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讲义读后感精选

　　《行为经济学讲义》是一本由汪丁丁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80元，页数：6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行为经济学讲义》精选点评：

　　●在这本书里，丁丁老师延续了他的平实风格~另外，正当我焦虑彷徨的时候看到了开篇的这么一句话：聪明的对象是知识（knowledge），而智慧的对象则是判断力（judgment）。信哉斯言。

　　●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果然很诱人……

　　●思维是跳跃的。嗯。经济学就是需要这样那样的批判。

　　●废话真是出奇的多啊。。

　　●大家之作！！

　　●2011-10-30读毕，虽然没大读懂，但是完整的看了一遍，有时间需要结合文献再好好看看，越来越感觉自己数学学得太差了

　　●读过作者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以及《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一点五遍之后始读此书，才有了理解的可能。

　　●我以为一个月可能能读完，目前看来要读三年

　　●无序笔记

　　●极好

　　《行为经济学讲义》读后感(一)：汪先生学术底子牢！

　　汪先生学术底子牢，文献阅读广泛并且前沿，书中广泛引用《自然》、《科学》、JPE、AER等等让人仰慕期刊上的论文。汪先生坚持了他主张行为经济学研究要从物质、社会和精神三维角度开展研究的观点，书中贯穿了哲学、社会学、脑科学、经济学和数学模拟的内容，很多东西如我之前看过他的著作一样晦涩难懂，但是能跟随渊博学者读书和研究也是学术过程中的一种乐趣吧。

　　225：当你返回“常识”这一原点的时候，你获得的是从常识出发，想无穷多的可能专业的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重新建构你认为可操作的概念，从而找到一条适合你的显示生活和研究工作的更富于成果的思想路线。

　　398：道德，其实是我们文化和生物演化史的产物，并且代表我们与社会整体及社会合作相适应的一个要素。

　　603：我们每一个人，仍必须有一个专业。只不过，专业有毒，因为它异化我们的头脑和心灵，故而我们也需要某种解毒剂。

　　《行为经济学讲义》读后感(二)：Not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汪丁丁老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是一本跨学科的，以研究问题为导向，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博弈论、神经脑科学为工具来研究“合作何以产生”这个问题的综合型著作。

　　由于我关注的方面是社交网络，所以关注重点大多也是关于社交网络的，其次一些心理学神、经脑科学等的知识，因为属于我的抓也可知识，所以也没有记载。

　　刚开始学习一门新学科的时候接触的往往都是那个学科的专有名词，专有名词放在文章最后。研究一门学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对一个性状的“操作化定义”，即将抽象事物转化成可量化的事物。

　　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结构决定了他可能积累什么样的知识。

　　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时，对于认知能力差的个体而言，最保险的方法减少动作来规避不确定带来的恶性后果。

　　社会资本的存量可随社会交往的技术而改变，也可随社会结构而改变，也可随精神生活而改变，影响经济绩效。（jebo，2003，kurt annen ，capitalinclusive）【可以扩展，通过研究社交网络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过程，了解其所需的充分必要条件，从而利用这些条件促使社会发展。】

　　资本市场的实质是职业经理人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竞争过程，中国特点是投机者进入市场后的短期获利过程，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这个观点与前段时间我看的一篇文章不谋而合，那篇文章正是讲现在的中国资本市场接班人轮替问题。

　　在看到老师说“自由的好坏时”突然想到的观点：存在即是合理，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

　　互联网现在的新趋势是资源充足与资源整合，所以重点关注的是关于生态圈的构建。也许最好的生态圈，其实就是模仿自然社会里的生态圈，我们要做的就是促进其产生各种各样生态群体，推动其多样性的发展。

　　中国常见的社会网络有三类：科层（上下相连），拓扑结构（全部相连），小世界（6度人脉定理）三种结构的复合体。这三种结构肯定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现实社会其实是这三种状态的复杂组合。

　　人类社会的三类关系：小世界（货币媒介），社会网络（权利媒介），朋友圈（情感媒介）

　　一般而言，中心科层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科层，但不一定占有最大部分的利润，比如销售和设计，因为决定工资水平的是回报率。类似的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部门有几万人而本国只有几十人，因为中国部门的回报率低，而本国部门的回报率高。

　　在社交网络中还存在一个中心节点，填补中心节点的社会角色即企业家。

　　粘着偏好：若某点占有的资源越多，资源越趋向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认识的朋友越多，愿意和你认识的人就越多。

　　这个规律也就决定了社会结构式倾向于往科层化方向发展的。科层化的社会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转化效率，但不利于创新；相比而言，小世界的社会模式利于创新，但社会的效率很低。

　　然后我就蹦出一种想法：其实啊，社会网络或者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演化往往是自然规律决定的，以前所追求的公平公正或者平衡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重点不在于公平，而在于公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什么效果。需要对公平和公正做出可操作化的定义。

　　汪丁丁老师一直很推崇的观点是：历史往往是由少数人少数随机事件决定的即黑天鹅效应——少数随机小概率事件随着时间大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程度占总体的三分之一），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区别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对个体的看法）我的看法是，研究这类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个体而言，只要个体为自己的欲望采取行动，那么这个个体就是有意义的，至于由谁来改变世界，是不是这个确定的个体，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历史不可重复，个体也不可能重复——这个世界是完全随机的。

　　小世界里面的6度人脉定理：一个群体之间任意两个人都可以通过6个人互相认识。又是一个理论性的定理，为了让这个定理能够实际运用，于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纽带强弱来定义。

　　有种观点是这样的：你所需要的信息往往被包含在弱纽带关系里。咋一看好像很有道理，但如果分析一下的话：强纽带的信息流通挺特别迅速，而且同质化程度比较高。而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说明强纽带里不包含你所需要的信息，从而只能去弱纽带里面去找。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强纽带所提供的信息就没有弱纽带好，因为很可能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所需要的信息已经全部在强纽带社会里找到了。这个观点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

　　一个社会的创造性取决于社会的网络性质和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对我正在准备的社交网络有理论指导意义，你想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交网络就要引导这个社交网络往什么样的结构去成长。

　　卡尼曼决策者价值函数：人对损失的敏感程度是人堆幸福敏感程度的三倍。很有用，不过我更在意的是卡尼曼如何对损失和幸福进行可操作化定义的。

　　一件物品的价值，依赖于他的使用者。比如一个人是否重要，依赖于那个对这个人进行评价的人，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价值衡量标准。我想这也是长尾理论的核心吧，开发的长尾产品，对那些有长尾需求的人价值是最大的。

　　自由与快乐，是不是拥有了自由就拥有了幸福？也许不一定——自由不意味着快乐。选择只有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选择自由所带来的后果。老师提到“自由是整体的，创造是个体的。”这句话，一时半会儿还不懂，需要一些时间去理解。

　　Luis Rayo ，jep，2007，evol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

　　这篇论文描述了关于幸福的几个研究

　　（1） 当突然降临的幸福延续并可持续时，他的效果随时间递减并逐渐成为习惯了的生活方式

　　（2） 幸福感依赖于以往的经验和由这些经验形成的预期（历史依赖）

　　（3） 幸福感经常变化但倾向于回归到一个长期稳定的水平（平均值）

　　（4） 经济成功获得的幸福感来自于周围可参照的同伴的成功程度

　　比较符合日常生活中的情形，比如爱情，幸福感会随着恋爱关系的发展而转变成习惯同时幸福的平均水平会提高而幸福感下降（可以想象成一条上升的曲线，幸福感是曲线的斜率，平均水平为上升曲线的平均值）。当爱情破裂后，比如分手时，幸福感由于之前平均值的提高陡然下降，与恋爱时相比此时的幸福感会相对较低，所以人会感到不习惯。而分手后幸福感会倾向于回到之前的个体幸福感平均值常态。另一方面，人对幸福的变化的敏锐程度远远小于对损失的敏锐程度，同样是相恋和失恋，虽然产生的程度是一样，但人对这些程度所产生的主观体验却会完全不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失恋会那么痛苦的原因。

　　海纳模型，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越理性的行为越不可被预期，被预期的大多是不聪明的决策者。这也是公司创始人和超股家经常做出一些与众不同选择的解释。不过，动态下的不可预期行为曲线和可与预期行为曲线才是区分关键，也是理论转化为实际运用的关键。

　　西蒙模型（这本书对我而言价值最大的知识，我接下来构建社交网络的核心算法之一）。决策由渴望水平（欲望，追求，简单幸福….被个体差异影响）和容忍区间（历史。幸福感的平均值？）决定。其中△为约束条件，比如距离，性格等，算法决定从初值开始搜索的方向。

　　a- f（x，a）|<δ，x∈X(β),a=h(t)

　　正常情况下个体不会改变寻找到的第一个峰值，除非环境发生剧烈改变（环境一直在变化，剧烈和不剧烈之间的定义不清楚，而且小的变化累计就会产生大的变化，从这一点来看，处于变化中的个体很有可能改变最初峰值）

　　要求必须有所选择，其次，个体对峰值的评价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决策过程。也还会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比如社会压力，个体的认知程度（个体的认知可能是错的）

　　这里提到了简单幸福与复杂幸福，简单幸福指不考虑情景对感受的影响。简单幸福后悔率很高，而复杂幸福的后悔较少。

　　接下来是对后悔的可操作性定义：

　　（1） 简单幸福下，由于忽略情景使得真实的未来情景与与你预期的未来相差太多。

　　（2） 对未来想象而做出的决策偏离理想值而导致情绪波动。

　　若放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如果想让自己不后悔，那么就要全面深入的考虑周到，将具体可能发生的信息全部考虑进去。在这种情境下做出的决定即相对最优解。

　　焦虑状态需要耗费认知资源去压抑。反过来如果焦虑状态被安全感满足，那就有充足的资源去满足认知和创造性方向上的消耗。市场、经济、科技的发展提高了人对简单幸福的需求，然而这种状态不一定是健康的，还需要一种类似西方宗教的事物来抑制市场化带来的简单幸福的追求，即追求精神生活。

　　如社交网络。相比于较少使用社交网络的人来说，当社交网络消失时，他们日常的快感需求由于已经在比较高的水平所以比 较少使用社交网络人的快感欲求要高，表现出来寻求刺激，不易满足，心态浮躁等情况即社交网络综合征。另一方面，由于遗传因素，使用社交网络多的人本身可能就是快感需求多的人，要兼顾这种可能性。

　　（可操作性定义：快感可量化为体内多巴胺水平）

　　可以将世界定义为两种状态，a与非a。这样看来，所谓新概念的引入其实就是对世界的更细致的切分。所谓a与非a之间的中间状态，一旦中间状态可被识别，实质上就等价于引入了一个新概念。

　　在一个市场成熟的国家，大多数人是道德的。不过我觉得问题是，在到达市场成熟的国家之前，市场与道德是以怎样的状态进行交互作用的，这样的过程能否复制到中国。

　　恐惧感导致的情绪波动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总是会夸大小概率事件对人的影响力而夸小大事件对人的影响力。除此之外心理学也有文献证明情绪波动影响个体认知（使认知狭隘），所以情绪波动时虽好不要做决定。

　　专有名词：

　　选择：可选方案相当于各种可能手段的集合，选出来的结果相当于各种可能目标的集合，集合之间存在“选择”的映射，进行全局最优的选择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性状（我理解为特征）：种群演化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个人史

　　成本：选择过程中被放弃的最高价值的可选方案

　　成本：行为主体想象中的最大幸福（而非是客观状态下的最大幸福）

　　价值：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判断依赖于认知，认知依赖于能力

　　资本：费雪公式，一项资产的价格等于它未来折现值收益的总和

　　价格是市场揭示出来的成本

　　《行为经济学讲义》读后感(三)：用行为经济学解读复杂社会如何演化

　　人们不想买四分之一英寸的钻头，他们想要一个四分之一英寸的洞！——西奥多·莱维特

1. 什么是需求

　　我相信你对以下消费行为肯定不陌生：

一些毫无质感的东西在小商品市场、在拼多多上卖得火爆，我们也能看到同样功能的包包，价格能差好几百倍。有人能去北京SKP一晚上刷卡消费几十万，有人宁愿饿着肚子，就为省下给孩子买玩具的钱。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清楚脑白金究竟有什么功效，只记得那句“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掏钱。事前说好不剁手，只上去研究李佳琦的直播为什么火，没5分钟就下了好几单。说好不再给游戏充钱了，结果游戏越打越好，女朋友却弄丢了。每周都给开源软件社区和科技媒体免费供稿，为了写好稿子，不惜熬夜和疯狂看书，甚至花钱学课程。双11看直播和小视频买的东西，最后发现有50%的包裹都是冲动下的结果。电视剧《庆余年》2019年末火了，视频网站针对旗下会员推出50元“超前点播”活动，被网友集体吐槽“吃相难看”。从2019年11月1日开始，入京外埠牌照客车一年最多办理“进京证”12次，每次有效期最长为7天，限行区域延伸至六环。某品牌的红酒和白酒价格一样，但在日常购买中几乎只买白酒而不买红酒，但如果红酒打折，就会转而购买红酒。

　　消费行为千变万化，导致我们觉得，消费者行为不可预测。其实，这些现象都与用户需求有关。通常，我们能观测的是商品价格和消费者的收入以及他们在这些参量所决定的环境中实际上购买的商品数量。我们不能观测的是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和个人历史因素。拿最后一条消费行为来举例，首先我们能推断的是，这位消费者喜欢饮酒，且有明显的口味偏好，即喜欢白酒多于红酒，但他同时又是价格敏感型的，如果这个品牌的红酒打折，他也不介意下单购买。

　　用户需求是用户尚未满足，又希望被满足的欲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就是给用户想要的东西。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世界上的经济商品永远都是稀缺的。这是世界现实的基本写照。这种欲望有多种层次，不仅仅体现在功能层面，也体现在心理层面，甚至是文化层面。然而，欲望的满足需要用户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一个人对某一可选方案的欲望，和满足欲望所需付出的成本，成显著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欲望越大，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就越高。这里的“成本”不仅指金钱，还包括现金等价物、时间、知识、人脉关系等。

　　成本能让人形成较准确的预期。比如，滴滴有三种出价方式：正常定价、高峰加价、红包打赏。这三种价格，用户经过一段时间的打车体验以后，就能大概知道费用范围。如果按非高峰期出行的预期，去公司打车，20公里路程需要支付60元；那么在高峰期出行的预期，去公司打车，20公里路程需要多支付0.4倍，即84元；和高峰出行类似，红包打赏适用于出租车，属于除了打表之外，愿意额外支付给司机的费用。不论加降价与否，只要定价机制确定，我们就有了较为稳定的参照系。顺丰和京东物流也有类似的体验，用户下单以后，能很清楚的知道快递包裹什么时候到达，而且速度很快，当日达、隔日达服务就是让用户兴奋起来的关键点，所以他们能忍受比其他快递高一些的价格。

　　成本预期是我们推测用户行为的一个很好的工具，随着成本波动，用户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变化。比如，平日收费的高速公路，法定假日免费，会极大地刺激用户出行的需求。再比如，派单佣金的涨跌幅，也能极大地调动外卖骑手的出工积极性。而黄牛和中介的出现，是因为过高的需求和过低的定价造成的，黄牛和中介虽然赚走了一部分钱，但消费者付出的总成本不变。金钱与便利，自古难两全；而人们从来就只有权衡和取舍，而没有绝对的刚需。

　　有了这个描述，我们对“伪需求”的定义就一目了然了。成本能甄别真正有需求的用户，用户不愿付出成本的市场机会就是伪需求，因为伪需求的效用偏低，不能为企业带来足够盈利。有很多企业为解决了旧的麻烦而沾沾自喜，以为这样的产品推出去能获得市场欢迎，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原因就出在了旧麻烦虽然解决了，但却制造了更大的新麻烦。

　　用新麻烦取代旧麻烦，根本不是创造了新需求，所以不会有市场。

　　这里需要注意，前面说过满足需求是要花费成本的，但是新需求所造成的总成本如果比就需求所造成的成本还大，用户将不会乐意买单。我们只有理清旧麻烦，并以降低成本的方式，斩断这团乱麻，才算一个新需求的诞生。

2. 行为偏好

　　与人们的偏好（口味）相比，人们的行为约束是更可观测的，所以，经济学家必须假设人们的偏好是稳定不变的，从而可以用约束的变动来解释人们的行为。

　　比如，那些最初听了古典音乐的人，形成了欣赏古典音乐的人力资本存量，于是在家庭生产函数中，这样的人力资本存量将使古典音乐的边际产出高于流行音乐的边际产出，从而诱致那些最初欣赏过古典音乐的消费者在未来消费更多的古典音乐。

　　比如，哪些行为更容易获得财富：（1）那些更接近物资配给关键环节的人更可能积累更多的财富；（2）那些更擅长人际关系投资的人更可能积累更多的财富；（3）那些更适应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变动的人更可能积累更多的财富。

　　在特定的生活世界里，由于信息不完全，人们在特定情境里有不同的偏好。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目标，由于我们的有限的理性能力，嵌入于我们想象中的幸福感的三维空间。随着阅历、知识、感悟和智慧的积累，我们想象的幸福感来源持续地发生改变，也因此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情感。

　　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知识表明，人类的五种原初情感是：惧怕、悲哀、快乐、愤怒、厌恶。然后是派生情感，有十几种或更多，例如羡慕、希望、怨怼、惆怅、失望、哀婉……取决于语言能够表达多少，以及每一个人的感受的敏锐程度。有时候，我们还要谈论“第三层次的情感”，即派生于派生情感的更微妙的情感，例如，又爱又恨，又悲又喜。

　　所谓“幸福”就是减少“痛苦”。这一观念也影响了边沁，他于是告诉经济学家，将人类牢牢绑在功利主义神殿前的是两种基本情感——快乐与痛苦。所谓“快乐”，其实可以表述为“较少的痛苦”。基于同样的逻辑，卢梭说，生而自由的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换句话说，当我们追求自由的时候，其实是在追求较少的枷锁。

　　五种原初情感——惧怕、悲哀、快乐、厌恶和愤怒，而快乐不过是较少的其他负面情感。我们最惧怕的是贫困、疾病、死亡，为免于这些惧怕的，我们追求金钱、知识、权力、地位、宗教或永生的希望。于是我们陷入永无休止的竞争，相互伤害，然后躲入神庙去祈祷和捐钱——为什么要祈祷和捐钱？因为，我们都明白最终我们将独自面对死亡。

　　假如你已躺在临终的床上，谁——你的社会网络里的哪些节点——将在你床边？只有很少的几个节点能与你保持这样的纽带关系。就我而言，最可能就是我的妻子，如果你没有妻子呢？那么就是你的直系亲属——如果你是独生子女，那么，可能是你的父母在床边陪你。如果你床边没有任何人，只有你，等待死亡，那时，你最希望有什么？据我观察，是信仰——那是一种与更高存在相通的感觉。那时，死亡就不再是进入永恒的冰冷世界。因此，每天都有许多许多善男信女拜访杭州灵隐寺，烧香、捐钱、还愿，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以上所有这些，它们构成我们的全部生活？它们就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生活？

3. 网络社会的典型特征

　　社会网络可以有三大类型：熟人社会、冷漠社会，以及在这两极之间的“小世界”。

　　只在小世界网络里，因为团聚性足够高，任一行为能以“吾道不孤”的方式抱团行动。在完全随机网络里，尽管平均距离很短，但团聚性很低，难以形成抱团的局部网络。关于病毒的一项事实是，对于任一种病毒而言，有些人适合而有些人不适合成为宿主（寄主）。

　　所谓“间接互惠”，就是当甲和乙之间素不相识但甲知道（足够地确信）乙曾帮助过与甲和乙素不相识的丙时，甲就向乙提供帮助。人类社会随处可见（而且“须臾不可离”）这样的间接互惠行为，以致许多学者相信道德起源于间接互惠。

　　一个良序社会，面对“轮流颠覆”，应设法维持1/3或更多的带歧视标准的利他主义者。问题是，怎样使歧视标准足够可靠，从而使采取这一标准的合作者能够足够准确地惩罚不合作者呢？

　　一个社会网络得以繁衍——犹如种群那样繁衍，关键性地依赖于它的局部网络是否能保持各自独特的局部性。

　　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方法，至少在彭特兰的实验室里，十分有助于提高社会网络的整体创造性。但是这里需要重新考虑的，是“纽带”的定义问题。以往的社会网络问卷调查，只是简单地根据甲与乙在给定时段内交往的次数是否达到预先设定的阈值来定义甲与乙之间是否建立了纽带（以及纽带的强或弱）。边燕杰《社会网络理论十讲》要求纽带满足三项条件：（1）私人性（所以工作关系不是社会网络的纽带），（2）非正式性（所以行政关系不是社会网络的纽带），（3）持续性（所以偶然相遇不构成纽带关系）。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讨论纽带时提醒读者注意因媒介不同而发生的纽带的三重可能性：（1）情感纽带，（2）权力纽带，（3）货币纽带。

　　不难想象，如果在一个社会网络内部，权力纽带主导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网络很可能缺乏创造性。

　　一个人在社会里的权力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社会地位——家族、文化、知识以及其他基于历史积淀的资本；其二是社会关系——拥有的纽带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些纽带的局部性质。

　　小世界网络可进一步划分为三类：（1）表现出严格幂律分布的——例如电网和机场这样的公共设施；（2）表现出弱幂律分布的——例如演员、朋友、其他社交关系；（3）几乎完全不服从幂律分布的——例如化学反应或其他需要持续支付成本的网络。

　　在真实世界里，最著名且最常见的诱致幂律发生的机制，称为“黏着偏好”（preferentialattachment）。就是日常生活里常见的“越富就越富”或“越受欢迎就越受欢迎”这类现象，也称为“马太效应”或“赢者通吃”。如果一个人不带任何偏见进入一个社会网络，那么，他应当优先选择与谁建立联系？或者，对他最有利的偏好是怎样的？根据效率原则，显然，他应当优先与那些已经有较多纽带关系的节点建立纽带关系，于是就有了某种黏着性，如同滚雪球，越大的雪球越容易黏着更多的雪。

　　只有极少数节点处于网络的顶端，它们分享了幂律带来的财富和权力的最大部分。其余的节点绝大多数处于网络的底层，在幂律作用下，他们只能分享极少的社会资本。注意，下图的左侧有两个窗口，上面的是未取对数的节点度数分布，有肥尾，故不同于泊松分布。

　　另外，团聚性最高的是电影演员的社会网络。

　　与随机网络相比，无尺度网络有更短的平均距离和高得多的团聚性。无尺度网络的生成机制之一是黏着偏好——至少在日常生活中，黏着偏好是很普遍的现象。由此而发生的，是极少数占据顶端位置的节点，它们与极多数节点有直接的联系，于是极大地缩短了平均距离，并且有相当高的团聚性。以这样的顶端节点为中心的局部网络，也因此称为“giant component”——不妨译为“巨大局部”或“巨大的局部结构”。在网商平台里涌现出来的巨大局部的典型，当然就是“淘宝”或“天猫”——强烈的赢者通吃（幂律）结构。也因此，无尺度网络面对可能的外来打击，远比随机网络脆弱得多，只要顶端节点瘫痪，无尺度网络就可整体瘫痪，而这样的情形对随机演化形成的万维互联网（WWW）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根据汪小帆2003年文章的报道，在万维互联网当中瘫痪的节点数目占节点总数的比例哪怕高达80％，万维网仍可维持运转。

　　如果真实世界里最常见的幂律发生机制是“黏着偏好”，那么，有两大因素天然抑制“黏着偏好”的幂律倾向：（1）节点的天然老龄化过程。首先，只要有代谢过程就有老龄化，所以，生物网络很难完全遵循幂律。其次，关于感觉的“韦伯—费希纳”边际强度递减律意味着，人类情感的强度是随时间而递减的，所以，诸如“友谊圈”这样的情感网络很难完全遵循幂律。（2）节点需要支付的维持纽带关系的成本随着节点度数的增加而上升的倾向。

　　一个社会面对的最重要的权衡，是效率原则与稳定原则之间的权衡。

　　顶端节点对客户的影响力可以十分持久地吸引这些客户。显然，客户离开节点甲而转向其他节点的风险，正比于节点甲在网络中的地位，尤其是如果甲已经是顶端节点。因此，颠覆顶端节点以及基于幂律分布的收入与财富，可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次的打击。

　　例如，有两家企业竞争同一客户，这名客户以前只与其中一家企业有业务关系，但是不久就与另一家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他认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企业对客户有很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如果企业甲和乙在客户当中有影响力，如果甲与另一家企业乙同时与客户丙有业务关系，但是甲还与客户丁有业务关系，而乙尚未与客户丁建立业务关系，那么，斯坦利推断，不久，企业乙将与客户丁建立业务关系。其实，这是网络分析最常说的“三角关系”（triad）的翻版。根据三角关系的原理，如果甲和丙都是乙的朋友，那么甲和丙将很难长期保持互不相识的局面。

　　一言以蔽之，固执性是维护顶端节点的力量，影响力是颠覆顶端节点的力量。

4. 人类意义

　　人类的思想早已僵死，它们只是从古到今人类积累在自己的文明传统里的一套一套的教义，可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是让文明重新变得有生命力。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要想更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就不要丧失对生活的敏感，到街头巷尾看世界，只要还能走路，就要亲眼去看世界。

　　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世界里获得微观体验，而不能从任何其他途径获得微观体验。

　　既然只能在自己的生活里获得微观体验，那么，每一个人就应根据自己的体验来理解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理解，意味着某种形态的“宏观”把握。凡“理”，例如“理学”，可能最早源于“玉之纹理”，逐渐引申为“论理”和“陈述理由”，再演变为研究人性之理，曰“性理”。

　　梁漱溟说：理性即性理，倒装而已。

　　不论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传统的理性，都有整全理解之意——从具体经验上升到理的抽象层次。月映万川，要理解的还是天上的月，从殊相到共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一己之心推广至众心之理，从个别到一般。怀特海《思维方式》第一部有三章，标题分别是：重要性、表达、理解。我常阐述怀特海这三章体现的“正—反—合”辩证法：在任何理解之前，先要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一过程，我又常称之为“理解—表达—感受”三段论。颇接近阐释学循环，是逐渐深入的三段过程。我们读经典，最初无法深入，因为生活体验不足，此谓“重要性感受不足”。阅历渐长，每读经典都觉开卷有益，是因为切身的感受，通过经典作品的表达，展开了我们的理解。

5. 复杂社会的演化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奥格尔曾说：“一旦创意空间中两个很少接触的观点发生连接，它们就开始自主地对对方作出新的阐释，从而产生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效应。”

　　我们的常识和直觉都是由以往重复发生的情境及其信息塑造的。个体行为的驱动力量要么来自内部冲动，要么受到外部激发（通常是这两者的混合）。

　　人类既是目标追寻的动物，又是规则遵循的动物。人类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知道他应当遵守他遵守的规则，甚或能将所有这些规则诉诸文字，而是因为他的思考与行动所遵循的那些规则已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过演化选择而成为规则，于是这些规则是许多世代的经验之结果。

　　制度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不确定性。两类不确定性现象：行为的不确定性（behavioraluncertainty）和环境的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许多学者认为“三缘关系”（血缘、地缘、业缘）是中国传统商业（尤其是晋商）的社会支撑系统。与经济学家谈论的交易相比，“关系”具有长期性。积累在关系里的“信誉”（资本）的价值远高于短期交易的损益，因此，以关系为依托，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

　　权力就是将成本加给他人的能力。美国社会的研究结论是：在社会地位的获取过程中，个人的自致资源远比先赋资源重要得多。当然，基于常识，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未必如此，甚至很可能不如此。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发展到美国那样的程度，所以“关系”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经验观察表明，社会地位的阶梯并非如社会学家想象的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或目的性，相反，这些阶梯自然涌现出来，尤其是如果地位与成就足够地一致，并不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其次，经验观察表明，在现实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未必带来与个人成就或能力完全一致的荣誉或经济回报。，一个能够长期生存的社会，或多或少必须使地位与成就相互一致，并借助于这样的激励机制持续筛选更适合这些地位故而具备相应能力的人（纵向流动性的功能）。一个人的合作意向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必须有一套评估人们合作信誉的机制在群体当中传播，并由此提高合作策略发生的概率。

　　通常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的时候，由于信息在社会网络之内传播时发生的种种扭曲——这些扭曲综合而言倾向于夸大差异，例如，“家丑”外扬的时候就常常被夸大，故而中国传统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警示，推而广之还有诸如“为尊者讳”这样的警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被夸大。所以，社会根据对每一个人的能力的判断为每一个人安排的信誉，不能完全符合真实情况，而是常常有夸大的倾向，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据这一基本假设，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社会对个人能力的判断机制总是倾向于将那些偏离均值能力的人放在更远偏离均值的位置上。直观而言，这样的机制导致了人类社会地位阶梯的等级差别远比实际能力的分布要大。所以，长期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群体根据能力创造的总价值与社会根据能力判断分配的总价值保持预算平衡，那么，上述的社会判断偏差长期而言必须有所纠正，否则社会就难以为继。社会学家鼓吹的模型，主旨在于纠偏，就此而言，经济学家鼓吹的模型有致命缺陷。

　　每一个局部网络里的邻居们相互影响，每一个人的判断来自他自己的体会，但仍主要来自他的邻居们的判断——在股市里就称为“羊群效应”（香港人所谓“追涨杀跌”的行为）。

　　这种相互影响类似于“自激”或“正反馈”，最初的偏离导致更多偏离，更多的偏离又导致更多的偏离……于是倾向于夸大差异。为什么是夸大差异而不是如同负反馈机制那样缩小差异？因为，如果信誉的评估机制倾向于缩小差异，也就是说，那些能力偏离均值的人被评估为更接近均值，于是能力的分布在评估之后表现出更强烈的均值——“肥尾”现象倾向于消失，那么，社会为找到适合于扮演各种角色的人可能必须支付极高的代价。

　　社会越是在演化的早期，结构就越简单，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就越少。

　　所以，人类社会演化的早期，例如几十万年前，在洞穴人的时代，可能并无特别严重的地位等级差异。但是，演化到更复杂的社会形态时，分工越来越精细，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地位等级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大。

　　社会评价达成的均衡具有下列三项性质：（1）地位较高的人与地位较低的人之间的纽带更可能是弱纽带；（2）地位相近的人对扮演各种角色的人的能力有相似的判断；（3）资源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大致与他们的成就正相关但更不平等。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开篇就指出：社会交往的简单过程植根于原始的心理过程，这些简单过程又引起复杂的社会过程。社会交换，这是大多数人类愉快和大多数痛苦的社会根源。在古德描述的分析框架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可能取决于他周围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邻居互访，以社会交换的形式。

　　吸引是对人概括化的赞同。

　　自我实现的第一印象：通过使某人的风格具有价值来创造社会现实。

　　虽然爱慕之情的表达能激起另一个人的爱，但是随意地表达爱慕之情反而会降低它们的价值，这就是爱情的两难困境。

　　情绪微妙。例如，普通的消费行为倾向于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是，一种情绪的强度增加常常激活更强烈的这种情绪——这当然意味着情绪的“收益递增性”。柏格森认为，情绪之所以有这样的性质，因为它们之间有微妙的相互作用。

　　根据社会交换的三种媒介，关系纽带有三种类型：（1）以货币为媒介，例如市场关系；（2）以权力为媒介，例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3）以情感为媒介，例如包括家庭和家族在内的社群关系。

　　你可以主观地相信你的生活方式更好（例如利他主义的行为类型），你或许因此而没有后代，也没有其他人愿意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于是，长期而言，你认为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孤独所以无法传承。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暂时没有后代或其他人愿意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不过，只要你坚持你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逐渐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和后代相信你所相信的意义从而模仿你的生活方式，直到超过某一阈值，采纳了你的生活方式的人数足够多，从而他们可以“抱团行动”。然后，你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时尚”，并逐渐成为主流生活方式。虽然，这一生活方式并不是演化稳定的。很可能，随着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的漂移，或社会文化的官僚化，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更好”，并成为时尚，逐渐颠覆主流生活方式。长期而言，上述各种可能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主观相信的“更好”策略）都要承受自然选择力量的检验。

　　简单社会的领导权威接近于零，只依靠个人人格与魅力，而且只用于特殊目的。权力越大，权力对掌握权力的人而言就越重要。如果你是停车场的保安人员，你失去你指挥停车时的那一点点权力对你其实无足轻重。如果你是公社书记，你失去你的权力可能意味着被接任者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又如果你是省长，你的权力的支持者们来自各地而且有各自的地方派系利益，这时，你失去权力就意味着许多与你关系密切的人失去他们的权力（对你的影响力），甚至，你可能被你的支持者害死（自杀、他杀、诬陷……）——因为你已抛弃了你的生活世界。总而言之，基于常识，权力越大，权力对权力者就越重要。也就是说，权力对权力者而言几乎永远是收益递增的——即效用函数对权力的二阶导数大于零。

　　复杂社会崩溃的四类直接因素：（1）自然灾害，（2）资源耗竭，（3）外敌入侵，（4）内部冲突。

　　权力尽管可以不断获取更大权力（强化自身），却越来越难抑制权力本身的官僚化倾向，因为，更大的权力几乎永远意味着权力的科层程度的增加。

　　最优的科层高度必须在底层收集信息的有效性和顶端决策的有效性之间权衡。从底层到顶端的距离越长，信息扭曲就越大，从而决策失误以及失误产生的后果就可能越严重。另一方面，从顶端到底层的距离越短，信息扭曲固然减少，但决策成本可能很大，因为顶端需要维持太多与底层的纽带关系。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最优科层高度，要使顶端有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底层规模（统治的范围）。如果统治的范围遇到极限，不可能再扩展，那么，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底层规模，获得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顶端到底层的距离，于是偏离最优的科层高度，从而损害权力者自身利益。

　　通常，在复杂社会里可以形成一个统治集团——“顶端”其实是“顶层”。问题就发生在这里，统治集团内部有竞争和冲突。如果统治集团内部有两名以上的竞争者，他们都试图获得更大权力——例如罗马共和时期多位执政官之间的权力竞争，他们于是竞相扩展自己统治局部网络的底层规模。类比于大学生们的生存环境主要是考试竞争，这些顶层成员的生存环境主要是权力竞争。显然，角逐权力的人可以完全忽略最优科层原理。我认为，这是政治活动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要理由，作为类比，大学生们在考试竞争中投入的资源显然早已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已进入边际收益小于零的阶段。应试教育有如此巨大的浪费，却仍可以维持自身，直到学生无法再支付这种浪费。权力竞争也如此，它可以进入边际收益递减或小于零的阶段却仍维持自身，直到社会耗尽自己的资源。

　　为什么顶层群体里面没有哪怕一个人意识到无限制的权力竞争必将损害顶端群体的利益甚至彻底颠覆他们的统治？我认为，不能否认，当然会有这样明智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改革（不是革命）总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启动，而且改革的基本思路，除了宗教改革之外，总是简政放权。一个僵硬的科层体系很难应付泰恩特概括的四类危机——自然灾害、资源耗竭、外敌入侵、内部冲突。只不过，我们知道，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总是失败。

　　为什么改革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我记得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直到现在，我已经老了，每一次解答，我还是首先返回我年轻时的思路，改革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不能激烈到诱发革命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不能太和缓以致毫无效果。换句话说，在提出改革的政治诉求时，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分别由当时情境内的革命与保守这两端的立场来限定。如果一个社会的内部冲突已足够激烈，革命一触即发，则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很容易触发革命。如果一个社会足够稳定，那么统治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诉求（最低纲领）可能很接近保守立场。我的描述，很容易使我自己想到微分方程定性理论的相平面分析，那里常出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最简单的情形是直线上的三个均衡点：A，B，C，其中A和C是相互冲突的稳定均衡，而B不是稳定均衡。假设现状是A，假设改革的本意是使社会系统从A演化到C，那么，如果改革的诉求在A与B之间，它将被均衡力量拉向A从而改革消失，如果改革的诉求在B与C之间，它将被均衡力量拉向C从而改革演变为革命。

　　哈耶克说过，没有人可能预见涌现秩序。

　　我们是我们的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理性狂妄，是人类永恒的致命自负。从这一角度看，只承认有限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家，与鼓吹涌现秩序学说的哈耶克主义者，是天然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