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风》读后感1000字

　　《笑的风》是一本由王蒙著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笑的风》读后感(一)：他叫王蒙，他写了一个老套无聊的爱情故事

　　书名叫《笑的风》，是男主在少年时期听到风中女孩的笑声，写下的短诗。不过王蒙自己也说书名更应该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化用了诗人普希金的诗名。书中对“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句话的运用几乎达到了痴狂的程度，而每次男主觉得生活欺骗了自己的时候，都会转念一想：生活给予自己的，已经很多了。

　　这本书挺“俗”的，丝毫不具备吸引现代年轻人的点，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让人血脉喷张的描写。它就像是一部老套的电视剧，那种讲述几个人或是一个家庭在大半个世纪里经历时代变迁的剧，我外婆最喜欢看这种剧了，因为她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而年轻人宁愿多刷几遍超炮也不会想看这种剧，除非是青年大学习。

　　“俗”之一，人名俗。男主叫傅大成，女主叫白甜美、杜小娟，男主的儿子叫阿龙、阿凤。光是打出这几个人名就已经让我万分尴尬了，如此土味的名字，即使是最蹩脚的网文写手也写不出。

　　“俗”之二，故事俗。这就是一个老套的三角恋故事。男主在解放初期被父母包办婚姻，娶了白甜美。白甜美美貌、擅长持家、厨艺了得，为傅大成生儿育女，整个家庭很是美满，放在一百年前傅大成就是个人生赢家。可惜这是发生在解放初期，新旧时代交替的故事。渴望傅大成的家庭生活美满，唯独缺了爱情，而缺少的爱情，正是他渴望的。在三十好几后，他遇到了同为作家的杜小娟。二人在精神上对等，大谈高雅艺术，情投意合。后来还因为很俗气的“机缘巧合”一起去到了柏林，增进了感情。后来傅大成反复挣扎，终于离了婚，与杜小娟结合。但到了老年，二人的爱情也似燃尽的火柴，火光黯淡了。故事结束在白甜美过世后的三年，傅大成亦与杜小娟离婚。

　　“俗”之三，也许这不是俗，算是槽点。王蒙的写作风格就是会经常堆砌意思相近词语或者疯狂类比，一行的话可以被扩充成五行。读起来很累，不过这就是人家的风格，侧面展现了其知识储备的丰富。

　　王蒙，生于1934年，前文化部长，有着“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这么说“人民艺术家”的书很俗，是不是太不尊敬了？不过呢，既然王蒙自己也在书里说自己的这个故事“俗”了，我也就不掩饰了。

　　整本书写的是爱情，“爱情”可以是最俗的，也可以是最雅的。人总在俗和雅之间追求一个平衡，就像书中的男主傅大成一样。他一开始总想着“雅”的杜小娟，后来和杜小娟在一起了，又会想起“厨艺很好”的“俗”的白甜美。（所以男人就是贱啊）突然觉得许嵩很厉害，那首《雅俗共赏》完美概括了男人的心理：希望自己的伴侣上得了厅堂又下的了厨房。

　　爱情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多巴胺荷尔蒙？亦或是诗与远方？西式生活与现代爱情对我们的冲击，让我们知道“结婚前是要恋爱”的；但是王蒙又告诉我们，爱情最后总是会归于平淡的。所以又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足够爱不够，足够负责任也不够。恋人之间如果能够足够爱、足够理解、默默承担自己那份责任，才能有机会最终长久。

　　书中的白甜美是个悲剧，她并非普通家庭主妇，而是个很有能力的女人，傅大成也领教过。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白甜美将自己的小生意越做越大，最终成了大公司的总裁。可是事业腾飞又怎么样？白甜美是个老式的中国女人，她渴望与自己的丈夫平淡地厮守一生，可是愿望落空了。但最后她也想通了，不去埋怨谁也不去责备谁，生活就是这样。王蒙抛出了一个真实的问题：被“步入新时代的男人”休掉的那些“封建婚姻”的女人们，她们应该有那样悲惨的命运吗？人们在高歌进步时，有关注过那些代表“落后”“封建”的可怜人的感受吗？

　　原以为小说里的傅大成是王蒙自己，不过看了看王老师的人生经历就知道，他的爱妻崔瑞芳是自己的初恋女友，也是个作家。二人自由恋爱，在王蒙境况最糟糕的时候结婚，可谓是患难见真情的模范夫妻了。害，这就是人民艺术家的爱情么，酸了酸了。不过崔老师2012年的时候过世了，很心疼王蒙老师。

　　话说回来，与其说这是一本很俗的书，不如说这是一本恬淡、真实、贴近生活的书，虽然加入了王蒙很多荒诞的叙述手法，但里面的人物很真实、很有烟火气，仿佛就活在我们身边，是上一代的老人，是邻居爷爷奶奶。

　　王蒙说他老了，上一个时代过去了。的确，时代变了，但也总有不变的东西，爱情的本质似乎从未改变。

　　——2020.5.17 一个19岁没有女朋友的无聊医学生

　　《笑的风》读后感(二)：《笑的风》：个人生活与时代史诗的交响

个人生活与时代史诗的交响

——王蒙《笑的风》的几种解法

龚自强

　必须得说，即便王蒙在既有的小说创作中已经穷尽了诸多小说探索的路径，即便评论者们已经对其既有小说创作做出种种极有分量、且不乏恰切的定论，此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笑的风》依然是一个既新颖、复杂且十分优秀的文本。作为一个小说文本，虽然仅从篇幅判断，它很难与“厚重”“宏大”“巨型”取得联系，但就其文本所容纳的社会万象之丰富、驳杂、广阔、纵深，就其语言所呈现出的巨大、广博、复杂的“播散”性以及就其所探讨、评论、讨论的种种议题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与厚度而言，它又的确具备了鸿篇巨制的要素。

　　在这个意义上，《笑的风》以“短小精悍”的小长篇的格局显示了王蒙小说的新的可能，无疑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它不仅对王蒙而言是重要收获，对于当代文坛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收获。在当前重型长篇小说铺天盖地之时，《笑的风》无疑提示人们长篇小说的宏大并非顺着时间线条对内容做简单叠加即可实现，而是重在如何在有限的文本长度内调动才华与情思，写出“无限”的、厚重的内容，并在其中沉淀有分量的生活与思想。

　　某种程度上，《笑的风》既是傅大成个人的生活史诗，也因为其语言“洪流”在心理维度上的巨大辐射面而具有了时代史诗的品格。在插科打诨、意识飞转、亦庄亦谐的语言“洪流”中，《笑的风》往往歪打正着，突然就刺中了时代的病症或个人生活史中那些异常尖锐的部分。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对傅大成一生经历的叙写，然而从另外的角度看，傅大成也许充其量只是一个时代的“中间物”或“棱镜”，他更多只是透视时代的一个“中介”罢了。傅大成的生活尽管有一定的细节铺垫，但仔细看来所有对于他生活细节的描写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傅大成与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有些相似，但与王安忆更多从“我”的视角审视“叔叔”并因而发现诸多关于时代变迁的震惊发现不同，《笑的风》坚持追踪傅大成，视点始终在傅大成身上，是从傅大成的角度探讨时代变迁。某种程度上，傅大成、白甜美、杜小娟乃至阿龙、阿凤、立德等人物形象都有些类型化，显得有些个性不清，但与此同时，傅大成所经历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当下的时代巨变及其每一阶段的特征却十分清晰，充满了丰富驳杂但很精确细致的细节。

　“他又暗自庆幸跳跃，瞧他这一辈子，怎么什么都赶上了啊，全活啊，封建包办的婚姻，现代派的文学写作与出游，二战、朝鲜战争、千秋万代的中苏同盟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性突围与婚姻再造接着是性冷淡，打麻雀与非典，后现代的千奇百怪……”

　　这一段话很能表征《笑的风》在傅大成个人的心理活动与时代巨（具）象之间的微妙衔接。这些跳跃性的词汇彼此中断，但又彼此相连，共同串联起一幅不乏时代细节的宏大画面。王蒙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词汇之间描画出一种精准的时代画像，所有这些属于个人心理范畴的庞大语流汇聚一起，足以使这幅时代画像不断完善，细节丰满且囊括众多。傅大成更多是作为时代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代表被聚焦，重要的不在于他的人生实际历程如何（虽然这也同样是很重要的部分，很多叙事内容建立在此基础上），重要的在于他的人生实际历程所表征或折射出的时代芸芸众生的总体生活状况以及时代的总体状况等。

　　同样，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对爱情问题的探讨。毕竟小说题目“笑的风”某种程度上就是春情荡漾的同义词，是为女孩子的笑声。或可因此而将“笑的风”解读为爱情之风。

　“大成没有姐妹，邻居没有女生，女孩儿的笑声对于大成，有点稀奇与生分。这次夜风吹送的笑声清脆活泼，天真烂漫，如流星如浪花如夜鸟啼鸣，随风渐起，擦响耳膜，掠过脸孔，弹拨抚摸身躯，跳动思绪。风因笑而迷人，笑因风而起伏……”

　　正是青春期的大成，因为这次偶然听到女孩儿的笑声而陷入爱情问题之中，命运因此而被剧烈改写。这一切可能都是无从预料的，但春风飘扬之下，“喜”自然而然从天而降，傅大成的一生就此与一个叫白甜美的农家女子结下缘分，却也是无可拒绝，无可颠覆的。日后傅大成因不堪忍受继续做“背着封建包办婚姻包袱的可怜虫”的宿命而决心自我改命，与志趣相投的杜小娟自由婚恋，却注定要经历万般曲折，并在此过程中屡受生活的教训，遍尝人间情爱的悲欢。值得一提的是，对杜小娟产生强烈好感的时候，傅大成仍是感受到强烈的“笑的风”（“人生究竟能有几次这样的快乐时光？是畅想，也是决议，是好梦，也是日程……可以乘风高呼，快乐的风啊，快乐的风啊，大笑的风啊！”）的鼓荡。由这个视角出发，小说对傅大成与白甜美之间不平等爱情的温情与苦涩给予了令人心痛的表现，对傅大成与杜小娟之间平等爱情的飞扬与重归平实寂寥给予了令人叹息的表现。对于傅大成来说，白甜美与杜小娟代表着两种爱情模式，联系着两个不同的时代，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爱情观念，但到了最终，其实都是他的无价之宝，没有优劣。

　　爱情是小说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词，傅大成的一生也可以看作是为情所困的一生，但对于爱情的追求却更大程度上指向了关于爱情本义的澄清与辩说，指向了爱情的消亡与解构，其间又有多少无奈，多少心酸。由此出发，我们也可以将小说看作是探讨人之命运不由自主，从而随波逐流听从命运的召唤也就成为一种“现实的”活法的作品。傅大成的一生不乏自主选择，但更多的还是不由自主，被时代裹挟着脚步匆匆地走着。从不期然成为“青年农民秀才”，走出封闭的、固定化的农村生活万年不变的传统格式，开始接触到外面的、现代化的世界算起，客观地说，傅大成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因此他又是多么骄傲自豪、激动满怀啊。这一切都与傅大成是共和国的新生、现代化的推进等历史巨变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有关，傅大成的看似不由自主的任命运摆布的生命历程，实则与其在共和国的新生中乘坐现代化这辆快车“乘风破浪”阔步向前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这样的命运，确是独此一份。

　　某种程度上，《笑的风》通篇洋溢着的那种一往无前的乐观精神、自信气派均来自于傅大成这种与有荣焉的参与到伟大历史进程中来的主人翁感。这就是《笑的风》介入现实的方式。一方面是恰好逢着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主要是就1978年以后而言，为此小说不惜大幅度挤压新时期以前的生活比重，仅以“动荡年代的平安与幸福”来总结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傅大成的个人小日子，一定程度上让时代远去。似乎是在政治气息最为浓烈的时间，反而是白甜美的厨艺和傅白二人日常生活的小细节成为时代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到伟大时代的颇值得一书的主人公自豪感。根据中国当代作家的年龄分层来判断，傅大成算是归来作家的一位，那种能够参与到共和国伟大历史进程之中的主人翁感比之于此前和此后的作家来说，确实是更加硬气一些。不仅如此，王蒙还让傅大成乘着现代化的东风获得了参与世界历史伟大进程的主人翁感，风头可谓一时无两：

　　“伟大的世界、伟大的格局，两个阵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与各国反动派……在这些大人物大时代大事件中，傅大成这样的草根，竟也与闻其事其盛，似乎离大国大事日益亲近。他正在成为世界公民，他正在成为人五人六。”

　　此外，《笑的风》未尝不可以视为对于生活的欺骗性的辩证思考过程。在对于漫长岁月的回望中，它果断地将批判矛头从生活转向自身，从而达成与生活的和解。因此，这又是一篇关于和解的小说，是傅大成对于自己一生曲折进程的和解，也意味着个体对于自己所历经的生活、时代、社会的和解。《笑的风》最终提示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不是问生活如何欺骗了自己，而是问自己如何欺骗了生活。正是这一视角的改换，极大解放了讨论空间，使得生活与个体可能复归其本来的位置。

　“生活又如何可能欺骗自己呢？是自己常常过高估计了自己，那不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吗？人生有高有低，有喜有悲。有聚有散，有兴有灭，你能不承认你不喜欢的一切吗？你能不从不仅是正面的而且是侧面反面的一切中认识人生的魅力与庄重，也认识历史吗？……”

在我看来，这里体现出来的朴素的生活观与历史观，才最终完成对于生活的欺骗性的辩证性思考，也才真正达成与生活和解的关键共识。王蒙的小说自有其语言“狂流”、不择路径的一面，但在这样的瞬间，我们总是必须认真地停步、驻足、仔细欣赏品味，以不错过这常常看似平实的大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笑的风》读后感(三)：王蒙：等风来的耄耋少年

　　岁月、文学、爱情，是欺骗还是感动，是褫夺还是成就？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王蒙在《笑如风》里写满了人的爱情、婚姻，也写满了新中国风云激荡70年时代与生活的变化，合上书页，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切的发展都有代价，一切的获得都有另一面的失落，一切的留恋中都有困惑和心得。

　　文 | 戴文子

　　【注：本书评系属原创，转载刊发等事宜请先豆邮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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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读什么书？

　　《笑的风》。

　　2019年9月17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前夕，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王蒙等三人“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此时的王蒙已经85岁高龄，创作生涯近七十年，如今依旧笔耕不辍，是中国作家序列里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和当代文学传奇。

　　虽然如今的王蒙功成名就、著作等身，但早年间却历经坎坷。王蒙出生于1934年的北京，三年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北京，王蒙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下生活了8年，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战争岁月中度过。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的三年多时间里，王蒙和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在1948年10月还差5天就满14岁的时候，王蒙成为了一名候补党员。新中国成立的那天，王蒙以中央团校二期学员、中央团校腰鼓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开国大典和群众游行，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的亲历者。

　　崭新的国家，崭新的面貌，全国上下都洋溢着一种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怀揣着无限希望与梦想，文学界也涌现了一大批反映新生活、新思想、新气象的作品，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马烽和西戎《吕梁英雄传》等等。王蒙在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动情地说：“我的青年时代有一个光明的底色，我这个底色是亮的，即使底下有一些曲折，有一些坎坷，但是一想起这个光明的底色，对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抱的这种信念，这种期待，这种愿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放弃的。”1953年，王蒙决定投身写作，在他惊艳文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开篇第一句就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王蒙这种斗志昂扬的创作状态持续了68年且从未中断，他的一生就像这部小说的名字，“青春万岁”。

　　在王蒙看来，文学是他给生活留下的情书，68年的创作生涯并不算长，“我还能继续写下去……我一写小说，每一颗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就是觉得非常地快乐。”王蒙坦言近两年身体已大不如前，“除了听力有衰减以外，视力也不如过去了。虽然精神你还可以扭两下，甚至还可以耍肌肉，但是耳目都已经有下行的这种表现。”但是在王蒙眼中，持续衰老和持续写作一样，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作为共和国文坛不知疲倦的“探险家”，近年来王蒙连续推出《仉仉》《女神》《生死恋》等作品，一次次给文坛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冲击、挑战乃至困惑。王蒙与自我为敌，并在挑战的快感中创造着一个个文学奇迹。他曾多次自喻为“蝴蝶”，用一部又一部杰作显示了“蝴蝶”的自由与潇洒，悠游与从容，作品中充满了史诗性美学品格、开放的文本结构，以及对时代、历史、人性等宏大命题的哲学思考。但到了《笑的风》，王蒙声称出现了一个“在我写作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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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的风》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一部中篇小说，对于常年笔耕不辍的王蒙来说原本只是常态，但他从发表出来的文本中发现了更多的蕴藏和潜质。“那么多生长点与元素，那么多期待与可能”，“居然被吸引得欲罢不能”，于是王蒙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用了“只重于大于而不是轻于小于夏季原作的力度”对原作大动干戈，增写了近五万字，形成了一个长篇文本，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长篇小说版”的《笑的风》。

　　“有幸活了八十五年多了，经历了那么多大事小事，你要写写写，不写出来，岂不白活了？”在《笑的风》的跋中，王蒙笔下的这个问句说的是“你”，但更像是在自问。“你用火了没有？你沸腾了没有？你起风了没有？……”在一连串极具个人特色的密集连珠排比反问后，王蒙得出的结论是：没有。“那就发力吧，再发力吧，用你的魂灵肉体生命耄耋加饕餮之力，给我写下去！”于是，王蒙和读者都在等的风，来了。

　　何为“笑的风”？作家本人给出的回答十分宽泛“你可以理解为是风送来的笑声，也可以说风笑了，也可以说笑乘风来，也可以说风本身是笑的。”但读过小说的读者一定会承认，《笑的风》刮起的无疑是一场时代的飓风。小说的篇幅并不算长，然而表现出的却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大视野。作品以作家傅大成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多变的视角与活泛恣肆的语言，借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盘点新中国近70载风云际会，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空间跨度则从中国的北方乡村到省城再到上海北京，从海外的德国西柏林到希腊到匈牙利再到爱尔兰。令人钦佩的是，王蒙将这种宏大叙事放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中来完成，将一个人的人生遭际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来推进，艺术地再现了几十年来当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使得《笑的风》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和瑰丽的史诗气魄。文章老更成，王蒙以《笑的风》充分展现出自己密实、扎实的世道取证与松弛、松绑的回看叙事的辩证“捕风”手段。

　　王蒙在推荐《笑的风》时特别提到，其实这部小说自己“原来还想过另一个名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中国，普希金的这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非常具有年代感，它风靡于20世纪末期的文学爱好者群体。在《笑的风》里，主人公傅大成就是在那个时候朗诵了普希金的这首诗，他凭借一诗声名鹊起踏入文坛，从小县城闯入大世界，却成也此诗，败也此诗。1958年，这首诗给他带来灾难，让他失去了即将得手的前途。到了1978年底，这首诗却带他进入了一直向往的文学生活。傅大成的一生就这样经历了各有风浪的好几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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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本次笔下的主人公傅大成算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傅大成生活中经历的包办婚姻、婚外恋、离婚、再婚与离婚等等，全都扑面而来。王蒙表示，这其中傅大成的情路只是一部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他从青涩少年到耄耋之年的心路历程等，书中也都有详细展现。在王蒙看来，更重要的、也是《笑的风》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它（借写傅大成的经历）写了（中国过去）六七十年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可以说，王蒙用极富自己特色的密集连珠排比语式，浓缩了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社会氛围。

　　虽说是小说，但《笑的风》依然带着浓浓的纪实风格。王蒙把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写进了故事情节，还有“那个年代”的从维熙、贾平凹、莫言、刘心武等一众人物。如今，其中一些人已经逝去，还有一些人也从彼时的文学“好苗子”成为文坛前辈。在这部小说的虚实之间，时间仿佛真的流动了起来。而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王蒙在《笑的风》里还埋了彩蛋，傅大成的作品发表后，得到了“天津一位两米多大个子小说家兼画家”的称赞。王蒙没有写具体的名字，但是熟悉的读者看一眼就知道是谁。读到小说此处，不觉令人感到创作严肃文学的王蒙其实也是一个“老小孩”。

　　《笑的风》是王蒙写给他的读者的，他的读者里有当时的文学青年傅大成，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一起走过同样的时代，理解人在其中的渺小，以及任何一个时间节点所带来的忧愁与兴奋。《笑的风》大概也是王蒙写给自己的，他创作这部小说时已近86岁，这是一场回忆，也是一场总结。小说的叙事轻松，节奏明快，即使在书写人生失意时，也几乎不着笔墨去刻意渲染伤感。对于自己的时代，王蒙或许已经无意于纠结细节，对于这点，王蒙和他的读者都懂。

　　岁月、文学、爱情，是欺骗还是感动，是褫夺还是成就？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王蒙在《笑如风》里写满了人的爱情、婚姻，也写满了新中国风云激荡70年时代与生活的变化，合上书页，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切的发展都有代价，一切的获得都有另一面的失落，一切的留恋中都有困惑和心得。

　　是为读书笔记。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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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的风》读后感(四)：《笑的风》：另类“老年写作”·超文本·精神反刍·迟到的主题翻转

作者：郜元宝

一、另类“老年写作”

中篇小说《笑的风》8万字，完成于2019年夏，原载《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该刊卷首语认为这是“一篇显然具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说”。作者“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用了只重于而不是轻于小于夏季原作的力度，增写了近五万字，一次次摆弄捋理了全文”，（1）于是又有了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推出的《笑的风》长篇版。本文论述主要依据这个长篇版。

小说故事富于传奇色彩，情节跌宕起伏，奇奇怪怪之人之事之言之想联翩而至，令人目不暇接，但主线只有一个，即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傅大成两次婚恋之苦乐啼笑与成败得失。“王蒙老矣，写起爱情故事来仍然出生入死。王蒙衰乎？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2）《笑的风》的特点，是依次呈现了老中青三个阶段婚恋的不同况味，迥异于常见小说只取某个年龄段作孤立描写。我们不仅有老中青三代作家专门为孩子打造的童话、童书等儿童文学作品，也有一些“少年写作”，更不用说常态的“青春写作”与“中年写作”。目前市场上儿童文学作品大受读者欢迎，媒体也频频炒作一些少年文学天才。“青春写作”似乎已失去昔日荣光，所以喜欢抱团取暖。“中年写作”最为成熟，堪作文坛中坚。（3）至于老年作家的“老年写作”虽偶有所闻，却总是掀不起大浪。七老八十仍不肯搁笔，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未免有些多余和多事了。随着社会进入老龄化，“老年写作”倒是大有流行之势，但作者未必是老年。

《笑的风》乃是作家王蒙耄耋之年的倾情之作，属于标准的“老年写作”。王蒙站在老年人的立场，回顾青少年与中年时代，并直面当下的老年生活。这就弥补了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所谓中国文学一大短板，即缺少既为中老年所写又讲到中老年生活，既适合青少年但也（更）适合中老年阅读之书。（4）

提到“老年写作”，读者容易想到的，要么是“老当益壮”，比如歌德在83岁完成《浮士德》第二部，列夫·托尔斯泰71岁完成《复活》；要么直接想到特奥多·阿多诺“晚期风格”的说法，即认定文艺史上经典作家的晚期作品往往就是灾难，比如果戈里临终前想烧毁他自己不满意的《死魂灵》第二部，贝多芬的晚期音乐作品备受争议。无论哪种情况，都带有作家在晚年进行一生总结的意味，多半还会发生“衰年变法”“暮年诗赋”，甚至“老手颓唐”的问题，即到了晚年，创作风格大变，并且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老年人才有的迟暮之叹，以及老年作者在艺术上的失控和胡闹。这样说来，《笑的风》作为“老年写作”也很另类。虽然王蒙2013年就写作了“散文诗式的短篇《明年我将衰老》”，（5）但7年后创作《笑的风》的心态依旧是“不知老之将至”，依旧没有“叹老嗟贫”的迟暮之感。读者自然不必将《笑的风》与王蒙盛年之时那些代表作相比，但也看不出明显的“老手颓唐”与“衰年变法”。写《笑的风》的王蒙依然那么挥洒自如。笔者曾经说过，王蒙是“平生文章不萧瑟”。（6）现在恐怕还要加上一句：“平生文章不骞滞”。很难想象王蒙会出现陆机《文赋》所谓“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的那种构思艰难、格格不吐的状况。

唯一的变化大概在于，王蒙这部标准的“老年写作”的长篇小说，竟然很少写到老年作家似乎最应该写的人生总结与超越，却写了许多老年作家最不应该写的男女之间的恩恩怨怨。这显然也是有意为之。当王蒙将2005—2016年陆续发表的12部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时，所取的书名就叫《页页情书》。一贯以“反思作家”著称的王蒙进入“老年写作”之后，为何“秋行春令”，特别关注起婚恋家庭的问题来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且先看看这部小说的文体特征。

二、超文本：小说/非小说/本色小说

倘若仅仅着眼于《笑的风》的主线故事，作者顷刻可以写完，读者也顷刻可以读竟。然而在婚恋主线之旁，小说还牵出傅大成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代表之一的丰富经历：令人目眩的时来运转、一路凯歌与状态频出、鸡飞蛋打，最终一切归零。作者由此展开了丰富的历史画卷，摄录了1950—2019年这70年来的海量生活信息，也释放了隐含作者化身各种言说主体对这些画面与信息的感受、思考与议论——后者与小说故事的客观叙述平分秋色，打破了小说等于或限于讲故事的常规。

傅大成与前妻白甜美及其一儿一女的原生家庭，傅大成与第二任妻子杜小娟以及杜小娟41年后才得以相见的19岁时非婚生子杜立德的偶合家庭，都始而美满，终于破裂。作者讲述两个家庭的故事既有交集，又分头推进，采用的是其一贯的狂欢体语言，包括精细、准确、贴近、舒缓、冷静客观的写实，也有不断闪回、穿插、跳跃、提速、热烈主观的意识流。感觉与梦境交融，理性与非理性错综，叙事与抒情、议论杂糅，囊括了作者对7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启悟与迷思。

小说还充分调动了傅大成等人物所接触、所琢磨、所把握、所疑惑的各种知识谱系，包括中外古今文史哲艺（古典音乐、绘画、雕塑、民谣、流行歌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宗教信仰的习俗。傅大成等人物与隐含作者对这些知识的引用、谈论、推敲、探究，天女散花般渗入小说叙述各个环节，构成小说与各种知识的全面互文关系。

小说和知识（学术仅其一端）的关系，因2018年末李洱《应物兄》的问世而再度引发文学界热议。其实将广博的知识引入小说，在中国小说遥远的发端期便是如此，因为最初的小说不仅出于“街谈巷议”，也有意补正史之阙，见作者之博识。此后，魏晋志怪、志人和唐传奇则“推波助澜”，宋元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以及长篇的“讲史”“神魔”“人情”“讽刺”，因为儒释道三教同源与合流，各种知识在小说中的扩散更是“变本加厉”。清代甚至出现了鲁迅所谓专门“以小说见才学”的《镜花缘》之流。现代作家从鲁迅到钱锺书，以才学入小说或者以小说见才学者，比比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正如王蒙所谓“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7）这一小说创作现象才有所消歇。但是，在小说与各种知识谱系之间自由穿行，却很早便是王蒙的自觉追求。《笑的风》不过是一次更大胆的试验，它因此也就突破了作者自己所谓“青春作赋”与“皓首穷经”的先后次序与形式界限，将文学与知识打成一片，形成一种是小说又非小说、非小说又恰恰是本色小说的“文备众体”的超文本。（8）

以文学史这门特殊“知识”形态为例，《笑的风》频频提到鲁迅，涉及《风波》《孔乙己》《祝福》《肥皂》和杂文《宣传与做戏》等多部作品，从具体叙述情境出发，深入鲁迅作品细节，表达作者与鲁迅的对话与契合。这多少有助于消除读者通常以为鲁迅与作者颇有距离与隔膜的误会。在当代作家中，频频致敬鲁迅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王蒙，这或许也会令一般读者甚至专业的学者、评论家感到意外吧。

《笑的风》致敬的中国现代作家还有郭沫若、许地山（一部不太为人所知的许氏译作）、冰心、巴金（《家》《春》《秋》）与曹禺（《雷雨》）等，也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到众多当代作家、批评家和艺术家，如刘绍棠、张贤亮、张洁、韩少功、舒婷、冯骥才、李陀等，包括故意采用第三人称形式屡屡论及的王蒙本人。

但现当代作家在《笑的风》中的出现频率远不及中国古典文学的出现频率，这中间就有作者用功甚深的《红楼梦》与李商隐，以及既是哲学又可当作文学来欣赏的老庄孔孟，更不必说作者尤为倾心的俄苏文学，以及其他外国文学的大量作家作品——作者差点儿就借用普希金的诗歌名作，而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笑的风》因此保持了作者一贯的语言（同义语、近义语、反义语）过剩、精力感觉过剩、兴奋点过剩的无休止的“话，话，话”风格。（9）八旬老翁傅大成与年逾七旬的杜小娟吃“告别宴”，他们仍天上地下云山雾罩说个不停，不肯缄口沉默哪怕一秒钟。离婚之后两人甚至通过微信建起“外语桥”，频繁互动，不亦乐乎。作为全书标题与文眼的“笑的风”，也被作者在不同场景予以反复阐释，充分发掘其可能的意蕴。

王蒙大多数小说叙述已然大大提速，信息密度大大增强，但《笑的风》犹嫌不足，更频频采用“年表”和文白夹杂、未必每首都精彩却为普通散文体叙事所不可取代的“打油诗”，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密度，提升了节奏。这种写法（包括“话，话，话”式语言热症）或许会招来读者的质疑，但“年表”（大事记）、“打油诗”与主体叙事弥合无间，形成奇妙的和声共振，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不断调整叙述方式和节奏的机智与应变技巧，至少避免了小说叙述因为始终只有一种节奏、一副面孔而流于单调乏味。

《笑的风》还专门探讨了文学与生活相互模仿的问题。文学源于生活，模仿生活，生活反过来也常常从文学汲取力量，也在模仿文学。小说中傅大成从处女诗作《笑的风》开始的所有作品，杜小娟的诗歌和小说《无法投递》《并不是情书》《只不过是想念你》《孵蛋记》，都显示了文学与生活的相互模仿与迎面相撞。文学本来就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描写生活的小说必然会循着生活所固有的逻辑而频频触及已然、未然、或然的文学。博学的小说家总会在自己的小说中左右逢源，顺着叙事脉络与别的作家不期而遇。这是《笑的风》在讲述傅大成婚恋故事时经常涉及大量文学经典的原因之一。

作者特有的“博士买驴式文体”也因此迈上一个新台阶。比如，忽然中止狂欢化叙事推进，稍稍偏离正轨，兴致勃勃地描绘傅大成自行车修配之专业敬业，市民大众之热烈欢迎（晚近作品中可以与之媲美的类似日常生活的描写，还有《生死恋》中追忆20世纪50年代煤球与蜂窝煤的并存使用，热心豪爽的单立红请父亲为可怜的同学苏尔葆的大杂院，改装“炊事用火与冬季取暖用热的合体供水与热力系统”）。又比如描写白甜美在匮乏年代善为无米之炊的天赋，与白氏后来经营“相思茶室”的盛况空前；在写到傅大成、杜小娟一行绕过苏联和东德而飞抵当时的西德，突然荡开一笔，大段介绍东西德分治的冷战背景，并对我国彼时外交策略热烈议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在伊犁》短篇系列所作“后记”中，王蒙就宣布他想写出小说味极浓的小说，但又以为真正的好小说乃是小说之外别的什么。《笑的风》再次呼应、实现了王蒙当年的创作理想，它是对作者以往探索的小说技艺、反小说技艺（却可能是真正本色的小说技艺）的一次巡礼。

这是力图将生存内容全部敞开、将神秘魔盒彻底打开的极致化写作。凡事都要“说个六够儿”，没事也要“冷锅里冒热气”，抽出某个话头儿，一发而不可收。看似取消语言的边际和深度，但也恰恰是在不断地找寻边际，试探深度。这是极端严肃而又极端游戏化的，以至于最终无所谓刻意严肃亦无所谓刻意游戏的维吾尔本色“塔玛霞儿”，是足迹遍布七大洲五大洋无数角落而思想语言触须伸向、侵入、光顾、窥探、领略人生百态的“说话的精神”。（10）

本色的小说无他，不过就是将经历过的生活，尽其所能，痛痛快快再诉说一遍。不说话，无小说；不小说，毋宁死。王蒙也真是一个极致的、偏执到家的“小说人”了。

三、自我指涉的精神反刍

许多问题确实是再说一遍，也需要再说一遍。

熟悉王蒙小说创作历程的读者会发现，《笑的风》通过一系列精心的挪用、嫁接、拼贴、重组，改写或续写了作者以往小说的许多内容。或有删除、回避和弱化，或有增补、追记和强化，再与新信息、新材料、新想法、新说法杂糅配合。诸多旧作（也包括时间上稍早于《笑的风》的晚近作品）经过这一番改写与续写，最大的变化就是小说叙述焦点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转移过来，完成了一次“收视返听”，即不断指涉自我、回顾自我、诘问自我、超脱自我、肯定着亦否定着自我的精神反刍。

题目之所以为“笑的风”，是说主人公傅大成在中学时代一个春天的夜晚，偶尔从一阵风中听到美妙的笑声——来自某个不知名的异性，“所指”含糊神秘，稍纵即逝，无从把握。“风因笑而迷人，笑因风而起伏”“第一次青春与春夜晕眩，奇妙，恐慌，甜美”，傅大成“两眼发黑，大汗淋漓，天旋地转”；风过之后，他回味再三，不能自已，遂挥笔创作一首“关于春风将女孩的笑声吹来的诗”，题曰《笑的风》。（11）虽是未定稿，没有正式发表，却通过好事者的传抄不胫而走，傅大成甚至因这首诗歌而被有关方面定性为“格调不高，影响不好”，（12）一度受挫。但这次青春的偶遇竟成为傅大成一生难以复制的奇遇与难以企及的高峰体验。他后来所有的失败与努力、喜忧苦乐、顺境逆境，都能追溯到这常留耳际的“笑的风”与未完成的《笑的风》，就像《布礼》主人公钟亦成与他的诗歌《冬小麦自述》。但诗歌《笑的风》引出的傅大成的人生悲喜，迥异于《冬小麦自述》所开启的钟亦成在政治上无尽的坎坷与反思。傅大成有的只是一个略显文学才华的庸常之辈的平凡人生，以及他以自己“够用”的文学才能对这平凡人生的无穷感喟。

类似的采用语法学上表示具体或抽象的“领属关系”的三字标题，王蒙至少还有中篇小说《秋之雾》，以及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深的湖》《心的光》《爱的影》《铃的闪》《夏之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爱，但用于长篇小说，《笑的风》还是首次。

《笑的风》对作者以往小说的重温当然不止于此。许多人物、情节与作者以往小说也都若合符节，可以无缝对接。比如，被傅大成强行离婚的前妻白甜美，就很像《活动变人形》中被倪吾诚强行离婚的姜静宜，以及创作时间上紧挨着《笑的风》的中篇小说《生死恋》中被苏尔葆同样强行离婚的单立红。姜静宜不那么“甜美”，也不像白甜美和单立红那样心灵手巧，杀伐决断。白甜美和单立红都深知傅大成、苏尔葆之所以对婚姻“到底意难平”，乃是因为没尝过自由恋爱的滋味，姜静宜则始终不懂丈夫嫌弃自己的原因。白甜美与单立红最后都原谅了负心汉，姜静宜听到丈夫死讯，却犹自恨恨不已。但姜静宜和白甜美、单立红一样，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拆散原生家庭，也反对周围人无节制地“败祸”丈夫。姜静宜、白甜美都曾经在丈夫大病时悉心侍候，差点感动得丈夫放弃离婚念头，死心塌地做顾家男人。当然在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她们也一样将失魂落魄的丈夫拒之门外，也一样与丈夫有过肢体冲撞。就连白甜美和傅大成的出生地滨海鱼鳖村，也酷似倪吾诚紧邻渤海的故乡孟官屯。

《笑的风》女主人公之一杜小娟在与傅大成的婚姻转入“无趣”之前那种一意孤行、特立独行与我行我素，很像《青狐》中的女主人公。傅大成与杜小娟喜欢谈论、分析、品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物，由此构成夫妻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也很像“季节系列”中的男女主人公，以及《生死恋》中的顿开茅、王明光夫妇。至于傅大成与杜小娟婚后参加的一次环地中海豪华游轮的旅行，则显然嫁接了与《生死恋》同时发表的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中的情节。

在主人公傅大成身上，读者依稀可见陈杲（《夜的眼》）、张思远（《蝴蝶》）、钟亦成（《布礼》）、岳之峰（《春之声》）、曹千里（《杂色》）、缪可言（《海的梦》）、翁式含（《相见时难》）、“靠边站”“逍遥派”的老王（《在伊犁》）、倪吾诚与倪藻父子（《活动变人形》）、郑仿（《失态的季节》）、钱文（《踌躇的季节》）、王模楷（《青狐》）、沈卓然（《奇葩奇葩处处哀》）的影子。王蒙这些小说代表作中的男主人公皆是清一色的20世纪40年代生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折射了作者本人的生命轨迹。傅大成的某些经历也从以往自传色彩浓厚的作品“挪用”而来，比如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边境Z城生活，新时期之初的西德之行。就傅大成与王蒙上述小说男主人公诸多相似性而言，他诚然就是鲁迅所谓“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13）所以傅大成根本上就是他自己，而非上述小说任何一位男主人公的重复。

小说中傅大成是某省（非河北）滨海中学“大跃进”时代幸运的在校生，1961年高中毕业考上省城外语学院，读书期间由父母包办，被迫与同样来自滨海鱼鳖村的白甜美结婚，过上了既幸福实惠又因为没有经过恋爱而感到仓促勉强、冤枉憋屈的婚姻生活。1965年大学毕业，傅大成被分配到遥远的Z城做“边事译员”，情非得已，将白甜美和一子一女接来团聚。傅大成此后历经数次运动，都以“逍遥派”身份在Z城安然度过，未遭任何冲击。1978年底，因为在Z城文学刊物发表一诗一小说，跻身“新时期作家”行列，在文坛一路高歌猛进，也因此与白甜美离婚，并几乎与子女断绝关系，与女作家杜小娟自由恋爱并结婚。傅大成的第二次婚姻磕磕绊绊，苦乐参半，最终因为“无趣”而与杜小娟协议分手，变成孤家寡人。

尽管傅大成的许多经历从作者本人处“挪用”而来，但关键部分并无太多自传因素。这不仅因为傅大成结婚、离婚、再婚均与王蒙不同，更主要的还是他没有“少共”经历，不像王蒙以往小说中更具自传色彩的男主人公那样充分政治化，也不再保持那种强烈而执拗的政治反思精神。经过一番嫁接、修改、重组而塑造出来的傅大成形象，弱化了王蒙20世纪90年代之前众多小说男主人公的自传色彩，而与21世纪以来王蒙又一个小说创作高潮涌现的那些自传色彩并不明显、多半经过多次嫁接的男主人公自成一个谱系。

王蒙以往小说并不缺细致入微、亲切有味的日常生活描写，但往往被强烈的政治反思所掩盖，以至于在一些读者印象中，王蒙小说似乎主要写干部（文艺界居多），而缺乏对大众的日常生活描写，也就是不太“接地气”。除《在伊犁》系列和《活动变人形》之外，其他作品都不太有鲜明的“地方性”“风俗画”和日常生活的琐细描写，这就跟善于描写市井细民、五行八作、七情六欲、柴米油盐的汪曾祺一类作家处于两个极端。

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想法。辨析王蒙政治反思意识强烈的小说中日常生活描写的意味，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比如为何就连书写夫妻生活隐私的《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色拉的爆炸》也要努力归结到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大好形势？为何在《活动变人形》《在伊犁》中，日常生活更多的原汁原味就不会被念兹在兹的政治反思所冲淡，往往在送往迎来一饮一酌一草一木之间，引申出关于人生的无限感慨？

其实即使在王蒙那些政治反思的弦绷得很紧的反思小说中，一旦笔触落在某些不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物身上，“地方性”“风俗画”和琐细庸常的日常生活气息也会扑面而来。比如呈现王蒙反思小说创作高潮之一的《相见时难》中，美籍华人蓝佩玉名义上的后母杜艳，在蓝父死后，跟那个“在五金交电二级站当采购员”“靠本事吃饭”的陈金才重组后的家庭生活。如果说白甜美、单立红吸取了老舍笔下虎妞形象的某些元素，那么俗不可耐但同样杀伐决断的杜艳则仿佛《四世同堂》中那个“大赤包”的投胎转世——她们的共同点是完全落实到尘俗地面的拼斗厮杀与攫取享受。所不同者，王蒙在《相见时难》中对杜艳给予了明显的厌恶鄙夷，而在《生死恋》《笑的风》中对单立红、白甜美则给予了明显的同情与欣赏。

尽管《笑的风》关注日常生活细节时也并没有脱离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但其重点已经从政治反思转移到人情事理、文化传统与文化惯性的反思上。这是《笑的风》和同样写于21世纪的《秋之雾》《小胡子爱情变奏曲》《奇葩奇葩处处哀》《女神》《生死恋》等作品的共通之处。王蒙曾“感叹”自己“确实是天生的文人气质，却又是少年共产党人，当干部，当作家，当‘右派’，当部长，当中委，当政协委员与专委会主任——太不像普通老百姓了。我这一辈子过得最亲民、最最百姓化的日子，除童年之外，就是‘文革’当中啦”。（14）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以及60—70年代的新疆生活包含更多的日常生活情趣，由此催生出《在伊犁》和《活动变人形》，很大程度上是经历使然，那么21世纪以来的《笑的风》等描写70年代以后故事的小说更多着眼于“百姓化”的日常生活，就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种追求了。

正因为淡化政治反思而强化基于日常生活的人情物理与文化传统反思，这就使得傅大成越过“少共”人物系列，更加靠近不具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活动变人形》主人公倪吾诚。尽管二人在年龄上处于父与子的位置，但他们所遭遇的困窘、所展开的思考、所发出的言论乃至最后的结局，都如出一辙。

着眼于《笑的风》《活动变人形》这一内在联系，可以说傅大成虽然借用了倪藻之形与神（大致接近的年龄和高度重合的西德之行），实际上却更加承继了父辈倪吾诚的内质。换言之，傅大成的人生悲喜剧一定程度上是父辈倪吾诚故事的续编。倪吾诚与姜静宜的婚姻悲剧某种程度上几乎原样复制到傅大成与白甜美及《生死恋》中的苏尔葆与单立红身上，而傅大成与杜小娟将近20年的“二婚”生活，也不啻补写了《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同样以失败告终的第二次婚姻。

《生死恋》中的吕奉德1955年因卷入“胡风事件”与一桩里通外国案件而锒铛入狱，出狱后恢复工作和名誉，还由组织上配备过助手，这些细节都与倪吾诚的经历如出一辙。吕奉德高贵圣洁的妻子苏绝尘并不像始终没有正面出场的倪吾诚第二任妻子，却很像跟倪吾诚有过恋爱关系的密斯刘，美丽高雅。但作者对吕奉德、苏绝尘这一代人毕竟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他们的故事几乎没怎么展开，倒是吕奉德与苏绝尘的儿子苏尔葆的婚恋故事，与傅大成一样，都酷似倪吾诚。倪吾诚的中老年时期在20世纪的50—80年代，傅大成的中老年时期则恰逢“新时期”与“新世纪”。傅大成的故事在时间上正好接在倪吾诚之后。苏尔葆与《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所记倪吾诚原型王锦第先生“二婚”所生的孩子，正巧都是1956年生人，因此苏尔葆的婚恋又是傅大成故事的一种接续。

可见，进入21世纪，王蒙的兴趣中心不再是“审父”，而是要全面审视倪吾诚的下一辈甚至孙子孙女一辈的婚恋悲喜。《活动变人形》的许多细节都在30多年后的《生死恋》《笑的风》中一一复活。比如傅大成、杜小娟重新体验了《活动变人形》最后倪藻访问欧洲B城时一次刻骨铭心的玩“旋转秋千”和听“滚石乐队”的经验。“旋转秋千”后来被写成了一首诗，还出版了以《旋转秋千》命名的王蒙唯一的新诗集。傅大成女儿阿凤是青年歌手，这与倪吾诚大女儿倪萍唱歌一样“你个人着”“你哏着”的恶誓，小女儿倪荷天生一副好嗓子，“会唱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常常参加业余的演唱活动”，也何其相似乃尔！但《活动变人形》并未展开倪萍、倪荷的生活，《笑的风》则颇为全面地描写了傅大成女儿阿凤的人生。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连续性，也说明王蒙21世纪这几部作品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是持续30年之久的一组系列书写。如果不嫌年龄与年代微有出入，傅大成与杜小娟分手之后的故事在《奇葩奇葩处处哀》中早有交代——如果傅大成身体跟沈卓然一样健壮而“尚可一闹”的话。《笑的风》结尾草草交代傅大成从故乡鱼鳖村找来白甜美的远房堂姐，做保姆式的“老来伴”，《奇葩奇葩处处衰》则大写特写沈卓然老年丧偶之后走马灯式的相亲与试婚。与倪藻、傅大成年龄相仿的《生死恋》中苏尔葆与单立红、苏尔葆与评弹演员月儿之间的婚恋悲剧，分明又是倪吾诚与姜静宜、傅大成与白甜美、傅大成与杜小娟不折不扣的翻版。

这两代人、三对夫妻婚恋家庭悲剧的共同之处在于，妻子都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且贤惠能干，丈夫则备受呵护，坐享其成，存在一种普遍的“阴盛阳衰”格局。三位丈夫都因为结婚时没有尝过自由恋爱滋味而意有不平，都经过一番痛苦的左右摇摆和旷日持久的离婚诉讼，才最终与发妻离婚。结果或者与第三者重组家庭之后又关系破裂，或者第三者因心灰意冷而提出分手，或等不及而另嫁他人，总之最后都两头落空，沦为孤家寡人。倪吾诚、苏尔葆、傅大成都酷爱甚至溺爱儿女，都符合傅大成故乡“家庭伦理黄金定则”——“疼孩子就行”，但因为与发妻离婚，触怒儿女，又无法享受天伦之乐。他们都适合《活动变人形》中针对倪吾诚的一句判词：“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15）

总之，《笑的风》在构思手法、人物心理命运与情节设计方面与作者以往小说的上述种种同构与差异，说明王蒙这部作品不断指涉自我的精神反刍，并非简单地重写旧作，而是实现了小说主题的一次根本性翻转——从20世纪80—90年代精英化政治反思转向基于百姓化、大众化、日常生活化的人情物理与文化传统的反思。而后一种反思的焦点最终又锁定了一个看似十分简单、几乎被当下中国民众遗忘的老话题：没有经过自由恋爱的婚姻注定会破裂吗？如果出现例外又如何解释？经过自由恋爱的婚姻注定天长地久吗？倘若并非如此，则当初自由恋爱的意义又何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遇到的新问题，还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的永恒困惑，是人类婚恋家庭普遍的困局、悖论与原罪？

四、漫长而迟到的主题翻转

从面向历史、面向社会（当然也包括“历史中的个人”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个体）的政治反思，转向主要面向个体小天地的婚恋家庭的反思，这对王蒙来说是反思范围窄化、分量减轻、水平降低、意义缩减，抑或恰恰相反？

不能一概而论。政治历史的反思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文学仍未完成的核心命题，也是中国作家应尽的主要责任。王蒙始终没有推卸这个责任。但他在21世纪的政治反思主要诉诸学理阐释和人生经历的告白。在大张旗鼓宣布“我要跟你讲政治”的《中国天机》（2012）以及《中国人的思路》（2018）许多章节中，王蒙都毫不躲闪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共和国许多重大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现象、政治生态、政治思维、政治操作，王蒙都结合亲身经历，通过长期观察逐一做出明确评判。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位中国当代作家这么做过。正如王蒙本人所说：“如果我不写，不会有别人写了。”（16）

但进入21世纪，王蒙小说不再直接聚焦政治，而是努力回归日常生活，尤其关注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婚恋家庭问题。这无可厚非。不能说王蒙因此就落入了犬儒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晚年文化心态”。（17）世界文学史上许多伟大小说并非都是直接的政治反思，而恰恰就聚焦婚恋家庭问题，比如《金瓶梅》《红楼梦》《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简·爱》《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夫妇关系为人伦之始，中外一致，自古皆然，其细微变动都会关乎文化风习，更不用说像五四时期以来的激烈变革。《生死恋》中王明光感叹说：“在男男女女的事情上，我们是怎么搞的！从五四运动我们就够启蒙、够先进的了，直到现在，也没整明白。”（18）王蒙的21世纪系列小说，无论《奇葩奇葩处处哀》《生死恋》《笑的风》三部长篇，还是《页页情书》所收录的从2005年的《秋之雾》到2016年的《女神》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所要澄清的无非就是王明光的上述疑惑。

现代中国由男性主导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开始就遇到鲁迅所谓“怎样做父亲”，包括“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儿子”之类的根本问题，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伤逝》已经开始探讨的“怎样恋爱”“婚姻模式怎样才算合理”“怎样做夫妻”等问题。《笑的风》是王蒙继《活动变人形》《奇葩奇葩处处哀》《生死恋》之后，沿着这条文学史延长线所做的再探索。

从政治历史反思转换聚焦到个体婚恋家庭的反思，王蒙的小说创作实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触及过爱情主题，此后的小说陆续创作出了一个长长的女性人物形象画廊。（19）但从《青春万岁》直到20世纪90年代“季节系列”，完整的爱情描写始终罕见。即使冠名《恋爱的季节》的长篇小说，其男女主人公也几乎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一样忙得没时间恋爱。青年男女之间永远是朦胧青涩的情愫，中年重逢亦复如此（如《相见时难》），而“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中夫妇间的枕边语，多半还是议论天下大事或别人别家的故事。他们的婚恋家庭永远被“火热”的社会政治生活洪流裹挟着，无法占据小说世界的中心或成为前景。

婚恋家庭写得相对比较完整的是《在伊犁》和《活动变人形》。那是特殊时空条件所致：一个取材于遥远边陲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生活，一个是对抗战胜利前后老北京童年和少年往事的回忆。即便如此，这两部作品主要人物的爱情故事、婚姻经历和家庭状态，也都是由某个站在客观与局外立场的叙述者（《在伊犁》中的老王及《活动变人形》中的倪藻）隔着一段距离，由外向内甚至居高临下地观察、讲述出来的。小说叙述视角很少落到恋爱、婚姻和家庭主要当事人的内心，由他们自内向外地流淌或倾诉告白。

《在伊犁》中，少数民族同胞们的婚恋家庭故事基本没有作者自传因素，姑置勿论。《活动变人形》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作者仍然采用了革命者倪藻对失败的启蒙者倪吾诚隔岸观火、偶尔也将自己烧进去的“审父”模式。直到晚近，“审父”模式才被抛弃而转入自审。《奇葩奇葩处处哀》是晚年沈卓然丧偶求偶的一连串奇遇奇情奇恋；《生死恋》是顿开茅、苏尔葆这对血缘关系模糊的“弟兄”之间披肝沥胆的交流；《笑的风》更是作者设身处地进入角色的自我剖析。王蒙的21世纪小说，终于不再时时刻刻将婚恋家庭故事置于政治反思的框架内展开，而使其绝对居于小说世界的中心，并始终致力于探察主要人物内心围绕婚恋家庭生活而掀起的惊涛骇浪。至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纷繁的社会现象，只是映照人物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而已。

王蒙的这个巨大翻转可谓姗姗来迟。从《青春万岁》算起是60多年，从《活动变人形》算起则经历了34年之久。有没有实现这个翻转是关键所在。至于翻转之后究竟写得如何，是否有了这个翻转，就意味着作者放弃或者自动解除了无休止政治反思的责任与苦刑，对此还是见仁见智，不做结论吧。

《笑的风》结尾，傅大成“悲从中来”，想用五笔字型输入法打出这个成语，不料电脑却恶作剧地跳出“春情”二字。这个收官之笔颇堪玩味。寿至耄耋却孤家寡人的傅大成依旧不能忘情，甚至准备以前妻白甜美名义建立“中国婚姻博物馆”。他应该遭到善意的嘲讽呢，还是应该得到“悲从中来”的宽恕怜悯？或者应该祝福他永远“快意咏新歌”，永远青春万岁，“春情”荡漾？

倪吾诚、傅大成、苏尔葆的故事没有完，也完不了。即使王蒙不再写，将来总还会有作家“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注释：

（1）王蒙：《致读者》，《笑的风》，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2）王蒙：《好的故事》，《生死恋》，第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3）见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4）见周作人：《老年》，《周作人自编文集：风雨谈》，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周作人：《老老恒言》，《周作人自编文集：药味集》，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王蒙：《页页情书》，第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6）郜元宝：《平生文章不萧瑟》，《出版人》2017年第1期。

（7）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第11期。

（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结尾，提到唐代小说特点在于“驳杂无实”“文备众体”。《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则详加说明，“驳杂无实”乃张籍对韩愈的批评，“文备众体”引自赵彦卫《云麓漫钞》论唐人小说语：“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史笔、议论。”见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0-44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9）《话，话，话》为王蒙199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

（10）见郜元宝：《“说话的精神”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

（11）（12）王蒙：《笑的风》，第2、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13）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王蒙：《中国天机》，第170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15）王蒙：《活动变人形》，第2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16）王蒙：《我要跟你讲政治》，《中国天机》，第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17）见王春林：《王蒙论》，第313-32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18）王蒙：《生死恋》，第1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9）见郜元宝：《王蒙小说女性人物群像概览》，《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