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的星空》读后感精选
《白银时代的星空》是一本由刘文飞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21-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白银时代的星空》读后感(一)：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群星
对于不太了解俄国文学的人来说，谈到黄金时代的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等巨星，多少能接触一些最著名的作品，而问起白银时代的领袖人物，可能连名字都叫不出。的确，白银时代晚于黄金时代出现，其文学成就也确实逊于黄金时代，但作为能够与“黄金时代”并称的“白银时代”，同样群星闪耀。
俄国文学专家刘文飞在《白银时代的星空》中，集中介绍了白银时代的诗歌流派，以及最主要的诗人、作家、思想家。这本书不但能让人整体了解白银时代不同流派的创作风格和主要成就，更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白银时代群星作品的美学价值和思想特征。
白银时代的三大诗歌流派，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各有其特点。象征派追求一种“永恒温柔”，宗教意味比较浓，强调诗歌的音乐感；阿克梅派更关注对本民族诗歌精神的体现，同时注重对诗歌文化遗产的捍卫和继承，创作追求力度，崇拜词，强调诗歌的绘画感；而未来派则对文化传统持否定态度，同时对诗歌语言进行了革新。
更有趣的是象征派、阿克梅派之间的关系。它们先后形成，关联紧密，象征派对阿克梅派有着无法忽视的影响。阿克梅派的代表诗人们，与象征派诗人交流密切，都把象征主义诗人们当作自己的导师，他们最初的创作也从象征主义起步。然而，最终他们走上了与象征主义不同的道路。
古米廖夫在阿克梅派宣言中把象征主义称作阿克梅主义“当之无愧的父亲”，阿克梅主义被称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叛逆之子”。或者说，阿克梅派脱胎于象征派，同时又是对象征派的反叛。
象征派与阿克梅派之间这种继承中反叛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白银时代文学繁荣程度的一个例证。象征派在引领创作潮流的同时，也为其后的阿克梅派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和宽阔的空间，阿克梅派受惠于象征派的同时，也没有受限于此，而是大胆地提出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并由此萌发出别具一格的新枝。
不仅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各自有一批代表诗人们，另外还有不归于任何派别的诗人，以及其他影响深远的作家、思想家们。在短短几十年内，涌现出这么多成就突出的创作者们，由此可管窥彼时俄国文学界思想多么活跃、交流多么密切、创作多么发达，真是百花齐放的繁荣时代。
单从《白银时代的星空》这本书来看，作者刘文飞一定很喜欢才华横溢、独具个性魅力、又遭逢命运不幸的、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书中共有5篇介绍和解读茨维塔耶娃的文章，她的诗歌、她的生活、她的孤独、她的思想、她的女儿……创作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同样用她的生命去创作，她的一切都令人好奇和向往。
移居布拉格的时期，茨维塔耶娃正处于艰难困顿之中，然而这一段又是她高产的创作时期。回忆起布拉格的生活，茨维塔耶娃也充满怀念。作者刘文飞也曾去布拉格寻访茨维塔耶娃生活过的足迹。他去欣赏了桥墩之下的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骑士”雕像。
让茨维塔耶娃脱口喊出“他太像我了”的这座雕像，从面容上来看和茨维塔耶娃并不太相像。作者刘文飞却能从茨维塔耶娃的个性和处境几方面因素理解她为何这么说。
按照作者的解读，在特定的场景、特定的心境下，这尊“布拉格骑士”雕像或许正合了茨维塔耶娃对心爱之人的思念和渴望、对混合两性特质的独特审美，以及处于被忽略、被轻视的艰难现实处境的复杂心情。
或许，“布拉格骑士”雕像让身处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产生了深刻的心灵共鸣。无怪乎离开之后茨维塔耶娃仍对这座雕像念念不忘，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始终把友人赠送的一幅布拉格骑士的画带在身边。也许这幅画中凝聚的正是茨维塔耶娃对布拉格深深的眷恋。
“布拉格骑士”和布拉格令茨维塔耶娃难忘，茨维塔耶娃同样令后人难忘。所以，当作者站在茨维塔耶娃最称心的一座小小的车站的站台前，望着一列火车驶过时，感觉“列车就像一道彩色的拉链，把茨维塔耶娃的时代和我们所在的站台拉合了起来”。
2021.05.25雾凇
《白银时代的星空》读后感(二)：《白银时代的星空》：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你是我最好的诗
“白银时代”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的。最初，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都是指诗歌领域的两个繁荣期，后来逐渐用于概括整个时代的文学。
白银时代总体的文学成就要逊于黄金时代，同时这个时代又晚于普希金时期，故而称作白银时代。19世纪后期，随着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一批文学巨匠离世，俄罗斯文坛呈现混乱与衰落的趋势。
刘文飞在《白银时代的星空》一书中说到，白银时代的艺术家所体现出的艺术创新精神是空前的，“白银时代”必将作为一个“创造的时代”而载入人类文化的历史。
刘文飞是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2012年，刘文飞获得俄罗斯利哈乔夫院士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这本《白银时代的星空》是俄国文学专家刘文飞对“白银时代”精神遗产的全面描绘。白银时代星空璀璨夺目，既有复古的古米廖夫、也有“革命的歌手”马雅可夫斯基、还有孤独的茨维塔耶娃。
很早以前，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过茨维塔耶娃的诗句——
颤抖，山从肩头卸下，
心却在爬山。
让我来歌唱痛苦，
歌唱我的山！
这段诗句摘自茨维塔耶娃非常经典的一首诗《山之诗》。
《山之诗》创作于1923年茨维塔耶娃旅居布拉格期间。诗中的山指的是布拉格的佩伦山。佩伦山得名于斯拉夫原始宗教中的雷神，它离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的住所很近，从茨维塔耶娃家就可以望见。
茨维塔耶娃生活在布拉格期间遇见了康斯坦丁·波列斯拉沃维奇·罗德泽维奇，两人很快陷入热恋。虽然这段恋情只维持了短短数月，但却给茨维塔耶娃带来了非常多的创作灵感。刘文飞在《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一文中写道：作为这场爱情之文学结晶的《山之诗》（以及另一部长诗《终结之诗》和抒情诗《嫉妒的尝试》等作品），构成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诗歌创作，乃至她整个文学创作的巅峰。
在写给罗德泽维奇的信中，茨维塔耶娃毫不掩饰自己浓烈似火的爱情——我和您在相遇之前似乎不曾活在世上！对于您，我就是灵魂；对于我，您就是生命。
1960年，在茨维塔耶娃离世近二十年之后，罗德泽维奇将保存的茨维塔耶娃写给自己的所有书信转交给了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困窘之中，甚至于茨维塔耶娃的小女儿死于饥饿。然而，茨维塔耶娃从未曾停止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庭的热爱，对诗歌的热爱。困顿的生活没能浇灭她心中的热情，虽然茨维塔耶娃最终选择自缢离开这个世界，但她用诗歌将自己炽烈的情感留在了世间。
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布罗茨基（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白银时代的星空》收录了五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文章，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位白银时代女诗人提供了非常好的文字展示。
茨维塔耶娃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回忆说——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写诗，都必须写诗。因为对于母亲来说“写诗是难以更难的习惯”。
茨维塔耶娃将这一习惯遗传给了女儿阿丽娅，阿丽娅很小就开始动笔写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才华不亚于母亲茨维塔耶娃。不过，1955年阿丽娅出狱后一直致力于搜集母亲留下的一切文字和与母亲相关的所有资料，阿丽娅将“复活”诗人母亲当作自己一生的追求。
《 “你是我最好的诗”：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女儿》一文将茨维塔耶娃作为母亲的身份以及生活的困苦进行了深入的呈现。困境没有能够磨灭茨维塔耶娃的诗人天性，她待生活如诗歌，她用自己的生命将白银时代的天空映照得璀璨夺目——
在严酷的未来，
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
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
你是我最好的诗。
-END-
《白银时代的星空》读后感(三)：闪耀在白银时代的星空之上
近期，许渊冲接受《书生说》的访谈在社交媒体成为热门话语。当询问被“您俄语成绩也这么好，为什么后来不用俄语进行翻译工作呢？”许渊冲的回答成为了网络狂欢的戏谑段子：“俄文有一个毛病，吃饱饭你要看你这书太累了，所以后来不念俄文了……你简直不想看，写那么长干什么，我想，算了。”在很多人眼中，俄国文学著作难以啃读，或许并非在于它有多长，而在于人物名字真的太长，恨不能用阅读之前把所有人名直接通换成张三李四王麻子之后再来阅读。
许渊冲谈自己为何没有用俄语做翻译
尽管难啃，但俄罗斯文学对于国朝心灵的影响，仍是不可估量。倘若侧身旧书摊前，常见上世纪各大出版社译介出版的俄罗斯大部头。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孙子王昭阳，为了缓解体内灵魂的撞击冲突，用了大半生行走在世界各地寻找心灵的应许之地。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成为他笔下这辈子无法言说的暧昧、纠结和自相矛盾。尽管在异国他乡归化入籍，但他依然自认文化遗民：“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来自遥远北方宗教情怀的激励，播下幼稚的精神种子，而收获面目全非的果实，并为之付出最惨烈的集体代价。其间种种曲折悲苦，西方人又怎能懂得。借着远去的悲歌与苏维埃残韵，我寻找到和我的单薄母语，还有中国知识分子惨痛宿命的最终和解。”在他看来，上世纪的动荡难安让中国古典传统产生了巨大的断裂，而俄国经典文学里所包含的壮阔与纯净，在高超译者的心血浇灌下，已经成为了现代汉语最华美的韵律之一，中国知识分子如文化后裔一般把魂丢在了那里。
正如刘文飞在近著《白银时代的星空》中所写的那样：“长期以来，俄语文学被十月革命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分割为俄国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两大块。”卡在俄国文学与苏维埃文学之间的白银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仅未能得到持续发展，反而受到了有意的冷漠与遗忘；而当年捧读的苏联文学，又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贬值。站在世纪末的时代拐点之际，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文化遗产由此得到了抚慰与共鸣。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阅读的境遇往往会左右着文本的理解，更会激发阅读者内心的现实想象。尤其在一个下沉的年代里，再度回望上世纪初“白银时代”作家们逆流而上的坚韧精神，尤让人为之动容，多少能够起到内心坐标的安放之效。 《白银时代的星空》 刘文飞 北京出版社 2021年3月版
《白银时代的星空》 刘文飞 北京出版社 2021年3月版
在代序中，刘文飞也谈及了“白银时代”的断代问题：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与苏维埃文化之前的世纪之交。但在国朝出版方面，经常出现扩大化倾向，使之失去了内在规定性而面临外延泛化之风险。此外，由于白银时代的作家们大多不接受十月革命而流亡国外，又导致大家将白银时代作家群体等同于境外流亡文学或持不同政见者文学，添加了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刘文飞看来，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敢于以世界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在相对偏僻的北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进行温暖的思考。他们如同布罗茨基所言的“文明的孩子”，刘文飞将这种在动荡混乱年代所体现的赤子情怀概述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们居然能专注地端坐在书房里，潜心写作；在欲望膨胀、价值重估的年代，他们始终保持着对艺术价值和自身价值的坚定信念；在充满彷徨和疑虑的世纪之交，他们在匆忙而又认真地整理着过去世纪的文化遗产，并同时为新世纪文化的走向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革命与战争此起彼伏的短短二十年内，白银时代为世界贡献了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等诗歌派别，也贡献了一批诸如古米廖夫、安德烈·别雷、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诗人，还有诸如索洛维约夫、阿尔嘉耶夫、阿尔志跋绥夫、普里什文等哲学家和思想家，还有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和巴别尔等著名文学家。在浓烈的世纪末情绪和动荡的下沉年代里，他们的迷惘心态反而在寻找命运药方时锻造成了一股倔强的天真与真诚。在面对暴风骤雨的侵袭之前，他们敢于将自己的内心高亢地呐喊出来：“但当你们要对信仰和自由下手时，我们会立即离开你们的旗帜。”甚至，他们敢于用自身的反叛性与自尊心与新政权分庭抗礼，“甚至要与新政权平起平坐，说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代表，而他们则是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的代言人。”尽管，在暴风骤雨席卷一切之时，“电车像黑暗的风暴在极驶，但它在时代的深渊里迷了途”，诗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快把这电车停住”，而迷途中的他们早已不知“我在哪里”……
除去暗夜高呼之外，或许曼德尔施塔姆在《时代的喧嚣》中写下的文字，更能够体现时代赋予这段历史的意志：“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成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如果由着我，那么在忆起过去时，我也只会做个鬼脸……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纪事的地盘……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讷讷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曼德尔施塔姆档案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特别借助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世纪》来谈论“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在阿甘本看来，“时代与生物脊骨并列”和“时代与年代脊骨并置”是这首诗歌的两大核心，而曼德尔施塔姆想要做的是“世纪脊骨的碎裂与弥合”：“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设法/注视你的双眸/用他自身的鲜血，粘合/两个世纪的椎骨？……为世纪挣脱束缚/以开启全新世界/必须用长笛连接/所有多节之日的节点。”正如布罗茨基所阐释的那样，曼德尔施塔姆是对世纪文化抱持深刻眷念的“文明的孩子”，他既是文明的受惠者，又是文明的创造者；而他悲剧性的身世遭遇，也让他成为了文明的受害者：“他的生和他的死，均是这一文明的结果。”
悲剧性的根源，恰恰是因为曼德尔施塔姆身为同时代人的身份，就像他在诗中所揭示的“诗人及其同时代之间的关系”那样：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但他们既不可改变时代，也无法逃离时代；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比在他们自己的城市和年代更能感受到的一种乡愁。但是他也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不可改变的，同时他也无法逃离自己的时代。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因为他们无法审视时代。所以，必须以生命换取自己的同时代性的诗人，也必须坚定地凝视世纪野兽的双眼，必须以自己的鲜血来粘合破碎的时代脊骨。（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
上世纪初的人们，“就像滚滚的玻璃灯罩下夏日的昆虫，整整一代人都在文学节日的火焰中被烫伤了，烤焦了，戴着隐喻的玫瑰花环。”他们对时代的要求，仅剩一句“我想工作”，因为“工作的中断……使治疗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就像茨维塔耶娃在尝试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失败工作经历之后，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给早已疏散到鞑靼共和国的作协机构写下了人生最后的时代请求：“我请求担任即将开设的文学基金会食堂洗碗工工作。”两天后，她选择了自缢而亡，据说在那个年代，伟大的诗人连做个洗碗工都不配。
当然，在疾风骤雨来临时的彷徨之际，还有诸如阿尔志跋绥夫采取“挑逗与亵渎”的态度对时代发出笑声，绝望的现实境遇与真诚的内心拷问，让他用玩世不恭的嬉皮笑脸绘制着“感伤主义的时代漫画”。随后，他的著作毫无疑问地消失在北疆大地半个多世纪，被俄国批评家们认为他想用“伏特加和美女”的口号去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或者，如茨维塔耶娃那般，面对强大的彼得堡诗歌传统，孤军重塑莫斯科诗歌传统；用充满细节性和戏剧性的独白式抒情语言，将内心激情的涌动和生存状态的刺激锻造成“一丛孤独的接骨木”，思考着苦难以及人类面对苦难的态度，探索着诗人以及诗人的身份认同。当然，还有诸如索洛维约夫面对西方哲学的危机，意欲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之外开辟新的俄国思想道路；或者如别尔嘉耶夫对俄国历史命运的重负所进行的种种折中性或矛盾性探索……
在白银时代的星空下，当“灾难正骑着高头大马驰骋”时，那些命运多舛的同时代人们，就像是“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借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在用步兵与骑兵给时代犁田耕地的年代里，“我们在梦境里才有安宁”。那些与世纪同行的同时代人，如曼德尔施塔姆等，借助世界文化的深刻眷恋，对文化储备进行提炼精加工，探索生存的本质，用语词做材料，借诗歌为工具，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文明的孩子”修筑着“时间的隧道”。在一个凶猛下沉的时代里，不管是时代的同路人，还是社会的异端者，这群人努力地扛起黑暗的闸门，抵挡严寒酷冷的世纪飓风，在北土寒疆的飓风来临之时埋头做着焊接世纪的历史工程。他们借助“偷来的空气”，说着“口齿不清”的话语，讲述着“时代的喧嚣”，“粘合两个世纪的椎骨”
作者 萧轶 本文首发《燕京书评》2021年5月25日
《白银时代的星空》读后感(四)：在喧嚣的时代，做一个文明的孩子
近期，许渊冲接受《书生说》的访谈在社交媒体成为热门话语。当询问被“您俄语成绩也这么好，为什么后来不用俄语进行翻译工作呢？”许渊冲的回答成为了网络狂欢的戏谑段子：“俄文有一个毛病，吃饱饭你要看你这书太累了，所以后来不念俄文了……你简直不想看，写那么长干什么，我想，算了。”在很多人眼中，俄国文学著作难以啃读，或许并非在于它有多长，而在于人物名字真的太长，恨不能用阅读之前把所有人名直接通换成张三李四王麻子之后再来阅读。
许渊冲谈自己为何没有用俄语做翻译
尽管难啃，但俄罗斯文学对于国朝心灵的影响，仍是不可估量。倘若侧身旧书摊前，常见上世纪各大出版社译介出版的俄罗斯大部头。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孙子王昭阳，为了缓解体内灵魂的撞击冲突，用了大半生行走在世界各地寻找心灵的应许之地。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成为他笔下这辈子无法言说的暧昧、纠结和自相矛盾。尽管在异国他乡归化入籍，但他依然自认文化遗民：“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来自遥远北方宗教情怀的激励，播下幼稚的精神种子，而收获面目全非的果实，并为之付出最惨烈的集体代价。其间种种曲折悲苦，西方人又怎能懂得。借着远去的悲歌与苏维埃残韵，我寻找到和我的单薄母语，还有中国知识分子惨痛宿命的最终和解。”在他看来，上世纪的动荡难安让中国古典传统产生了巨大的断裂，而俄国经典文学里所包含的壮阔与纯净，在高超译者的心血浇灌下，已经成为了现代汉语最华美的韵律之一，中国知识分子如文化后裔一般把魂丢在了那里。
正如刘文飞在近著《白银时代的星空》中所写的那样：“长期以来，俄语文学被十月革命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分割为俄国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两大块。”卡在俄国文学与苏维埃文学之间的白银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仅未能得到持续发展，反而受到了有意的冷漠与遗忘；而当年捧读的苏联文学，又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贬值。站在世纪末的时代拐点之际，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文化遗产由此得到了抚慰与共鸣。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阅读的境遇往往会左右着文本的理解，更会激发阅读者内心的现实想象。尤其在一个下沉的年代里，再度回望上世纪初“白银时代”作家们逆流而上的坚韧精神，尤让人为之动容，多少能够起到内心坐标的安放之效。
《白银时代的星空》，刘文飞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在代序中，刘文飞也谈及了“白银时代”的断代问题：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与苏维埃文化之前的世纪之交。但在国朝出版方面，经常出现扩大化倾向，使之失去了内在规定性而面临外延泛化之风险。此外，由于白银时代的作家们大多不接受十月革命而流亡国外，又导致大家将白银时代作家群体等同于境外流亡文学或持不同政见者文学，添加了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刘文飞看来，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敢于以世界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在相对偏僻的北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进行温暖的思考。他们如同布罗茨基所言的“文明的孩子”，刘文飞将这种在动荡混乱年代所体现的赤子情怀概述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们居然能专注地端坐在书房里，潜心写作；在欲望膨胀、价值重估的年代，他们始终保持着对艺术价值和自身价值的坚定信念；在充满彷徨和疑虑的世纪之交，他们在匆忙而又认真地整理着过去世纪的文化遗产，并同时为新世纪文化的走向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革命与战争此起彼伏的短短二十年内，白银时代为世界贡献了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等诗歌派别，也贡献了一批诸如古米廖夫、安德烈·别雷、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诗人，还有诸如索洛维约夫、阿尔嘉耶夫、阿尔志跋绥夫、普里什文等哲学家和思想家，还有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和巴别尔等著名文学家。在浓烈的世纪末情绪和动荡的下沉年代里，他们的迷惘心态反而在寻找命运药方时锻造成了一股倔强的天真与真诚。在面对暴风骤雨的侵袭之前，他们敢于将自己的内心高亢地呐喊出来：“但当你们要对信仰和自由下手时，我们会立即离开你们的旗帜。”甚至，他们敢于用自身的反叛性与自尊心与新政权分庭抗礼，“甚至要与新政权平起平坐，说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代表，而他们则是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的代言人。”尽管，在暴风骤雨席卷一切之时，“电车像黑暗的风暴在极驶，但它在时代的深渊里迷了途”，诗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快把这电车停住”，而迷途中的他们早已不知“我在哪里”……
除去暗夜高呼之外，或许曼德尔施塔姆在《时代的喧嚣》中写下的文字，更能够体现时代赋予这段历史的意志：“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成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如果由着我，那么在忆起过去时，我也只会做个鬼脸……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纪事的地盘……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讷讷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曼德尔施塔姆档案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特别借助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世纪》来谈论“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在阿甘本看来，“时代与生物脊骨并列”和“时代与年代脊骨并置”是这首诗歌的两大核心，而曼德尔施塔姆想要做的是“世纪脊骨的碎裂与弥合”：“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设法/注视你的双眸/用他自身的鲜血，粘合/两个世纪的椎骨？……为世纪挣脱束缚/以开启全新世界/必须用长笛连接/所有多节之日的节点。”正如布罗茨基所阐释的那样，曼德尔施塔姆是对世纪文化抱持深刻眷念的“文明的孩子”，他既是文明的受惠者，又是文明的创造者；而他悲剧性的身世遭遇，也让他成为了文明的受害者：“他的生和他的死，均是这一文明的结果。”
悲剧性的根源，恰恰是因为曼德尔施塔姆身为同时代人的身份，就像他在诗中所揭示的“诗人及其同时代之间的关系”那样：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但他们既不可改变时代，也无法逃离时代；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比在他们自己的城市和年代更能感受到的一种乡愁。但是他也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不可改变的，同时他也无法逃离自己的时代。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因为他们无法审视时代。所以，必须以生命换取自己的同时代性的诗人，也必须坚定地凝视世纪野兽的双眼，必须以自己的鲜血来粘合破碎的时代脊骨。（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
上世纪初的人们，“就像滚滚的玻璃灯罩下夏日的昆虫，整整一代人都在文学节日的火焰中被烫伤了，烤焦了，戴着隐喻的玫瑰花环。”他们对时代的要求，仅剩一句“我想工作”，因为“工作的中断……使治疗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就像茨维塔耶娃在尝试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失败工作经历之后，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给早已疏散到鞑靼共和国的作协机构写下了人生最后的时代请求：“我请求担任即将开设的文学基金会食堂洗碗工工作。”两天后，她选择了自缢而亡，据说在那个年代，伟大的诗人连做个洗碗工都不配。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俄]安娜·萨基扬茨著，谷羽译文学纪念碑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当然，在疾风骤雨来临时的彷徨之际，还有诸如阿尔志跋绥夫采取“挑逗与亵渎”的态度对时代发出笑声，绝望的现实境遇与真诚的内心拷问，让他用玩世不恭的嬉皮笑脸绘制着“感伤主义的时代漫画”。随后，他的著作毫无疑问地消失在北疆大地半个多世纪，被俄国批评家们认为他想用“伏特加和美女”的口号去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或者，如茨维塔耶娃那般，面对强大的彼得堡诗歌传统，孤军重塑莫斯科诗歌传统；用充满细节性和戏剧性的独白式抒情语言，将内心激情的涌动和生存状态的刺激锻造成“一丛孤独的接骨木”，思考着苦难以及人类面对苦难的态度，探索着诗人以及诗人的身份认同。当然，还有诸如索洛维约夫面对西方哲学的危机，意欲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之外开辟新的俄国思想道路；或者如别尔嘉耶夫对俄国历史命运的重负所进行的种种折中性或矛盾性探索……
在白银时代的星空下，当“灾难正骑着高头大马驰骋”时，那些命运多舛的同时代人们，就像是“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借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在用步兵与骑兵给时代犁田耕地的年代里，“我们在梦境里才有安宁”。那些与世纪同行的同时代人，如曼德尔施塔姆等，借助世界文化的深刻眷恋，对文化储备进行提炼精加工，探索生存的本质，用语词做材料，借诗歌为工具，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文明的孩子”修筑着“时间的隧道”。在一个凶猛下沉的时代里，不管是时代的同路人，还是社会的异端者，这群人努力地扛起黑暗的闸门，抵挡严寒酷冷的世纪飓风，在北土寒疆的飓风来临之时埋头做着焊接世纪的历史工程。他们借助“偷来的空气”，说着“口齿不清”的话语，讲述着“时代的喧嚣”，“粘合两个世纪的椎骨”……【萧轶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