有一艘航母。那就意味着中国将拥有多艘航母，未来的中国航母肯定会比辽宁舰有很多改进，如果说将来的航母基本外形大致一样，后一艘可能在电子设备、舰面的保障设施、动力装置、器装备方面，都会有一些改进和提高。如果说将来发展新型的航母，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类似有点代差的改进，外形肯定不一样，甚至会采用弹射器，在雷达系统、通信设施，甚至武器装备、动力装置上，都可能会有一些大的改进和提高。（图片为疑似弹射器的基地设备全图）
图片中可以看到一条轨道从蓝色房子中延伸出来，在轨道上有疑似滑块的设备。航母弹射器是使舰载机快速起飞的重要设备，弹射起飞比我国辽宁舰上采用的滑跃起飞更加高效，是目前美军航母采用的唯一舰载机起飞手段，航母弹射器对于舰载战斗机快速进入空中战位，提高作战效能具有什么重要的作用，我国发展航母弹射器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重型飞机要想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或电磁弹射器。在飞机起飞前，由位持器钢圈把尾部扣在一个坚固点上，飞机前轮附近的牵引杆垂落到一个“滑梭”内，滑梭以挂钩钩住飞机。
中国海军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区别于弹射式起飞和垂直起降，滑跃式起飞也是舰载机的一种起飞方式。滑跃式起飞是让飞机从12°左右的滑跃式甲板起飞。这需要飞机发动机具有很强的推动力，在短时间、短距离内推动飞机达到起飞速度。
滑跃式起飞的油耗大：滑跃式起飞中舰载机发动机推重比大，会耗费大量燃料（最高可达容量的1/3），使作战半径缩小。一般不用于起飞大型飞机：如预警机，运输机等。预警任务只能依靠不能担任指挥协调任务的预警直升机。
滑跃式起飞的操作难度大：就操作难度来讲，弹射和滑越两种起飞方式不具有可比性。因为其难度各有不同特点。在高海情的状况下，滑跃式甲板的颠簸可能导致舰载机在滑行时比弹射式更难以控制，可能发生偏航。而弹射式滑行是锁定的，不容易偏航（但是难度因飞行员而异，有的飞行员认为滑跃式飞行更加简单。）
滑跃式起飞的起飞时占用空间大：起飞时需要甲板面积大，滑跃需要较长跑道，甲板面积要大过相同战力的弹射式。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飞机起飞偏航问题。因为滑跃起飞飞机是自由的，不象弹射起飞那样锁死在弹射器上，又都是双发飞机，两发动机微小推力差引起滑行偏航，虽然还能起飞，但跑道宽度就要求大了，更恶化了甲板条件。
图为美军官员视察电磁弹射器。电磁弹射器是航空母舰上的一种舰载机起飞装置，已由美国最新下水的（2013年10月11日）福特号航母首先装备。与传统的蒸汽式弹射器相比，电磁弹射具有容积小、对舰上辅助系统要求低、效率高、重量轻、运行和维护费用低廉的好处。
美军为何要采用电磁弹射器？这是因为这种弹射器有很多优点，首先是加速均匀且力量可控。C－13－1型蒸汽弹射器发射是最大过载可以达到6g，而整个行程的平均加速度仅有2g多一点，F/A－18战斗攻击机飞行员常常调侃C－13－1弹射器在后段往往没有飞机自身的发动机加速得快。随着速度和气缸容积的增加，过热蒸汽的膨胀绝大多数能量用于蒸汽本身的加速和推动上了，而体积增加后气体膨胀所需蒸汽的比例成立方关系增加。蒸汽弹射器长度和气缸容积几乎达到极限，到弹射冲程的末端，蒸汽基本上只能加速活塞，对飞机的帮助不大。电磁弹射器的推力启动段没有蒸汽那种突发爆炸性的冲击，峰值过载从6g可以降低到3g，这不仅对飞机结构和寿命有着巨大的好处，对飞行员的身体承受能力也是一个不错的改善。此外，由于电磁弹射的加速和弹射器的长度没有关系，除了受到气动阻力和摩擦阻力的影响外，弹射初段到末段的基本加速度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这就比蒸汽弹射的逐步下降来得更有效率。根据计算，平均加速度一样时，电磁弹射器可以比蒸汽弹射击让飞机多载重8%~15%。
蒸汽弹射器的应用迄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不但在技术设计上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其结构和部件技术也有很大程度的公开。事实上，限制弹射器设计制造的瓶颈已不复存在，中国制造蒸汽弹射器的成败只取决于原理与液压弹射器差异不大，只是利用功率性能更好的蒸汽替代液压油，用开缝气缸替代了传统的活塞一顶杆结构。根据国外发展蒸汽弹射器的经验，开缝气缸的难题主要集中在生产工艺和安装精度，弹性密封则以材料和工艺为难点。
高精度缸体制造现在并不存在工艺上的难题，激光定位等先进装配定位在安装精度上已远超过国外六七十年代的标准。弹性密封件寿命曾经是中国橡胶工业找期存在的弱点，这一难题直到本世纪初才基本得到解决，但以橡胶和先进非金属材料为依托的新材料体系已能够基本解决高压密封带的气密、摩擦、高温和寿命要求。真正制约中国发展蒸汽弹射器的并不是设计水平，也不是加工和装配上的难题，而是缺乏技术积累和相关经验的基础空白。依靠新技术不可能填补这个空白，只能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并解决问题，依靠开发、使用、失败、完善、解决、成功的完整过程，才能够在技术和应用方面打下系统完整的基础。
很多媒体在讨论航母的时候，经常把动力系统忽略掉。因为相比航母巨大的外形、威武的舰载机、规模庞大的护航编队，深埋在内部的动力系统确实不太显眼。相对于航空发动机，水面舰艇发动机再怎么“不给力”，毕竟还能在海面上飘着走；而作战飞机发动机一“犯病”，飞行员就准备跳伞吧。然而航母不仅是一个浮动平台，它就像现代战机一样，也需要极为充沛的动力，来满足高航速和舰上设备的需要。此外弹射器对于航母的意义已经众所周知。正如很多专家预测的那样，中国未来的国产航母，也势必面临采用何种弹射器的问题。无论蒸汽弹射器还是电磁弹射器，不但本身是高工艺、高技术的代表，而且和航母的动力息息相关。因此，航母动力是衡量航母性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和核心技术问题。
首先，充沛的航母动力能够满足航母高航速这一实际的战术需要。第一，航母舰载机的起降需要航母保持一定的速度。航母舰载机起降，本质上说就是在海上的一个机场起降。从物理学的基本规律来说，飞行器能够起飞，就是必须达到一个必要的起飞速度。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号称可以0速度弹射，但这是基于美军舰载机航空动力和弹射器的强大。即便如此，美军也要常保持在20节和迎风的状态下起降，以减轻弹射器的压力。
对于滑跃式起飞的航母，航母的速度就更加重要。由于没有弹射器，舰载机起飞的重量就要受到限制，而航母航速如果降低，就进一步恶化舰载机的起飞重量，直接影响其作战半径和武器挂载能力。这就意味着航母的综合作战能力大幅缩水。
除了航母的高速机动需要强劲的动力，蒸汽弹射装置和航母动力也有很大的关联。美国C系列弹射器一些早期型号，如C-7，就是受限于“福莱斯特”号航母的主动力锅炉，弹射速度提不上去。后来使用了专用的蒸汽补燃加压锅炉，才将蒸汽压力提高了一倍，提升了弹射器的弹射能力。即使是C-13弹射器，也有诸多的限制。它一次弹射就要消耗625公斤的蒸汽和1吨左右的缓冲淡水。蒸汽在弹射后散失到外界，如果航母以每分钟1架的速度进行紧急弹射起飞，那么连续弹射8架飞机之后航母的主动力蒸汽就会损失20%，整个动力就会损失32%，航速就要下降8节。可见如果是单纯的蒸汽动力航母，已经无法承受重型弹射器的消耗，即使研制了弹射器，也会由于动力蒸汽输出的限制，而限制弹射重量和效率，进而限制舰载机的作战性能。因此美国研制核动力航母，除了应对全球巡航以外，也和弹射器的蒸汽巨大需求有很大关系。
在蒸汽弹射器发展到极限，更先进的电磁弹射器就应运而生。中国能否应用电磁弹射装置，不但取决于弹射器本身的研制，还受限于舰艇本身的电力输出水平。传统的航母推进系统和电力系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动力的大部分能量用于推进舰艇前进，小部分带动舰载的发电设备来为舰载电子设备提供电能。但航母发展到今天，电子设备对供电需求不断增大，例如“辽宁”舰舰岛上的四个相控阵雷达；而同时电磁弹射器、激光炮、电磁炮等未来可能装备航母的高能量武器，也提高了对电能的需求。相比上一代航母，这些新型武器和设备将加大改变航母的能量供需结构。
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玉兔号已经苏醒 状态趋于好转
2014年02月13日 09:27:51 来源： 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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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2月13日消息（记者张棉棉）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裴照宇昨晚表示，国产“玉兔号”月球车已全面苏醒，状态趋于好转，但是出现问题的“机构”仍然有待进一步恢复。
玉兔号月球车原定设计寿命为三个月，自12月15日与嫦娥三号着陆器成功分离后，截止1月25日，累计滚过100多米，它携带的探测仪器包括测月雷达、全景相机、粒子激发X射线谱仪、红外成像光谱仪都采集到了很多有用的数据。但在1月25日，嫦娥三号探测器开始第二次月夜休眠时，玉兔号月球车却出现机构控制异常情况。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裴照宇表示，目前还在研究问题究竟出自哪里，但玉兔号整体状态已经趋好：
裴照宇：基本上回到了休眠前的状态。
2月10日被认为是“嫦娥三号”所在月球虹湾区域结束第二次月夜的日子，不过，玉兔号并未按时走出睡眠状态，直到昨天下午，玉兔号已经全面苏醒。
裴照宇：醒过来了，信号都有了，但是问题还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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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再冰冷 “玉兔”见证中国探月的坚定与坚韧
2014年02月13日 20:56:42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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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２月１３日电（记者余晓洁 罗沙 顾瑞珍）这几天，“玉兔”迷们的心情就像过山车。太阳在月球升起，国人焦急等待“玉兔”如期醒来；看到美国宇航局官方微博上的评论和蜡烛，网友揪心泪奔；当“玉兔”情况好转的消息传来，人们重燃希望；１３日得知“玉兔”挺过极寒再度醒来，心中石头落地。
这个春天，科学也有了温度。因为科研人员的坚韧不拔，因为亿万中国人的温情守候。在中国，取得重大科技成果时欢欣鼓舞不罕见。但是，像托起真实生命一样万众一心地托举一只“小兔子”——一台高级机器人，实不多见。
飞天、登月、白天抡起小胳膊干活、晚上刨个坑休息睡觉、生病了也要拥抱阳光……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寄托着中国人奔月的千年梦想。既充满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又饱蘸喜怒哀乐的人文情感。
科学不再冰冷，“玉兔”见证中国探月道路的坚定。十年探月路，托举中国梦。２００４年探月工程正式立项以来，嫦娥一号、二号、三号前赴后继托举飞天奔月中国梦。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嫦娥一号直刺苍穹，迈出了中国深空探测的第一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嫦娥二号成功发射，获得世界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目前嫦娥二号已超期服约三年，未来有望飞到３亿公里的深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嫦娥三姑娘”拥抱着“玉兔”披挂出征。１２天后，“三姑娘”稳稳落月，“玉兔”缓缓走起来，让五星红旗闪耀月球。十年来，中国探月步伐坚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
科学不再冰冷，“玉兔”见证中国探月精神的坚韧。国际深空探测俱乐部，中国是一个后来者、追赶者。约半个世纪以前，前苏联发射的探测器第一次掠月而过；１９６９年美国实现了载人登月。而今，加快转型发展的中国越来越多地从自主创新中获取动力。在高科技领域，中国欢迎国际合作，但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靠我们自己。中国航天人不甘于瞅着别人的脚步兴叹，而要自主创新有所作为。正因为此，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正因为此，只要“玉兔”一息尚存，中国人就不抛弃不放弃，用尽所有力，捧出一颗心，在３８万公里之外为它祈福。
科学的道路从无坦途，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才能达到光辉的顶点。“小兔子”还活着，它醒了，它是好样的。但是故障能不能排除，它能不能脚踩“烽火轮”继续科学探测，都是未知数，尚在努力中。
春天里，让温暖继续，为梦想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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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坛及央企中的“红二代” ：邓小平儿子因涉案被牵连远走美国
邓质方是江绵恒之前的中国第一太子，一度被视为中国的地产大王，后涉案被牵连在公共场合消失。
毛泽东长女竟是村姑 母亲欲认亲遭阻拦
2015-01-10 08:18 | 人民网 | 手机看新闻 | 打印 | 收藏 | 扫描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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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东征的途中，毛泽东与贺子珍生下一女，因在征战途中，孩子被送给当地农民抚养。
孩子被送出后，她的死活便成了一个谜。为了确认这个“红色公主”的死活，从中央到福建地方，有关人员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努力。
寻找“红色公主”的经历颇具传奇性，其最终的结果也多少让人感慨不已。
孩子生在东征途中
1930年初春的闽西山区，两匹快马穿行在龙岩山城的薄薄雾霭中，将一位红军少妇送进虎岭山麓的爱华医院。在这儿，年方二十的贺子珍生下了长女，取名“毛金花”。孩子尚未满月，贺子珍便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介绍，含泪将她亲手送给了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
1932年春，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途经龙岩，毛泽东虽然十分想念女儿，但军政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而此时，贺子珍未随军行动，知情人邓子恢又远在异地，毛泽东便吩咐胞弟毛泽民代为看望。毛泽民在龙岩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陪同下，找到了补鞋匠翁清河，得到的却是小女孩已死的消息。毛泽东接报后十分伤感，沉默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可惜啊！”
托人调查女儿下落
虽风传女儿已不在人间，但贺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胞妹贺怡还死在前往江西的寻亲路上。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前往闽西慰问老区人民，毛泽东也托其调查女儿的下落。
1953年，毛泽东又特别郑重地向回乡省亲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交办一件事：“邓老啊，我还有个小女孩放在龙岩，你回去后帮我打听一下，看看还在不在？”
邓子恢表示：“请主席放心，我回龙岩后一定调查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子恢携夫人陈兰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找来翁清河详加调查。这位补鞋匠一口咬定女孩已死。邓子恢怏怏回京，毛泽东听后，十分沉痛，连声说：“可惜啊，真是可惜！”在一次会后，毛泽东递给邓子恢一个装有300元钱的信封，要他代寄给翁清河。
1963年初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指示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任曼君（任弼时堂妹）帮助弄清有关情况。于是，福建省妇联和龙岩地区妇联、龙岩县公安局组成了一个秘密工作组，着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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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花是昔日金花吗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封署名“杨月花”的群众来信要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杨月花的信，受到了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重视。1964年1月17日，在魏金水的主持下，龙岩县委召集杨月花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邱兰仔坦陈杨月花非己亲生（给月花取杨姓，乃因邱兰仔的结发夫君姓杨），是邱应松（杨月花的“伯父”）抱来的红军小孩。翁清河叙述说：1930年五六月间红军离开龙岩前夕，他经邓子恢的介绍收留了毛金花。不久国民党白军来了，他甚为惧怕，就瞒着老婆林大姑把毛金花送给了商会隔壁石壁头翁姑抚养。不久，国民党旅长杨逢年果然亲自审讯了他，问毛泽东孩子的下落。他怕连累翁姑，就骗说死了。翁姑抱养毛金花时间不长，后来七转手八转手又送给了邱应松。解放后政府调查孩子下落时，也就说“死了”，这样省得多事。翁清河说完，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魏金水见事情已粗粗理出个头绪，和气地对翁、邱两家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请你们两家吃个饭，大家当面把情况再作些补充。”
抚养人缘何出尔反尔
仅隔一天，翁清河却变了卦：“报告魏省长，昨天我说错了，毛主席的小女孩养到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不幸得病死了……”
魏金水严肃地问：“你昨天还说杨月花就是，怎么现在又说不在了？”翁清河狡辩说：“昨天我和杨月花一起来开会，当时她在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几句。”由于翁清河的出尔反尔，调查取证工作只好暂停。翁清河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
翁清河的女儿翁椿木、女婿苏仁鸿说：一怕解放不久，天下是红是白还不知道，就是怕“变天”，以后国民党反攻回来，知道这事定生命难保；二怕照实说孩子没死，政府来要人，却又交不出人来，还背上个不仁不义扔弃主席女儿的罪名，所以他就干脆说是“死了”，这样就无处可问了。这次政府来调查，他还对我们说：“过去我说已死了，现在却说真情，怕就怕说我们欺骗政府，也同样交不出人来，干脆说‘死了’省事。”
苏仁鸿还说：“还有一点，他就是想捞上一些好处。”他举例说：1964年，翁清河在酒席上确认杨月花就是毛主席的女儿后，背地里到杨月花家找她要钱，说我已把这事向政府讲清楚了，你有工作，有钱，今后又要去北京，日子好过，给点钱我喝酒。当时，杨月花已有6个小孩，还有个养母邱兰仔，一家9口人，生活还要靠远在上海的小姑帮助，哪来的钱给他。翁清河拿不到钱，心里就愤愤：“我要推翻结论，以后专案组来，我就说毛金花死了！”
第二天，翁清河改口说女孩子死掉了。魏金水很生气，要苏仁鸿出面做工作，而翁清河却对女婿说：“杨月花忘恩负义，我有什么好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苏仁鸿当时还劝他：“人家都认了，你还不成人之美？”翁这般回答：“我不承认她，谁也没办法。”由于翁清河的不合作，杨月花的身份最终没能确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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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认下外甥女
“文革”风暴袭来时，杨月花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远在北京的邓子恢一次在家中接见来京串联的龙岩造反派头头时，明确说：“杨月花的出生年月对头，且血型与毛主席完全符合，你回去告诉杨月花，她就是毛金花，可直接去上海找她妈妈贺子珍。”邓子恢此时已靠边站，这位造反派头头回到龙岩传达后，很快就被错划为“坏分子”押送审查。龙岩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众口一词地骂杨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儿”，攻击她是“政治骗子”。
1971年底，原在福建省交通厅任职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造反派夺权，遣送回家乡龙岩。他的住所恰好与杨月花邻近，有关杨月花的风言风语传进了他的耳中。他将此情报告老上级、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贺敏学于是委托罗万昌，与另一位龙岩籍老红军张华南对此事作周密的调查落实。此时补鞋匠翁清河已然作古。1973年初，罗万昌将调查材料整理后送呈老首长。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毛泽东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并指示贺迅速用飞机把女孩送往北京见面。可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改变了初衷，对女孩的身世持一种怀疑态度，表示还是民间来民间去为好，由贺敏学照顾就可以了。事实上，贺敏学把有关杨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来后，周恩来十分关注。1973年8月，身体欠佳的周恩来同意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周剑霞先到上海，看望病中的贺子珍，悄声问姨妈当年那个留在龙岩的女孩有哪些特征。贺子珍回忆道：她的右脚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后，贺敏学委托她去龙岩找罗万昌，请他安排与杨月花见面。
见到杨月花后，如何验证“胎记”成了难题。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在谈话间大喊一声：“不好，有跳蚤！”周剑霞等人会意，不约而同地挽起了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跟着高高地挽起了裤筒找跳蚤，周剑霞、罗万昌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周剑霞走后不久，龙岩县革委会宣传组杜组长经贺敏学同意，带杨月花赴沪认亲。岂料在上海苦等了近1个月，根本无法与贺子珍见面，而原定来沪的周剑霞也无处寻找。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从福州赶到了上海，转告贺敏学意见：离沪返闽，免生祸端，速到福州找他。
万家灯火时分，杨月花叩开了贺敏学家的大门。贺敏学忍不住老泪纵横，语声哽咽：“月花，找你多辛苦哦！为了找你，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双方交往频繁。
母女最终没有相见
1997年，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夫人陈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导致毛泽东不认女儿的关键是“翁清河骗了邓老，而邓老误骗了毛主席”，但江青的存在或许是后来认亲搁浅的一个因素。
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贺子珍一直想着见她。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而且贺敏学在福建的处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儿的迫切心情，使她还是来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向贺敏学传达了中办的决定：不要让贺子珍见杨月花。
1977年，贺敏学得到全面解放。贺子珍兴冲冲地又去了一次福建，看望兄长，特别要看看被哥哥认下的“女儿”。可这次仍遭到阻拦。1984年4月，贺子珍离开人世，此事无言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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