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史学》读后感锦集
《生活的史学》是一本由孙明著作，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活的史学》精选点评：
●按需。
●知识面窄的反思所言即是。把史学研究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种探讨方式让人视野更开阔，如此也不会站在当日之道德伦理、是非曲直中去评判过去。书中小文均站在他者研究理论的肩膀上来诉说，自己的思考稍带过不太过瘾，但有启发性。比如地方衙门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乡野游侠也有技不如人之辈、《老舍五则》等传统戏剧与当时历史、政治、民俗、伦理之间的关系等等。
●作者是近代史家茅海建先生的高徒，虽在政坛但仍然笔耕不辍，认真读书，全书多为阅读学术书的心得感悟，作者善用专业历史学的概念，以全新的角度解读一些常人喜闻乐见的文化常识，做到了“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本书值得一品。
●知微见著，轻拿轻放，想认识作者
●绝大部分是书评，有些篇目还是有些见识的。有这种学术经历的人从政，希望他能从历史中得到明智的教诲。
●一些書評，還是挺有意思的。但與羅志田、梁其姿的推薦並不相配。
●越写越精彩。以古观今，田野研究，传统多维度，知己者最深。小历史中飨生活，生活中读历史。充满智慧，灵气和丰富知识的评论
●算是读书随笔吧。“坐在史学的边缘，带着生活的感觉”。
●心境学养都很从容，纸背后又有深切的情怀，是真正的读书人。虽然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只翻开读上几篇，就感到如同从喧哗的闹市步入了简朴却清幽的雅室。只这一点就让人心生敬意。如果是文史哲的硕博生或者年轻的学术中人，这本书真值得读一读。
●情真意感，随感议论有深度有依据。值得一读。
《生活的史学》读后感(一)：邓小南荐语
历史源自生活，史学是生活的印记。历史学的睿智与生机，蕴藉于温润鲜活之中。
本书由若干书评汇聚而成。洋溢在作品中的敏锐感知、通透思维、隽永涵义、灵动笔触，将读者带入贴近生活而又充实丰盈的学术境界。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生活的史学》读后感(二)：罗志田的评语
这是一本独特而有趣的小书。作者受过较好的历史学专业训练，复以“史学票友”自处，过着“见之于行事”的生活，自由地出入史学，说书、论世、知人，方能如此通达开朗、趣味盎然。他由此提出“生活的史学”，虽不是严谨的理论概括，却点出了史学中一个重要的面向，亦是人生的一种可能。
《生活的史学》读后感(三)：书摘：恶世界，乱作一团
演到《兔》这一则，刘佩琦有点儿“滞”，倒是那个男旦，一头一尾两段《玉堂春》，透着股子邪性劲儿。“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根据老舍先生的五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老舍五则》问世后在香港艺术节首演，文学顾问舒乙，导演林兆华，主演刘佩琦，可说是一时之选。老舍会写旧社会，他眼光毒，看在肯节儿上，能把百姓生活写出历史来而又不显得抽象、矫情，所以历久弥新。就拿这次改编的五个短篇来说，《柳家大院》写家庭，一百块大洋“买”来的媳妇不忍公公、小姑子和丈夫的欺凌，悬梁自尽；《也是三角》也是写家庭，两个拜把子逃兵决定组建家庭，却无钱各自娶妻，只得合娶一个，“小两口”的事儿变成了“小三口”的事儿，兄弟情在欲望中挣扎；《断魂枪》是市井传奇，“五虎断魂枪”只能嫡传，不教徒弟，遂以失传告终；《上任》讲官匪一家，治安稽查官乃是由匪而来，黑白互补而又对峙；《兔》中的小陈要由票友“下海”成为职业男旦，周遭都是对他心存暧昧的男人，他把妹妹嫁给楚总长作九姨太换来开张的钱，楚总长却更喜欢他。旧中国以“乱象”为基调，这些故事今天看来都是乱得可以的片断。长辈和晚辈、男人和女人、官和匪、美和丑、善和恶，秩序让位于现实，现实乱作一团。这戏看得我心寒，因为它们拼在一起，断片而又互相说明着、隐喻着、留白着，终于使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不安起来。
《柳家大院》中，贫苦市民老王给洋人当花匠，就自认为是“文明人”，借着自己的差事让女儿二妞上学，二妞成了“文明”的学生后欺负起嫂嫂来更加理所应当。末了，算命先生将这家庭的苦难和罪恶归于“文明”。当新事物传入中国终致引发社会秩序的异动时，往往不是理想中“现代化”的“进步”，而是新旧因素在社会、思想乃至身份符号的多个层面嫁接出无穷多的面相，权力从旧秩序中溢出后的紊乱、竞争和怨恨如影随形，痛楚远多于欢欣。老王、二妞还是穷人，但街坊已经感觉大杂院搁不下他们这些“文明人”了。新靠山的倚恃加上旧伦理中“多年媳妇熬成婆”的传统，媳妇的死成了时代之殇。但遇到亲家赔偿的要求，老王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形，嫁祸邻里，还是“穷人肝火大”的做派。在新旧淆乱的时代中，到底是旧伦理借着新权势而放大，还是新权势击碎旧道德催生了畸变的人，难说清楚。从终点回望，旧道德可曾真正有过效力，也是问题。
“游兵散勇”是中国近代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群体之一。翻遍了小说戏剧、历史研究，也难看到同情的叙述。只有在老舍的笔下，逃兵孙占元和马得胜被赋予了人味儿。他们拿着不义之财，却想过几天正常日子。抱着这样的梦想企图由“兵”而“民”，又不过是平添了一个“小三口”的畸形家庭。出路难觅。尤老二不想当土匪了，想通过治安有功而钻进“司令部”。官匪一家，只作道德评判还稍嫌简单了些，当时的统治者确实无力另行筹建一支新的警察队伍，“招安”或许是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尤老二说走江湖最重要的不是枪、不是关系，是“分寸”，他给旧日的黑道朋友留有分寸，那些人也未必不投桃报李。再说，土匪想当警察，治安不成也没有安然做戴红顶子的土匪，而是辞官，尤老二也没那么十恶不赦。在这些逃兵、土匪身上，我们看到了旧社会的恶，也看到从社会正常秩序逸出者回归秩序体系的艰难乃至无望，便又转化为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和无奈。“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怕是还有一面要说，“可恨人亦有可怜之情”。“今天的官未必不是今天的匪。”社会乱了，还有“正常”可言吗？
规矩乱了，家庭的规矩，黑道的规矩，票友的规矩，只有改行经营客栈的沙子龙还恪守着本家的规矩。他古板，亦可谓败家，“断魂枪”在他手里果然断魂，但他却是整出戏里最“正派”的人。虽然不收徒弟，也还赏来者一顿爆肚冯，有礼数。只是这规矩如此落寞，一段京胡，满场冷冷的月色。记得冯骥才《神鞭》中的主人公最后练成了神枪手，显示了中国人在技术上的通变。沙子龙不让人振奋，但让人同情，留下更多思考的空间。他已点出对洋枪洋炮挑战下武术是否还有用的忧虑，“旧”有被“新”战胜的，断魂枪的“不传”却是按旧规矩行事的结果。对后一个层面，我们的关注和了解似乎都少了一些。从走镖到经营，沙子龙放弃了枪法，更是换了个活法，绝活的失传是谋生途径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不是武林规矩自己说了算的。社会要变化，就不是在一个两个点上，而是触类旁通，藤蔓相连。
3月12日晚上的葵青剧院，弥漫、纠缠、笼罩着这些乱象，混着老北京的土话儿、糙话儿。地地道道的老旧，令人叹为观止。朋友惊呼不知道老舍还写过这么“乱”的东西，中场休息时前排的香港观众兴奋地学习北京话的卷舌和儿化音。我也在想，这个兼有旗人“讲究”和英伦绅士派头的人，如何端详他身边的生活，留下了具有如此历史记录性、穿透力和复杂性的作品。恶世界，乱作一团，无论我们用哪一种利刃，似乎都切不开它。还不如放下理论和概念，专心揣摩这五个碎片和它们所自出的一整个儿的社会。
2010年，香港
《生活的史学》读后感(四)：传统的“通义”与今日之史学
读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一本旨在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的文集。自序中言此“独特性”表现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又说：“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以“人”与“学”、“通”与“专”、“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逻辑讲学术史，讲中西学术的差异与特性，毋宁是有些“过时”了？也许会有人问：这能揭示什么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今日学术史叙述中的冷门词汇，却格外串起一条线索，比如引我们回到章学诚、曾国藩都曾关注的学术与“风气”之关系，而这，竟曾是激起万千读书人心头涟漪的石子？
2002年，日本历史学家岸本美绪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讲“‘风俗’与历史观”，重申顾炎武等明清时代学者关于“风俗”是社会秩序与历史变迁关键的观点，告诉我们更为古早的韩愈曾经说过“纪纲者脉也”，而岸本则深感“‘脉’跟‘风’一样，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据他们说这些流动的、互相感应的系统才是社会形成的基础”。
演讲的落脚点，在于“能不能从像‘风俗’那样中国固有的概念中来提炼出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性概念”，从而弥补“研究中国历史时，采用的方法性概念大都是从西方进口”之遗憾。钱穆自序中的一段话虽主要就学术史而言，但旨归是一致的：“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岸本想弥补“遗憾”；钱穆则是要纠正“一无所知”和错误的“批判”。是岸本的认识进步了，还是钱穆更“正确”，姑且不论。跨越二十七年的对话，对于岸本演讲又已过去十年后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无动于衷。
若干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进展，择其大要，或者在于“还原性”与“整体性”渐结果实。“还原性”的成果是最为瞩目的，既在于史实的重建，更在于根据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进行史实的重建。森正夫用地方志中的“风俗”材料考察明末社会秩序的变动，罗志田提醒“倒放电影”之问题，历史人类学重现家族的组织规则和绅民的算计，都是显例。凡此理路，发源不一，却正暗合钱穆所谓中国本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
所以，“从像‘风俗’那样中国固有的概念中来提炼出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性概念”，用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话语和逻辑去尽量还原历史的“貌”与“神”，就成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重要方向。在“全球”与“本土”之间挣扎的中国学界，也可从中受到启发。可惜的是，不用说目前的成果很多都是外国学者所取得，即令对于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话语和逻辑的重视也脱不开后现代、历史人类学等西学新潮的干系。当此之时，读钱穆的《中国学术通义》，思考中国学者曾有的古今通达与中西平视，或可谓：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