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秘闻》读后感锦集

　　《斯大林秘闻》是一本由爱德华·拉津斯基著作，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元，页数：1997年8月，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斯大林秘闻》精选点评：

　　●很不错，文字亦活泼

　　●这种笔记体写法挺有意思的。斯大林——鲜为人知的故事，不是张戎抄袭拉津斯基，而是毛抄袭斯大林。囧左说看见斯大林主义者就一棒子打死，看完此书后发现其结果是列宁脑袋开花、托洛茨基照旧冰镐开瓢，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亦不能幸免，安德罗波夫也得半身不遂，最后整个苏联就剩下头顶地图书记了。本书叙事上的最大缺憾就是几乎没提老滑头米高扬，不知何故。

　　●励志书，男主角矮小，瘦弱，沉默，严肃，拘谨，贫穷，毫无魅力，除了大恶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李扬诺夫之外人人都讨厌他。我跟他条件差不多

　　●了解苏联史。

　　●挺有意思的解密书，记得我念给同伴同学听的时候，大家没有一个感兴趣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与莫洛托夫秘谈录对读。

　　●斯大林，可怕的信念，视人命如草菅，可怕的意识形态热毒。

　　●红色恐怖比阴天不见光更可怕。

　　●发生深省的启蒙之作，大学从图书馆借阅并看完的第一本书

　　●有点惊爆，但，这不是八卦

　　《斯大林秘闻》读后感(一)：千秋大梦

　　作者对对斯大林的描述，容易让我产生一个这样的感觉：他是个智力卓群的领袖，运筹帷幄、掌控一切；他是卓越的棋手，而和他对弈的人往往没法看到他那么多步的后手，最终都成为了棋子。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肃反、清洗、迁移、流放，或许只是基于他的梦想、对达成梦想的权力的要求，和对无法达成梦想的恐惧，以及对梦想实现代价的漠视。

　　所以人民变成了一串数字、朋友变成了棋盘上的棋子。他们都只是“国资”，实现世纪之梦的一块砖瓦。而怀着美好幻想的人们围绕着这个中心搭建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系统，虽然最终付出了几代人的代价为之买单。

　　历史评论家们把领导推动这一切发生的叫做独裁者，把推翻这一切的叫历史虚无主义。但我在想真正的问题或许是这个：

　　如果我们知道实现梦想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这梦想我们还会要吗？

　　反过来，我们付出了这么大代价才实现的，说不要就不要了吗？

　　《斯大林秘闻》读后感(二)：一言难尽

　　这本书读完后，发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遂有此题目。

　　一开始看时，会有种新鲜感，毕竟和国内的传纪写作方式差别很大，而且也很有趣。尤其是讲到里面的政治斗争和残酷的政治镇压时，则更是看着像是喜剧一般。

　　再到后来看到大清洗部分就不行了，居然主要使用奥尔洛夫的《斯大林肃反秘史》作为主要史料来引用，可见其考证不严。《斯大林肃反秘史》的伪作名声在全世界都很有名，但作者居然还是坚持使用，可能是为了加强书本内容的戏剧性。

　　同时我发觉很多关于斯大林的文章，都转载出于本书。

　　以下列举几个例子：

　　1.当时的士兵回忆将斯大林移出列宁墓的过程——可见网络文章

　　2.芦笛在《斯大林生父及其他》中提到的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假装辞职来吓唬部下，根据西蒙诺夫这一段回忆的情况，斯大林可是比中国历代皇帝强多了

　　3.斯大林接连搞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列宁格勒案件”和“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借此对犹太人进行大清洗，然后又煽动对国外的仇视情绪，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大战打响之前是猝死。死因极为可疑，有可能是暗杀——可见《斯大林晚年离奇案件》

　　《斯大林秘闻》读后感(三)：搞历史就是挖隐私啊。。。

　　拉津斯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这本1966年出版的历史传记著作《斯大林》，最大的亮点还是运用了斯大林各种时期的档案材料、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书信之类材料，还有健在关键人物的口述史资料。作者通过深入挖掘分析斯大林不为人知的众多秘密，运用他剧作家的才能，将一个活生生的斯大林展现出来。不过虽然他为我们揭露了众多材料，但是档案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也需要作者的取舍和解读。而作者由于家世原因，对斯大林抱有强烈的反感，因此在许多观点上不免流于感情，不够客观。

　　本书全方位地展示了斯大林的一生。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索索”、“科巴”、“斯大林”为标题。对于这样的标题，作者明显是很有深意的。首先，作者是想替斯大林拉下神秘的面具，还原其人的一面。因为在斯大林专制时期，对于其个人崇拜的程度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斯大林与神无异。不能因为他是统治苏联，影响世界的领袖就神话他的童年和少年。其二，虽然在斯大林死亡后，赫鲁晓夫做过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反对斯大林的或是社会主义的政客们也有很多作品批评斯大林，还有苏联解体后也大量涌现一些揭露斯大林罪状的作品，但是与拉津斯基的这部作品相比，我觉得没有深入斯大林的在还没有成为“斯大林”的时期，将斯大林变成一个一生下来就是恶魔的人。拉津斯基这部书的三个标题，清楚地告诉我们，斯大林也是在一个大的环境之下，跟着时代和他自己的一些际遇，逐渐成为我们后面所看到的斯大林。这样有来由地介绍斯大林，比以前那些没有根据一味谩骂要更有价值得多。

　　概观整本书下来，会给人强烈的冲击感。斯大林一直被称为英雄、领袖和导师，在拉津斯基的笔下，成了知识低下，冷酷无情，专制残暴，杀人千万，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给后世留下无穷遗害的恶魔。忽略掉具体的过程，大致对斯大林的印象是：知识根底十分浅薄；总书记宝座来于多方纷争；政敌统统被肉体消灭；流放富农900万人死亡；集体农庄残酷掠夺农民；政治冤案500万人罹难；二战失误给敌可乘之机；最高统帅缺乏指挥才能；党史简明教程遗害不浅；专制政体致已归天。这样的印象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只不过这本书让我真正体会到血淋淋的政治斗争极端年代不可思议的摧毁人性的事情。虽然古代史书也经常提到权术斗争，但是往往因为时代久远，笔调太简，一直没有现场感，便难以体验到真正的权力斗争。我想这就是这本书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

　　历史虽然不是个人的历史，但是伟大的人物常常会影响到历史。尽管我们现在常常会批判斯大林，去构建他残暴的性格、他恶魔的形象。但是如何一个恶魔能当国，能去影响整个历史的走向，我想不该只是考挖掘一些个人品性问题的材料来解释。这本书宥于作者的写作目的，更多的只是涉及到斯大林个人的经历和品性，并未对整个社会体制的形成做出更深入的探讨。

　　现在讨论斯大林、讨论苏联依旧没有过时的一个原因，我想还是围绕共产主义和专制主义制度孪生上。共产主义在当今社会受到巨大的挫折，许多人将之归到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因素上面，于是要将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传播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去。斯大林时代，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是充满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专制的恐怖的年代，共产主义像纳粹主义一样是恐怖的，是极权的。对于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已经做过精辟的论述。不过我们看斯大林和恐怖主义的时候，更多的应该看到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和特殊环境下恐怖主义的作用。

　　东方悠久的专制主义传统只要稍微分析一下中国的旧制度就知道其传统的力量有多么强烈，其实到现在也不能多摆脱掉。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没有西方教会那么强大的力量，可以与君主的力量抗衡。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制度也是具有强烈的集权色彩，入党极其严格，这就导致了人数上的不占优势。如果实行民主的多党建国原则，就不能达到优势地位。而且革命是暴力的，是一个制度对另一个制度的残暴镇压。许多学者将十月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法国大革命时期伯罗斯庇尔的恐怖专政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恐怖专政的先祖，同样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外在环境，在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叛，在封建主义最深厚的法国建成资本主义共和国其实也算是一种悖论。面对强大的旧传统，还有周围强大的发动势力，如何建成新制度，我想除了千万种辩解修饰的理论外，恐怖主义、极权主义才是最有效的手段。在拉津斯基的书中这样总结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一天不搞恐怖主义危险，两天不搞恐怖主义亡党”。斯大林的暴政，其实对维持社会主义的生存来说是有用的。

　　告别了20世纪，也许也就告别了革命，如今对于革命的批判声浪是越来越强烈了。对中国而言，对于改良主义的赞美越来越超过对于革命的赞美了。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分析也许佐证了这样的路子是正确的。斯大林时代一面是高举为人民谋幸福的旗帜, 一面是将人民驱赶到绝望的深渊。为了革命的胜利，成千上万的人变成了冤魂，无数的人被压制、经受着苦难。然而有哪些国家，那些名族在走向新的道路的时候不产生剧痛，不付出代价的呢？英国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圈地运动使无数人失去家园；哥伦布给美洲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也对印第安人实行了残杀；今天世界的和平，是过去两次大战不可计数的亡灵换来的。我们究竟能有多少天赋去让人类走一条没有曲折、通往幸福的道路呢？

　　历史能够审判，但是不能负责。我们因该理性地看待斯大林，看待斯大林的时代。如果只想借古讽今来极力否定当今中国的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我认为这样只是肤浅的。望自重。

　　《斯大林秘闻》读后感(四)：斯大林时代的“少年英雄”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也许十分陌生，但在前苏联或今俄罗斯及其它独立的各加盟国中上了年纪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在前苏联，当孩子们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必须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塑像前宣誓，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

　　前苏联对莫罗佐夫的宣传可谓无孔不入。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为何得到如此多的赞扬，他又是如何成为少年英雄呢？

　　帕夫利克生在乌拉尔地区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于原始林区，居民多数是沙皇时代从白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农民。这里地广人稀，只要辛勤劳动，就能开垦大片耕地，过上富足的生活。莫罗佐夫一家有三个壮劳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叔父伊万和父亲特罗菲姆。特罗菲姆参加过红军，为捍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特罗菲姆娶塔季扬娜为妻，帕夫利克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在农业集体化之前，一家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年仅12岁的帕夫利克，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最后死于北极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因“大义灭亲”而成了英雄，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忠诚”。据苏联官方报道：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就这样帕夫利克被宣布为“少年英雄”。此后，全国的青少年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的“英雄壮举”，不少人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人，不放过任何一个“阶级敌人”，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

　　然而，据俄罗斯的解密档案及当事人披露。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父亲离家后，一切的家务都落在年幼的帕夫利克肩上。母亲帮不上忙，弟弟们年纪又太小，家里没有成年男子撑不下去。他母亲想，只有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就能使他回心转意。五十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学同学说得更干脆：“特罗菲姆不离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会告密，也不会被杀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原来，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乌克兰人受不了，他们想逃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的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帕夫利克就以这样的罪名告发了父亲。

　　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立即执行枪决。然而，俄罗斯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的学者德卢尼科夫说到“研究了14年，仍找不到凶手，但凶手肯定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事宣传得崇高伟大，同时为了掩盖真实情况，就必须把孩子杀死，然后把他塑造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工具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把顽劣少年变成优秀少先队员。

　　经过战乱，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极端匮乏。斯大林强行推广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制。他们拒不交纳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是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只好向农民施加暴力，但收效甚微，仍找不到粮食。他们认为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这一突破口。天真无邪的儿童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从1932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摧毁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将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地揭发富农。在这场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遭到杀害和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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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秘闻》读后感(五)：苏联创业起居注

　　——斯大林“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记

　　韩（非）子在《难势》中曾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则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筊，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不然也。虽然，非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1】

　　一提到……等等！有人说。接着，又有人说，“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说，让我把该说的话先说完！（在我国部分学者以及部分媒体的宣传下）一提到韩（非）子的学说的内容，那一定是“法、术、势三结合”【2】。可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了，到底韩（非）子的所谓“法”、“术”和 “势”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对此，我发现，对韩（非）子所言的“法”的内容倒容易理解。毕竟，商君在秦国的实践（“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3】）已经“帮”韩（非）子解除了“法”的内容上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可以从韩——非——子《五蠹》中的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来反向的认知这一点）。所以，韩（非）子在当时只要解决“法”的适应性（“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子之于法……皆未尽善也”【5】），和提倡“法”的执行力（“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与“法”的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7】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8】）即可。

　　不过，从“术”开始，（韩——非——子学说中的）有些事，就让我有些看不懂了，什么事呢？有人问。事情是这样的，据韩（非）子在《难三》中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9】，可（韩——非——子）在《定法》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0】。那，这么一通下来，事情就奇怪了！既然，“术不欲见、藏之于胸”，那这“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又是如何办到的呢？在说了“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听上去可点“法”的意思，那既然都有点“法”的意思，那这“术”又是如何“不欲见、藏之于胸”的呢？

　　当然，这时有人说，所以才是“法、术、势三结合”吗！但是，这看起来不自相矛盾吗！我说。当然，这时有人又说，如若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那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会解开的。那到底韩（非）子所言的“术”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说。对此，有人会说，要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最好看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那里面（最开头）所描述的“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11】）看起来和符合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实际上，从“七术”的内容来看，这“术”与“法”还真是有些无法完全“甄别”——“七术”中的“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两条最为明显，“众端参观”和“一听责下”则较为模糊——出来，但这种无法完全“甄别”，又不真的是无法，毕竟，这“七术”中的后三条——“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是可以被归类为“纯术”系列的）。

　　自然，说到这，看起来，这“法、术、势的三结合”也（在加上我刚才引用的韩——非——子的《难势》中提到的“抱法处势”和《扬权》中提到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12】的话）快要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毕竟，现在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有这“‘法、术、势的三结合’到底是以‘天文学’的形象（以一颗‘恒星’为中心，两颗‘行星’围绕运行）？还是以‘数学’的形象（三角型或金字塔型）出现？”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更难的部分才刚刚出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这“势”是比“术”更难解释的一个存在。要知道，相较于“法”的公开性与“术”（由于从“法”中摄取的“营养”，导致）的半公开性，对“到底什么是（韩——非——子所言的）‘势’？”这个问题，连韩（非）子自己其实也都是有点解释不清的（“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当然，（韩——非——子自己）这种（对“势”的）解释不清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当时的韩（非）子还没有读到过恩格斯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13】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韩——非——子所言的“名一而变无数者也”的“自然之势”其实就是“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而“人之所设”的“势”则是后来“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的那种“势”）当然，这时有人又要问（开头那个问题）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说了这么一大套，那这到底和“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列宁遗诏”所引出的四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列宁（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全文：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

　　续一

　　续记

　　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记录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莉·福·记录

　　1923年1月4日

　　续二

　　续记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14】

　　那么，在列举了列宁的这封信之后，我们下面（现在）就来（进一步的）开始（我们的）提问了：

******

　　首先，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问世之后，对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三方上）就纷至沓来。这里面既有（两个）当事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中，斯大林）的（自我）辩护（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为自己辩护时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5】），也有（两个）当事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中，托洛茨基）的（自我）“标榜”（托洛茨基在名著《我的生平》中说，“列宁建议好好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个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16】），更有知情者的解读（斯大林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后来写回忆录认为“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要建立‘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而在这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中‘把托洛茨基摆在第一位把托洛茨基摆在首要地位’”【17】），和后来人互为矛盾的说辞（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曾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评”【1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19】。莫洛托夫说，“遗嘱里批评了所有人，连他认为突出的人都在内”【20】。一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则说，“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显得比任何人好的是……斯大林！’【21】”。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句“‘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则又被一些人认为是“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说得‘好话’【22】”；又如：后来，有些——拥托的——人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要让托洛茨基在“集体领导”中当领导【23】。但是，另一些——反托的——人则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24】。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并没有“规定谁来接班”，也并不认为自己——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举的那些人——包括托洛茨基——能当“领导”。所以，列宁的“潜台词”是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阶层应该自己选出一个“集体领导”来【25】。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觉得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但还是愣得出一个“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包括年轻的——马克思门徒注——人列宁可以信赖，让其担任党的领袖的人”【26】）与（这种）彻底的否定（分为两类：一类，以一个叫格雷弗·弗——Grover Furr——的美国教授写的一本中文译名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的书——中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27】——为代表；另一类，则以那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说得“列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不明白，他的这类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党那里。他对所有接班人如此慷慨地分别发表致命的评价，使得这些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隐瞒这封信。事实果然如此。当美国共产党人伊斯门谈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后，托洛茨基马上宣称：不存在这封‘信’”【28】的话为代表）等等。

　　不过，（要我说）这些各式各样的解读，都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产生出来的）以下的四个问题，即：

　　（1）从列宁“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的话来看，列宁的话是呈“层层递进”（“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形态的。那，这个形态（“层层递进”）中是如何形成的（或曰：既然，“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为什么——过去忍屎忍尿都可以忍，怎么现在——“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呢？

　　同时，列宁虽然（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曾说过“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29】）这样的话，但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或许是之一的）巴让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总书记”这个职位（所在的“书记处”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只是一个下级机关，至于“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一般性重要问题，或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重要问题作好准备”“书记处应解决的是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更重大的问题作些准备工作”【30】。

　　所以，有一个时期，连在“总书记”这个职位上的斯大林自己也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秘书’”【31】）在当时的“权力”并不是接近于“无限”，那既然这个后来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权力”在当时并不接近于“无限”，那后来“总书记”的“无限的权力”，又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是“斯大林”用自己的“粗暴”弄来的？！还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本身就自带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吗？！并且，从实践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虽然口口声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这个“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无限的权力”怎么就没保住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呢？难道真如子曾经曰过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2】吗）呢？

　　（2）列宁与托洛茨基过去也不是没有争过，那他们（列宁与托洛茨基）争的时候，“白卫”们也不是没有想过乘虚而入（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名著《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的一段话——“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33】——就是明证），那怎么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这里（列宁）反而要指出“‘白卫’们趁虚而入”（“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的问题呢？

　　（3）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列宁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的评价上（这一点，刚才我也多少提到了）。但如果仔细去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话，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有人问。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而且，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给这“50人”或“100人”定了标准：“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不要小看了这个“重要的细节”）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一个“串珠子的线”（换句话说，这“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的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

　　不过，也正因为列宁的这个“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列宁不像）后来（的）斯大林（那样）弄了个百八十万（1924年5月23日—31日，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结论——5月27日——中称，“学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对派。如果看一看我们党在这期间的发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的事实，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晴雨表不应当在学生青年中间寻找，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中间寻找；党不应当指靠学生青年，而应当指靠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二十万新党员——这就是晴雨表。反对派在这里又错了”【34】；1927年11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党和反对派》——中曾说，“根据统计数字：现在拥护党、拥护党中央的同志有五十七万二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千多人”【35】；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亦曾说，“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票里加上所有弃权的票数（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票数（假定不是援例按0.5%计算，而不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36】）来给自己“撑门面”呢！？

　　（4）斯大林虽然自我辩护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但当时这“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又是什么呢（不要给我用一些“大词”——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等——来掩盖这个问题）！？

　　同时，既然（斯大林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那为什么后来斯大林（自己）却在（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937年2月11日——记载，斯大林在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的时候，斯大林自己曾（总结出五点“决定”，那在这五点“决定”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有一点恰恰就是）说“不要让‘欧洲工人’知道‘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是‘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你们不要总结说，欧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37】呢？

　　那么，怎么来解释这四个问题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要想解读这四个问题，说起来也容易。就先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开始吧！

******

　　其次，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言的“斯大林太粗暴”之后，关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也是层出不穷（例如：布哈林的老婆后来写回忆录说，布哈林说过斯大林“嫉妒心很强，报复心理也很强”【3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说，斯大林曾在“1927年一个夏夜”亲口对“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说过所谓的“复仇快感”。然后，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将这一点化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的话【39】；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斯大林的“残忍并不总是意味着他对那些他粗暴对待的人怀有恶意”【40】以及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得“斯大林的粗暴是一种天性，是出自文化低下”“谈谈斯大林的粗暴。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源出于他的文化水平低”【41】的话）。

　　但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1927年10月23日）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而为自己辩护的话（“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让这些解读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要破斯大林的这个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也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听到斯大林这话的时候）发现，（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三国时蜀汉所遇到的一些内部状况，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虽然，现在的后世人中有将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理由——为“关羽报仇”——“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42】——解释为就只是一个“理由”【43】，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刘备发动这个被后来人——易中天先生——评为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兵败，地动山摇”【44】的夷陵之战前关、张的先后身死——关：“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45】；张：“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46】——与“粗暴”——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张时说，‘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47】——引起的内讧也是有关的——甚至，同一时期出现的刘封与孟达之间的争斗——“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48】，以及——特别是——后来杨仪与魏延的内讧——“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49】——导致的这两个人先后的身死【50】——杨仪与魏延分别被《三国志》评价为“‘仪性狷狭’【51】和‘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52】——看起来也有点这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若）说，（“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53】来形容的话）。（我们要看到）但“粗暴”却的的确确的妨碍到了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来形容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来细品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或许就有一番别样的滋味了（换句话说，不管——由于，这其中牵扯到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例如：理论与实践——故对——它斯大林当时到底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但以后我们还是会详细论述到的，“粗暴”都是斯大林——并且是一个能够对“政治路线或立场”产生影响——的“缺点”——实际上，后来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已经将这一点说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54】的话——再清楚不过——而且，从这“清楚”中——不但可以听到子曾经曰过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以听到我之前引用的韩非子所言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等等——了）！

　　当然，这时可能会有人说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一会又是引韩（非）子的话，一会又联（想）系三国故事——而且，就算说，韩（非）子的话是（并且，这个）旧时的理论（与旧时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化相关），那你马克思门徒引三国的实践（故事），好像也有点（至于，什么）问题（虽说不上来，但还是怪怪的）吗！对此，我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觉得，那我也没办法！但有些事却未必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此，我觉得，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下回分解。

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典型的俄罗斯官僚”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原文：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列宁

　　1922年12月30日

　　玛·沃·记录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