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的读后感大全

　　《四十自述》是一本由胡适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四十自述》精选点评：

　　●读了一部近代文学史……

　　●有一本传记，还是半截的，我对胡适也是无奈了，《哲学史大纲》只有上中，《四十自述》只到自己人生的一半，《白话文学史》只有上。胡适，一个依旧被排斥的文人。

　　●没比较过其他版本，这个版本侧重在新文学革命的发端和四十自述六章。多了解一点当时的境况，没什么坏处。 客观看待文学革命，去古文、拼音化、西化、去汉字化……对错先不论，年轻气盛的冲劲、沉心静气多研究些问题的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是我们当前时代所欠缺的。 如果对胡适感兴趣，这一本是远远不够的，谁让他自己说要立自传，居然也就只开了个头。

　　●可作社会史、文学史史料。

　　●传记很简单，主要部分是所谓文学革命，但其行文，太过反复，有啰嗦之感。

　　●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的生日，这一天网上的纪念文章不少，我也开始读这本书。 书中，先生回顾了自己人生前四十年的经历，但不是事无巨细，而是主要记叙了自己从幼年起的读书、学习、思考的经历，梳理了自己思想行成的过程。

　　●“四十不惑”，所谓不惑，即是无论身边事物如何改变，自己的内心依然坚定。幸好胡校长的言出必行，我们也得以从这位思想大家的四十年光阴中，窥探到那个因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人才涌动、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还行，时代感久远

　　●读书多少年，印象中的胡适只是新文化运动中举旗呐喊的单一角色，除此别无了解，本书四十自述，相当于40岁之前的自传，也不算吧，书中也大致只谈到1920年之前，算30岁吧。民国历史，胡适确是个关键人物。

　　●后面颠来倒去讲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到底什么是音标文字？胡适希望取消汉字改为音标？

　　《四十自述》读后感(一)：当年的＂90后＂

　　＂我的文章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 一一胡适

　　一、《我的信仰》

　　经历和思想的总结，好多细节和观点散见于各篇文章和讲演。

　　二、《四十自述》

　　四十岁时回忆20岁之前的生活学习，以及思想的形成，其中《九年的家乡教育》最为感人和广为流传。

　　最后一篇《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主要讲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出版）的形成。就是这篇文章，启动了之后中国文学、政治、社会的大变革。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由研究文字和文学的人发动变革，文学担负起家国使命一一"救亡＂&＂启蒙＂双重责任，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文以载道＂，用思想文化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虽然这些人嘴里说要反儒家，其实骨子里是真正的儒家。

　　三、《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得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

　　白话文的推行发展，远不是＂大势所趋＂便容易的事情。从官话字母，到罗马拼音，到标准国语；从音标文字运动到读音注音运动；从＂白话文学＂到＂国语文学＂，倾注了多少人的努力和心血，读起来很是波澜壮阔。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出版），当年的＂90后＂胡适之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如何石破天惊又坚实笃定。

　　四、《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五十年指1872-1922年，作者援引了从＂桐城派＂之末以来的多位古文大家的文学作品，和民间最为流行的文学作品，说明了＂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从而呼唤一种＂活的文学＂，以及简述新文学运动初发展的成果。

　　＂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

　　五、作品列表

　　六、生平年表

　　《四十自述》读后感(二)：四十自述

　　1、我一直以为古人都像文言文那样说话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疑问，对于文言文，我们一般人若是没有翻译大多看不懂，那么古代人怎么办，他们难道都这么厉害，文言文于他们是属于日常用语吗？他们平常又是怎么聊天的呢？也是文绉绉的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吗？电视剧里的白话一样的对话只是我们的臆想吗？ 看了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史才知道原来古代的语言和文章是分开的，正常人沟通虽不像现代一般人说话这么通俗易懂却也不是文言文那般艰涩难懂。然而古代的士大夫们却用二三十年寒窗苦读去学那“万国莫有能逮及之”的汉字汉文，只为了写诗作文参加科考。而且若没人讲书，是无法自学的，所以古代人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这也是其中一个理由。所以胡适的妈妈要多拿学费给先生，请他给胡适讲书，免得像其他小孩一样一直背着不理解的文章，毫无意义。 胡适在留学期间，了解了拉丁文的消失和德语、英语的盛行之后，他认为我们的文言文同拉丁文一样，无法在新时代使用。所以他开始高举文学革命之大旗，高呼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文才是活文字，并身体力行用白话文作文写诗。在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语言系统面前，在士大夫们的尊严面前，胡适敢于做出为古文发丧这样的晴天霹雳的举动，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与精力。看着胡适一步步弄清文学革命的根本首先在于文言文必须转化为白话文，并列出种种佐证，这一艰辛的过程让人特别感动。 革命的传播，如思想先进者们发表的文章，若只有士大夫阶级的少部分人能接收到，茫茫众生依然不知所云，革命从何谈起，而胡适陈独秀们要做的就是改变语言系统，让普通大众也能快速认字能够自学，让报纸普及。写诗作文读书看报不应是士大夫圈子里的专属，中国四万万同胞都应该参与进来。出书办报只求带来先进思想，然而普通民众接收不到，根本看不懂，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白话文的推行势在必行。 2、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的 语言的问题解决完了以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文章应该怎么写。胡适认为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人发生交涉。 古文以及模仿古文的写作无法与一般人发生交涉，因为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就像现在有些人写文章就喜欢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里面混合许多专业词汇，让人听了云里雾里，想给人一种很厉害的感觉。但其实如果目标受众接收不到你要传达的信息，那么文章就失去了意义。 还有一种情况是美文，我记得我初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那种词汇优美的散文或段落，读起来口齿生香，我那时候经常沉醉在朗读或抄写美文中。但很多美文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没有具体想要表述的东西。我记得高中有个同学很喜欢写这样的段落，什么“指尖上舞动的韵律”、什么“时雨煮酒，花随萧默，帘乱烛影，风拂眉心”之类的，没有前言后语，没有故事背景。 这种文章写出来都是没有人的，也就是不能与人产生交涉，只是自己写自己的，也就成不了好文章了。 3、有神论与无神论 原来在科技不发达甚至是愚昧的古代也有无神论者。书中提到《资治通鉴》里哲学家范缜反对因果轮回说，他说人生就如同一棵树上的花，一阵风过，有些花儿吹上帘栊，落到锦茵之上，有些花儿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好歹皆不同，能说它们善恶有报吗？这影响了胡适 对于轮回说，感触最深的是农村丧葬仪式。一般都要做法好几天，阴阳先生念念有词手舞足蹈的做法，子孙们听他指挥，跪拜，敬酒，走字。我记得我外公去世做法的最后一天晚上，在竹条纸片搭的房子周围，我们这些子孙跪了几排，对着空气高喊：“外公（爸爸、爷爷），回来洗脸洗脚”，一直喊到阴阳先生看到一阵旋风刮来，然后宣布他灵魂回来了，大家可以起来了，于是大家揉着又酸又痛的膝盖互相搀扶着起来。据说这些仪式是为死去的人超度，让他们在下面过得好一点，也为了让他们下辈子投个好胎，我虽然一一参与，可我心里不以为然。 就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来不是上天对人的善恶做出回报。胡适说如果“天”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何不在恶人做恶前就阻止他呢。 我们最需要交代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四十自述》读后感(三)：《记日记》

　　《四十自述》 胡适 我为什么会买这本书来读，仔细想了下，竟然可以总结出三个原因：第一，从小在课本里，尤其是历史书中了解到了胡适，把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很有亲近感。第二，他和鲁迅差不多都是革命者，犀利又可爱，因为喜欢鲁迅，所以爱屋及乌，也对胡适很有好感。第三，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央视栏目《读书》，里面提到胡适讲述自己母亲的那部分，主持人朗读的那相关片段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买来了就打算随便翻翻看看，没想到竟然跟入迷。 这本书是胡适自传，讲述了他的生平。但其实概括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他的自述，讲述包括父亲母亲怎么结的婚，我的启蒙教学以及小学时光怎么度过，以及自己的无神论启蒙事件，十四岁开始去上海上学打拼，以及种种机缘下出国留学，最后讲述了我怎样走上了新文学运动的路。 这前半部分讲述的是胡适的前半生，从呱呱坠地到一个热血理想的青年跌宕起伏的光阴。 其中，父母结婚的故事里，就讲到了胡适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她对他的一生深远的影响，也讲述了胡适对父亲启蒙教学的感恩和老师教学的感恩。 最有趣的一件事，胡适自己夜提到了，和朋友乘船游湖，船翻了，淋湿了，朋友作诗，他评论了几句，然后就和朋友相互抬杠，相互怼起来，谁也不服谁，朋友支持半死的文言文，胡适想支持活着的白话文，最后俩人信件来往各自夸赞各自文体的好处，促使胡适把自己的主张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获得陈独秀的支持，在《新青年》上发表。 读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惊喜，就有一种在文字里和胡适相见了的奇妙感。 就像是你突然走进了他，看着他一步步的脚印，你追随着他的背影，你知道这个背影很孤单很寂寞，但又一直买些坚定的步伐在他的理想之路上步履不停，你就这样看着他一点一点模糊在你的视线里，你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在面颊上和熏风相遇了。 穿越时光的月照亮今夜，多奇妙，我在胡适他们铺开的白话文之路上看见他们当初的那些狂热，彷徨，失意，以及坚定…… 你知道了他三岁就被他父亲教会了七百多字，看着四五岁颤颤悠悠地入了学堂摇头晃脑地读书写字，感受到他十一二岁发现新世界的惊奇，追随着十四岁的他跟哥哥们去上海读书学习在漂浪中独自成长，不忍心打扰他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思考…… 我想，如果当初没有他们提倡文学运动，白话文不知何时以怎样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如果不是他们把白话文当工具来现展新思想和新精神，中国的历史进程又该是何种面貌？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样伟大的人物，却只谦逊的说，他只有两个目标：“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或许，在当时朋友们的眼里，搞“活文学”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但正是因为胡适这样一群“吃力不讨好”的人们用理想和热情改变历史进程，改变文学发展，对后世的贡献无以言表。 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说道：社会上一个人的生命与名誉，不仅是在于法官和法庭，同时有一部分是在于我们这些拿笔杆的人的手里。因此，做一个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 这句话品了又品，除了点赞之外，只有拍掌较好，这种思想在他的活文字的表达出的震撼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新文化运动，其过程非常艰难复杂，并不是课本中三言两语概括的那般轻松和简单，远比以前许多文学史的描写要曲折而丰富。我就想，这么艰难困苦的文学运动在多年后化作历史书中的三言两语，这是当世那些为这种信仰前仆后继的人用生命换来的改变啊。 变化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但想要改变，开始的时候是最难的，过程也很难，但开头比万事开头难还要难得多得多。 他们的伟大之处，英雄之处，并不在于浅显短暂的“救当世人”层面，而在于更深层的“救思想，救社会”上，他们懂得一切改变来源于思想的道理，所以哪怕千难万阻，但他们的那种信仰和理想真的是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看《四十自述》更多的感受是一种补充。 历史课本中对胡适的相关介绍好比是框架，这本书就是内容的填充，二者相结合，你才看到了一个生动鲜活饱立体的胡适，你才了解这个人的生平，你才更能佩服于他的伟大，你才更能坚定那些崇高的信念和理想。 后半部分讲述新文化运动的相关信息。分别举例子说明“人的文学”和“活的文学”这两个核心内容。这部分内容有很多古文章片段摘选，可读性有折扣，但仔细读下来也畅通得很。 胡适主要推崇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刻意突出新文学之“新”及其适合时代之“变”。并且较早用文学进化论为新文学撑腰打气、寻求理论支援的，就是胡适。 最后还附赠生平年表，蛮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大事，方便全面立体地了解这个人物，结合客观事实，在当时和历史中了解这样一个闪光点和缺点并存的人物。 总之，这本书还是比较偏向于学术类的，虽然读起来有点艰涩，但耐心点读完了发现还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对历史知识和文学发展史都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

　　《四十自述》读后感(四)：《四十自述》后的四十年

　　这一天没课，年幼的胡适偶然走进家里的一间客房，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他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胡适，字适之，安徽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

　　《四十自述》中胡适回顾自己人生前四十年的经历，从他的信仰、母亲的订婚、慈母的教育、外出求学、闭门读书考上庚款留美、至“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完整地讲述了他自己成长、学习与突破的历程。

　　胡适的思想、品德、才华的形成与他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成长与所受教育密不可分。这部自传不仅完整地呈现了他40岁以前的生活、思想与事业基础，也再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成为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政治、舆论界的状况，民国时期文人中国梦的思路，当时知识分子寻求进步轨迹的重要内容。

　　看这完本自述，感叹道，一个成功的名人，必定有一个不凡的童年，或富贵人家或书香门第或慈母识体。胡适童年父虽早逝，但他有一个有远见有眼光，严厉而又慈爱的母亲时时鞭策他。

　　书中有这段，“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的母亲，对独子寄予厚望。对孩子的教育也甚是卖力。当别的孩子交给先生的年金是 “两元” 阶段，胡适的母亲给先生的年金是 “十二元”。增加学金的一大恩惠是，别的孩子跟着先生是念书，不求甚解。而胡适跟着先生是讲书，念书且讲解。

　　胡适一生中最灿烂的时期是近四十岁后，回国任教，并慢慢转为从政。

　　我们看这本自述，只看到年轻时的胡适，意气风发之时，在其人生后期，内心也时常凄清悲壮。1945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胡适也跟着蒋介石一起离开大陆，后作为国民党大使，常驻美国。

　　1949年国内各高校知识界掀起轰轰烈烈的 “批胡运动”，此举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批判一人发表文章字数最多的纪录，而这些仅仅是散布于大报大刊、众人皆知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 “雄文巨章”，尚有相当部分以大小字报和内部谈话记录等形式，在小范围和小圈子里出现的文章未计算在内。据初步估计，若把后一类文字收集加入，字数将达到3000万甚至5000万之多，需要几十大本才能装下。

　　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等众多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寇仇胡适发难，并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学校的军代表承诺，一定要抛弃胡适四处贩卖的自由主义歪理邪说。

　　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同事门生于政治风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肺掏的砍杀撕噬，胡适自有一种 “人为何物” 的悲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身体也伴随心灵的煎熬垮了下来。

　　而让他最痛苦的是小儿子胡思杜的死。

　　1950年9月，自愿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因以 “大义灭亲” 的方式痛骂 “美帝国主义走狗” 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唐山族道学院马列部出任历史教师。此时的胡思杜，思想积极、工作努力，同时热切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之全国上下正在批胡适的思想运动，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好几年。

　　1957年，随着 “反右” 运动的兴起，胡思杜因为是 “胡适的儿子”，一下子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 “汉奸” “走狗” “卖国贼” 胡适的余孽和妄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 “反右” 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 “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突遭重创的胡思社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他与这位 “人民的敌人” 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1942年1月6日，胡适因想念离开他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胡思杜，特别在日记中写道：“年前小三走了，我颇想念他，用毛笔写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缓远大同时在火车上作的一首打油诗寄给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

　　想不到15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做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

　　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

　　胡适挨了四十年的骂，自五四运动开始算起，四十个春秋的旧创新伤在悲苦交集中，尽管胡适一直表示对于别人的骂，自己从来不生气，但要做到心如止水，谈何容易。

　　1962年，在 “欢迎新院士酒会” 结束时，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亡，享年72岁。

　　胡适带着 “朋友” 式的微笑匆忙走了。

　　蒋介石以哀惋之情写下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副挽联确乎较为真切地概括、体现了胡适一生的功德与风范。

　　借用《南渡北归》里的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四十自述》读后感(五)：12好好说话-《四十自述》

　　好好说话

　　---读《四十自述》

　　朝闻道

　　我只是知道，讲现代文学绕不开胡适，至于为什么，却一直是笔糊涂账。浏览了一下自己的阅读历史与胡适的交集也仅限于此前读过的三联书店编的《读书与治学》、九州出版社的《人生有何意义》以及刚刚读完的这本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四十自述》，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就一直屯在那里还没打开，至于其它学术作品更是知之甚少，这已是在我无功利泛读五百种书籍之后才积攒一点浅薄背景知识，那我想我可以代表时下社会贩夫走卒对胡适的认知水平，相比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任何人都无法无视的高频出镜，这是不正常的。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来大概了解一下胡适其人。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20世纪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学术大师之一，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童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14岁到上海求学，开始接触新思想。20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科，后改读文科。25岁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影响。1917年取得博士学位的胡适学成归国，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成为文科教授。其中1931年至1937年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抗战军兴，1938年至1942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应聘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后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订该组织宪章，同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傅斯年暂代）；1946年至1948年继续任北大校长；1957年至1962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台湾，蒋介石为其写挽联，称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与胡适有关的八卦，还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支持不抵抗政策，乃至“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仍建议以隐忍换备战；1936年“西安事变”怒斥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的次子胡思杜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不得不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某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免遭厄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并在绝望中自杀，连遗体也不予以保留。

　　回到本书，实由《我的信仰》、《四十自述》、《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以及《作品年表》、《生平年表》等六部分组成，前两部分诙谐地讲述了自己童年、少年与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回顾了前四十年的心路历程和自己信仰的养成；接着的两部分分别阐述了所以树白话文为正宗的原因和《申报》创刊的1872年至1922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国语的五十年里新文化运动的始末，将曾国藩、王闿运、金和、严复、林纾、刘鹗（《老残游记》）、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郑孝胥、章炳麟、章士钊、黄远庸、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一干久闻大名的大人物对齐放正在50年中，当然其中在在闪动着胡适自己的影子，如瞎子摸象的新文化运动，其脉络也就显得条缕清晰起来。

　　虽不知其详，但风闻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与鲁迅后来并不融洽于了解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人该不是新闻，但本书中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时，高度评价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迷惑之下，搜罗写资料，可窥一斑。

　　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向；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而这其实发生在1922年5月的一个趣闻，溥仪宫里刚安电话，打着玩，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然后胡适在1922年7月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要做帝师”。害得胡适后来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没想到这些无聊的无稽之谈，九年后重又成为鲁迅攻击胡适的借口。　　此后，鲁迅尤其以一条不实新闻报导，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如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虽然如此直接的和尖锐的人身攻击不多，但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冷嘲热讽却很多，鲁迅也从未正面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地位和作用进行过肯定。对照之下胡适显得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更甚者，我们见到的是胡适为鲁迅开脱。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进一步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行文至此，还有一件公案，就是鲁迅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一文），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引用一下：

　　1932年6月，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胡适先后加入，为中国民权的保障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33年1月，发生了作为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领团视察北平军委反省院的事件，随后胡适被同盟开除。

　　其经过是，胡适与杨杏佛视察北平军委反省院的人权状况，经过一天的时间，得出结论是，有一定侵犯人权的做法，但不是很严重，应该改善。就在此四天后胡适收到上海同盟总部发来的三封英文快件：史末特莱的信、宋庆龄的英文信、北平军委反省院政治犯用英文写的控诉书。其中控诉书控诉了反省院对犯人所施行的种种酷刑，史、宋两人则责成北平分会立即就此对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北平反省院废除酷刑，释放所有政治犯。

　　胡适依照自己亲身视察所得结论没有依照责成的内容去做，而是写信向总部提出，北平反省院的情况，自己是做过实际调查的，并没有发生如信中所说情况，并指出“控诉信”的真伪十分可疑，很有可能是伪造，说道：“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因为胡适一向是提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反对撒谎和欺骗，他对与北平反省院的视察，应该是很认真的，不但走访了很多地方，还用英语与一个犯人谈话（想必是怕狱卒听懂，影响了解真相）。实地调查的结果与控诉信的内容完全不符，他自然不会违心的向政府表示抗议和提出要求，这也是对于同盟负责——国民党政府对于同盟本就不满，欲取缔之而后快，如果出现举证不实的情况，正好会授人以柄。

　　然而，对于国民党专制统治极其不满的鲁迅根本不会理性的理解胡适的意思，他认为一党独裁之下的监狱中必然是酷刑盛行，无论哪里的监狱，也不会例外，他没有去实地调查（当然也不排除胡适视察被设计的可能），只是凭着听他人言和自己以往的经验，在所发表的《“光明所到……”》中对于胡适先生挖苦甚重，认为他的立场站错了，站在了国民党政府一面掩盖真相。

　　按实际来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监狱中的酷刑确实很严重的存在着，胡适先生并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依据自己的经验，表明北平的反省院没有这种情况，对于同盟上海总部的擅断表示不能理解和服从。鲁迅先生出于对独裁政府的愤恨，对于胡适的做法毫不认同，在其已经和总部发生冲突的同时,完全不听解释的指责胡适，这下成了定论，就差把胡适也定成“资本家的乏走狗”了。

　　关于民族大义、自由民主等等我想还是要有兴趣于此书的人自己细细于书中的细节去体会，于我而言，在摸清近代新文化运动一些转承起合的同时，额外的收获就是学会有话要好好说。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这话此前读到并抄摘过，此次在《四十自述》里再次读到，对比这些史料真是感触颇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中部分精彩文字：

　　1、吾尝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 成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生耶？

　　2、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多元的，个别的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那个“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了？”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3、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愁没有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4、科学之验，在夫发现真理之通象；政学之验，在夫改良改制之进程；故前者可以定当然于已然之中，后者甚且排已然而别创当然之例。不然，当十五六世纪时，君主专制之威披靡一世，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论者近言，是十七世纪后之立宪政治不当萌芽矣。有是理乎？

　　附鲁迅《“光明所到……”》全文：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而这位“光明”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黑暗”里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调查”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说“英国话”的幸福了罢。

　　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

　　但是，这是怨不了谁的，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犯了“法”。“好人”就决不至于犯“法”。倘有不信，看这“光明”！

　　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