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周记》经典读后感有感

　　《元周记》是一本由杨早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元周记》读后感(一)：读《元周记》

将这本新获赠的《元周记》读完，还是2020年的事，而现在为它写一篇读后感却已经是2021年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似乎和这本书所写的那种时代更迭之感有那么几分相似之处。从大清朝到民元，看上去好像只是短短一年间发生的变化，但却总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这本书里，作者杨早以一个民元报人的身份，带我们回溯民国元年那个动荡变革的年代，从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写到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从定都何处的争论写到宋教仁挨了女同志的耳光，一件件真实发生却又带着几分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借由作者这个民元报业从业者的口中娓娓道来，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我们也好像变作了民国时期的知识青年，希冀着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些当下的时事，却又被各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信息填满了脑袋，不知道该相信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站在谁的一边。新闻的这种属性，大抵一向就是如此，即便在2020年代，我们依然还是要受到各种信息的侵扰，不胜其烦。主流的、非主流的、权威的、民间的……各式各样的观点不厌其烦地向你涌来，有的时候，你还真的很难从这些难免带有主观色彩的新闻头条里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不过，好在作者只是摘录同一种报纸《申报》上的新闻，相对而言，其政治、道德立场还算统一，不至于我们一会儿变成保皇派，一会儿又倾向于革命党。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有意在呼应我们当下所生活的时代，其中女德女权的话题争端、1912年的瘟疫纪事都不止一次让我觉得作者是故意借古喻今，一看成书的年份，果然是有一定时效性的，我想如果作者不必假借民元报人的身份，只当个当代的新闻记者，也是极好的（当然，我就怕时下的《报律》会让作者觉得自己寸步难行，无法正常开口说话，从而放弃了做个新闻工作者的志向）。

其中，作者还夹带了一些以报人身份所写的类似工作日记一样的文字，并排成竖版，颇具民国古风，令人在大历史之中也看到了一些亲历历史现场的小人物身影，很有代入感。

说到最后，还是给这本书指出一些鸡蛋里挑骨头的问题吧。其一，就是作者对于民元时事的摘录，有些篇章实在过于浅尝辄止，缺少了一些深入的思考和跟踪报道，往往还没读到兴头，就已经是跳到下一个事件了，这确实让我在阅读中有些扫兴的感觉；其二，应算是排版的问题，在4月改元最前面的目录里，4月17日，北京政府邮传部发布《减收新闻电费章程》里，不知为何只给“新闻电”加粗了，如果是为了重点突出，费字为啥就不配被加粗标注一下呢？这，应该是要出版社的编校人员来背锅了。

　　《元周记》读后感(二)：1912发生了什么——《元周记》读后记

上学的时候，191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中华民国成立，清朝灭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瓦解殆尽，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被迫完成了第一步纠错的过程。现在想来，当时的中国不也是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上么。

在刚刚经历完辛亥革命，国内百废待兴，其实相较于本书前半部分政治上的申报的摘抄，我更喜欢10月份的“新旧”一章——这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内容。比如在“自由婚姻”这一问题的讨论上就颇为有趣：什么是新婚礼？怎样才是文明的婚礼？怎样才算是自由的恋爱？一种还是传统的媒妁之言但是办的“新”婚礼，一种是学校自由恋爱最后在一起，还有一种是风流场上相识很来电，云雨纵欲之后最终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前两种都觉得第三种是纵欲在先，结婚只不过是遮羞布，并不认为第三种是真正的自由。其实反观今天的社会，前两种不也正是对应着我们的相亲与校园的自由恋爱么，第三种不也正是对应着今天一部分人群么。相较于第三种婚姻恋爱的方式，前两种在这一百多年来，仍是更占有道德的至高权，甚至我们在街坊邻居之间也会常常听到些许议论。个人觉得都没什么，只不过在百年之前人们对新事物的讨论与今天人们的认知可能差不了多少，细细想来，我觉得最终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都是一个个的“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都时时刻刻的与别人产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我们逃不掉也摆不脱这个社会对我们的约束，除了生活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中，无论时空变换我们都还生活在社会生活当中。因此，我觉得看完之后最大感受就是一种熟悉感：对于女权女德的讨论、1912的疫情、美国大选、民国元年的绅商们（手动狗头一下）……除了教科书上的政治事件，我更关注1912年的申报让我看到的寻常人家的生活。

1912年是历史上短短的一年，2020年也是。回望历史，我们很难说哪一年那一个月对后面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也着实没有必要赋予某个特殊的年份多余的意义和标签，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让日子有实感。2020糟糕吗？1912糟糕吗？或许百年之后也会有个作家摘抄2020年的人民日报，来品味我们今天发生的一切。在看本书的简介的时候，以为会是像《万历十五年》那样的作品，读完之后觉得以这样的方式看历史也很不错。作为一本2020年末发售的新书，经历过疫情之后，读完这本书之后不免对一些大问题多了一些思考，也希望能借此书来帮助自己展望这个时代的洪流吧。不论怎样，一些大大小小记录在报纸上的时间，最终会沦为我们大部分人口中的谈资，毕竟是份报纸，是帮助我们了解咨询的工具，反观自身，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事才对。

　　《元周记》读后感(三)：容易被忽视的焦虑的1912年

1911年因辛亥革命而永远地留在史册之中，相比之下，1912年就显得暗淡不少，甚至很容易受到忽视。其实，这一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不少故事。航船大转向之后，必将掀起无数浪花。本书作者杨早在后记说：“跟1911年相比，（1912年）科技全无进步，社会更加混乱，经济乏善可陈，学术亦少创新。然而，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却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这一年有个年度关键词，那就是“变化”。大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封建社会强行转为宪政，追求民主，期间几乎没有过渡期。从北京到南京，党争无休止，各派政治人物相继登台。小到社会习俗革新，激进派一度废除全部的旧历节庆日，全国拆城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人们开始剪辫子，争辩女权和女德，讨论从西方舶来的结婚自由。

更为明显的是，1912年的报社媒体尤其活跃，想来也是，当整个社会处在相对意义上的权力真空期时，新闻界得到的呼吸空间相对较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这时期的报纸很喧闹，也很焦虑，所有人都在讨论中国该往何处去。仅是这一年，报纸上出现的议题便囊括社会各个阶层。通过报纸，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染指那些更为宏大的议题。阶级之间的鸿沟似乎被填平了不少，平民有机会和官员交流，即便是形式上的。这些都是时代的进步之处，在当时也给予时人无限的遐想。

1912年，社会的主流报业多半是面向大众的商业报纸，市场竞争迫使报纸“要想讨好最主流的读者，一定会选择社会最主流的立场与思路”，这也是作者选取《申报》的理由之一。不得不说，从1912年的报纸内容串起1912年，是个很巧妙的切口和操作手法。作者选取的故事，无一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有趣的侧面，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意。这些技巧展示了作者作为编辑的功力，对选题的判断能力出众，如果他真能穿越回1912年，做一家报社的编辑不是难事。

另外，从前言和后记中得知，作者曾经在“长沙的苦寒中，挫着双手”，用键盘抄录一整年的《申报》内容，被作者的毅力所震撼。也许很多人知道这种笨功夫，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坚持这样做。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是对作者“甘坐冷板凳”的嘉奖与肯定，作者称其为“又一本读书笔记”，谦逊的同时，也让人羡慕——阅读报纸史料，至少也应该做到这种程度。

本书的最后一小节记录了民国元年的瘟疫纪事，梳理了瘟疫在中国的爆发和防控始末。一百多年过去，如今我们仍在与瘟疫搏斗，不知是否为历史轮回。陈寅恪说“读史早知今日事”，固然有道理，但前不久听到一个历史教授说，我们需要通过今天的生活才能去了解历史。或许这才是更为可行的方法。

　　《元周记》读后感(四)：杨早：我为什么要抄 1912 年的《申报》

2010年8月，我接受一家出版社约稿，在辛亥百年之际写一本关于这场革命的书。

之后我用了十个月的时间看各种资料，史著、档案、回忆录、笔记、日记、小说，还有2011年新出的各种辛亥书。辛亥跟五四一样，是个大泥坑，要是没有一个死线（DEADLINE），估计我到2012年还动不了笔。

从2011年6月到年底，以每周一篇的速度，写出了已经结集出版的《民国了》。这本书写法上基本实现了我最初的设计：以新闻特写的方式写辛亥，尽可能地让笔贴近现场，还原氛围。

我从看过的各种资料中挖掘出诸多细节，用它们来编织一幅幅我心目中的辛亥图景。

完稿之后，欣慰之余，又感到强烈的不满足。

如果说《民国了》有什么特色，它主要是写法上的。前十个月的阅读材料，是“防御型的”，为了保证我在史实上尽量不出错，同时尽可能多地利用已有的研究整理成果。

可是，所有的一切，史著、档案、笔记、回忆录、日记、小说，都已是他人的选择结果，我只是在同样的镣铐里跳一支不一样的舞。

这也是为何我没有在《民国了》书末列出“参考文献”的原因—我认为2011年数十种重写辛亥的书，除了少数几种有独特史料，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材料都高度重合，那么，每个作者心目中的辛亥图景，应该都差不多吧？无非看各人用同样食材炒出什么样的菜。

我感到不满足，因为我从来不想去追寻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以前出版的《野史记》副题为“传说中的近代中国”，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这些叙述，大都是后设的。最即时的记录与感想，只存在于两种材料：日报与日记。而日记有太多省略、遗失、改写的可能，很难作为主材料使用。

而日报是记录时代与社会最快、最全，也相对最富细节、最体现“被叙述”的媒体了。当然，泥沙俱下的材料需要后世的文献与研究来加以澄滤。

我小时候，如果被问到想生活在哪个年代，百分百会说是

“2000年”—那时总被教导，到2000年我们就实现“四个现代化”了。

未来是什么样子？

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描述着美好图景：车在空中飘，船在海上漂，米饭是人造的珍珠米，西瓜比桌子大，上地理课坐飞机满世界跑……总之很神奇。

而过去呢？之前是“万恶的四人帮”，再往前没几年，又是“万恶的旧社会”，大家只好一门心思地相信“明天会更好”。明天更好的坚定信念起于工业革命，传入中国后在晚清达致巅峰，严复所谓“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让中国的青年一代充满向前向上的激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还真不好说。

后来我知道了汤因比，知道他渴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纪的新疆，因为那里是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

我还记得刘东当时在《读书》上提及汤因比这段话，其实是为了介绍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日常生活》。刘东说，如果让他选，他愿意回到南宋的中晚期，因为那是汉文化发展最圆熟、最高潮的时期。

二、这等年份，回去则甚？

人各有志，我在2012年选择回到一百年前，1912年。当然还没人给我提供真正的穿越途径，我回去的方式是抄一百年前的《申报》。

每天抄同日不同年的新闻，深深地假想自己是1912年的普

通人，依靠媒体的报道与描述，构建自己想象中的中国与世界。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这个年份并不好。1911年夏，江南大水，江苏、浙江、安徽等省遭灾严重。10月武昌事变，大部分省份都有局部战争。

住在上海租界里算好了吧？可是米价飞涨，从七元一石涨到了十元十一元，不得不从湖南紧急调米30万石往江南救灾。

政府不得不通过报纸大声呼吁，劝上海人改变饮食习惯，多吃面，少吃米饭。

好不容易南北统一了，新生共和国又碰到两大问题：一是辛亥内战中招募的军队必须裁减遣散，二是国库空空如也。前者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当微弱，各地不断发生兵变；后者则仍是晚清的老矛盾“借债还是收捐”，以应对迫在眉睫的财务危机。

所以你看当时的报纸上，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社评清谈，甚至普通读者投稿，文字里都充满了焦虑之情。

就日常生活来看，1912年比1911年还要苦焦。自古烟花繁盛之地的苏州，不断传闻有商铺租户因生意冷清生活无着而悬梁自尽；而六朝金粉的南京，一片萧条，连秦淮河的画舫都开始卖酒菜便酌，大概是自洪杨之乱后未有的景象。

更令人揪心的，是从辛亥便开始的边疆危机。日本窥视满洲，俄国觊觎外蒙，英人进逼西藏、云南，这都是清朝治下的旧危机。

然而，外蒙宣布独立，西藏的骚乱，却让号称“五族共和”的民国十分棘手。总之，内忧外患，集于一身，民生凋敝，触目疮痍，这等年份，回去作甚？

我一向不相信历史对现实与未来有什么指导作用，但是回溯过往，乃是人类本能，就像人需要凭借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来确定自己身体与环境的关系。时间的流变，更是人类安妥自己灵魂不可缺少的维度。知道我们的习俗、想法、制度、社会架构源自何处，如何变化至今，解决不了“往何处去”的当下焦虑，却可以让人有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与通透感。陈寅恪诗“读史早知今日事”，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角度观照，1912年就变得很重要。跟1911年相比，科技全无进步，社会更加混乱，经济乏善可陈，学术亦少创新。然而，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却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如，从前的政治架构，是“天子牧民”，这意味着君权神授，统治的合法性无可置疑。清末的立宪风潮，就是希望在不撼动这种合法性的前提下，改变政治的运作方式。不过，改良没有跑赢革命，清廷终于逊位寿终。既称民国，则君权神授一变而为治权民授。如何取得“人民”的拥戴，变成了统治的必要条件。

如此一来，民众对统治者的要求与监督，便与从前大不相同。

从前是“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对统治者的制约需要通过天人感应与伦理道统来实现；现在则可以直接表现为“舆论呼吁”“议会质询”，不管选举实践还有多少不足，民意传达还有多少偏差，人心所向，已是势不可当。辛亥年如能留下虚君，实现君主立宪，或许会有助于国难过渡，但君主一旦去除，想要重行帝制，那是政党、媒体与公众万不会答应的。袁世凯后来的折戟沉沙，就在于他看不出明治维新与辛亥革命的这重区别。

前面说了，媒体上充斥着焦虑之情，一方面是危机感的确越来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心理上接受不了这些危机：“都已经民国了，怎么还会这样？”以前忧怀国事，不妨将一切都推到朝廷腐败不思改革上去，如今人民当家作主，这种种的不如意，就难以让人容忍了。

这就是1912年，一个充斥着各方博弈，充盈着焦虑之情，也充满着无限可能的年份。第一个国会，第一个总统，第一个内阁，第一次不用叫官员“大人”或“老爷”，第一次平民可以要求面见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可以在媒体上畅所欲言，第一次中枢官员接受民意代表质询……这一切，让1912年，如居里夫人所说，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有趣且有用”的年度。

之所以一天天一版版地翻抄旧报，而不是循着事件线索去定点查阅新闻，是因为我希望能在心中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图景。

我常常设想，假如我就是一个当时的小知识分子，与权力核心隔着十万八千里，每日读报，我将如何想象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甚至这个世界？

有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一个穿越者，在文字构成的旧世界老中里穿行摸索。

三、 命名为“1912”的文件夹

至于选择《申报》，一方面是因为就手（有电脑版），另一方面，《申报》公认是清末以来传统最久、较为中立的公共舆论机构。详细论证此处不赘。

1901年2月14日，《申报》出版一万号，头版《本报第一万号记》文中说：“自本馆始于上海创行日报，遍传各省，风气遂开……本报历年最久，而又悉遵泰西报纸之例，未敢稍逸范围。凡朝廷之政令，官吏之职守，民生之休戚，水旱之凶荒，学校之栽培，国用之会计，疆舆之险要，军政之废兴，商业之盈亏，物产之品目，邻国之举动，交涉之事端，格致之精微，器艺之新制，罔不周咨传访，采录报中，纪载要闻，不嫌其琐。”虽然不无自夸之嫌，大体说的是事实。

有人问：你担不担心只抄一张报纸会有失偏颇？

首先，新闻事实《申报》不会太离谱，因为它有诸多的强劲对手，如《上海新报》《新闻报》《时报》，它们都是大众报纸，靠商业广告盈利，不同于靠政团资助的机关报纸。这样的报纸一定不敢过分歪曲事实以致丧失舆论公信力。其次，从立场来看，《申报》这样的大报，想讨好最主流的读者，一定会选择社会最主流的立场与思路（这一点《申报》在1905年左右吃过大苦头）。

另外，《申报》办报地点在上海租界，无须太顾忌政府的压制与禁令，加之大量购买、转载国外媒体，如路透社、《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的访电，虽然只是一张报纸，消息、版面间照样有足够映照现实的多元空间。

2012 年 12 月 31 日，我抄完 1912 年最后一张《申报》。依WORD字数统计，一共是966 749字。抄报之余，也写一些札记，一年下来也有十万字左右。

2013年完全没管1912年，2014年重拾旧缘，又补写了几万字。这些文字当然不是那百把万字材料的全部成果，只算是又一本读书笔记吧。1912年发端、延续的诸多问题，我还要在将来的日子里继续阅读、思考、书写。

嗣后数年，学术兴趣转移，事务琐屑堆积，均有影响，1912年暂时就悬在那里，时不时拿出来拂拭清理一下。证据便是我电脑里每年的文件夹里，一定有一个命名为“1912”的文件夹。

2019年底，终于下定决心将这本书完稿。正逢大疫弥天，遂可宅家静心清理，也补写了《1912年瘟疫纪事》一文。2020年春节期间，将齐清定稿发给还在月子中的我的编辑（这种时节还去烦她，真是抱歉）。其时予在长沙，返京在即，疫情未卜，心中伤恸。

唯愿诸君见此书时，已是云开雾散，初霁乍晴，吾辈可潜心静气，面对历史与现实。至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