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廓视野，昌文纪所思

　　著名出版家沈昌文于昨天（1月10日）清晨被家人发现在睡梦中辞世。被人们称作“沈公”的沈昌文，如此“走法”，让“亲眼见到了什么是好死和善终”的友人感怀不已：“一个人一生要修多少好事！要多潇洒！多通透！多幸运……才能有这么一个大大的福报啊！”

　　说起沈昌文，不能不说《读书》杂志。实际上，上述其友人所谓“修多少好事”中的最重要的一件好事，就是沈昌文在主编《读书》杂志期间，把《读书》办成了堪为一帜的出版物，将《读书》这本在改革开放初年一开风气之先的文化杂志，适时地塑造成了时领风气之先的思想载体，由此成为读书人的观念坐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激荡的人也都可见证，那个时期的《读书》，是中国学人和读书人廓清视野以成观念的风向标，其为正在遭遇随开放而至的观念、意识、价值、文化等内外冲击与新旧碰撞的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界提供了应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定力。

　　如果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以及观念的流变所据，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便是一个绕不开的渊源所在。正是那些印在颜色发暗的劣质纸张上的文字，通过一本本书，打开一扇扇窗，在震撼人们思想、启迪人们观念的同时，也在改观着作为读书产出的精神样貌。更重要的是，在八十年代，《读书》的力量，就显现在其以不同于“八股语言”的表达方式，为改革开放后日益繁茂的思想成果搭建了必要的语言架构和观念支撑。

　　正是在学界菁英际会的《读书》，其语言输出和表达方式上的变化，在思想意识层面为学术研究发展建构了话语基础，并标示了思维水准的价值刻度。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可以说，八十年代《读书》所展现的读书品味，还在影响着现今读书人与出版人的选书和选题范围；其行文的风格，还是当下读书类载体的主流表达方式之一；其表现出的思想格调，还堪为读书界学人孜孜求至的价值标度。

　　几年前，《光明日报》曾辟出整版书记了这位出版界的传奇人物。如该文所述，性格不温不火的沈昌文，可以在“下至十七上至七十”的读书人中呼朋引类；看似不疾不徐的沈昌文，却能每每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将《读书》推向新境界。闲谈故事中，可窥其对《读书》的定位与追求；市井逸闻里，也常常可究其编辑《读书》的匠心与机锋。或许正是这样的行事风格，才使得这份因聚焦学界热点而屡成文化焦点的刊物，在众议中存续发展。

　　在需要昌文以纪所思的时代，沈昌文及其《读书》可为标志。这是读书人之幸，但又何尝不是沈昌文之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