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读后感100字

　　《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是一本由[德]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6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精选点评：

　　●买的时候以为是C.S.刘易斯自传里提到的那本德国神话书，其实是对德国历史各阶段如何利用神话、创造神话进行政治动员、社会改造的梳理分析。不只历史是小姑娘，神话也是小姑娘。

　　●该领域里最好的作品，非常不错。神话的特点总结得很好（可造访性、消除偶然性）还有翻译真的是极其流畅。章节很规律，跨度很广，但分析难度没有提上来。对德国史稍有了解以后，推荐用这本书一站式顺利进阶。

　　●书本身略有些难懂，对欧洲的神话体系需要有一些大致的了解。作者的核心观点是神话是经过不断剪裁、增添而被塑造起来的，与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的理论有些类似。这本书更关注的是神话的构建与国家正统性的梳理，神话提供的是一个必然发生的预言，是不可辩驳的“真理”，是一种想象共同体的先验逻辑。

　　●讽刺＋1

　　●和我想的不一样啊

　　●读完给我一个启发，想要深入理解一个民族可以看看他们的神话故事，任何神话流传至今都不是因为偶然。

　　●讲的是神话在政治上的作用，但题目写的是德国人，更想看的也是神话在个人生命中产生的影响

　　●2018已读72。了解德国历史文化的进阶之作！堪称完美。作者开篇即指出，政治神话具有两大要素：一、简化历史以符合人们的审美与道德标准。二、启示未来，消除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全书着重考察了德国历史核心事件在不同政治语境中的阐述方式，是一部“历史叙述史”。在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乃至二战结束后，历代德国统治者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赋予历史不同的解释，塑造了人们对于过往的认知。现在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历史记忆”，说白了就是“政治神话”。书中对第三帝国与民主德国政治神话的解读极其精彩。

　　●2009年莱比锡书展奖得主（非虚构类）。翻译的非常不错，可读性很强。书的主题能给人很多启发。里面不少章节其实单拿出来都够写一本书的，比如“普鲁士神话”或者“甲壳虫神话”（也都有书相应出版并被翻译了）。

　　●书的定位有点尴尬，对熟悉的德国史的人而言，讲的太浅，对不了解德国史的人而言，全书都是撷取的一些文化史断章，也无益于构建了一个完成的德国史框架，可能适合移民和游客阅读吧，了解下德国的几个重要文化符号。之前选购本书，是期待作者把神话学理论与政治文化实践相结合，结果发现作者对神话学理论的运用很肤浅，只在“导言”部分做了理论阐释，正文部分基本脱离了理论深度。

　　《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读后感(一)：非常有深度的一部书

　　正如书底页我认为是非常精准到位的评论所言，本书“论述了德国的政治神话，注重考察了它的嬗变过程和它如何塑造了德国人的民族个性”。

　　本书从赫尔曼/阿米尼乌斯公元9年在托伊托堡森林会战中击败罗马帝国军团一直写到了柏林墙倒塌德国重新统一。作者从这个历史时段中挑选了作者认为对德意志的历史、民族意识和民族个性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些事件或者说是成为了神话的事件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包括红胡子腓特烈/巴巴罗萨，包括齐格飞和尼布龙根的宝藏，包括浮士德，包括马丁•路德等等。

　　应该说本身就是德国人的作者对这些神话/事件的解读鞭辟入里，而且串联得非常有逻辑性，使得作为普通读者对这些散乱故事有一定了解但又了解不深的我沿着作者的解读，回望了对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那些神话/事件是如何点点滴滴地渗入到德国人的血液中去的。

　　而且一些小细节确实又让我涨了知识，比如，原来浮士德是德国传说中早有的人物，并不是歌德的原创，比如，铁十字勋章的最初源头是为了纪念拿破仑战争中去世的普鲁士路易丝王后，等等。

　　不过，本书也有一些我认为的缺点，比如说，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作者所言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是思想家”的原因，本书有些语句或语段读起来感觉晦涩不已，不明白要点在什么地方，感觉是故作高深，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还有，作者完全放弃了日耳曼人在基督教化之前的那些完全本民族的神话素材。此外，对莱茵河相关神话的解读过于简短了，毕竟，莱茵河是德意志的父亲河，是将近一千年里德意志和法兰西反复争夺的一条河流，仅仅这里面就不知道有多少可以解读的神话了。最后，本书末尾对联邦德国及民主德国的建国神话的解读不是没有道理，但似乎大多出于西德的立场而显得多少有些带有偏见。

　　强烈推荐给喜欢德国历史和文化的读者。

　　《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读后感(二)：相信信仰还是现实——读《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

　　每部丧尸片的讨论中，最多的可能就是如何在丧尸来临之际让自己生存下去，没有人会去想自己其实最可能是丧尸中的一员。其实每个人对社会的认识都早已被整个社会给规划好了，所谓的“看透”往往不过是自恋罢了，每个人都不过是社会潮流中的一员而已，接受某一种文化熏陶的“洗脑”，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人”。神话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政治对神话的重塑与神话本身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他们之间的互动究竟如何，相互影响如何，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话题，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的《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一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长篇大论德国神话的问题，而是严格以政治上的分期为界，研究在各个重要的政治时期是如何构建神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他（明克勒）用神话这样一条具体、有效的线索，深刻地表现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命运，准确地表达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品格。”（译者前言，第i页）神话的变化与不同时代的政治诉求、文化价值和心理状态息息相关，在不用的时代，神话的不同侧面被凸显出来。神话在这里作为一种“寓言式”的存在，其功能多少类似于“圣经”，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某一阶段对未来偶然性，换言之，神话通过一种对未来的预设，来证明现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对于德国的神话来说，“与其他欧洲邻国或与美国相比，联邦德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家，至少缺乏政治建国和有关价值取向的神话。”（第1页）德国在自身的历史记忆上是缺乏的，这就使得德国的神话在先天上是不足的，这使得整个德国的历史记忆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动之中，不会形成一种稳固的历史记忆。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构建神话有多快，毁灭神话就有多快，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先天不足”又使得德国的文化很容易走向极端，而这又多少是德国能够产生了影响近现代的著名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原因之一。政治神话制造的是一种集体性的尊严需求，反过来又能动摇敌方的自信心。同时政治神话的产生又依赖于纪念日与节庆日，通过对时间的掌握来将神话神圣化，“神话”之所以能够“神话”不在于其“天然”就是“神话”，而是被认为制造出来的。政治神话的作用或者意义可以总结为“政治神话表达了一个政治团体的自信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自信从政治神话中汲取了养分。它们是一个国家象征体系的叙事基础，当象征的手法自己不能展现出来，或者要改变象征意义的时候，尤其需要发挥政治神话的叙述功能。”（第7页、第8页）神话一旦被确立，就成为了一种先验正确的“武器”，这件“武器”既可以对内，也可以对外，区分了敌我。不论神话的在这一层面的作用是革命的，还是束缚的，都是有助于塑造集体记忆，尤其是在面临社会变革之际，神话成为了政治预言，给人们带来的是团结与力量。

　　作者的大概思路如上，论述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逻辑顺序进行论述的。第一章讲述德国人的起源和神话对未来的预示；第二章讲述在政治神话的影响下如何认识、区分自己和他人；第三章探寻如何使用叙述和具象化的手法塑造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意识；第四章讲述具体的地点和空间；第五章探讨的是神话的对立问题。可以说整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将文化记忆的理论应用在政治神话研究中的案例。当然，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提及文化记忆理论，但其实整本书背后都借鉴了文化记忆研究的相关成果。例如阿斯曼夫妇就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在社会层面上将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而在时间层面上，将昨天与今天连接在一起，这构成了共同的知识与自我认知。在明克勒书中，政治神话的演变尤其是符合这个变化的过程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我们对德国最了解的可能就是纳粹德国了。纳粹德国的神话构建借助了大量的德国既有神话的资源，而列宁式政党又给了纳粹党组织领导一个国家的绝佳的指导。可以说，纳粹的统治影响着整整一代人，但是我们不了解的是二战后德国人如何面对纳粹留下的遗产，如何面对二战后这个大的转型期。民主德国将自己建国的正统性建立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而联邦德国则避开这种繁琐的问题，而直接将经济腾飞本身作为深神话对待。有趣的是，在对待纳粹主义的问题上，西方将纳粹与苏联视为极权主义的代表，而苏联则将纳粹主义与帝国主义捆绑到了一起，而更加诡异的一点，在冷战两极格局松动之际，各个国家所谓的“民主化运动”，却又多多少少带有这种类似的评价，西方社民党的上台，其社会政策又多多少少带有了共产主义的味道。两德之间的神话斗争的基调就是民主德国认为联邦德国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民主德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保护墙。而民主德国只是将自身视为一个过渡，是一个临时性的国家，将自己的建国神话构建为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强调物质上的幸福安康。民主德国的神话更加强调的领导人的作用，神话融入到意识形态之中，联邦德国的神话则不仅仅依赖意识形态的教育，物质上幸福安康直接与人们的个体体验相关。

　　民主德国的政治氛围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很强烈的“目的论”色彩的政治与神话体制，反法西斯的神话贯穿其中不过是作为目的论的工具使用，反法西斯既是统一社会党执政的基础，也是其执政的理由，没有这个理由，整个当的存在都没有必要了，所以联邦德国一定需要是“法西斯国家”。那么这种存在的未来是什么呢？明克勒在文中没有提到，不过熟知马克思理论的人都可以知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未来必是赤旗的天下。而法西斯已经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一种，那么未来的目标一定就是打倒这个敌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资本主义必将灭亡，民主德国的政治神话正是以这种历史进化的姿态展示出来的。这个过程与其说民主德国特有的，不如说是大部分经受社会主义革命洗礼国家所必然经历的。不断构建新的建国神话，将现在与过去分离，历史和神话共同成为被解释的对象，历史的主体先进就在于能够推动这个进程。作者不断地提到，神话的存在就是消除偶然性，历史往往也是如此。而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他们不过是教育的对象而已，他们只需要相信这段“历史”、“神话”就可以了。联邦德国抛弃了这种略显繁琐的神话构建，直接将显示的财富摆在了民众的面前，是面对未来的美好“前景”还是当前的利益，民众会如何选择呢？恐怕这个过程就是神话崩塌的过程。其实对于纳粹主义或者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其中的党的作用多少类似于自命不凡的传教士，通过神话与历史解释过去，让人们相信历史如同生物一样是进化的，但是这种解释又往往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不得不由一个个圣徒出来“修正”，那么究竟是信仰比自己更高大的事物还是眼前的利益呢？恐怕只有现实才能给出答案了。

　　《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读后感(三)：【转】范丁梁评《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悬而未决的德国认同难题

　　范丁梁（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5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19668

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

　　作为默克尔政府智囊团的一员，今年即将从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理论教席上退休的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在专业公共领域中向来备受争议。他在历史学家中的声誉大概要比在政治学家中略胜一筹。在政治学界，无论是他对现代社会新型“非对称战争”的态度，还是他用“最优值”来评价政治家及其政治决策的主张（数位传记作者都提到过默克尔非常赏识明克勒的“最优值”理论），一直被不少同行诟病。但是，在历史学界，对其专著的评价总体上是褒多于贬。尤其是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 bis 1918，2013）和三十年战争（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uropäische Katastrophe, deutsches Trauma 1618–1648，2017）的最新论述，都被认为提供了富有创见的成果。不过，《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并不在受赏之列。

[德]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著，李维 译，商务印书馆，2017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该书的选题。1986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顾问的历史学家施特姆尔（Michael Stürmer）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联邦德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史之国”，呼吁德国人去探寻第三帝国史之外的“失落的历史”，从而为联邦德国创建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与政治认同，在过去中找到未来的方向。他由此遭致了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激烈抨击。2009年，明克勒在《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一书中，第一句话就直言“联邦德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家”。然后，他用了600页的篇幅去论证，政治神话在德国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的德国需要新的政治神话来推动自身的重新崛起。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德国人的诉求从历史转向神话，但是究其本质，他们都还在试图解决万分棘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德国公共领域——无论是专业公共领域，还是政治公共领域——尚无法达成共识。甚至可以这样说，任何试图就此给出方案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反对意见。

　　首先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明克勒的方案逻辑。“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题目，但对于全书的内容而言，却并不是一个指向清晰的题目。题目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都需要重新被界定。第一，此处的“德国人”并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全部德意志人，它所暗含的疆界其实是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所以，虽然明克勒提及了数量众多的神话主角和神话地点，但是其中既没有瑞士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也没有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室墓地（Kaisergruft）。第二，此处的“神话”并不包括所有涉及德国人对自我和世界之理解的辉煌叙事，而仅仅只涉及与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共同体的合法化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神话。政治神话本质上就是共同体的意义制造器。所以，“洪堡神话”这种没有浓厚政治色彩、没有进入过德意志民族认同核心的神话，就不在明克勒考量范围之内。总之，明克勒的核心框架是，依据1871—1918—1933—1945—1989/1990这样一条“小德意志”政治史红线，来选取和编排他的神话素材。

　　明克勒的论述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了以塑造自我形象和英雄崇拜为指向的民族神话，其主角是巴巴罗莎、齐格弗里德和浮士德。第二章探讨了用来区分自我与他者，或者说，用来反对传统欧洲之当权者和由其制定之欧洲秩序的神话，其主角是塔西陀、阿米纽斯和路德。第三章叙述了普鲁士神话，包括普鲁士的形象标签、弗里德里希大帝和路易丝王后这样的政治神话人物以及普鲁士精神。第四章转向神话的空间化，其主角是瓦尔特堡、魏玛、纽伦堡、德累斯顿和莱茵河这些“神话聚集地”。第五章探讨二战后的神话建构和神话消亡，包括民主德国的反法西斯神话、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神话和大众媒体塑造的消费型神话。

《德意志记忆之场》（Deutsche Erinnerungsorte，2001）

　　从内容上看，《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并没有比三卷本的《德意志记忆之场》（Deutsche Erinnerungsorte，2001）提供更多的神话信息。而且，在对某个神话内容的单独分析上，他也没有那些专题论文或著作那么详尽。但是，明克勒的出色之处在于，他善于捕捉神话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关注的不是神话叙述了什么，而是神话在政治上塑造了什么。比如在阿米纽斯这一章，他在文中自由地交替使用阿米纽斯和赫尔曼这两个人名，而完全没有解释人们是从何时起、为何用赫尔曼取代阿米纽斯这个称呼的。这类细节在明克勒的论题下，显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运用各种历史材料来呈现神话不断被续写、改编、接受、利用、反对、抛弃的动态过程和由此对德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明克勒对于1945年前，尤其是18和19世纪政治神话的分析，入木三分。与之相比，他对于1945年后的论述，则要薄弱得多。这或许是本书在结构上的最大不足之处。第一，作者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政治神话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根本上不是因为原有神话失去了解释力，而是因为经历过纳粹和战争的那几代德国人对一切有可能被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观都抱有警惕甚至是反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神话。

　　第二，关于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在建国神话上的对立，明克勒的分析可能有所偏差。民主德国以反西斯神话立国，这当然毋庸置疑。但与之相对，联邦德国的建国神话却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零点”神话，即联邦德国是一个与纳粹有彻底切割的全新共同体。这才是战后初年联邦德国人自我认同的根基。而经济奇迹本质上不是一个建国神话，因为它最初的作用并不是用来构建民族或者国家的身份认同，而是用来证明联邦德国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以此与民主德国竞争。

　　第三，关于由“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即如何面对和处理纳粹历史——而催生的联邦德国政治神话，明克勒实在着墨太少。尤其是，他竟然完全没有提及二战末期帝国东部地区（今属波兰和俄罗斯）德国人被驱逐的神话。而这个神话的建构和崛起，恰恰是联邦德国为了解决自我认同难题而提供的重要辅助手段。

　　虽然，《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详实地论证了神话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用政治神话来塑造当下德国人的认同从而实现“社会总动员”，是否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仍然值得商榷。明克勒秘而不宣的一个潜台词，其实是民族爱国主义，然后他给它套上了神话的外衣。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也一次次地证明了，神话就是走一条从建构到解构的道路。而此时此刻，德国人正需要建构。就此而言，明克勒显然是一位温和的实用主义者。当然，民族本身绝不是一个危险的词语，民族意识也不等于民族主义。德国人试图重新用这个概念来进行自我定位，无可厚非。但棘手的是，他们——包括明克勒——还没有从自身传统中找到或者重启能够“有效作用”的反应物。究竟哪些神话应该且能够被“复活”，哪些应该且能够被“重新加以塑造”，明克勒没有给出答案。

　　尽管明克勒反对由政治学家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首创、之后被哈贝马斯发扬光大的“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方案，认为它“既不能衍生出生动丰富的叙述故事，也不会产生出具象化的表现物，更谈不上举办各种仪式活动”，总之就是不具备任何操作性和亲和力。但是，该方案的竞争力或许并没有明克勒所批评的那么低。在今天德国人共同体情感的核心要素中，民主的号召力绝不低于民族。历史学家格雷宾（Helga Grebing）在1980年代曾提出，德国历史中存在“黑”、“白”两条路线，“黑色路线”指向失败、歧路和罪责，而“白色路线”则指向自由和民主。倘若将政治共同体中对宪法的忠诚、对民主之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热爱，与德国历史中的“白色路线”相融合，或许就能找到德国人认同创建的基础。

　　作为一部政治观念和政治心态史，《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富而立体的画卷。书中并没有太多学术上的争议性观点。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作者的论证会因为明显的倾向性立场而略显薄弱。比如他将社民党《2010议程》的失败归因于“缺乏神话故事的宣传和象征的渲染”。又比如他谈到勃兰特制造政治神话时，只谈他的“德国模式”方案，却不提他的“胆敢拥有更多民主”方案。归根结底，与其说这本书是明克勒写给同行的战斗檄文，毋宁说是他写给德国民众的宣传手册。而重要的不仅仅是他写出来的观点，还有他没有写出来的潜台词。

　　《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读后感(四)：政治神话，德国历史的动力还是阻力？

　　

（作者： 伊恩·汉普谢尔-蒙克，埃克塞特大学政治理论教授。 ）

与其欧洲邻国或与美国相比，联邦德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家，至少缺乏政治建国神话和有关价值取向的神话。法国人冲击巴士底狱，发动了一场大革命，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取向；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在战争中践行了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谱写了殖民地人民不畏强敌，顽强争取独立的历史篇章，并激励其后人不断地战胜困难和赢得挑战；英国人拥有对辉煌帝国时代的持久记忆，这个时代把“秩序和文明”带给了全世界，而英格兰精英们也从中获得了自信；波兰人保存了民族衰亡、重振河山，以及英勇抵抗直至最终胜利的历史记忆，这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上面这些例子包括了民族的胜利崇拜，也包括引以自豪的牺牲故事，还包括了在政治和技术上的引领要求，它们都表明政治神话发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在德国却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唯有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政治、军事失败，以及对纳粹恐怖罪行的记忆，先是让德国人因羞耻而沉默，然后是历史学家们果断地对这些历史做出了评价。德国的历史记忆同样也可以促进民族性的形成，只不过它们普遍带有负面色彩，起不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国家都不用担负类似的记忆，更无须背负如此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日本没有，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没有，意大利更没有。虽然德国人这样做了，但由于记忆的内容，他们无法获得自豪感。通过深刻反省得到的政治自我认识，是无法充满自豪地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交流的。

当然，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优势：在德国，人们终于可以摆脱神话带来的误解和迷惑，既不受神话故事的诱导，也卸去了被迫重演历史的负担，可以单纯地用利益权衡和理性推理来从事政治事务。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揭示这一点正是本书目的所在。“从神话到理性”，中间没有一条笔直的道路，在政治上就更没有了。另外，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马克斯·韦伯做出的祛魅诊断未免太过忧伤了，无法将其视作迈向更加理性和更加美好世界的进军号角。

战后满目疮痍的德累斯顿

事实上，“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并非完全没有了神话，只不过这些神话不再牵扯政治，而是关系到个人的富裕生活及其具体象征。一方面，民主德国试图用建国神话来改写德国的历史，用人民起义和革命纲领取代战争与战斗；另一方面，联邦德国放弃了制造官方的建国神话，满足于做一个特别缺乏象征的国家。后者一开始的临时性特征很容易让人们抱有这种心态。因此，对神话叙述和象征性表达的需要，就从政治和国家的层面转移到了市场和消费层面。大众汽车变成了使联邦德国人具有归属感的标志，梅赛德斯则是事业兴旺发达的象征，是成功的证明。夸张地讲，梅赛德斯的星形标记甚至取代了战争年代的铁十字勋章。甲壳虫和高尔夫汽车主宰了市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特性，而梅赛德斯汽车表明，德国人的成就也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可。雅尼斯·约普林在歌中唱道：“啊，主啊，你不想给我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吗。”当战舰和装甲部队都已成为过去，没有什么比斯图加特的汽车更加鲜明地代表了德国人对世界声誉的渴望。遗憾的是，后来接手企业董事会的于尔根·施仁普没有明白这一点，他草率地放弃了梅赛德斯·奔驰的名称及其象征意义，而使用了戴姆勒克莱斯 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最后耗费了数十亿的资金才弥补修正过来。如若他对神话及其影响力略知一二，根本不会让这个康采恩的总部如此破费。神话是富有象征意义的精神资本的积累，只要小心呵护，就可以受益匪浅。不过这个象征性 的精神财富也会很快消失。

就像施仁普低估了名称及其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一样，许多政治家也常常轻视神话的重要作用。但当政治不再是日常的行政事务，而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或开辟新时代的时候，神话故事就具有了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神话会让人坚信，他们一定能战胜困难，不辱使命，因为曾经在“那个时候”就有成功的先例。神话给人指明方向，增添信心，因此是政治的认知和情感资源。施罗德第二届内阁提出的所谓２０１０议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缺乏神话故事的宣传和象征的渲染，即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改革也未获得足够的支持。人们也试图改变这一状况，用技术象征手法把各个改革措施包装起来。例如，为哈茨改革编上序号，或者把改革的目标年读成“二十-一十”。但是，这些象征的说法非但没有激发人们的政治想象，反倒带来了负面的感受。大批选民离开社会民主党以及左翼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神话故事和象征的结果，而施罗德的２０１０议程正是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启动的。所以，德国缺乏政治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缺乏神话故事的烘托和渲染，就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激发他们的斗志，不仅政治改革无法顺利进行并获得圆满的结局，相反还会出人意料地导致结构性的保守主义。

屈夫霍伊泽山上的巴巴罗萨纪念碑

但是，正如德国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早期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现在政治神话的泛滥也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超过了波恩和柏林的共和国因敌视神话所付出的代价。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德国在１８世纪末开始寻找自己的民族神话和民族英雄，用来取代世纪中叶已经枯竭的宫廷新斯多葛派英雄神话。各种文学作品和历史人物都被拿了出来，包括《尼伯龙人之歌》、歌德的《浮士德》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还包括切鲁斯科人的首领赫尔曼／阿米纽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巴巴罗莎和宗教改革家路德，以便从中挑选出合适的建国神话和价值观神话。人们赋予那些有传说的地方、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某种意义，由它们引申出更深的含义，如隐藏某些秘密或包涵救世的先兆等。诗人威廉·拉伯曾谈到德国的三座历史名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三座德意志的城堡，它们反映了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它们分别是布罗肯山、屈夫霍伊泽和瓦尔特堡。帝国建立后，开始把风景“纪念碑化”，给某些有神话传说的地方赋予神圣的光芒。托伊托堡森林的阿米纽斯纪念碑、屈夫霍伊泽山上的巴巴罗莎纪念碑、吕德斯海姆的下瓦尔德纪念碑、莱比锡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以及之前雷根斯堡附近的瓦尔哈拉神殿和克尔海姆的英烈堂，都是那时出现的，瓦尔特堡也得到了彻底修复，而１６世纪中叶就已停工的科隆大教堂，现在终于建造完成了。格林兄弟不仅收集黑森地区的童话，而且还搜集全德国的传说故事，浪漫派诗人布伦塔诺和阿尼姆在著名的民歌集《男孩的神奇号角》中，发表了大量歌曲和诗歌。人们几乎可以认为，此时开始了后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对世界施加魔力的进程，直到一个世纪以后，韦伯才宣布了它的结束。

在此要说明一点，绝非每一次施加魔力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但几乎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对增强民族特性有所贡献，突显了德国人所谓的不同凡响和卓越超群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政治神话满足了一种集体性的尊严需求，它不仅简单地区分了民族间的差别，还唤醒了德国人的优越感和统治欲。尤其当两方神话相互对立时，更是如此。例如１９世纪德国与法国神话间的对立，以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神话间的对立。政治神话的力量在于，它们能够动摇对方的自信心。例如，凡尔赛与莱茵河中部的河流及两岸城堡的相互对 照，一侧是经人工雕琢浑然一体的宫殿与花园，另一侧是秀丽自然的莱茵风光，它隐藏着深深的秘密，星星点点的建筑物，如修道院、教堂和城堡，偎依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莱茵河的风光特点，不仅是强烈反法的，而且还反对那些模仿法国的德国人。又如，“罗马”被说成是正直、善良的德国人的对立面。更确切地说，凡是德国的东西，就是反“罗马”的东西。再如，法国皇帝拿破仑和切鲁斯科人首领赫尔曼构成了一组对立人物，在神话中他们分别代表着帝国统治和反帝国的抵抗。类似的对立人物或许还包括拿破仑与路易丝王后，前者是法国的恶魔，后者是普鲁士的圣人。通过上述鲜明的对比，可以认清敌人，彰显自我。神话之间的对立斗争，还表 现在对历史传统的争夺。例如近代早期有关查理大帝的争论，法国人说他是法国人，德国人说他是德国人，而且双 方都振振有词。其他的例子包括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和班贝克 的骑马者雕像，据此德国人提出只有自己，而不是法国人，才拥有真正的、地道的哥特艺术。

日耳曼部落在阿米纽斯领导下反抗罗马军队

１９世纪刮起的这股神化风，不仅波及空间，还吹进了时间的范畴，主要表现在人们用各种纪念日和欢庆日来使政治神圣化。宗教的年节不再是唯一具有神性的节日了。现在，每逢重大战役或政治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同样举行庄严的庆典，借此培养感恩之心和激发责任感。政治节日一般都有游行和阅兵等庆祝活动。民主德国就很好地保持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而在联邦德国，仅限于在非公开场合发表一些节日讲话，前后还都伴有音乐演出。联邦德国放弃了阅兵式和游行，简化了政治活动的仪式，且迁都柏林之后继续如此为之。其摒弃政治节日的神圣化因素，与它缺乏建国神话是相一致的。因此“德国统一日”对于德国各地的流动艺人来说，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共和国的宪法文化。

从原则上讲，把日常政治神圣化会导致停滞与僵化。从表面看，这与上文的观点相矛盾。前文曾提出，政治神话能够帮助深化改革，而缺乏政治神话会促成结构性的保守主义。因为政治神话是通过三方面来发挥作用的，即：叙述上的改变、具象化的加工和仪式活动，所以它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支持变革，相反也会变成 一股固执保守的力量。叙述上的变化指，神话不仅仅被传承，而且还被续编或改编，从中涌现出各种新说法，主要是为了进行政 治上的某种解释，为政治团体开启新方向做好铺垫。这一点在巴巴罗莎神话和尼伯龙人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具象化的加工 指不仅要通过绘画，而且还包括雕塑创作，把神话表现出来。就过去已完成的具象化加工而言，它们可以不受各种变化的影响， 比叙述表现出更强大的固执力。因此，可以这样假定，叙述促进了变化，而直观表现神话的图画和纪念碑，以及因神话而设的节日，主要具有守成的特征。这一点并不难于理解，因为叙述的东 西是最容易改变的，经常会走样，反之，具象化和仪式化所带有的 神圣性，会阻止人们随意篡改人物、事件和报道，并把各种变化斥为异端邪说。与此相对照的是，放弃政治的神圣化会带来更大的灵活性，能够彻底探究神话所未能预见的各种可能性和前景。而 把政治神圣化，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去神圣化的痛楚，就像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民主德国一些城市所遭遇的那样，纪念碑被拆除，街道被重新命名。

【 本文摘自《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出版），见碎金书坊微信公众号2017年9月30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