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打交道》经典读后感有感
《與中國打交道》是一本由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著作,時報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D460,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一):看过此书,感觉中美关系超出想象
1.中国的内部改革,需要借助美国这样的外部力量,过去是,未来也是。中国改革与美国有的共同利益,国内重点考虑的是如何掌控速度和深度,美国考虑的是市场化和规则适用。
2.中美和平发展的关系是全球安全稳定的压舱石,中长期看是向好的。
3.了解高层运作需要鲍尔森这样的视角,与斯诺类似。
4.中国高层的改革和保守力量是个此消彼长的矛盾体。
5.中国的崛起还有漫漫长途。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二):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这种自传体的装逼文章上知乎再合适不过了,吹逼之际不忘辅以毒菜中国必亡、TG高层裙带关系的暗示和高墙之内的八卦,满足大部分人的窥私癖和幻想症。对自己所谓成功的掮客生涯大书特书,对自己在次贷危机中扮演的负面角色只字不提,文末又要扮演预言家来指点中国潜在的债务危机了,呵,洗白自己的水平还是美帝资本家的掮客高明!什么叫白莲花?我收金融资本的钱,借用政府赋予的权力为资本大开方便之门,罔顾人民福祉,但我知道我是个好人、是一个成功的政客!无敌!‘
本书配合《大而不倒》《监守自盗》看有奇效。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三):一个外国人眼中中国的三十年
作为一个对经济和政治完全不知却又充满好奇的我来说,这本书真的好珍贵。(得知最近大陆的网店此书全部下架还是很遗憾的,想买本纸质书珍藏)
以前会觉得中国经济和政策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觉得国家领导人也都是一般人而已。但是读了这本,深深地对国家领导有敬佩之情。能掌握国家命脉的一定是人中龙凤,这话绝对不假。朱镕基,王岐山,周小川,这几个人智慧和才能一定是相当令人敬佩而又有胆识的。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一个摸着石头过河,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政策,就像是个觉醒的小毛孩,正视经济。到现在反腐,创新,讲究方式方法,积极经济转型,好像是更成熟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成为现在这样。但同样,中国目前这个阶段也存在很多问题,经济改革创新与政治保守的矛盾等等。
我也相信,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会有更多像朱镕基,王岐山,周小川这样优秀的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走得更辉煌。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四):與政府官員打交道
與其說與中國打交道,不如說是與政府官員打交道。裏面有不少意識形態的偏見,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是中肯客觀的。第一部分,除了在吹噓高盛如何厲害之外,就是告訴別人他人脈有多廣。只適合無聊番一下。更像是中国核心人士的人物小轶事。第二部分是其作為財政部長時候,與中國官員打交道的經歷,以SEED為線索。第三部分穿插地介紹了保爾森基金會對中國環保的貢獻。確實有一些美國人是出於對地球的熱愛和背後的利益來幫助中國的。而文章對黃興國的描述也含蓄的表述了作者深知官場打交道之道,永遠不要說未下馬官員的壞話。具體描述一下其底下官員的惡行,也就可以使聰明人合理的聯想和判斷其領導的心底想法,而有忠於事實,不過份批判。第19,20章,講的是未來中美兩國關係的走向和期許。但是這本書並沒有跳脫意識形態的偏見。感覺就是因為他生在一個民主政體裡面,而且這個民主政體發展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就覺得這種政體有普適性,用一種方法解決所有地方的問題,這種想法只能說是充滿偏見的。民主過度發展就會演變成現在香港和二戰前的德國一個樣,這也是現實和歷史告訴我們的。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五):一个美国部长对近代中国官员、经济、中美外交战略的观察与建议
本书是从美国前财务部部长亨利保尔森的自述或回忆的方式,通过描述了中国电信及国有银行上市、粤海重组、清华管理学院的组建、建立中美SED、中美经济外交的博弈、中国税制改革、汇率冲突、政府保护、环境保护项目等事件,对中国近代三代领导人的经济改革战略、中美外交政策、中国存在的治理难点、未来中美发展存在的问题等,做了简单的阐述。
关于个人处理事情的方法和能力,我比较赞成作者所说的:“成功的关键在于培育关系,培养你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你的公司同他的公司的关系,作为财政部长,我努力建立持久的关系,这次是国家间的关系。”。另外,作者刚工作时便学会了:从不吧“不”当作答复。得学会理解他们的需求,设计你的建议,诉诸她们的最高利益。然后就不断坚持努力,坚持要同一样东西。花了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努力,回答也许会变为“是”。
关于中国经济及国家政策的改革,三届领导人启于朱镕基、王岐山,结于、李克强。都是既有能力、又有魄力的改革大家。近代中国存在的户籍制度、产权问题、税制改革以实现回收中央的政策,以及执政模式,都对中国这艘大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每种制度的起源、实践都存在其优点和不足,无所谓好与不好。作者认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建立一套能够自我完善、自我改进的生态管理体系,或者叫做管理制度。
无论如何,对于期待了解一些中国近代宏观政策的初学人士,本书还是值得一阅的。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六):这个世界很大嘛
原美国财政部长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值得一读。他之前担任高盛 CEO,在朱镕基启动的经济改革中,是境外资本的代表人物。
一直有人说,从墙外读懂中国,这本书应该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支持吧。实际上,书中敏感点很少,对于六四这种事情,也是一笔带过,我觉得引进很有希望。
但若论客观,也很评价了,书中对周永康和薄熙来的描述中,作者第一眼就不喜欢这个两个人物,很难说这不是后见之明。
回顾不曾远去的历史,本来就多了些代入感,这种时代触手可及的大人物的回忆录,了解他们眼中的世界,再往前看今后的中国。
书中最后,提到马云,提到这种民营经济对经济政治的冲击。我不由得想到前两天突然火起来的一个视频,主持人问马化腾为何国外的互联网公司无法进入中国发展,马云说世界很大嘛。上一个类似的话,是说,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这里面,隐约觉得看到了一个商人的政治抱负。
马云,马化腾,此前还有李彦宏,这三个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比 113 家央企只大不小,按照级别,给个副部级实在是一点不过分。但是李彦宏现在忙着重振百度,心思应该不在治国平天下上面。
马云本来就是个哲学家一样,在全球布道。这里想说的是马化腾。在 15 年以前,他外界的形象还是一个企业家形象。但是此后,提出的互联网 +,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超出了一个企业家本来的政治抱负,你看雷军,刘强东的议案多朴实无华。
但是成功到这一步,胸怀社稷,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不知道他们这样的企业领导人,对这个国家的走向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年纪都不大,影响力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构想,应该不会和党内精英完全一样。但是党内精英对这种异类的排斥程度,却是无法预测的。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七):另一个角度的当代史
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在国内想看到对于当代政治或当代历史的书籍非常困难。然而任何时代都是值得被记录的,更何况是这沧桑巨变的年代。
作者身份特殊,这本半回忆录性质的作品按照身份的不同分成了三个部分。作为一个与资本市场有点关系的读者,阅读第一部分的体验是有趣的,你会发现虽然时光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有关国企,有关中国资本市场的很多情况一如既往,体制的顽固令人绝望。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作为这世界上最成功的的投行人,给出的很多建议都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这些作为商人的经验同样不会因时间变迁或地域不同而褪色,相反更体现了永恒的价值。
作为财长的部分,描写了与许多中国政治人物的互动交往,读完这一部分,正值Trump访华,中国宣布将逐步开发金融领域,对当下的政治变化有了更深感悟。两国间近二十年的博弈和谈判,跨越几届领导层,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说不好金融领域的开放对我们是好是坏,然而对这一部分的阅读,让我更加明白,那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法条变迁背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对于理解政策的变化,为什么变化,助力良多。
作者虽然站在美国立场上,但难得可贵的是,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中美问题上,可以说是客观的。最后一部分给出的建议,无论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外交领域,都显得苦口婆心和中肯务实。既能客观评价中国的立场诉求,也能指出中国存在的问题;既能表达美国的核心利益,也能批评美国的种种政策和声音,不哗众取宠,不刻意逢迎——既没有迎合中国威胁论,也没有粉饰中国的各种荒谬黑暗,看得出作者努力想给美国高层一些建议,也就是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同时也希望两国关系良性发展,这是从书名中无法看到的。
最后提示一下,我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版,无论是装帧还是副标题,都比这个台版好些,可惜豆瓣找不到条目,在此标注。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八):管中窥豹、推演未来!
结合当下特朗普打响的中美贸易战,这本书给人深深的震撼!感谢作者的坦诚,可以从书中凝练出过去20年来,我们的改革所经历的过程,也得以窥探最近三代领导人及其团队成员的风格,以及推演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中美之间,亦敌亦友的互相竞争着,当中国的改革受到国内阻碍时,需要借助于美国等外部的压力来推进。但无奈一些内容还是过于敏感,比如2014年来,对不同声音的容忍度等。如无删除部分章节,短期无望得以在大陆出版。但最关键的是,作者剧透了雄安的设想。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李嘉诚要求高盛在他二儿子上星空卫视上投放200万美元的广告,而后者经过讨论后,把广告的投放权捐给了香港“儿童癌症基金”。从而两者之间建立了之后的合作关系。 作者热爱公益事业,先是协助朱镕基成立清华MBA学院,并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请来了各类资源,而后又致力于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并在中国云南试点开展保护区工作,以成为在其他中国其他地区的蓝本。本来这和他的金融主业不太相关,但是通过参与这些公益事业,反而给他的主业带来了额外的资源。特别是讲到他想办法争取与江泽民主席会面,以便解决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工作开展时碰到的各级政府等带来的一系列麻烦。开始是想通过国家环保局申请,但是环保局与江主席之间的距离有点远。最后通过高盛中国办事处的人员与江主席的长子取得联系,得到江主席愿意非正式会面的保证后,又多次往返国家环保局,三个月后才由对方申请协调好这次的会面。而这种不懈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努力,正是符合文中作者提到的问题解决之道。先定一个大目标,再挑选一个迅速完成的具体措施,然后积聚能力全力逐步推进。正如在第一SED(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作者反对例行公式的每个人念完提前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要求不仅要讨论,还有达成短期可以付诸实施的成果。并制定的会议的规则,开会时不允许带手机,不允许接电话,每个人参加所有的会议。精中精力开会。相对于朱镕基时代的锐意改革,2005年之后,胡温主政基本上是求得稳定和和谐,导致改革的力度就小。《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九):20180322令人瞠目结舌的勇气
看完《与中国打交道》,正值特朗普计划正式打响对中贸易战时期。但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令人震撼的。
一来自其了不起的坦诚。我们常说以公开促进公正。但一谈到当世人物的评价,当世事功如何,总停留在口头,谁也不愿意臧否人物。我们的传统是留待后人评价。但Paulson实际上却将过去20年的事情基本上事无巨细地讲述了出来。他和谁见面、聊了什么、他当时的考量,事后的处理。我绝对想不出如此的坦诚精神,是否来自于基督教文明的忏悔精神。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但是这种精神,却是美国一脉相承的。包括桥水的Dalio,也在追求事事可公开。包括美国政府文件20年后必须解密。这种勇气,这种哲学取向,可以说,坦诚造就了沟通的基础。
二是来自于对市场机制的反思。他谈到他20年前初到中国,是为了将非市场化的中国推向市场,而当08年金融危机时,他时任美国的财政部长,却动用了非市场化的手段,请求中国人不要卖出债券,以避免金融市场失灵时的踩踏现象。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当时的事实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是针对中国国企、党管理国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等关系的深刻解读。换句话说,这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匪夷所思之处。反常识,而我们难以解决的方法。就好像我08年在美国看到大太阳天,美国人却全部用烘干机烘干衣服;满满的可开采矿产却不予开发;大热天空调大厦里冷得得穿上厚衣服的感觉。这些反常识,正是我们必须也解决的现实问题。
aulson在书的后面部分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解决方法,但他却很真诚地将这些反常识的事例举了出来。而且很真诚地认为解决问题的速度非常关键。这也是很多业内人的真实想法。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是,在08年以后这段以刺激经济或托底为目标的信贷放松——国企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突飞猛进的债务爆炸中,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将这部分债务的增速放缓、部分引爆和部分以发展解决。易纲行长延续周小川让人松了一口气。今天的公开市场操作上调利率,说明中有一段话: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利率预期,约束非理性融资行为,对稳定宏观杠杆率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與中國打交道》读后感(十):与中国打交道
还是个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时,我就学到,成功的关键在于培养关系,培养你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你的公司同他的公司的关系,作为财政部长,我努力建立持久的关系,这次是国家间的关系。
还是个年轻一点的投资银行家时,我也学到了,从不把“不”当作答复。你第一次几乎不可能得到你所要的,特别是在新客户那里。你得努力理解他们的需求,设计你的建议,诉诸他们的最高利益。然后你得坚持努力,坚持努力,坚持要同一样东西,只有花了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努力,回答,也许就变成“是”。
这是很典型的中国现象,中国人在幕后研究、辩论、实验和取得共识之前,一个议题会在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处于休眠状态,然后突然的他们会全心全意的接受它,并且极其清晰而迫切的传递出他们的信息。
1960年,世界银行把101个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后的50年里,他们之中只有13个国家取得高收入国家的地位。那些没有能进步的国家,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和发达国家在创新、高品质服务和制造业方面进行有效竞争,只好眼看着自己相对的成本优势被削弱,这些国家再也无法登上财富的阶梯了。
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提升并非由于生产力提高或者技术创新,而是由于政府持续不断的慷慨捐赠。国有企业不用为使用土地而支付费用,他们享受大量的税负减免,他们在公用设施的使用上都享受补贴。由于政府的关系,他们融资很容易,也很廉价。假如国有企业在土地、贷款、公用设施方面付全款的话,他们2001年到2008年的资本回报率会是-6.29%。
只有中国国企被视为真正能够公平竞争的商业化企业时,他们在国外的收购和市场拓展行为才能被很好接受。
储蓄者为银行提供补贴,而后者有补贴国企,这太荒谬了。
在中国体制里,党还有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职能,也就是党基本上只受制于它自身的纪律要求和程序,党员犯罪或犯下其他错误,在被移交国家司法体系之前,通常会先受党纪处分,而国家司法体系也基本是由党员把持的。
一方面鼓励人们对各种经济和商业问题表达观点,另一方面又禁止他们在许多其他问题上同样公开的或有组织的表达观点,这不是持久之计。同样不可行的是,一方面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全球经济改革的最佳商业模式或观念,另一方面,在他们生活的其他领域,却禁止他们接受新观念和拥抱改革。
各个国家经常推行当地标准,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理由,但实际上是为了掩饰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