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在云端》读后感锦集
《交往在云端》是一本由[美] 南希·K.拜厄姆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202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交往在云端》精选点评：
●一部非常应景，而又颇有新意的传播社会学作品，聚焦于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语境下的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生态。作者反复将线上交往与线下交往进行一体化的联系和分析，既探究互联网社交媒体给人际交往带来的新变化与新特点，又强调这种新媒体时代的人际交往跟传统交往方式的内在联系与顺承关系。尽管作者的分析，是以美国的互联网社交为主要经验材料，但在网络一体化的语境下，其论述内容，对于互联网日益普及化的中国，也颇具参考和启示意义。值得相关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英文版的部分章节是网络文化与传播课上的阅读材料。这次读中文版明显感到轻松许多，尤其是技术决定论建构论驯化论什么的。
●虽然最后一段很令人心动，不过还是很质疑在未来新媒介的形态中，人们还会不会保持自身的真实性？期待有生之年能用上彻底改变人们社交模式的产品。最后为董老师打call！行文很流畅了。
●社交媒体研究的文献地图
●今天读了一下，董老师和本书编辑确实比较用心…自己不是做社交媒体研究的，看过此书后对译者还有其他学者的相关主题论文理解更深了一些，所以这本书作为对这一研究领域有兴趣的同学的铺垫读物很好。而且书质量也是人大社新传书籍中比较舒服的一种。就是有点小贵。
●丰富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快点，标记好一些地方来。
●技术可供性与人的能动性。关注线上交往的具体实践。在没有技术时，那些针对技术的社会担忧也同样存在，比如如何成为真实的自我，如何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安身立命。
●挺好的学术著作，可能是我研究生读的最后一本新闻传播学书籍，虽然有点枯燥，但作者还是结合了具体的故事讲述观点。喜欢最后那句话，“我们将一直以创新为航标，在航行中彼此拥抱。”互联网固然有不利的一面，同时为人类生活提供更多选择和可能性，即将成为互联网民工的小江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哇！
●若期待这本书对于我们的互联网社交关系有所指导或判断，那么你的打开方式就错了。本书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理论视角，它既不认可对互联网过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简单判断，也不倾向于从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建构论的任一角度解读互联网的影响或社会规范如何影响我们对互联网的驯化。作者明确地从社会形成论展开讨论，认为在我们参与互联网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单一主导力量，并用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诸多研究一一驳斥那些过于极端的判断。 本书更像是一本框架较为完整的文献综述。就不同媒体和面对面交流的概念，基于七个关键概念展开：交互性、时间结构(关于同步媒体、异步媒体，这取决于你怎么用，是否用于即时通信的交流方式)、社交线索(线索的稀缺与丰富、自我披露)、存储、可复制性、可及性和移动性。 由此展开一个有趣的思考，怎样才是真实的我们？
●在学界开始转向“媒介”时，此书的到来真是恰到好处。书中剖析了技术决定论、技术社会互动论、社会形成论（驯化）几条路径，通过为技术可供性提供一套概念性工具，从而将视角转换，全新理解社交媒体。我对不同的路径目前没有特别的偏爱，但更喜欢作者转换问题的方式，在我们强调具身、旧媒介和新媒介之类的区别时，我们容易落入莱文森那种进化媒介史观的陷阱中，总是把线上和线下两相比较，但南希更关注谁在使用媒介，在何种语境下如何作用它。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一)：三个思考
第一个是在读到第二章“理解新媒体”时，看到作者谈到网络匿名性所带来的双重影响，作者说由于新媒体匿名性的属性，它使得网民既可能会出现“假扮”这一种现象，也可能会出现“格外诚实”的相反现象，因此联想到戈夫曼在拟剧理论理论里面所提到的台前/台后，在互联网这样一种新媒体之上，台前和台后的界线或者区别的标准又如何去界定呢？
第二个是在看到技术决定论、社会构建论、社会形成论以及驯化理论时，联想到了今年引起很大轰动的“韩国N号房事件”，尽管当时主流的讨论都在针对性别议题进行议论，但是其实“N号房”事件背后的技术动因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就像书中作者谈到的“人们对技术的传播至关重要。”我觉得每个有机会接入新技术的人都需要去斟酌自己的行为，不要让技术成为违法犯罪的帮凶，而是要让技术成为正向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最后，在谈到面对面交流与中介化交流的关系之时，我认为不必拘泥于将二者固定为对立的两方面，二者的关系更像是补偿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合理的去运用这两种交流方式，以促进日常生活的人际沟通。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二)：多线交流的时代
总的来说，中介化传播并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种人们用来连接彼此的工具。每一种工具都有意义，而这种意义要依靠他人的解读。这些工具扎根于具身生活（embodied life）中，并对日常现实产生影响，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能够被充分理解。——《交往在云端》 从作者的论点——线上和线下交往不是二元对比，而是混合发展——来看，这本书的内容是清晰可辩的，对获取关于云端交往的基础研究结果是有帮助的，不过因受研究的实际局限性也限制了讨论本身的深度，对于想要进一步思考还需要参考类似《浅薄》之类的书籍。 谈到“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免不了与二十年前更常见的面对面交流做对比，认为它不及面对面交流来得真实可靠。固然，从我们的人际关系类型来看，能够保持长期和稳定的面对面交流的对象，通常更亲密。不过就真实与否来说，要看双方关系是靠什么来衔接的，书友或影友和亲密关系要求的真实就不一样。对于从线下时代走到线上时代的人来说，需要转变的观念是，面对面交流只是交流方式的一种，它可能更能代表亲密的关系，但它并非一切交流方式的标准。 但反过来说，线上交流是对个人的切片式展示，它的呈现是经过挑选和剪辑的，当然属于某个个体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是假的，但我们要防止自己以点带面。所以对那些生就在线上时代的人来说，对线上交往要用辩证思维去解读。 一个工具，到底是福利还是祸害，和工具本身无关，还是要看人如何去使用它。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三)：书评｜技术互构论：避免后视镜思维
01
对技术的担忧，反映出人的本质需求
之前和朋友讨论技术中立的问题，朋友提出了「技术回归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时候就会带有偏向性」，而这本书的答案更偏向社会互构理论，即技术影响社会，人也在影响技术的发展。比如说，相比以前的媒介，数字媒体让人实现了同步或异步交流，缺失的社交线索也从纯文本到emoji来补齐，「中介化传播并非创造全新的自我空间，而是一种人们用来连接彼此的工具」。（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满足本质需求的工具，只不过工具需要迭代更新的过程）
当一种技术出现的时候，会出现乌托邦，或者是反乌托邦的言论。人对技术工具的乐观或是担忧，往往是在反应长期以来都无法解决的本质需求，关系之间的信任问题、忠诚问题。
假如回到对抖音抑或是今日头条的讨论，则更加复杂，之前张一鸣曾在专访里面说「坐火车的人看绿皮火车的内容，坐飞机的人看机场的内容」，担忧的另一面就是希望全部人都看机场的内容，背后是反智化 vs. 希望全民智化的讨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下五千年来，这种鸿沟一直没有消散。
02
技术影响社会，但还有其他因素
二元对立的观点，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会阻碍我们理解技术和社会。很明显的是，技术在影响社会，平台的商业模式也在影响社会，人本身也在影响社会。新事物出现与发展的速度，有人觉得新鲜，有人觉得害怕，于是便夸大对技术的评判，却容易忽略掉了背后带来的变化。
有点遗憾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很大一部分都在解除固执的偏见，但是没有对“技术-社会-社交”的关系再多做分析和总结。我的理解是，在“技术-社会-社交”的终端是，数字游民和Mind Uploading。
03
观点的碰撞总是有价值的
二元对立的观点，对二元对立的反思，将它提及至意识层面，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去给技术做社会规范，不断地驯化技术。
也正因如此，作者认为「只有真正地意识到媒介提供了什么、我们用媒介做出了什么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带来什么后果，我们才能介入自己及我们的同辈和家庭群体，乃至我们的文化中，影响规范发展的进程，在新媒体的发展调整中塑造新的语境并加以利用」。《交往在云端》的意义是如此，《娱乐至死》的意义也是如此。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四)：数字时代，我们何以成为“网中人”？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认为文字会破坏口述传统、落在纸上的都不是真理。后来，随着印刷术发明，古老的记忆之术失去了用武之地。再后来，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等传播技术的发明，不断打破人类社交的时空界限。而今，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拥有了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网聊、留言板、社交网络、照片分享、视频分享、多人在线游戏等诸多新型交往方式。这个世界更新得实在太快，快到让我们感到不安。
难怪《交往在云端》开篇即言：“在理解数字媒体的性能及其社会影响的道路上，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时期。”该书围绕数字媒体和数字设备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展开，旨在为大家提供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方式。作者南希·K.拜厄姆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教授，现任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参与创立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曾担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新媒体和粉丝文化。她认为，不管这些新技术带来了什么样的破坏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构链条，它们都会深刻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社区、关系和自我。
今天，我们在微博、脸书、推特或其他的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转发一些支持或批评的文章，或者对一些言论进行点赞、截图，在各种媒体所组建的社交环境中，这些信息沿着网路在人群当中流传，这个速度比古典时代的广场演讲和抄本传递要迅速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南希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这些传播技术出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能让人们在身体缺席时，仍旧能够传递信息。”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更加公正，对今天的理解更加清晰。新技术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焦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本能畏惧，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待技术的立场，启动了人们对于信任、联系、保护与自我保护的深层需求。
每天，来自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在线上同步或异步分享兴趣爱好、扮演角色，并在线上结成了群组和“虚拟社区”。作者考察了线上社区的共享性实践。比如，她认为“潜水者”也是一种珍贵的线上参与模式，可以被理解为倾听。相比之下，作者更关心的是共享性的空间感、共享性的实践仪式和社会支持的交换，是如何有助于在数字环境中形成社交感。情感支持、自尊支持、信息支持，具有循环性和自我强化性。深植于我们头脑的个人经验、总体文化，或者与大众媒介的接触，都可能影响个体对某个议题的感知程度，从而促使个体参与社区建设，并构建自身的网络形象。
为此，南希做了“社会临场感”和“线索滤除”方面的研究。社会临场感是指“在人际互动和关系中，交流对象的显著性程度，以及主观感知的亲密性和直接性。”在互联网中，因为社会身份线索隐晦，交流者的性别、种族、地位、外貌和其他公共身份特征都无法一眼就能辨识，匿名程度相对较高。去个人化的环境、中介化和匿名性都会导致社会权力的再分配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在媒体上交流的方式塑造了媒体本身，也重塑了个体自身。
作者认为，人们在网上建立关系时，身份是最被关注的问题。没人敢说他的网上形象和现实中的角色完全一致，我们的个性化自我与我们的社会化自我之间多少会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在网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暗示或引导他人对自己形成的印象，以及维持这种印象时，都会与现实层面进行分割、修饰和表演。正如作者所说，当人们建构线上信息时，他们需要依靠想象的受众，即“内心对交流对象的概念化”。由于想象的自我和实际自我、想象的受众和实际受众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有时候就会造成坍塌。
这个问题也涉及隐私，我们很难估计自己在多大范围内进行了自我暴露。作者从网名、自拍、头像、言论、好友列表等角度剖析了身份信号线索对网络用户人格特质的呈现。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关心网友的社会身份，线上社交大多始于共同的兴趣或经历，以及对方吸引我们的品质。一种可能的隐匿、发现、虚假现实、再发现的无限循环，决定了网友的交往亲密度和关系发展。数字媒体似乎把自我和身体截然分开，造就了一种仅仅存在于展示中的无实体身份，但是自我和身体归根结底仍然是一致的。交流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性允许我们营造自我但并非伪造自我。
所有的媒介文化发展都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的交流中，人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电话延伸了我们的耳朵，照相机延伸了我们的眼睛，而互联网呢？在它的世界中，一切信息的源头仿佛都深藏不露，然而又脆弱不堪，随时可以风化在所有看客的窥视与唾沫里。南希对于网上自我的呈现方式的重点论述，表明了她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作者的很多看法都极有见地。比如，在有关网络社交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相联系的讨论中，作者指出了社交媒体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关注的效果。的确，从前我们只能通过报纸或者电视了解时事。而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朋友圈，一次又一次的自发筛选与推送信息，很多人已经渐渐习惯于用社交媒体的交流去了解动态、观察事件、组织议程，并且影响舆论导向。
在这个春天，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我们隔着口罩、隔着网络，在尽量避免面对面接触的极端条件下，我们如何传递温暖的情感，触达彼此的心灵呢？在根本上，网络社交可能是现实社交的萌芽，现实社交也可能是网络社交的延伸，我们在“云端”伸出手指的每一个瞬间，都在重塑我们的互联网环境，也在重塑我们的社会环境，线上线下相互依存，也相互改变。
上海证券报2020.5.7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五)：中介化与具身交往：电子仿生人的爱是真的吗？
网络社会中各种形态的交往交织在一起，与面对面的传统交流方式相比，人们在数字媒体中的交往是被中介了的，引起幻想与忧虑。南希·拜厄姆在《交往在云端》中遵循技术可供性的路径，讨论了新媒体和关系的问题，反驳了对技术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单一想象。
一、新媒体的可供性：云端交往之可能
“可供性”（affordance）是最早由吉布森针对生态环境提出的概念，后被引入传播学领域，在中文传播学界被解释为“可以提供某些功能的属性”。
南希·拜厄姆在书中提出了区分不同媒体的七种可供性：1.交互性（interactivity），其中“社会交互性”，是“媒体促进个人或群体之间社会互动的能力”（p.8）；2.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即交流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3.社交线索（social cues），包括交流时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个人和社会身份信息等，根据媒介丰富性理论（Daft, Lengel: 1986），基于媒介反馈速度、多线索沟通能力、语言使用能力、情感传递能力四种媒介特质，媒体可以分为贫富两种，适合传递不同的信息；4.存储（storage），储存信息的能力；5.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拷贝、复制、重新编辑发送信息的能力；6.可及性（reach）是信息在空间维度上可触达的广度；7.移动性（mobility），指的是媒体的便捷性，多大程度上可携带。以微信为例，微信提供即时或迟滞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交流，用户操控不同场景的交流时更具能动性，相比面对面交流少了非语言符号的丰富信息，为了补偿人们也发明出各种表情符号，通过语言的“通货膨胀”尽可能传递不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线上场景中社交线索未必就是稀缺的，人会通过创造性使用提升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
通过分析不同数字媒体的可供性，南希·拜厄姆指出我们生活在复媒体（polymedia）环境中，不能把新媒体当做整体进行考察，而是要作为媒介生态系统。“一个人选择某种媒体而不是另一个媒体，本身就是它的关系性意义的一部分”（p.20）。
二、破除技术迷思：日光底下无新事
在“理解新媒体”一章中，拜厄姆列举了技术决定论、技术的社会建构、技术的社会形成，说明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不同态度。
技术决定论认为机器改变社会。围绕身份的真实性和现实幸福感，对技术抱有乌托邦想象的人认为技术是理想国，公域和私域得以实现或延伸；反乌托邦者则认为技术破坏真实的人际关系，损害语言，鼓励犯罪。二者都将线上与线下空间对立，认为此消彼长，在每一次的技术革新时老调重弹。
社会建构论者看到影响技术发展的诸多社会因素，比如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限制——发短信之所以在美国最终推广，是因为监管和定价的放松。认为新技术的应用会对年轻人产生危害是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事实上这些危害在没有新技术时也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而人们的担忧更多是属于社会文化维度的，归因于技术更像是种逃避型策略。
社会形成论聚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关注的是技术的特点、技术的实践、人的技术观。遵循可供性的路径，重要的就是思考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以及具体实践中社会因素的作用，互为起点和终点。驯化（domestication）理论关注日常实践中人对技术的驯化过程，一种技术是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的，包括人如何放置设备、谁使用、如何使用、谁不使用等问题。
破除对技术的迷思要做的是拒绝简化叙事。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如何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如何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中安身立命”（p.51），而这些担忧无关技术，一直存在。
三、中介化与具身传播：自我、群体、社会
人们对于中介化交往的态度大多以面对面的具身交往为基准，讨论前者增强或削弱了后者。作者认为“中介化交往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交流的缩减版本”（p.55）。
技术可供性影响自我呈现。人在网上拥有无实体的身份（disembodied identities），行为不再依附于身体，也更具欺骗性，表现为自我形象更加接近理想更符合自我认知，或是不同平台上的自我形象差异化。自我成为碎片化的，碎片自我面对的是坍塌和想象的受众，隐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安迪·沃霍尔所说，每个人都可能做15分钟的明星。网络中的印象管理可能实现更高的自我满足，降低孤独感，也可能便于情感欺骗甚至犯罪。总之，你无法得知网线的另一端是不是一只狗。
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维持既有线下关系，也可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重要的是识别自己与他者。南希·拜厄姆总结了定义线上社区的五种特质：空间感（sense of space），共享性实践（shared practice），共享性资源和支持（shared resources and support），共享性身份（shared identities），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分别对应着社区的边界、实践中的规范（比如语言规范，中文互联网将爱使用抽象字的定义为“狗粉丝”）、加入社区的回报、对共同体身份认同、内部成员间的人际关系。
至于新媒体是如何影响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依然与有关人如何使用媒体有关。技术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新方式，有人用于信息获取和社区建设，有人只用于消遣和娱乐。面对对现代民主“独自打保龄”式的担忧，作者指出“新媒体作为‘技术和空间，扩展和维持了社会运动所依赖的网络’、‘加强了对现有活动的参与’……远非是漂浮的，而只是‘混合复杂的社会意识体系’的一部分”（p.109）。
不能忽略的是平台的影响。Facebook的功能设置使用户可以追踪好友的地理位置，timeline使自我归档公开，规范了用户的线上社交行为。Gaydar方便了男同性恋的线下交友，却通过渲染男子气概刻板印象加强了gay的自我厌恶。算法的表面客观令人忽略黑箱背后的权力控制，因此，针对平台的算法批判是必须的。
四、结语：赛博时代人类对于爱和真实的自我求索
媒介创造、维系、终结人际关系，“复媒体环境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和道德责任”（p.159），关系阶段、个人性格、社会文化塑造了如何使用新媒体以何种目的和他人交往。人制定媒体使用策略时的能动性不可忽略，基于线上空间的关系可被下载到现实空间，现实的熟人关系也可仅仅通过网络维持在不远不近的距离，共识和现实行动（无论是否关于政治）依然可能。
早期互联网充满了公共领域的美好想象，而后信息茧房之下的群体撕裂、群体极化令人心生忧怖，新冠疫情进一步打破了技术曾经催生出的触手可及的全球化梦境，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担忧一直存在，也正是还存在着对于未来的深切忧虑，人类社会才不至于真的无可救药。社会交往中“缺席的在场”与“在场的缺席”日渐普遍，关键不在于中介化和具身交往孰优孰劣，网线另一端是条狗还是电子仿生人，应当回归田园牧歌的部落生活，还是小心翼翼维护脸上的赛博面具。关键在于谁、为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传播、对于传播的期待又是什么，重要的都是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所说的，“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