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素小史读后感100字

　　《激素小史》是一本由[美] 兰迪·胡特尔·爱泼斯坦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2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激素小史》读后感(一)：我们是船，激素是水

　　

我们是一艘艘小船，开往我们以为的风的方向。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船下的水流才真正地在带领我们游走。我们可以看到水流的方向，但看不到水下互相角力的暗涌——有冲破平衡的那一支才会带着我们向前。我说的水流就是激素。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情绪和健康，是外界施加的影响，但实际上只是体内不同激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激素和我们人体的关系。身高、体重、情绪、爱情、哺乳，还有无数的身体现象，居然都只是由那些曾经被认为少到无法测量的化学物质引起的。有点像我妈说，多亏了她的骨头汤我才能长这么高，但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只是我的激素正常分泌。甚至有人认为，暴力和谋杀，说不定也是激素影响的结果。

这本书不是“激素史记”也不是“激素简史”，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一本关于人的故事书。有的人进取，即使在无数的成就上世界第一，但仍然不知道疲倦；有的人唯利是图，打着科学的名义挣大钱；还有救子心切的妈妈，本来只想让儿子长高一点，却一不小心改变了世界；还有的人可能只是吹牛吹过头了，说在蛋蛋附近来一刀能强身健体返老还童，名声响彻海内外，让无数男士为此开刀，结果吹牛的人自己到死蛋蛋还留在胯下。

你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政治书，或是一本为科学发声，为权利弱势者发声的书——毕竟激素顶多不过是吹着世界这艘小船行走的微风，而人才是世界的主角。这些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就成了这本书。可以看着图个开心，顺便还能学到一点激素的知识，适合放在床头柜上。

　　《激素小史》读后感(二)：贝特霍尔德和他的6只公鸡

　　

本书从激素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前开始讲起。不仅介绍了激素的历史，还介绍了科学发现与谬误，以及孜孜不倦的科学家如何给人类带来希望。

激素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体内的化学运作机制。其中不仅包括身体发育，还包括精神发育。愤怒是由什么导致的？母婴之间的情感联结是由什么促进的？爱和情欲也是由我们体内的化学反应控制的吗？除了内分泌学以外，也许没有其他医学学科能够研究如此包罗万象的话题了。

内分泌学直到19世纪才作为一门科学出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激素实验是在1848年8月2日进行的。实验对象是6只公鸡。但当时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这个实验的意义。进行实验的贝特霍尔德医生，试图解释移除了睾丸的公鸡的行为的变化。他推测睾丸会向血液中释放某种物质，这种物质会被血液输送到全身，并到达特定的目的地。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1905年6月20日，斯塔林在他的演说中首次使用了“激素”一词。并解释道“我们把这些化学信使称作‘激素’，它们产生于某个器官中，然后被血液运至受体器官……”这清楚的定义了激素的功能。斯塔林还认为，激素研究是通向健康之路的大门，对激素作用原理的深入了解将帮助人们实现对身体的完全掌控，这也是医学的终极目标。

20世纪初期神经外科研究领域的先驱库欣实施了世界上首例人类垂体移植手术。他的大脑收藏留存至今。库欣中心现在向公众免费开放。【http://cushingcenters.org/】

内分泌学于20世纪20年代从一种晦涩的理论变成了最人们的学科，鼓吹内分泌神药的书也纷纷出现，广告和专栏故事更是给这门学科增添了诱人的色彩。激素被视为所有疾病的元凶，同样，人们也相信可以通过改变激素来治疗一切疾病。这种对疾病的乐观态度在1922年到达了顶峰，多伦多大学的班廷和他的学生贝斯特通过注射胰岛素拯救了一个患糖尿病的14岁少年，这宣告了激素疗法新时代的到来。

激素原罪论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观念转变，更是一种统一理论：激素影响了大脑中的神经元，从而改变了我们潜意识里的欲望。

20世纪20年代，将器官捣碎作为药物出售是一门大生意，被称为器官疗法。人们用捣碎的甲状腺治疗粘液性水肿，用胰腺治疗糖尿病，用肾脏治疗尿道疾病。

1924年，激素药物巨头卡恩瑞克公司出版了一本医疗手册，上面记录了116种疾病的激素疗法。该手册声称肾上腺栓剂对痔疮、呕吐、晕船都有疗效，完整的垂体缓解头痛和便秘，睾丸能治疗性神经官能症。他们出售睾丸提取物，用于治疗癫痫、虚弱、霍乱、肺结核、哮喘。

真正的医学专家担心虚假医疗会削弱严肃医学的可信度。

“内分泌学乱象丛生，损坏了我们这个职业的信誉，可恶又可悲。”分泌学家汉斯·利瑟在给库欣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无知，以及商业的贪婪。内分泌学即将变成一门龌龊的生意，贻笑大方。是时候让人们知道真相了，不论说真话的代价有多大。”

库欣在创立了内分泌物协会近5年之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道，近期关于垂体的研究使得“论文纷纷涌现，内分泌学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人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科学发现；有人是狂热的殖民者；有人像传教士传播福音一样推广知识；有人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乘着商业的东风扬帆起航。……许多人都在这趟旅途中奋力前行，至于我们为何如此坚定地探索，就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去阐释吧。”

激素探索过程是不同事物相互联结的体现。他从我们体内的腺体检查开始，逐步聚焦于产生激素的细胞团。库欣肯定不会对所谓的“低睾”药物或催产素糖丸感到惊讶。但他可能无法预见到放射免疫测定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测量十亿分之一克的激素，给整个学科带来一场革命。

21世纪的航海家的目标虽然仍不清晰，的越来越明确了。我们会越来越了解这些化学物质如何催生我们的欲望、情绪、生理需要和维系我们的生命。

　　《激素小史》读后感(三)：从曼哈顿畸形人表演剧团的胖新娘说起

　　

胖新娘下葬之后，盗墓者一天也等不及，连夜来挖掘尸体，想要运给科学家。1883 年10 月27日，巴尔的摩市奥利维山公墓里，只听到守墓人的枪声划破夜空，吓得盗墓者带着铁锹和铲子落荒而逃。刚过了一个小时，守墓人又用枪声赶走了另一伙人。新闻里说法不一，有的说子弹打中了两个盗墓者，有的说一个也没打中。但不论怎样，每个人都活着。当然，只有胖新娘还躺在墓地里。

如果有人觉得他们能把布兰奇·格雷整个挖出来，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她足足有517磅重，所以又被称为“胖新娘”。先不说别的，要把她绑到木板上，扛下三级楼梯，再抬上殡仪车，最后埋到6英尺a深的地下，就得十几个壮汉合力才能完成。由于她的遗体是被觊觎已久的医学宝藏，所以守墓人在下葬的那晚便严阵以待，在墓地旁一所房子的二楼死死盯着，确保一切都发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另外，守墓人并不是孤军作战。还有两个守卫持枪轮流值岗，随时准备扣下扳机。

《复活者》纽约医学院藏品，纽约医学院图书馆供图

胖新娘布兰奇·格雷出生于底特律。她出生时就重达12 磅，不到12岁已经长到了250磅。她的母亲在生产不久后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觉得她不可能嫁出去，只会在家混吃等死。但格雷可不这么想，她要努力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她决心离开这个家，越远越好，远离家人的歧视和医生对她的好奇心。尽管她想避开人们的目光，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份让她“备受瞩目”的职业。

17岁时，格雷登上了去往曼哈顿的巴士，加入了一个畸形人表演剧团。她坐在其他“畸形人”旁边，这里有长胡子的女士、侏儒、巨人，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她觉得观众会为她庞大的体形买单。他们有时住在像山洞一样的大房间里，有时挤在游乐场的过山车后面。精明的商人把这个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表演包装成教育式的展览。

这个展览将形形色色的人聚集一堂，不仅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还吸引了一大群生理学家、神经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他们试图证明畸形人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并非因为人们以为的道德败坏或上天的惩罚，而是因为身体残疾。如果科学家能搞清楚畸形人为何畸形，他们就能知道正常人为何正常了。

如果格雷能晚100年出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那么也许医生会做些检查，看看她的肥胖是不是激素异常导致的，比如甲状腺素或者生长激素异常。如果她有幸出生在2000年左右，她就能接受内分泌医生的检查，分析她的瘦素和饥饿激素。医生可能会怀疑她的母亲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生出肥胖婴儿的概率更大。不仅如此，因为医生具有丰富的内分泌知识，所以会检查格雷的其他可能的病因。新生儿甲状腺素不足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会导致其体重增加，还会引起认知功能障碍和皮肤干燥。

可是，格雷出生在19 世纪。

格雷并不是唯一一个得这种病的人。1840年，也就是她去世前约40年，另一位女士因为所谓的“致命肥胖”过世，尸检结果发现她脑中的肿瘤正在蚕食某个腺体。之后不久，人们还发现一名10岁大的患发育障碍的肥胖儿童的喉部缺失了某种腺体。格雷的死因是腺体问题吗？

到纽约后不久，格雷就以“胖女郎”的形象在博物馆a表演，一周能挣25美元。和事业一起飞速发展的还有她的爱情，售票员戴维·摩西爱上了她，但戴维一周的工资只有5美元。约会几次后，戴维向格雷求婚，并提出想担任她的经纪人。格雷都答应了。戴维当时25岁，而格雷只有17岁，但格雷谎称她18岁。婚礼在纽约市的简易博物馆举行，戴维向外出售婚礼门票。博物馆的入口处挂着横幅，上面写着：“世界上最胖的女人布兰奇·格雷将在舞台上结婚，就在今晚9点！”为了确保婚礼的门票能卖光，戴维在当地的报纸上发了很多广告。广告甚至把布兰奇称为“19世纪的奇迹”。

《巴尔的摩太阳报》称布兰奇为“沉重的新娘”。《纽约时报》调侃她是最“重”要的另一半，因为她“足足有517磅，根据引力法则，重量大的物体自然会吸引重量小的物体”。《泰晤士报》称她为“脂肪怪兽”。

婚礼结束后，戴维立刻产生了新的想法：把格雷的艺名从“胖女郎”改成“胖新娘”。他觉得这能让她脱颖而出，因为“胖女孩”和“胖女郎”太常见了，而“胖新娘”可能仅此一个。由于胖新娘嫁人的媒体热度实在太高，来看她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愿意为此付费。戴维因此赚了一大笔门票钱。第二天一早，这对新婚夫妇就在纽约市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表演。戴维还预约了接下来在巴尔的摩简易博物馆和费城黑格坎贝尔赌场的演出。

刚开始，一切看起来都出人意料地顺利。简易博物馆为所有人提供了免费住宿，不只是这对新婚夫妇，还包括婚礼助手：无臂侏儒、大胡子女士、白摩尔人。当地人把这里叫作“奇葩住所”，但美中不足的是，格雷爬不上位于博物馆三层的蜜月套房。博物馆不得不备好升降机和工人，帮助她上楼。戴维觉得胖新娘上楼就像一场演出，也应该收门票。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儿。观众抱怨胖新娘的眼睛老是闭着。大胡子女士发现格雷的皮肤发紫，还带有斑点，她有些担心。丈夫戴维嘴上说会好好照顾她，但完全没意识到他妻子的病有多严重。尽管格雷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她“既开心又愉悦”，甚至“让博物馆里的老骨头们都忍不住抛媚眼，这让她的老公吃醋不已”。

几天后，格雷去世了。戴维既震惊又疑惑。戴维当晚睡得很熟，但他早上7点左右醒了一次，因为格雷翻了一次身。那时格雷的呼吸声听起来很费力，但戴维只是亲吻了她，便继续倒头大睡。一小时后，他被经理的敲门声吵醒。起床前，戴维看了一眼妻子，发现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格雷的死讯登上了报纸头条，就像她的婚礼一样备受瞩目。《巴尔的摩太阳报》刊文称“世界上最胖的新娘离世”。《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则称“肥胖杀死了她”。就连《爱尔兰时报》也刊出了报道，名为“一个胖女人的猝死”。

来围观格雷下葬的人络绎不绝。买东西的妇女惊得丢掉了手中的菜篮，女孩奋力挤到人群前面，男孩则爬到电线杆上，左邻右舍把头探出窗外，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荒谬的一幕：一辆手推车载着一个胖到变形的女士从“奇葩酒店”出来，旁边是哭得十分伤心的独臂女郎、大胡子女士，还有马戏团的其他工作人员。这让在场的人以为葬礼只是他们的另一场表演，《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观众们在嬉笑中相互推搡。

格雷的悲剧是美国镀金时代的缩影：观众对畸形人好奇而鄙夷的心态助长了这种表演形式，媒体则进一步将其放大。媒体称戴维通过贩卖格雷的遗体照片牟利，一角钱一张。尽管有关格雷报道的故事性远大于真实性，但没有人注意到，她死后所受的待遇和生前毫无差别。她的死更像一场媒体的闹剧，没有人把她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看起来更像媒体的噱头和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格雷的故事并不只是在告诉人们要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它更预示着19世纪医学的开端。格雷去世的时间正值科学家着手揭开内分泌系统谜题之际，他们将发现体内器官神秘的分泌物——激素。为什么有的人脂肪过多、毛发过剩、体形过大或过小？在格雷去世的几年后，激素的发现将一一解答这些谜题。也是在那时，人们对激素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救命良药的研发，比如可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

　　《激素小史》读后感(四)：我们本是雌雄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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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跨性别现象的讨论在今年愈演愈烈。自19年年底开始，《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 K. 罗琳便因涉嫌发表反跨性别言论而陷入争议；今年6月，CALVIN KLEIN推出了一系列酷儿模特，其中，跨性别黑人大码模特Jari Jones也在国内外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前，一起当当网员工在变性后遭解雇的劳动纠纷更是又一次引爆了这个敏感的社会议题。

象征跨性别群体的旗帜。在象征着女孩的粉色和男孩的粉蓝色之间的白色，代表着那些跨越性别或认为自己是中性、或尚未被定义性别的人们。

跨性别人士其实是一个雨伞术语：它用来指称那些心理性别（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指定性别相反的人，也包括不完全符合传统定义的男性或女性的人们。一项全球性调查的结果显示，世界上有0.3%~0.6%的人认为自己是跨性别者，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不敢承认自己是跨性别者的人。另一项由Human Rights Campaign发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样本中，有高达35%的受访人表示自己的交际圈中存在跨性别者，其中，认识两个及以上跨性别者的受访人占多数。

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我们乐于谈论它，却很少思考它的本质是什么。目前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解释是，有性繁殖能够通过基因重组而维持一种多样性，以保证个体能够适应险象环生又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然而，非男即女的二元性别划分似乎并不是一个恒常的真理。

让我们来看看蓝头濑鱼。这种生活在加勒比海域的珊瑚礁中的小鱼过的是群体生活，在每个鱼群中通常只有一条雄性蓝头濑鱼，它支配着这个由众多雌性鱼组成的鱼群的行动。蓝头濑鱼有三种性别：雌性、雄性以及一种可以实现雌雄转化的性别。当这个群体失去了唯一的雄性蓝头濑鱼，最大的那只雌性蓝头濑鱼就会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发育出能够产生精子的精巢，最终成为雄性。

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现象在自然界是如此普遍，蚯蚓、藤壶、蛞蝓、海兔等等都是雌雄同体生物。因此，甚至有科学家猜测，与雌雄异体相比，雌雄同体或许才是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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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自然也免不了会发生在人类身上。1956年的夏天，凯瑟琳·沙利文在新泽西的西哈得孙医院生下了一名婴儿。医生用扩张钳把婴儿从产道中拉出来后，往新生儿的两腿之间看了看，随即陷入了沉默。这个孩子的阴茎很小，阴囊发育怪异（里面空荡荡的，没有正常男孩的性器官）；他的尿是从阴茎底部流出的，就像女孩一样。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沙利文夫妇的担心也与日俱增——他能够融入其他人的圈子吗？其他孩子们会取笑他吗？

沙利文夫妇最终带着小布莱恩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三周后，医生告诉沙利文夫妇，他在布莱恩的腹腔内看到了子宫、阴道和卵巢，布莱恩的阴茎也不是真的，它其实是过大的阴蒂。

医生做出决断：布莱恩其实是一个女孩。

性别发育的机制非常复杂，有无数个基因信号等待着被激活，还有许多激素需要在准确的时间以精确的剂量被释放。在性别分化完成之前，人类胚胎的发育在最初的几周内是以同样方式进行的，直到相关激素开始发挥作用，使一个无性别的胎儿逐渐发育出特定的性腺——睾丸和卵巢，以及随后成型的内部附属器官与外部生殖器。

也正是由于女性和男性的生殖系统都是由胚胎中的相同部分发育而来，我们很容易便能发现男女生殖系统中许多部分都有着对应的同源基因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一开始都是雌雄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总有许多无法预测的因素阻碍着性别的分化，譬如性染色体在配对时出现了异常，或激素未能顺利介入。因此我们会看到，在雌雄同体和雌雄异体之间，还存在着大量无法被分类或命名的中间类型。有些人同时拥有睾丸和卵巢组织；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女孩会由于雄激素分泌过多，从而拥有性别不明的外生殖器；有些XY基因型胎儿的体内无法转化睾酮，因而也就无法长出男性器官；得了特纳综合征的人只拥有一条未配对的X染色体，尽管缺失的那一条染色体有可能是X也有可能是Y，他们却还是会被视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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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小布莱恩接受了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治疗。此时正当内分泌学发展的转折时期，对睾酮和雌激素如何影响人体性发育、腺体的工作链等原理的进一步了解，使得当时的专家们开始有信心治疗儿童的生殖器不明问题。由约翰·莫尼（John Money）提出的治疗理论认为，性别身份在出生后的18个月内是可塑的，激素水平与后天的养育方式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此，在被决定要成为一个女孩之后，小布莱恩的过大的阴蒂被切除了——这样她在赤身裸体的时候也不会被当做异类。莎莉文夫妇也谨遵医嘱，开始把小布莱恩当做一个“天生的女孩”来养育。他们把布莱恩·沙利文这个名字改成了邦妮·沙利文，给邦妮穿上粉色的裙子，让她留长发，玩洋娃娃而不是卡车。为了彻底抹去布莱恩的痕迹，他们清理掉了所有与布莱恩有关的家庭录像、照片和生日卡。

7个月大的布莱恩（左）和18个月大的邦妮（右）[图源：dsdguidelines.org]

不过，生理性别与性别认同经常不能如人所愿达成妥协。在小学阶段，邦妮便开始意识到她对同性的爱慕之情，她还发现自己似乎注定没有朋友。尽管对自己出生时的那段间性人历史毫无察觉，她也仍然感觉到自己似乎生而不同。

尽管少数幸运儿拥有性别认同的逆转能力，许多数据和跟踪案例表明，性别取向无法轻易被特定的养育方式所改变。在一个涉及一对同卵双胞胎的案例中，割礼期间的一个事故毁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阴茎，出于对阴茎的首要性的文化偏见（没有一个完整的阴茎便不能成为真正的男性），医生决定对这个婴儿实施阉割手术和激素治疗，并要求他的父母将他当做女孩来抚养。当这对被重新定义的龙凤胎长大后，尽管从未了解过自己被阉割的过去，这位从John改名为Joan的“女性”却打从心底相信自己是个男人。在18岁时，她接受了阴茎和阴囊的再造手术，切除了在激素治疗下发育的乳房，并与一名女子结了婚。

在那个内分泌学误入歧途的年代，被诊断为雌雄同体并接受了治疗的孩子们都一度面临着这份混杂着羞耻与不解的错位感。有人终身抑郁，有人在得知自己的雌雄同体治疗史后选择自杀。邦妮也许是幸运的，她在震惊和愤怒之余，用化名谢里尔·蔡司（Cheryl Chase）建立了一个互助团体，期盼拥有同样经历的人们能从中获得温暖与慰藉——这便是北美间性人协会（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的雏形。在1993年成立ISNA之后，她致力于消除间性人的污名化，批判将间性人视为羞耻的医疗视角，并提出要将雌雄同体这个带有负面暗示的称呼改为间性人（intersex）。

阴茎判断表。以上为医学上使用的测量标准。北美间性人协会反对这种主观绝对的测量方法，希望能创造一个没有羞耻感、无须对任何人隐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出生时器官模糊的孩子无须做不必要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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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的作用机制告诉我们性别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性别认同也比我们想象中来得真实、顽固。事实上，对生理性别的反叛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实践，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不同人类社会的跨文化现象，并且自古有之。据称，罗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便曾经试图通过性别重置手术以获得女性阴道，但未能如愿。他戴假发，化女性妆容，更愿意被称呼作女士而不是陛下，甚至在客栈或皇宫内公然卖淫。

20世纪早期，美容手术的兴起为想要改变性别的人们提供了变装和改名以外的选择。图中的这位女士叫乔治·乔根森，曾是一名军人。由于无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女性化”的那一面，她后来依靠手术和激素治疗实现了变性。1952年，纽约《每日新闻》头条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标题是“前美国大兵变成美国大妞”。这条新闻引爆了美国媒体，也使乔根森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红人。她的事例鼓励了那些同样认为自己生错了性别的人们转向激素治疗和变性手术，雪片般的信件从此飞向了医生和内分泌学家。

目前在中国，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手术对象应当满足的条件其实非常苛刻。手术对象年龄应大于20岁，对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需要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在术前应当已经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并且不能处于婚姻状态。这些条件意味着手术对象必须充分证明自己对另一个性别的认同是无法扭转的。事实上，面对许多来自顺性别者的质疑，跨性别人士常常强调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同样真实。罗琳辩称只有经历过生理期的女性才是真正的女性，实则是混淆了生理性别与性别认同的概念。也印证了这种将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重叠的二元性别分类系统的无效性。

爱瘾与乡愁，饥渴与热望，人类由激素塑造，但少有人甘心把自己看作求偶机器和繁殖工具，也少有人屈于将爱意、激情和欲望解读为机械的进化前提。在厘清激素作用机制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滑向一种危险的生物决定论。性别本质主义将性别经验还原至最基本的生殖构造，但正如我们如今所看到的一样，游离于明确的雄性与雌性之间的、在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的不适配中挣扎的、深陷在众人侧目之中的少数，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稀有。如果医学手段能帮助这些人更安全地重获对身体的自主权，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更开放的性别系统中拥抱自己真实的认同，疾病就不足以成为一种疾病，障碍便不再是一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