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穷苦乡党们
我的穷苦乡党们
正在街巷行走，忽然就有一两声熟悉的乡音响于耳际，忍不住回头去看，马路边一定是出现了我的乡党。或蹬一辆三轮车去送蜂窝煤，或拉一辆架子车收破烂，乃或在菜市上摆摊卖菜。他们用那毫不遮掩且自然流露的商州口音大声说话、肆意吆喝、喁喁交流。西安市民也许并未在意，且分辨不清那别样口音中的细微差别，而我却十分敏感，并能一下子听出：谁是山阳的，谁是丹凤的，谁是黑龙口或沙河子的，连那相隔十里的细小差异，也分辨得一清二楚。
这二年，偌大的西安城里，已有了不少我的乡党。有在党政界当官者，有在文化、教育、科技界做事者，也有将生意做大了的老板。有些人的口音已经变得混杂，面面相觑也不一定能觉察他就是我的同乡。而那些从事苦力劳作的乡党们，乡音始终不改，且是一支庞大队伍，让我迟早遇见，便生出油然的喜悦和亲切来。同时，时常能听听乡音，亦可排遣我那偶尔孤独，提醒我，虽在日益繁华并陌生了的大都市生活，但距离我们的乡村，却也并不遥远。近年来，家乡政府常组织一些乡党联谊活动，意在调动那些在外发迹者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表心表力。此类活动的范围，往往只限副处级以上，及至有钱有势乃或有一定知名度之活跃人物，而我那众多的穷苦乡党，无论在这座城里已混迹了多少年，也不会被列入名单。为此，我心中曾忿忿然。既是乡党会，凡同一籍贯者均应列入，为何来要专捡权势呢？难道那些普通的劳力乡党，就不算是同乡了？他们便不能为家乡发展聊表绵薄？当然，话说回来，若将此类人群统统列入，其阵营就太得宽泛庞杂，且也无法组织通联。所以，虽有忿忿，也只是匿藏于心。世间许多事，都是有看法，没办法；理能讲得通，事却行不通。
我的那些众多的穷苦乡党们，在为这座城市劳力。在建筑工地，在送货路上，在清扫马路的“黄马甲”行列，在大小饭店那端盘子洗碗的工种里，在家政服务与保姆群落内，甚或在近几年的出租车驾驶员中，几乎随处可遇我的乡党身影。他们辛勤劳作，艰难生存，心理负荷沉重，但却大都能一如既往地忍受。他们在为这座城市默默奉献，而他们的目的却是来谋生、来挣钱的。没人能说清西安城里究竟有多少我的穷苦乡党，反正，这几年通往商洛各县的班车班次，每年都在成倍增加。春运前后的票价，会上浮得惊人。火车通了，车厢里也人满为患。于是有了强烈感受：是城市在拼命地肿胀，便需要向周围的乡村无休止的吸纳。像是树长大了，根须就必须伸展得很远。
别看我那劳力的穷苦乡党，多数相貌平平，看似廋斤斤的，但饭量大，力气好，也不怕脏。谁家的大立柜抬不上高楼，找我的乡党；哪里的粪便淤了出来，找我的乡党。过去关中人顾“麦客”，也喜欢找南山来的。因为他们携带着大山锤炼出的顽韧，能够面对和承受任何沉重苦力。我的穷苦乡党们大多具有同一共性，那就是忠厚、勤苦、朴实。但其中也不乏狡黠者，会使点小聪明、耍点小伎俩，表现出猥琐的投机心理。我就曾遇到一位，唤其上楼来收破烂，数瓶子时瞒数，称重时隐匿了斤两。这事被我发现，原本不想计较，一是听口音乃乡党也，二是我想起了杜甫的话：“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遍插疏篱却慎真。”本欲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但一想，不能惯坏了乡党毛病，让外人看扁了我们那地方。就郑重将其请回来坐于沙发，很认真地为其上了一课，大讲特讲做人的道理，直至他诚恳认错了，我才说，那破烂钱也就免了，送给你去卖钱吧。乡党感动无比，表示以后决不再犯那小毛病。我知道，一处土地一处庙，一个地方的民风民性，对那个地方的声誉是多么重要。比如流传于渭南的民谣说：“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蒲城人就都刁吗？渭南人皆粗野吗？大荔人就都不讲理？问题是概念一旦形成，改起来就难了。前多年，有少数商洛乡党初始进得城来，挣钱无门，少数人就大行偷盗之事，下水道的盖子不见了，电线被割了，甚或连变压器也被盗走了。一破案，多为商洛人所为。破案的公安人员疑惑，几百斤的重物，何以会被一人扛走呢？那些不良印记，也曾让我脸上无光。庆幸，这几年不再有类似发生，乡党们，已渐渐在西安城树立起吃苦耐劳、乐观大度、风趣幽默的普遍形象和良好口碑。地方虽穷，人的心地却是敞亮的。贾平凹所写的刘高兴，不也就出了名嘛！(伤感爱情语录 www.wenzhangba.com)
我的穷乡党们在西安的形象，常使我联想到华人在西方国家人眼目中的印象来。我们还是要努力改变的。
我的单位门口，常盘踞着一位收破烂者。他叫钢蛋儿，黑龙口人。钢蛋头上发乱如囚，黑硬似鬃，脸上胡子马查，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但他时常笑着，笑时，就露出了红嘴白牙。我曾问：钢蛋，屋里还有啥人？钢蛋说：媳妇离了，老妈死了，有个老大，在屋里给我管三个娃哩。我一听，就联想着他一家人，如何在那个名叫韩愈川的深山沟里煎熬苦日子。收麦时节，钢蛋回去了；收秋了，钢蛋也回去了。麦秋两忙一过，钢蛋就永远在我的单位门口呆着。他有一辆三轮车，车厢里铺几张硬纸壳，他躺在上面，捧着收来的旧书或旧报纸，对着太阳耀。他脚上永远是那双腿了色的猪皮鞋，冬夏都不穿袜子。我问：冷不？他说：不冷。我又问：你感冒过没有？他说：没有。我们的办公室装修时，我清理出一批旧书报，叫了钢蛋进来，他很高兴也很小心地收拢着，临了一称，要付钱，我却说，不要钱，你拿走吧。钢蛋惊愕了：那咋行？那咋行？我确实不要钱，钢蛋就忙说：那你要搬啥东西不？有啥劳力活没有？有了，就叫我。自那以后，我要移动办公室的柜子，就想起了钢蛋。
上个周末，下班出大门，看见钢蛋理了发，刮了胡子，上衣也洗得干干净净。我竟然一下子感到新鲜，有着说不清的喜悦。就说：钢蛋，变了，变文明了哇！钢蛋只是憨笑：嘿嘿，嘿嘿嘿。他笑，我也跟着笑。嘿嘿，嘿嘿嘿……
“秦岭最美是商洛”的广告语，已在古城西安覆天盖地。商洛人在西安的名声，也越来越响。这其中的功劳，也少不了我那大批进城打工的穷苦乡党的共同为作。过去，西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有时会含糊其辞，说是陕南的。而现在，我会永不改口地大声回答：商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