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辛亥读后感锦集

　　《走向辛亥》是一本由[日] 陈舜臣著作，天津人民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走向辛亥》精选点评：

　　●孙中山若有兵权，想必革命的果实最后也落不到袁世凯手上。维新派若有实权，也不至于求助袁世凯，最后让他向荣禄和慈禧告了密。也许就没有了“戊戌六君子”，少了让人振聋发聩地呐喊，也许就不一样了。但历史没有如果，它有很多可能性，但因为是历史，所以只有一条路。

　　●非常一般 非常非常一般

　　●这本应该就是《青山一发》吧。

　　●大家都知孙中山，却少有人知绘制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同盟会的促成者之一黄兴、日本友人及革命家宫崎滔天等等，也少知道孙中山的逃亡之旅以及他在英国的囚禁岁月。读了这本书，看到了另一面的孙中山。

　　●听说审了好多年，终于过了？

　　●辛亥革命是封建王朝与近代史的一个分水岭。是一道带血的分割线。

　　●哈？？？这啥啊

　　●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儒士千百年来一直追寻的愿景，只可惜国民党后期背离了这个思想，“天下为公”随着孙中山的离世一并消逝。

　　●鲁迅曾经学医，后弃医从文，以笔医治中国人；孙中山也曾在香港学医，后投身于革命事业，用枪弹来变革中国。中国时已病入膏肓，重疾难医，正如毛主席所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走向辛亥》读后感(一)：一场十六年的起义史诗

　　还记得当初还是学生时代的我在书店里闲逛时，偶然在“历史”区看到一本书脊位置写着《戈马钟鼓杀与盟》的书，我随手将其抽了出来后发现这是一位叫陈舜臣的华裔日本人写的春秋战国方面的历史小说。

　　因为我无论是对历史小说这个题材，还是春秋战国这段历史都算不上感兴趣，就准备随手翻几页后就放回原位。结果偶然翻到战国的篇章时，看到最上一行写道：

　　一言以蔽之，这是“下克上”的时代。

　　我特意翻回全书的第一页，确定了这书写的是我国的春秋战国，而不是日本的战国时代后。顿时对这本书产生了不小的兴趣，于是入手了这本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的成为陈舜臣的脑残粉，他写的每一本书我都要去买一本实体版。

　　这本《走向辛亥》算是继承了陈舜臣的一贯优点，故事以1895年为开篇，这一年的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清方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失败、康有为开始了自己的公车上书，但是作者讲述的是一场绝大多数的读者都根本没听说过清末还有这样一个起义：乙未重阳起义。

　　这当然怨不得我们，因为这场导致了孙中山流亡海外的起义无论是发动规模还是造成的影响都实在太小了——小到清政府甚至懒得把它算作“造反”，而是将其定为“盗匪暴乱”，除了3名领导者和2位在职军人被处死外，只有逃走的孙中山成了通缉犯，其余参与者一律每人发了一块银元的遣散费，整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的则那场不成功的起义背后的众生相：进京赶考的台湾读书人发现因为《马关条约》的签署，可能睡一觉醒来自己就成了日本人；往返于台海两岸的天地会走私商人看到仓皇撤退的清军敏锐的发现自己办大事的机会可能来了；侠肝义胆的杨衢云被起义者推举为首领，却让孙中山的许多支持者心生不满……

　　这些人大多都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们在所处的位置上做出了自己认为最合理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历史节点中出现了一个人物，然后成为了一个符号化的名字，留给后人去赞扬或是批判。

　　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我在国内作品中少见的细节刻画，比如发动一次起义说起来容易，但20世纪初早已不是某个人振臂一呼，“山东豪杰并起”，就能够成事的时代了，面对已经步入近代化的满清，去哪里弄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怎么才能在朝廷不注意的前提下招募人手？对于其他不买自己账的“反贼”又该如何对应？

　　以前清末民初的那段历史时，其实多少觉得孙中山也不过如此，亲自策划并领导了那么多次起义，甚至没对清廷造成哪怕一丁点实质上的威胁，结果武昌枪声一响，他却仅仅因为名头大而当上了临时大总统成了“国父”。

　　但是我在本书看到的孙中山，面对的是虽然遭遇甲午重创，但还未露败亡之象的大清帝国。而他自己拉起来的革命队伍，其实和他的对手相比简直就像笑话：起义的枪声一响队伍跑了一大半，失败；起义军打进清军军械库，发现大门太结实打不开，失败；起义军好不容易成规模了，发现资金不足，只有遣散队伍，失败……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孙中山与黄兴一起领导的第八次起义时，在承受了巨大的伤亡终于杀到了清军的军械库，却看到了仓库中空空如也。众人眼看谋划了那么久的起义计划又要以损兵折将而收尾时，孙中山却还能慷慨激昂的对大家说：“这里是清廷的边防重镇，他们的后勤都已经匮乏到这种地步了，难道不正是说明满清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吗！”

　　这时距离孙中山发动第一次起义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到此时看到他还如此雄心勃勃，也真的由衷赞一声：真英雄也！

　　《走向辛亥》读后感(二)：历史都是活生生的人创造的

　　历史都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但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历史的人，写出贴个那个时期人们的历史生活，那是何等的功力，而“以小说言史”是文学大师陈舜臣的看家本事！

　　陈舜臣是华裔日本作家，他的作品多次在日本掀起阅读中国史的热潮。这本《走向辛亥:从孙文崛起看晚清日落》，写出了孙文如何一步步的走来，从而获得革命的胜利！当我阅读本书时，并没有简单的，只是阅读，而是深入里面的人物，仿佛自己一步步走来，经历里面的跌宕起伏！本书从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以后写起，清朝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了救国，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而后孙文第一次发起起义“重阳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起义失败以后，孙文潜逃到香港。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派系组织特别多，有顽固派、洋务派、帝党、后党、维新派、强学会、保皇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华兴会、兴中会、青帮、洪门、哥老会！有的组织是同一批人一起建立的，因为各种原因，只得再建新的。可见，当时，各方势力很多！虽说为救国，但是有的只是为了维护皇帝，有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朝，而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国家，以至于后面提出了“三民主义”等！

　　很多组织在后来没有多大的作用，甚至已经消失。当时，只有康有为跟孙文的组织，一直都在竞争着！康有为是举人，接受封建的思想，所以观念还是有些许的封建观念。而孙文，曾经到香港读书，去香港学医，接受西方的思想，所以说眼界比当时很多人看的更远一些。当时他们兴办报纸，在报纸上宣传思想和理念。两派的报纸，在当时不相上下。孙文，多次起义失败，但是每一次，他都为革命去游说，筹备资金，走的最多的就是旧金山，因为孙文的兄长在此地有一些产业，孙文的妻儿也一直托付在兄长家中！出了美洲，孙文也去过欧洲等等。孙文，为了革命事业，与妻儿团聚时间少，即使很想念，也要先把革命的事业弄好。不仅如此，孙文在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甚至是得到日本民间人士的帮助。可见，在当时，中日关系还是挺好的，孙文在革命期间，多次逃往日本，日本的友人也多次提供帮助，甚至有一位日本友人还在革命中牺牲！ 在本书附赠的报纸，可以熟悉当时的派系组织，以及当时1900年的照片，还有当时清朝彩票，当时的几篇新闻！

　　历史，是活生生的人创造的，能有今天的生活，我们要感谢先辈们的努力，好好珍惜。创造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历史！

　　《走向辛亥》读后感(三)：时局渐近日薄西山，却见中山悄然崛起

　　晚清，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各路英雄纷纷揭竿而起，占地为王，打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反抗清政府，各界仁人志士采取救国活动。时势造英雄，历史的舞台上走马观花般地出现过很多人的名字，有些被历史铭记，被后人评说，而更多则是被这英雄辈出的时代遗忘。当清政府用尽了所有的招数，有一个年轻人脱颖而出，悄然崛起，他就是国父——孙中山。

　　《走向辛亥》是由日裔华人陈舜臣编著的，书中以孙文为主人公从公车上书开始写起，以武昌起义孙文任职中华民国为故事的结尾。孙中山的一生见证了慈禧太后“量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见证了“裱糊匠”李鸿章尽己之力延续清朝生命，见证了泱泱华夏沦为被列强欺辱的睡狮，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唤醒国人，唤醒中华。

　　01 虽常年不在国土，依旧不忘救国职责

　　孙中山其实并不能算你土生土长的清朝人，他出生在广东省一个贫困的农户人家，却因自幼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在心中埋下了救国的种子，十三岁，孙中山随母亲投被自己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哥哥，自此接受西方教育。即便是1883年孙中山回国，也并没有在国内停留过太久，他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前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外筹革命资金，但是孙中山的救国热情从未因为不在国土上而减弱丝毫。

　　孙中山其实最初也没有想要武装革命，他也曾像很多爱国青年一样，满怀着对国家的热情与改革想法，试图通过给当局重臣谏言的方式拯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于是他极其用心的写了很厚的一封谏书托关系递给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奈何李鸿章公务过于繁忙，孙中山所书又极为冗长，故传言李鸿章根本没有看见这封信的内容。

　　上书失败的孙中山明白靠清政府救国是不可能的了，想要拯救人民于水火必然要推翻帝制，于是孙中山开始加入并组织爱国团体，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02 辗转多国，只为心中不灭的信仰

　　孙中山的一生真的称不上安逸，1895年10月，他所组织的兴中会预计在广州起义，奈何计划被泄露，导致起义朝生夕死。幸而孙中山及时收到消息提前逃走，革命的火种也随着孙中山的离开转移至海外，孙中山也开始了他的漂泊之旅。

　　如果单看孙中山的生平简历，以及诸多课本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发展历程，我们都会觉得武昌起义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孙中山并没有参与策划甚至深入参加，但是他却被推举为民国总统，看似孙中山只是一个被命运女神眷顾的幸运儿，可仔细读完《走向辛亥》就能够知道孙中山虽然组织多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革命热情与精神仿若火种，燃遍神州大地，武昌起义不是孙中山策划的，却也因孙中山而起。

　　03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创造时势

　　孙中山是一个极其谦逊之人，他在得知革命胜利后并没有忘乎所以，他依旧出席各种活动，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奔走；他也不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虽然课本上总说孙中山没有守住革命的果实，但是看完书的我却能感受到孙中山性格中的坚韧与细腻，他也不过是想要实现自己儿时的理想，还所有国民一个国泰民安，即使坐上至尊之位的人不是自己。

　　其实在晚清，不止革命者中出现过英雄，即便是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中也有爱国的勇士，比如背负千古骂名的李鸿章，这位国之重臣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卖国贼，但是一个宁可自己受伤也要为政府省下赔款的外交官，一个宁可在船上等待也不肯踏上日本国土的老人，我们又怎么忍心责备他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呢。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孙中山是当时爱国青年心中不灭的信仰，描写这段历史的书很多，描写孙中山的书也很多，但是以主人公的角度了解孙文，了解辛亥革命的书却属实不多。《走向辛亥》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领袖，还原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

　　《走向辛亥》读后感(四)：能让田中芳树当迷弟的作家，是怎样“炼”成的？

　　《走向辛亥》，是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历史小说。日文原著书名叫《青山一发》，取自苏轼《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的末两句：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小说虽涉革命，全书却是以孙中山在国外的“漂泊之旅”为主线，以他一次又一次革命尝试的失败为牵引，穿起了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庚子事变、预备立宪等，直至“辛亥革命”胜利从人到事的一颗颗沧海遗珠。小说结尾，正落在辛亥革命后，回国履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身上，由他的思绪，才缓缓吟诵出这句“青山一发是中原”。

　　苏轼一生漂泊，孙中山亦然。而执笔小说《青山一发》者，陈舜臣，亦然。他一直都是在中日文学史、乃至读者群中一个有点尴尬的存在。若一定要形容，他很像浮萍，随风向和水波漂泊，却终不知何处是归程。

　　陈舜臣是在日本、中国都很有名气的历史小说家。作为一位36岁方才弃商从文、半路出家的作家，陈舜臣仅仅花了十年，便成为日本推理小说史上首位“三冠王”（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和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此后他踏出推理圈，涉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以丰厚的古代中国国学修养和历史文化积淀，在此领域高歌猛进，说是著作等身，毫不为过。中国内地翻译界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向国内读者译介陈舜臣的历史和推理小说。而在陈舜臣最终选择的国籍归属地日本，他的名气更如日贯长虹。哪怕是偏僻地方的书店，都能够找到陈舜臣的小说。NHK电视台，在播放如《唐诗纪行》、《丝绸之路》这类中国历史节目时，现场为观众讲解的人选，非陈舜臣莫属。在“同行”中，司马辽太郎是陈舜臣的至交好友，而田中芳树更是直言自己“自知功底浅薄而执着从事写作至今，也是因为沉浸在先生作品中的结果。”

　　名气如斯，但东方文学圈的“陈舜臣研究”，却陷入了不尴不尬的境地——国内很多人不觉得陈舜臣有什么好研究的，因为国籍上他是日本人；而研究他文学作品和生涯的日本学者也屈指可数，毕竟陈舜臣在1990年才“再次”入日本籍，不乏有人觉得他就算写得再好，根子上也是华裔。这就直接导致陈舜臣作品多，名气大，但“陈舜臣研究”反倒高不成，低不就，成果不多。这正折射出了令陈舜臣纠结终生的“国家归属感”问题，这种徘徊于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之间的左右为难，塑造出了陈舜臣“双重边缘人”的写作者身份。而他正是在此间夹缝中笔耕不辍，努力追寻着属于他的那份“此心安处是吾乡”。

　　2003年，陈舜臣刊印了有关自己生平的资料汇编《Who is 陈舜臣？》。恐怕很难有人会觉得，一位彼时已年近八十的老人，会想出如此新潮的名字。但我们得以想见，“我是谁”这个问题，萦绕了陈舜臣的一生。

　　在中译本《走向辛亥》的“解说”中，提及陈舜臣自己的一段描述：“家父是1898年生人，也就是这本小说开头的次年。那时，台湾已完全在日本‘治’下，家父也算是第一批‘日籍台湾人’了。1924年2月，家父带着母亲移居神户，这才诞下了我。也就是同年，孙先生来日本，在神户高等女校召开了一次演讲，这算不算是我与他的一种缘分呢？”

　　这段描述，既是《走向辛亥》一书之创作缘起，也同时说明，陈舜臣出生伊始，他的自我认同其实本应该是“我是日本人”。然而日本的大环境，却没有给予陈舜臣这种认可。

　　陈舜臣创作过不少半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比如《半路上》、《青云之轴》，其中记录了很多事，都体现出陈舜臣遭遇的那种“被排斥感”。

　　其中一件事发生于花市上。陈舜臣同祖父逛花市，花店的日本老板，见老人身上穿的是中式服装，便怒喝着驱赶祖孙俩：“喂！这里不是清国奴可以来的地方。就算你拿得出再多钱，我的东西也不卖给清国奴。快给我滚开！”陈舜臣的祖父对辱骂不予理会，仍立定原地，欣赏着那些花卉，直到店家声称再不走就揍人，祖父这才牵起陈舜臣的手离开。陈舜臣后来描述起祖父的掌心，将掌中滚烫的温度解读为祖父在暗示“绝对不可以忘了这件事！”这是一种既愤慨，又无奈无力的屈辱感和爱国情。

　　陈舜臣小时候曾回台湾乡下居住过一阵，后又重回日本神户。他同兄弟闲逛时，在神户街头被两位日本少年拦住。其中一个少年高叫着：“喂！你是支那人吧！”另一个少年则欺负人地不让陈舜臣兄弟通过，边拦住他俩边骂道：“我们才不会输给支那人呢。快滚回支那去吧！”两个孩子日语不好，用闽南语“走去彼边”徒劳反抗，换来的，却是对方更加嚣张的气焰和讪笑。兄弟俩只得无助而彷徨地手拉手原路逃回。

　　这种日本国民对“日籍台湾人”的排斥，几乎写满了陈舜臣的青少年时代。尤其让陈舜臣不满的，是日台两地的教育制度对华裔的歧视。按说，在台湾被日本占领后，国籍意义上，陈舜臣应该是日本国民，在台湾设立的学校，应该用同等待遇对国民进行选拔。但日本人显然不拿“日籍台湾人”当国民，“在台湾设立的学校……全都是日本人优先”，陈舜臣借由书中人物之口，愤怒地写道。

　　那么在日本本土念书总行了吧？现实却无情地给陈舜臣上了一课。他在日本就读期间，曾多次感受到“日本人优先”的差别待遇。一次，是神户举办海上阅兵仪式，陈舜臣同其他台湾、朝鲜等殖民地出身的学生，被集体叫到教务室训诫威胁，禁止他们去海边观看阅兵仪式和军舰。另一次则发生在选择学校课外活动社团时，陈舜臣申请航空社被拒。教官的理由当然冠冕堂皇，说是因为陈个子太矮才拒绝的。可向他伸出橄榄枝相邀的同学，身高却比陈舜臣更矮。这件事一直烙刻在陈舜臣心头，他多年后猜测此事被差别针对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这个社团的目的是为了普及航空知识以及进行航空预备训练，如果让殖民地的人来参加的话，太浪费资源。”

　　陈舜臣回忆，他小时候在神户家中说的是闽南话，出门则要说日语，所以他从童年时代就敏感地认识到自己与日本孩子不同。而他家祖籍在福建，父祖的“中国人意识”都比较强，在家中施行的也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既然不为日本社会所接受，陈舜臣也曾尝试过做一个中国人，“家外话”说不通，那便说“家里话”就是了。但终究也是不行。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我们台湾人不管自己意愿如何，国籍强行从中国变更为日本。五十年过后，又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我们的国籍又被改回中国。而且仍与本人意愿无关。”陈舜臣在《半路上》一书中指出战争的伤害之一，便是不由自主地变换国籍。又重新变为中国人的陈舜臣，曾于1946年在台北县立初等中学教授英语，但终究因为国民党政权由南京迁至台北，台湾政局混乱，兼之自己曾在日本生活的过往，不得已而弃教从商。

　　清代赵翼的《题遗山诗》中，末一句我们都很熟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在五十年代漂泊的经商之路上，一个偶然的发现，陈舜臣从中国进口的木材上辨认出战争时代的弹痕。自那一刻起，他便下定决心，要用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生存的时代展现出来，从而回答这样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我这样的人？而我，以及像我一样的人，又将往何处去？

　　如同一个绝世武林高手，晚年陈舜臣的文学“武功”已臻于化境，飞花捻叶皆可伤人。《走向辛亥》诞生时，他已八十岁高龄。而上面那两个问题，陈舜臣用一生文字之所长，以这本《走向辛亥》，为读者，也为自己，给出了答案。

　　是什么造就了陈舜臣这样的人？答案便是：乱世。

　　陈舜臣谈及其成名作《枯草之根》时，曾如是说：“我必须搞清将这个时代东亚居民卷入动乱的原因。”这句话基本上概括出了陈舜臣作为一位作家的使命感。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其故事、人物所处的舞台，皆与历史动荡、战争频发的时期密切相关。比如，《中国任侠传》、《续中国任侠传》，其中大部分任侠皆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秘本三国志》、《诸葛孔明》、《曹操——魏曹一族》、《曹操残梦——魏曹一族》，其故事发生于中日读者皆爱的三国时代；《耶律楚才》、《成吉思汗一族》，展现出大量元灭金时代的历史轶事；《郑成功——致旋风》涉及明末清初的混乱；而《枯草之根》、《青玉狮子香炉》、《重见玉岭》、《残线之曲》、《桃花流水》的故事则发生于中日战争时期。

　　陈舜臣也创作了不少描写近代中国风云变化的小说，如《鸦片战争》、《大江不流》、《太平天国》、《青山一发》（即《走向辛亥》）、《山河在》。而《走向辛亥》，正是这一系列近代乱世故事链条中的一环，展现出了陈舜臣一贯秉持的创作初衷。

　　乱世在陈舜臣眼中，却不只是居上位者的互斗，而是涵盖了一个个最最具体的个人。这就引出了陈舜臣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极为擅长“群像描写”。以《走向辛亥》为例，陈舜臣并非仅为孙中山树碑立传，而是以孙中山为圆心，既讲述了他所身处的时代，也描写了他遭遇结识——甚或未结识，只是同孙中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一系列人物。上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伊藤博文这些统治者，中及梁启超、康有为、宫崎滔天、黄兴、宋教仁、秋瑾等改革派和革命家，下至餐厅老板娘、青年学生、政府密探、爱国华侨等虽是虚构，却十分真实形象的芸芸众生，陈舜臣均有十分细致生动的描写。

　　这一系列创作风格，实际上便是陈舜臣对于时代之于个体、个体之于时代辩证关系的间接阐释：乱世影响了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受煎熬的群体必然会想方设法拨乱反正；在这个动态平衡中，人类会进步，社会会发展，时代也会更新变迁，但这些都不是某个英雄好汉振臂一呼以一己之力就能实现——群体的合力，才真正推动着人类历史发展向前。

　　那么，陈舜臣，以及像陈舜臣一样的人们，又将往何处去？

　　罗曼·罗兰在其《米开朗基罗》中，写过这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陈舜臣的文字，往往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即：大多数时候，乱世中的小人物，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但在命运无常的漩涡中，每个人都会努力给出自己面对乱世的一份“人生答卷”。

　　陈舜臣笔下的小说人物往往有这样几类人。一类是智者，他们仿佛超然物外，却对世事了然于胸，并且具有超前眼光。这类人物往往是虚构的，比如小说《枯草之根》中的桃源亭店主陶展文，从来只在关键时刻露面，恍若胸藏千机的神仙；又如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中都有戏份的金顺记老板连维才，虽然世事纷乱，却擅长用抽离的眼光看问题，遇事不惊，对种种乱象都能做出高明的判断分析，胜似闲庭信步地解决各种难题。

　　还有一类人，则是在乱世中成长的青年。其中有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一干青年人，也有一些处于青年时期的历史人物。《走向辛亥》中的孙中山即是一例。小说开头，孙中山是一位三十出头、倾向改革、改良的青年，在多次碰壁并认清晚晴现状后，他开始致力于革命；革命前景最初暗淡，顽固势力强大，但孙中山却满怀乐观主义精神，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遇到了挚友，遭遇过叛徒，经历过被捕，习惯了漂泊；在播下革命火种的同时，孙中山也在革命中不断成长，他造就了革命，也被革命所成就——小说的最终，曾经的青年，终于不再迷惘。

　　从这两类人身上，有着陈舜臣自身的影子，以及他的“寻路”之旅——要在中日夹缝中，求取一条人生之道。《走向辛亥》中，孙中山这样的青年，毋宁说也有着陈舜臣作为一位青年时的迷惘：明明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被祖国排斥在外，于是此身漂泊，终成客旅；但这样的青年终于成熟起来，成为陈舜臣笔下的第一种人——智者，怀有大爱，用超然、超前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并最终寻求迈向“大同”。

　　陈舜臣非常向往“大同”，这正是孙中山所崇尚的思想之一，也是陈舜臣为自己这种处于“双重边缘”的人，找到的精神归依。在《陈舜臣的文学世界：独步日本文坛的华裔作家》的“致中国读者”中，陈舜臣提到过：“亲身经历过殖民地的统治，对中国古典中出现的‘大同’理想，抱有特殊的关心。这可能在我的作品中留下某些印记。”

　　“大同”的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开句名义，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最终归依就是每一个“个体”，无论性别、资质、宗教和政治背景，人人都能友爱互助、安居乐业，没有差异纷扰，也没有争端战衅。这是一种世界主义情怀，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包容，它在陈舜臣构建的文学世界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走向辛亥》中的孙中山，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大同”。而在其他作品中，“大同”的精神亦无处不在。陈舜臣是日本比较著名的三国题材作者，他在《诸葛孔明》中，塑造了一位不一样的诸葛亮。诸葛亮在这部作品中最大的文学改动，就是他促成天下三分的动机，是希望百姓能在三国制衡中，得以休养生息——这已经超越了对某一国、某一主的“小忠”，而是一种对天下百姓的“大爱”。另一部作品《中国任侠传》中，收入了冯道这一人物。这个人很有趣，是个五代十国的“打工皇帝”，在不同小朝廷为不同统治者做宰相。要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衡量，这就是不忠不义之辈，非常没节操。但陈舜臣显然不这么看。《中国任侠传》中收录的人物有范蠡、吕不韦、张良、汉宣帝、曹操、符坚、张说、冯道、王安石、耶律楚材、刘基、郑和、左宗棠、黄兴，其中有很多冷门人物。按照陈舜臣的话说，这都是他按照自己的“爱好”所选择的。他的选择标准，就是历史人物身上是否能体现出人道主义和超越民族差异的文化融合的精神。以此而论，冯道秉持养民政策，使乱世中很多生民免于战祸，因此他正是陈舜臣所推崇的“一代人杰”。这便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陈舜臣出生时是日本人，随着台湾光复，他又变回中国人，直到1990年，他才再次入日本籍。陈舜臣的“边缘人”身份是尴尬的，具体就体现在普通读者对他的评论上。我在网上，看很多人探讨陈舜臣的写作生涯，总离不开他的国籍问题，其中有人困惑，有人不解，甚至会有人冷不丁来一句：“他才不是中国人，就是个日本人。日本人写的中国故事，有什么好看的！”这种评价，是非常不公平也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但低估了陈舜臣先生的作品价值，更低估了老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财富。

　　如果让我评价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陈舜臣是一位精神上实实在在的中国人。陈家祖辈移民日本，照例以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子侄，这是陈舜臣得以培养出对中国文化强烈兴趣的家族土壤。在后续的生活和创作中，陈舜臣写汉诗，研究中国历史，以中国古代文化所特有的“大同”精神，致力于向日本社会介绍中国的历史和人物。

　　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璀璨是抱屈的。由于近代中国逐渐走向落后，而被日本迎头赶上，后者国民中便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对自己老祖宗曾经虚心求学的“老大帝国”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这就导致，很多和陈舜臣同时代的年轻人，逐渐故步自封，认为日本人要优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以这种心态，他们当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国家犯下的历史错误，更会加深中日两国间难以逾越的沟壑。

　　对此，陈舜臣是这样说的：“日本与中国之间还有着历史认识上的差距，这成为彼此之间的巨大隔阂，而造成这种历史认识差距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在减少的缘故。所以，我将阻碍日本和中国的这种原因写出来是极为重要的。”可见，他对于为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正名”，以此来加深两国人民的交流理解，是有一种使命感的。或许，正是这种使命感，令陈舜臣将自己定位为“用日语写小说的中国作家”；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令他在66岁改换为日本国籍后，却说出如下话语……

　　有人问他：“你在何时才感到自己是中国人？”

　　陈舜臣答道：“任何时候都是。”

　　再者，作为一位在日本常年生活，受过日语教育，并且拥有日本国籍的作家，陈舜臣在创作的许多方面，潜移默化，都会带有一些为日本文化所特有的风格和印记。

　　比如，日本作为一个外向性很强的岛国，以世界范围记，就很少有哪个国家像它一样，特别热衷于叙述和参考邻国的历史。古代中国作为日本的紧邻，在长时期内，各方面发展都强于日本，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它吸纳文化和学习借鉴的对象。这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日本文学就有了一种“中国历史叙事”的传统。日本几代读者，都喜欢阅读中国文化背景的故事，远至唐宋，白居易诗集成为日本贵族精神生活必备；近到江户时代，日本民间许多草纸本故事实际取材于中国的“三言二拍”以及其他笔记类小说；而到了现当代，也有相当一部分知名作家，会选择中国历史故事作为写作题材，并且有不错的销量。这样的文化环境，也就给了陈舜臣写作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充足的空间。

　　日本文化的道德和文学语境中，普遍具有小人物的“下克上”情结。日本历史中所谓“下克上”，是指居下位的人，在军事、政治或其它层面，战胜了身居上位一方。这同日本战国时代武家夺取朝廷权力所开端的文化大氛围有关。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中国乱世历史小说，尤其是三国小说，在日本大受欢迎了。陈舜臣本人，也非常欣赏这类历史中不太听话的“造反者”。他写作《中国任侠传》和《续中国任侠传》，就是对中国文化中“侠义之心”和“侠的精神”的发掘和弘扬。“侠以武犯禁”，侠义者并非和统治阶级一条心的人物，而陈舜臣却很欣赏他们，因为任侠所秉持的精神，正是不畏权势、为了正义与理想敢于奋不顾身、为民请命、挺身而出的精神。对侠之精神的崇拜，加上日本文化中对“下克上”的崇尚，使得陈舜臣非常善于描写那些敢于“蚂蚁战大象”、挑战权贵阶层的小人物。比如《走向辛亥》中的孙中山，他最初正是一个心怀天下万民，有着反骨的小人物；这么一个小人物，却依靠自身的人格魅力，凭借口才与纸笔，撼动了清帝国这头大象；而与他同时代出现的一干男女志士，谭嗣同、黄兴、陈天华、秋瑾之辈，亦同为此等“小人物”之翘楚，是逆流而超前的“侠之大者”。

　　最终，我们可以回到上文中陈舜臣资料汇编的名字《Who is 陈舜臣？》

　　我们当然可以说，陈舜臣，是一个精神上的中国人，一个国籍上的日本人，亦或，一位努力书写中国故事的日本作家。但对于作家本人而言，实际上任何一个国籍，都无法去限定他。

　　陈舜臣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早已随着他终其一生的笔耕不辍，将中国文化融入日语文学，亦或将日本视界汇同中国语境，使其两者水乳交融、难以分割，展现出了两国文化交流与理解的应该有的样子。

　　作为作家个体，陈舜臣的人生，反映出的正是“文学”本身。作家所经历过的文化傲慢、不平等待遇以及战争的离乱，或许会成为他精神中难以磨灭的刻痕，但它同时也造就了作家和他的文字，以及文字中所表达出来的精神——以一个“世界人”的姿态，呼唤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呼唤个人的幸福与尊严。

　　陈舜臣晚年时，对自身身份的归属已不再执着，或者说，认为自己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

　　他称自己为“桃园之人”，且“随处是吾乡”。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