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遇到了哪些贵人

　　有句俗话说：“堂前听喜鹊，出门遇贵人。”倘能真的如此，那简直是运气好到家了。这当然是夸张。不过，人在某些时候得到贵人事业上、生活上的提携和帮助，倒时有发生。连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他“出门”之后的文学创作道路上，也多次遇到过贵人，且有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贵人群体”。正是在贵人的“助推”之下，他一步步潜心笔耕，直至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

　　七十年代末，莫言在保定的狼牙山下当兵，开始了文学创作。和许多初学写作者一样，投寄出去的稿件不是被屡屡退回，就是石沉大海。保定市文学期刊《莲池》编辑部的毛兆晃老师独具慧眼，从来稿作者中发现了莫言的文学潜能，于是把他叫到编辑部，或直接到部队去，教莫言修改稿子。1981年秋天，《莲池》(第5期)在头条位置刊发了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让中国文坛第一次记住了莫言这个名字。对于初出茅庐的莫言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安慰。随之一发而不可收，《莲池》接连发表了莫言5篇小说。此后两三年，毛兆晃还经常带着莫言去白洋淀，或是体验生活或是参加各种作品研讨会，使莫言的文学创作逐渐步入正轨。

　　在保定时，莫言因超龄而提干无望。正当他苦闷彷徨的时候，所在部队的江干事急他所急，替他找到了一个妙招：当时受训的新兵很多，政治教员不够用，江干事就让他教政治课，从而得以继续留在部队。后来，为留住莫言，政治部主任和干部科科长带着他的材料和他在《莲池》上发表的两篇小说，直接跑到总参干部部去做公关工作。他们跟总参干部部的领导说，这名战士是难得的人才，不提干太可惜了，一定要提干！总参干部部的领导也没有犹豫，让他俩回去打了个报告，便批准了。就这样，莫言得以破格提干，使他不必再为提干而忧虑，也使工作和生活得以稳定，可以安心、专心地边工作边写作。

　　担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曾经给予诺言许多帮助和呵护，被莫言称为“恩师”。当时，莫言考试报名已经错过了时间，是徐怀中给了他参加考试的机会，并最终录取了他，成为军艺 “黄埔首期” 的学员。在求学期间，徐怀中给莫言“开小灶”，亲自帮他分析作品，找出毛病，探寻独特的创作道路，然后，凭借自己在文学界的威望向报刊和出版社推荐。1984年底，莫言创作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徐怀中的帮助下，这篇小说在华侨大厦召开了研讨会，给莫言带来了全国性声誉。这篇小说使莫言真正走上文坛，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

　　没有非常优秀的翻译家把作家作品翻译成外文，就会影响到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性和影响力。因此，在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陈安娜，对莫言获奖功不可没。她在瑞典翻译出版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和《生死疲劳》三本书。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也是助推莫言走向世界的有力推手。作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国际级大师，数十年来，他已将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国家读者。与莫言有“三支烟关系”的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马悦然，是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著名汉学家。他负责推荐中国文学，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或许有人会说，老作家孙犁曾称赞莫言小说《民间音乐》里塑造的小瞎子形象有“空灵之感”，莫言当初拿着孙犁的文章投考解放军艺术学院，他不算莫言的贵人吗？愚以为应该不算。因为两人不仅未曾谋面，而且孙犁的作用实属“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有主观扶植之本意。还有人觉得张艺谋是莫言的贵人，笔者对此也不敢苟同。他俩当时是惺惺相惜、相互“利用”与合作的关系，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说不清是谁沾了谁的“光”。

　　欲要贵人助，务必先“自贵”。如果你没有思想准备和主动性，缺乏打牢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和必备技能，纵使遇到贵人，怕也未必奏效。莫言能在贵人帮助下走向辉煌，是因为他有长期苦难生活的经历和社会阅历，经苦读和磨练具备了丰厚的知识储备与娴熟的写作技能。“打铁先得自身硬”，自身过硬才是“打铁”成功的前提。

　　（高密市国税局 梁守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