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读后感1000字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是一本由[英]魏泓（Susan Whitfield）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00元，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读后感(一)：推荐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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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读后感(二)：丝路文物碎片构建出的文明之网
1985年，宁夏南郊的小镇发现了一座北周贵族大墓，墓主人李贤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重臣，墓中出土大量陶器、金银器，其中最别致的要数那件精致的鎏金银壶。
贵族墓葬中出现贵金属器具不足为奇，但仔细打量银壶，就会发现壶腹的浮雕上，描述的竟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之战的故事。
东方贵族墓的随葬品中出现西方神话故事，究竟是冥冥之中的巧合，还是历史之网密密交织的必然？
翻开《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谜题将得到解答。
作者魏泓（Susan Whitfield），曾经是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负责人，过去三十年一直致力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艺术、宗教、物质和文化研究，因此，说她是世界上最了解丝绸之路的人并不为过。
这本《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并不是一首告诉我们文物多么精致、先民多么伟大的文明赞歌，而是别出心裁地站在史学家的角度，一点点探究古物的细节，带领读者一步步抽丝剥茧挖掘历史。
丝路古物
回看李贤墓中的鎏金银壶，如果以可能的产地为其命名，或许叫它巴克特里亚壶更为妥帖。
巴克特里亚位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历史上，中亚的这片腹地有过许多统治者，银壶诞生的时代，这里正由嚈哒人统治着。
在嚈哒之前，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是萨珊，嚈哒从萨珊手里抢来了这片土地的统治权，也继承了萨珊的生产技术，巴克特里亚壶就有5世纪明显的萨珊金属器形制特征。比如，通过锤揲的方式将银片加工成壶，再以锤揲的方式在壶身上捶打出花纹。
但是，与传统萨珊银壶不同的是，这件巴克特里亚壶的联珠纹却有着4世纪罗马器物的风格。不仅如此，壶腹的图案还雕画了希腊神话中特洛伊之战的故事。
产自中亚的器物，为什么会雕画5000多千米开外的古希腊的故事呢？
公元4世纪，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向东开疆拓土，让马其顿帝国的疆土一度从希腊拓展到了到了印度河流域，位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就是其中一部分。亚历山大大帝迎娶了巴克特里亚新娘，并将希腊的文化艺术带到中亚。到了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希腊文化已经融入萨珊文化，成为其日常神祗崇拜的一部分。
因此，巴克特里亚壶上出现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弗洛狄忒、帕里斯和美人海伦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6世纪的中国，一位名为李贤的官员镇守边境。此时，地处边陲的敦煌已是丝路重镇，因此，也许李贤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市场买到这把来自中亚的银壶，也或者，是嚈哒使节通过丝路将银壶进宫给朝廷，再由朝廷赏赐给了李贤。但令史学家们不解的是，这把银壶从来没有被李贤使用过。
一件看似普通的器物，却串联起了从欧洲到中亚的200年历史。亚历山大大帝绝对想不到，自己开疆拓土的举动，会间接将西方的神话故事送到东方将领的墓葬中，大概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浪漫。
丝路创造者
丝绸之路，是联动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桥梁，也是奴隶买卖的巨大市场。东起中国山东，西至都柏林，沿着丝绸之路，奴隶贸易不动声色又嚣张跋扈地进行着。
北魏法律中明文规定：“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
1905年的拜占庭法律也规定，“能够证明父母是自由人的奴隶，会被视为自由人。”
无论是北魏将买卖人口定为重罪，还是拜占庭保护自由人子女，都说明1000多年前的古代，穷人为生存鬻儿卖女不是罕事。
被父母长辈卖掉，自由民被拐卖，战士成为俘虏，这些人很快被就近送到丝路沿线的奴隶市场卖掉，成为奴隶。
奴隶有很多用途，家庭帮佣、农业、矿区、工坊的劳动力，有姿色的女性会成为舞伎、乐伎，大量的男性则成为士兵。
对男性奴隶来说，成为士兵不算完全的坏事，虽然有战死沙场的风险，但也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可女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很多国家体制下，女奴与自由人的后代也将继承母亲的身份，也就是说，女奴的子孙后代将永世为奴。
这些没有姓名没有地位的奴隶，那么不起眼，又那么让人不可忽视。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出口丝绸，也向西方输出丝绸织造技术。当我们叹服于古人精湛的织造技术时，常常容易忽略丝绸工艺也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
养蚕时，工人们需要花5—6年的时间培植一颗白桑树，需要时时关注蚕的生长状况；缫丝时，工人们需要把长达900米的蚕丝捻在一起，每一米就要加捻2000—3000次才能制成丝线；即使后来有了织布机、提花机，也依然需要工人日复一日地重复机械动作，才能织出精美的丝绸。
这些了不起的工人，大多也有个共同的身份——奴隶。他们被忽略了数千年，却也是丝路文明不可忽视的创造者。
十几岁时学历史，总觉得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是不容辩驳的，《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让我知道，在今人面前，历史是模糊的碎片，即使深挖细究，也很难被打上固定的标签。跟着史学家，一点点探究这10件丝路上物品的细节，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物碎片密密地交织成一张宏大的文明之网，这大概就是历史予人的感动。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读后感(三)：书评 | 到底是谁的耳环？《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在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到了深圳古代博物馆看展，出土的文物从新石器到明清各个时期，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感觉其中的复杂性不只一点点，器物保存至今它所经历周转的藏馆之路也颇为曲折。
其实最让我好奇的是当年这些个物品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朋友刚从西安回来，看了兵马俑后的震撼，在给我描述的时候，听得我也很是震惊，隔天便看了一下相关的纪录片：当时造兵器的工匠是会在武器上雕刻监工、总负责人和自己的名字，所以后来的考古学家能通过这一点明确器物的年代，看到这里不禁想到了现在的实名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仿佛我们留下的每一串交易码都有背后的故事。
如约翰·莫兰德所述：“过去的人们通过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器物、声音和文字，表现他们的社会习俗，构建他们的认同。”当一件物品保存下来它所经历了什么，如果深究下去可能那个年代的一些社会现象、文化能全面的呈现出来。
器物的故事远远不止博物馆里的一张小卡片浓缩得那么简单。
最近在读《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更让我感受到这点乐趣，之前很喜欢看TVB的《十二传说》更是让我感受到民俗史、社会学的魅力。通过器物而不是人和事件来叙述历史，并不是一种新方法，而这本书能给到你的启发或许远远比它呈现的器物要来的多。
耳环作为本书的第一章，从女性的角度展开，一般来说都是研究墓中的陪葬物，一般同时埋葬的财物多多少少来说象征着人物在世时渴望的财物，也或许是她的身份象征。耳饰的图腾来源于草原文化还是有别的故事，不断变化的环境就是第一章耳环故事的催化剂。拥有耳环的少女她背后的王朝经历了什么？这对耳环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与外交、贸易、通婚，以及技术和文化交流有关。
1/款式
腰带牌饰的设计也关乎到她所在的朝代，又或是说她所生活的环境。和谐无冲突的画面设计为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做出调整。“攻击场景的活力几乎消失在对图形的处理中，图像转变成令人愉悦的样式。”实用性的服饰，也是社会地位和更多其他内容的象征。器物不是中立的表达，也没有失去活力——它们变化，也影响变化。
2/颜色
器物身上往往存在着大色块，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已生产了一种人造颜料叫中国蓝或者中国紫，颜色审美的唤醒来得也格外的早。那个年代用来描绘玉的颜色的词语，羊脂白、鸡骨白、橘皮黄、翠羽绿、鸡蛋黄、象牙白、鸭骨白、羚羊黄、鱼肚白、虾子青、菊黄、玫瑰紫，反映出中国人对不同颜色的玉的审美。
3/材质
相比较于玉石来说，满足了他者国家人们审美需求的是玻璃，中国则是主要经高温烧制的陶器，审美除外，还有经济、地位需求这个因素需要纳入考虑范围。就好比说玉器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其价值相当于埃及法老眼中的青金石。而玻璃却思考引起不了国人的重视，在那个讲究五行的年代，玻璃这一物质不好被标签化归类，在人们眼里玉器是晶体的材料，握在手里最初是冰凉的，之后才逐渐变得暖和；但玻璃触感温暖不像玉一样，但随着众人对玻璃的理解，还是渐渐地划分在同一个领域，例如带有玻璃的元素的琉璃都是玉字旁的，意味蓝色或者绿色的石头。
通过不同的器物了解他背后的故事还有剩下的九件等待着大家翻开这本书慢慢了解，晚期游牧社会的复杂性在该遗址中体现得淋漓精致，希腊式玻璃碗、蓝色的《古兰经》等等，一个复杂的跨区域交流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古物的传播模式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传播及其影响的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探索的主题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和描绘方式，观察它们之间是否有交集，以及如何产生交集。
有空的话，去看看这本书吧～古物背后的神奇魅力在等着你。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读后感(四)：书评|从“历日”谈起—天与地之间的权力自然秩序
一、啥是历日？
词语释义“历日”类，即在历书上将干支日期列出来，每日占据一格。编者还在干支的下面留有一些空间，可以记录事件、标注岁时节日及占视吉凶的神煞等。秦始皇二十七年历书（《廿七年质日》)当属典型的“历日”类形式，它一年三百多天的日期信息按照顺序，纵向抄写于特定位置，形成类似表格结构，编册横读。
“历日”类历书一开始只有具体日期的干支，而序数纪日出现的时间较晚，约在汉武帝时期前后。由于竹简木牍书写空间的限制，它附注的内容很少。随着纸张的出现与流行，约在六朝时期，简牍历书演变成为纸质历书。纸质历书较轻便，还可以卷起或折叠，载体空间大大增加。因此，它在时间信息的基础上，还附有内容多样的历注。从唐到宋，历书开始采用印刷术，它也如普通书籍，从卷轴演进成为包背装。从元代《授时历》到明清历书，内容及形制就与唐宋时期差别较大。综合看来，历注涵盖了节候农时( 节气也可以被归入历注中) 、昼夜时刻、国家节庆，皇家忌日、民俗文化、吉凶宜忌等多方面内容。
岳麓书院藏《廿七年质日》二、修订、颁行历日
历日体现的虽然是一种自然秩序，但却是政治权力的体现。皇帝掌握与天沟通的权利，历法是这种垄断权的体现；农民的耕作，也需要历法的指导；同时耕种时间是否顺应历日，也决定了农业的收成好坏，以至于影响国家统治的基础。
历日的成型主要来源有三：
（1）天象的观测。中国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通过记录日食、月食、彗星等天文异象，昼夜长短变化，四时之动，总结得出相关规律。这种观测之人，观测的权利，也往往收归于统治者麾下，处于朝廷的专门控制下，以此切断普通群众与天沟通的通道。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长期由官方垄断。国家天文机构早期称为灵台; 隋称太史监;唐称太史局、浑天监、司天台等; 宋为司天监、太史局; 元代有司天监和太史院，后者负责造历; 明、清为钦天监。中国古代的历法其实是一套基于天文学的特殊知识体系，其内涵相当丰富，又被称为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学。自从第一部有详细记载的官方历法《太初历》起，其功能就远不止推算闰朔、节气等时间要素。一般来说，历法还会包含多项计算方法: 涉及太阳、月球、五星的运动，日、月交食，昼夜长短、日出日入时刻等。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事件可能会被政治对手利用，以此来证明当时的皇帝与自然世界‘失和’且不再适合统治国家。”（2）农作的经验总结。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大量的农业谚语都出自于民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年复一日的农作中的经验总结，并长期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从《氾胜之书》到《四时月令》再到《齐民要术》，都是隋唐前的农书代表，都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智慧结晶总结，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部。
“《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氾胜之汇录的一部农学著作，一般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3）谶纬术数的影响。
《周易》虽然能把其归结为一种“科学”，但它的成书仍然是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背景下，很多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并希望通过预测来趋利避害。谶纬之学也是这样的一种继承，解释据称是经典原文中的一些隐秘预言，涉及数字的含义、吉凶的征兆、天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星云形态、历史事件和王朝衰败的解释。谶纬书籍的普及和谶纬思想的传播，无疑是对王朝正统思想根基的冲击。
“黄巾军起义之后，汉朝衰落，汉朝领土被各种通知时期相对较短的政权割据。西晋在267年出台了第一项关于这些流行占卜书籍的禁令：任何被发现藏有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任何研究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死刑。”最能体现这三种来源组合在一起的日历，大概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老黄历”。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年历大约为公元前3世纪，是出土于湖北荆州周家台的一座墓葬的四件秦木牍日历，此时的日历中就已经包含吉凶参考的“日书”等内容。
明清时代，每年岁末都会举办极为盛大的颁历仪式，天文官员将御用之历进献给皇帝，此后，皇帝再颁发历书给诸多臣民。这是京城的重要礼仪活动，在朝廷颁历仪式之后，历书才能颁发民间。其实，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早期的礼制，主要着重于进历，而对颁发的仪式似乎规定并不明确。汉唐时代，天文官员每年岁末上奏御历，即将新历进献给皇帝，似有专门仪式。如《后汉书·百官志》介绍太史令职责: “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 宋代的情况，是太史局于每年十月朔日在崇政殿进呈来岁新历。宋徽宗时所创的“颁朔布政礼”，首次涉及了进历后的颁发活动。
三、传播中的历书
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基层民众，都对统一的时间规则有着迫切需求，官历就要复制多份发下。早期，复制历书只能是手抄，官方首先要满足行政系统的需要。唐代供应统治高层历书的机构是集贤院，集贤院本具注历日可谓最权威的版本。由于具注历日篇幅较长，内容繁杂，手抄难免出现讹误。为保证信息准确性，在抄写完成后，还有历生进行校对，根据吐鲁番出土历书实物，发现有多至三校者。由于抄写历书效率很低，官历难以遍及普通人。长期以来，民间有人以售卖历书营利，在唐代后期，民间率先采用雕版印刷术，极大提高了历书的复制效率，也减少了信息抄错的可能性。
北宋初年，官历仍是抄写，到天圣二年，开始沿用刑部印刷敕书之例，以雕版印历，大大降低了成本。北宋熙宁四年，官方开始通过历书专卖的形式对民间颁历，此事有着王安石变法追求富国理财的背景。北宋前期，有商人向司天监请官定历本翻印，这当是具注历日，题名称为“大本历日”，民间也有印卖私历，称小历，只售一二钱。司天监将印历事务收归官办，又禁止小历，以官颁大历独占市场，售价达数百钱。上述本是司天监的主导垄断经营措施，但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官方对颁历的控制。当政府以售卖历书作为财政收入一个来源，这又增加了官方对颁历事务的积极性宋朝还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历日所，又自元丰三年起开始分区域印历，每年都会给四川、两广、福建、江浙、两湖等距离京城较远的南方诸路提前发下次年历样，由地方财政机构——转运司，据之付梓，再卖给普通民众，这样便节约了运输成本，其余诸路，则引入了商人参与售卖。
“在皇帝诏令下，971—983年间《大藏经》在西南地区被首次雕刻印刷，证明了西南地区作为印刷中心的重要性。此次印刷共使用了13万块雕版。但那一时期的雕版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存最早的一套雕版是13世纪受高丽王朝（918-1392）委托在朝鲜半岛印经时使用的，现在被保存在韩国的海印寺。”上面例子与敦煌发现的唯一本翟氏历日，说明了历日在古时的实际影响范围是小于国家实力影响范围的。同时历日的时效性，导致许多历日在一年期限后，就被丢弃或者重复利用，能存在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说明了其具备一定价值（对当事人翟奉达），这也是同时期日历写本存世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
四、回首思述
中国古代的历书由官方编造与发行，是一种具备显著仪式化特征的政治传播其传播核心内容是时间信息，在此基础上还附带多项历注内容。官方造历颁发的传播途径是单向的，其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同时又排斥其他渠道的时间信息。在传播体制上，它呈现出典型的“定于一尊”的一元格局，是国家影响和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方式。大一统皇朝为了及时授历，从历书的编造到颁发，都有着明确制度安排。普通的庶民百姓，非但没有被排斥在传播受众之外，反而努力被容纳进来。
由于时间信息的特殊性，使用者要随时根据物质载体来查看，历书的需求量非常大。在引入印刷术之后，复制效率大大提高，历书的普及才成为可能。私历以获利为目的，它在唐代后期发行量暴涨、影响倍增，又招致了官方对其限制。官方为维护统治权威，在垄断颁历权的基础上，曾尝试以专卖、免费发放两种方式普及官历，其印数多达上百万册，反观古代中国其他的政治传播方式，未有及此规模者……
这本书的大背景是以十件古物反应丝路文明史，历日的影响范围及传播距离显然不如贵霜钱币，传播的路径也不如那件草原耳环多样；而且它更多的价值附加，是在近代展现的。即便我们通常更愿意把斯坦因、伯希和叫做强盗，但无法改变的是，这件历日达到了前世无法企及的传播距离，也不断被研究、数次参与主题展览，且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