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课》读后感摘抄

　　《生死课》是一本由袁凌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死课》读后感(一)：补课

一直说译文纪实系列是把人间真实血淋淋地剥开了给你看，但2020的最后一本，私以为，还是挺温情的。

在很多个纠结着找不到出口的夜晚之后，终于看着清晨的朝霞也会自嘲还是经历得太少，在一个时间点上就陷入了无尽的纠结，所以听《历历万乡》的第一句就正中红心：如果我站在朝阳上，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比起那些名人的励志故事成功守则，这些好像更能把人从牛角尖里拉出来，倒不是故意卖惨，也少有惊世骇俗的跌宕人生，只是借作者之眼有心看得更多，生命就好像一下子被拓宽了。

看罢这些亦有千差万别的平凡生死，便觉此身不过二十余载，倏忽似已渡百年光阴了。

书名起得好，我国传统观念和生存压力下只求当下不落后的push相辅相成，造就了对生命常以狭隘标准论断，对死亡多有忌惮避之不谈，关于生死之事，是讳莫如深、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确实缺了这一课。

原来得闲的时候就喜欢在老街上乱逛，看老街、老人、老手艺，就觉得安心，他们和它们被关注，常常都是因为不多见而有了额外的意义，但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意义。原来看同一个作者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也都是平凡的人、甚至是村口的狐狸、家养的狗、后山的树和角落的花。没有过分用力痕迹的叙事，难能可贵，这次拓宽开去，关于“生“的部分甚至我觉得比”死“的半篇更触动人心。原本能付诸文字的死亡多以其慷慨或悲惨动人见报，但其余之人，或寿终正寝或简单意外，这些”大多数“自己的故事的价值，其实也有很多。而”生“的问题寻常大家都更等闲视之，死亡之后尚有那些”不失去就不懂得珍惜“、那些”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幡然悔悟，但这本书，确实光凭一个个”活着“就让人对生命的尊重多了一层。往奢侈里说，这么多真实的人生，不够换一个暂看一看吗？

不忍心剧透任何一个故事，按一千零一夜的玩法，都能拯救快三年了。但当真是能够籍以渡长夜、慰人心的书。

（是译文纪实系列第一本国内作家的书~

　　《生死课》读后感(二)：生与死，请让我们直面

　　大概在六七岁或者更早的时候，我陷入了一个严肃的哲学思考中：死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死去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更进一步，现在的这个我死去以后，世界上还有没有“我”这个概念，还会不会有一个孩子用“我”这个概念思考？一个又一个晚上，我陷入这种沉思中无法入眠，看着窗外的树木投在墙上的月影，看着天花板上的斑斑点点的污迹，我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恐慌中。这个涉及死亡的世界是这样陌生，一点也不像白天的世界那么温柔美丽。随着年龄的成长，这个哲学命题在脑海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不是我已经参透，而是我已经麻木。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这个概念在现在的我死后会不会存在。 而对于“生”，孩童时的我是绝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像日出花开一样正常。从我有记忆时起，我就是“生”的状态了。我的世界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从未想过自己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从没觉得“生”这个词和“死”一样重要。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两个过程——生和死，都是别人比自己要更清楚。我们没有自己“生”的回忆，也更不会有“死”的记忆。在我们生和死的的过程中，自己的情绪永远是缺席的，高兴和悲伤的总是别人。正如那句古话：生又何欢，死又何苦。这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在这本《生死课》中，作者用了69篇故事，记录了人间69个生与死的片段。虽然书名是生死课，但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既然我们无法见证自己的生死，那不妨从别人的生死故事中窥见自己的一生。在阅读收获新生命的故事中，体会我们来到世间时父母亲人的喜悦，回想自己生儿育女时的激动。在阅读生命逝去的故事中，追思已经离开的亲人朋友，想象自己生命之火熄灭时，别人的感受，让自己更珍惜当下的生活，更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 小时候，我以为我的生活像水晶，生活中的一切是静止的美好。我爱的亲人都健健康康的，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时间流逝的痕迹，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所有亲人会永远幸福生活在一起。然而，高中时爷爷的突然逝去，打破了这个美丽的水晶，从此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童话。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见证了亲人的离去与新生命的到来，虽然没达到生死看淡的境界，但也有了直面生死的勇气。 生与死就像人类的生命轨迹的起点和终点，像一条彩虹的两端。我们从低点走出，走上天空的高处，划出一道绚烂的彩虹，再回归地平线，在彩虹的尽头平静淡出。希望在老后回顾一生时，能够毫不后悔的说，我经历了生活的高低起伏，看遍了世界的五颜六色，走出了自己的美丽弧线。我从土地中来，回归土地里去，度过了充实而又美好的一生，我可以毫无惧色的直面生与死。

　　《生死课》读后感(三)：生死课

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滴水观音的大叶子上。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翁翁地向外吹着暖气。但我的心一点也暖不起来，这本《生死课》太沉重了。

也许是生活环境的差异，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虽然有缺憾，但充满希望的社会。但这本书里的故事真的让人很绝望。是的，可以用“绝望”这个词来形容。书里的人大多在社会边缘，或是流浪儿、或是残疾人，或是婚姻失败、或是精神失常，偶尔几个正常的，却也是穷困潦倒，未来无望。这真是和大冰、张佳玮们的心灵鸡汤完全掉了个。

不知道书里的故事是不是都是真的，有时候想想，这个世界风雨过后恐怕不只有彩虹，总会有人在现实的重压下无法抬头。我们恐怕是有意屏蔽了那些让人看了难受，却无力改变的东西。

几年前父亲骑自行车摔倒骨折，住进了医院。去医院的次数多了，常常能在医院大楼的入口处见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大个子。他看上去大约三四十岁，大圆脸，留着短发，皮肤略微发白。虽然坐在轮椅上，但从他上半身的长度来看，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个子。

那是一家以骨科创伤治疗著名的医院，进出医院的病人，大多包扎着胳膊，架着拐杖。入口处人来人往，脚步匆匆。你很难不注意到大个子，他坐在轮椅上，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指导新来的人办理住院手续。他的嗓门很宏亮，解释得极为详细，语言里有一种不容质疑的味道。但那张有点发胖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每次救护车呼啸着驶入医院，他都会围上去。医务人员将伤者抬出救护车，在围观人群之中，他那张大脸显得很特别。有时候他会向伤者家属询问病人的伤势，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很快就会好。

后来与医院的护工阿姨谈起大个子，护工阿姨告诉我，大个子是宁波慈溪人，在一家工厂上班，一次发生意外，一根钢管砸断了他的脊椎，自此下半身瘫痪，再也不能站立。

“五年了”， 护工阿姨说，“他住在这里有五年了”。

因为事故的性质与相关赔偿没有谈妥，五年里，大个子一直住在医院。但大个子和《生死课》里的主人公相比，还是幸运的。单位算比较负责，承担了全部的医疗费，按时给他发工资，甚至还给他雇了一个保姆。

出事的时候，大个子的孩子还在妻子的肚子里，没有出生。现在，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五年里，他一直看着人们入院、出院，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变熟悉，然后消失，只有他不变地守在这里。

父亲出院的那天，我走下楼，大个子还在门口，没有救护车，也没有人候诊，他有些无聊地看着门外。那天秋日的阳光如夏花般灿烂，对他来说，可能这只是一个遥远而飘渺的梦。或者，他根本就忘了这些。唉，写着写着，又月这样风花雪月的感叹。

今天学校说每人要给学生推荐一本书。一定要那种励志的、做榜样的，学校特别强调。我准备推荐这本《生死课》。有时候挣扎地活着，就是励志。

　　《生死课》读后感(四)：平而不淡的生死教育

我们对待生死的态度很是暧昧。“况修短随化，终期于近，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究竟如何面对这等大事，却始终缺乏答案，或者说缺乏参考。太多的事情都在模糊中晃过，太多人的生死也最终不为人知。《生死课》一书恰好选择了这等大事却又是这等模糊地带，记录了普普通通人的生与死。

这些生死故事之间，倒没有多少的轰轰烈烈，很多的故事也带着家长里短闲话间会听到的故事的痕迹。这些故事往往在饭桌上被谈起，引来一片叹息，最终却也不留痕迹。还有更多的故事，属于没有“卖点”的故事，根本无人关心也无人问津。但是这些故事却确实被作者记录下来，被集结成书，放在你我面前。为何？大抵是应了书中一句话：“她的故事，似乎确实找不到一点值得记录的地方，我想这是我需要把她写下来的原因”。这本书集结的是每个普通人平凡的故事，追求平凡快乐是很难的，人生最后往往是平凡痛苦的毫无特色，这本书就是记载了这些毫无特色的平凡的痛苦。

前一部分的故事聚焦于“生”。生可以衍生出太多的词组，生存是其中最为沉重，而生活是其中最为鲜活的。粗看之下，生这部分的故事颇为压抑，无论是源自家庭不幸、个人选择还是阴差阳错，这些故事都显得如此灰暗而又无望。然细细品鉴之下，却发现这里面都昂扬着一种生命的韧劲。这种韧劲并不是来自于故事主角对生的渴望，倒是来自于“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朴素观念的坚持。家族这一形式的存在使得生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是家族的事。这一范围扩大化之下，既有个人为了逃离家族而生，也有人狼狈之下寻求家族庇护的生，也有老人为了家族一辈子挣扎，一直在讨生活。生的艰难与韧性更是借助家族的形式广为传播着，不甚熟识的亲戚、邻里构成的社交网倒让生的故事显得更鲜活。这部分故事最让人动容的是，在生存韧劲之下，人的适应性。纵然有太多不如意，竟也能生存下来。这部分生的故事并不是奋斗的生存故事，倒有一种放弃努力随波逐流的生存态度。真实而无奈的生存态度本身就是生这堂课的主题。

本书第二部分聚焦于“死亡”。虽然名为死亡，倒更多的是借死亡去回溯生的事。恍惚之间感觉这就是另一堂关于生的课罢了。但终究还是有些不同，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这借死亡说起生的事就笃定的多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痕迹也被吸走，谈到的对象其一生也是确定的了，后人能做的无外乎唏嘘感叹，却也于过世之人毫无影响。和生的故事中潜藏的生的韧劲不同，死亡的故事中有颓败、有通透。有人在绝望中迎来死亡，有人在久候中迎来死亡，也有人自己选择了死亡。但是他们都无法回头亲自诉说什么是死亡，我们也只能一遍遍揣度死亡的奥义。既然如此不清楚为何还要记录死亡？或许是因为无论生时如何折腾死后都是一片静默，总有些故事要写给这静默的墓碑我们于是记录死亡前的生存，也记录死亡的一瞬间。所有的关于生死的记录，或许就是对“死生亦大矣”的回应。

　　《生死课》读后感(五)：生死之间，阐述生命的真实印迹！

译文纪实这个系列已经看过很多，个人非常喜欢，究其原因，是为真实，且真实的可怕。很多人，很多事，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经历，人生艰苦，每个人都在顽强的奋斗着，但社会的残酷在于，无论如何，还是有很多的人在生死边缘的死亡线上挣扎。

生死之间，还原人间真相。现实的生活经历，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社会的残酷一面，世界上并不只有美好，还有很多痛苦和不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系列丛书就是专注于描述全球各国社会中各类人的生活现状和形态，用于警示人们。欧美、日本等出版的书籍比较多，涉及到的行业和人群比较广泛，看后令人发省，现在，基于国内的第一本译文纪实丛书终于出版，这就是国内作家袁凌编著的《生死课》。

《生死课》分为两个部分介绍，分为生和死两个篇章，每篇都有若干短文，其中生篇38短文，死篇31短文，共计69短文。但毫无疑问，作者关注、采访、撰写的都是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了解这些人的生活故事和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加认清社会的现实。

“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今年5月28日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到的3个数字刷屏网络。也许很多人都根本没有想到，这几个数字是如此的扎眼，更有一些人感到很不真实。看看身边周围的人，感觉没有人的月收入会达不到1000元，但是在你不了解的地域或者行业，很多人都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当一部分人每个月都在为了房贷、车贷而努力的时候，另外一部分人还在为温饱问题而苦苦挣扎。虽然，从广义上讲世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从狭义范围来说，每个人的境地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地域、文化、环境等等很多因素都造就了不可能所有人都可以活的很好，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伪命题。

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的生态进程，但联想到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地域性的生活条件，很多人的情况自然不容乐观。人的一生是一种很复杂的经历组合而成的，并且是不可预知的。有的人因为生活压力而造成精神出现异常、有的人因为走丢了孩子而变得目光麻木、有的人辛辛苦苦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有的人在黑心矿控制下从事随时可能死亡的工作、有的人生了病没有钱治疗…有太多的人和故事需要我们去关注，了解人间疾苦。生与死，其实距离并不遥远，一念之间，但人生百态，很多情况的发生却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只有在看到的时候，震惊的那一刻才让我们的心如此沉重。

译文纪实系列丛书的主要着眼点就是世界各国中那些社会矛盾的最尖锐的部分，毫无夸大的成分在内。我们现在生存的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时代，《生死课》中描写的这些描述，都是现实中发生的真人真事，这是时代的印迹，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上的一堂关于生存的课程。

　　《生死课》读后感(六)：称出羽毛的重量

偶尔，我们与一些人擦肩而过，可能是便利店员工，亦或地铁车厢乘客、灯光下的路人，甚至家乡的远房亲戚。他们卑小，遥远，似乎没有什么闪光点，也不如那些热点、明星值得去追，等一下，生命，“存在即合理”。他们是谁？他们被视而不见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轨迹？《生死课》所展现的69个事件，宛若69个黑白琴键，用白描的乐调，向我们倾诉69条平凡人生路，即便是逝去的生命，都饱含重量，都曾竭尽所能地表达来世间走一遭的次次呼与吸。

①沉中浮起，萤火的气息

一生起起伏伏，是大多人的经历，也是蔡姐的。蔡姐和很多外出打工的人一样，涉猎了多种行当，财会保险服装及开矿，最后落得矿山赔钱。而今的2家火锅店，总算是继续着的事业。但，人被上上下下折腾多了，难免产生“失败效应”，蔡姐觉得“没意思”了，患上了抑郁症。在赴死前，拯救她的，是老家开花的苹果树，及内心忽然的转变，她开始与病症斗争，并渐渐好转。蔡姐老家有条道，沿路走时，“两旁的萤火闪闪烁烁，像要落到身上，却又像流水不会停留……”这正像我们每一人在这个世界的行径，无论出生时的背景环境，无论未来会怎样幻灭，始终带着好奇与向望，往前行走。可能这也是蔡姐救了自己的原因，对着苹果树，映照出内心尚存的一点念想与希望。临尾，“地皮透出一层青色，似乎只用于呼吸。”

②捕蛇人·母亲·肖邦手模

捕蛇人是位父亲，在山后的小路上吊自缢。不是一时起意，而是在妻子因病过世后，再无任何可以存活的借口。自尽前，他给儿子打了电话，好像稀松平常的招呼，告知要离开这个人世。在儿子与作者吐露心声后，获悉前者的父亲几乎捕尽了家乡的蛇，捉、捕、剥、倒，让父亲对生变得麻木。与此同时，他与伯父自小就结下了仇气，恨也是一种联结，当伯父去世，父亲的联结少了一个，脾气也变得柔和。在自尽前，父亲的灵魂有无任何一丝依恋？

作者自述母亲的离别，没有太谈及母亲的过往，不紧不缓地道了些与母亲相关的人和事。似乎母亲与他有些距离，又似乎总是守在一旁。作者高考前，在楼上复习。间歇下楼，豆角地里看到母亲。作者采豆荚花编了个花环，母亲看着他笑了。记忆最短的，却是最好的。但这距离还在，作者梦见母亲，都走不近她。我们一路告别逝者，而这哀伤如影随形，却也无形中赋予力量。

郎朗的钢琴独奏会，最近刚在上海落幕，有人称道其技艺，有人暗叹票价太贵。可在他之前，“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方是我国古典乐坛上，传奇中的传奇。一提起故人，蔡容曾的语气也变了。“圣婴的长处是音和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手指和另一个手指。……有时相邻的两个在吵架，相隔的却想亲近。”她对古典乐、对这位音乐家的念想不同寻常，更应允写顾圣婴的传记。她和顾高地有着段渊源，后者是顾圣婴的父亲。然而所有凝结着心血、关于顾圣婴的一切都没有了，屋子里徒有一副石膏的肖邦手模，由波兰政府赠予顾圣婴。人去屋屋空，顾圣婴故居在愚园路上，今日的愚园路，恰好小雨绵绵，雨丝有如肖邦手模上的裂纹。

③称出羽毛的重量

在《生死课》新书分享会上，李宗陶老师赞叹作者的文字“能在羽毛中发现重量”。的确如此，69个短篇，从一而终的，是简练的语言，以一种悲悯的温度，触及内心深处。没有修饰性的语词，此情此景，被深深描画在眼前。而承托这重量的，是作者所抱持的态度，对生命无比的尊重，对家乡乡人深切的关探，对一切无奈遭遇的同情。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暂时的放下。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比昂，曾这样探讨：“对于内在世界的焦虑，可以通过打断自己的意识来面对，尤其是对自身感觉与心智的意识。”作者在字词中所隐现的，似乎也有这层含义。面对重重压力，TA如海浪，如地震，我们无力改变，依旧在这里，只能继续迎头面对。因此，或许暂时放下，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慰藉。当将TA再度拿起，一片鸿羽的力量也就呈现了，即便是多微不足道的生命力。

读罢全书，可能内心潜藏的力量也会涌现，无论你是苦闷，是悦纳，是怀疑，是审慎，还是，将之视为一种剧情。

人生一场，心存念想。一如作者所说的，就让我们“找到一点不成安慰的安慰，不成依靠的依靠。”

　　《生死课》读后感(七)：鲜血的颜色

收到这本书是在下午，我打开来看，川渝的冬日本来就少阳光，阴郁的天色又一点点暗下去，很像这本书的感觉。很多故事都像黑白的默片，很多人都像黑白影像。好多人甚至没有清晰的外貌描写，但你可以根据时间、场景与遭遇去想象他们的高矮胖瘦。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但“不幸”本身，还是有具象的：生来的缺陷、失败的婚姻、不请自来的疾病、噩运的纠缠、突然的事故……即使你尽量抱着一种看故事的漠然，那些画面还是像黑影飞蹿的恶魔，在你眼前影影幢幢，生出很多叹息，甚至恐惧。

我看着看着，会想象作者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出现在每一个故事中，大部分时候是不动声色没有面容的观察者，偶尔会在冷静的文字中动一下感情。他写的这些人，有点像一部电影的结尾，慢慢都微缩成一小块图像，然后无数图像慢慢以碎裂状拼合，铺满整个屏幕。这些图像，因为袁凌的白描笔法，全都是一片黑白灰的色调（其中当然不乏凌厉清晰的画面刺痛你的眼眸）。在这黑白灰的屏幕之上，唯一的色彩，是袁凌写的自己，在李花山坡上吐出的那三口鲜血。

第四口鲜血，他没有吐出来，保了命。但从此也是在生死关头走过一遭的人。我想那第四口鲜血还一直在他体内游走着，促使着他去记录他者的人生，也在其中收获对生死的理解，等到下一次体验再来临，就应该不再慌张，仿佛面对一件已经知道内容的迟来的礼物，从容，淡定，甚至带着早已接受的淡漠欣喜。这些文字，这些故事，把袁凌托起来。尽管他写得很克制（也可能表述风格本身就是如此），你还是能看到这些灰白的故事中，那口鲜血的颜色，铺成底子，也淡淡地蒙在面上。

在书里，“生”和“死”有个明显的分界。实际上却是生死纠缠，暧昧不明。一些死者以离去的方式赐予自己和世界新生，而一些生者甚至在以期盼的心情等待着死。我一向觉得生死之间有时有一道天堑般的屏障，把人和人隔开，那边已然槁木一般化灰，失却了一切的活气与念想；这边即便再哀痛伤心，也还是要着急地再度坠入滚滚红尘。有时，这屏障却又会消失，轻巧的一步，便跨越过去了。也许，过不了多久，还在“生”这个部分的人，又会进入另一个关于“死”的故事。“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最后的两三个故事，死去的不是人，而是动物。我看完之后有些感慨，人如蝼蚁，人如牲畜，说的是低贱或为人所不齿的状态；但无论是人、鱼、狗，离去后不过也是一抔黄土。但看你在这世间走过时，究竟留下了什么。故事，毕竟是由生者来讲述和书写。我们无从得知坟墓那头的世界，但袁凌说，“在生死两端上，总有其值得珍重之处”。

袁凌是陕南人，可能是曾经在重庆工作的缘故，也可能有时写到川渝临近省地的故事，总有些西南官话中常用的口语词跳出来（甚至陕南的很多方言也和四川话有重合），于是我常常读着脑子里的声音就从普通话切换成家乡的四川话，书中人常伴身边的痛苦和偶然淡漠的喜悦变得更为真实，时时叫我不忍卒读，但是，引用一位书友的话，“又很好奇，这个世界还能有多苛刻”。

袁凌落笔举重若轻，无论写生写死，都是淡然的调子，偶尔有戳痛心窝的那一句，也像北风一样，吹的时候是刺骨的，刮过去也就刮过去了，好像没什么痕迹。但留下就是留下了，薄薄纸页中的这些不起眼，又变得有千钧重。那些远远的故事远远的人，其实就在我们每天漠然的走动之中擦肩而过；这里面说不定，有我也有你。

生活的滚滚洪流，泥沙俱下，她/他们仿佛淹没其中的石块，袁凌用温柔的目光打捞她/他们，用 他的第四口鲜血和 清澈的文字抚摸濯洗过，给我们看石块上那些纹理。你明白那些是经历苦难才可能留下的，很深刻，又有着沉痛的美丽。

还有多少石块被淹没在洪流之下呢？ 有声音的人应该用自己的方式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我们需要更多的打捞人。

　　《生死课》读后感(八)：无法触及至深的脆弱之处

文图 / 左叔

很多仓促间发生的事情，要等到情绪真正平复了之后，才有能力组织语言将它说出来，而在发生的那个当下，人是木然的，迟钝的，也许能够感受到千头万绪，却没 有办法从起伏巨大的情绪里面挣脱出来，能够平静地谈感受、谈收获。读袁凌这本《生死课》的同时，我在现实生活中也在经历着“生死课”，所以整个阅读的过程拖得很长漫长。

月初刚开始读这本书不久，我的外公出了些意外，拖了几日终不治，这件事情一度令我耿耿于怀。他虽然已经是90+的高龄了，但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很好，耳聪目明、勤学善思。一直以来作为小辈，我常常会忘记掉他的年纪，而他一直以来都是不伏老的状态。

然而，在这一次意外中，他走得特别匆忙，甚至连句话都没有留下，这大概就成了我耿耿于怀的点。我有几天无法安稳地入睡，一方面是担心我的外婆以及我的妈妈悲伤难以平复，另一方面也在担心他的离去会留下诸多需要厘清的种种。

有几天，我非常密集地往返苏州与上海，来去两百公里的路程，却不觉得特别倦乏。唯一送别的那一天，兴许是在中午时分在告别式上无法自制地大哭过一场的关系，返程的路上又多开了几十公里绕到虹桥枢纽送亲戚，一路之上倦意丛生，几乎是掐着大腿将车子开回来的。

当晚，我就做了一个无比清晰的梦，梦见了一组“百思不得其解”的数字。我以为这是我与他之间的“心有灵犀”，但事实上我梦到的这组数字最终也是无解的。死亡横亘在我与他之间，虽然往事历历在目，但我已经无法知晓他有什么想法，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不辞而别。

我有几天根本无法面对这本书，一行字也读不进去，别人的故事里总有自己的影子，强逼着自己去读的话，心里面郁着一团散不去的、焐不暖的寒气。后来精神状态和情绪稍微好一些之后，我又试着用工作填满每个缝隙，尽量不去碰这本书。将沉溺在写稿之中，去盘点时事、去关注新闻，尽一切可能不去碰它。一波一波的寒潮，气温一日低过一日。捱过就能好的2020年，终有一些遗憾要留下了。

我是在去接母亲料理完外公的后事返程的路上释然的，因为我意识到她比我还要严重地“陷在里面”。在那个当下，我忽然就意识到了，生活还要继续，我得想办法把她拉出来。所有人好好地活着，如外公所期待的乐乐呵呵地活着，这才是我与他之间的“心有灵犀”。我有安慰和开解母亲，我有向我的女儿聊起过这个沉重的话题，我有重新开卷继续读这本《生死课》。

纪实文学中的字里行间，一直以来都有一种“生疼”，更何况是这种涉及生死的话题。此前读过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也在一些读书分享会上说出自己的感受。写作者的目光贴伏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关怀着那些生活在社会角落和皱褶中的平凡人，遥远贫瘠的山沟沟、混乱芜杂的城中村，有些人没有希望地苛活着，也有些人没有尊严地死去，有一些触及这个社会根子的难堪处。

这一切因为过于直白了，人常常会别过头去不忍直视，读着读着就会有特别难忍的义愤和无言的沉默。与书中所有的陌生人的故事相比，亲人的故事则更为“残酷”一些。书中写到了母亲的死亡，我看到袁凌在落笔的时候用了“一只水雀儿被击中”细节，将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小事与母亲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形成关联的“意象”。终究还是平凡人，终究还是有一些自己无法触及至深的脆弱之处。生死是堂课，然而从别人身上领悟到的终究还是有些浅薄。

　　《生死课》读后感(九)：一粒沙的痕迹留存

“就算是一粒沙，它曾经存在过，我还是给它留下一些痕迹。”

这是本书作者袁凌老师在播客上说到的一句话。也是因为这句话，我想来简单写写《生死课》这本书给我的感受。

《生死课》这本书主要分为“生”和“死”两部分。在袁凌老师记录下的故事里，主人公都很平凡。或者是太平凡了，他们的故事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可能在不久时日会随着他们肉身的消亡和亲友记忆的淡忘而像是没有在世上存在过一样。他们就算再渺小，像是一粒沙，曾经存在过。我们也该给他们一个生命纪念的留存。

⭐生 丨 沾满石油泥污无法飞翔的海鸟

○有娃子

图上的就是有娃子的双手。他日常维持生计的方式就是跑摩托。他的双手套在挡风手套里，就不会被乘客看见。他的服务意识很好，以致于客人都会选择乘坐他的摩托车。他们也不会因为他的双手嫌弃他。

他的名字虽是叫有娃子，但是他还是单身一人住在破落的房子里。好不容易有个带了儿子来找有娃子搭伙的女人。没想到的是，女人看中的是有娃子的房子。女人的儿子也不思进取。这女人给有娃子带来的可不是单纯的幸福，而是更为落寞的穷困。

本来还以为捡废品的奥菲利亚是有娃子关于爱情的希望。她身份不明，后来也不知去向。有娃子对于爱的渴望随之降到最低。

房子是他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他的尴尬。他因为房子而无法申请低保（不符合条件）他只能在风里雨里中继续跑摩托，维持他的日常开销和治疗用的药费。

○没有故事的盲女

九岁患脑瘤却因为家中没钱医治的她，渐渐失明。袁凌老师很想为她写些什么。没想到的是，题目“42岁的小女孩”被几个留言嘲弄了。单看她个头矮小、双目无神，面容仍像是小女孩但是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无名的衰老。家境贫困的她，病历也丢失了。仅存的B超片子能看得出，她颅骨内肿块的阴影。她的生命不该在黑暗中延续下去。然而，如果没有钱医治，或者没有及时治疗，盲女的后半生也还是会在贫穷和黑暗中度过。

她的故事在我们看来大概没有什么特别触动的地方。倘若袁凌老师没有写下她的故事，那么离她那么遥远的我们无法得知远处的地方有个盲女在求助。真的不会知道。

⭐死 丨一捅就破的脆薄窗纸

○最后一瓶氧气

煤矿工人林志学，坐卧不宁。他倚靠着略带锈蚀的氧气瓶子上喘息着。多年的煤矿工作让他的肺早已变成了尘土。如今他吸着的这瓶氧气，是他最后的一瓶氧气。拔掉管子，他也活不长了。

家里的状况也不允许他一直这样吸氧。年轻的花枝招展的妻子，跟病房里的氛围格格不入。她也说道，“吸完这一瓶，也吸不起了”。（袁凌老师也在播客中谈到了这个故事。锈渍斑斑的氧气瓶子旁挨着的是用什么姿势躺着都觉得不舒服的林志学。）

林志学自己也知道他还未到的未来。未来的路，他一样看到尽头了。“那是人们在悲痛的最深邃处找到的宁静。”病房里相视无言的宁静，正是一种无奈又悲切的情绪。窗纸很脆薄，一捅就破。病床里的活气太稀少了。连读着这段故事的我也快透不过气来。

——

书中太多平凡人的故事，我们读着或许还能看到身边亲友的些许影子。他们的故事，在别人看来太平凡太普通，平凡得似乎没有记录下来的必要。转念一想，如果没有这样简单又平凡的记录，读者并没有机会能跨越千山万水读到他们的故事。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作者法拉奇说道，作家是要帮助别人在黑暗中，在烟雾中看得更清楚。我想，《生死课》的袁凌老师也做到了这点了。

“不论人生如何卑细，在生死两端上，总有其值得珍重之处。”袁凌老师如是说。

　　《生死课》读后感(十)：专访｜袁凌《生死课》：存留一份生命的纪念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实习生 童露雅

来源：澎湃新闻·文化课

“普通人生命中的一个比较凝重的、意味性很强的时刻通常是和生死相关的”如同摄影中有一个最具张力的“决定性瞬间”，如果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静水深流的一生中挑选一个最值得书写的瞬间，也许就是那个关乎一个人生死的时刻。

袁凌“生死课”也是袁凌持续写作的主题——《青苔不会消失》中设有“生死课”一章，写作的是人面对各种处境的艰难，是一个人生课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袁凌纪录了人生中亲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为人、为动物或者植物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到最近出版的《生死课》，“生”与“死”单独成章，记录了各色在自己的人生中辗转的小人物。《生死课》中有的故事写尽了一个人的一生，如一个在雪夜曲折离奇地失踪的矿工、总是经受各种挫折的“命不好的长安姑儿”。有的故事则是一次偶然的际遇：如在擂鼓台偶遇尼姑们和听到她们只言片语的对命运的抱怨；如办理一桩民事纠纷中去拜会一家人时看到他们正围坐在地下就着一小碟辣酱吃一餐饭，猝不及防地闯入一家人的窘迫生活中；如随公益组织探访白血病儿童时，之前还撒娇耍赖的小孩儿突然大口吐血，一瞬间被死亡攫住……

这些人物都是袁凌在成长经历、采访调查以及公益探访中邂逅的，袁凌介绍，“有乡土的长辈，也有都市的边缘人；有历史中的失踪者，也有留守的孩子；有辛苦的生意人，也有孤独症阴影下的白领。有逝者，有生者。交集或匆匆一面，或长达数年。”

袁凌写作这些故事，旨在留存一份生命的记录。

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袁凌。

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

袁凌在一次对谈中说：“怎么样让非虚构有严肃文学的地位，有严肃文学的表现力一直是很重要的问题，非虚构不是没有文学性的一些东西，而是它打破一种文学性‘天衣无缝’的幻象，给大家提供一种互动式的、交流式的、互照式的表达方式。”

袁凌非虚构写作中所呈现出的似乎在小说中才有的隐喻和象征性意象的置入，在《路旁的变色龙》中，袁凌写：“一路看看两边密密排列的租屋，人的生活似乎摊在手边，无所隐藏。就是在那条小巷里，我看到了暖箱里的变色龙。”以变色龙被摊开的生活环境和朝不保夕的命运暗示着这条小巷中铁皮棚屋住户的命运。此外还有似乎在小说中才有的传奇性、戏剧冲突一样的情节，如《望京病房里的货郎》中，袁大爷在北京打工的经历和三十年前翻山越岭作为货郎卖布的生涯相互勾连着，一种是在医院清理垃圾手术台上血水的逼仄的现实，一种则是像浪迹江湖一样广阔的漂泊。

袁凌的自述中说：“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来看，我们非虚构做的工作不是排斥化合，不是排斥变形，不是排斥综合，而是保证质料是真的，让读者感觉到写作的细节、写作的事物的质地、语言的质地。”

澎湃新闻：《生死课》是作为“译文纪实”中的一本，这也是一个大的非虚构写作出版序列，但是《生死课》中呈现出的很多文学意味也让读者会考虑，里面的故事有多大程度是“非虚构”。

袁凌：《生死课》还是比较严格的非虚构作品的，里面讲的故事都来自于真实经验，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没有什么加工。我可能有一些感情色彩，有一些细致的描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点我个人感情参与，但是事实、对话基本上都没有去做什么加工，所以还是原本意义上的非虚构文集。

但是非虚构发展到现在，确实有一大类就是故事，所谓真实性很多是没有办法去通过一些传统手段进行验证的，只是看写作态度，编的故事和真实的故事有一种质地上的差别。

我会尽量把生存现实写的可靠一点，不让人感觉到渲染加工过。我的故事不会太曲折、也没有那么强的故事性。我的故事可能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联系起来，中间有一些缝隙，有一些没有接上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人生的真实状态，人生不可能像有一些故事那样前后衔接的那么严密、那么顺。

澎湃新闻：我有种感觉就是《生死课》中故事里的人物都好像缺乏一种主体性，他们常常是处在一种“被观看”的位置，好像非虚构写作就是在一个已然如此的现在去回溯人的命运，其中无奈和悲凉多于传奇。而小说中，人物则是总要经过几番挣扎、几次觉悟的。

袁凌：对，因为小说主体性是强行建构起来的，要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到那个样子。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的人物性格取决于环境，在一些时刻中，人物性格会体现出意义，但是更多是平淡的生活场景。

因为是非虚构写作，我不会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去给他塑造环境，或者说弄成一个典型。我们真实生活中有一些有意味的场景，但更多时候是一种很平淡的日常。人生中几个有意义的场景可能会前后出现，我想把这样一些场景和细节记录下来，不一定中间都连得起来。如果你想要把它连起来，可能就要虚构很多东西，还有因果上的逻辑关系切合递进，那样就真的是小说了。

我就是想把它记录下来，中间肯定会有孤岛、片段，肯定会有一些平淡的东西，这就是生活的原貌，这是我写作的态度。

澎湃新闻：《生死课》中的故事你是怎样发现的？

袁凌：有的是生活上偶然认识的，家乡的人当然从小就认识。我觉得保持一个敞开的接受态度，不是说我有一个身份，然后去跟那个圈子里的人固定的交往，这样可能偶然就会认识一些人。这些人，你当时也不是一定要写，可能经过交往，有一天忽然就发现对他有一种很值得写下来的深刻印象，他有某种让你觉得值得去记忆，值得回味的时刻。

我喜欢跟各种人有一些联系，因为我试图去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现象，尽我的能力去理解他们。我的理解是有限的，所以我写出的人也是有限的，我不太善于加很多东西。所以我笔下的人，他们都是有限的存在，不会提供一个完全标准化的。

澎湃新闻：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就是哪一个人呈现出一种“有意味的瞬间”让你觉得应该写下来的？

袁凌：比如《擂鼓台下的尼姑》一篇中，那个尼姑，她跟我就见过一面，按说也没什么值得写的，但是她触动我的地方是她很卑微——尼姑庙不想要她，让她干驴子一样的重活，她身体又有病，我觉得她很值得同情，但也不至于想到写下来。我后来写诗说：“我记不住她就像记不住一只地上的蚂蚁，就像更高处的人记不住我，尽管我有心记住她的一点什么。”

但我后来想，我们很难记住跟我们的生活并不真正有关系的人和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有心地记住，就这一点让我还是决定给她写一个东西，把她当时给我那么一点点印象和触动写下来。

澎湃新闻：在《生死课》中，你很多次都写到听某某人说起，一个人后来经历了什么，这种可能会涉及真实性问题的，在非虚构写作中应该怎样处理呢？

袁凌：听别人说不代表确认这个是个事实，我只是原原本本告诉你。你可以判断它不一定是真实的，它提供了一个生活的可能性，每一部分的可信度是有差别的，大致上不离谱我会写下来。但是我这个只是一个故事集，不是那种调查报道也不是特稿，所以这个我只是提供比小说散文的可信度更高，但是不是调查报告，有时候可能会显得有些片面，但不是我伪造的，我也不会添加消息源。其实我们的报道当中又有多少是真正可靠的，有时去采访知情人也没有严格的核对，从某种程度来说非虚构发展的一个故事性本身也是一个变量，不承担调查报告的这样的使命，但是它对于生活的传达有责任。

前几天我跟我跟弋舟做过沙龙，他说这个作品倾向于一个小说集，我就在想，他这么说的时候，他的小说观也发生了变化。

钝感力与敏感度

与《生死课》一起被推出的还有一本日本现役法医写作的《不平等尸体——解剖台上的“无声之言”》，“译文纪实”系列从《女性贫困》《老后破产》《无缘社会》到最近的这本《不平等尸体》，持续呈现着这个破损的、荒诞的社会中种种不幸的人生。而从这个作品序列中也可以看到，从中年困境写到垂老、写到孤独死，再写到尸体暗示的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待遇，写作逐渐向一种更黑暗处走去。

渡边纯一写过一本《钝感力》，对生活中磨损人意志和情感的一切保持迟钝似乎是一种自保，从出版作品越来越“暗黑系”也可见大众似乎正在走向“钝感时代”：我们需要越来越重口味的故事，我们的猎奇欲像一张大口，那些寻常的故事总会被轻易吞噬。而荒诞之处在于，我们却又变得那么激进、易怒，容易被鼓动情绪，容易对并不真正了解的事情口诛笔伐。

澎湃新闻：你常被认为是“敏感的写作者”，而现在可能大多数人却是对一切事情都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的。

袁凌：人就是这样的，总是会比较颓丧。现在大家都觉得生存的意义不大了，很多人对生死麻木了，感到疲惫。我写《生死课》就是希望大家要保持一种感觉，不能麻木。我在《父亲的最后一个电话》那篇中就写了一个早年生活一直处在暴力和欲望中“像是当初和大伯决裂，像早年的杀蛇剥皮”的做事情永远都不留余地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儿子自己决定“要走了”，他就是对生死麻木了。

我希望大家有一种敏感度，比如《战栗的少年》中，因为他母亲的悲剧，他至少还有疼痛，还是有感觉。其实我们还年轻，对生活有感觉，但是我们装出一副好像没有感觉的样子，并强调没有感觉，这样是不好的。

澎湃新闻：你在决定写一个故事的时候，首先是会想到一个人物和他所处的情境，还是首先会有一种情绪？

袁凌：不好说，我首先会对人有一种关心，因为我都是写人或者动物，他们首先应该有一种让我觉得想记录下的东西，可能会包含某个场景某个印象。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写作和出版越来越沉重、猎奇的这个趋势？

袁凌：从我自己的写作，我把“生”排在“死”的前面，我只是平等地纪录希望和绝望，全面的纪录他的生死和值得留恋的东西。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度说一定要写晦涩，或者一定要去光明。我确实不太习惯强调什么，我的故事就是比较白描式的，没有太多加重、渲染和往一个向度上太用力，生活本身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困难，它本身是重的，但人们又试图在呼吸，所以还是希望在这个重压之下，人性有某种气息的散发。

澎湃新闻：接着“情感力量”这个话题讲，有时候一些满含情感意蕴的细节比枯燥的说教更有力量，比如在理解那位医患矛盾中受伤的医生陶勇时，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决定给一位将不久于世的老人做白内障手术，就是因为她说：想亲手给自己缝一件寿衣。这样的片段常常更打动人。

袁凌：这一个片段中，他是了解这个老人的生命最真实的需求啊，他认真的态度就会对生活的真实感有一种保存，如果只是漫不经心的、半真半假的，可能就没有让大家觉得有那么一种知觉感了。

非虚构故事中的乡村

《生死课》的故事很多是发生在乡村，那种人一生被生活局限在一个地方，最后在距离生前居所不远处的地方被埋葬、那种因为太过于草率地对待生活而遭受到的伤病或者死亡，如因为摸了电线两只胳膊都被截肢的女孩，因为把农药当成酒喝下死去的中年男人，这种荒蛮无序感的获得似乎总是要仰仗一个失落的乡村来提供。

而乡村中也充满了原始的浪漫，如一个失智的老人失踪了半个多月，原来是背着篾蔸拾稻穗，“稻子从西边开始割起，她就一直跟着往东走”“开始吃干粮，后来就讨着吃，晚上住草垛”，谈起这个故事时，袁凌说：“这一刻就体现了生活中某种不可忽略的真实，那个老太太对农业和谷物养活我们的尊重感，现在已经消失了，这让这个片段充满了意味。”

澎湃新闻：现在70、80后的小说家也在写作大历史失落后的个人经验和对乡村经历的怀念，而许多社会学家也在写作乡村，近些年卖的很好的比如《乡土中国》、作家梁鸿的一些有乡村纪实的作品，你的非虚构故事中很多都是讲述在乡村中生活的人的故事。所以小说、非虚构和社会学视角的乡村写作会不会界限越来越模糊？你自己的写作经验是怎样的？

袁凌：我没有太想这个问题，但我能感觉到真正的乡土文学现在已经比较衰落了，现在基本都是在城市化的背景当中去写乡村。我写乡土的书感到太沉重，因为我花了很多功夫，包括自己回去待在家乡去写，结果这两本书的接受度是非常低的。我感觉到读者是并不要看乡土消失当中人物的情感，他要看的是社会学的分析，或者是田园牧歌式的，他并不需要面对当事人真实的苦痛。把城镇化进程当中，每一个个体真实的疼痛写出来，我觉得其实没有人再愿意看，一定是要跟城市有关他才看的，他一定是站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去看，所以我觉得蛮没意思的，有点灰心丧气。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现象是社会学著作冲进来以后，他们算是非虚构写作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他们成了主流，我觉得非虚构就消失了。因为我觉得非虚构的要点还是在于记录，不是研究，我们记录一个事儿、一个人、一个人生，一个事件都叫非虚构写作。

澎湃新闻：《生死课》中的很多乡村生活的人的故事也完全可以作为乡村写作的一个部分，或者是提供了很多乡村的样本。

袁凌：是的，但是说实话大家觉得不成气候，大家还是要比较宏大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不太想去做宏大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比较空洞。我看到是一个个体真实的疼痛、真实的情感，没有必要把它放在一个家族史、甚至说一个乡村史中，我觉得都我做不了。我生活的那个乡村的形态也决定了我倾向于从个体写，不太习惯或者没有那个能力和条件写一个完整大的村庄、一个镇、一个县城、一方土地的变迁，可能由于我们那里都是散居，因为山地没有办法形成很大的村子，不会提供很大的样本。

澎湃新闻：但是很多小说家的乡土写作也是从个人的角度进入的，未见得一定是对大历史叙事和整个乡土变迁的把握。

袁凌：徐则臣和葛亮就是（从大历史中进入）啊，葛亮的《北鸢》也在写家族史。他们还是在建立一个宏大的东西，但是说实话我可能都有点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基础不一样，我们那里撑不起那么宏大的文化、家族，所以我就写一个一个的人，如果是写一个更带一些整体的东西，我可能会写时代的精神倾向，就不会是一个标本倾向，可能我没有这个条件。

澎湃新闻：你的故事中也涉及很多非理性的内容，比如托梦、叫魂等等，你怎样看待非虚构写作这种内容呢？

袁凌：这不能叫非理性，这只是人意识的一部分。他们内心的活动也是一种真实，得到验证我觉得是次要的，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也现在也很难搞清楚，我倾向于就说是实录，我也不负责去解说真假，不管是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它也是一种心理现象。

我的故事里面虽然人物有各种的心理，但是并不足以对现实发生推动作用，现实就是现实，心理是心理，不会有魔幻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