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传》读后感100字

　　《阿诺德·汤因比传》是一本由[美] 威廉·麦克尼尔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页数：4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诺德·汤因比传》读后感(一)：个人就像被蒸汽压路机碾过的一只虫子一样

　　

作者的儿子也是世界史教授，他对此书的评价——“一位著名世界史学者对另一位更著名世界史学者的看法”。

汤因比的前半生就面临着他在《历史研究》的主题：挑战与应战。

汤因比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父亲精神失常，母亲性情大变，对儿子占有欲十足。

这时汤因比遇到了希腊史教授吉尔伯特，经常去他家以寻求家庭的温暖，并爱上了他的千金罗萨琳德。罗萨琳德出生于贵族之家，机智成熟，但也非常任性专断。

汤因比不适合罗萨琳德，但她父亲认为汤因比未来前途无量，是“最好的女婿”。

结婚后，在汤因比眼里是仙女的罗萨琳德，对丈夫可不那么尊重，她觉得自己有钱有才有气质。她喜欢写带自传性质的小说，在小说中就表露了对婚姻的不满。她写小说的才能并不优秀，却称汤因比的巨作《历史研究》“乱七八糟”。

罗萨琳德最终离开了汤因比，选择了一位可以做她儿子的男人做情人。

这是让汤因比情感上最受伤的一个女人。

汤因比后来选择了自己的学术助手成为妻子，晚年还是很安稳的。

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观受到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根据汤因比的家书和其他文件，考证出青年汤因比曾经故意逃避兵役，并对他很失望。我却觉得这不是汤因比的污点。第一次大战让太多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死于战场，毫无价值。汤因比真的去了战场，战死，又能对我们的文明做了什么贡献？

汤因比反思道：“个人就像被蒸汽压路机碾过的一只虫子一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台机器再去碾压另一只虫子的脊背。这种被自己亲手制作的机器毁灭的感觉是非常可怕的——希腊人便经历过这种局面。最糟糕的是，许多文明在经受了致命一击后还会长期死而不僵。······但历史就跟那场战争本身一样充满忧伤。”

30多年后，汤因比又回忆道：“1914年爆发的大战为我解释了自己在巴利奥尔学院本科生古典文本阅读课上读过的修昔底德：我一下子变得心眼明亮。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正在经历的一切其实已经被古代世界里的修昔底德见识过了······无论存在着多少时代差异，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在哲学意义上是相同的。如果希腊罗马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的确如此的话，那么所有已知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否都是这样的呢？”

汤因比获得成功是在美国，他在1947年后的美国所享受的地位是之前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曾拥有过的。因为他突然被当成了一位充满智慧的专家；他关于时事政治、过往历史、宗教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讲话均得到了来自各层次的、渴望在一个动荡的战后世界获得指导的听众们的热切关注。

但这也引起了英语学术界中人的嫉妒。大多数人选取的捷径便是在汤因比的书中进行检索，看看他在自己的专长领域里都说了些什么。他们通常总能找到可批评的地方——因为即便在没有犯下出格错误的情况下，汤因比也不可避免地要遗漏很多东西，而只从专家们知道的事实中选取一部分来支撑他自己的观点。

　　《阿诺德·汤因比传》读后感(二)：一位著名世界史学者对另一位更著名世界史学者的看法

　　

我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应汤因比之子劳伦斯之邀写了这部阿诺德·汤因比的传记。他于1986年收到邀请，在1988年完成了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威廉·麦克尼尔(1917—2016年)是专攻加尔文主义(Calvinism)思想发展史的约翰·T.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之子。约翰·T.麦克尼尔在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上的一座农场里长大，娶了来自加拿大西部温哥华岛的尼塔·哈代(Netta Hardy)。他们的长子威廉出生于温哥华。全家人日后移居多伦多，又在1927年搬到了芝加哥。在接下来的16年里，约翰·T.麦克尼尔一直担任着芝加哥大学的教会史教授。

威廉·麦克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在那段岁月里，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撰写一部关于历史上一切事情的巨著。但在那个时候，他所考虑的只有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世纪与近现代欧洲以及北美的历史——因为那是他学习过的所有东西，事实上也是芝加哥大学所教授过的一切。他带着这份豪情壮志来到康奈尔大学，于1939年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在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1940年)，威廉·麦克尼尔碰巧在怀特图书馆(A.D. White Library)里翻阅了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前三卷；这一契机让他从此脱胎换骨。汤因比关于诸文明兴衰的迷人假说在麦克尼尔(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那里引发了共鸣。此时，大萧条的阴影尚未彻底消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对于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言，那都是一段黯淡的岁月。世人怀疑，西方文明——该范畴的合法性在那个时代还很少受到质疑——或许注定要走向衰落。但除此之外，麦克尼尔还对汤因比作品展示出的渊博学识感到震惊。汤因比不仅多年沉浸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还试图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掌握欧洲以及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乃至地球上能够探测到文明痕迹的每个角落的历史。麦克尼尔几天内便一口气读完了这三卷著作，并且明白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还相差甚远。他计划撰写的书遗漏了人类历史中80%的内容。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刚刚开始博士二年级生活的研究生，自己需要去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而不是局限于从前所接受的教育关注的那一部分知识。从那时起，他自觉地将工作同汤因比的联系在一起。即便在他真正认识汤因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了解后者而打消了自己从前的许多幻想后，情况依旧如此。

麦克尼尔于1941年底应征入伍。他告别了研究生院，在战争岁月里在夏威夷、加勒比海、埃及和希腊等地服过兵役。他最初加入的是炮兵部队。但在偶遇某位当时在国务院身居要职的前康奈尔大学教授后，麦克尼尔被提拔为希腊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助理军官随员。他以该身份前往埃及，于1944年在那里邂逅了未来的妻子伊丽莎白·达比希尔(Elizabeth Darbishire)。她的父亲罗伯特·达比希尔(Robert Darbishire)碰巧是阿诺德·汤因比的至交。两人一道就读于牛津大学，并在1911—1912年间结伴游历过希腊；他们在往后余生中也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

战争结束后，麦克尼尔实现了自己成为历史学家的梦想。他于1947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教员，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整个教学科研生涯。在汤因比于访问美国期间看望老友罗伯特·达比希尔之际，麦克尼尔通过岳父的关系见到了自己平生最为仰慕的那位历史学家——那同样是在1947年。

汤因比在那些年里主持着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承担的全球政治年度报告的撰写工作，其声望与影响力正如日中天(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他邀请麦克尼尔加入报告撰写团队，撰述关于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国合作的那部分内容。《美国、英国与苏联：合作与矛盾(1941—1946年)》(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46， 1953)。为此，麦克尼尔举家迁居伦敦两年(1950—1952年)，在汤因比名义上的指导下展开了这项工作。

同汤因比打交道的经历让麦克尼尔大失所望。在那段时间里，汤因比急于尽快完成《历史研究》的最后几卷。麦克尼尔阅读了他的大部分手稿，提出了许多建议，却失望地发现汤因比连一条都没有采纳。事实上，他发现已过耳顺之年的汤因比已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式，不再以开放的胸襟持续修正自己的想法——麦克尼尔所崇拜的偶像毕竟只是一个凡人。

麦克尼尔接着撰写自己从本科阶段起一直酝酿着的那部巨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1963)反映了试图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努力。他在书中自觉采用了同汤因比的历史观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强调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彼此影响——汤因比则将兴衰历程中的诸文明视为彼此独立的单元。麦克尼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种改进；但这种改进只有在汤因比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麦克尼尔此后又写了其他全球史著作，并且始终是以汤因比为坐标的。典型例子如《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1976)、《竞逐豪强》(The Pursuit of Power, 1982)。他的那些著作从未像汤因比的作品那样一炮走红，但总的来说在学术界的同行那里却较后者更受认可。威廉·麦克尼尔成了美国世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声称世界史是一种在学术上合法的史学研究形式，即便它并不以对原始资料的研读为基础——专题性的史学研究则通常必须那样做。他支持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加入世界史的内容(因为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并未形成整齐划一的全国标准)。他撰写了两本世界史教材。威廉·麦克尼尔一步步走向自己在美国的事业巅峰，于1985年当上了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他的成功部分来自汤因比所树立的榜样，他本人也对此心知肚明。

威廉·麦克尼尔于1985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收到了劳伦斯·汤因比希望自己撰写这部传记的邀请。当时，麦克尼尔已离开芝加哥城，迁居到康涅狄格州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科勒布鲁克(Colebrook，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家族聚居地)去了。他没法在那个小村子里撰写汤因比的传记，便设法申请到了一笔科研基金，前往英国逗留数月，阅读了汤因比存放在牛津大学的档案，并同自己所能找到的所有汤因比的熟人进行了交谈。

读者将会看到，本书主要以汤因比卷帙浩繁的通信为基础。因此，这是一部个人生活色彩浓厚的传记。书中对汤因比的婚姻与家庭关系进行了大量评论，其中很多内容是以对汤因比家书的推测、研读与解释为基础的。但本书也对汤因比的成就进行了深思熟虑后的评价，并讨论了他在英国与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美国(汤因比在1947年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在那里大受欢迎)和日本(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那里拥有大批追随者)。

在撰写这本书期间，麦克尼尔再度对汤因比感到大失所望。依据汤因比的家书和其他文件，他得出了青年汤因比曾在一战期间故意逃避兵役并在此后掩饰这一事实的结论。麦克尼尔经常提及，自己在撰写本书中解释汤因比行为的那些章节时有多么痛苦。在麦克尼尔看来，如此对待那个引导自己成为世界史学者、为自己的学术发展打开大门的人物实在太不应该。但他认为自己必须将这些内容付诸笔端，因为他确信它们是真实的。

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展示了一位著名的世界史学者对于另一位更加著名的世界史学者的看法。麦克尼尔和汤因比看待他们的主题——世界史——的方式大相径庭。但由于在1940年阅读汤因比著作带给麦克尼尔的醍醐灌顶式影响，他们毕竟共享着同一个研究主题。在许多年里，两人都是英语世界里影响力最大的世界史学者。今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

约翰·R.麦克尼尔

编者注：本序系约翰·R.麦克尼尔专为中文版写就。约翰·R.麦克尼尔，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麦克尼尔之子。标题为编者所加。

　　《阿诺德·汤因比传》读后感(三)：重评汤因比：一本传记与两代史家

　　

文/肖峰 原刊于《书城》2020年10月号

一九五〇年，三十三岁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收到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的邀请，参与后者主持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国际事务报告”写作计划，这是为总结“二战”期间国际事件而进行的一个庞大项目。麦克尼尔承担了第五卷《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的写作，涉及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的描写。这些人物描写引起了汤因比的注意，在为该卷所写的序言中，汤因比特意提出他对传记写作的看法：麦克尼尔在描写这三个人物时，受到了历史学家的限制，这种限制又成为历史学家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可以以“观察者”而非“拥护者”的身份写作，能够与所写的主题保持距离，从而正确地观察并表现那些事件。

汤因比没有提到的情况是，历史学家有可能同时是被描写人物的“观察者”和“拥护者”。这种情况正好就发生在这位受到他称赞的年轻人身上，而被描写的人物就是汤因比自己。一九八六年，刚刚退休不久的麦克尼尔接受汤因比之子劳伦斯的邀请，为已经去世的汤因比写一部传记。本来已经迁居到康涅狄格州一个小村庄的麦克尼尔，为了这一写作计划随即前往英国，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材料搜集工作。一九八九年，这部传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麦克尼尔来说，这是一本充满挑战的书。一个原因在技术层面，传记写作需要想象力，传主的一些负面材料可能会被刻意隐瞒，导致传记的难度甚至大于世界史的写作。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曾经受到汤因比深刻影响的人，麦克尼尔需要努力在“观察者”与“拥护者”的身份之间保持艺术性的平衡。一九四〇年，大学时期的麦克尼尔第一次在图书馆里阅读到《历史研究》，被汤因比的渊博学识和宏大视野深深折服。幸运的是，他成为罗伯特·达比希尔的女婿，后者是汤因比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同学、一生的至交。借助这层关系，麦克尼尔于一九四六年首次见到了在美国讲学的汤因比，这次见面促成了汤因比向他发来的邀请。后来的合作经历对麦克尼尔的教职晋升、写作计划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的序言中，麦克尼尔称：“汤因比在学识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是细读本书的人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到的。”相信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然而，也正是这次合作经历，使得麦克尼尔从纯粹的汤因比“拥护者”向理性的“观察者”转变。他在接触中发现，这位曾经的偶像毕竟也只是一个凡人，有自己的思维定式，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尤其无视自己观点的矛盾之处。这导致了他与汤因比这位“父亲般的人物”决裂，转而实践自身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大获成功，奠定了麦克尼尔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他看来，这一成功实际上也仰仗了与汤因比的决裂。

就是在这一时期，汤因比经历了学术界最严厉的质疑与批评。“祛魅”不只是发生在麦克尼尔身上，甚至很多人从来就没接受过汤因比的观点。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来自牛津大学皇家史学教授休斯·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一九五七年，他在《文汇》（Encounter）发表了文章《阿诺德·汤因比的千禧年》，在这篇十五页的文章里，他嘲讽汤因比是一名创立宗教的先知，奚落《历史研究》是一种圣经，开启了名为“阿诺·汤因比纪年”的新千禧年，对汤因比的史学体系、公众地位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这篇文章给汤因比的声名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在麦克尼尔看来，特雷弗-罗珀的讽刺和抨击促使英语世界一代史学家们坚决反对汤因比那种全球式的和预言式的历史观，以至于汤因比在历史学家们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未能恢复。

麦克尼尔自己则享受了不一样的待遇，特雷弗-罗珀对《西方的兴起》可谓不吝赞美之词。在麦克尼尔看来，这是特雷弗-罗珀在利用《西方的兴起》再次批评汤因比，这种赞美是一种狂热、异乎寻常的溢美之词。这是因为即便“决裂”，麦克尼尔也没有完全否定汤因比。用麦克尼尔之子、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总结来说，汤因比对麦克尼尔的学术影响依旧是巨大的，麦克尼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种改进，但这种改进只有在汤因比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麦克尼尔此后所写的全球史著作始终以汤因比为坐标，甚至可以说，麦克尼尔在史学领域取得的诸多成就，都有汤因比所树立的榜样的影响。麦克尼尔认为，像特雷弗-罗珀那样的批评，掩盖了汤因比作品对历史学学术研究的真正贡献与持久影响力。这部传记为他提供了发声的契机。他毫不避讳自己写这部传记的一个目的：在社会公众的盲目崇拜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专业学者们的敌意之间找到更恰当的平衡点，换言之，就是要重新评价汤因比。

他对此采取的办法是，尽可能完整还原汤因比的生平经历，将汤因比的思想、作品放置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上自国际局势、政治演变，下至人际关系、家庭琐事，将其视作对环境变化的回应。作为汤因比生平的在场者，麦克尼尔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人脉与影响力，广泛地调取在英国、日本、美国一切所能看到的材料，包括博德利图书馆丰富的汤因比档案、日本大学图书馆所藏资料，借助通信采访、当面采访以及汤因比家族的支持，再加上适当的推测，麦克尼尔凭借自己卓越的史学才能，统合出一部逻辑清晰、结合客观叙述与主观评议的传记。传记囊括了汤因比的一生，包括家庭环境，在温彻斯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求学，在伦敦大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机构的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政治事务，“二战”后在美国、日本大受欢迎，晚年的思想转变等。为了努力体现“观察者”的立场，麦克尼尔不惜还原许多汤因比的私生活事件，目的在于揭露这位史学大师的凡人一面。麦克尼尔确信这些事件是真实的，有必要公之于众，即使这令他感到痛苦。这些事件包括：汤因比对母亲溺爱的依赖；家庭生活拮据与维持贵族生活的体面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汤因比毕生对贫穷的担忧；已是有妇之夫的他，在游历中国期间对女性历史学家艾琳·鲍尔鲁莽地表白；专注写作而疏于家庭关系的处理，造成了经营家庭关系的失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与妻子罗萨琳德婚姻的破裂，长子托尼自杀身亡；家庭生活的不如意使得他走上了神秘主义的自我拯救之路；最让麦克尼尔感到失望的是汤因比在“一战”期间故意逃避兵役的经历，这让他心目中的偶像形象一落千丈。

麦克尼尔还对汤因比的学术观点、卷帙浩繁的作品进行了评判。他对《历史研究》如何写成、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如何形成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同时，他并不回避汤因比思想体系的硬伤，指出了汤因比东方、西方二分法的缺陷，“文明”概念的含混，晚年思想的固执与僵化。他尤其认为，汤因比最大的错误在于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核心思想，认为文明之间本质上是彼此独立的，这种错误导致汤因比简化了对文明的思考，思想体系出现了漏洞，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麦克尼尔看来，文明之间更应该是接触、交流、互动的关系。实际上，多位学者在探讨汤因比与麦克尼尔关于“文明”理念的渊源与分歧时，都提到了这本传记。

“观察”与“拥护”融合出的最终效果，是对汤因比的“同情”。曾经与汤因比共事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评价汤因比“一生受尽苦难，却从未泯灭自己的童心……他最大的弱点是无法从批评意见中汲取教训……他对历史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本质上具有诗性和神秘主义色彩”，这被麦克尼尔认为是对汤因比最深刻的评论。通过真实、客观，甚至近乎残忍的揭露，麦克尼尔展现出汤因比人生与学术志业的悲剧色彩，在他的笔下，汤因比是一位艺术家式的人物，是在巨大光环之下忍受私生活困扰与心灵折磨的凡人。更重要的是，麦克尼尔对汤因比的“重评”，也是在为自己的学术志业发声。他依然赞誉汤因比是世界史事业的先驱。这可以联系到一九八五年，麦克尼尔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的题为“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的年度演讲。他驳斥了狭隘的史学观念，重申了世界史的必要，认为一部透彻的世界史可望培养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感情，缩小各集团冲突的毁灭性，而不是如狭隘史学那样不可避免地加剧冲突。在麦克尼尔心中，汤因比在未来是否会再度得到人们认可，取决于世界史、整体史写作是否还会受到重视，他的倾向是明确的。

作为麦克尼尔针对的对象之一，特雷弗-罗珀在传记出版当年就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先知》作为回应。苛刻如他，对这部传记的“如是直书”也表示出肯定，认为这是一本诚实且具有学术性的传记，研究深入，有技巧，很有同情心，也很谨慎。不过，他认为麦克尼尔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质疑汤因比的远不止他一个人。他反对麦克尼尔的一些辩护，认为将汤因比视为世界史写作的开创者是一种过誉，因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普世历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吉本等人更有资格胜任这一角色，更注重证据的弗雷泽和马克思·韦伯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汤因比更具备“持久的意义”。总之，他认为这本传记并不会恢复麦克尼尔心中那位英雄的可信度和声誉，他对汤因比的批判没有变化，依旧是当年那样犀利、讽刺、冷酷的风格，甚至放出“狠话”：“我不后悔在他的作品被全世界吹捧为几个世纪以来的终极智慧时，暴露了他那自命不凡的蒙昧主义；但是，如果我知道他的父亲在他最后的三十年里一直是个疯子，我也许会温和一点。”

特雷弗-罗珀说得对，汤因比在后世所接受的评价，当然再难超过他在世时所受到的热捧。但是麦克尼尔这部传记的意义就在于，避免在冷酷的“观察者”的方向走得太远，尽力在批评与拥护之间寻求平衡，至少他是这么追求的。特雷弗-罗珀的回应基本是老调重弹，他避开了麦克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从世界史写作的角度看待汤因比的贡献。在麦克尼尔的心目中，汤因比是自己学术志业的重要引路人和同道中人，他对自己文明观念的影响、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自然高过那些“普世历史学家”们，毕竟在传记的最后一章，拿来与汤因比相提并论的是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这两位“历史学之父”级别的人物。无论如何，汤因比在志业上的勤奋、执着依旧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给麦克尼尔带来的巨大影响，正是杰出人物的价值体现。

客观来说，两位史学大家在人生经历上有诸多不同。汤因比虽然曾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担任教席，但对教学始终缺乏兴趣，在他看来，在课堂里面对学生授业解惑是“浪费时间”，他始终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他的学术志业更像是艺术家的自我创作，是个体的、唯一的；他接受的是英国传统精英教育，自诩是为帝国服务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介入政治事务的意愿。麦克尼尔的写作则具有明显的受众意识，史学教学是他诸多工作中重要的一项，他积极推广世界史教学，《西方的兴起》等一系列著作都成为大学教材；他接受的美国大学教育相比更加自由开放，他更多致力于将一种学科体系和史学流派发扬光大。此外，不同的家庭成长环境，二十世纪英美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也在悄然之中影响着两人的成败得失。

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使得他们成为一类人。历史学家需要承担道德责任，需要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为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留有充分的余地。麦克尼尔的这一认识，与通过文明兴衰循环来观察人类命运的汤因比是相通的。他们都坚持在历史叙述中融入真情实感，让历史书写富含关怀而非冰冷。当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灾难时，需要抛弃狭隘、自私、保守、猜忌，以“拥护者”的心态做好人类命运的“观察者”。这一点在当下尤其具有积极意义。

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思想智慧，激励着后人不断效仿乃至超越。一九二〇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启发了三十一岁的汤因比；一九四〇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启发了二十三岁的麦克尼尔。时间已经来到二十一世纪，麦克尼尔已经去世数年，不知下一位承上启下的世界史大家是何许人也？

　　《阿诺德·汤因比传》读后感(四)：史学巨擘的另一面：汤因比的忧患与恐慌

　　

文/李腾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原载于澎湃私家历史2021-2-26）

▲《阿诺德·汤因比传》，[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吕厚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也许，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不会在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历史学专业领域被视为专家，但他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历史学家。一般读者多少都会知道他的《历史研究》，即使可能除了他自己和编选节本的索默维尔外，没有人真正读完过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许，还有人会想到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以及费正清将之借用到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著名全球史学者麦克尼尔的《阿诺德·汤因比传》为我们理解这位史学巨擘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极为鲜活和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汤因比的另一面。

汤因比的孙女说，祖父最经常引用的拉丁文是“Nil desperandum”（从不绝望）。在她看来，这是汤因比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然而，如果一个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不要绝望”，他的内心恐怕非常焦灼，时常处于绝望的边缘。

(一）少年时代的高光

汤因比从幼年起就显示出了天才。他从十岁起在肯特郡的伍顿学校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日后能够获得顶级公学的奖学金，汤因比过着严格的自律生活，这些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在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汤因比在1902年成为温切斯特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更为出名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晚于温切斯特公学，且都是以其管理模式为范本。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化的霸凌行为使汤因比深恶痛绝，没有暖气的宿舍甚至使他差点因肺炎而死去。那时候陪在汤因比身边的，只有他的宠物：一只名字不叫“海德薇”的猫头鹰。

在温切斯特公学里，核心功课是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仅要广泛阅读古典著作，更要学习用古代语言创作散文和韵文，且要严格遵循格律。既不能用《新约》中低劣的希腊文，也不能用罗马“白银时代”的次等词汇。即使当时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但在公学中却几乎没有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现代历史和文学则主要由数学老师进行简单的讲授。在各种奖项比赛中，汤因比几乎总能拔得头筹。

在公学期间，汤因比以拉丁文写作了一部穿越剧，并因此而获奖。在这个虚实交替的故事中，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在不列颠称帝，随即控制了高卢和意大利，在与东部皇帝的战争中被杀。这位死去的皇帝灵魂未灭，穿越到了二十世纪的伦敦街头，当时英国人正在庆祝与法国缔结的新合约。将公元四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叠加在一起的阐释，展现了汤因比未来宏大视野的雏形，这些都是以西塞罗式的拉丁文写成的。

进入到牛津大学后，汤因比再次克服了艰难的适应期，成为了整个学院瞩目的人物。没有人怀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就。虽然长久接受古典语言文学的训练，汤因比仍然保持着客观现实的判断。他认为，“无论如何，戴克里先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总归是比维吉尔更大”。和马克·布洛赫等学者一样，汤因比也反对黑格尔的目的论“幽灵”，而更倾向于以伯格森哲学中的变化来阐释历史，尤其是强调“直觉”。汤因比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伟大的历史博学者”，要效法德国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ayer）的五卷本《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将超越一般学者的丰富细节编织成令人炫目的画卷。他要不断地规划自己未来的事业，下决心成为本专业的大师，“成为年轻有为的系主任、训练有素的教师和历史学家”，要真正地干出一番事业。

▲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汤因比，约1925年。

（二）挥之不去的经济忧患感

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人，即使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随时都面临着被意外吞噬的危险。向下流动的通道一直打开着。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曾经也想效法自己的哥哥在大学中谋求一份教职，但那位巴利奥尔的讲师却对弟弟说，大学的教员和卖茶叶的生意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哈利最后在一座小城担任慈善协会的部长，在帮助穷人自力更生的同时，领取微薄的薪水。他们的家庭收入甚至都没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基本的中产阶级身份，他们只能同小汤因比的叔公生活在一起。

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无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传统的济贫理念正被日益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加鞭挞，认为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所谓“慈善”行为终将徒劳无功。在英格兰北部的长期考察使他深陷抑郁，直到1909年住进精神病院。那一年，汤因比正好二十周岁。老哈利在精神病院中生活了三十二年，直到1941年去世，汤因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父亲的状况和家庭经济的拮据在汤因比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一直非常担心，这种发疯的病症有遗传性，害怕自己有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特别当他身处困境之时，这种念头更是挥之不去。

毫无疑问，缺钱是汤因比一生忧患的主题。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应当特别能感同身受。比如，汤因比热爱旅行，一生多次在希腊、小亚细亚进行旅行。但在每次旅行时，他都会非常详尽地记载自己的花销，甚至算好返回英国所需花费的备用金。他特别厌恶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更害怕被人欺骗而多花了钱。终其一生，对入不敷出的担忧一直萦绕着他。在担任科拉伊斯教授期间，他为了自己的薪水讨价还价；在查塔姆楼写作国际事务报告时，他仍然不肯放弃为《泰晤士报》等刊物撰写文章，因为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是“生活中意外之喜相关花销”的保障。

汤因比一直在不停地写，为了获取更多的稿酬，也同编辑们斤斤计较版税的问题。在二战后，汤因比被视为先知一样的人物，在美国名声大噪。他不仅号召美国“自觉地替代英国”，以充当“基督教文明残存部分的领袖”去抗击威胁的力量，同时在《生活》杂志拒绝发表他关于美国命运的约稿后，仍然要求对方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高昂稿费。他特别愿意去美国讲座，而且总是要求主办方在系列讲座中给他足够长的休息时间。这样，他可以用主办方提供的车辆、机票和住宿，到其他地方进行同一个题目的讲演，以赚取额外的收入。在退休后，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继续学术工作、赚更多的钱、看更大的世界。《历史研究》获得巨大成功后，版税源源不断，但汤因比仍对财务问题十分焦虑，尤其是害怕税务官会突然对他处以高额的罚款或征收极高的税金。

▲1947年3月17日，汤因比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为他在亚洲赢得了大名。在1972年进行的五天采访，创价协会除了付给汤因比三千五百英镑的“咨询费”外，还要付给他当时的妻子和助手维罗妮卡同样数目的“答谢费”，同时池田大作还带了一些日本艺术品作为“微薄的献礼”。尤其是随着年龄的衰老，汤因比在金钱上的执着损害了他的形象和风度，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举止。当我们翻阅那些讨价还价到强词夺理的书信时，不禁会想到在聚光灯下的汤因比，是如何义正言辞地谴责贪婪、赞美圣方济各的贫穷理念。汤因比自己，也展现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

（三）婚姻与家庭

与罗萨琳德的婚姻对于汤因比来说，既是他所愿望的，也是他许多痛苦的来源。这段婚姻曾遭受汤因比家族的反对，因为罗萨琳德出身传统的自由党贵族，是吉尔伯特·穆雷的女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成分太高”。穆雷本人也是一位古典学者，编译的古希腊戏剧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伦敦舞台上风靡一时，还曾在1908年到1936年间担任牛津大学的钦定希腊语教授。在将近三十年任教牛津的时间里，穆雷着力对牛津大学的古典学教育和研究进行改造，力图将古代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穆雷在汤因比求学牛津的生活中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并最终成为了汤因比的岳父。

▲ 吉尔伯特·穆雷晚年照片及签名

1913年，汤因比和贵族小姐罗萨琳德结婚。作为一位很不成功的小说家，罗萨琳德性情有些尖刻，且比较虚荣。出身富贵之家的她在面对经济困难时，绝不会像汤因比家那样省吃俭用。在他们婚后，汤因比作为教授的工资很高（和现在的教授很不一样），而且还时常能为报刊写文章以换取不菲的稿酬，但始终难以接受罗萨琳德利用银行透支以维持极高生活水准的做法。欠债让汤因比极度痛苦。尽管如此，汤因比“宠爱”罗萨琳德，并忍受着罗萨琳德给他带来的经济压力。然而，他却并未真正参与到家庭的管理中，或者帮妻子分担照料孩子的具体事务。因为，他有一部大书要写，这部书就是《历史研究》，被罗萨琳德称为“胡说八道的书”，汤因比自己在书信中也常以这种称呼来自我调侃。

在《幸福树》（1926年）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中，罗萨琳德描述了她对这段婚姻的不满。她毫不掩饰地以“文学手法”描绘了自己的生活。小说中的女主角成长于一座乡间城堡中，婚后有三个孩子，有钱的外祖母拒绝给他们额外的经济帮助。这与罗萨琳德的生活一模一样！女主的丈夫（影射汤因比）是一位研究古代铭文的专家，生性吝啬，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军。这也是真实的生活。而在小说的结尾，时年三十六岁的罗瑟琳德借女主之口说：“我的童年十分快乐；我嫁错了人，自己深爱着的那一位却在战争中牺牲了——就是这样。”除了汤因比的家庭与罗萨琳德的家庭并不门当户对之外，这种不满或许也与两人过早中断房事有关。在结婚前后，他们都是精力比较旺盛的人，但大约在1922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们认为只有完全断绝房事才能避免罗萨琳德不断怀孕，家庭生活的负担使他们也不想要更多孩子了。

▲汤因比的第一任妻子罗萨琳德·穆雷

在和罗萨琳德彻底决裂前，汤因比还曾迷恋过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艾琳·鲍尔。鲍尔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妇女史、中世纪经济史专家，可惜在1940年英年早逝。她的《中世纪的人们》和《中世纪英国女修院》这两部著作，被视为剑桥经济社会史的代表性研究。1929年，两人凑巧都在中国游历，艾琳惊人的美貌、考究的衣服和两人在远东冲突观点上的契合，都使汤因比神魂颠倒，以至于夜闯艾琳的酒店房间，要求她不要嫁给已经订婚的未婚夫。相对于汤因比，艾琳更加冷静。两人最后的通信中，汤因比署名是“永远属于你的”，并用希腊语写了一首诗《文人米诺牛》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艾琳·鲍尔（1889-1940年）

1939年是汤因比的黑暗之年。2月份，他的母亲去世了；3月份，他的长子托尼在和未婚妻的争吵中向自己开了一枪，几天后去世。这一年，也是二战爆发之年。在二战期间，罗萨琳德独自住在伦敦，时常写信痛斥在牛津工作的汤因比是“懦夫”，说他是因为害怕对伦敦的空袭，才以为政府工作当借口，自己一个人躲在牛津。1942年秋天，罗萨琳德和汤因比的关系已成僵局，并正式分居。汤因比在离婚之前曾询问自己在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秘书维罗妮卡·博尔特，如果自己被妻子抛弃后她是否能够嫁给他？博尔特答应了。从1925年起，汤因比以一己之力撰写《国际事务报告》，博尔特就长期以来就是汤因比最得力的助手。毋庸置疑，汤因比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能够将一年各种繁杂的时事构建成条理清晰的论述体系。于是，汤因比与罗萨琳德最终在1946年8月离婚；同年的9月，57岁的汤因比和博尔特再婚了。

（四） 对世界的悲观与热爱

除了对家庭生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忧患之外，汤因比也常常忧心西方文明的衰落。汤因比在1920年夏天阅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大受震动，开始更为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鸿篇巨著。他最早的出发点是两条公理：第一，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应当是完整的社会，而非任意割裂下来的一部分。第二，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可通约的。一个变量，则是各个民族传统的差异性。在那个暑假里，他在《人之秘仪》手稿中罗列出了文明社会的十大特征，这些都是以爱琴海到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为基础的。

毋庸讳言，虽然传说中的汤因比总说自己希望能够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中国新疆，但23岁的汤因比曾给母亲写信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崛起直到吞并我们为止），英格兰的公学学生将同德国的青年精英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他害怕“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我们就成为‘南方佬’了”，所以英国应当“武装到牙齿”，要统治印度、开发西非，甚至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如同古希腊人曾统治亚洲一样。在《民族性与战争》中，汤因比甚至流露出“黄祸论”的思想倾向。他认为，中国必将同“新大英帝国”竞争，这个新大英帝国主要由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美的各个共和国所组成，并预测“俄国将会成为组建这道防线的主要推动者”。不过，年轻气盛且觉得 “战争令人心驰神往”的汤因比，最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未服兵役。他本人一直坚持是因为痢疾，并且一直保存着当时医生所开具的证明。

后来，见证了战争残酷的汤因比发生了变化，并终生痛恨战争。在一战后，汤因比受聘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科拉伊斯教授席位。汤因比对希腊有特殊感情，在科拉伊斯教授就职讲演中，他认为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世界，希腊一直是欧洲在东方的前哨，其历史中充斥着不同类型的独特苦难。从希腊开始，汤因比开始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囊括其中。在那个时候，汤因比的思维框架仍然处于东西方分立的二元框架之内。在讲述1920年代初希腊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战时，汤因比明显的亲土耳其论调，让支持这个教授席位的希腊赞助者大为不满。享受着希腊人捐赠的高额薪水，而痛斥希腊政府、盛赞土耳其人，这就威胁到了汤因比的职位。汤因比一直试图劝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要认可穆斯林希望同欧洲诸民族平起平坐的诉求。在汤因比看来，穆斯林所受的苦难比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要多得多，土耳其人的罪行是“这个文明土崩瓦解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行凶者的过错”。而且，他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无需挂虑。

《历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也迎合了当时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前三卷中，汤因比将战争视为文明解体的决定性要素。以带着“先知语调”的文字，汤因比将历史学的视野延伸到了前所未有乃至未曾想象过的广阔视野。毫无疑问，所有的研究者都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冲击。汤因比认为，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将不可避免，这也许会是全人类的最终归宿。一方面，他欣悦于见到这样一个帝国，因为在涵盖全球的帝国内，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了。另一方面，全球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暴力，则让汤因比感到痛恨。在动荡时代中，汤因比开始重新回归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将基督教视为最高的信仰。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家庭关系破裂的痛苦逐渐弥合后，汤因比又从那种对苦难的崇高感中解脱了出来，转向了更加洒脱的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

▲ 汤因比的写作法门：写，不停地写。

在重重压力之下，在时时刻刻的隐忧之中，汤因比仍然完成了《历史研究》这样的巨著。他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强度之高，无人能及。比如，接替他在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报告的是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不但没能按时完成报告的撰写，一再拖延后只得在绝望中辞职了。在下笔千言而又关切主题上，汤因比堪称不世出的天才。但除了他得天独厚的天才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自己所选定的目标的执着。不管什么事发生，无论是罗萨琳德的抱怨、孩子们的喧闹乃至儿子自杀的消息，在怎样的震惊和痛苦中，汤因比还是能够踏实地坐在桌子前继续写他的书，一行行地构建他脑海中的世界历史体系。这种自制力是他成功的保障，同时也使他无法扮演好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这些都在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