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后感100字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是一本由道格纳斯.C.诺思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页数：2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精选点评：
●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添油加醋、研发新理论， 不就是经济社会学家爱干的事么。。。。
●第二次参加读书会貌似就读这本书
●C/F119/N91-1
●翻译﹑校对不够认真，看过诺思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后，就不必看本书第一篇理论部分了。
●歷史．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完美結合。所有亂說path dependency的「評論員」也應看看Norths先生的詮釋。
●很新颖的分析框架：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经济史。不满意之处在于，个人认为对历史的片段选取太过杂乱，有牵强感。
●drk
●制度变迁原则：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结构：制度框架。变迁：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租金：依靠权力获取的各种利益。制度（institution）：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制度变迁理论三块基石：1.产权（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 2.国家（界定和实施产权）3.意识形态（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
●经济学宏大论述时代结束后的宏大论述···翻译略有问题
●名著。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后感(一)：连接书中的几个名词
知识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但为何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一个有着先进技术的国家却无法在经济上获得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行为主体的技术创造无法使他的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近，由于产权界定不明，很多人搭上了其他人创造物品的便车从而白白获益，这种情况抑制了人们继续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意愿。所以，诺斯的观点是国家应该从制度出发保护个人的劳动成果，界定产权，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规范经济人的行为，在刺激行为主体继续创造的同时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后感(二)：经济史变迁的要素分析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技术变革角度来分析经济的变革，即产业革命（生产力）的改变使得既定的制度构架（上层建筑）不再适用，从而导致了制度变迁。这一分析的疏漏在于忽视了资源禀赋的变化，在中古社会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这一资源禀赋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和土地存量的矛盾。如果考虑资源禀赋这一约束关系，清晰界定的排他性土地产权就变得至关重要，在存在积极激励的前提之下，产业革命的新技术才能迅速得益应用，英国的崛起和西班牙的衰落和地权的积极界定有着很大关系。
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边际理论和弹性概念）至今仍是微观、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手段，而新古典的基本精神也是当今经济学的主流。但相比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新古典主义者忽略了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譬如清晰界定的产权、意识形态、偏好的嬗变，而传统的成本-产出分析虽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搭便车行为，但却不能解释精神感召下的群体行动。制度学派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正是减少执行制度的交易费用的首要原因，否则，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后感(三)：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总是热衷于谈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收益，但却忽视了交易成本。诺斯指出，这种分工越精细，交易成本就越高，就越需要制定一套有效的产权形式以降低交易成本。诺斯给出有效率的产权形式的概念：在一系列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和竞争世界中达成最小成本的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产权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可见，产权的演进和制度的变迁是按照降低交易成本的路径来实现的——正如诺斯在这本书的最后写的：“在分工收益与分工成本间不断发生的冲突，不仅是经济史中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根源，而且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实绩问题的核心”。
诺斯认为产权是由国家决定的，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合作结果”，“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由此可见，国家是诺斯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将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结合起来，在诺斯之前是没有过的，正如他说的：“不幸的是，在解释经济史中的长期制度变迁时，这一重要基石却被人们忽视了”。
结合产权理论，诺斯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建立起了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资本存量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资本存量变化的原因首先是人口的变动，其次是知识的变动。资本存量通过以下途径来诱导制度的变迁：一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影响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二是军事技术的变化影响国家的规模和统治者与选民及其他统治者的谈判地位。“资本存量的变化越快，现存制度体系越不稳定”。此外，委托者（统治者）终有一死也使得制度不断发生变化。委托者死后，其继任者的谈判能力是与前任不相同的，那么这会影响到产权结构的再界定。诺斯指出由于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市场的开拓等原因，相对价格与选民的机会成本是不断改变的，因而国家的增长过程是不稳定的。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完整地建立了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人类从农业起源到20世纪这1万年的西方经济史，使“理论与历史被溶为一炉”（陈郁语），经济史不再像以前那样支零破碎，第一次有了一个一以贯之的脉络，这在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引入了国家理论，使得经济学家们重新思索人口、知识存量、军事技术等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巨大作用，从而大大拓展了对经济史的解释能力。此外，诺斯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融合了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严密的逻辑体系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
但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不是尽善尽美。在他的理论中，国家居于核心，国家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和界定产权、意识形态和制度；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民众，因为后者总是面临搭便车问题。这是一种 “建构理性主义”，不仅与哈耶克及一些博弈论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根据资源禀赋来考虑交易成本的高低并通过动态重复博弈来型构产权结构的理论相左的，而且与中国的经济实际也不符（中国的制度创新大多是从下至上，是自发的，如农村土地改革、乡镇企业改革）。在当代中国，如果遵循诺斯这一理论，会不会像以前设计计划经济一样走上“设计市场经济”之路呢？
写于2003年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后感(四)：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国家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读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科斯的几篇简短的论文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经济学家们通过分析制度设计中的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来重新思考国家、企业和市场。诺斯则把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分析运用到经济史的分析中，让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的进步，但作者通过分析狩猎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古罗马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骑士制度以及近代两次工业革命得出，人口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人口的膨胀和旧制度下边际生产力的下降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狩猎社会只有打猎、兽皮缝制、石器制造这些分工。到了农业社会，就有了农民、铁匠、石匠、建筑师、商人等较多的分工，再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出现了门类繁多的工业以及丰富多样的服务业。
之所以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主要的动因是人口的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旧有的制度下会出现边际生产力下降，通俗一点说，人口的增加将使狩猎不足以维持生存，所以只能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则又引起了农业人均生产力的下降，则必须发展商业和工业。马尔萨斯担心人口的增加会引起资源的不足，最终导致世界的崩溃，事后看来，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导致世界崩溃，反而促成了经济的繁荣。哈耶克揭示出，在马尔萨斯的年代里，分工比较单一，人口的增长确实会引起资源的不足，但是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复杂化，同时分工的深化和复杂化又促进了技术的进步，经济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繁荣。
上面的逻辑主要是说的是分工，但分工自然的隐含一个问题，那就是交换，没有交换就不可能分工，没有分工也没必要交换。交换则涉及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用于交换的产权是否受保护，二是交换的契约是否受保护。如果没有保护，则交换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也即交易费用较高，如果受到保护，则交易费用将降低。
什么因素影响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呢？毫无疑问，国家的法律、规则等一系列制度是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的基础，所以，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关键，对国家的分析成为经济史的结构和变迁分析的钥匙。
传统上，对于国家的理解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剥削理论，一类是契约理论。剥削理论主要是马克思及其信奉者持有的，利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国家的本质属性，认为国家是某一阶级实现暴力专政的工具。而契约论则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奉行的观点，认为国家是社会公约的履行者。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他认为国家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博弈的规则，这种规则通过法律、制度等来明确规定。国家的目的有两条，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得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税收增加。通俗一点说，国家就是制定一套界定产权的规则，这套规则肯定不是削弱国家的作用，而是加强国家的作用，比如不动产登记制度，就是国家作用的强化，同时国家通过立法保障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发展，这样才能增加税收。要理解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两条是关键。
要想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则仔细阅读他关于两次产业革命的分析至关重要。我们一般理解认为产业革命缘于蒸汽机和其他一系列重大发明的产生，但是，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促成了那么多重大的发明问世？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积累是一方面，但是基础研究并不一定会导致技术发明。作者认为正是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等法律界定了发明者的产权，能够使发明者获取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才激发了发明的积极性。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国家制定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呢？则源于人口的快速膨胀和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必然提高专业化水平，专业化是技术创新的前提。
这就是作者分析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采用的理论框架：人口的增长促进分工深化，分工深化要求交换的便利，交换的便利则要求交易费用的降低，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是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而国家的制度设计是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的基础。所以，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国家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后感(五)：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三章读书笔记
1. 暴力潜能分配理论
首先是对国家的定义。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使用暴力【21】
对国家存在有两种解释：契约理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
（1）契约理论认为由于契约限定着每个人相对他人的活动，因而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它能够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产权的发展作出解释。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在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后的最大化行为。【21-22】
（2）国家掠夺论或剥削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它集团或阶级成员榨取收入。掠夺性的国家将界定一套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 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但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22】
诺思认为，“暴力潜能”分配理论使二者统一起来。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
2. 具有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式
为解释产生无效率产权和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扩展趋势和导致经济变迁并最终致使经济衰退的所有国家的内在不稳定性，诺思提出一个考察有一个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该模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保护）与公正作交换。由于提供这些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因而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它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产权的收入。
第二，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涉及产权。
第三，由于总是存在着能够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它的对手是其他国家，以及在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因而，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23-24】
3. 国家目的及其推论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24】
上述目的有三个重要推论：
第一，两个目的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是包含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第一个目的是企图建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但统治者最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第二，国家基础结构的创立旨在界定和实施一套产权，并指定统治者代理人的权力代表。由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不一致，因此，统治者要设立一套规则以图迫使他的代理人与他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然而，代理人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受统治者的约束，因为存在着统治者权力扩散。这也会降低统治者的垄断租金。
第三，统治者提供的服务有着不同性质的供给曲线。某些服务是纯粹的公共品，而另外一些则具有典型的U型成本曲线，表明超出某些产出量的平均成本会上升。保护的成本曲线与国家的军事技术有关，当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时，它可以确定一个“有效率”的政治—经济单位的规模。【25】
4. 国家内在不稳定性
有两种施于统治者的约束：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二者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及其扩展。
第一，竞争约束。统治者总存在对手：与之竞争的国家或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拥有的自由度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越大。不同的选民有其不同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决定每一团体在界定产权和承受税负方面具有的谈判能力，同时也反映了统治者提供的服务的配置，他们要给势均力敌的对手以更多服务。【27】
结果是，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如果势力接近候选统治者的集团的财富或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那么统治者就会受到威胁，因而，统治者会同意一个有利于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28】
第二，交易费用。一个经济包含着不同集团的活动，这些活动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统治者将界定一套产权，通过监督与测量每个环节的投入与产出，确保它对每一个不同的经济实体的垄断租金最大化。投入与产出范围的考核成本将决定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产权结构，因而这种产权结构依赖于考核技术的水平。哪里资源测量成本高于收益，哪里就会存在公共产权。此外，尽管统治者尽力监督，但其代理人都不完全受约束，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并不完全一致，这就导致统治者在其代理人头上耗费一些垄断资金。某些情况下，代理人和选民在瓜分某些垄断租金时存在着共谋。【26-27】
交易费用约束的结果是，有效率的产权也许导致国家的高收入，但与那些较无效率的产权相比，由于交易费用（监督、检测和课征赋税）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因而统治者常常发现他的利益所在与其说是准予垄断，不如说是导致更激烈竞争状况的产权。【28】
据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增长过程是内在不稳定的。信息费用、技术和人口（或一般相对要素价格），以及统治者终有一死都是影响因素。【30】
5. 搭便车问题
不稳定是一回事，变化与调整的发生过程又是另一回事。诺思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原理外的）社会科学可以解释改变产权的大集团行动，但无法为克服搭便车问题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那么，搭便车问题会何时妨碍这种行动呢？诺思坚持其新古典方法，提出：
第一，搭便车揭示了历史上国家的稳定性。抵触国家强制力的个人成本通常源于对国家规则的漠不关心与顺从，而与压制无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革命实践存在搭便车问题。
第二，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因为后者总是面临着搭便车问题。对统治者来说没有搭便车问题，就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因此，使劳动更加稀缺的土地与劳动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会促使统治者变革制度以适当增加劳动的租金。只要劳动的成本不变（即其他统治者的潜在竞争不存在变化），这些创新就会实行。
第三，革命将是由统治者的代理人或由相竞争的统治者或列宁主义式的少数精英集团发动的宫廷式革命。
第四，在统治者是一个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地方，某些成功的规则要设计得使在统治者死后革命或巨变的机会最小。倒台或革命绝大多数来自统治者的代理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