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村》读后感10篇
《治村》是一本由贺雪峰 著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吴情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很早便做出了这一断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中国，逐渐朝现代中国转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或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7.53%（2016年）。也就意味着，大约有5.8亿人仍为农村居民。农村，曾经是传统中国的立国根基，不过，城市似乎才是未来世界的主角。如何安放农村，如何治理农村，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每年“两会”期间，“三农”工作如何做好，都被政府列在特殊位置。
在这一背景下，《治村》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治村》的作者贺雪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领导的学术团队有“华中乡土派”的美誉。在最近几年，贺雪峰及其学术团队先后走访了东南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的农村，又结合中国农村政策的历史，深入其中，多方调研，既见证了中国农村治理中的创新之举，又细心地注意到了农村工作的不足、问题，乃至危机，在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下，是一颗关注现实的温热之心。
中国的农村如何治理，这一直困扰着政府。在治理之前，不妨先试着总结一下农村的特征。中国农村差异大：东南沿海的农村，经济发达，资产百万以上的村民，并不少见。这些人，是农村自治中的活跃者。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落后，绝大多数农民只能依靠农业勉强温饱，农村自治，需要政府投入来做后盾支持。在两极之外，是经济不那么发达、也算不上落后的农村，相比务农，农村中的人依靠外出经商或务工赚得的收入，远比留在农村作为农村治理中的人才（村主任、村干部等）所带来的效益高。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里，行政命令固然可以起作用，但有时，行政之外的因素，比如宗族、经济利益及由此形成的阶层，都会影响农村社会的治理。完全按照行政命令来治理，将自然村作为行政村来管辖，势必会扩大行政队伍，因而带来了财政上的不小负担，有时，治理的效果反而不好。用贺雪峰教授的说法即，农村面临着“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如何既发挥农村的主动性，又能够使政府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中国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可以称为“标准”的农村，千差万别，多样化正是农村的真实面貌。因此，政府在农村治理的问题上，需要谨防“一刀切”的倾向或做法，毕竟，对某一个农村有效的做法，很可能换了地方就水土不服。比如，上海市附近的农村，能够依赖上海市政府强大的财政收入来养活农村的干部，干部的职业化，也就理所当然。相反，西北地区的政府，多半没有如此财力，因而，农村干部需要也应当半职业化，村委工作与农业种植，同时兼顾。再比如，东南沿海多富人治村，虽因此有贿选，但不能否定有一定成效，可西北地区的农村，本身就没有多少富人，因而也就谈不上利用富人治村带来的效益。
因此，农村地区的治理，应当在大政策的框架内，尽可能做到灵活化、多样化。从问题意识出发，贺雪峰教授也关注到了农村治理中某些较为成功的制度探索，比如整合便民服务平台，以工代赈而非直接转移支付。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农村并非是中国社会僵死的一部分，相反，农村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游戏规则，也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之一。因此，对政府而言，有时候重要的并不是财政拨款是否发放到位、资源开发的准备是否就绪，而在于，政府能否激活农村的活力。如何避免农村依赖政府，如何使农村在政府的推动下成为自己发展的主力，是影响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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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村》读后感(二)：中国村庄治理的复杂性
中国不同地区，村庄治理不同：
一是上海这类最发达地区，政府财政实力强，村干部基本公务员化，当农民是一件幸福的事，社会保障很高，幸福程度不亚于市民。
二是苏南等发达地区。村干部改土为流，村干部已经由乡镇统一调配，类似于公务员，村集体财产由乡镇统一掌控，土地集体（村庄）所有快变成土地乡镇所有。
三是浙南等发达地区。富人治村，当村干部是一种可贵的政治资源，可以为家族经商办企业带来许多利益，所以富人掌控了村庄政治。
四是赣南等初步发达地区。正在向富人治村迈进，但政府也希望推行村干部的职业化、正规化。
五是中西部的一般地区农村。大量年富力强的农民外出打工，60岁左右的德高望重的农民开始掌控农村政治。湖北秭归成立了村落理事会，从制度上认可这些人员的政治作用。但这类农村的大趋势是衰落，无法避免。
六是中西部的贫困地区农村。没人愿意当村干部。村庄治理瘫痪，公共服务欠缺。
七是发达城市的近郊区。快速城市化需要拆迁，拆迁难拆迁利益大决定了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当上了村干部，由于拆迁利益吸引了各方势力，村庄往往发生分裂甚至暴力冲突。随着拆迁结束，暴力政治逐步消失。北京就是如此。这几年北京的拆违又助涨了黑势力。过几年，大规模拆迁拆违结束，北京的最基层的农村将开始文明化。
村庄治理基本有四种：能人、富人、狠人、公人。公人即干部，类似公务员的干部，由上级指定或派出。
城乡一体化最终结果是城市和乡村采取同样的治理模式。以后农民是一种如工人一样的专门职业。村干部如居委会一样的社区干部。富人治村慢慢消失，富人专心经商办企业。当城乡一体化，大的拆迁征地消失，今天喧嚣的农村归于平静，传统的中国农业也消失了，农民在社会大生产中将专职农业生产，产前产后都由社会服务体系提供。农民只是农业全产业链条中的一颗镙丝钉。预计2040左右，这种图景将实现，那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治村》读后感(三)：治村的困厄及善治的路径选择
治村的困厄及善治的路径选择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国家的稳定建立在基层亦即乡村的稳定之上。“农村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崩溃往往就是政权崩溃的先声。“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在《治村》中，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通过乡村治理的实地调研，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深度地探讨了当下中国诸多重大而迫切的乡村治理问题。他认为，在乡村政治、资源下乡、土地权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情况展开多元探索。探索的核心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让农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乡政村治”的权力格局下，“富人当村干部具有必然性，甚至可以说富人治村是不可逆转的。”贺雪峰教授认为，这种不可逆转不只是表现在富人当村干部上，还有更多的表现。比如，基层存在着一个“权力的利益网络”，加上缺乏强有力的约束规范，农村成了“富人”“能人”“恶人”们跑马圈地的场所。“他们”不但代表了人民，一些“富人”“能人”“新乡绅”还和“黑社会”勾肩搭背，或者就是黑道中人。贺雪峰认为这在逻辑上不但会挤压农民的生存空间，甚至导致“乡村治理无效率空转”，而与之相映的是动摇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既要以法治思维看待“富人”“能人”“新乡绅”治村现象，更应构建“法治—遵守”模式来引导村级治理。
政治参与是农民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但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语）。当当多数农民还在为生计而奔波的时候，他们没有更多闲暇和条件去进行政治参与。正如格尔哈斯・伦斯基（G.E.Lenski）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中所指出的，“日常生活的压力严重地限制了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活动，虽然在革命时期，大多数人可能在短期内某一重要的领域中变得在政治上活跃，但由于必须要保证其生计，大多数人很快就离开了政治领域。”没有村庄政治，没有治理村庄的民主传统，“农民仍然是百年前的愚民”（邓文明语），村庄分离成“精英－民众”二元格局，村庄治理变成了“新乡绅”的“家天下”。贺雪峰的调查亦证实，很多的信访、缠访都与农民丧失“政治权”有着紧密的关联。
在治村实践中，“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都依法由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自己决定，自己办理”（彭真语）。有效的基层治理，一是要通过直面矛盾来解决矛盾，“维稳不能回避矛盾”。否则，“累积下来的矛盾就会以其他形式更为猛烈地暴发出来。”二是正视“资源消解自治”的困局，推动整个村民自治的发展。正如贺雪峰所言，“项目下乡与村民自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实现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才能保证惠农富农项目能够惠及最广大民众，从而保证国家资源下乡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实现。”三是保障农民村务治理权利。既要确保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平等地位，实现不同利益群体有效的沟通、博弈、协调，更要建立程序规范、环节完整的协商机制，以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来保障农民的村务治理权利，使最终的决策符合实际、顺应民意。
穷村、富村、东南、西北，每个乡村都要寻找自己突围的路；分化、派性、贿选、村债，乡村如何获得良性的政治与生活？能人、富人、刁人、狠人，农民在剧烈转型中应该如何抉择？地域不同，基层治理又呈现出不同的问题。六十万个乡村，八亿农民，富裕的东南，贫困的西北，大国之村如何安放？我们必须回答：“大国如何治村？”《治村》，是贺雪峰教授探索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硕果。这些探索不但拓展了农村改革、尤其是对村民自治的理解，还顺应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乡村治理到乡村善治，一是转变理念，探索建立制度化的共治机制。村级善政不只在选举，还需要配套的制度安排。二是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机制，要给基层治理中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基层治理法制化。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农村基层治理亦将向法治化方向继续推进。对其中的腐败行为，尤应有一件就处理一件，“打虎拍蝇”也要“捉蚊子”。
《治村》读后感(四)：身在村庄看村庄——《治村》
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贺雪峰的这本《治村》从一开始就以其丰富的乡村调研内容及引人深思的话题吸引了我。在我出生至今的人生中，基本没有离开我的村庄，我经历了从儿时山青水秀的乡村到如今发展快速以致翻天覆地的样子。
书的一开篇所述就有些契和我所处的环境，生在沿海城市，村子自我有记忆开始是集体生活，分为几个生产队，有着不同的分工，如种菜、果园、打渔等，集体上工计工分，有点像我去年参观丹东的大梨树村一样，只是这景况大约只维持到我小学毕业时，后来随着城乡快速发展，土地征收带来的利益使村集体资产得到快速增加，没了土地，于是村委会带领村民转型办工厂，盖办公楼出租等，随着发展得当，村民的生活及福利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可谓天差地别。
《治村》这本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别坐井观天，认为中国所有乡村现如今都过着田园牧歌没有纷争的生活。对比别的村庄，不同的规范和秩序，与我所在的地方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尤其是如今村集体企业大多早已变更为私人企业后，其利弊与利益分割的现实对基层村民的影响也是我想要关注的问题。
在书的第一章中，作者提到了发达地区的村干部贿选问题，虽然以前在新闻中有所见闻，但本书中作者举了更多真实的事例，让人看着咋舌。为了选上村主任居然如此疯狂，为何为出现这一现象，其后的“贿选的动机”也有详尽的解答，说到底不过是利益驱使，否则谁会动用几百万来贿选，但不知这个后果其村的村民们是否能咽得下去，不为带领村民向好的村主任最终追求的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管他是为财还是为名，恶果易种却难食，恶性循环下去苦到最后的还是村民本身。
随后作者在第二章中讲到“村庄政治与农民参与”，其中“无公德的个人”和“为什么会出现刁民”以及“维稳不能回避矛盾”最吸引我，因为对于这个话题太有体会了，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村子也是。在文章一开始即提到“阎云祥认为，‘无公德的个人’出现原因是‘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的结果”，所言不差，从种田住瓦房到现如今搬至楼房连水都要交费，虽已过了几十年，但楼下的花园始终没能开出一朵鲜花，因为它早已成为一楼居民自行认领的菜地和果园。楼道里也永远堆放着清不走的酸菜缸，甚至有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爬上楼顶以死相逼。而面对此种情形，维稳行为的确不能回避矛盾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又不能不维稳，更多时候，“小事化无”不如“大事化小”来得重要和迫切。
在书的后几章基本讲述了“资源下乡与农民参与”，“村治的制度探索和社会基础”以及“村治的动力”等内容，对解决治理乡村时出现的诸多问题有很好的启发，也带来一些更深层的思考。
疯猴勿杀201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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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村》读后感(五)：农村治理研究的新成果
简评《治村》
面对热点的时政问题时，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以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对这个问题是否深度研究、是否有足够诚意等等，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前，在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城乡差距和分割愈加明显，乡村加速凋敝的背景下，农村发展和农村治理，成为社会各界、媒体、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这其中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一条主要的线索，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比如，对于“富人治村、村官贿选、村庄派系斗争”等等热点问题，许多媒体都有一些遮遮掩掩的报道，大多都是浅尝辄止，一些作者干脆迂回曲折、一笔带过，一些研究者语音不详，或许是害怕带来各种麻烦、不良影响。在和雪峰老师《治村》一书中，他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细致入微的调研报告和分析。
雪峰老师认为，既然这种现状客观存在，就有必要正视它们、研究和分析它们，以便更好的规范和加强乡村治理。通过在江浙发达地区、山东一些地区的实地调研、座谈走访，作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乡村治理上得出了许多接地气、有深度见解的认识和结论。比如，在对“富人治村”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富人当村干部，有优势优点，也有缺陷；在优势方面，比如对付拆迁中的钉子户，他们更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来找到对付钉子户的办法，因为他们“不仅讲得过，而且打得过”，“讲得过”是讲道理讲政策，“打得过”是村支书总可以找到这个钉子户的关系户，然后通过关系户过来劝说或者威胁。而劣势就是，富人治村，很多时候存在为自己公司企业谋私利、为自己捞取各种资本的空间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比较客观中肯，同时也饱含了一位学者对这一社会问题，主动研究的责任感。
除了关注这种热点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作者还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对比，这样使得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使得本书的一些观点更具有全面性。比如，同样是富人治村，浙江与山东就不一样，最大的差异就是，浙江富人所面临的是原子化的村庄，缺少“小亲族”一类的结构性力量；而山东的富人治村，存在很大的“小亲族”因素。但同时浙江村庄的派系斗争，往往是富人通过私人关系纠结起来的力量。你看同样一个问题，“富人治村”在专业的研究者眼中，就有这么多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侧面。
本书中这样的案例分析还有很多。那么，如果通俗一点来说，它就告诉你，当前我国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地区，从富裕村到一般村、到贫困村，村庄治理中的存在问题是什么，然后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当然，作者不只是坐而论道，还从大量的调研、民调中出发，研究提出了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对策建议。
关注乡村治理及美丽乡村建设发展的人，可以深读这本书。
《治村》读后感(六)：村庄治，国家兴 ——读《治村》
文/岸晓风
对传统文化有一定了的人都知道《道德经》第六十章中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般来说，对于这句话也有多种理解和认识。但是结合道家的思想，主流的观点还是说治理国家应当无为。
治理国家应不应该无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当然需要讨论。甚至说，当时占有很大的市场。孔子说要克己复礼。孔子推崇周礼，并一直在努力回到周礼那样的时代。老庄一派，其实也是想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只不过和儒家相比，一个是出世，一个是入世。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汉武帝之前，包括文景之治，大家所熟知的窦太后，都是推崇黄老之学，讲究无为。但是汉武帝之后，伴随着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央集权开始不断强化。治理国家已经不再可能回到无为的时代了。
那么，究竟要如何为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今天我们只讨论“治村”这一个话题，通俗来说，就是截取最基层的“细胞”来研究这个问题。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本叫《治村》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很显然，这是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脉相承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治村》为广大读者带来了重要的启迪，甚至是重要基础资料和重要的思考。这本书研究的对象包括村干部（或者说村干部是些什么人），村庄政治与农民参与、村治的制度探索、社会基础以及村治的动力等内容。基本上囊括了村庄的所有问题，以及各种发展程度的村庄的不同情况。
这本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不枯燥，不说教，相反，例子很多，说理很透彻，在潜移默化中给人深刻的思考。无疑，这是我在读到《乡土中国》后，再次看到这方面的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