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的女儿读后感100字
《花神的女儿》是一本由【加】安·希黛尔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21-5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一)：小感（她们是“花神的女儿”，也不只是“花神的女儿”)
植物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亦或是挽救生命的药物的关键成分，它们还为我们过滤呼吸的空气……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植物，我们必须能够识别分辨并了解它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植物学家的研究如此重要的原因。
然而在植物学研究的推进过程中，有着这样一群不容被忽视且又最易被忽视的群体——这些女性中很少有成为职业植物学家或获得更高学位的，但是作为教师，收藏家，观察员……作家和植物组织成员的她们，对此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容被忽视的是，女性在植物学的普及中起到的重要的作用，而最易被忽视的是，作为女性的她们一直承受着的人们对她们的所谓的一种总处于劣势的无根的刻板印象。殊不知，女性在植物学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她们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也可谓是永恒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欧洲人与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之中，就有引入各种各样的外国的植物和花卉的行为，在遥远的土地上发现植物标本后，它们被带回了英格兰等国家，进行了研究，记录和驯化。
因此大规模的植物园和科学社团应运而生，尽管没有让诸多女性进入这些专业机构，但她们也正以意想不到的和非常规的方式参与到其中去。在18世纪，植物学探索与研究成为了上层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植物学不仅成为了时尚女性的娱乐活动，还被列入到了诸如舞蹈，音乐和学习等女性“成就”中去。在那个时代，女性将以采集者、赞助人、艺术家、助手和合作者等角色，在植物学文化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一者如她们阅读和撰写植物书籍，参加有关植物学的讲座，与博物学家通讯，收集并绘制植物，将植物绘画用于科学用途，培育草本植物，并使用显微镜观察植物。别忘了，在拍前时代，准确的插图不仅看起来漂亮，而且还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再者如加入植物采集狂潮的贵族女性们，具有科学思想的她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来光顾和促进植物学的实践。她们收集和展示发现的植物，既用于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供好奇的公众参观。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致力于研究和收藏外来植物和花卉的波特兰公爵夫人玛格丽特·本廷克。她在波特兰博物馆将它们展示给公众参观，吸引了大批参观者，幸运的他们一眼便能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迷人奇特植物。作为狂热的收藏家的她，同时也是也是一位可敬的赞助者。将波特兰花园视为自己插图创作知识和灵感来源的玛丽·德拉尼便是被赞助者之一，同时她也是公爵夫人的好朋友和闺蜜，还与其相关的一位便是在公爵夫人去世后，继续赞助她的乔治三世国王的妻子夏洛特皇后，夏洛特皇后以其在英国植物学的普及和欣赏中起的重要作用而被称为科学女王。1773年，约瑟夫·班克斯还通过命名一只新发现的奇异天堂鸟“鹤望兰”来纪念她。
可不幸的是，历史学家观察到，19世纪随着植物学成为现代科学，并日趋专业化，女性的参与越来越受到限制，她们在该领域的地位及其文化贡献也开始下降，可我们不应忘记从一开始，女性植物学家就致力于发现，记录和传播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植物。她们帮助将新的植物标本整合到自己家园的文化和景观中，她们在英格兰和国外的植物学普及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19世纪，女性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命令来履行性别角色，从事需要大脑而不是强壮身体的社会活动，可社会对女性参与科学的矛盾态度却使女性的植物学研究和活动变得复杂。而现如今，我们应当改变观念，改变所谓的刻板印象，不仅仅是在植物学领域，也在其他领域，因为她们是“花神的女儿”，也不只是“花神的女儿”。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二)：草稿
Robert Thornton，《林奈性系统新图解》，1799年介绍林奈性系统的植物学书。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谷神赛瑞斯、花神弗洛拉和爱神丘比特对林奈的半身像表示崇敬。 女人学习植物学，因林奈的分类方法，而遭受许多保守派的攻击，如波尔威尔在《无性的女人》诗歌里所表达的那样。另外，达尔文的《植物之爱》也也是使用了林奈的分类方法，不过，他笔下的女性还是相对更为保守。 依据林奈的分类法，在每种新物种发现起名时，必不可少需要确定其学名，只是这种学名必须有拉丁文基础知识的人才了解到。对于普通大众，或是中国人来说，或许更为简单的应该是它的俗称，也就是民间的说法。这个俗名，因为不同的地理位置，它或许会有多个。 1773 年，英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将“天堂鸟”这种曾经的非洲路边野花鹤望兰，带进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并以对其青睐有加的夏洛特皇后之名（Mecklenburgh-Strelitz）对其进行了命名。 女性最早的植物学著作，应该是18世纪 Elizabeth Herbal 的《奇草图鉴》，之后出自女性画笔的植物学图谱大量出现，甚至还有以植物元素出现在衣服之上或是剪纸之中，宛如在中国瓷器中大量出现的花草元素。 作为女性，在进行科学描述时，不能和男性一样随心所欲。达尔文可以充分讲述林奈的分类方法，而罗斯对于同样的植物必须要更换新的思路，从教育的角度、从母爱的角度来加以阐述，如此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 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里，读到了书信体，好奇为何两人都用这种方式写作呢？原来答案在这里，18世纪英国开始流行这种写作风格和对话体的写作风格。 作为女性科学家发表著作，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在当时的年代，出众的女性并不会有太多的认可，你得小心的行走在钢丝绳上，别过多的展示自己，处理好才能和表现之间的尺度，这样才不致于收到批评的指责。另外好奇，这些出书人是为摆脱贫困而出书么？ 植物学在启蒙时代，成为了适合女性活动的内容。不过，上升到科学研究界面上，就有点和科学家抢功的感觉。想想虎克的显微镜发明，当时也会有争议，更何况一位不知名的女性。不过，这位孤独的科学家，能发表那么多的学术论文，也还是比较敬佩的。 对于植物的分类，林奈的人为分类系统主要体现在草本和木本植物，野生和栽培植物，旱生和水生植物等等，如此的植物分类法必然会慢慢被淘汰，只保留下林奈的双名法。不过作者也说的不对，裕苏分类法也属于人工分类法，直至《物种起源》之后，才有自然系统。 从1830年开始，植物学研究慢慢开始进入科学化，这个曾经从1750年开始的年代，女性被积极的参与进入，植物学甚至可以等同于女性。而当去女性的行动开展之后，这片曾经属于女性承担家庭教育的学术活动，被男性就此占领。 达尔文的女儿 Henrietta，真的干过蘑菇的毁灭运动么？这种其臭难闻的蘑菇白鬼笔，释放这种气味应该也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吧，要不然，这种美味的蘑菇，可能要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女性作为植物学研究者，大部分徘徊在植物的分类研究之上，对于植物的形态和生理上的研究活动，基本受阻于男性的统治。女性多适合在家庭教育之上，自然也热衷于植物的标本采集，绘画艺术也受到欢迎，这些成果，也体现到植物的命名之上。 在不长的摄影史中，因为性别身份以及未发行商业书籍原因，阿特金斯和她开创性的照片在十九世纪末几乎被遗忘了，也因此在摄影史上忽略了女性作出的贡献。直到近年来，学者和艺术家重新审视了阿特金斯的作品，才承认了她作品对科学、技术、出版和艺术的重要性。 安娜·阿特金斯拍摄的《英国藻类植物照片：蓝晒印相》）在1843年出版，用氰版照相法来记录植物的标本，目前全球只有17個副本。这本书是第一本完全用照片插图的书，阿特金斯结合了她对科学技术和艺术表达的热情，对植物进行收集、分类和描绘标本。 19世纪中叶，植物学有关的出版物，女性开始走到了边缘位置，分类系统也从林奈的人为分类方法上开始向自然分类法转变，因为林奈的性分类不太适合向女性儿童推广。写作手法上，亲近的方法如书信体、对话体，慢慢开始淡出江湖。 1897年著名儿童文学家波特小姐，向伦敦林奈协会递交了关于真菌繁殖的论文，却遭到粗暴拒绝。多年后，当青霉素的发现震惊世界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年她在这一领域的原创性。1997年，林奈协会正式发表声明，为当年粗暴地拒绝波特小姐论文而道歉。 1896年拒绝波特小姐的英国邱园，是不是也应该道歉呀，那是个拒绝女人进入植物科学研究的年代。数年之后，女人从事科学研究的阻力，要相对小了许多。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三)：绝世暖男乔治三世成就了大英帝国第一位女植物学家：夏洛特皇后
《花神的女儿》当中，开篇提到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皇后，作为女性的代表在植物学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幅员辽阔的大英帝国里第一位女植物学家”，是那个时代为植物学做出贡献的众多女性的首要代表。
何以能这样说呢？我特意查阅了《花神的女儿》这本书之外的许多资料，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
夏洛特皇后是德意志北部一个小公国的女公爵，名叫索菲·夏洛特。在其家庭教育中，夏洛特接受了不少的家教方面的教育指导，还学习过一些植物学、自然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但在当时的英国王室看来，夏洛特就是一个“接受教育不多”的乡绅的女儿。
不过从这个细节看得出来，当时整个欧洲，女性接受植物学学习是非常适合、得体的教育。
而夏洛特与乔治三世联姻的另一个细节是，结婚之时，乔治三世与夏洛特便约法三章，夏洛特不得干涉政治，当然，夏洛特答应了，也确实做到了。
夏洛特在其皇后生涯中，除了履行皇后职责，养育子女之外。她把很多精力花在了植物学上。她对植物学的热衷，不仅仅是源于家庭中的教育，应该还有乔治三世的影响。
乔治三世与夏洛特在结婚之前从未见过面，一约婚姻合同将两人的一生联系在了一起。夏洛特抵达英格兰后6小时就与乔治三世结为夫妇，但婚后两人感情深笃，乔治三世对夏洛特十分体贴。
乔治三世确实称得上是个超级暖男，绝世好丈夫。在这方面，乔治三世跟他的祖父以及之前的君主完全不同，没有情人，没有各种不堪入耳的风流韵事，对夏洛特皇后十分专一。尽管他与夏洛特的婚姻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联姻，但乔治三世与夏洛特皇后的婚姻堪称美满。
而在政治上乔治三世也有所作为，得益于乔治三世有一位非常得力的首相，因此他没有朝政的压力，可以带着夏洛特和孩子们尽情享受乡间生活。所以在后世看来，乔治三世是英格兰汉诺威王朝中难得的，称得上高尚、正直的君主。
乔治三世和夏洛特都非常喜欢乡村小镇生活（夏洛特本就是“乡绅的女儿”嘛），乔治三世喜欢狩猎，骑马、热衷植物学和农业（嗯，脑中突然浮现查尔斯王子在自家花园里种菜的图片，看来王室也有种菜的基因）。 所以乔治三世堪称朴实与节俭，曾被嘲笑是“农夫乔治”，
在植物学方面，乔治三世跟夏洛特可以说志同道合了。
在《花神的女儿》当中写道，夏洛特与乔治三世是邱园慷慨的赞助人。而邱园是乔治三世的母亲奥古斯塔王妃和她的老师比特伯爵一起建立的，也就是现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
而且乔治三世还为夏洛特皇后买了一座标本馆，可见这对夫妇对植物学的热爱。
另外，刚才说了，乔治三世非常关注农业，所以在乔治三世执政期间英国农业革命进入高潮，乡村人口持续增长，农业持续繁荣，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而夏洛特在英格兰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看夏洛特皇后的晚年，几乎每天都在标本馆的植物当中消磨时光，在那里读书，写字，学习植物学。
所以，或许从某种角度来讲，乔治三世鼓励了英格兰当时的农业发展，而夏洛特，作为模范妻子和母亲，作为“幅员辽阔的大英帝国里第一位女植物学家”，应该也对当时女性们在植物学方面的学习与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吧。
因此，夏洛特皇后，这位当之无愧的花神的女儿，确实是应该被铭记的。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四)：姜虹 | 译后记
翻译本书是我的一个夙愿，既是纪念自己如何走上现在的研究之路，也是向作者安·希黛儿（Ann B. Shteir）表达最深的敬意和感激。
在博士一年级我因学位论文选题而纠结和烦恼时读到此书，顿时有种柳暗花明的激动，仿佛自己和书里的人物有某些共鸣。希黛儿的书就好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迫不及待想走进她重构的历史。我一下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此便在“女性与博物学”研究的这条路上走了下去。申请访学时，我毫不犹豫申请了希黛儿教授曾经所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那时她已经退休，她的同事和朋友维多利亚科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教授接纳了我。
在访学期间，我一边学习莱特曼教授的维多利亚科学史课程，一边定期和希黛儿教授讨论博士论文，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两位老师依然不厌其烦解答我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疑惑，一遍遍字斟句酌为我修改论文。
本书所关注的并非“大科学”里的大人物，而是在科学文化中被边缘化的女性植物学参与者及其境遇。这些人物缺少波澜壮阔的传奇色彩，几乎无人能在传统的植物学史中留下足迹，历史记载的匮乏也让她们难以被重塑，她们的故事甚至可能会让读者觉得乏味。作者独辟蹊径，站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以植物志的方式撰写了一部“植物学的女性志”，所提供的视野和线索启发和引导了众多学者。在出版后的20余年里，涌现出大量相关研究， 书中不少人物和主题被深入挖掘或扩展，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希黛儿的影响。
在博物学日益复兴的今天，大众文化中自然、环境、博物教育的繁荣，博物学出版的兴盛，博物绘画的流行等，无不重现了18、19世纪博物学黄金时代的势态。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女性在博物学里都异常活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19世纪科学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目标早已实现，博物学在“专业、严谨、精确” 的大科学里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它不过是学术殿堂之外的爱好和消遣。现实与历史何其相似！而博物学史的研究相比数理科学史的研究，与女性相对于男性在科学史中的边缘地位相似，所幸这种状况已经大大改善，国内学界也在跟进，期望本书的译介能对国内博物学史、科学与性别研究略尽绵力。
在翻译过程中我与希黛儿教授进行了反复沟通。经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商议，并征得作者同意，我在中文版中增加了20多幅与内容相关的插图，一部分原有插图也替换成彩色图版。新增插图主要是18、19世纪的公版动植物图像，从当时的文本、wikipedia、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plantillustrations. org等网站取得。原书的尾注也经作者同意后移至每章末尾，以方便读者更加直接地回溯文献。作者耐心解答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疑惑，核实了拼写可能有误的地方。
书中译名根据《法语姓名译名手册》（ 商务印书馆， 1996）、《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和《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等工具书校对，译名的校对工作主要由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姚璟同学完成。姚璟同学也仔细通读了译稿全文， 对不当的中文表达提出了建议，更改了文中的错别字，承担了大量录入工作。蒋澈博士帮我解答了植物分类学、拉丁文和希腊词汇的翻译等问题上的疑惑，每次向他请教都受益匪浅。王钊博士通读了全文并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他对本书的插图和封面设计等提出了宝贵建议，也时常与我分享丰富的研究材料。好友曹俊琇是我最忠实的读者，她曾阅读了我多篇文稿，站在读者的视角，对本书译稿指出了大量不足之处。另外，书中引用了不少典雅、优美的英文诗，将科学与文学完美融合在一起。虽有同窗好友王超杰鼎力相助，但囿于译者水平，依然难以呈现原文的意境，不尽如意之处，还敬请读者海涵。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信任和支持，以及责任编辑赵静女士不辞辛劳、高效细致的工作，为本书的译介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我的博士导师刘华杰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倡导博物学文化，极大地推动了博物学图书出版的发展，本书的译介也受益于博物学文化的复兴，在此感谢他与莱特曼教授热心地为本书写了推荐语。师兄李猛博士时常在学术上给予我启发，提供各种帮助。感谢植物给我带来的快乐，从大山深处的野生植物，到阳台顽强而美丽的园艺植物，它们就像精灵一般贯穿着我的生活和科研，联结着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让生活充满惊喜和期待。书中的植物名称主要参考了“植物智”网站提供的中文名，也请教了一些植物学家朋友，在此谨表谢忱。
《神学与科学的想象》的译者毛竹博士说，“译后记结尾的经典范式，往往满纸都是求生欲”，我深表认同。这本书从初稿到排版、校对间隔了大半年，自己在校读过程中已发现不少缺陷甚至错误，内心惶恐不安。虽有编辑和师友帮忙挑错，译文中依然无法避免错误和表达不当等各种问题，责任当然在译者本人， 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姜 虹
2020年7月 成都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五)：《花神的女儿》：植物学文化中，英国女性的自我成长与发展
前几天，美国总统拜登在某次演讲当中引用毛主席的名言：妇女能顶半天边，称要确保女性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有机会成功和成长。可见“民主”如美国，女性的某些权益都是得不到保障的，而且很多人说一套做一套。
事实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里，女性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常常是处于劣势的。
二战时期犹太女科学家丽丝·迈特纳，与奥托·哈恩等同事一起发现了核裂变现象，她还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算出了“核裂变”。迈特纳被爱因斯坦称为“德国的居里夫人”，美国人则称她是“原子弹之母”。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奥托·哈恩。哈恩在获奖后一再强调迈特纳只是自己的助手，始终否认迈特纳做出的贡献。
迈特纳当时从德国逃出后加入了瑞典籍，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奖评委会的一些人，害怕迈特纳获奖会撼动他们在瑞典科学界的地位，也对迈特纳采取了漠视态度。虽然当时许多诺奖得主为迈特纳鸣不平，认为哈恩应该与迈特纳分享诺贝尔奖，但迈特纳最终没能获奖。此后迈特纳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化学奖，却还是与之失之交臂。
所以你看，女性在物理、化学等领域毫无优势可言。事实上，在其他领域同样如此。
今天咱们将历史回溯到18至19世纪的英国。通过《花神的女儿》这本书来探究下当时英国女性在博物学领域的地位及生存状况。
此书最早出版于1996年，此后影响了大批相关领域的学者，作者加拿大女性学者安·希黛儿凭借这本开创性著作，获得了1996年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纪念奖。
正如希黛儿所言，启蒙运动为英国女性们打开了植物学的大门，她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为植物学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女性”标签压制她们在科学领域的更多探索，在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专家文化下，她们难以独立署名。
幸好通过《花神的女儿》这本书，我们得以知晓她们的芳名。
18世纪的欧洲，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准则。所以哪怕是中上阶层的女性，受到教育的机会也并不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植物学是最适合女孩和妇女的文雅活动之一，所以植物学跟音乐一样，成为培养女孩子气质的方式之一。
而这其中，总有一些女性能够冲破阻碍，在植物学领域里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夏洛特皇后就是那个时代，为植物学做出贡献的众多女性的首要代表。
夏洛特皇后是英国君主乔治三世的妻子，她被称为“幅员辽阔的大英帝国里第一位女植物学家”，被列为那个时代为植物学做出贡献的众多女性的首要代表。
夏洛特是邱园（也就是现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的赞助人，并且有一种鹤望兰以她的名字命名。
作者指出，在此时期，学习植物学是备受推崇的家庭娱乐活动，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王室贵族的女性成为学习植物学的新生力量。人们认为，学习植物学既是一种休闲娱乐，也能增加知识，教养，提高女性智慧，有益健康。
而到了 18世纪晚期，19世纪2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女性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变化。因此在植物学领域涌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植物学女作家。
比如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 哈丽雅特•博福特 、玛丽•杰克逊、伊丽莎白•肯特等等。
她们在植物学领域都各自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女性，通常是通过出版博物学书籍来传播自己的植物学知识，同时也获得经济收入。
比如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因为经济原因，写作植物学入门书和一系列游记和博物学书，她的植物学大受欢迎。从中获得的收入，用于困顿的家庭生活。
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这些女性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都是年过四十后开始写作，成为职业作家。尤其是寡居的中产或贵族妇女，她们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和孩子。
而另一个群体则是那些终身未婚的女性，迫于生计而开始写作。她们对植物学的兴趣通常来自于家庭的引导和培养，或者是植物学方面颇有成就的男性亲友的指引。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哈丽雅特•博福特 ，她的牧师学者父亲，是爱尔兰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对植物、园艺、农业和天文学都非常感兴趣，从而培养了哈丽雅特对植物学的兴趣。因此哈丽雅特 “嫁给了她的显微镜、植物学书和标本。”她和妹妹路易莎•博福特都终身未婚。她们的父亲晚年债务较多，姐妹俩四十以后，家里经济不稳定。于是靠写作获得经济收入，但姐妹俩的书籍均为匿名发表，哈丽雅特写了《植物学对话》。而路易莎写了《昆虫学对话》。
与哈丽雅特同一时期的女性植物学作家，玛丽•罗伯茨同样终身未婚，她写了《植物王国展现的奇迹》以及许多涉及自然，科学和宗教的作品。希黛儿指出写作既是罗伯茨表达思想的方式，也能为她供养自己和守寡的母亲提供经济支持。
此外，玛丽•杰克逊也是一位年过四十后写作出书的贵族女性，她和当小说家的姐姐也是终身未婚。玛丽写了三本植物学和生物学书，还有一本园艺和花园设计的书。对植物的兴趣来自“家庭的影响”。她们的父亲是牧师，在父亲去世后留给姐妹俩的遗产仅够维持基本生活，所以科普写作是杰克逊姐妹的收入来源之一。
还有职业写作为生的伊丽莎白•肯特，一生未婚。继父是出版商，出版了哈丽雅特•博福特《植物学对话》，肯特晚年生活拮据，书稿被拒，发表机会几乎枯竭，靠皇家文学基金会的援助生活， 维多利亚早中期生活在伦敦的不少未婚女性 作家均是如此，境况较为凄惨。
肯特曾在一篇科普文章中抱怨植物学文化里的女性地位低，她们在植物园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事实上，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整个18，19世纪的英国，女性植物学作家们的作品都是为女性或儿童以及年青读者服务的，旨在普及植物学知识。但另一方面，她们的写作逐渐被边缘化了，不被男性所主导的博物学写作所认同，她们的作品受到男性的歧视。所以她们当中，很多人的名字淹没在历史长河里，后世对其知之甚少。
总之，《花神的女儿》这本书中，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对博物学感兴趣的读者相信能够从中获得很多新知与乐趣。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众多女性为植物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在男性所主导的社会里，女性在植物学、文学方面的不懈努力，不断耕耘以及她们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对自身价值的探索。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六)：女性化的植物学
弗洛拉是罗马春天和花朵的女神，传说她头戴蔷薇编织的花冠，身着缀满天竺葵和鸢尾的衣裙，所到之处，枯叶都在凋谢中复苏，百花齐放，争相竞艳。花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传说，如十二花神，分别是正月花神梅花、二月花神杏花、三月花神桃花、四月花神牡丹、五月花神石榴、六月花神荷花、七月花神玉簪花、八月花神桂花、九月花神菊花、十月花神兰花、十一月花神水仙花、十二月花神腊梅。
相对于自然界而言，植物更容易为女性所喜爱，她们可以在房间里细细地观察它们，整理标本，绘制绘画，在花园培育美丽的花朵。安·希黛儿笔下的女儿，就是这些为花卉谱写诗篇、创作艺术的女人们，在她们的笔下，这些美丽的植物呈现出更为美妙的形象。
一、林奈性系统分类
十八世纪林奈性系统分类法开始被流行，朱迪思.马吉《博物学家的传世之作》里提及到了林奈的分类法。但也由于有“性”意识的存在，女性参与到植物研究中，受到了许多保守派人士的攻击，如，波尔威尔在《无性的女人》的阐述。达尔文的《植物之爱》也采用了林奈的分类方法，不过“女性”在他的作品中显得较为保守。
按照林奈分类的要求，每一新物种被发现时，都要确定其学名，只有那些具备基本拉丁文知识的人才了解，如要进行深入研究，也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加入。对于普通大众，或是中国人来说，也许更容易接受的应该是它的俗称，也就是民间说法，另外因为不同的地理位置，它或许会有N个名称。
二、 分类的演绎
对于植物的分类，林奈的人为分类系统主要体现于草本和木本植物、野生和栽培植物、旱生和水生植物等方面，如此的植物分类法因不全面会慢慢被淘汰，另外“性”分类也不是很适合向女性儿童推广。到了19世纪中叶，分类系统已从人为分类方法，开始向自然分类法转变。林奈为人类的贡献，学术界现在也只留下了“双名命名法”。
女性作为植物学研究者，她们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植物分类方面。女性比较适合开展家庭教育活动，自然也热衷于植物的标本采集，植物绘画方面也受到学者的欢迎。正由于这些贡献，她们的名字也出现在植物的新种名。而植物的形态和生理方面的研究，女性参与的并不多。
1773 年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将“天堂鸟”这种曾经是非洲路边的野花鹤望兰（Strelitzia reginae），带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它的学名就是为纪念英王乔治三世王妃夏洛特皇后而取的。之后更多的女性姓名先后被用来命名新物种，这也是种荣耀。
二、亲近的写作格式
《重遇 简·奥斯汀》提到了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同样也受到拿破仑的喜爱。《拿破仑传》中提到拿破仑，在战场上常常携带歌德的这本小说。好奇，拿破仑从这部书中学到了什么？
《少年维特的烦恼》是部书信体格式的小说，简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采用了书信体，歌德和间两位作者，为何都运用了这种方式写作呢？安希黛儿在图书里解答了这个问题，原来这是由于18世纪英国开始流行书信体、对话体的“亲近”写作风格，直到19世纪这种方法才慢慢淡出江湖。
三、女性的贡献
植物研究很适合女性的参与，最早的植物学著作应该是 Elizabeth Herbal 在18世纪写的《奇草图鉴》。随后，出自女性画笔的植物学图谱开始大量出现，甚至还有以植物元素出现在衣服之上或是剪纸之中，就像瓷器画面中出现的花卉元素一样。
出版图书时对植物进行科学描述，作为女性不能和男性一样随心所欲，达尔文在书中可以充分讲述林奈的“性”分类方法。而女性研究者如罗斯，对于同样的内容必须要更换思路，从教育、母爱等角度进行阐述，以获得当时社会的认同。
四、边缘化的女性
从1830年开始植物研究慢慢开始进入科学化，这个曾经从1750年开始的年代，成为了适合女性活动的学科，女性积极参与植物的启蒙运动，植物学甚至可以等同于女性。而当去女性的行动开展之后，这片曾经属于女性的领域开始被男性占领。
进入19世纪中期，植物研究开始越来越男性化，对女性植物学的研究也不再受到重视。1897年著名儿童文学家波特小姐，向伦敦林奈协会递交了关于真菌繁殖的论文，却遭到粗暴拒绝。多年后，当青霉素的发现震惊世界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年她在这一领域的原创性。
1997年林奈协会就此正式发表声明，为当年粗暴地拒绝波特小姐论文而表示歉意。1896年拒绝波特小姐的英国邱园，是不是也应该道歉呢？20世纪初，女性在科研方面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如，居里夫人于1902年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
同样安娜·阿特金斯的科学探索也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其用氰版照相法来记录植物标本，所拍摄的《英国藻类植物照片：蓝晒印相》在1843年出版，它是第一本完全用照片插图的书。阿特金斯和她的开创性的照片，也由于性别身份原因而几乎被遗忘，在摄影史上女性所做出的贡献被忽视。
这是一部反映女性参与到植物学基础科学研究的著作，从中可以了解到女性在历史长河中所作的贡献。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七)：女性与植物学的一场对话
加拿大学者安·希黛儿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关注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她的代表作《花神的女儿》，这是该书的首次中译版。
该书序言由北大学者刘华杰作序。刘华杰说，英文版于1996年首次面世，在20世纪末对他个人打开博物学文化的思路起到了关键作用。此言非虚。笔者案头有刘华杰若干部著作，在包罗万象的《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里，第14章专门讲述“女性的博物学参与”，正是以安·希黛儿和《花神的女儿》作为切入点展开论述的。
刘华杰说，植物学的重要词汇“flora”（植物群，植物志，植物区系），源自古罗马的弗洛拉女神，在西方的传统里，弗洛拉象征美丽、性和生殖能力。在博物学诞生之前，诗人和艺术家就经常用花神的形象来寓意女性，到了18、19世纪植物学兴盛，人们常常借用花神之名来为植物学代言，“flora”就从神话和寓言的女神变成了科学写作里的一大类别。
波提切利，《春》，1481—1482年 乌菲兹美术馆
希黛儿用《花神的女儿》命名作品，探讨“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寓意非常贴切。这部作品呈现数十位活跃在植物学领域的女性的事迹。她们参与各种与植物学相关的活动，如阅读植物学书，参加植物学讲座，与博物学家们通信，采集本地的蕨类、苔藓和海洋植物，绘制植物画，建立标本馆以供进一步学习，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等等。希黛儿希望人们重新关注这些被遗忘的女性以及她们的故事。
作为博物学倡导者，刘华杰的注意力集中于博物学的相关历史，但是，他忽视了该书另一方面的，也可以说，更深层的主题。作品的立意并不是向大众讲述一些女性与花的趣闻，也不只是强调女性做了多大贡献，希黛儿在序幕里就强调了：“本书的特色在于研究女性实际参与过的科学和文学活动，重点是把植物学当作精心筛选过并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活动之一。”也就是说，怎样精心筛选并符合社会规范，以及其中内涵的性别特征，才是重点。
女性与花，仿佛天然就有联系，花神的美丽形象也寓意了植物学是美丽的，可以成为女性的优雅追求。在历史的很长时段，女性必须安居于室，对于无法自由外出的女性来讲，比起劳碌枯燥的家务活，打理花园显然要有趣得多，而且这是被社会赞许的生活方式。
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植物学文化活动。植物学被看作是一门适合女性的科学，在当时主流的性别意识形态下备受推崇。人们认为，植物学与传统观念里女性的天性和“本职”角色是一致的，符合作家和文化仲裁者们对女性和家庭意识的性别化假设，成为塑造女性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植物学可以让她们成为更好的妻子和母亲。以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来评定，这是培养女性气质的重要手段。
那个时期母亲身份的社会建构之一，就是把母亲提升到教育者的崇高地位。小说家夏洛特·史密斯在《乡间漫步》里塑造的伍德菲尔德夫人，就是通过谈话向侄女输送教育的理念，将植物学热情用到母亲职责和性别意识形态的教育中。萨拉·霍尔在作品《诗歌：植物学爱好的乐趣与益处》里，肯定了女性探究植物的道德和宗教意义，同样强调母亲和家庭职责。
美国女性主义者乔安娜·拉斯有部作品，叫《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旨在分析抑止、打击女性写作并使之边缘化的模式。拉斯指出，阻止女性写作并不需要明确的立法，缺乏教育机会、贫穷、各种家庭义务造成的时间碎片化都是明显的阻力，更为微妙的是社会期望——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要求她们把家庭，孩子、房子、学校职责、丈夫的需要、院子等等摆在前面，要改变这个顺序太难了，很多妇女，特别是19世纪的妇女，如果表达了写作的意愿，就可能会遭受性别角色带来的压力，被指责在浪费时间或是逃避其他义务。
这与《花神的女儿》默契相通。对于当时众多女作家来说，母性和家庭意识议题是她们在社会、智识和经济上的资源。在18、19世纪的植物学文化中，家里的女儿利用艺术才能为家族事业贡献力量，成为女性“隐形劳动”的一部分。在18世纪的英国，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女作家们大多只能写与自己性别相宜的作品，轻言细语、娓娓道来，书札风格的植物学通信就成了她们的最佳选择。希黛儿说，亲切的科普写作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家里学习，家庭氛围意味着亲切熟悉，这一写作模式也展示了理想化的家庭生活。
即便是博物学写作这一较为宽容、受到鼓励的领域，女性的写作仍有很多顾忌。这一时期博物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奈分类学系统的传播。林奈学说的根本特点是依据植物的生殖器官进行分类，对生殖的重视是林奈走向性体系的第一步，关于植物生殖过程的拟人化描述让他遭遇了“淫秽下流”的指责。那么，英国女性在阅读和写作植物学书籍时要如何克服文本和性的困境呢？书中谈到了一些做法。比如，当时有名的博物学家威廉·威瑟灵在翻译林奈作品时，为了保持这门学问的美丽纯洁，刻意地把一些专有名词和过程做了处理。还比如，萨拉·菲顿采用匿名方式出版了《植物学对话》一书。但凡对文学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当时的通用做法，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都曾用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女作家们在写植物学时也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故意呈现“去女性化”的叙述方式。
希黛儿的笔端流露惋惜之情，萨拉·菲顿并没有从《植物学对话》进一步走向植物学科普的职业道路，这在职业化语境下毫不奇怪。对维多利亚早期的女性们来说，植物学为她们提供了多重机会，她们的植物学基于家庭，是家庭教育和家庭活动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智识生活。可是，社会标准预先就限制了女性的领地，林奈学会和皇家学会都不接纳女性会员，伦敦植物学协会对男女一视同仁，接纳了10%的女性会员，然而女人们仍然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自觉自主地加入，更难以成为核心会员。从1760年到1830年，性别化的植物学文化为女性打开了植物学的大门，但在之后，同样的性别化观念却阻碍了她们参与植物学文化，女性先被推进了植物学的大门，然后又被驱赶出去。在19世纪30到60年代，植物学越来越被塑造成男性的科学，“植物学家”的标准形象也被设定为男性。
《花神的女儿》一书揭示了，所有对植物学做出贡献的女性在方式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都被囿限在既定的范围之内，只能在狭窄的空间里对抗她们身为女性的处境，这种对抗大多是无意识的、缺乏力度的，她们没有想在根本上挑战传统家庭的权力平衡，反而是在加固和强化父权制文化中关于女性温柔娴雅品格的形象，关于女性气质的理想观念让她们获得了进入博物学领域的机会，最终也使得这种理想成为一个短暂易逝的幻想。
女性与植物学的一场对话-北京青年报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八)：弗洛拉忘记了什么？
书封
《花神的女儿》（Cultivating Women, Cultivating Science）是一本游离于植物学史研究边缘的著作，之所以说游离，是因为作者安·希黛儿笔下所记录的，并非是传统植物学史研究中的英雄似的（通常为男性）个人和科学进展，而是将目光放在了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对科学和自然知识的贡献；之所以说边缘，是因为著作本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而是一部在科学和植物学的社会史、文化史、教育史和文学史视野下的植物学女性人物志。在书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和详实的史料聚焦了博物学史、科学史上重要却常被忽略的边缘人群——英国植物学活动中的女性，详细书写了她们作为采集者、艺术家、家庭教师、科普作家、科研助手等身份，向女性、儿童和其他大众读者传播关于植物的新思想和新知识的科学故事。
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欧洲植物学在启蒙运动科学的大潮中应运而生，而植物学在英国的流行，则得益于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确立的人工分类系统，这种以植物繁殖器官作为核心分类标准的“林奈性系统”，经过威廉·威瑟灵、伊拉斯谟·达尔文、利奇菲尔德植物学协会等植物学家和机构的翻译、转述，成为接下来一个世纪里英国植物学的权威。这种分类系统背后所蕴含的18世纪文化里的性别凝视和道德审视，直接导致了后来植物学家（botanist，通常是指具有男子气概的男性）与女性植物学爱好者（botanophile，多是充满女性气质的女性）的分野，其结果鲜明地体现在第六章中从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科学植物学的‘去女性化’”活动中。
《花神》——提香 (Titian，1478-1576)
在1760-1860这一个世纪的光景中，英国涌现了无数投身于科学植物学活动的女性，身份各异，地位悬殊，从普通家庭中的女儿、妻子、母亲，到中产阶级、上流社会和贵族家庭中的女性，再到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皇后，都是当时英国植物学活动中的常客，尽管她们的植物学活动往往只是一些休闲消遣的非正式活动。连《植物学入门》——第一本由女性写作、系统介绍植物学作品——的作者普丽希拉·韦克菲尔德都在其书中指出，“学习（植物学）可以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可愉悦心情；它最简单易学，调查的对象可轻易获得，无须付出多少代价，无论谁都可以轻松入门。”可见，英国女性学习植物学只是男性政治文化视角下所要求的女性达到虔诚、健康的一种方式，也是她们远离肤浅活动的一种娱乐消遣而已。
在林奈时代，女性在植物学文化中留下的印记，往往局限于采集者、赞助人、艺术家、助手和合作者等角色，而“林奈性系统”中的性别模式，也给予了一部分女性通过植物学写作来留下印记的机会。与植物学休闲活动相似的是，英国女性在植物学的文学土壤里辛勤耕耘的结果，被冠以“亲切的文体”（familiar format），以某种戏谑的口吻揭示了英国几代女作家们为科普写作打上的女性印记，这种在写作中采用书信和对话的叙述形式，打造家庭或以家庭为基础的非正式场景，塑造充满母性的女性导师角色的方法，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一直是英国女性科学写作的主要模式。亲切写作就像是来自花神的某种诅咒，一方面通过这种广受市场欢迎的亲切写作模式，使得女性能参与到植物学文化活动中，并从中得到实现娱乐、赚钱、获得公众认可等目的，这些植物学科普书在文本内外都成了女性实实在在的资源；另一方面，亲切写作基本剥夺了女性参与植物学科学研究的可能，在科普写作中女性只能不断征引的“林奈性系统”或威瑟灵、达尔文等人的植物分类方法，进一步固化了大众认知中“绅士们的植物科学”，加剧了植物学文化中大众化和专业化的分歧。
这种分歧，最鲜明的体现在19世纪30-60年代植物学“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现代植物科学构建过程中。在这种文学化的植物学和科学的植物学分道扬镳的变化中，男性的“专家文化”剥夺了早期植物学文化中女性情感和体验的权威价值，性别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科学植物学构建中的显学。在这一时期，植物学越来越被塑造成男性的科学，“植物学家”的标准形象也被设定为男性。植物学的话语体系贬低了英国女性作家亲切写作的模式，转向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标准化写法，女性在植物学领域的话语权基本被剥夺，连作为业余爱好者都面临失语的尴尬境地，只能通过艺术（主要是为杂志、专著绘画插图）、采集通信（主要是为植物学提供田野样本。其中殖民地采集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男性与女性的殖民地采集，另可参见《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出版大众读物等方式参与植物学活动。
从最早“林奈性系统”译介到英国使得植物学活动成为女性达到虔诚、健康的一种方式，到家庭教育、社会文化对植物学女性气质的赞赏促使一批女性作家以科普植物写作为志业，再到学科建构中为男性学者对女性参与者的驱逐和排斥，植物学的性别矛盾分化愈演愈烈，尽管有不少女性在为能进入植物学权威话语体系而积极奔走，但正如作者在第八章的结尾，所总结的：“在职业化和去女性化的科学文化中，让女性以平等的方式有机会参与主流科学似乎大有裨益，但也就意味着用男性模式去建构科学，让它远离家庭、母职和语境化的思考，以及其他被性别划为‘女子气’的文化因素。”参与科学植物学的建构，既是妥协，也是放弃，植物学也好，其他自然科学也罢，都是“性-性别-科学”男性模式的产物，这种不公，亟待所有人的发声和抗争。
英国《柯蒂斯植物》1787， NO.47
回到开头那句话，玛丽亚·杰克逊对在描写啤酒花和忍冬的时候所作的评论，既是对自然界植物生长规律的总结，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在植物学活动中活跃的女性的真实写照，在男性强烈的性别凝视下，“花神弗洛拉的女儿们”一直在努力冲破世俗规约的樊篱，向科学事业中的性别歧视发起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花神的女儿》就是一场科学性别战争的忠实记录。
所有的科学叙事，都是经济叙事、政治叙事、文化叙事的载体，在科学植物学史构建的“散光灯记忆”模式下，镜头所聚焦的往往是男性英雄，镜头内的女性身影却一直被不断虚化，镜头之外则是无数被忽略、被遗忘的女性，安·希黛儿在序幕中指出，“我对弗洛拉的英国女儿们的研究也是一种‘植物志’，是一部关于近现代科学文化形成时期植物学文化中的女性志”，“志”本身就是记录的意思，在这里，我更倾向于作者不是在做科学叙事，而是在做科学记录，如果学术的植物学史不能让我们记住对科学和自然知识做出巨大贡献的英国女性，那我们最起码应该知道我们忘记了什么，花神弗洛拉又忘记了什么！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九)：从《花神的女儿》一窥植物学文化中的傲慢与偏见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汪曾祺花是大自然给予人类最美好的馈赠之一，浪漫的玫瑰，优雅的康乃馨，快乐的鹤望兰……，花让我们快乐。没有花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将是多么的死寂和乏味。
如果把植物比作大自然的乐谱，那么花卉就是五彩缤纷的音符。音乐有治愈心灵的作用，花卉亦然。
在古罗马神话中，弗洛拉（Flora）是花神的名字，象征着自然、生育和春天。古罗马诗人把弗洛拉称为“花之母亲”。那么花神的女儿又是谁呢？在安·希黛儿所著的《花神的女儿》这本书中，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投身植物学领域的英国女性都是花神的女儿。
安·希黛儿，加拿大约克大学阿特金森学院女性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关注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关系。
作为英国博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女性的经典著作，《花神的女儿》具有开创性意义，影响了相关领域的诸多学者。本书译者姜虹因为这本书踏上了“女性与博物学”研究之路，姜虹博士还有一本译著《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2020）。
正如《花神的女儿》这本书的副标题所示，书中讲述了1760到1860年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科学与性别的百年变迁史，读者从中可以一窥植物学文化中对于女性普遍存在的傲慢与偏见。
18世纪，欧洲皇室资助了一批科学航海家，探险家们将遥远的异国植物及标本带回欧洲，掀起了植物学热潮。
在英国，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男女老少纷纷加入植物学活动中。王室花费心血建立的私人皇家植物园邱园，奇花异草遍布其中，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植物园之一，同时也是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心。
乔治国王还为夏洛特皇后买下标本馆，邀请林奈学会主席协助管理标本，指导皇后和公主们学习动植物知识。
鹤望兰是引种到英国的花卉之一，别名天堂鸟。1773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为向夏洛特皇后对于植物学的贡献表示敬意，特意以皇后的名字命名了引种的鹤望兰品种。夏洛特皇后成为花神的女儿的首要代表。
昙花也是引种的异国花卉之一。1810年，昙花自墨西哥引种到英国，当时主要在植物园中展出。20世纪以来，昙花已广泛用于室内栽培和观赏。在世界各地园艺家们的不懈努力下，已培育出黄、白、粉、橙、淡紫、鲜红、玫瑰红和双色等品种。
本文笔者知语悠然种植的昙花
虽然植物学成为当时热门的家庭娱乐活动，女性学习植物学也得到鼓励，但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社会主流对于女性参与植物学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依然存在。
谈到植物学，必须说一说林奈。林奈是瑞典生物学家，动植物双名命名法创立者，现代植物分类学创始人，直至十九世纪林奈的人为分类法才为自然分类法所取代。
林奈的植物分类法简单易行，一统过去紊乱的植物名称而广被采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植物学在英国广为流行。探究大自然，研究植物学，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消遣和修身养性的活动。
林奈分类法故意复兴拉丁文的使用，打破了国家和语言的边界，有益于专业学者们展开讨论，却导致了另一种排他性，不懂拉丁语的女性深感被植物学拒之门外。当时，即使是富裕人家的女性，也不能和男性一样进入课堂正式学习拉丁文。
同时，林奈基于植物繁殖器官表面特征的分类法将植物性别化，热心植物学的众多女性不得不面临文本和性别的双重困境。直到20世纪，林奈学会和皇家学会才开始接纳女性会员。
18、19世纪之交，英国女性、性别和植物学文化交织在一起。女性的植物学写作不得不采取当时社会唯一认可的书信对话这种亲切体的文学形式。直到19世纪20年代，女性多元的植物学写作方式才被正式认可。
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文化运动被重新定义，女性的科学教育角色愈显重要，植物学文化也因之受益。
19世纪早期，作家们对于植物学在农业、医药、烹饪和其他居家用途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植物学写作的主题更加强调植物知识的实用性。
比如《英国真菌图册》这套书，不仅有蘑菇、羊肚菌、松露和马勃等菌类的彩色插图，还有植物学相关知识与评论。
希黛儿笔下讲述的花神的女儿，除了贵族阶层的皇后，还有普通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以及家道没落、不得不以植物学写作为生的女性。
尽管得不到学院派植物学家们的认可，花神的女儿们依然活跃于植物学领域，不只是为了娱乐，爱好，还出于养家糊口的需要，把植物学写作当成自己的“事业”，兼顾学术理想，平衡家庭生活。
因为家中的父辈、兄弟或丈夫研究植物学，使得她们有机会参与其中，并成为家庭植物学产业的得力助手，其中有一位女士担任丈夫的抄写员长达50年之久。
在当时，女性参与植物学是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学习植物学既是一项高雅的爱好，也是中产阶级时兴的社交活动。
花神的女儿们除了相夫教子，还在家庭中接待植物学同好，早餐室、客厅、住所周边，成了她们实施家庭教育的课堂。
她们观察植物，采集、制作植物标本，绘制植物插图，参加植物学讲座，学习植物的药用方法，写作、出版植物类图书，在获得微薄收入的同时，也为植物学知识的普及贡献聪明才智。
希黛儿的代表作《花神的女儿》带领读者走进植物学的大观园，穿越到18、19世纪的英国，了解植物学分类法、发展史，乃至社会与性别发展史。
《花神的女儿》同时也是一份面向大众的英国植物学书籍的大书单，书单中各种植物学书籍琳琅满目，精彩纷呈。
正文前及正文中的52幅彩色或黑白插图，以及凝聚了作者希黛儿大量心血的尾注，便于读者学习、欣赏、追溯。一些书籍及其作者的插画等作品在英国伦敦等地都有馆藏，翔实的史料挖掘出书籍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些珍贵的藏品背后的创作逸事令人感叹，赞赏之余又透露出些许的无奈。隐藏在那个时代的科学与性别中的傲慢与偏见，凸显了被边缘化的女性作者们创作的不易。她们是当之无愧的花神的女儿。
《花神的女儿》读后感(十)：花神女儿们的爱与哀愁——植物学中女性主义的局限
“两位骑士，在你充满芳香的祭坛前，弯腰躬身 亲爱的梅丽莎！两位侍者在一旁拱手站立。”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而在仅一峡之隔的英国，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正于同年匿名发表了那惊世骇俗的诗歌《植物之爱》。这部诗集借“植物缪斯”之声，展示了以林奈系统分类的各种示例植物，同时展现了传统的性政治，他天马行空的行文中充斥着直白大胆的性描写。七年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的厌恶：“我对达尔文的诗绝对感到恶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达尔文至少“积累并应用了我们语言中所有铿锵与瑰丽的词句。”（J. E. Browne, “Botany for Gentlemen: Erasmus Darwin and ‘The Loves of the Plants’,” Isis, Vol. 80, No.4, 1989, p. 604） 彼时，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eaus）那套以人格化、性别化、色情化为显要特征的植物分类系统理论，自18世纪60年代被译介到英国以来，便一直争议不断。除了从拉丁文到英文的术语翻译问题，另一核心争议点便是关于如何呈现林奈关于植物的性理论。而这一问题，直至“林奈时代”式微乃至终结，都将一直如幽灵般困扰着无数将林奈植物学作为“文雅爱好”的女士以及作为一项经济来源的女作家们。 譬如，1804年出版的《博物学入门：对话和诗歌选集》里的压轴诗《花神弗洛拉》，便是夏洛特•史密斯参考达尔文的《植物园》后为女孩改写的“洁版”。而亨丽埃塔•莫里亚蒂则于1806年出版的《欢乐花园》的序言里明确地表示了她的态度：“这种东西只适合生理学家，对懵懂无知的青少年来说却是危险的……我尽可能不使用伟大的林奈先生的方法……我也从未提到喜欢幻想的达尔文博士”。事实上，在“谈性色变”、崇尚道德规诫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就连莎士比亚这样的巨擘也未能幸免被删改的命运。就在《欢乐花园》出版后的次年，由Harriet Bowdler删定的“洁版”Family Shakespeare将以匿名的形式出版，而由其兄长Thomas Bowdler编纂的10卷本“洁版”则于1818年面世。 不难想到，在那场“洁版”VS“原版”的论辩里，达尔文所代表的“原版”派并不占优势，而对抗阵营里，同为伯明翰月光社成员的威廉•威瑟灵（William Withering）所编写的介绍林奈植物学的《大不列颠本土植物大全》，却在当时享有盛名，“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是英国植物学的标准教材”。 如我们所见，哪怕达尔文本人，这位在当时不可不谓之进步或曰先锋的绅士，也难以摆脱男性视角支配下的性幻想的桎梏。事实上，达尔文的《植物之爱》中大胆前卫的性暗示，以及林奈植物学中以泾渭分明的性别边界作为理论基础的性别建构，其引起的广泛讨论与争议，实则体现了18世纪文化里普遍的性别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植物学女性，在面临“性”话题的困境时，这个问题便变得尤为棘手。如前所述，她们大多选择了主流思想所认可的更温和的“洁版”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一面是依然保守的整体社会氛围与性别意识形态，一面是对女性来说越来越多（但依然受限于主题和体裁）的写作机遇，那些热忱、坚定且睿智的花神的女儿们，牢牢地抓住了命运的契机，以笔为剑，一路披荆斩棘，开拓出一条独属于女植物学家的道路——她们在傲慢而严苛的文化仲裁者们对女性角色的定位标准之下，找到了表达自己观点的策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一种“亲切的文体”逐渐兴起并日益固化为一种女性科普写作的范式。这种文体的流行与背后的被重构的母性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女性超越生育角色，“理性母亲”的角色作为教育、母职、女性气质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被认可和鼓励。在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植物学家，女性在植物学文化中深耕细作，留下了自己光辉的印记。
然而，在这繁荣的表象下，潜流暗涌从未真正离开。女性植物学家——这个措辞本身就带有偏见，是否存在男性植物学家——在植物学领域的表现，亦不过是沙上建塔，充满了不确定性与被动性。植物学理论中的性问题，只不过是她们要面对的众多挑战的冰山一角。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曾提出，事件的的历史是表面的骚动，就像潮掀起的波浪，短暂、急促、紧张不安的波动，真正的、更重要的潜流不是这些事件，而是海底的结构。同样，女性在植物学文化中展现的异彩，也不过是海面表层的小股波浪，或因一阵风，或因一艘渡轮，既是短暂的，更反映不了真正的文化结构。关于两性天然差异的偏见，关于对女性涉足文化、公共领域之能力的质疑，以及认为破坏那种符合自然性的两性关系会颠覆社会秩序的焦虑，依旧主导着两性问题的文化表象，并从根本上造成了女性身份的附属性与脆弱性。作为被凝视、被规训的“第二性别”，她们成为“科学侍女”的自由与殊荣永远不真正属于自己。事实上，随着植物学逐渐走向现代科学，女性作家和文化参与者的身份与地位便马上开始遭受质疑。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在公共视野中享有更多声誉、被核心植物学圈认同与接纳的女植物学家来说，非议、孤立、排挤才是更能概括其事业的核心词。对那些女植物学家来说，越是积极进取，所遭受的阻力便也越深，来自男性权威的傲慢与偏见则越是顽固。 或许，植物学文化圈这种倾向从玛丽亚•杰克逊的例子可窥一斑。这位被达尔文称赞为“精通植物学”的高产女作家一直活跃于地方上启蒙文化圈，她勤勉好学、学识渊博，是当时科普作家的典型代表。她的第一部作品《霍尔滕西娅与四个孩子的对话》得到了达尔文与布鲁克•布思比爵士两位精英圈人士的联合推荐，达尔文甚至将它作为教材推荐给一所进步的女子寄宿学校。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杰克逊比那些前辈女性科普作家更精通植物学，但她并不及那些前辈们受欢迎。她在1804年所著的第二本书中用散文形式取代了第一本书中的家庭对话，但依然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此后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步伐的方向，逐步转向了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知识的园艺应用。作为一个将植物学写作作为事业的职业女作家，她在作品里时时显露出措辞上的审慎妥协与态度上的迂回调和，她在书中隐藏起自己的政治倾向，反复强调自己对于男女性别差异与社会分工二分的认同，甚至在书中借人物之口写下“她们要避免在公共场合炫耀知识”之类的话语。她那与其才华并不相称的过分谦卑与谨慎，或许正反映出世纪之交的女作家们，同时作为知识女性与大家闺秀的身份焦虑。性别意识形态与社会规约无所不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女性在智识活动中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依然十分有限且不稳定，关于“行为得体”的说辞限制了她们仅有的自我表述。 然而，并不是每个女性作家都能幸运地得到如达尔文这样在学术圈举足轻重的人物的青眼相看，与杰克逊同时期的阿格尼丝•伊比森的遭遇或许更能说明精英圈对于性别的偏见与排斥。作为一位实验主义者，她追求精确严谨而非优雅，在研究中广泛使用新兴的显微镜和解剖方法。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写成论文向杂志投稿，并在植物学家约翰•博思托克的推荐下，满怀期待地将自己的“植物学”寄给了当时的权威——林奈学会创始人兼主席詹姆斯•史密斯，然而她的念念不忘并没有得到所期待的回响。在公共的植物学文化圈子里，她始终都不过是一个局外人。终其一生，她也没有被植物学研究共同体接纳——那是她理应拥有、却一生都求而不得的东西。 而另一位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伊丽莎白•肯特在晚年的凄惨遭遇——作为曾经在伦敦出版与文学圈都小有名气的植物学作者，等待她的却是越来越枯竭的发表机会，以及寄人篱下、捉襟见肘、鹑衣百结的困顿生活——则赤裸裸地展现了横亘于世纪之交的女性植物学作家面前的另一更现实的困境：对她们来说，仅凭写作谋生依然是一种奢望。对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女性文学创作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匪夷所思。 诚然，18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高度发展提供了榜样。若只是观察18世纪末相比于中期女性文学作品出版量占总出版量逐渐上升的比例数据（从40%增至2/3），会很容易对女性植物学作家的处境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但这毫无疑问是片面且不审慎的。 首先，把文学创作当作业余爱好或者经济来源之一，并不等同于全职文学创作。尽管有许多女性怀着热忱投身于创作，事实上也出现了诸如福音派作家汉娜•莫尔这类成功的例子——她凭借所谓的《廉价知识全书》以及道德说教类手册及小说名利双收——但这样的例子终究是凤毛麟角（值得一提的是，她本人长袖善舞、善于阿谀奉承的个性或许也是她在男性主导的名流圈游刃有余的重要助力，而这当然并不具有太多普适性）。对于大多数女性作家而言，生存空间或许并不如表面上广阔。而一些男性作家对于文学女性（或曰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女性）明确表现出的反感与排斥并不少见。譬如那个写出了最“美”亦最“真”的诗章的天才诗人约翰•济慈，就曾在1817年的一封信里，用“把文学的残羹冷炙当成点心或者午餐吃下去”、“自以为是诗歌世界里的萨福”、等极尽尖酸刻薄的言语的利刃，朝向了那些“一无是处却自命不凡”的“女学究”。 其次，植物学作为游离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特殊类别，与小说、戏剧、散文等“传统”文体不可轻易混同。在林奈时代的鼎盛期，的确诞生过许多优秀的女性植物学科普作家，被认可的母职与教育者的角色统一性是促成她们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林奈植物学示微，新的“更严谨、专业、科学化”的植物学兴起，女性开始逐渐丧失或曰被“夺回”植物学话语权。1828年，林奈学会主席詹姆斯•史密斯爵士辞世，同年，新一代掌门人——29岁的约翰•林德利成为刚成立两年的伦敦大学的首位植物学教授。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早已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向公众声明他的改革主义立场——林奈系统已经陈腐过时，新世界理应属于新生代。他立下鸿鹄之志，要大刀阔斧地“拯救”植物学于水火。而“拯救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与“肤浅知识”、“女性技能”等“负面”标签进行解绑与割席。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植物学文化被逐渐“改造”成为“思维严谨的男性的职业”。女植物学家们在男性精英们咄咄逼人的威压下，几乎毫无悬念地节节败退，领地越来越逼仄狭隘。尽管文学化的植物学与具有教育意义的植物学依然对女性敞开大门，维多利亚早期的那些谨小慎微、时刻在各种“道德规训”下苟延残喘、寻求一丝生存机会的女作家们，相比起她们那些在林奈时代的前辈们，无论是胆识与魄力，还是专业知识，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不难发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植物学改革运动中，“去女性化”与“职业化”是同时进行的，它们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尽管在法国革命激进思想影响下，产生了类似《女权辩护》（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这类文本，但是依旧没有人认为，女性的先天特质适合于公共领域。事实上，就连汉娜•莫尔也持类似看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女性被认为不适宜也不擅长在公共场合发声，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可谓于古有征。早在公元前4世纪初，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就曾在《伊克里西阿》（Ecclesiazusae, Ἐκκλησιάζουσαι，又译《公民大会妇女》）里惟妙惟肖地向观众展示了“如果由女人管理国家”是多么滑稽可笑。而伯里克利对雅典的主妇们说过的话历经千年犹有余响：“珍惜你们本能的谦虚；把不成为公众谈论的对象，看作最高的荣誉”。或许反雅各宾派牧师与诗人理查德•波尔威尔对于女性的规劝更能反映当时的主流思想倾向：“质朴的脸红始终比自信的思想之光更有魅力。”而即便是达尔文这样开明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也认为“女性应该具备温柔、矜持的品质，而不是张扬大胆的个性”。 毫无疑问，因受18世纪末大陆思想影响而出现的痉挛式的短暂挣脱，反而进一步促成了社会陈旧思想的死灰复燃。要知道，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后不久，波尔威尔就急不可耐地发表了《无性的女人》（The Unsex'd Females，1798），极尽恶意诽谤之能事。在这首诗里，他竟“别出心裁”地将笔和淫乱相提并论，借以谴责那些“厚颜无耻的女性”——此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哪怕是两百年后的读者如你我，谁又能不感叹一句“淫者见淫”呢？ 无独有偶，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安娜在1784年的威特敏斯特的选举中仓皇落败，她遭受到疯狂的人身攻击与荡妇羞辱，令她在1790年的下一届大选时，选择了畏缩与逃避，将自己隐匿于沉默与私人生活中。或许，招致攻击的并不是她的政治立场，而是她在公共领域发声这个令人焦灼难安的事实。而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案》明令禁止妇女参与投票，这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悖论——即便没有被正式禁止，妇女也没有投票权。这看似“多此一举”的规定，恰恰证明了妇女日益增长的扩大活动领域的热情与渴望，也证明了男权社会把妇女驱逐出公共生活之外的决心与傲慢。还需要等待一个多世纪，女性才能摆脱禁锢于私人领域的命运。 而在植物学文化女性史里，或许还有一个名字需要被铭记。维多利亚时期中叶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莉迪娅•贝克尔，同时也是一位植物学家。她在《写给新手的植物学》中践行了自己的反对性别分化、主张性别平等的女权主张。她刻意在书写中隐去了“女性气质”，采取了一种“无性别”的标准化的、客观的、理性的、科学的写作范式。诚然，她的策略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然而，放弃“亲切对话”的传统“女性气质”，甚至隐藏自己的性别，采用一种“雌雄莫辨”的策略，或许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但这必然意味着同时放弃了自己的本性的一部分。英国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过的话，或许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 或许，当我们回顾这段英国植物学文化历史，深挖那些消隐于传统叙事模式之下的“花神的女儿们”的故事的时候，除了因她们可歌可泣可叹的事迹而动容、又或是因她们无望无告无常的命运而感伤，我们更应将目光聚集当下，展望向更远的未来。毕竟—— “The night is long that never finds the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