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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中国经典读后感10篇

2018-06-16 20:20: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昨天的中国经典读后感10篇

  《昨天的中国》是一本由阎雷 (Yann Layma)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软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28.00,页数:35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一):只为聚拢那些精心构筑的时刻

  所有这些照片都源于法国少年扬·莱马的一个中国梦。

  当时临近他17岁生日,因为倒时差,他有近十天的时间里一直睡不着觉,期间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的他背着相机去中国拍照。巧合的是,当时中国刚刚对外国人放开旅游签证。

  少年莱马把这个梦告诉了他“师父”——一个比他年长15岁的精神病医生。师父帮他找到进修中文的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并送他一台当时最新款的胶片相机,跟他说,“我来帮你厘清生活路线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从此,他边学摄影边学中文,直到1985年的一个冬夜,他才终于来到了北京。这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很中式的名字:阎雷——既跟他本名的英文发音相似,也寓意地狱之王的霹雳惊雷”,听上去很酷。

  这本画册便以阎雷拍下的1985年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张彩色照片开端,当时的广场虽然已经车如流水马如龙,但远不像今天这样摩肩接踵般拥堵,照片中的人们大都穿着青色服装有条不紊地穿过马路,长安街上还保留着独具时代特色政治宣传巨幅标语,正如作者所说,“这个城市有一种过时魅力,城市散发着斯巴达式的诗意”。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除了北京,还可看到全国各地如沈阳、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元阳县、山西大同的不同年份的照片,阎雷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透过这些照片,可以清晰看见中国社会历经八九十年代的每一个变化中的细节,我们完全可以借此了解父母一代的生活情景。这是本书最值得细细品味的一个地方

  本书无论人物照片还是风光照片都是彩色的,色彩明亮光线饱满,宛如油画。阎雷对彩色和光线情有独钟,甚至到了顽固地步。他曾经坚持拍摄彩色照片而错失了进入玛格南图片社的机会,因为玛格南的摄影师只拍黑白照片。阎雷学摄影时,曾求教于玛格南图片社的前辈布列松和马克·吕布。布列松的“决定性的瞬间”,马克·吕布见微知著、崇尚直觉富有诗意的摄影美学,想来对阎雷影响颇多。

  有意思的是,布列松和马克·吕布分别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关于中国的黑白照片,两位摄影大师有没有传授一些拍摄中国的秘诀给阎雷呢?这一点无法确知。可以确定的是,阎雷30年来对中国的拍摄,在时间上正好承继两位摄影前辈的脚步,一定程度完成了西方对近现代中国完整国家肖像的刻画。30年这个时间维度值得注意,正如那日松在序言中所说,“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或者说几乎没有。”

  看画册时,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促使一个西方摄影师拍中国拍了30年?是年少时的一个中国梦吗?还是看看他自己怎么说的吧:

  “我必是浪费成百上千张照片,只为与我的好友一道,聚拢这些精心构筑的时刻,去品味其中所展现的这段壮丽启程之旅中闪光点滴,去做一个青春的梦,去对这个真与美常常把酒言欢国度来一趟视觉上的探险。”

  作为画册,本书文字很少,但这一句,足见真心。希望他继续拍下去。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二):难以走出的昨天,姗姗未至的今天

  当阎雷这个法国小伙子来到中国的时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立场成为摄影师的人来说,当然是色彩。他来到中国的年代,正好是在一个转折的年代,刚从一个灰扑扑一片的年代,转向一个多彩的时代。因此,即使三十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忆犹新。在他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摄影集《昨天的中国》里,他所写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当时中国城市色彩的。

  他写到了1985年时的广州:“与中国大陆的第一次接触让我无语。在广州,统一的着装形成了一种浑浊厚重灰色调,没有任何对比,没有任何颜色。这种色调,我至今仍不知如何捕捉。”而广州在当时得益于邻近香港之优势,已经算是开风气之先的了,色彩斑斓的让国人惊异的港货,正要从那里启程杀向全国。而现时的广州,则是中国最为风情万种的城市之一了。

  阎雷笔锋一转,谈到了北京,北京的灰色更令他难忍:“北京城简朴的灰色氛围,像索然无味白开水一样。”尽管如此,他所拍摄的当时北京城,却是让人趣味盎然。放在这本摄影集里的第一张图片,就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1985年时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硕大的广场与宽阔街道格局与现在并无二致。但色彩的黯淡却让人惊讶。整个图片中除了暗绿色树木算有颜色,其他均是灰扑扑的一片。从楼面到人所穿着包括汽车的颜色,只有照片中央红旗,显得异常的抢眼。

  当然,这张照片吸引我,并非是它的灰扑扑的色彩,就如阎雷所说的“像索然无味的白开水一样”。我是在他拍这张照片之后两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那时候南方的色彩正在向这里渗透。他的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起当时北京城的那种氛围。图片中人与车在宽阔整齐的长安街上混杂着,如同蝼蚁一般,稀稀疏疏,却又无处不在。穿着的都是深色的服装,偶尔的一个浅色,显得非常的触目。多数人骑着自行车,也有不少的步行者

  摄影者应该是站在北京饭店的楼上,居高临下拍摄的这张照片。因此场面显得非常的宏大。图片中人与车尽管多,却并不觉得热闹,反而让人觉得冷清。有一种疏离感,从照片中散发出来,直接透入你的灵魂中。也许是摄影者与中国的初次接触,让他与这个他正在观照的国度,保持着距离。这个巨大的广场,既吸引着他,也让这个年轻的法国人困惑。不过对我来说,照片最吸引我的,却是里面车与人的方向。在这张图片里,人们似乎失去了方向,公交车与小骄车,朝着什么方向开的都有,而行人与骑车人,似乎更是漫无目标。车与人的速度,都相当悠闲。那时的北京,正从冬季中慢慢苏醒过来。

  阎雷的这本《昨天的中国》,其实来源于他在法国所出的大型摄影集《中国》。据编者称,此书的照片即从《中国》中甄选出来的,又加上了一些以前未发表的照片。阎雷自从1985年费尽千辛万苦,从香港进入到中国,这三十年来,曾多次游历中国,“流窜”于中国各地,细致记录着这个他从陌生变得熟悉起来的国度。无疑,他是很热爱这个国度的,他自己也说:“多年来,我已经学到了一百五十万个爱上中国的好理由。”这个国家见证了他的成长,他怎么能不爱呢?

  同时,阎雷也是幸运的,他所记录的这段时期的中国,恰恰是历史上变化最快的阶段。当阎雷朝着中国眺望之时,沉睡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尽管那种粗糙沉闷的灰色,让作为摄影师的阎雷感觉到失望,但却让他感受到了那个即将过去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当时的中国,正如上述他所拍摄的那张天安门广场的照片一样,灰暗、平静缓慢而又沉重,不过很快就要进入一种斑斓、躁动、飞速而又轻佻的日子。能让阎雷琢磨的单色调,也变成了让他的镜头应接不暇的缤纷甚至俗艳的五彩。

  阎雷在中国去的地方比较多,从南到北走了不少的省份。现在看似容易,但在当时却是颇有点艰辛,那个时候的中国,除了大城市,绝大多数的内陆是不对外国开放的。在此书中,收入了他的几篇关于旅行与摄影的说明文章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他自豪地描述了他到广西的侗乡一呆半年的经历,那是一个叫三江的地方,他在那里摄影、写书,还拍摄了一部电影。阎雷自称,他是第一个走进这个侗乡的外国人。

  当然,阎雷也少不了警察打交道。他在1992年去贵州安顺时,当时那里才刚刚向外国人开放,但有许多区域仍是禁区。当地的当局对于外国人的来访,特别是带着个相机又拍又照的,肯定会相当敏感,因此免不了会与许多的纠葛。曾经被警察限制在所住的宾馆里,为拍照只能从窗户爬出。他曾多次拍摄到北京火车站,这个很具象征意味,同时在当时又很能体现中国味儿的地方,在这里他也与首都警察打了场遭遇战,并且“度过了卡夫卡式荒诞恐怖的六小时”。他靠着主动开展自我批评,才算勉强过关。

  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从香港拿到来中国旅行的签证。不过,这倒也没多妨碍他,这么庞大国土自然也够他折腾。但一次被香港拒签,他竟去泰国买假护照,未想到买到的却是一个毒贩的,这让他锒铛入狱。现在他在书中描述起来像是趣事,但在当时对于他来说则是个非常严重严峻现实

  这个来自法国的小伙子,面对着这个刚打开面纱、正处于剧变之中的中国,自然非常的兴奋,他似乎是想举起相机,将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拍摄下来。因此,阎雷的作品很杂,什么样的题材皆有,从风景民俗到城市农村的生活,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三十年详尽的影像,留下了这个转瞬即逝时代的记忆。毕竟,不要说人的笑貌音容,即使是景物,其实也早已非旧时模样。他在书的自序中说:“如果说摄影在西方指的是‘用光影写作’的话,那么在中国,它指的是‘捕捉事物影子追求瞬间的光影并寻求相似性’。”

  当然,这本摄影集里最吸引我,我认为也是最有价值的,则是他所拍摄的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的那些照片,决非摆拍,就像是走在街上,随意地撷取着场景,进入他镜头之中的人物,动作神态都非常自然。有着希望,也有着迷茫。能看到生活的艰辛,也能体味到他们的怡然自得。在看着这些照片之时,我时不时地在想着照片中人物的命运。那几对甜蜜相偎的情侣,应该已经到了含饴弄孙年龄了吧;那展露着无邪笑容的少年,也许正背负着沉重负担努力生活。最难猜想的是摄于1998年的那幅照片,算是书中年代最近的了,那是一幅重庆棒棒正在吃饭的场景,里面人也是形态各异,他们表情之下的含义颇费思量,这些人的去向恐怕也很难追寻。也许有的已经逝去,也许更多的仍在山城的坡坡坎坎里计生活。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一如既往的艰难。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主要的开放区域,还是城市,主要是大城市,大多数地方的农村,作为一个外国人是不允许随便参观的,更不用说拍照了。阎雷在贵族及广西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小的地方,来了一个外国人,那会是轰动全城的大事,因此地方政府及当地警察,对于偶尔出现的外国人更是神经紧张,弄不好会出大事的。在这本摄影集中,城市的照片远远多于农村的,也就是这个原因。阎雷去的老工业城市比较多,而当时的这些城市刚刚从沉睡之中醒来,正在面临艰难的转型过程,在这本经过挑选的摄影集里,我们也能很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北方工业城市的照片,一个是沈阳,一个大同,皆以重工业为主。我们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城市的衰败,也能看到普通居民生活的艰辛。其实,这两个城市,在当时还算是很不错的中国城市了,毕竟国家还投资了不少大型工厂。在更多的南方城市,其实更显凋敝。当然,现在这两个城市的面貌已是今非昔比,马路宽阔华灯高照,大楼鳞次栉比,不过其内在的衰败,也许更甚。

  尽管阎雷多次由香港进出内地,但此书之中关于深圳的照片并不多。在他拍摄中国的时候,深圳这个南方的小县城,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崛起,并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引领着中国的潮流。一些最新的观念形态,正在那里产生或者引进,一种新兴城市的模式,也在那里开始萌芽。他未能将这些记忆留下,无论如何也是一种遗憾。但其中一张照片,也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张照片摄于1995年,是一家三口正在房展上看房的情形。商品房的概念那个时候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现在红遍全国让所有人疯狂的炒房热潮,大概还得在十年之后才在全国开花。而当时我还在北京,正排队等着单位房子。他们手里拿着楼盘的说明书,正在小区模型前驻足细看。我很好奇是个什么样的小区,仔细看了照片中的妻子所拿的楼盘广告,上面写着的是天欣花园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在深圳关外福永的一个楼盘。现在这个楼盘还在,已经有好几期了。看了一下这个楼盘现在的价格,已经是将近三万。想想当时,也许也就是一千元左右吧。从单位分房到买商品房,也是步履艰难地走了好几十年。

  不过,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真可以说已经走出昨天了吗?我们真是可以认为现在的中国,与当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吗?恐怕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勇气。这也是我对于此书命名为《昨天的中国》不以为然的原因。现今的中国与本书所标称的昨天的中国,显然更加生气勃勃,城市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我们在翻阅此书时,也能看到这一点。随着照片拍摄年代的推移,那些陈旧衰败的矮房旧厦,已经变成了崭新华丽的摩天大楼。人们穿着打扮也由灰扑扑的一片,变得色彩缤纷时尚起来。在这一点上,确实让人觉得变化非凡。不过细阅照片,仔细观察着每幅照片上的景致与人物,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还未改变,我们仍然停留在昨天。灰暗或者光鲜的外表下,包裹着的还是一样的灵魂。

  阎雷镜头底下的昨天,与我们现在身处的今天,都在一个有着内部逻辑关联的框架之中。这三十余年的发展,确实在诸多方面有了很多的变化,有的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甚而是深刻的是划时代的。不过,从总体上看,我们一直都在踟躇而行,步履匆匆却又蜿蜒蹒跚。经济上飞速地发展,经济总量已是全世界第二,人民生活的水平确实大有提高。但在其他的方面,大致体制观念,小至国民福利,教育医疗环境,均是积重难行。我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跛脚的,一条腿强健,另一条腿则萎缩。《昨天的中国》中的照片,涵盖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一张张地审视这些照片,你会觉得有着相似的情绪与精神,虽然时间已经超过了几十年,但光阴并未在照片中的人物身上留下烙印。人们依然还是一样的面貌,还是一样的姿态,还是以一样的精神,在已经远远不同的背景之下,或喜或悲或漠然地看着阎雷的镜头,看着这匆忙而又快速变化的社会,看着眼前的一切。

  照片中的那些正在吃着午餐的重庆棒棒们,他们能感觉到这些变化吗?他们也许依然在用他们的双肩讨食,他们还是以着自己的乐观对待没有多少改变的生活,如同数百年来他们就习以为常的那样。沈阳或者大同的工人们,他们依旧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行进在比以往宽阔得多的马路上,而身旁那些迅速长高的华屋丽厦应该与他们无关,他们对未来会有着更美好的憧憬吗?贵州安顺农村的农民,广西三江地区的侗族,还有云南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他们依旧生活于祖先留下来的村寨之中,他们无法走出大山,仍然是文化匮乏,他们仍然还是停留于我们觉得已经翻过去的“昨天”。即使是作者反复拍摄的北京站的那些手扛蛇皮袋斜坐地上的旅客,他们依旧眼神呆滞,等待着绿皮火车,把他们带到不知前程的异乡,只不过他们的赶车的地点变成了北京西站。

  这是当今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群,他们并非边缘人群,而恰恰是他们,仍然徘徊于“昨天”,面对着今天忐忑不安。阎雷镜头所扫过的,最多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一笑一颦一举一动,他们的面孔他们的眼神,似乎跨过了时代的变迁,也抹平了时光的消蚀,他们精彩地活在阎雷的照片中,活在《昨天的中国》里。而《昨天的中国》这本书,在我看来,最有味道的地方也在这里。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味道,弥漫于昨天与今天的中国里。

  就如前述的该书第一张照片,也就是1985年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照片里所显示的,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与与1985年时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变得更多彩,变得更规整,也变得更有序,不过,它的格局却没有变,还是硕大而空旷的广场,还是居中的中式城楼,两边苏式建立并列,领袖的目光越过广场,凝视着前方的前门楼子。这恰是中国的最佳范式,跨越了昨天与今天。

  其实,要翻过昨天那一页,有那么容易吗?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三):那时冰棍才卖5分钱

  16岁时,法国人闫雷(Yann Layma )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中国的一种生活,很神奇。中国改革开放,针对外国人签发旅游签证,他睡不着觉了,他要学习摄影,学习中文,他要留下中国这一变迁的历史印迹。由此闫雷行走中国30年,也完成了这本摄影集《昨天的中国》。

  魂牵梦萦的地方,对于我来说不是将来,也不是现在,是过去。不必“酒罢问君三语”,我就能做出快速回答。近年,我越来越意识到,故乡、童年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它预示将来,明白当下,即便我们常常无力的逐世流,这些话矫情了些,但无法否认,一个保守的人最好的归途是故乡。扪心自问,人们心底都有这么一个地方,你梦到它,你想靠近它,但却未必抓得住它。抓住并摄取下彼时彼地景致的人,是幸运的,阎雷无疑是幸运的,流光速影的定格,这本画册可以带你回到记忆中的故乡。

  翻开这本摄影画册,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只能是庄严,我看到庄严的劳动、庄严的生活、庄严的娱乐,于社会大变迁的时代。套句小品台词,“我生在改革春风里,长在南巡红旗指引下,遇见了扩招,赶上了生育计划。”还好的是我没有被就业,这三十年里,人们自主的追求和奋斗,也被动着学习和规划,这是游离,也是大踏步奔向主流的三十年。一本摄影图集承载三十年人们的生活、工作、精神图景,难免让人有一点“逝者如斯”之感。

  时代印记时刻拨弄着心弦。集中有大环境:1985年北京长安街的工人在涂刷大大的“建”字;1986年四川成都张出“计划生育是我们一项基本国策”宣传画;1988年山西大同红墙的标语“立志要四化” 。现代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变化,世界那么大。1985年长安街互逐的自行车;1986年天安门广场的雅马哈;1985年广州的熊猫抱着个洋娃娃,它不懂外交,团团圆圆,就地滚滚满地爬。

  拍摄这么多照片的人,是个有故事的人,更多有故事的人很荣幸成了历史定格。影集的主角是人,里面有我们的父辈、兄长和“自己”,我看到他们恋爱,婚配,持家;看到“自己”穿着绿军装的新衣,笑哈哈;1985年北京的姑娘头裹着纱巾,抵御北方草原吹来的风砂;1986年大同的工人挥汗如雨,北京大学宿舍学子盼着春暖开花。到如今这些青年人无一例外的迈向老年,此时此刻他们怎么样呢?回想曾经无力的呐喊,瞬时记忆记录着眼神的纯粹。

  当然影集中不忘山川的壮丽,人文的景致,贵州山区的梯田飚起公交的扬尘,现代打破了宁静,载着乡民奔向远方,世界那么大,他们也要去看看。我想闫雷绝不是一个小清新,他用清明之眼来观察,简短注释只关乎时间、地点,至于彼时彼地的景物和人,他们的故事只由画面带人进入另一时空。我们插秧,我们打谷,我们晒场,我们采茶,我们晾茶,我们逛着庙会,我们对个火;我们左筐担一个娃娃,我们右筐担一个娃娃,我们一辆自行车载四个娃娃;1985年,我们想方设法把冰箱、彩电运回家,可口可乐、555、三菱……遍天下;1998年重庆的废墟上起了高楼大厦,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那地方就是我的“家”。

  摄影讲构图,但充满故事的照片,构图已经不重要。摄影讲光和色,整本影集中红、绿、蓝“三原色”几乎构成那些年代的主色。红墙、红五星、红标语;青山、绿树、绿军装;蓝衣、蓝帽、那时我们还有蓝天。影集中唯一的名人崔健1986年,吼出了“一无所有”,红旗下的蛋,确实我们拥有这样的纯。今天的中国那么亮色,那时的中国那么纯粹,三原色勾兑着未来的生活。由一本画册,不惟今夕对照之观,不叹优劣之判,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当有那么一天,我垂垂老去,和儿孙讲起这最好的年代。

  这本摄影集真的惹人喜爱。中午拿着《昨天的中国》小憩,同事走过来掀了去,翻了翻,啧啧几声:“我家里一些老照片就这个样子。”边说边用力的摊了摊书脊,我心上似乎皱了下,她又扳了扳书举给我看,一幅小娃娃坐在自行车横梁的照片,孩子手里拿着一只冰棍,手中花红色的小朵遮着脸,掩不住自足,路人有人看着镜头,主角父子全然没有注意到被拍摄,同事对我说:“以后我们看现在的照片,会不会觉得土得掉渣?”我没吭声,只想那时冰棍才卖5分钱……

  2015.5.14

  (转载请联系笔者)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四):阎雷:现在最好的摄影师也活不下去了 (已刊于《南方都市报》)

  记者张中江 发自北京

  行走拍摄中国三十年,Y annLaym a(阎雷)的作品日前首次在中国出版。这本名为《昨天的中国》的画册,是其畅销全球的大型摄影集《中国》的最新精编版,由后浪公司引入出版。书中的照片,都是普通人最纯粹的日常生活,还原了最为鲜活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阎雷本人近日来到中国,参加了该书首发式并接受南都记者采访。谈及图片社、杂志的衰落,阎雷说,也许摄影师这个职业,已经是过去时了。

  马克·吕布:不要看拍摄对象和镜头

  16岁时,法国少年Y annLaym a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背着相机拍摄中国。彼时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国门正逐渐向外国人敞开。对这个遥远国度一无所知的Y annLaym a,开始一边学摄影一边学中文。

  当一名摄影师是阎雷年幼时的梦想,18岁那年他如愿以偿。20岁时,还不怎么出名的他,因为前女友认识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秘书,而获得拍摄总统日常生活一年的机会。那次拍摄令他声名鹊起,马克·吕布、布列松等大师级摄影师,也开始注意到他,并给予技术指导。“马克·吕布告诉我,不要看拍摄对象,也不要看镜头,要这样拍,这样拍。”Y ann Laym a一边说,一边比划起来。

  1980年代的中国:白开水表象下有故事

  80年代,与中国内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让少年有些“无语”。“在广州,统一的着装形成了一种浑浊厚重的灰色调,没有任何对比,没有任何颜色。”这让天生对色彩敏感的他感觉无法“捕捉”。“北京城简朴的灰色氛围,像索然无味的白开水一样。干燥的风吹得噼啪作响,到处都是煤球的气味……”

  Y ann L aym a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他深信“只有花时间才能穿透这层表象”。1985年,他正式开始了在中国的拍摄之旅。脚蹬一辆破自行车,脸上扣着防毒面具的他,开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拍摄寻常百姓的生活。渐渐的,他发现了另一面的中国:夜幕下的紫禁城城墙外,同性恋者在寻欢求爱;秘密的地下舞会上,年轻人开始学跳迪斯科;在一座体育馆里,中国一家股票交易所开门营业了……

  挎着他的莱卡相机,Y annLaym a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不知多少次来到中国,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摄影著作,也因此成为。“这种拍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或者说几乎没有。”策展人那日松说。他也有了自己的中文名——— 阎雷。

  摄影现状:马格南图片社都要关门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阎雷经常到各个国家,为各大杂志拍摄图片专辑故事。“那个时候做地理摄影师是大家的梦想,很风光。”(那日松语)

  “那时候可以花五六个月拍一个专辑故事,现在最多两个星期拍完,也赚不了什么钱。”谈到摄影师的现状和未来,阎雷显得十分悲观。在他看来,“摄影师已经是过去的职业。”

  “我还是很喜欢在中国到处拍照,可是现在摄影专业已经快没有了。因为国外的画册、报纸、杂志都不在了,大家开始上网,都不买报纸和书了。杂志社没有钱让一个外国摄影师拍摄了。好像摄影是一个‘原来’的工作。现在有数码相机以后,太容易拍照片了。(摄影师拍的)这些照片也没有市场了。马格南都要关门了。”阎雷的话语中颇多无奈。

  他口中的“马格南”,是由布列松、罗伯特·卡帕等摄影大师在1947年创立的世界知名的图片社。这样一家图片社今天也难逃移动互联网对摄影带来的冲击,令人不禁感慨技术带来的变革之大。现在阎雷最好的摄影图片都在G etty图片社,“十年前一个月可以收到四万元人民币,现在一个月只能收到两千块。”

  创作动力:拍一个专辑故事卖给谁?

  因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不少地方政府会邀请他为当地拍摄照片,阎雷很乐意接受这样的邀请。“每周给我2 .5万元,我给他们100张照片。”前段时间他去了福建安溪,以后还会再去。

  至于自己主动选择的题材,“现在不知道拍什么照片挣钱,好像没什么可拍的。拍一个专辑故事卖给谁?这个市场越来越小了。我对年轻的摄影师讲:‘最好是找别的工作,现在最好的摄影师他们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患感冒而显得疲惫的阎雷,声音虽然低,还是很平静。

  去年刚刚喜得爱女的他,平时在法国“安安静静养我的小姑娘,编编画册”。还有就是帮助中国人在当地买城堡,在他的住所附近就有很多城堡。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五):为了模糊记忆里的纪念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珍贵的书。

  我是一个记忆里不太好的人。我无法回忆起,1990年以前的生活,更精准的说,我的记忆似乎从1992年才零零星星的有一点。法国摄影师阎雷在我不曾记得的时光里,走访了中国的一些城市与地区,拍摄下这一系列珍贵的画面。这些照片,让我不断的认识,我出生的那些年前后,中国曾是怎样的样子。

  因为没什么记忆,在整个过程中,我很惊讶,在某年某地,会有某种场景。比如民间艺人,比如谈恋爱的小两口还可以在路上抱在一起,比如卖鱼的摊位上剖开的鱼肚和鱼泡,比如自行车川流不息以及一辆上海牌轿车。我总是不断的看介绍,那是哪一年,我多大了,那一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这本书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原生态的记录。我在想,照片上的那些人,是否知道自己在人生的某一刻,被一个外国人记录在一本书里。21世纪后的某一天,自己年轻时的样子,被镌刻在一本出版物中被保存下来。多少年后,他或者她的后代,时候会知道那一刻的故事。生命中的某一刻,被记录下来,并成为某种艺术的一部分,想来一定是一个神奇的际遇。

  对于80后的我们,特别是85后的我们来讲,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影像照片资料,值得永远保存在书柜中。我们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为了记忆里那些模糊的画面。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六):The Good Old Days

  阎雷(Yann Layma),1962年出生,法国人。他生来就继承了法国布列塔尼族才华横溢、浪漫奔放的性格基因,十四岁开始周游世界,十六岁迷上摄影,两年后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1981年,阎雷十九岁,他自称在一场青春期的梦中受到这个遥远国度的感召,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1985年,二十三岁的阎雷拿起了照相机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拍摄之旅。30年间,他行走在中国的每个角落:田野间、运河边、大街上、胡同儿里,胸前挂着莱卡相机,记录着古老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之下,每一个毛孔中散发出的时代气息。

  改革开放前,那些被获准不远万里拍摄我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外国人,我们习惯亲昵地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比如阎雷先生的同胞加前辈摄影大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再比如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这些老朋友们往往获得优待,能够特批拍摄一些特定的场景。于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新闻记录的功能,别有一种历史与政治的沉重感蕴含其中。

  然而时代赋予了阎雷新的机遇。1979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一夜之间突然向世界敞开大门,他获得了第一批旅游签证。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给阎雷的艺术创作赋予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他决定放弃新闻记者式的客观记录与先锋艺术的表现形式:他要通过自身的观察与体验,来“捕捉事物的影子,追求瞬间的光影并寻求相似性”——此处的“相似性”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我的理解应该是寻求拍摄者与观赏者心灵上的共鸣。关于这个摄影理念,他在本书的自序中坦承:“在本书中,我所依据的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常常敏感于人生的起落、犹豫和脆弱,而刻意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所写的报道保持距离,好让现场所留给我的印象能够保持鲜活和自由,能够为我的内心注入奇观,教会我他们的语言,让我学到另一种思维方式,与我分享当代中国激变所掀起的引人入胜的巨浪,而不囿于新闻和摄影风格。我所依赖的是时间,是努力,是旅行,是一遍又一遍地去看,去发现更多,同时抓住一切机会按下我的快门。”

  于是,我们发现这一本名为《昨天的中国》的摄影集中所收录的照片,不再是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来展现的异域视角,而是融入在茫茫人海之中随手记录的任何令人感动的瞬间。摄影师就在我们中间,他和我们一同在火车站挤车、在黑市挑牛仔裤、在窑洞参加婚礼——如果不特殊指出,我们并不知道摄影师是一个外国人。

  摄影是时间的艺术。如今我们隔着三十年时光向回看,那些曾经平凡琐碎的片段如今都是记忆河床里淘出的金砂。这本书的主要摄影作品拍摄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这几年的时光正是我们八零后的童年时代,这本书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无疑是对逝去美好年华的一种缅怀。随着阅历渐长,透过这些色彩斑斓的老照片,我们也能隐隐勾勒出那个期间时代急剧变革的轨迹。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灰色仍然是主要的基调。灰色的人流熙熙攘攘地骑着凤凰、永久自行车穿梭在旷远的长安街上;灰色的尘土在干燥的北风里飞扬;灰色的柳条筐里装满了一吨吨统购统销的大白菜;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悠闲地在公园里遛鸟儿——这是一座灰蒙蒙的宁静的城市,用阎雷的话说,带着一种“过时的斯巴达式的浪漫”。然而在这一片灰色的安详之中,暗暗地萌动着时代的春意:在八十年代经典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上映以后,大街小巷开始兴起一股穿红裙子的潮流,爱美的少女们还会在风沙刮起时在头上蒙一条粉色纱巾;第一批个体商店的出现,使人们怀着兴奋与好奇去黑市挑选从广州贩来的时新蝙蝠衫、牛仔裤;一对情侣在颐和园的长椅上羞涩而拘谨地拥抱。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一个小伙子踌躇满志地抱着肩膀站在1986年微冷的清晨,身后是自己粉刷一新的“雅娇发型厅”。发型厅坐落在四合院的老瓦房,招牌是木刻的繁体隶书,橱窗里却贴着两张当年著名美国女星波姬·小丝(Brooke Christa Shields)的海报——传统的中国文明与西洋文明在这里微妙地碰撞、融合。这些小小的细节被照片保存下来,传递出中国、北京已经准备好走向世界的讯息。

  在广东,人们比内地的中国人更加贪婪地着迷于所有新兴事物:第一个溜冰场,也是第一个带有浪漫情调的场所,男孩女孩穿着一身香港时装,手拉着手连成一个队伍从你身旁欢笑着经过;在公园划游船的一家人带着更开放友好的微笑望着这高鼻子的摄影师;深圳街头开始出现圣诞老人装束的广告营销员。

  然而最令我魂牵梦萦的莫过于照片里的东北,那定格在浓重色彩中的童年。那时候,城市里能闻到田野里飘来的泥土芳香,蒸汽机车轰隆隆地承载着重工业的辉煌,还是青工的母亲正急促地挥动着铁锹清理铁路旁的积雪,爸爸把我放到大永久前的横梁上叮铃铃地驶向远方……真冷啊!东北好像永远是冬天,手闷子里的指头都要冻僵了,睫毛也像老公公一样变得花白了。这车骑得还不够快啊!回去还能赶得上看《米老鼠与唐老鸭》吗?爸爸显然没有理会我的焦虑,径自心情大好地哼哼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如今,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不再,那些匮乏却不贫乏的温暖时光不再。于是我们要感谢阎雷,感谢他那一双眼睛以及他手中的徕卡相机,使我们每次翻开《昨天的中国》,都能回到昨天,回到童年,回到那些good old days.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七):昨天和今天,你我都生活在巨变之中。

  昨天和今天,你我都生活在巨变之中。

  阎雷(Yann Layma)这本摄影集,《昨天的中国》,放在桌边有一段时间了。我没事的时候就翻两页。书里的一张张照片没有给我很大的冲击感,一页页看完,最直接的感觉是熟悉、安稳。

  阎雷拍摄了1985-1998年的中国,是打开国门,经济起飞的十几年。中国对他而言应该是陌生、神奇的,他没有把镜头定格在一个城市,聚焦于一个群体。而是扩大视角,行走在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这是他的好奇心,也是他拍摄的野心。

  我喜欢他在自序里写的一段话:“在本书中,我所依据的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常常敏感于人生的起落、犹豫和脆弱,而刻意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所写的报道保持距离,好让现场所留给我的印象能够保持鲜活和自由,能够为我的内心注入奇观,教会我他们的语言,让我学到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与我分享当代中国激变所掀起的引人入胜的巨浪,而不囿于新闻和摄影风格。我所依据的是时间,是努力,是旅行,是一遍又一遍地去看…”

  或许有的人会从中看到历史感。是的,这些照片距离现实已有二三十年。里面的人物的衣着打扮、日常用品,城市的街道和建筑都和如今大不相同。隔着这几十年的间隔回头遥望,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除去这些变化之外,摄影也让我们看到那些没变的事物。

  那时人人都穿的蓝色、灰色和军绿色的工装,上衣的四个方格子很像小时候美术课上画房子时会画出的门和窗。现在在城市里已经很少人穿了,但如果在秋冬季的村庄,四格中山装依然穿在在村头树下抽烟打牌的农人身上。

  车站里抵达和离开的人群中,那些初到异乡的人脸上的表情也依然迷茫,眼神里透露出一点茫然和防备。他们背上背的编织袋,也只是由单一的白色变成了印有卡通图案的花袋子。人们依然靠着,倚着或者直接躺在塞得鼓鼓的行李上休息,缓解长时间等待的疲惫或是让精神逃离出候车室拥挤的空气。

  城市里的上班族,过去当下班时来临,工厂想起直接,干脆的铃声,一辆辆自行车出现在街街巷巷。我看到照片里,骑车的人们从巨大的标语下穿行而过。红底的墙上白色的美术字写着“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主义,支持一切……”“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

  每天的上班下班,来来往往,都行走于这样命令式,家长式的文字之下。现在只是换成了“共建美好城市”“做文明人…….”等等罢了。想起何伟在《江城》里也写过这样的发现:这个国家(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标语。政府好像以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什么都不会,要用各种标语提示人们如何行为。是啊,这样的标语也是那些没变的一部分,深深地植根在每一座城市里,它们很直接,很显眼,很让我讨厌。在书的后半部分,这些标语的地盘开始被另一些文字侵占:广告语。1991年的南京路,广告牌占满了视野,每一寸空间都在暗示着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我相信看惯了统一的标语的人们,很容易轻易爱上这些更自由的字体和色彩。

  如今,当我在各地旅行时,我又开始注意到政府对广告牌的控制。有些地方一条商业街的全部商家的门牌都用统一的设计和字体,意识形态依然在经济起飞的巨大翅膀下呼风唤雨。你我依然生活在这变化里的不变之中。这是我从阎雷的作品里感到的—“熟悉”。

  这种“熟悉”让我不安。而阎雷的摄影给我的另一个感觉“安稳”则体现在他的构图上。书中很多作品中,阎雷的构图都给我一种平衡感。人物刚好出现在画面的左右两端。可以说这是他有意地选择。作为一个摄影外行,我只能如实地说出自己的这一点观感。

  如是而已。

  文字:贤良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八):最美好的城市化进程记录

  阎雷这本摄影集翻看起来特别有亲切感,因为它几乎就是80后这一代人的亲历史,光是封面上戴着红领巾在寒风中晨跑的少先队员已经轻松将我这个80后的排头兵带入回忆。翻开画册,里面80年代和90年代的环境、时尚、风貌构建了一个时光机,将我结结实实带回那段渐渐淡忘的时光。

  既然是亲历,我的家里自然也是有那个时期的照片的。但不同的是,阎雷是一个法国人,是一个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不久、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摄影师。外来者的身份让他的镜头捕捉到很多身在其中的中国人视而不见的日常。吃盒饭的军人,街边抽烟的少数民族大爷,公园热恋的情侣……都是我们平日走在大街上完全不会留意的街边即景,却在阎雷的记录中成为市民社会构建过程中最宝贵的历史资料。正如阎雷自己说的:“分享当代中国激变所掀起的引人入胜的巨浪,而不囿于新闻和摄影风格。”

  从城市到农村,从乡镇到街道,内容取材广泛,题材灵活多变,又完全没有时间顺序。这本书乍一看没有任何章法,却也正好有多种方式去解读。有意思之处在于,看的方式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

  第一种看法,可以用手遮住每张图片下面的年代和地域标识,根据图片人物的特色猜测时间和地域。80年代初期,中国人刚刚从“军绿”的狂热中解脱出来,服饰审美期待异乎寻常地热烈,红色处处夺人眼球。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作家铁凝的一篇《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受到盛赞,它不仅生动刻画出十六岁少女的爱美天性,更是对青春、对人性的一次正视和解放。不知道法国人阎雷是否读过这篇小说,他的照片到时跟铁凝的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人们身上的红衬衫、脚上的丝袜和露趾凉鞋点缀着不同城市的街道。

  当然,这只是猜得对的情况,猜错的情况更常见。雪天、铁轨、灰蒙蒙的街道、码得高高的蜂窝煤,这些北方镜像模糊了年代感,很难猜中。有好几福图片欺骗了我的眼睛,让我错把90年代中期当成80年代初期。

  第二种看法,可以找到几幅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图片做对比,看看区别之处。1995年,深圳街头的男青年已经边走边用大哥大打电话,西装领带的“先富起来”的爸爸已经带着妻子女儿去看商业楼盘;而相隔不远的1993年,云南红河元阳县的一些村民第一次看到电视。不难发现,时代的改变是缓慢的,城市化进程如蝉蜕一般抽丝剥茧。

  还有一种看法,当然是拿当年的照片跟今天做对比,看出某种奇妙的进步与轮回。三十年前曾经流行过的喇叭裤,今天又成了时尚宠儿;三十年前深圳街头的年轻人串成一串玩轮滑,现在的小孩子几乎把直排轮当成必修课;三十年前山东潍坊的集市上卖着白底黑面布鞋,现如今已经是老字号里最得宠的热销品……

  时间不说谎,时间只是喜欢乔装打扮,它会把从前的中国人装扮成今天的中国人,“港”改成“潮”,“摩登”改成“时尚”,“文艺”改成“小清新”,改变了的是称呼,永恒不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好奇和向往,是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

  那日松说,作为一个拍摄中国照片的外国摄影师,阎雷完全可以跟马克•吕布比肩。这一点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觉得,阎雷一定有一颗比马克•吕布更地道的中国心,这一点体现在他纯正的中文和不息的热情上。更难得的是,怀揣中国心的同时,他还能保持客观的冷静,做一个用镜头说话的局外人,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让我们这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中国人能够看到镜头中的自己,镜子中的自己。也让我们这些很被动地被中国城市化进程推动前行的中国人,能够稍作停留,看看这个过程中的得失功过。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九):无法抑制地怀念过去的年代

  不知如何写这本影集的评,翻开书页,大部分的定格画面都会让人感觉异常熟悉,透过印刷于书页上的光影,甚至能回忆起某一时刻空气里的味道。

  阎雷,一位法国的少数民族摄影师,在1979年,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批准第一批旅游签证时来到了中国,自此,他不知道一共来过多少次中国,30多年来,记录下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变化。那是一个物资并不算丰盛的时代,也因为选择不多、于是拥有共同回忆的年代,是让人无法抑制地怀念着的过去的年代。

  【关键词:集体】

  集体是自上学以来不断被强化的概念。幼小的我还无暇顾及“个性”一词的意义,更担忧的事是生怕自己与别人不同。学校第一次组织春游,爸妈帮我在包里塞满了零食,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一大早心怀兴奋,准时到校等待大巴车。谁料过了时间,大巴车依然迟迟未来,小伙伴们渐渐坐不住了,本就兴奋的心情更是积攒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时至中午,大家纷纷打开书包,拿出自己精挑细选的零食,互相交换,一起吃喝,下了座位跑跑跳跳,糖纸纷飞,方便面渣洒了一地,虽然没到预定要去的公园,但心情依然大好。这个时候,在校当老师的父亲出现在了教室门口,或许是气恼学校办事不利,距离预计出发的时间已经过了两三个小时,又看到教室里哄乱的场景,他气恼着骑着二八大杠把我接回了家。

  我不清楚他为何恼怒,睡午觉的时间,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错过了和同学们的春游,想着此刻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在共同分享零食,想着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了“特权”被接走是多么的尴尬,于是脸靠被子默默地流眼泪。爸妈意识到我的极度不开心,父亲问我,都大中午了,你还想去啊?我点点头。没办法,于是父亲换好衣服,重新整理好我的书包,大中午顶着大太阳,又骑着二八大杠,骑行十几公里的地把我送到了公园。跳上二八大杠的那一刻,我心里轻松而雀跃,到了公园,父亲带着我去找自己的班级,我们在一块阴凉的凹地看到同学们围着老师坐成一圈,我站在高处不住地招手,小伙伴们看到我也大声地呼喊,老师也笑着招呼我下来,我一路下坡,小跑着头也不回冲进那个让我很有归属感的圆圈,父亲嘱咐我了什么我根本没有听清,他一个人转身默默离开。我的心情一扫阴霾,没心没肺地玩了一个下午。

  班级是我的归属感所在,朗朗的读书声、鲜艳的红领巾、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这一切都在规律的秩序中进行着,老师、同学是成长中的相互见证,那时的我害怕脱离集体,喜欢集体生活,不会想到长大后会有喜欢独处的时刻。

  【关键词:自行车】

  阎雷在此书的《序》中说:没有汽车的大街上演着一出自行车的芭蕾舞剧。这句话让我想到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的一幕,两方茬架,傅彪扮演的辛黑子带着一帮人,蓝袄雷锋帽,骑着二八大杠,气势汹汹聚在天安门,背景音乐是《黄金三镖客》。这种过时的装扮,西方的配乐,北京城自带的恢弘气质,让成片出现的自行车带上了骏马般的潇洒傲气。

  我的很多小伙伴在只比课桌高一点时,就可以驾驭着一辆二八大杠,一只腿从杠底下掏过去,骑着上学、骑着下地、骑着回家,我也可以,只是姿势多少有点别扭,所以十岁之前,我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是能拥有一辆女式的自行车,可以优雅地在白杨夹道的柏油马路上骑行。有了一辆合适的自行车,就有了冒险的工具,而我们的冒险,无非就是一行人顺着熟悉的棉花田一路骑行,看到更多不太熟悉的棉花田而已。

  父亲不知从哪弄来一张淡绿色条纹的椅子,他自己动手装了一只轮子,椅子另一边固定在自己的自行车后轮旁,这样椅子就成了自行车的简易“挎子”,每次带我出门,我就可以舒适又风光地坐在这张椅子上,这自行车也成了父亲同事争相观看的对象。

  时值对文字充满学习欲望的时期,每次进城,我都在后座上不停地念着路过的各色招牌,一有不认识的,小手一指,父亲总要不停地左看看右看看给我解答。初中,每天与同路的同学骑行很远的路上学放学,我极爱骑着自行车驰骋在路上的时期,每一日都随着滚滚车轮,缩放成一帧熟悉的画面向后滑去,默然消逝,一些关于未知生活的渴望悄悄从心底升起。

  【关键词:节日】

  每到春节,大年三十年夜饭,大年初一大拜年,大年初二开始走亲访友,还有一天,便有专门的队伍来表演社火。母亲对社火总是充满热情,只要听到锣鼓喧天,便一定要去看。

  艳俗色的服饰,夸张的红脸蛋,龙狮的装扮也显得粗糙,可只要锣鼓响起,大家便纷纷围起观看。我对这种表演形式不以为然,机械的锣鼓节奏,变化甚少的动作,实在有些无聊,唯独踩高跷的人,晃晃悠悠,挥舞长袖,每一步都似倒非倒,他们的样子有些怪异,怪异的又有些童话。母亲在一旁也不见得看的多认真,和这个拜个年,和那个拉家常,社火只是她们聚集在一起的理由。我虽然不太热衷于这种表演形式,可依然每每跟着母亲去凑热闹,大家围在一起,嗑着瓜子吃着糖,锣鼓锵锵,拉家常,这才是过节嘛!

  过年炒瓜子、炸油果,端午包粽子;中秋节吃着青红丝的月饼,坐在院子中间看着银盘一样的月亮……

  那是有些无聊乏味的年代,却也是有趣的年代,我依然无法抑制地怀念着那个过去的年代。

  (首发于公众号:创基因)

  《昨天的中国》读后感(十):一个法国摄影师在中国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你在北京某一条大街或者胡同里,见到一位身上挂满徕卡相机,脚蹬一辆破自行车,脸上扣着防毒面具的“老外”在那里东张西望,时不时“摄”两下的,那八成就是阎雷。

  阎雷——Yann Layma,1962年出生,法国布列塔尼人,属于法国的少数民族。阎雷说这个民族的共同特点是才华出众,性格固执,喜欢离家出走。阎雷当然无一例外地全部继承了这些传统。从14岁他就开始周游世界,16岁喜欢上了摄影,18岁成为了职业摄影师。1981年,他19岁的时候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总共来过中国多少次,他自己也数不清。

  阎雷最爱吃的中国菜是“宫爆鸡丁”和“糖醋里脊”,属特无聊的两道菜。阎雷的汉语说得非常好,与他交流不会有什么语言上的障碍。每当有中国人夸他汉语说得好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说:“一般吧,比你好不了多少。”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服务员见是一个外国人进来,便互相小声说:“来了一个老外,宰他一顿。”阎雷听见后,大声说:“你才是老外!想宰我,没门,嘿嘿!”

  这就是阎雷,其实到2014年他52岁,自称属虎。

  在以中国为主要拍摄题材的外国摄影家中,阎雷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人之一。他完全可以与他的前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比肩。30多年来,阎雷几乎走遍了中国,他用他的徕卡相机真实地记录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变化。看阎雷的照片就像在看一幅完整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变迁的风俗画。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或者说几乎没有。

  阎雷也是我见过的意志最为坚强的摄影家,从2000年开始,阎雷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很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一直靠吃药维持,这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尤其不适合长途旅行,以致每次他来中国都会非常痛苦,时差反应强烈,睡不着觉。也因为这个病,阎雷丢掉了很多工作的机会。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阎雷仍然完成了他对自己人生奇迹的超越。

  2004年10月,阎雷的《巨龙108像——20年摄影中国》摄影展在法国巴黎卢森堡公园展出,108张1.8米×1.2米的巨幅照片沿公园的栅栏墙排开,成为巴黎最耀眼的一道风景。据说能够在卢森堡公园展览的摄影家基本都是大师级的,这一点让阎雷非常骄傲!开幕式当天,他的大型画册《中国》也在全世界6个国家首发,首印量就达到75,000册。同一年10月,阎雷还参加了在北京故宫举办的大师云集的《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

  2005年,由于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阎雷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2007年,阎雷《龙的影像》展览在北京798映艺术中心举行。2011年,阎雷被“泊客中国”评选为“中国因你而美丽”11位“文化行者”之一。那一年,对阎雷来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爱的归宿。

  阎雷不是一个标准的新闻摄影记者,也不自称是艺术家,他只拍他认为很美的“故事”。1990年,他拍摄的画册《歌海木寨》(一个关于中国侗族的故事)在国际上引起很大轰动,也使广西三江和贵州黎平一带成为外国游客和文化人类学者蜂拥而至的地方。1993年,他在云南元阳拍摄的图片专题《山的雕刻者》以及同名纪录片更是取得巨大成功,无数摄影奖和电影奖使他跨入了国际级摄影名家的行列。

  当然,阎雷并不仅仅拍中国,他已经走访过80多个国家,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路上。他其实是一位真正的人文地理摄影师。

  30多年间,阎雷一直在追逐和拍摄他所说的“像梦一样的世界”。

  ——文 / 那日松,798映艺术中心/映画廊艺术总监,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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