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息读后感精选
《稍息》是一本由[意大利] 老安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0，页数：1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稍息》读后感(一)：一座桥 一扇窗
上周六看到有这个直播的消息后，很是期待，其实直播里没做太多照片的宣传，这几个平时不怎么上网的人也没提前做内容规划，就随便聊，老崔非常真诚，声音哽咽，几近飚出脏话，太感动了。也了解到一些那个时候人的状态。看完就下单了hhh，确实很棒的影集。
书名“稍息”两字简直妙不可言。在经历过多年紧张政治运动和社会实验后，一个短暂的放松，在无序中享受短暂的精神上的自由，之后又很快迷失在现代化的浪潮中。
老安很敏锐得感知到这种突然的放松，并通过照片体现在细微生活里，对于老安这种局外人而言，拥有一双真正对人对个体关切的眼睛，在这片充满符号的土地上捕捉照片并不是什么难事。
老安的照片极其平静，而且很多微妙的地方要一点点看 一点点猜，我不懂构图技术上的东西，但还是会有很多有趣地方会心一笑，也许就是罗兰巴特在《明室》里说的“刺点”的东西吧。非常克制非常隐晦得把一些感受埋藏在照片中，看的时候产生一连串的为什么，把照片层层剥开。跟看一些画面张扬的牛逼哄哄的摄影家的照片感受很不一样。像他很多照片里窗子的意象一样，80年代也像是突然打开封闭空间的一扇窗，一个出口。
《稍息》读后感(二)：摘录
书中几篇序、对话以及老安自己的评价把这本《稍息》说得很明白。
陈丹青：“他喜欢拍摄人群的聚集——就像中国天天发生的那样，不知为什么聚集——各有各的完美布局。茶楼、牌房、啤酒屋，那些刚刚准许打扮的年轻人幸福地坐着。是的，他总能抓住中国式幸福，连橱窗里的塑胶模特也凝着八十年代的幸福微笑。”（P7）
顾铮：“其实，稍息这个姿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用来形容 1981——1984年间中国的社会状态相对于此前的严格、严峻而言，1978 年后的社会开始有了松动。这种国家社会的松动，与老安照片里的放松气息怡相应和。那个时期的社会与人民，虽然力图奋发、志在拼抢，但精神上的某种稍息感，却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稍息感，当然也悄悄地从他的照相机镜头进人到他的照片的角角落落。我们看到，画面中的百姓们有一种安心与舒缓，无论是表情还是姿势。
老安，只是单纯地为自己看，而且至少在当时，并不是为发表而看，而拍摄。他只是为自己的记忆而记（拍摄）。因此，他看得从容，没有丝毫紧张，甚至特别安详。这当中还有着一种特别的包容……
观看是一种欲望，表现也是一种欲望。老安的照片最初给人的感觉只是在观看，并不在意表现个人风格。但如果细细咀嚼，却会发现，这是一种去表现的观看，其实表现力一样很强，他在以无风格的风格表现着自己，表现着他的人格，表现着他对现实与世界的认知。”（P12）
老安：“谈到我的中国摄影，它旨在传达渺远与最近的往昔之残痕与将临事物之预兆的混合就我个人来说，它也包含了某种稍稍下意识的意图，针对西方过于图像化和程式化地子以感知的现实，建立一种身临其境的同感。”（P15）
冯梦波：“老安的照片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必须慢慢看，放大了看，拉到这边看，拉到那边看，里面层面比较多，太多细节，而这些细节，他在拍的时候，肯定就已经看到了，没看到他不可能这么取景。”
老安：“那肯定是看到了才拍的。”（P168）
《稍息》读后感(三)：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短暂地躲避沉重的现实，今天稍息一下，回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去年年末，铸刻文化联合单读推出了老安的摄影集《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国》，这次，跟随贾行家的讲述，我们再度观看老安照片中的细节、背后的深意，也了解老安独特的人生体验，从早一步发展的意大利来到变革刚刚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及后现代化、文化差异和全球化，与他的成长产生了奇妙互动。
40 年过后，全球进入了一个新周期，经济不再快速增长，社交媒体重塑了生活，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并行，积重难返的矛盾以暴力的方式显现，难怪怀旧成了新的时尚。对于当下，老安用了一个词总结：“是躲，躲避的躲。人们正在努力地躲避新冠病毒，躲避一些责任，因为大家终于积累了一些财富，想保护这些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如果想要做出更大的改变，是需要很大理性的。”
老安：在中国寻找新的逻辑
撰文：贾行家
有一本摄影集，最近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谈论。谈论者包括哲学家陈嘉映，艺术家陈丹青、栗宪庭、刘小东，还有作家李静，音乐家崔健和彭磊……这本摄影集是一位名叫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的意大利青年摄影家在 1981 年来到中国拍摄的，前后历时 3 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照片曾经在中国和意大利展出过，最近由铸刻文化、单读和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结集，题目叫做《稍息》，就是“立正、稍息”的那个稍息，这个名字让了解八十年代的人很会心，很传神。
从那以后，这位安德烈就没有离开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老安，成了一位活跃在国内文化艺术圈里的摄影家、独立纪录片导演，见证了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他和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标志性人物都有密切的交往和合作，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王小波的影像，正是由老安拍摄的。刘小东和老安是老邻居，他在序言里说，老安的中国话好到可以只说半句，就把该传递的情感就递到，把该逗笑的人逗笑，你只有看到他像赛车手一样开车时，才能想起来这个人是从意大利来的。老安还是中国女婿，有两个户籍信息登记为汉族的孩子。
我打开这本摄影集《稍息》，直接感受是来自意识深处的召唤。我在八十年代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这些景象是我对世界的印象底片，这些照片是黑白的，我却可以调用记忆补上颜色。接下来的就是陌生感，我过去还没见过有人用这种方式拍摄中国。从图像的观感可以判断出来，这些照片是出自职业摄影家之手的，但是，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摄影大家布列松来过几次中国，拍了不少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布列松有个有名的说法，你应该听过，叫“决定性瞬间”。具体的意思，他本人没有明确解释过。初学者理解的决定性瞬间，好像就是在大事件里拍下关键的人，或者抓拍一个有强烈感染力的动作或者表情，那是一种新闻式的、叙事性的照片。布列松不是这个意思，他在拍照的时候似乎更关心构图和空间感受问题，只有当在场景里的构图呈现出他眼里的完美几何形态时，才是他说的决定性瞬间。
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决定性瞬间”标准，这既是不同的风格，也是不同的世界观。按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的话说，当摄影师按下快门，就等于告诉世界：“我已做出决定，我之所见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他为什么拍这个不拍别的，为什么是这个角度、这样的光线，为什么不提前一秒或延后一秒，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事儿。
我的幸运是有机会捧着这本摄影集当面去问老安本人，比如下面这张。不过看照片是要放大到一定尺寸细看的，照片比视频凝结着更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才是摄影师的意图、风格和性情。所以这本摄影集需要大 8 开本的尺寸。
这张照片是他 1983 年在苏州街头拍到的。我们初看的时候，他好像只是随手在街头拍了一个走到镜头前的女子。可是，如果你了解透视学，有一些看油画的经验，就会发现这张照片的构图大有深意，老安是在用这个近处的人把我们的视线引到她身后一架梯子上去，而这架梯子搭在路边的电线上，有个工人正在上面作业。这个对角线结构让我想起了鲁本斯的名画《上十字架》。老安说，他当时也是被梯子上的工人吸引了，好像工人也注意到了他。接下来的就是怎么拍的问题，他一共拍了三张，正好等到这个女子走到合适的位置。
《上十字架》
他拍的图像不动声色，有一种舒缓的诗意，又不是中国传统的诗歌境界；不是对风土人情和故事的猎奇，而是平和、内敛的观察和呈现，他不会把个人态度强加给拍摄对象。老安那时是国内难得一见的“老外”，而他的性格是和拍摄对象保持礼貌的距离，就常常要等到自己融入环境，大家不再注意他，气氛重新变得平静下来以后，才开始举起相机拍照，通常要等上好长一段时间。于是，他拍下的是值得反复细看的、蕴含着韵律的中国。
中间为老安
他会去拍佛像、石狮子。他发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石刻造像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常常出现在奇怪的地方，他来自一个宗教生活里充满了雕刻神像的国家，所以对宗教雕塑有特别的感受力。
你看他好像是在拍一片农田，但是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农田上面有几点船帆的影子，原来他的意图在不能从画面直接看出来的江面。
你看他拍在阳光下排成一排的几只茶杯，这是最日常的景象，可是你看到这些搪瓷水杯、玻璃罐头瓶改的水杯和带盖的陶瓷马克杯摆在一起时，就像是看到一群那时候的人，而且每只杯子后面也确实都有一个人。这张照片还会让你想起意大利画家莫兰迪的瓶子。读书有素读，就是不带自己的观点，先看书的本意；看这些照片也可以“素看”，不一定非要知道主题是什么、有什么附加的信息，只要你仔细地看照片本身，就会发现来自那个时代的生活意蕴。
见到老安本人，我还发现了下面这张照片的秘密。这是他在福建拍到的一位扶着自行车的年轻姑娘，是摄影集里很难得的正面肖像。这位姑娘很美，按那个年代的话是“可以上挂历”的，出奇的是，她怎么会笑得这么自然、这么灿烂？
人们常说从上世纪的老照片里是可以看到不同的时代表情的，我怀疑其中也许有误会，不同年代的人，对于照相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和镜头的关系也不一样。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几乎没见过相机，所以在照片里的表情普遍是紧张、恐惧或者木然的；四十年前的中国人，照相还是一件不经常遇到的事儿，在镜头前就过于端正、拘谨，笑容难免僵硬，或者笑得太过。而这个姑娘的表情为什么不一样？我看着老安的大眼睛，一下子想起来他那年 25 岁，是可以当电影明星的英俊意大利小伙子，原来那个姑娘是在冲着拿相机的老安这个人笑。
年轻时的老安
“稍息”这个题目是老安自己取的，他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开始松动，刚刚走出紧张的时代，又还没有开始进入迅猛的高速发展，大家在经历罕见的、短暂的沉静时刻。能总结出这个词来，你就知道他对中国当代社会是非常有感觉的，这个词要和八十年代的过去和将来做比较才能得出来。
老安形容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中国的时代发展有一个短暂的时差，他出生于 1959 年，从小经历了意大利二战后的经济繁荣，他说，自己小时候看到的意大利暴发户和九十年代在中国看到的手拿“大哥大”的大款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相当有趣的人。少年时代，他迷上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音乐，神游于美国的经济繁荣。22 岁作为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到中国做交换生以后，又亲历了中国经济繁荣的全过程。老安说，一生能经历三次经济繁荣，这真是前人极少的运气。中国人即将经历的，老安刚刚经历过，这也许是他的照片里那种从容和深度的来源。
他喜欢拍的一类场景是橱窗，从空间角度来说，窗子是画中画，橱窗代表着人心中的理想生活景象。他指着一个摆了很多蜡制水果的橱窗照片，讲了一件我们都不太记得的事儿：当年，即便在上海，街上也是很难买到水果的，北京就更惨了；几年以后，农产品才开始陆续进入自由市场。他在意大利的时候也没把出门喝水当成一回事儿，到了中国才发现，出门必须得带着水壶才行。他发现，“（过去）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儿），现在知道了，那是一代一代的技术、劳动和远见所创造出来的”。
要是你读这本《稍息》的时候，觉得看照片不那么容易进入，可以先来读《稍息》后面老安写的几万字的《气呼呼的小词典》和后记。他在文章中说 “能投入正在塑造的历史中，亲眼目睹十几亿人民突飞猛进地改变自己及其生存环境，在我是一特权。”
“我相信，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中国是世上最值得生活的国家。中国是我们迄今熟悉的全球文明扩张的最后一道边界。中国之后是岔路口。我愿意想象并冀望，以我的生活选择，一旦抵达岔路口，我和我的孩子们有可能知道如何识别路标。”他引用过希腊艺术家库奈里斯的话，“我们到中国来寻找什么？寻找一个新的逻辑”。
怎么样，老安的中文文笔也相当精彩吧？“我，一个本质上游移于体制之外的人，拒绝规条并死守独立，却在一个被视为恰好相反的国度里如鱼得水达数十年之久，这从何解释？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宏观层面上的。借助巴勒斯和麦克卢汉的文字，我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已有准备，它无非是物流运输、电脑技术和电子通讯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渐渐出现了我们当下的状况：幽闭。在中国的多年生活使我免于沦为这种幽闭状态的牺牲品，那是我这种性格的人最为惧怕的状态。中国让我感觉自己像外星人，在一块辽阔的、不同的、与世界其他角落相对隔绝的土地上走失了，生活在几乎彻头彻尾的疏远中，远离我原有文化中的符号和痼疾。”
“习惯”是他讨厌的词，对他来讲，“那就是放弃、服从、妥协、让步、丢弃尊严的同义词”。他发现中国现代历史就是“习惯”的天敌，现在谁还让你保持你的习惯？时代早已经把文化、风俗、职业、待人接物和居住的方式等“习惯”一阵一阵地否定了、推翻了，弄得天翻地覆。
当老安用文字来观察记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更能看清楚他的视角了：他说，“新的高铁站楼有几个共同点：巨大，贼高，特空。想象力不太丰富，只善于复制，只比高大。等车的时候，你没法受到艺术熏陶，周围全是大灰墙、高灰顶、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也是一种对中国的素读。有关这本《稍息》，他最喜欢的一条评论是一个年轻中国姑娘所说的：“如果把我扔回到八十年代去当个游客，我也想这样去拍照。”
所以我问他，对 40 年前的中国，你准确地总结了“稍息”，你对当下又总结了什么主题词吗？他说：是躲，躲避的躲。人们正在努力地躲避新冠病毒，躲避一些责任，因为大家终于积累了一些财富，想保护这些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如果想要做出更大的改变，是需要很大理性的。不过，这只是现在的判断，再过些年，可能又会有新的结论。
（以上内容来自得到APP《文化参考》）
《稍息》读后感(四)：我们往往需要别人来提醒，自己的生活有多动人
上海，1983，收录于《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
距离意大利人安德烈·卡瓦祖蒂第一次来中国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从八十年代初走到哪儿都会围观的外国人，到成为两个“汉族”孩子的爸爸，安德烈·卡瓦祖蒂也早变成了朋友们口中的“老安”。
老安在中国不断转变着他的身份——从学生到商人，再到独立摄影师、纪录片导演，他是新裤子彭磊电影里卖烤串的“新疆人”，是作家王小波生前所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资料的拍摄者，是一个只忠实于镜头的自由的记录者。
今年，62 岁的老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摄影集《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国》，将这些年来在中国所拍摄的上千张照片按照时间整理，精选出了八十年代初在 20 多个城市拍摄的 190 帧照片。这些照片带给我们的感受，正如陈丹青在序言里所说的：“人需要被他人，被异域提醒，老安提前用摄影扣留了永逝的八十年代。”
12 月 5 日，第七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游戏的人·老安纪录片创作分享会”上，作家孔亚雷、中国美院年轻学者于默与老安一起，给大家带来了老安的三部纪录片：《库奈里斯在北京》《孩童》和《臆想仓库》背后的故事，并探讨了对于人生、对于艺术的理解。
同日举行的还有老安新书《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国》的发布活动。活动邀请到了作家桑格格、中国美术学院孙善春教授与老安一起穿行于中国的今日与昨天，穿行于中国与世界之间，寻找对于自我与他者新的理解。
游戏的人·老安纪录片创作分享会
01
我们往往需要别人来提醒，
我们其实也充满了
美好与艺术的东西
80 年代的时候，现在的老安还是个二十出头的留学生。仗着自己会说中文的优势，他拿着相机踏遍了中国的许多个城市。他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带着外来人的好奇目光。随着他的视线跳跃、起落，那些隐藏在平凡人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瞬间被捕捉起来。正如孔亚雷所说：
“所有的乡下、我们的老家，都会有很多充满幽默感、充满生活气息的瞬间，而对那些居民来说，这完全无意识的。 我去浙江台州的临海，他们把鱼挂在铁丝钩上做鱼干，那很像他们完成的艺术作品。生活中充满了这种东西。我感触特别深的是，为什么我们往往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我们生活中其实也充满了美好与艺术的东西。
作家孔亚雷
如果我们长期只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生活，我们是意识不到自己的美与艺术性的。这很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老安这样的纪录片，需要这样的艺术家来做这些东西。包括我会很喜欢看史景迁写的中国汉学的书。当你用一个西方人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日常生活，看待中国的文化时，你会更深的感触到我们中国文化的这种动人之处。”
这样来自他者的、带有发掘性的目光仿佛是一种本能，带领老安找到文化错落间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事情：
观看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的老安
老安：我基本是之后才发现拍了那么多小孩。我本来什么都拍，有老人，也有中年人，最后我发现孩子那么多。因为那时马路上的孩子很多，我想拿这些素材做一点事，所以都是比较偶然的。
桑格格：我们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街上已经很难找到像这样去玩的小孩。
由左至右依次为桑格格、老安、孙善春
老安：还有一个“特权”就是时差，中国和意大利的时差。我也没法量化是多少年的时差。比如意大利孩子，我小的时候也是在马路边玩，我们基本吃完午饭出去，谁也不知道你人在哪儿，吃晚饭的时间回家了。90 年代的中国是这样的，90 年代的意大利孩子已经不出来了，太危险了，外边全是汽车，孩子都待在家。
南京，1981，收录于《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国》
所以有这个时差，在中国我又找到了我小时候的感觉。而且我已经是大人了，可以拍了。所以这个时差也是一点，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件事，而且我知道这件事会没，因为我们那边已经没了。哪怕是十年还是二十年、三十年，还是那个规律。
02
你越要让它承载，
它就越狭小
没有特地的等待或是摆拍，老安的所有作品都是一种自然的记录。孩子往前走、单车骑过、小贩开始数钱……看向镜头就像是开启盲盒，摄影师自己也不知道作品将与什么有关。
然而恰好是这种“不经意”和“无意义”，让他的作品有了更大的解读空间。正如桑格格所总结的：“这很像诗，你越要让它承载，它就越狭小。”
中国美院年轻学者于默
于默：我们老以为前边有一个什么意义领着你，你去追那个意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年纪慢慢大了，我就觉得做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意义。前面哪有什么狗屁意义？一天到晚被别人忽悠，远方有多少意义，谁给你画了多大的蓝图，你要实现个什么……因为我是 70 后，从小接受这个教育。现在我的艺术工作，我觉得我做的事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我看老安的片有很强烈的这样的感觉。
老安：就跟写小说一样，会有很多的镜头和记忆在脑子里，得找一个“黏合剂”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找照片，一点一点地，将所有的想法排下来。
桑格格与老安
于默：米兰·昆德写的一本书就叫《庆祝无意义》。 生
活本身就没有主题，日常生活也往往并没有宏大的意义。但生活的美感，恰恰被这样一些“瞎拍”记录下来。
桑格格：于默老师说的一段话，我非常有感触。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 70 末 80 初，我们从小读一篇文章要有中心思想，做一件什么事情要有意义。中国人对于“建功立业”“长大成人”是有期许的。
所以，我们不舍得去拍这些内容，我们会觉得这是完全生活化的，太过于日常、琐碎、细小，好像没有重大的东西放在中间。既没有人，也没有我们家全部的家当，那为什么要去拍？所以我们错过了去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
作家桑格格
老安：一个是觉得这些主题当不上主题，不够主题。另一方面，那时候中国的摄影不是特别发达，有这种相机的人不是很多，拍胶卷照片的成本很高，所以人家拍一张照片会再三考虑，不会像我们到处瞎拍。后来我的那种被称为“瞎拍”。
03
摄影恰恰是让人想不起来
摄影关乎记忆，但同时也关乎遗忘。那些不经意的尘世生活，被时间的长河逐渐淹没，只剩下被定格的一刻：
老安：我觉得摄影有一个优势，它可以冻结一个瞬间，前后的东西都消失了，包括你的记忆力好像删除了一样。把你的记忆寄托于这个照片，前面的东西都没了。
再一个现象，时间长了，你会忘记。这一次扫描出了一些我以前翻到的照片以外，很多照片觉得这是谁拍的，在哪儿，什么时候，我已经忘记了。
中国美术学院孙善春教授
孙善春：摄影是一个很奇怪、很残忍的东西，按照我们学哲学的人来讲，摄影不是让你记住，而恰恰是记不起来。越想越糊涂，摄影的魅力就在这里。
老安：就像刚才说的照片与记忆的关系，一个是你忘记它，一个是它会提醒你你的记忆有多么不准确。我说的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范围，40 年或几十年，你明明记得一些东西。如果你问我那时候怎么着，我会跟你叙述得非常详细。后来突然冒出我拍的照片，什么都对不上，那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的记忆是特别有毛病，特别不正确的。而且就像一个 PS 一样，里面会记着很多东西，不是原来的记忆。
这是我的发现，我要是不拍照片就不会发现这个问题。
上海，1982，收录于《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
图像以最直观、最纯粹的方式帮我们定格记忆，也提醒着我们被遗忘和被记忆篡改的过往。 那里有我们活过的一切，也有我们错过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