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1000字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是一本由[美]柯文（Paul A．cohen）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研究一个人的价值，可能不在于他是历史创造者，而是在于他是一个历史经历者，透过他的思想和人生，可以看到清末第一代意识到西方冲击的中国知识分子缩影。
●王韬的思想现在依旧如幽灵般在中国的上空飘荡，如果他来到现在的中国，不知作何感想。
●开拓者和生效者的理论框架以及沿海内陆的二分法很有效率，美中不足的是“变革”被单向度地等同于西方化和思想变革，而内生的“变革”则被空置。对这一点的反思可能构成了10年后中国中心观的史学研究方法的雏形？
●通过对一个人思想转变的描写，刻画出近代中国对于国家社会思想转变的里程描写
●王韬所编的报纸作者似乎用得不多，有一些细节也可商榷。但总体来看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快读完时尴尬发现几年前已经看过江苏人民版...万幸体会更深：1. 王韬在近代中国革命进程开端，是开创者而非革命者；2. 近代革命进程从无到有，王韬所代表的更新程序不比孙中山来的小；3. 中国人对待历史进程的传统态度有自相矛盾的循环论及衰退论；4. 王韬最大限度上接近儒家民族主义者，他对教育、经济、政治改革的观点更多考虑国强国富而非个人自由。
●最后一章写得真好
●史华慈 容闳 伍廷芳 冯桂芬 马良 龚橙 墨海书馆 循环日报 弢园
作为十九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王韬占有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这本书，共分四篇九章来讲述晚清改革研究，构建出一幅巨大的历史画面，让我们充分地认识晚清变化的进程。
对于近代中国历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讲述的，不管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还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无一例外被扣上了“失败”的帽子。而柯文这本书，不再讲述那段割裂的历史，而是借助王韬这个人，为我们讲述一种全新的历史观。
王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良者，所以他的名字无法跟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相提并论，但在柯文的眼里，王韬却是让每个人能清晰了解晚清改革局面的关键人物。王韬与晚清历史事件有着瓜葛，上书太平天国不成，反遭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香港，辗转到了欧洲，让他成为中国学者中的“第一”，那就是中西文化通吃。他的循环历史观中，中国实质实在厚积薄发，靠着失败经验的积累，等待着瞬间的爆发。
王韬的这种思想，很难从“传统”与“现代”的范畴进行评判，或许就是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全新历史观。中西文化碰撞也好、新旧思想冲突也罢，实质上都有各自的局限性。王韬的介入，清晰反映出历史变迁的全新历史观。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二)：求存之路
电影《骇客帝国》描述的未来世界，灵感来自1989年创作的《攻壳机动队》，那时网络仅限军用，但作者的想象却跨越了二十年时间。数十年的改变尚且如此巨大，来自数百年的文化冲击，是否有人能经受住呢？
王韬经历了这份源于“闭关锁国”的文化撞击，让他成为一个特殊的见证者，并留下许多值得探索的资料。作者柯文，师从史华兹教授，对中国思想史与中西方关系相当熟悉，更将自己对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编书出版。庆幸的是，王韬本人与传教士的关系堪称清朝第一人，由此展开的切入点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封建社会的清朝人，如何接受并理解西方世界的。
除了后人给予的称号外，我对王韬最深的印象源自他是一个惜命的人。虽然他的一生堪称传奇，但活在那个年代的王韬，实在对动荡的社会毫无办法，因不曾在官场谋得职位，所以他的苦恼更代表了普通百姓。不难想象，当太平天国起义席卷而来时，他用一份密报来出谋划策好为自己谋得出路。为了更好在洋人区生活，果断信仰了基督教，但后人发现，他的信仰从未虔诚过。如此一个滑头的人，对祖国的担忧又隐藏不住，提出的见解更是那时代少有的精准，可惜大势所趋，未入官场的王韬终究人微言轻。
晚清的社会，面对西方列强，是羸弱的。那时的人们，沉溺于天朝威严中，不肯承认国力的弱小。眼中也只有儒家礼数，虽然后期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来抗衡，殊不知增强国力的根本就是错的。王韬很快便发现改革的重点在于人，并出文规劝，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力。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王韬不是革命者，却是位教育家。他游历外国，阅读并理解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发展史。进而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传递给当时的社会，虽然资料稀少又肤浅，但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这些文化产物的撞击力丝毫不弱！他对沿海与内地的分析，更是国内最早最先进的想法之一。后期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报纸，更是推动了一小部分地区的思想进步，而这份思想萌芽，终究伴随战争蔓延到全中华。
作为一个奇才，王韬的眼光是敏锐且准确的，他的很多见解，在当时的年代着实难能可贵。对时局的拿捏，更是犀利有效。虽然当时的掌权者未能采纳他的想法，但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传统的中华过渡到如今的模样产生了重要依据，如同弥补了关键一环，让中国近代史更加完整而生动。
传奇的一生终将谢幕，但王韬留下的影响，足以深渊到影响当代。这本初稿与1974年的书，也有足够的意义让我们了解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挣扎过的文人墨客，究竟读过了怎样一生。
很感谢书尾的海量注释，让我们从中发掘更多好书出来。而王韬一生，也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值得再三阅读。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三)：筆記
- 注意到王韜，是早一兩年前讀《潮流兩岸》時談到19世紀中後頁時，王韜在香港的足跡。特別是他在香港與中國官員（如郭嵩燾）及日本官員的見面，以及後來被邀請到日本訪問數月的經歷。由於自己沒有科班的歷史訓練，很多時資訊都是在閱讀的過程慢慢積累起來的，故過去雖然可能碰過'王韜'這名字，但要到近年才注意到其特別之處，以及以此折射出來的中國近代史、香港的位置等有趣議題。
- 至於本書的作者 Paul A. Cohen（柯文），則大概是在閱讀蕭鳳霞的Tracing China for Forty Years 時注意到她提及柯文所提倡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對美國之中國研究的影響，故此留下了印象。這本書如我沒有記錯，自己應該是在香港的商務印書館購入的，放在書櫃上或許有一年左右。上週讀完了日本殖民的書，有點累，就改一個題目（原本想讀滿州國的），取下本書來讀。
- 本書的英文版成書於1974年（那本"Disocvering History in China 則是1984)，應該說是柯文的早年作品。根據Fairbank Center 的資料，這本書應該是在1994年時第一次被譯作簡體中文版，出版社為江蘇人民出版社。在豆瓣上仍可看到江蘇出版社2003版的記錄，但卻沒有1994年版的記錄了。在博客來找了一下，這書應該沒有繁體中文版。
- 書中收入柯文1992年為中文版寫的中文版序言，當中交代了他在1992年反思1974年時研究的局限。中信出版社於2016年再版這書，可惜卻沒有讓柯文再寫在中文版推出後20多年的今天，他如何看待這本寫去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作品。
- 對我來說這本書並不是一本傳記，而是從王韜這人物切入19世紀初至19世紀末的中國歷史，透過王韜這名開風氣之先的知識份子，引介出清潮的一個過渡時期，即在西風東漸而維新之風卻沒有吹起，第一批（如不是第一個）接觸西學、認同變革（現代化）的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在當中的價值觀、取態、所作所為等。
- 第一篇是王韜的生平簡介，其中關於太平軍的一章饒有趣味。反而他來到香港後的著墨不算很多（當然他出版《循環日報》及以中華印務局為基礎的出版業還是有長足的介紹）。他在上海、香港與來華的傳教士有很多互動，當中句括麥都思（其上司）、理雅各（英華書院校長、及後為牛津大學的漢學第一任教授）等。
- 第二篇介紹王韜的基本觀點與價值觀，第二篇則介紹王韜在各個領域（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的倡議/政見。
- 第四篇最為'大膽'，跳出王韜本身，嘗試以10個左右的早期改革者，論述清末沿海與內地的關係。柯文在1992年寫的文章中對這一篇有較多的反思，估計如果換到今天他又會又更多新的洞見。但如果放回去上世紀70年代的脈絡，他的這一嘗試在我看來十分有勇氣、也有一定洞見，估計在當時應該掀起了一些研究的潮流（可惜自己沒有機會好好爬梳了）。
- 這本書基本上很好讀，文字、篇章的節奏也十分不俗。我發覺很多'中國研究'的書籍都是這樣，不會因為其學術份量而令它變得不好看（當然我沒有看過英文版，但考慮到 lost in translation 的因素，估計原著只會更好看吧），這在中文的歷史（或學術）寫作中卻不算普遍。
- 我也很喜歡柯文在每一篇前邊有一個'序曲'，幾頁紙把篇的重點、時代背後或重要參照點勾勒出來，有助讀者閱讀。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四)：假如历史中少了一个你
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抽离法——即假设把这个人从历史中抽离出去，看历史会有什么不同，以来来发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中的作用。比如我们评价毛泽东，单纯的褒或者贬都是毫无意义的，邓小平的一句话则一锤定音——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历史的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句话足以说明他对于中国人民，对于当代历史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又比如牛顿，如果没有这位站在巫术终结和科学兴起的历史转折点上的天才，没有了这位“物理学之父”的杰出发现，人类很可能就要更迟很多年才可以推开大科学时代的大门。那么，王韬呢？如果没有了王韬，历史，或者说中国的历史会有什么变化吗？
回答是很可能不会。为什么呢？是因为王韬的历史身份所致。人们对于事件、对社会、对历史的影响是因个人地位和身份而决定的。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政治家、军事家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是通过外在的力量，作用和后果是显性的、短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如果要对历史产生作用，则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别人来实现的，作用和后果是隐性的、长期的。王韬的历史身份是什么呢？政治家、军事家肯定不是的，思想家、教育家则可以算得上。本书的作者甚至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是19世纪后几十年中国改革的推动者，以及中西两种文明间的调停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于我们的历史教课书中则籍籍无名——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微乎其微？
王韬早年曾考取秀才，后来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接触西方文化。期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清廷发现，只能只身逃亡香港。在香港时，与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结为好友，将十三经译为英文。他最重要的经历是曾旅居英法数年，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后来回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他也被誉为中国第一报人。从他的经历不难看出，他在原有的体制内部算不得成功，也正因为他的不成功，才使他在士大夫普遍顽固守旧的风气中能够打开心扉，不说是热情拥抱外来文化，至少没有排斥，使他体会到西方这外来文明不一样的意义。由此，他完成了一名传统文人向近代思想家的蜕变，成为一名提倡维新变法的政论家。而这样一个王韬，对我们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单纯沉浸在中华传统文化或单纯疯狂拥抱西方文明的学者。
王韬所处的那个时代，面对西方列强压迫时强烈的危机感，让每一个提前觉醒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该向何处去。王韬无疑是其中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一方面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淫，另一方面又见识过了西方的强盛，而且亲身体验过西方文明，因此他非常理智，针对时局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事实上，他是一只脚还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之中，另一只脚却已经跨进了西方主导的近代世界。但他对于时局的影响仍然局限于通过书信向政要提出建议，通过报纸来启发民众、影响舆论，进而达到改变时局的目的。但是这样的影响又如何准确去评估呢？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凭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真正的回顾那段历史，仔细审视王韬，则发现他虽然没有显性的历史功绩，但他确实是那个历史时代挺立潮头的人，是对历史走向产生过影响的人，只是这种影响无法具体度量而已。换句话说，如果将王韬从历史中抽离出去，中国的历史或许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时的中国就缺少了一种声音，缺少了一种建议，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
就本书作者而言，他也并没有执意纠结于王韬及其思想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他在书仍然秉持的是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认为中国当时的变革仍然是受西方文明的启示而展开的，他也是借由王韬，这一典型的中国文人在面对中西文化激荡的反应，特别是他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过程和程度来衡量晚清政治、社会变革的衡量尺度，通过王韬的作为来考量中国所受影响的程度。因此作者说到，即使把王韬从中国近代史上拿开，历史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王韬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实际上构成了这一巨大的历史画面，或者他在这一巨大画面绘制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而在于他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能够使人了解这一幅画面，并由此而理解这幅图画是怎样构成的。而也由此，他似乎也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实际上，对于准确理解王韬的变革思想，认识他的历史地位，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对于研究历史的专业学者是极有意义的，对于我等普罗大众就未必。但是王韬身上的那种自信，那种对于中华文明未来必将崛起的超强自信却给我以力量。要知道，他所在的时代，是中西文明交锋激荡的时代，是中华文化式微的时代，不但中国人民饱受凌辱，中华文明也备受质疑，但就在这种环境中，他仍然对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未来有一种强烈的自信，始终相信中国有一天会重回世界之巅。这种自信足以让现在的某些言必称西方的人汗颜，也给正奋斗在复兴路上的中国人以自信。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五)：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亦无四海皆准的理论
本文将从“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含义、“冲击——回应”模式的体现、对中国中心观的反思三个角度谈谈对此书的感悟。
一、“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含义
书名中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是贯穿全书的线索。柯文多次指出“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范畴之间。每个社会的组成元素中，总有些东西并不能正好符合这两种成规。”他认为传统与现代性不是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社会文化标志，联系两者的桥梁并不只是“转换”。这就否定了20世纪50-60年代学者的观点。
统观全书，我认为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有两层含义：
第一，反映了王韬内在思想中传统与现代性因素的矛盾与融合，以及由偏传统向偏现代性的交错转变。王韬是近代东西文化碰撞交融、传统与现代冲突转换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传统思想近代化的转变代表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正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一般过程。柯文将此类人归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柯文将王韬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以19C60年代居住香港和游历欧洲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国上古思想的政治行为是他的改革思想，退化史观使他能用过去为变革做辩护。在变革著述《臆谈》中，他延续了清初黄宗羲和顾炎武的传统改革方案。但在迁居香港以及到欧洲游历后，他成为了一名对技术变革十分激进首肯、倡议制度变革的最早变法提倡者。但王韬和同代人“中体西用”的观点不同，他认为“道”是人类文明的特征，是中西的本质，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合法性根据。
第二，反映了柯文认为传统与现代性并非完全对立，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具有一些为人们忽略的共同点。他提到“不要忽视中国历史中那些由于与西方文明类似而不被人注意或较难单独挑选出来的方面”，这些共同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超文化的，是近代中国人不需抛弃、更应强调连续或复兴的。所以最初，柯文甚至想将此书定名为《超乎传统与近代之上》，但最终还是采用了“介乎两者之间”，因为这个书名更能反映他认为传统的社会有潜在的现代性的现象，现代社会还延续有传统性的包涵的现象。
二、“冲击——回应”模式的体现
本书在探讨“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同时，也反映出柯文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态度，加深了我对“中国中心观”相关问题的理解。
首先，柯文承认存在“冲击——回应”现象，他在本书中呈现的中国现代化的原因依旧是西方世界的冲击。本书第三篇提到“当19世纪西方入侵中国时，使中国人失去平衡，情况如此严重，以致只有经过了几十年他们才开始理解——而且仍有些模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的本质与深度。在这种环境中，怎样才能应付这种挑战远非不言自明的……”。此外，他还认为王韬的思想是在西方教会、教士的影响下和到西方游历的过程中形成与变化的。
其次，本书已体现出“中国中心观”的思想苗头。在第二篇序曲中，柯文提到“中国现实的某些方面，由于西方的入侵和连续不断的生存威胁成为关注的焦点”，但那些中西相类似的地方，也就是“中国过去这些毫不引人注目的东西”，却在研究时，被置于“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这种规范描述的冲突之外。他已经开始强调，研究时不应只看到两者的巨大差别，也应关注中西共有之因素。同时，柯文认为王韬的改革著作《臆谈》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回声，反映了王韬本身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内在转变也是促进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进一步指出“尽管有着这些新特点，王韬在许多方面仍深浸在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中”。
三、关于中国中心观的反思
通过阅读《在中国发现历史》和《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这两本书，我认为“中国中心观”有其理论合理性，但在现实应用中存在局限性。
从理论上看，“中国中心观”具有极强的合理性和理论价值。在深入研究一个人物、一个国家时，不应只看到单方面的影响，而应从内在、外在两个维度来探讨。美国汉学界此前确实更多地注重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而较少从中国内在出发，研究中国内在改革的因素。林同奇指出：“柯氏认为史学家应该按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的准绳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着手研究历史，并尽可能采用他们的角度，按照他们的体会去理解这些问题。这就是柯氏所谓‘力求设身处地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会来重建中国的过去’。”就是“移情方法”。
同时，柯文对于文化差异的观点反映了他的普遍历史观，有借鉴价值。他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过分强调差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容易导致这样那样令人惋惜的扭曲甚至夸大。”比如集权主义的东方和自由宽容的西方这样老套的说法，是断然赋予一种文化一些特殊的、据信其他文化不可能具有的价值或特征。
但从现实历史来看，通观中国近代的重大变革，西方的冲击确是中国不断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探讨“中国中心观”可行性有多大，还需讨论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受自身内部力量变革的影响力更大，还是受西方冲击的影响力更大。虽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变革，古代便有“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但像中国近代这样具有工业化、近代化思想的变革却史无前例，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与西方“冲击”相关。柯文在提出“中国中心观”时，或过于注重批判美国研究界的“冲击——回应”理论，却忽视了对中国近代历史全面深入的考察。
因此，“中国中心观”对中国内部因素的强调具有理论合理性，但在使用时局限性较大。正如汪熙所说：“外因和内因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偏废。须知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撞击中国的大门，并以各种不平等条约为跳板侵入中国，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任何外来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因（在这里指西方的冲击） 也可以成为主要的一面……离开了西方的冲击及影响，很多中国内部的事就无法解释。”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西方的冲击较中国内部自改革的力量更为有影响力，是主要影响因素。
柯文也在《历史三调》的中文再版序中指出“中国中心观是有局限的。当学者们探讨一些‘去中国中心’的课题及研究方向，包括跨过的历史现象或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问题时，或将中国从一个实体的空间‘非地域化’，又或将‘中国’重新定义时，中国中心观就不适用了。”
四、本书问题
第一，该书应用了现存台湾一直未公开的王韬日记，但没有引用香港大学缩微复制的《循环日报》，史料上有所欠缺。
第二，本书第四章提出沿海在文化上将成为“中国的新内地”的结论有失允当。柯文已经在新序中提到，由于撰作此书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展改革开放，所以如果重写，他将不会匆忙下决定。他的学术反思精神令我钦佩。
第三，柯文对王韬是一名基督徒的论证过程略显草率。他的证据是伦敦传教会年报的入教名单，但名单中的名字不是王韬经常用的名字，而且写错了，但他依旧坚定认为这个人是王韬。这令我非常费解，不知作者是如何断定的。
整体而言，《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是一本精炼严谨、形式新颖、有思想高度的专著。这本书对“传统”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的探讨，对心态史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对文化变革两个阶段理论的阐释，以及对人才观念的辨析都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