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汉武帝读后感100字
《制造汉武帝》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8.00，页数：1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一)：制造汉武帝短评
辛德勇先生试图在这本书里用不同角度反驳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里表达的，汉武帝后期大政方针的变化，用文献的角度阐明，在我看来，倒不如用阐明武帝后期以及昭宣政治的具体史实来的更加清楚明白，这可能是辛氏的特长与特点吧。另外，辛德勇先生在缘起里也讲到，里面有若干篇幅，没有用到严密考证的方法，信不信由你。好吧，我不信。毕竟，巧合毕竟是巧合，想象终归是想象。还是不能让我欣悦诚服。有时，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绕了一大圈，也让我感到难以理解。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二)：觉得结论似有待商榷
辛德勇先生的《制造汉武帝》一书，其中对于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多有驳正。其关键认为田先生的史料引用多出自《通鉴》，而《通鉴》一方面夹杂了司马光过多的情感倾向，另外一方面《通鉴》来源多出自南北朝《汉武故事》，辛先生认为《汉武故事》多映射南朝宋帝父子相残之故事夹杂了此书作者过多私货，并且《汉武故事》其中多灵异故事影响了其可靠性(这点觉得有些牵强，比如干宝《搜神记》记载有建康出现一体两头之牛，暗示了东晋初年晋室统胤之间的矛盾。这类书籍还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故由此得出结论《通鉴》不可靠，而基于此得出武帝晚年政治转型结论的田文不可靠。 对于这类史料的考证选材方法是否当，得出结论是否可靠我是抱有一定疑问的。并且田文中轮台诏所显现的政治转型和此文中的转变似乎有差异，田文所强调的是结束师行三十余年之政，与民休息，后期的昭宣二帝的政策多为其延续；而本文中所描述的似更侧重于用人，强调儒术与儒生的使用。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三)：历史真是钉子
书是薄薄的一本，但是的确深入浅出，如我以前感觉，辛德勇老师的很大一个长处是虽然做的是历史研究的工作，文笔和感情却充沛在微妙的边缘，多一分少一分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适合我这样的外行人来看。所谓“有情”与“事功”的恰如其分，不外乎此。 全文思路和脉络也很清楚，读来酣畅淋漓，巫蛊事变一段，其实在后来的海昏侯相关著作里也有着重复和拓展，虽然算是重头部分，对读过的人来说，当然也不算是如何新鲜；可为了辨析路线问题而展开分析汉武与太子各喜《公羊》、《谷梁》之原因的部分，倒是读来很有惊喜，虽然谈的都是“心证”，但是反而很有说服力。“春王正月”还是博大精深，真还要去重读下熊逸那本《隐公元年》，当时觉得他说这一本书写这一句话实在是远远不够是有点夸张，现在服了，真是大实话... PS. 唯一已经有点魔怔的我，看到封号就条件反射想起作者对海昏侯的论述，特别是关于“醍侯”，“邗侯”的地方...又强迫症的冒问号了..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四)：对比《论轮台诏》《制造汉武帝》
昨日刚读完田余庆《论轮台昭》，今日又翻这本小书，下午读了大半。感觉上，有十分有力的辩驳，比如对通鉴武帝罪己之言全然出自可信度不高的《汉武故事》的批驳，比如武帝轮台罪己诏后不见政策改变描写的史料；但是又觉得辛先生有为批判而批判之嫌疑，史料解读本就是基于常识的认识，是一种或然式证明，倘非要做出另一番解读，说戾太子有巫蛊之谋，说戾太子不受宠是后宫之争的产物，说戾太子武帝关系与政策转变不可做联系考察，那也无可辩驳，但只能说一句一家之言了。且有时批判戾气稍重，“我想绝大多数通鉴读者都会像周中孚一样，为司马光采摘这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情色读物作史料而惊诧不已”，司马温公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是真，考证严谨无证不信“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则是有些过头了的批驳了……且书名也起得大了，整本书不如老实称作驳轮台诏书一类。 辛先生的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文本的生成是有过程的，即便记入正史或是人皆称赞的史书，也要细细考虑他的编撰中隐藏的主观观念，哪些是历史事实，哪些是史家构建的因果关系。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五)：铁证少有，不足翻案；矫枉过正，理断参半。
颇具学术抱负和批判性，但略有矫枉过正、逻辑疏漏的作品，通篇可以窥见大家对于推翻学术定论的无力。读毕仍有疑惑：
一、贯穿行文始终的焦点之一在于对仅存可信的《汉书·西域传》记载的程度认定问题，而此外似乎再无铁证支撑；
二、前处质疑朱熹，后处又用朱熹证明吕祖谦著作水准，殊可玩味；
三、由轮台诏书性质转向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路线之争，倘能确证其无，似乎亦不能说明轮台诏书的性质（至于性格“陡转”不太可能不应作为理证）。不过武帝、昭帝执政风格的近乎一脉相承风格，是令人信服的。这里又涉及历史书写的问题，载与不载，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四、《汉书·戾太子传》“异端”的解释，窃以为可与“私问《谷梁》而善之”对读。前者作者的解释不敢认同，后者作者的解释有些牵强。
窃以为：铁证罕有，不足翻案。矫枉过正，理断参半。
亦可见秦汉史研究的困境。
或有时而可商。
阅读一部作品，更看重的是创造者的野心。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六)：批判者的自我修养：能力与谦逊
辛德勇先生的这本小册子，书名似给人一种误解，有诳人之嫌。但是内容确实还不错，并非演义性质的、可读性强的通识读物，而是用历史学的方法，佐证《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的错误描写。
《资治通鉴》以汉武帝颁布轮台诏书，表明汉武帝在其晚年已改变其拓疆用兵的方略，转而休养生息，其目的乃是作者司马光规劝宋王室，不忘前车之鉴，同时抨击王安石等变法之徒。当世有田余庆先生写过《论轮台诏》，支持《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谨严立场。辛德勇先生追根溯源，认为《资治通鉴》中的有关轮台诏书的史料来自于民间小说《汉武故事》，虽原书轶失，但参照同时代与后世其他著作的引用，表明《汉武故事》不过是仙家的志怪故事。而司马光之意，即用历代学人和统治者均为重视的汉史（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历史），夹带己见，完成政治上的规训。在学术意义上讲，这本书有两个对手，一个是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一个是写《论轮台诏》的北大同僚田余庆先生，前者虽去今千年，但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后者是同事，虽然也已经去世，但拥有自己的一众弟子。要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批判，除了批判者自身的功力之外，委婉和谦逊的技巧也不可少吧，否则又会产生文人之间纠缠不分的笔墨官司。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七)：历史，既是人民创造的，也是英雄创造的
几篇文章叠加而成，论证却很有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资治通鉴》中关于汉武帝老年幡然悔悟、偃武修文的记载是司马光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抄自《汉武故事》，一本很可能是南朝文人杜撰的故事书，而不是什么正经史料，汉武帝的轮台诏只是对具体事务的调整，非罪己，更非国家政策的根本转向，也不存在汉武帝和戾太子之间的政治路线的分歧。辛德勇对史料的应用在当下的学者中无出其右，有破有力，破得很干净，司马光活回来估计也无话可说，立的部分还属推论，《汉武故事》的作者是否为刘宋王俭也不是那么确定，但辛德勇对《资治通鉴》的价值判断我还是挺认可的：史料价值与《史记》《汉书》等纪传体正史是不可比拟的。汉武帝之所以能够与秦始皇并列，并不是因为“秦皇汉高”不够押韵，而是他在制度性创新和政治军事格局上为后世千年打好了基础，无论是攘夷带来的疆域，还是盐铁官营的经济制度，或者是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能看到很多烙印。“穷兵黩武”让社会走在崩溃边缘的钢丝绳，深为古典儒者所批判，却又成就了国家的强大，孰是孰非，度又在哪里，的确很难把握，也很难评判。秦皇汉武一体两面，既是是千古一帝，又是暴君的典型，或许用“英雄”这个更加中性的词会更合适一些，套句俗话：历史，既是人民创造的，也是英雄创造的。诚然。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八)：信信否否的态度不可要
政策取向属于观念产物，政策实施属于实践层面，我们经常说，说得好听，做的不咋样。用之于此，颇感合适，武帝晚年经历了天汉年间的巨大危机，征和年间的各集团嗣君之争，其在精神状态上已遭重创，近七十的汉武帝总结下自己跃动的一生，发出一些感慨也很正常，尤其是武帝三四年已经确立了为新君保驾护航的策略，就导致他虽然脑子里意识到要改变嘴上说要改变，但现实状态不可能让他再转变，另外这俩三年之间政策的停滞也不可能一下子刹车，但就是这样武帝晚年还是做出了一些军事、经济方面的努力。霍光等武帝晚年身边近臣肯定特别理解武帝面临的困境，但武帝撒手人寰之后，他们面临的又是其他的局面，那就是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能让政敌抢了去。所以霍光政治虽然有遵从武帝的一面，更是要站稳扎深根基。在盐铁论中的辩论文字，还真不能过分相信，辩中有气，这是我们在辩论中的基本认识，辩论所列论据，可能不经深思熟虑而是气势上压倒对方，并不一定合理契合。所以，话不能绝对，意气不可有，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回应别人说的话，举出的例子，而不是整天一副牛逼哄哄天下老子最对的姿态。可以很肯定的说，轮台诏中最后一句为何不用？那么长的文字就忽视了班固的这一句话，那就是轮台诏后，军事作战停止了，与民休息。这难道不是转变的姿态？难道政策上的转向就那么说转就转吗？有时候高深的思考也需要简单的常识逻辑过一遍。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九)：读后
三星半。文风霸道，论述枝蔓，充满了直男癌气息哈哈哈。
个人觉得牵涉到很多层面的问题。汉武帝晚年是否有政治转向？根据什么材料可以得出这种看法？是仅仅根据轮台诏本身，还是再加上汉书，还是再加上通鉴？看班固的意思，似乎是有的，而陈苏镇和辛德勇，都觉得只是局部的调整。很难说究竟哪个才是历史的真相。
如果说有的话，这一转变的根源是什么？田余庆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把根源归于汉武帝和戾太子在治国理念与施政方针的分歧上，而做出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通鉴》。这里的确存在问题，因为现存两汉史料都没有类似叙述，而论两汉事而用《通鉴》，从常理上说有点说不过去，且在宋代，司马光能看到的两汉史料，大概和今天相差无几，那么《通鉴》依据的是什么史料呢？辛德勇根据吕祖谦之说，认为是《汉武故事》。我觉得可信。那司马光是不是有意使用这段材料呢？我也觉得是有意的。只不过辛德勇讲司马光是随心所欲塑造历史，实在是缺乏了解之同情。传统史学最重要的并不是记录事实，而是取义，辛德勇说是仁宗朝特别是欧阳修以来的新方法，但孔子作《春秋》就是这样做的啊，在历史叙述中寄寓善恶褒贬之志，有时候事实和寄托冲突，无法调和，那个时候，事实是可以摒弃不论的。所以，司马光做出这种取舍，自有其依据，不是一句随意构建就可以简单了结的，也许更重要的是他选取《汉武故事》这段记述的苦心。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十)：简评
陈苏镇先生对于《论轮台诏》一文是否代表着汉武帝时期政策的转向的看法与辛德勇先生是相同的，不过在论述的过程中，除了与辛先生在汉武帝后期遗留的执政班底还是从诏书本身内容上具有相同的看法，陈先生进一步从政治文化角度认为当时夷狄概念的泛化与通西域并没有完成，“至太平”仍有有一段路需要走，汉武帝需要一个能够延续政策的继承者。但是对于霍光的评价似乎二人并不相同，辛认为从政治斗争出发认为当时霍光出于权力斗争因而在盐铁会议上支持贤良，后期政策有一定转变，而陈认为实际上霍光执政十九年，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一面也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的一面。总的看，他所推行的并不是孝文时政，而是武帝晚年确定的方针：首先，武帝所建各项制度包括被贤良、文学攻击最厉的盐铁、均输等经济制度，霍光期初都沿用不改，盐铁会议后，在儒生的压力下，也只是废除了部分。其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霍光的主张和桑弘羊并无本质不同，多次主张对西域和匈奴用兵。再次，在内政方面，霍光也厉行法治。对于班固的评价，辛从目录与本文安排上认为班固在汉书中对该问题的探讨上并没有光多着眼，因此班固是不认为转向的，而陈从写作内容上看，认为班固认为是有转向的，在其中内容是过于夸大，这本身上源于他本身不赞同公羊家太平世“不外夷狄”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