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术与道读后感精选
《乡村治理的术与道》是一本由陈锋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2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村治理的术与道》读后感(一)：不少名家推荐啊，李昌平老师也推荐了本书
该书提供了一份当下基层治理生动又令人揪心的报告，作者提出一个值得官学两届深思的问题：为何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无论是提取资源还是输入资源，始终因为无法对接分散的农民而出现治理内卷化？这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乡村组织的自利性，本书从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及其变迁中做出了回答，是一本既有厚重经验质感，又有深刻理论反思的力作。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 李昌平
《乡村治理的术与道》读后感(二)：专家推荐语
后税费时期，农民“抗争”不减反增，“抗争”的形式虽然未变，其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作者认为，被治理者与治理者形成机会主义博弈。乡村社会因此形成的“分利秩序”真实而普遍令人恐惧，应引起政策制定者与国家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家对“三农”的“反哺-多予”的政策有效实践缺乏经验，将“好事办好”对各级政府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著名学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曹锦清
该书以基层治理中的农民与基层组织博弈互动行为作为分析对象，呈现了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与抽象“国家—社会”理论框架隐含的农民反抗国家权力的政治预设不同，作者自始至终没有从道德层面对博弈双方作出判断，而是秉持客观观察的态度，从制度结构的视角分析基层治理的发生机制，并进一步从术与道的关系展望乡村治理的要义。
——著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贺雪峰
该书提供了一份当下基层治理生动又令人揪心的报告，作者提出一个值得官学两届深思的问题：为何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无论是提取资源还是输入资源，始终因为无法对接分散的农民而出现治理内卷化？这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乡村组织的自利性，本书从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及其变迁中做出了回答，是一本既有厚重经验质感，又有深刻理论反思的力作。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 李昌平
《乡村治理的术与道》读后感(三)：读后感和一些讨论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赠书和教导。只读了一遍，感觉导论、第四章和结语还是要多看两遍，尤其是对研究方法论的讨论。
我的水平不敢说写书评，只是读完之后的一点感想。
此书的基本框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为节点，探讨资源流变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透过上访和“钉子户”、以及乡村政治的拓展个案，来探讨乡村治理中农民机会主义的博弈和基层组织策略主义应对的形成原因，并分析了基层治理中现存的分利秩序和内卷化，提出仅靠科层制、技术治理等“治术”无法化解乡村治理的机会主义博弈困境，不能过于去政治化，需要动员群众，给予乡村组织一定的利益分配的政治空间，以“道”治理，从而推进政治社会化，重建人心秩序。
让我的认知有所改变的主要有以下三个点：
1、 之前一向以为，农民上访是一种基于争取合法权利、避免基层政府侵害的“抗争”，有价值介入和一厢情愿的道德同情。但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农民上访是分为许多类型的，比如维权型、求援型、谋利型和非治理型。其中占比最多的是农民为了一己之利而进行的谋利型上访，和背后有地方资本、乡域政治及个人恩怨支配的综合型上访，这些上访并没有所谓道义可言（甚至其中许多还损害了公共利益），只是一种为了获取利益而开展的机会主义博弈。在观察上访案例时，不能只就上访者本人的公开文本和话语建构来给上访定性。
2、 从分析层次上看，以前忽视了国家治理策略的变迁给信访带来的影响，还是要多考虑宏观层次上的国家治理变迁和经济问题。从人民公社时的“整体性支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治权弱化、乡镇政府的悬浮；村委会的直接选举导致的富人治村、村级治理能力下降；强调依法行政的技术治理本身携带的程序漏洞，这些都使信访本身的性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还只是2013年东北农村基层的情况，在现在的河南应该会有所差异。在接下来考察信访制度和基层治理现状时，还要重点关注当下的国家治理结构和基层的经济问题，从中透视上访者、抑或信访制度背后的真正动力机制与运作逻辑。
3、 从分析角度上，我之前一直将信访和治理中的问题视为体制本身的弊端和政府本身的“恶”，看完此书中记录的案例和分析后（骗保、无理取闹、侵吞公共空间），我想，中国农民本身的德行和公共精神也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单靠政府去修补体制还不够。中国农民在面对国家资源输入和政策补贴时，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也深受他们本身政治素养的影响（这也是书中对“底层民众抗争论”、“公民权利论”持中立态度的原因）。因为所谓“善治”、“良治”，从来不是单一国家主体和高度的制度化所能完成的使命。
4、 事实上，虽然全书在开篇就提出将“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作为主要分析主体，不过重点还是在基层组织和农民的互动上，如陈老师自己所申明：国家更多是一种“隐性在场”。在阅读过程中感觉是作为“历史力量”或制度背景而存在；最后反思与讨论的重点在基层组织和农民，而非国家。
以下附上我和本科导师的有关交流（和老师交流时还是感觉自己真的弱鸡）：
《乡村治理的术与道》读后感(四)：贺雪峰为本书作序
《乡村治理的术与道》序言
贺雪峰
一
第二条是观察基层治理的空间线索。空间线索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一是南中北的村庄结构差异对基层治理的影响。南方团结型村庄依托宗族等因素形成内聚性，具有一致行动能力，可以对抗国家力量进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基层干部行为；以华北为典型的北方村庄内部小家族结构明显，小亲族之间明争暗斗，形成分裂派系结构，表现在基层治理上是相互拆台，通过上访等方式将国家力量引入村庄；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为典型的中部农村，村庄结构涣散，原子化结构缺乏对抗国家和对抗基层干部的能力，形成国家政策“一竿子到底”的治理特点。第二个空间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城郊地区农村因为资源密集、利益密集，形成与中西部农村主要依靠财政资源支撑的利益稀薄背景下完全不同的治理形态。
将时间因素与空间结合起来，大致可以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形态的分析框架。陈锋的《乡村治理的术与道——北镇的田野叙事与阐释》一书，总体定位于对一个村庄社会结构上属于中部地区、在经济方面利益密集程度居中的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展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最重要最普遍的一种类型，具有广泛代表性。
二
在研究基层治理问题时，我们不仅观察国家权力在制度框架内的运行过程，而且深入观察制度性权力在与社会接触地带发生的变形，目的是避免对“国家—社会”等一类理论框架的生搬硬套。通常的研究在解释基层社会现象时，一触即跳地提出“强国家、弱社会”的抽象解释，多数不过是国家（强—弱）与社会（强—弱）形成的排列组合。陈锋的这本著作也要回应“国家—社会”理论命题，他将其操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治理者与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民之间复杂博弈互动过程，生动呈现当前乡村治理实践及其面临的困境。
毛主席曾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因此，做群众工作的关键是抓住两头以促进占大多数的中间。农村基层治理也显示出这一规律。尤其在当前规范化、法治化背景下，如何解决少数“钉子户”、“上访户”等成为决定治理成效的关键，作者以少数“钉子户”、“上访户”为切入口，展示农村基层治理演变逻辑。通过对北镇深入考察，发现当前农村中出现的谋利型上访户、钉子户等，改变了税费之前农民与基层组织互动中的消极被动抵抗状态，变成主动积极地运用政治、法律与道德话语、以及一系列的行动策略捆绑政府以谋取利益的行为逻辑，而基层组织则以“策略主义”进行摆平式的应对，导致乡村治理既无原则也无规则。
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农民与基层组织博弈互动行为，与抽象“国家—社会”理论框架隐含的农民反抗国家权力的政治预设不同，作者自始至终没有从道德层面对博弈双方作出判断，而是秉持着客观观察态度，分析乡村治理的发生机制。关于此，《乡村治理的术与道——北镇的田野叙事与阐释》一书在制度结构层面重点阐述，自上而下的维稳体制下基层组织“不出事”行为逻辑，与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干部“不得罪”行为逻辑，为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选择提供空间。我曾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基层治理中的去政治化，作者进一步将其概括为有“术”无“道”的乡村治理。政治原则丧失，基层组织既无担当，亦无能力对诸如谋利型上访等一类明显不合理甚至不合法行为作出裁决，不得不采取各种摆平手段。如此一来，策略性的乡村组织必将诱发出更多的农民“机会主义”行为。当前多数地区的基层治理总体符合这一分析描述。
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农村基层治理亦将向法治化方向继续推进。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单纯推进依法行政是不够的，还必须赋予基层组织依法裁决、资源整合的能力，通过法治建设重塑基层组织政治原则。无论如何，不管采用何种手段，与千家万户农民打交道的基层治理都不可能走向严格规则化、齐整化，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关系的相对平衡。完善基层治理的目标是，从当前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间的关系失衡状态，走向比较良性的均衡状态。对此，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亦进行过畅想，提出“治道”这一“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早日提上日程，以扭转基层政治丧失的现状。
尽管在如何改善基层治理方面，我不一定都同意作者的建议，但是作为对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一种类型分析，并揭示其运作的机制，作者做的十分到位。这些年来，我们所倡导的经验研究方法的核心之一就是解释主导社会现象背后的机制。我们设想，通过一个个锐利的机制分析揭示中国社会生活主要面向，同时这些机制本身又构成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现象的中层理论工具。机制研究即中层理论建构。以机制研究勾连社会现象与社会理论，指向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这一根本目标。作为“华中村治”研究的一部分，陈锋的《乡村治理的术与道——北镇的田野叙事与阐释》亦显示如此抱负。
是为序。
201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