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玉兰树，花开四月天 ——回忆恩师段晴

　　窗外的玉兰树，花开四月天

　　——回忆恩师段晴

　　我第一次见段老师是在北大印度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资格面试的考场上。当时我对面坐着的一众考官中有一位女老师很是显眼，她身材高挑，一袭白色西装。短发利落，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既干练又优雅，我当时就想：“这位女老师好有气质啊。”

　　面试开始后，因为我面试前准备不足，对印度文化又欠缺了解，有几个问题回答得并不是很好，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恰好这时坐在中间面容严肃的一位老师问到了唐代译经僧人义净所写的书，这是我之前看过的，就答道：“《南海寄归内法传》。”老师微微点了点头。

　　在他旁边那位穿白西装的女老师继续问道：“那你知道给这部书做校注的是谁吗？”

　　我答道：“是北大的王邦维老师。”

　　她立时眼中露出赞许的光，对刚刚发问的老师笑道：“她真的知道啊！”

　　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位老师就是段晴和王邦维。就这样，我的紧张感被消解了。之后的问题回答也顺畅了很多。当问到我选择印度语言文学专业的原因时，我说起了季羡林先生，说起读他论文时的震撼和仰慕，希望能像他一样做这种踏踏实实的文献研究。那位女老师一边认真听，一边不住点头，嘴角不断上扬，眼睛也弯了起来。被她的笑容所鼓励，我越说越多，越讲越兴奋，几乎是超常发挥。虽然当时无法预期面试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很希望能成为那位气质很好的女老师的学生。

　　面试结束后不久，我在忐忑的心情中得到了通知，我被录取了。从小就有的北大梦终于实现了。但那时还不知道未来的导师是谁。直到报到的时候，负责招生的姜老师才告诉我，我被梵语方向的段老师点名要过去了。原来段老师就是面试时我印象深刻的女老师，一向坚持无神论的我甚至都有点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庇佑。

　　跟随段老师学基础梵语的日子既艰辛又快乐。艰辛是因为一下子接触到这么繁难的语言，天书般的字母和高数般的语法规则都让我发怵。老师的进度又很快，每天都要背大量的单词和名词、动词的变格变位表，还要像拆解公式一样翻译梵文句子。但是也很快乐，因为段老师非常细致地批改我的作业，对我的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给予鼓励，作业本上满是“很好”“非常好”“为你骄傲”这样的批语。

　　段老师讲课也很吸引人，复杂的语法规则总是能被她讲解得简要明晰，通俗易懂。她还常常用现实中的人和事举例，信手拈来，生动又有趣。比如说到“莲花眼”，我们梵文班有一个大一的女生范晶晶，她说晶晶的眼睛就是莲花眼。还有一次讲到树枝一样粗壮的胳膊，她就跟我们讲在印度见到的树枝是何等粗壮。刚开始跟随段老师学习的时候，我觉得老师的学问仰之弥高，充满敬畏之心。慢慢熟悉起来以后才发现老师是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大学里女老师本来就少，幽默的女老师更少。段老师是我这么多年学习、工作所见的大学女老师中最幽默风趣的一个。

　　学完《高级梵语》以后，我开始上段老师的《印度文学作品选读》课，段老师常说语言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学。相较于哲学和宗教原典，梵语的文学作品是最考校语言能力的。段老师当时选的是大诗人迦梨陀娑的长诗《罗怙世系》。她对这首诗的文笔倾倒不已，因此要求我们把前三章都背下来。当时仿佛回到了中小学时代，每次上课都会早起去背书。不过也正是因为背诵，我深刻感受到了梵语诗句那种重叠复沓、音韵铿锵的美感。梵语诗歌与其他文体不同，因为音韵的需要，词语并不是按顺序排列的。加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诸如隐喻、夸张、双关等等，以致在翻译时往往苦思冥想半天仍未得解。当时在课堂上，我和几个同学就常常因为一个词语的理解错误，导致整个句意的偏差，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段老师总是跟我们一起笑过之后为我们解惑，还时不时调侃我们。

　　记得当时上课的办公室外正对着一棵玉兰花树，正是一树一树花开的四月天。每每回想起来那都是我记忆天空里最明亮的一抹颜色。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春风会再来，玉兰花会再开，可是我的老师却回不来了。

　　也是在那一年，在段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我通过了硕博连读资格考试。段老师交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修订季羡林先生翻译的《梵语基础语法》。这本德国学者斯坦茨勒所著的语法书，一百多年来在德国大学中一直作为教材。据段老师说，自从季先生当年翻译之后，它也伴随几代中国梵语学者，成为学习梵语的经典教材。当年段老师给季先生做助手翻译这本书时，所有的梵文字母都是剪下来贴上去的。时代变迁，这次段老师让我用电脑输入天城体字母，同时参照德文原本对词汇表做了修订。

　　那段时间，段老师还指导中文系的姜南和邱冰两位师姐做佛教语言的研究，于是她就把我们几个集合在她的办公室，每个周末一起工作。段老师管饭，她特地在附近的食堂找了一个快餐窗口，有包子、炒饭和煎饼。煎饼特别好吃，是段老师和我的最爱，几乎每次必点。段老师喜欢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常常叫我们“小仙女”，说自己被仙女环绕，我们开玩笑说，那不成了“王母娘娘”？她说那可不好，那就做“大仙女”吧。

　　梵语字母的输入虽然并不是很困难，但却是一项繁复琐碎的工作。我平时性格比较随意，不够细心，不免在输入中出现了一些错误。段老师发现这些错误以后很是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她平常对我疼爱有加，关怀备至，从没有用这么重的语气和我说话，我一开始很伤心，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段老师说，这些教材是给学梵文的无数后来者用的，一丁点错误都容不得。我们做文献学的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细抠，要细致严谨。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让我羞愧不已。从那以后，我牢记老师的教导，对自己的论文、书稿从严要求，在细节处反复检查，以防有错。

　　在修订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申请到了中印政府互换奖学金项目，要去德里大学留学一年。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又是去完全不熟悉的印度，懵懵懂懂，都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全靠段老师和叶少勇师兄反复提点。作为女老师，段老师总是考虑得更细心一些。她说印度民风比较保守，女性最好不要穿太短的裙子或裤子。可是我夏天的衣服几乎都是短袖、短裙，长袖、长裤又太热。于是段老师就带我去她家附近的裁缝店做衣服，她特地为我挑了纱质和亚麻等材料，做成中袖纱衫和阔腿长裤，既凉快又安全。后来到印度一路走南闯北，平安顺遂，应该也有这些衣服的功劳。

　　临走之前，段老师还特别提醒我买竹席。因为在印度很难买到国内的竹席，只有草席。草席不解暑还会越睡越热，而且花纹还会掉色，一觉醒来身上就斑驳陆离了。可是竹席太大，没有办法放到行李箱里托运，我本来不想带了，可是段老师很坚持。她说：“你把行李箱托运，扛着席子上飞机。”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说：“这有什么，就当下乡去锻炼。”她还兴致勃勃地吟道：“昔有玄奘负笈西游，今有悠悠携席登机。”我就这样扛着席子上了飞机。多亏了这卷竹席，让我熬过了印度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天。

　　在印度期间，段老师也时时督促我的学业。她当时正在做“西藏梵文贝叶经”项目，选择了其中一部未曾被人释读的贝叶经《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她把贝叶经的缩微照片发给我，要求我在回国前至少释读出一半。我们平时学梵文用的都是标准的天城体字母，可是这部贝叶经却是尼泊尔钩体书写的，写的还是我几乎一无所知的密教的经典。一开始我连一行字都认不出来，巨大的挫败感油然而生。加之德里冬天很冷，我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只能整天缩在被子里，我的工作效率就更是低下。段老师知道我进展缓慢，就建议我去学藏文，因为这部贝叶经有藏译，通过对读藏译，可以更容易识别。刚好德里大学的佛教系有一位藏文老师，我就去旁听他的藏文课。果然学了藏文后，释读起来容易了许多。在段老师的监督和鼓励下，我终于在回国前达到了要求。

　　回国后不久，段老师就让我申请德国的DAAD项目，去德国完成我的贝叶经剩余部分的释读，并写完博士论文的初稿。段老师帮我联系到了著名的梵语写本研究专家，慕尼黑大学的哈特曼教授。她让我写封信给他，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写学术性质的信件，现在想起来真是错漏百出，贻笑大方。段老师看后恨铁不成钢地训了我一顿。训完又安慰我，说你平时看的英文书很少吧，多看看小说和学术书，多练习自然会提高的。

　　那时段老师申请到了六院的两间办公室，她很欢喜地把研究资料从外院的办公室搬了过来，几乎天天在办公室从早到晚工作。我也在段老师旁边继续做我的贝叶经。段老师年轻的时候就是体育健将，参加过铁人三项。她一直热爱运动，每天下午都带着我们几个学生跑步。除了跑步，她还很喜欢优雅的芭蕾。她一边带着我们做芭蕾动作，一边让我们想象德国漂亮的城堡，城堡前有一个大湖，湖上有美丽的白天鹅，动作要像天鹅一样优美。当时我们只觉得好笑，没想到后来我去德国住的宿舍就在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夏宫纽芬堡附近。城堡前也有大湖，有白天鹅，和段老师说的一模一样。

　　在慕尼黑的贝叶经释读和论文写作都进展得很顺利。在对勘梵文和藏译时我还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那就是这部原藏于夏鲁寺的《无二平等经》写本就是布顿大师的藏译底本。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段老师，她也很兴奋，嘱咐我尽快把它写成英文论文。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写学术论文，心里还是很没底的。我查阅了不少相关资料才动笔，写的时候也是边写边查英文论文，生怕表述不准确。写完以后，我先给研究所几位教授看过，又请所里的同事帮我润色了英文，这才寄给了段老师。老师看了以后觉得可以发表，就让我和日本创价大学的辛嶋静志教授联系，把论文发给他。辛嶋教授效率很高，很快就回复说可以发表，但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在反复打磨修改之后，这篇小文终于在创价大学佛学研究所当年的年报上刊出了。段老师特别激动，当时拿到期刊就说：“我要先看悠悠的。”她还说要拿给在住院养病的季羡林先生看，先生看到肯定会很高兴。我一直记得她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季先生很看重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我们这个学科就是要和国际学者对话的；只有这样，中国的印度学、佛教学才能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毕业后不久，我就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这也是缘于段老师的大力支持。当时段老师决定出版“西藏梵文贝叶经研究”系列丛书，把我和叶少勇师兄的博士论文作为第一辑。段老师反复强调：“这是你的书，是代表你学术形象的，要给国内外学者看，一定要严格把关，不能犯低级错误。”我也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还有诸多不足之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复修改，又请叶师兄帮忙校勘，终于顺利出版。之后不少国际同行也对我们的这套丛书给予了肯定。

　　近些年段老师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中亚语言文献和巴利藏的翻译，她奔走各地，著书、作文、参会、讲学，学术之光闪耀得更加灿烂。虽然我不在她身边，但时常看到她风尘仆仆的身影和阳光灿烂的笑容，也时常拜读她那些新见迭出、异彩纷呈的论著，为她的学术精神所鼓舞，以她为榜样。谁曾料，明灯骤灭，春光不再。先生一去，大树飘零。恩师不还，寒风萧瑟。

　　《战国策》里有句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段老师在学术上于我们，就如父母一般。她将我们从懵懂稚子培养成风华正茂的青年。她对我们的教导不止是知识的灌输，更多的是学术能力和学术素养的训练，这正是她为我们“计深远”之处。正是因为她对我在梵文、德文、藏文等方面的训练，我对于研究中遇到的新语言总是积极学习，在慕尼黑大学时学了俗语，在斯坦福大学时学了犍陀罗语。也是因为她在英文学术论文上的严格要求，我在毕业以后继续关注国际学界的研究，撰写英文论文，虽然发表的数量不多，但是我将其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她为我们树立的文献学研究的原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记得当年段老师带我们读梵文《法华经》，经中有句话，鸠摩罗什译作“宿植德本，众人爱敬”。老师离世的这几天，我看到那么多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悼念老师，心中感慨，这不正是对老师的形容吗？老师当时还跟我们说笑，说：“我在这里读经讲法，是不是功德很大啊？”我们都说：“是啊，是啊。我等欢喜踊跃。”我相信以老师的功德，一定已经往生西方佛国。愿优昙波罗吐馨香，身登极乐。迦陵频伽送妙音，魂入净土。