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公园读后感精选

　　《外滩公园》是一本由裘小龙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19-3-1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外滩公园》精选点评：

　　●文学和现实两重世界的断裂与关联，翻开第一篇就感觉这本书有些涉及会很敏感。

　　●半夜不能看这本书，会饿。

　　●恐慌岁月写作“救赎”，艾略特隐秘情史，译食经苦乐香鲜……这本书的审查历经了波折，被删了一些，尽最大程度保留了“有趣”的部分。

　　●现实与文学的斑斓交错，既是批评，又是叙事，是诗歌，也是回忆录。好看！

　　●大概受众群会很少。因为陈丹燕知道了裘小龙，看了他的《外滩公园》，很有意思的一段境遇。

　　●非常好读的一本随笔集，昨晚翻开到现在回味还真是有点废寝忘食。超出日常范畴的年代叙事和脱离了权力体系的文学批评，二者的结合造就一种奇妙的、亦真亦幻的时空错位。这大概正是作家首篇文章《转折点》中所意图营造的氛围。然而在因作家所描述的种种美食而垂涎欲滴的时候，却又不得不意识到，那时光与色香味凝结而成的，是仅属于他的光华灿烂，如茶泡面包之于普鲁斯特，如维拉之于纳博科夫。 年代叙事一直存在着所谓真实性的问题。作家通过回忆所创造的，究竟是艺术还是现实？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书写，只是通往永恒的一种方式。 最喜欢写蟹膏的一篇，看完就很生气，巴特要是也能写得这么亲切就好了（ “让我们忘乎所以的，/究竟是舞蹈，/还是舞者翩翩？”2019-028

　　●当你在写文学批评遭遇瓶颈时，可以看这本书;当你想知道作者和“外滩公园”情结之间的故事时，可以看这本书;当你想了解“那个年代”的端倪时，也可以看这本书。信手拈来的批评理论、回味无穷的美食、命运的无常和时代的戏弄……这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虚构批评，这是一本回忆录式的文学批评。近期阅读书籍最佳，提前列入2019年度十佳。

　　●相同时代背景下，别一种不同于《动物凶猛》的海派青春。《卢华侨》一篇最佳。

　　●艾略特的情诗与情史

　　●同/异质的写作身份，让人触觉自我审查的边界；个人觉得不必归入批评之列，文本属性和我理解的“虚构批评”有差异。

　　《外滩公园》读后感(一)：普鲁斯特的意志

　　据说人在毫无参照物的旷野（假设其无限大）中行走，最终大多会回到起点。这像极了关于人类行为的某种隐喻。谜底其实也很简单：人的两条腿不一样长，走远了，不免像圆规一般，兜转成圈。

　　说出一个“科学”的谜底，有些扫兴。不过，我们可以“文学”的理解。对一个作家，“重回故乡”（身体与文字），是某种必然，无论他愿意与否。对于裘小龙，这个故乡，就是外滩公园。

　　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转折点》和《外滩公园》两篇被置于这部随笔集的起首，作为统摄全篇的存在。裘小龙深谙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文学理论，也许他将整本书当成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在展开人生故事的同时，展开感知与体悟。这也是所谓“非虚构批评”的要义，《转折点》是个中典范，也是本书的一个微缩模型。真实与幻觉的模糊，所求和所遇的错位，心灵与物质世界的互通，等等主题，以及这些共同导向的关于写作的秘密，都能在往后的故事中找到呼应和进一步的诠释。《外滩公园》则更为具象，起始乃至转折的意味极浓，不仅仅是外滩公园是少时的经留之地，其间发生的故事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无数的素材和灵感，更在于裘小龙从这里领悟了普鲁斯特的意志，“在不懈的回忆中，将重新捕捉到的过去的时刻——尽管原来或许平凡、或许暗淡——提升到一个赋予了全新理解、并充满感性激情的高度”，将这句话视为本书的题眼，恰如其分。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转折点》与《外滩公园》未竟的主题和故事一一浮出水面，且参差互现，结成一张迷离的记忆之网，年代的时钟拨来拨去。辅导英文的退休教师背后的故事以及师长友人的往来情缘；昔日“华侨”如今沦落，而往昔跟班却成了真华侨；家族的历史以及“文革”冲击的创痛，当然还有生煎馒头与清咖喱牛肉汤勾起的回忆——味蕾是最忠实的记忆储存器。一篇讽刺拜物商品教的小说，却被奢侈品巨头收编成扬威的材料，又一现实的悖谬荒诞之处；“文革”时替父撰写认罪书竟成了收获写作信心的第一次经验，果真艺术源自破碎的心灵；“中国味道”的词语在外国话中的艰难旅行和转译，忙坏了可敬的诗人陈探长（裘小龙塑造的侦探角色），人类的经验在语言的迷障下是否真的共通？等等。岁月升沉，人事流离，无边况味，都在其中。

　　虽然是一部随笔集，但《外滩公园》却有着文学批评的味道，却又并非那么秩序森严，而是保持着开放性，像是小说家和批评家视角下的个人回忆录，不必追问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抛掷这枚硬币。

　　《外滩公园》读后感(二)：《外滩公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与荒谬

　　黄浦江侧夜色迷人，作为上海最明亮的一张名片，即使无数高楼拔地而起，在外滩的街头巷尾走一走，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历史曾赋予它的厚重。

　　外滩位于上海的黄浦江畔，最初本是一条鹅卵石煤屑路，经多次修缮拓宽，形成了后来的黄浦滩路。上海人一般把河的上游叫作“里”，下游叫作“外”，所以下游黄浦江河滩就成了“外黄浦滩”，简称“外滩”。这一带曾被划为英国租界，外滩可以说是整个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记忆起点。

　　“我回忆中的外滩公园是七十年代初的……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公园里显得空荡荡的……我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天马行空似的在那里独练一套杨式简化太极拳。练完拳，他有时会径自走过去，坐在那两个女孩子坐的长凳上，开始指导她们学英文。”

　　裘小龙先生新书中的《外滩公园》一篇，便以“英语角邂逅”为始，继而把更多故事徐徐展开的。在其他篇目中，还有艾略特的情诗与情史、故人“卢华侨”的人生、傅好文镜头中的上海、悼念陆谷孙先生等等精彩内容。

　　《外滩公园》用随笔的方式呈现“虚构批评”，在日常的生活故事里，追忆艰难岁月里的人事，探讨充满趣味的文学轶事，分享创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裘小龙先生在序言里写道，“在我们日常现实中其实时常有虚幻或虚构的感觉，真假有无之间充满张力和荒谬，真实与虚构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外滩公园》中，写到的人与事，基本上都可以说是真实的，只是用了写虚构作品的笔法在写。”

　　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也不算泛泛而写的散文或“美文”，一般有自己要想阐明的或很难在学院派文章中阐明的观点在内。澳大利亚的学者史迪芬·缪克为虚构批评作了简明扼要的定义，即“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裘小龙先生从中获得灵感，创作了中国本土的“虚构批评”。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虚构批评既糅合了故事与文学批评，又使文章兼具趣味性与学理性，让一些文艺理论读起来不再那么枯燥、艰涩，让读者们很容易从中产生反响和共鸣。

　　《外滩公园》读后感(三)：蟹黄堡之爱

　　前些年看《海绵宝宝》的时候，总会对这个2D高饱和度动画里偶有出现的现实主义镜头惊叹不已。为什么穿背带裤住菠萝屋的长鼻子小人儿，到了岸上就变成了干巴巴硬邦邦毫无特点的厨房用海绵块呢？

　　虽然清楚海底与地面确实是相差甚远的两个世界，但猝不及防的次元上升毕竟还是造成了心灵伤害。无独有偶，在网络上曾有人发布过自己研究的蟹黄堡制作配方，这款风靡海底世界的美食，其独家配方原本由《海绵宝宝》中的蟹老板持有，如今，看着这份童年记忆有了可以计量的制作成本，我却突然间意识到，蟹黄堡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蟹黄堡了。

　　至少，因中文的错译（原名KARBBY PATTY应译为大钳蟹馅饼，其英文中并不包含蟹黄之意）所带来的那份高档感，顷刻荡然无存了。

　　高档感大抵是个人的胡言乱语，而英文与中文表达上难以避免的错位却是真实存在的。“蟹黄堡”无法精确展现出KRABBY PATTY的风味，CRAB ROE也无法完整概括蟹黄的鲜美。裘小龙在《外滩公园》里谈及用英文写大闸蟹宴时遭遇的烦恼，苦于若将“蟹黄”按词典中的定义“雌蟹的卵巢和消化腺”译为英文则失了中文的意境，便引了维特根斯坦一句话来感慨这样的情况：“我语言的界限便意味着我世界的界限”。

　　经过长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中文世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蟹语言体系”，而这套“蟹神话”到了工具书词典或另一种语言的情境中，便丢盔弃甲全线溃败，仿佛彻底裸露于空气中，只留下科学的甜美气息——某类节肢动物的可食用部位。这不仅是蟹黄与“雌蟹的卵巢和消化腺”的战争，也是大钳蟹馅饼（KARBBY PATTY）与蟹黄堡的战争。

　　罗兰·巴特说，“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他的《神话修辞术》毕竟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神话为基础，不如裘小龙的大闸蟹新鲜亲切，但二者所意图接近的却是同一样事物，即所谓真实。《外滩公园》并不涉及语言符号学的范畴，而是透过生活中的油盐烟火去展现一个个鲜活的人和故事，并将一些理论和观点穿插其中，以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超出日常范畴的年代叙事和脱离了权力体系的文学批评，二者的结合造就一种奇妙的、亦真亦幻的时空错位。这大概正是作家首篇文章《转折点》中所意图营造的氛围。然而在因作家所描述的种种美食而垂涎欲滴的时候，作为读者，却又不得不意识到那时光与色香味凝结而成的，是仅属于作家的光华灿烂，如小块蛋糕之于普鲁斯特，如维拉庄园之于纳博科夫。

　　它们是他们的真实。

　　年代叙事一直存在所谓真实性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的母亲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知青题材电视剧，当我问她为何有此偏爱，她会说“因为这些是真实的故事”，尽管她出生的年代并不能让她亲身经历这段历史。于是有时候我看着她沉浸于这些所谓真实中，就会想，到底那一边才是真实的呢？是母亲眼眸中倒映的光彩，还是静立在她视野之外的我、和我们之间的沉默？

　　何谓真实？当下，还是过去？显而易见的是，文字的真实并不等同于人类的真实。一种表达一旦上升为一个民族乃至一种语言文化的现象，便成为经过变形的神话，附加的概念覆盖了真实。而个人的体验永远是个人的，奇迹般的可口可乐对有些人而言还不如咳嗽药水，裘小龙的外滩公园在美国出版社只能败给忠字舞者。

　　更何况，个人的经验本就是不可靠的。作为小说家的裘小龙将关于旧上海的诸般回忆纳入他的虚构作品以构建一种慰藉或怀念之际，他所企图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如何成为自己？“不可靠的叙述者”、不能踏入第二次的河流、冥冥中的运气、无法自全的孤岛，由这些不可能之事构成的我们的人生，究竟哪些才称得上真实的部分？又究竟是哪些部分，成就了如今的我们？

　　不妨就以“全部”为答案罢。正如裘小龙在文中所说，“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讲，人的存在与生成在与他人的交错关联和互动中得以实现。”你所有的相遇和别离将你打造成如今的模样，在经历了时间的淬炼以后，终将成为你独一无二的一部分。至于写作者通过回忆所创造的究竟是艺术还是现实，这个问题，大可置于文字之外。

　　因为书写，只是通往永恒的一种方式。

　　裘小龙的卢“华侨”只存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正如我的蟹黄堡，永远只是蟹老板天机不可泄露的蟹黄堡。

　　直到一个冒失的小人儿插入你和电视之间，打断了这场回去远方的旅行。“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人也只是生活在文字里。”

　　《外滩公园》读后感(四)：当我们谈论往事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回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经历过那个年代风云变幻的陈凯歌，在谈到《少年凯歌》的创作时说：“过去一直没写的原因是在写起来的时候才明白的——这在心理上不仅仅意味着一件文字工作，我需要在异国的屋顶下面对过去。”

　　仅仅是回忆那个年代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察出命运的无常，让人感觉到个体在时代洪流面前的无力。而裘小龙，这位翻译过艾略特、叶芝等著名诗人的作品，自己也写着诗，又同时创作着侦探小说的作家，不仅在《外滩公园》中写了曾经艰难岁月中的人和事，还在回忆的同时进行着虚构批评：“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这使得《外滩公园》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虚构批评，更像是一本夹叙夹议的回忆录。

挥之不去的“外滩公园”情结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作者意外因病成了“待分配”。朋友们都去下乡插队了，作者于是每天到外滩公园呆着。某天因为受了公园里学英语的女孩子的启发，也开始自学起了英语。

　　这个经历屡屡被作者写进自己的侦探小说里，也在本书几篇文章中多次提到。作者也曾为自己的推理小说取名“外滩公园”（Bund Park），却被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一口否决。只因为“英文中Bund一词不能带来任何具有异国情调的联想……很难为这本书进行宣传促销。”最后，小说英文版改名为“忠字舞者”(A Loyal Character Dancer)出版。然而中文版面世的时候，作者又改了回来。他的妻子在看了小说后，若有所思地说，“你至今还没有走出外滩公园。”

　　如果继续往下读，当你知道了作者的朋友卢华侨的经历，了解了作者身边情侣万和雁的故事、唐的故事、敏姨的故事,你就会明白裘小龙的“外滩公园”情结缘何而来。事实上，他屡次提到的“外滩公园学英语”事件，实际上是他自认为后来一系列命运转折的开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多年以后回顾起来，生活真是充满了阴错阳差……一件事引出另一件，然后再是一件……”

宿命般的忧伤与惶恐

　　少年时的伙伴，在时代的洪流中，因了不同的命运，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曾经一起去老城隍庙扫街，开展美食战役三人组的唐，在插队时跳进一口枯井自杀，活活饿死，而在此前，他驾驶的拖拉机翻进了沟里，大脑受了伤，从未恢复过；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中写下的自己，在云南下乡时开荒伐木，“刀锋过处，百年老树和新生的嫩草都被砍倒……在硝烟中倾覆的蜂巢里，飞出失了家园的蜂群，疯狂地报复。”

　　而相比这些人，裘小龙无疑是幸运的。在上海的日子里，他每天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又无意间开始自学英语，最终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大学，半年后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卞之琳先生，继而走上了诗歌翻译和写作的道路。曾和卢华侨一样如饥似渴阅读着各种“地下书籍”的裘小龙，十几年之后成了真正的华侨。

　　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在不断地回溯自己缅因州小镇上的童年生活中，重复着同样的题材，却挖掘了生活中新的闪光瞬间；陈凯歌在写完《少年凯歌》这部自传体回忆录之后，发出了“它使我有机会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慨。“写作还真可以使人重新在过去的经验中生活，有时，还能在其中发现新的、以前没想到过的意义。”

　　如果说外滩公园象征着少年命运的转折点，那么，作者反复提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感叹无意间命运的捉弄，还是在惋惜逝去的时光？

　　事实上，这本书中，作者反复提及的不只“外滩公园”，还包括宋朝诗人陈与义的诗句，“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人生好多事都是蛮阴差阳错的”，今年三月在成都的《外滩公园》读者分享会上，裘小龙又把这句话反复说了不下四遍。

　　惋惜是有的，感慨也是有的，毕竟少时伙伴的命运，在他心底留下了太深的印记。但除了怀念，大概作者还有对自身命运的惶恐。就是那种，即使是幸运的，再回想起来仍然会心头一悸的惶恐。假使命运的齿轮稍微错开一下，今天的际遇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就像作者在小说《红旗袍》中献给哥哥的题词中写的那样：“只是运气使然，‘文革’中晓伟所经历的一切灾难，本来也完全可能落到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